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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心情很激动。”就跟当年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向他的祖国人民说：“别问你的祖国给了你什么，问一问你给了你的祖国什么”，我全身血液里也流窜着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学。那种生物化学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温度，迅速达到沸点。这种“咕嘟嘟”沸腾的血液使人放弃个人准则的道义和是非，背负起他人的（他父亲他兄长他亲族他部落他种族他国家，总之，由无数他人组成的集体）道义和是非。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还要去裁决全人类的是非，干涉全人类的道义取向，在他进行这种他自认为崇高的裁决和干涉时，“我们可以背负起任何负担，跨越无论多遥远的距离”，他在这时赢得的拥戴是你们给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种坚信自己民族正义的民族意志的化身。我跟你们一样，听任浑身血液“咕嘟嘟”地开锅。坚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军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于正义和非正义，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让你们别跟自己的政府过意不去，别去理论自己社会的是非，先把你们运过太平洋，去跟一帮黄皮肤、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里拒绝去万里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逮捕了。拳王阿里平常玩命的时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现了非常质朴的是非观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对手；我凭什么去揍那些我压根儿不认得的人？我不能因为白宫和五角大楼那些陌生人想揍他们我就得揍他们；他们在热带雨林里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上跟他们玩命吗？白宫和五角大楼那种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着，我犯得着为他们去玩命吗？再说了，去揍一帮没名没姓热带雨林里的陌生人，又有什么接头？！拳王的基本原则“TOBEORNOTTOBE”非常单纯明了——揍，还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则为他做出最终决定：不揍。

“……多么有趣——越南人先后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尽管我们两国是敌对立场。”

“哈哈哈。”拳王阿里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转水转玩命的最终是白玩命，到头来发现揍错了人算谁的？他觉得你们这主义那主义有我什么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实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对手。糊里糊涂去接糊里糊涂的陌生人，对拳王来说，不大地道。

“当时你对中越边境冲突怎么看？”

“当时我就是想当英雄。”

“你不管正义是否在自己一边？”

“你呢？有没有怀疑过正义在握？”

“当时我不怀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们就去找刘先生的别扭。把一个充满小布尔乔亚情怀的刘先生监控起来，让他在你们的望远镜焦距中行走和活动，在你们的窃听器磁带上谈公事和谈文学诗歌戏剧以及谈恋爱（刘先生在美国迫害共产党分子最激烈的时刻爱上了他的女学生），在你们的档案柜里荣幸地跟福克纳、海明威、赛珍珠做邻居，在你们的拘留室里头一次体验男性对男性的性袭击。“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

“现在……”他的大脸蛋一僵，心想：怎么就轮到你来盘问我了呢？“你当时上战场有没有畏惧感觉？”

“有啊。”我挎着“五四”手枪，军装口袋揣着特别通行证，它能让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车时将它往列车长眼前一晃，说：给我弄个卧铺。那种“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扬威感觉还是挺棒的。

“有畏惧感就证明你潜意识里有反战情绪。”

“噢。”

“你认为你有反战情绪吗？”

“我倒不反战。我比较讨厌那一大群采访者。他们到了野战医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么采访者？”

“什么采访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脸蛋倏然向我面前凑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们真实身份是干什么的？”

“他们真实身份是观光客。他们上前线是去观光的。”

他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或者俏皮得不是时候。

“你不认为他们中间有些是情报人员？”

“不会。”

“为什么？”

“智商差了点儿。”

“哦？你们中国什么样的智商可以做情报人员？”

“不太清楚。”反正你这样老跑题肯定不行。

“你认为你的智商够不够呢？”

“够什么？”

“够情报人员标准。”

“大概不够。”

“你很谦虚。”

“哪里。”

“你一共在前线写了几篇所谓的报告文学？”

“写了十来篇。”

“全发表了吗？”

“没有。”

“全没被发表？”

“没被全部发表。”

“哪一类的没被发表？”

“比方有这么一篇：一个年轻士兵是个孤儿，十九岁，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养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队出息出息，见见世面，混成排长连长就回去娶他女儿。结果他上前线第三天就给地雷炸伤了。伤得没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儿了。”

“为什么？”

“他反正是没法让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说呢。”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他对不起把他养大的老丈人。后来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药。他在前线表现得非常英勇，是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

“你专门写这种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觉得我若说的是实话，那可没什么劲。

“我对这种故事比较有兴趣。”

“为什么？”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我这个美国动作做得够不够纯正。他端起纸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这个女人大概没什么审头，她没干过几桩上台面的事。这回轮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轮到他觉得日子难熬了。

“圣诞节真是很累人的一桩事。”他说。

“没错。”

