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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的阳光》作者：衣向东
1
无风的夜晚，雪下的格外欢畅，在寂静的黑暗里，细软地覆盖了东边那座圆锥形的山丘和山丘下面的那个山村，覆盖了山村夜晚一些本该有的声音。那些看家狗们也一声不叫了，离开了蹲守的门户，夹着饥饿的肚皮，在雪地上盲目地跑跑停停，偶尔会竖起耳朵，对着孤独地立在黑暗中的树木，很不理解地呆呆出神。
这座圆锥形的山丘叫釜甑山，山下面的村子就叫釜甑村。在村子北边最后一排村舍中，有三间低矮的瓦房被厚重的积雪压迫着，雪花扑打着干裂的窗户纸，发出沙沙的声响。
三间低矮的瓦房内，也有一团人体散发出的温暖，在一团温暖里，也响着一个男人的鼾声，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大多数的夜晚，父亲的鼾声响在别处，三间小屋子因为少了这样有力度的鼾声，而降低了不少的温度。
父亲在外面一所学校里教书，后来还当上了校长。那时候在我眼里，当校长的父亲远不如邻居重阳和立秋的农民父亲神气，重阳的父亲经常带着重阳去山里追赶野兔，去屋檐下掏鸟窝，立秋的父亲给立秋制作了滑冰车和多棱镜，而我的父亲很少呆在我们身边，他星期六的晚上回家，星期天的晚上离去，把许多农活都留给我们。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总觉得家里突然显得拥挤起来，似乎一下增添了很多东西，仔细看看，也就多了父亲这么个人。
但是多了父亲这么个人，三间低矮的瓦房就觉得满当当的了。
最初父亲还不会喝酒的时候，我和姐姐都喜欢父亲回来的这个晚上，这倒不是因为屋子显得满当了许多，而是我们饭桌上的东西一定会丰富起来。
只是，父亲每次回来的那个晚上，母亲就突然变得凶巴巴的，黑夜还没有完全聚拢起来，她就像把鸡鸭赶进窝里似地，把我和姐姐赶进被窝，逼着我们快点闭上眼睛。母亲那种火烧火燎的样子，反而让我觉得好奇，我总是从被窝探出头，偷偷看着父亲那张陌生的面孔。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瘦长的脸上一直挂着淡淡忧郁，衣服穿的朴素整洁，一边倒的头发梳理得很有秩序。他常常坐在土炕边上，看着母亲收拾屋子，或者做一些针线活，那样子像家里来访的客人。
他就是我的父亲？他怎么不像别人的父亲呢？我经常看着他想。
这个雪夜，父亲回家了，像往常一样，母亲很早就吹灭了油灯，让黑暗占据了狭窄的屋子。我听到我们粗粗细细的喘息声，在黑暗里一起一伏的。粗粗细细的喘息声中，屋子里的空气渐渐浓稠起来，渐渐地升着温，而我也渐渐地滑到了黑暗的深处。
到了后半夜，我被母亲的一声惊叫吓醒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睁着惺忪的眼睛看着坐起来的母亲。窗外的飞雪已经停止了，把一片银白的光映照进屋子里。在银白的光里，父亲仰起裸着的身子，警觉地四下看着，说，什么什么？在哪里呀？
母