“你们在中国过圣诞节吗？”他开始清理桌子，准备下班。

“现在时髦的年轻人都相互寄圣诞卡片什么的。也有人会弄棵圣诞树。”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在北京一块儿去的那个圣诞晚会，有圣诞树没有？”

这小子原来很阴险。

“我没有跟安德烈•戴维斯一块儿去过圣诞晚会。”

“那你和他一块儿去了哪里？”

“我在北京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个叫安德烈•戴维斯的美国外交官。”

“难道我记错了？你不是说过你们是在北京认识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圣诞晚会上？”

“我没有说过我和戴维斯在北京见过面。”

“那你说过你们俩在哪里见的面？”

这个表面憨厚的家伙绝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弱智。他把我脑子搅成了一锅糨糊。我一时竟想不起我曾经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不过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当时多半讲的是谎话。可我的谎话我现在要背诵不下来，事情可能对我不利。

“我们当然是在美国认识的。”

“在美国什么地方？”

“我到现在都对美国地理很无知。何况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是在马里兰州？”

“直到现在我都分不清马里兰州和密西根州有什么不同。”

“但我敢打赌你能分清马里兰州和北京。”

“没错。所以我一再告诉你，我跟戴维斯不是在北京认识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说你和戴维斯是在马里兰州一条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现在，美国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样。”

“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的公路，也一模一样？”

“啊。”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和戴维斯是在北京认识的。”

“不会吧。”

“你意思是我们不会了解这情况？”。

“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北京认识戴维斯。”

“也许你不认为那叫‘认识’。‘认识’得要点时间。是不是？”

“在中文里，认识就是认识。认识属于直觉。”

我开始在他脑子里搅糨糊。

我见他嘴巴一动，恐怕他又想在我们俩之间做思路向导。我忙大声说：“你懂‘悟’这个跟禅有关的字吗？”他嘴又一动，我忙着再次截断他：“等你懂了‘禅’中的‘悟’，就对我刚才讲的‘认识’没太大问题了。时间到了，我得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约了六点见面，他得给我的期终作业提修改方案。再见。如果我们在圣诞前不再见面，那么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圣诞快乐。圣诞到新年期间，我要离开芝加哥，所以也在这里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请留步。”

我走了很远还在想我那二十响连发的道别和道贺。大块头便衣瞪着眼看我动作和嘴皮子一样麻利：穿衣、戴围脖，背上几十磅重的书包，脊梁领路飞快地退出那间审讯室，退出了长形的办公室。

回到牧师家，我看见牧师太太的留言，说她写了封信给我，已经搁在我卧室里——她从我房门下面的缝里塞进去的。

我当然明白那是什么信。撵房客这类事很讨厌，常常要伤和气。常常有一堆账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来完成。扯皮就免不了两败俱伤。对于温厚的牧师太太，这样的事非常难为她。她知道不管我实质上多么厚颜，但表面上还是含蓄、柔弱的礼仪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话用电脑写出来，这样事情变得婉转不少。我想，既然是这样一封信在我房里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

我从被我烤得焦黄的吊柜里取出一包方便面，又去开冰箱取鸡蛋。我已经很久没买蔬菜了，见到冰箱里有半袋碧绿的菠菜叶，不由得食欲中烧。我基本上已被房东捧出门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再沾最后一点光——我从塑料包里掏出一把菠菜叶。十分钟后，我的锅里有了色、香、味。我在留言板上来了一句“用了冰箱里的菠菜。谢谢。”我当然不会学习老八路留几毛钱。但老八路“明人不做暗事”的作风还是值得借鉴。

我把面条端到桌上去，又为自己铺好餐纸。我发现一个人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原来心里会如此踏实。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一只小锅搁在桌上，下巴几乎架在桌沿上，两脚在桌对过的椅子上歇着，耳朵听着收音机里惠特妮•休斯顿的歌唱，嘴里“呼啦呼啦”、热气腾腾、连汤带水吃着方便面。一个人不必再讨人欢喜，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我感觉到我此刻在做的，是礼貌苦旅中的歇息；我其实在别人的国家夹着尾巴做人早就做得累坏了，此刻我从仪态上到操行上，都给自己来了一次休假。

牧师太太从厨房门口走过。她大概以为牧师回来了，把音乐开得这么响。但她一见占领了厨房的是我，眼睛出现一个大问号。我对她一扬手，说：Hi！

她似乎这才确定她看见的确实不是别人，是我。她想，这个貌似胆怯、多礼的东方小女子果真面目繁多，不知她哪副面目是真的。她搭讪地问了问气候，身体已在撤离。我看见诧异在她眼里飞快发酵。她一再地想：假如这东方女人此刻是真面目的话，这三个月的装蒜可够她受的。

这时我的手机在书包里响起来。我跟牧师太太做了个抱歉的手势，便去书包里翻找电话。为了图价钱便宜，这个移动电话的分量等于一只小哑铃，体积也相当可观。所以它总是沉在书包底部。等我的手穿越了所有书本。摸到它，对方已改了主意把电话挂了。但我假装电话接通，这样牧师太太可以把我一个人剩在厨房继续舒服。

牧师太太却走进来，为自己做了一杯热巧克力，在我对面坐下来，同时把两只脚架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她笑眯眯地听我对着手机讲中文——反正她听不憧，听听也无妨。她把我刚才正做的填字游戏拖到她面前，顺着我做的做下去。报纸上的填字游戏是供时间上太富裕的人玩的，我今天在时间上一改平素的吝惜，令她再次给了我一个惊讶的眼色。我对着毫无反应的手提电话不知在胡扯什么，心里琢磨她不走我是不是该走；若走该如何走；走的话她会不会觉得我提防她；若她认为我提防她提防得多余，她反正什么也听不懂，她对我巨大的失望和识破之上，是否又会增添一层失望和识破？……

我正跟自己聊得热闹，突然听见“嘀零零……”一声。我见牧师太太摹然抬起脸，瞪着我手里的移动电话。我还没反应过来这“嘀零零”来自哪里，又是一声“嘀零零”。响动就发自我的手机。

我跟房东太太交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她是真莫名其妙。她不懂人间绝大部分花招，更别说我这儿的东方花招。她家祖祖辈辈都是缺乏花招的人。她嫁的也是个在花招上贫乏的男人。因此她什么都去猜就是不去想这是我耍的花招。

她说：这种新科技就这么讨厌，永远也别想弄清它到底有多少花招。

我说：可不。

我赶紧掀下回答键，对话筒说：哈罗？

电话里是个英语纯正的女人。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爸爸昨天夜里中风了。女人说。

我说：哈罗？！什么？！？！

牧师太太看着我，我也以同样莫名其妙的目光看着她。这回我是真莫名其妙。

电话上的女人说：我父亲昨天夜里中风了，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

我说：哈罗？什么？！

我又耸肩又把两个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牧师太太也是又耸肩又把眼珠子翻上去望着上苍。

电话里的女人说：对不起，你听不清吗？是这样，昨天夜里我父亲中了风，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说：哈罗？！？！？！……

牧师太太说：她说她父亲中风了，现在还在急救室。

我看看她年轻光润的脸：这下惨了，她居然听得见——她一琢磨就知道我刚才玩的花招了。她却一副心如火焚的样子，恨不得立刻变成我的助听器。

电话里的女人这时哭了起来。她说：父亲买了机票，准备去芝加哥看你……

我这才悟过来，电话里的女人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她是刘先生的女儿。

我说：上帝，我们前天通电话他还好好的！现在他怎么样？！

刘先生的女儿说：不知道。他还没醒过来。……呜呜呜，我今早乘飞机，刚刚到……

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

没有。……呜呜呜。

那是谁把他送进急救室的？！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13）

更新时间2009-4-22 11:27:24 字数：5072

　牧师太太意识到我在讲英文，便赶紧站起，手急忙去抓那杯热巧克力。她认为既然她能听懂我们的对话，她就不该听了。她脚步飞快地离开了厨房。

警察。呜呜呜。

警察？！

我爸爸还算走运，他昨晚出去看戏，回家十一点多了。进了家门他没来得及拨密码解除防盗报警器。所以他倒下五分钟警车就来了。呜呜呜。

你别哭。说不定刘先生会很快恢复。

你能来一趟吗？……我的期终作业还没完成。

等你完成了，来也没用了。我爸很欣赏你，说你比我懂事体贴，又勤奋又用功。你为什么不能把期终作业拿到这里来写呢？

我心想，我最大苦衷还不是期终作业，而是旅费。我上哪儿去筹这笔机票钱呢？我对刘先生的女儿说：我想好再回答你，好吗？

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芝加哥看戏，我知道那不是实话，他主要是想去看你。他觉得你孤身一人在美国，暂时得有个爸爸，……呜呜呜。

哦，看上帝份儿上，别哭了。我一定想办法。

你一定要来，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得中风的老人打交道，我这方面一点经验也没有！

我想，我也没有跟中风老人打交道的经验。挂了电话，我心事重重走进卧室，见到地上的信封，上面是牧师太太的手迹。我抬起信封，打开它，里面却是一封给“亲爱的教友”的信。我再往信封里看，才发现一张小纸签，房东太太在上面写了一行字：等你读完这封信，就什么都明白了。我赶忙把那封两页纸的信读完。大体上它把我是怎样一个穷光蛋介绍了一番，然后号召全体教友为我捐款。牧师太太告诉教友们，我每天如何勤奋地读书、写作，如何是个对美国文学艺术将会有贡献的人。信中也提到了FBI，我这才知道牧师太太对FBI的印象不佳，她对她的教友们说：让我们以诚挚友情把这个不幸的中国孩子带出FBI的阴影，领到我主的关爱中吧！

我拿着这封信，心里直纳闷，牧师太太怎么没提到我付的房租及水电费。

我急忙走到起居室，却发现巨大的蜡台下仍压着那一笔笔钱。牧师夫妇竟没发现我争取做良好房客的实际行动。但我立刻感到侥幸；我去看刘先生的机票有着落了。我把钞票从蜡台下抽出，赶紧回到卧室去给里昂打电话。他对买各种廉价机票、音乐票、球票在行。他不在家，我便直接把电话打到“无出路咖啡馆”，他果然在那里。“无出路咖啡馆”里有块黑板，各种投机倒把的人把自己的名片贴在黑板上。里昂十分钟就为我找到了一个机票贩子，一张去洛杉矾的“红眼睛”机票只需两百零八元。

一小时后，我和机票贩子在牧师家附近的“7－11”杂货店接头。机票贩子说他只收现款或大麻。我递给他一摞二十元的钞票，他认真点着钞票，我认真检查机票上的所有细则是真是伪。

他说如果机票出差错我可以扣下里昂当人质。我笑着回答，如果他发现伪钞，也尽管拿里昂做人质。他跟我一块儿走出店门后，我发现他手里出现了一块火腿三明治。我问他除了机票他还卖什么。他咬了一口三明治，骂骂咧咧地说这种杂货店冰箱里的三明治都是木乃伊。他把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的三明治扔进街边垃圾桶，同时反问我：你想买什么？我说：我想买什么你都能买到？他说差不多。上次有人通过他买到一颗女人的卵子。我装着没事，心想没准就是这小子差点做了里昂肾脏的掮客。我向他打听一个卵子标价是多少。他说没有统一标价，价格要看卵子的主人多大岁数，什么人种，学历，健康状况都会影响价位，他说：打个比方，你的卵子应该价钱不错，因为你看上去像个博士生。我说：硕士生。他说：博士和硕士差价仅是一两百元。他又说：黑头发比红头发价钱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一般红头发女人性情不好。我问他黑头发的价码是否低于金头发。他说：这就得看谁买了。有人认为金发的人多半智商不高。但大部分人愿意他们的女儿有一头金发。我说原来此中学问颇大。他说当然，有关遗传工程的书籍他都写了好几本了，只是得自己花钱出版。

我留了他的呼机号码，假装走进一幢四单元的公寓楼。直到他瘦高而弯曲的身影消失在街口拐弯处，我才穿过马路回牧师的家。我不愿暴露我的真实住址给一个人类器官掮客。

刘先生温文尔雅地在氧气管、输液管、排尿管的网络里持续昏迷。我看着床头床尾都是鲜花，心想这位女儿就用鲜花来伺候她父亲。她把我从机场接到医院后，马上到走廊上打投币电话去了。她说她有一大堆事情要忙：要取消两个晚宴，要推延她去加勒比海的避寒旅行，要把她为男朋友订的生日蛋糕上的贺词改写，还要打电话给兽医，推迟她那匹马的体检。除去这些，她每小时给她孩子的保姆打一次电话，看看保姆是否让孩子按时进餐、马桶训练、看图识字、出门散步。或者检查保姆是否在电话上跟朋友或姘头瞎聊天。这个离了婚的年轻母亲比我见过的任何女人都要忙。

我坐了一夜飞机，站在刘先生旁边不断打着短促的盹儿。刘先生倒没有明显病容，只是没有那股洁身自好的力量控制，他的嘴唇和下巴显得过分松弛，过分软和，便使他乍一看像个老奶奶。

我母亲穿着白色细绒衣，背带工装裤的照片一直夹在刘先生的相片簿里。我想象她就是这身打扮站在门口，望着突然造访的李师长，呆了。她说：请进吧。不过地方好小，首长不要笑话。她还有三个小时就要随刘先生去美国了，房间里不值钱的都做了小小人情送给了房东，比如被褥、窗帘、帐子、凉席，一些家乡特产的蚊烟，一套不粗不细的瓷器，两个铁锅一个沙锅。稍值一点钱的那架老式无线电和一些书，一套大小俄国木娃娃（刘先生赠她的礼物）就暂时存放在房东太太那里，等着魏小姐来取。

李师长说：我刚刚开完会，顺路过来看看你。

李师长一看见两只帆布箱搁在亭子间门口便说：要出门啊？

不是。想换一处房，这里太小。

什么时候搬家，我叫司机开车过来，再派两个战士给你，归你指挥。

我母亲心里一定早在搬家了。她知道刘先生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这条弄堂可停不下两部汽车。她请李师长坐。李师长说开会坐累了，站着伸伸筋骨。她说她马上去房东那里讨杯开水，给他泡茶。

李师长却拉住她。把她径直拉进自己怀里。

他说：要搬家索性跟我一块儿搬吧。

她看着他不善表情的面孔。她想人们说的威风凛凛可就是指这张面孔？她伸出手指，摸着他线条极硬的下巴。她看见自己的手指那么胆怯又那么好奇，是个孩子的手。一个招惹暂时温和的大兽的孩子。她看见自己的手跟他的脸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点使她肉体深处再次发生那种奇特的抽搐。

她说：我去给你弄茶。

他说：别去了，我不渴。

她说：哪能茶都不给你喝？我一会儿就来。

他说：我真不渴。他的心给她抚摸得作痒。

她说：你可真是当兵的啊，上海有谁喝茶是为解渴呀？她嗔怪地把眼睛一斜。

李师长肯定给我美丽年少的母亲那一娇一嗔弄得全身无力。他觉得老人说“六月的天，小孩子的脸”，这话有问题；应该是“少女的脸”。这脸才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云雾、绮霞、彩虹，时时都让他意外。他想，他妻子的面孔怎么始终就一个灰淡的气象呢？

我怀疑我母亲不是真的去泡茶，她不过借泡茶去做一瞬局外人来看看这个三角关系该怎么处理。她在房东的厨房拎起竹壳暖瓶，扯下塞子，把水倒进宜兴紫砂壶。灶上在蒸银耳，我母亲听着自己的念头在温火上咕噜咕噜作响，又化成稠厚的白雾，漫卷在四壁油烟的灶房间里。我佩服我十九岁的母亲，在那样的关头还没慌得把开水倒到自己手上。她仍听任自己的念头不紧不慢地咕嘟着：他俩你更爱谁？突然她又一想，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去想“爱”这种无用的字眼？她判断李师长今天一定不是顺路，而是专程来的。那就是说，他心里已打定了某种主意。他刚才要她同他一道搬家，意思是他和她要有个共同的家了。

她这样就把自己的处境弄得很清楚。她便跑到三楼，向房东太太借用了电话。她给魏小姐打了个电话，请她转告刘先生不必来接她了，她在外面还有几桩小事要办，办完事她便自己直接去机场。魏小姐觉得奇怪，问：你不可以自己跟他打电话吗？我母亲说：他的电话线忙啊，我打不进去！我又马上急着要出门。

此刻不听到刘先生的声音，她便继续对李师长偏心。她总是对李师长偏心，对此她是没办法的。

她把茶端给李师长的时候，抿嘴一笑。

李师长意思意思地呷了一口茶，又来搂她。我母亲觉得这个军人搂得她非常舒服，远比刘先生搂得对劲。她说，等一下，差一点儿忘了。她拿出一叠白手帕，一共七块，每块角落上都绣了个“L”，五个“L”是黑色的，另外两个一绿一红。我母亲身上还保存了一些乡下女孩的示爱方式，比如绣个帕子、袜垫什么的。她偶然路过一家正在倒闭的铺子，看见这些便宜得等于白捡的细纱手帕，便买回来绣上了刘先生姓氏的头一个字母。

李师长说：这是什么？

我母亲说：你的姓啊，英文你的姓不是它打头的？

李师长说：要这么多，一辈子也够用了。

我母亲说：这五块有黑字的，是从礼拜一用到礼拜五，绿的是礼拜六红的是礼拜日，以后你忙昏头也晓得日子。

我母亲和我父亲讲话的调子，就是从那天晚上定下来的。后来当然有些变本加厉，娇嗔少了，教训越来越多，渐渐也不是小孩子教成年人的教法，而就是结结实实的训导。我父亲直到某一天，发现教训自己的不再是那个娇嗔可爱的少女，而是个两鬓斑白的黄脸婆，才想到自己那缺乏表情，面目呆板的农村妻子实际上有多温柔。

李师长就在这天正式开始做我父亲的。当然他在这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首先做了我大哥的父亲。我想他一定是这时让我母亲怀上我大哥的。我不能断定我妈这天还是不是处女。在我见到刘先生后，我分析我母亲第一次跟我父亲做爱时很可能是黄花闺女身。我父亲在我长大后不止一次跟我谈起他和母亲的关系；他痛苦地想弄懂，那个温顺的小美人儿怎么就给一个黄脸婆偷偷掉了包。他说：你知道我当时为了她掉脑袋都愿意啊。

李师长抱着掉脑袋的甘愿将我母亲搁在卷掉了褥垫的床上。棕绷上铺了那件军用雨衣。他和她眼睛看着眼睛，似乎都在问对方：这样做你以后会怎么看我？会小看我吗？……李师长解下身上的武器，把一只漂亮的手枪搁在我母亲头旁边。那意思是，你要有半点被强迫的感觉，你就开枪；我是不够意思，我有糟糠之妻。那枪被搁在离他手几寸的地方，似乎还有另一个解释：这时候闯进个人来，让他们生死攸关的好事猝然中断，他抓起枪便毙了他。我父亲差点毙掉那个人，就是现在躺在各种橡皮管子交织的网中的刘先生。

刘先生并没有接到魏小姐的电话，因而他按预先跟我母亲约定的时间来接她。他自己的车已经三文不值二文地卖掉了。因而他雇了一辆白色雪芙莱，自己也是一身白色西装，扎个黑领结。他把这次旅行当蜜月来安排——先和菁妹蜜月，然后再举行婚礼。他坐在雪芙莱宽阔舒适的后座上，手上戴着雪似的手套。他的这双手将要将一位玉人搀下楼，扶入车内。他以白日梦的眼神望着车窗外的豫园路，梧桐落叶铺得马路柔软起来。萧萧秋叶已提前做了刘先生怀乡梦里的景物，街上的人们都在一种亢奋的心情中，他们对一个新政权又畏惧又新鲜。刘先生的出国让他自己感到多少有些孤立。

白色雪芙莱拐进了弄堂。刘先生听见司机自己在跟自己嘟哝：怎么可以这样停车？这样停人家路也不要走了。刘先生这才发现那辆解放军吉普再次攻占了这条细小的弄堂。他感到喉咙口发紧，连司机问他“是不是这条弄堂”他都答不上来。

我看着刘先生病床边的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不紧不慢地拱起、落下，徐徐向前推动。那一声声“嘀、嘀”的搏动，也是不紧不慢，却让我感到那颗心脏的孤单。这份孤单从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当然是在一阵癫狂的胡蹦乱跳之后。四十多年前，同样的这颗心脏紧紧堵住刘先生的喉口，他立刻感到空气也不够用了。并且，一股锋利的甜腥气从封塞的喉管冒上来，充满他的口腔。他觉得那是血的味道，是心碎而致的内向大出血。

他不知自己怎样下了车。他见自己正向司机交代一句什么。但是一句什么话，他自己都没听见。他只是看见司机的鸭舌帽上下动了动，表示领受了他的交代。他这时看见自己戴白手套的手拿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菁妹决心跟他远走高飞时便自然地又交回了他这里。这把钥匙是一个重大象征。他看见自己的手狠狠一拧。钥匙便松动了里面的锁。他突然觉得手上的白色手套真是可怖地白，白得他不再认为那是他自己的手。白色的手抽出钥匙，自己熟门熟路地将它揣回西装口袋。钥匙却错过了他的衣袋，落在了地上。那是一把女人的钥匙。上面一个彩色玻璃的粽子，粽子下边，拖了一根丝穗。

拉斯维加斯的谜语（14）

更新时间2009-4-22 11:27:54 字数：4964

　我想不出刘先生当时的脸色。他雪白的手套抓住乌黑的楼梯扶手，马上破坏了那上面均细的一层丝绒般的灰垢。刘先生平时上这楼梯非常小心，不让自己的手去碰那扶手。但他这会儿要靠它把自己搬上一级级台阶。当他走到两段楼梯之间的空地时，一个粗大嗓门在他身后响起：你是干什么的？！

他回头，见发出这样不斯文声音的人站在楼梯底部，门外亮着的天色与他穿军装系绑腿端冲锋枪的身影构成了一张底片。

刘先生不知自己回答了一句什么。

但那端枪的身影使他意识到他或许讲了句冒犯的话。他还意识到这军人是个卫兵，他的冲锋枪朝一个侵入他警卫范围的人发射是正当和理所当然的。

卫兵十分敌意地说：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殷恬菁的朋友。

你下来。

我是来……

下来！

他发现自己收回了那只踏在木头楼梯上的脚。

我叫你下来！

他发现自己已经乖乖地迈开下降的步子。

卫兵说：这是你随便能去的地方？！你要再敢往上走一步，我叫你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他想，这城市原先所有的三教九流都被打乱了，因为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最新的优越阶层。这个年轻的士兵一身土布军装，语言里充满大葱气味，（这气味被三教九流的上海人统认为是臭）他敢对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骄成这样。

刘先生感到尊卑、贵贱、优劣、文野，全被打散；似乎两个牌局之间，一切都在被洗牌。

他对卫兵说：那么，劳您驾去请殷小姐出来。

没有允许，任何人不能打扰首长。

殷小姐要搭晚上八点的飞机……

这我不知道。

我是来接她的。

卫兵看他一眼。是正面人物看反派那个看法。

刘先生想，他在这支军队眼里，大概就是反派。

我看着心脏监测仪屏幕上的曲线，读着四十多年前碎了的那颗小布尔乔亚心脏的记录。我想刘先生当时一定以他风雅的高姿态平衡内心的狼狈和屈辱，走到了门外弄堂，故做轻松地告诉雪芙莱的司机再等一刻钟。他做出不与卫兵一般见识的模样，掏出烟盒，点了根烟。卫兵的双眼和他的枪口一齐黑洞洞地瞄着他。一刻钟过去，他看了一眼亭子间的小窗，窗帘淡蓝色，洒着细碎的白花。窗帘和窗帘后的女人相配至极。

刘先生在第二个一刻钟后哑着嗓音对司机说，走吧。他意识到两只白手套有了漆黑的掌心。他把它们摘下来，扔在车内的地上。他想，心碎并不是那样疼痛，而是一种迟钝和麻木。

他的迟钝和麻木直到他碰到一个女学生才开始消退。他在到达美国的第二年开始私授一些中国的诗、词和曲。我想他属于那种人，在中国热爱西方的一切，在西方又热爱中国的一切。他一想到我母亲的一笔字就更觉得中国可爱，爱得他有时会潸然泪下。他私授中国艺术课，是为了解闷，而他不多的几个成年学生，也为了解闷。女学生跟他从认识到结婚一共两个月。他所有的恋爱给了我母亲，剩余的，就给了这女学生。

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有那么几天异常，宁静祥和，双手捧着一杯从热到冷的茶，坐在藤沙发上。那是在她每年收到一张圣诞卡片之后。魏小姐曾经替刘先生和我母亲做通信的中转站。而魏小姐又需要求助她在香港的亲戚。如此漫长曲折的邮路，他们只堪一年走上一趟。而每走上这趟邮路的我母亲，就又变成了温婉的殷恬菁。我由此断定，只有经历过惨重失去的女人，才是美丽的。

我见刘先生张开嘴，像是要呼喊却突然忘记自己是在梦境里。是那种剥夺人声音的梦境。他哑在口中的呼喊是四十多年前他望着淡蓝窗帘时憋回去的。他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窗帘后发生的：李师长正在攻占我年轻的母亲，他一只手伸向手枪，打开了枪保险。他和我母亲在听见刘先生和卫兵对话时同时勒住了激情，他们刚被熔铸的形状“咝”的一下冷却在那里。我母亲不懂那“咔嗒”一声是枪的保险栓被打开了，它腹内的子弹任何一瞬间都会失禁。她发现自己的手攥在李师长的小臂上。在那以后的不少天，李师长的小臂上都留着五道女性的抓痕。

我母亲在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失去后，说我父亲用手枪霸占了她。那是她不讲道理的时刻。我认为我母亲真正不计代价爱的惟一男人，就是我父亲。那是她惟一一次把自己交给荷尔蒙，如同所有雌性生物在把自己的肉体做牺牲奉献出去时，心灵完全出窍了。而不是在一旁侧目而视，算计成本和盈利。而我母亲自己一点也不明白这点，她竟在四十多年和刘先生的秘密通信中，暗示她的背叛是不得已，她是那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全面征服的一个细小局部，是师长大人的战利品。她不明白女人多么渴望做战利品。她的暗示使刘先生更是伤痛不已，悔恨莫及。他在四十余年的通信中，婉转地请求我母亲的宽恕，怨他在两个枪口一明一暗对着他时，他撇下她逃生去了。他和她用了四十多年来歪曲一件事实，来使他们双方都坚信，他们是被血淋淋拆散的当代梁山伯、祝英台。

因而，当我走出洛杉矶海关时，刘先生含在眼里的老泪是四十余年积下来的。他做梦一样看着我母亲如何将自己寄生在我身上。刘先生从中美建交后每年回国一次，却从来不和我母亲见面。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制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种消闲。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翩翩跹跹化了蝶。

我看着欲喊不能的刘先生，心里想：你真傻，看见卫兵的枪便真信我母亲的谎言了，她在枪杆子下将自己的童贞缴了械。假如你见到我父亲，你一定会大梦初觉：啊，这是多么男人的一个男人；他这样爱菁妹，菁妹和他是如此的天造地设。

这时候刘先生的女儿走进来。神色是那种最忙碌的人才有的。那种坚信自己所忙的桩桩都是天下大事的人。我始终记不住她的名字，因此只有等她眼睛看着我时，我才能跟她说话。可一般认为自己正在忙天下大事的人很少把目光定在任何人身上。她却在讲着她孩子的保姆多要她的命，一天到晚在电话上跟她情人讲不堪入耳的话。她说：这些中国女人在性上居然也很开化呢！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是是。我能说什么？

她说：我问她，唉，你是不是又在打电话？她说：没有哇！你知道我有电话插拨，所以我没办法马上抓到把柄。除非我现在突然赶回去，偷袭她。现在内地女人很鬼，买张很便宜的电话卡，先打电话给男方，然后那男人再把电话打回来，这样他们放心大胆一聊可以聊两三个小时！

我说：刘先生刚才张了一下嘴，要咳嗽的样子。

她说：那个男人是跟着内地一个什么贸易代表团来的。说是要在美国受训六个月。要不是我有一次突袭地回到家，从后院悄悄进了门，还不知她一天到晚拿电话胡扯八道呢。后来我就在电话上装了个小录音机。晚上一听，我的上帝，全是她轧姘头的事！她英文很臭，轧姘头的词汇倒蛮全的！

我说：是不是叫医生来看看？别是哪根管子插得不对劲。

她说：你说我怎么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种人？

我见她心思完全不在此地。自己又摇头又踱步又叹气。她个头比我高三四厘米，宽度也超过我不少。刘先生说我和她长得颇像，连尺码都一样，看来是他的主观愿望。她有个三个音节的英文名字，不是简妮弗，就是加西卡。她穿一条米色休闲裤，上面一件黑色薄羊毛衫，开襟的，一颗纽扣也不扣，露出里面同样颜色和质地的吊带背心。她没戴任何珠宝，却挂着所谓的抽象首饰。名设计家的这类首饰，往往比真珠宝还贵。她整个人看上去昂贵而朴素，有种知识分子气质，装束却不是知识分子阶层能消受得起的。如果我有选择，我会一丝不苟地拷贝她的这身装束。我也会像她一样随便、洒脱、自信，让所有看着她的人都感到舒服。

只差那么一点点，她和我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这个朴素而昂贵装束下的女人，就成了我。我也会像她这样对护士高雅而和蔼地轻声说话，满不在乎地请护士找最贵的守候人，似乎“开销”这样低级趣味的顾虑从来就没有污染到她。她对护士说：一定要请最有经验的，不要移民，那种英语都说不正确的人再认真都会误事。我必须把我父亲托给能完全信赖的人。

我也会像这样一边交代着事项，一边看一眼“卡迪亚”手表，然后打开“芬迪”桶形包，从里面拿出“香奈尔”化妆盒，以及一管“香奈尔”口红。我也会有几十种颜色的口红，供我在看望病人、吃午饭、吃晚餐、参加鸡尾酒会、出席黑领结晚会，看芭蕾听歌剧或交响乐或室内乐，进入摇滚吧、爵士吧，去海滨浴场，去逛商店，去参加葬礼、婚礼，去孩子们的生日晚会，总之每个口红颜色都绝对符合场合，都和背景协调相宜。

她跟护士说：我当然情愿自己留下来陪我父亲。不过我明天晚上的宴会无法取消，因为是州长竞选的募捐宴会，我又是这位州长候选人的私人至交。

假如四十多年前，刘先生先一步占领我母亲，那么现在这个有双目空一切的眼睛的女人便是我。一个州长的密友该有这样一双眼睛，浓妆之后将对人对事更加视而不见。任何人都别想让她从那份自我专注中分心，她那绝无针对性，绝不个人化的微笑擦着情感的边沿错过去。那是一份抽象的热络，制造着抽象的情境。这情境中的她是大泼墨、大写意的，因而高雅美丽，可望不可即。我会以她那只戴抽象手镯的手捏着细极长极的香槟酒杯，跟晚会上所有女人一样目空一切，矜持地或动或静，让又细又尖的高跟鞋举着身体，犹如高脚杯托起一盏盏香槟酒。我也会像这类场合最得体的美丽女子一样，把跟人的交往维持到最浅，把谈话内容维持到最淡，绝不拿任何一个真实的笑脸当真。我这样款款走过一个米莉那样的老贵妇：你好吗？她回答：还好，只是我的母亲上半年去世了。我回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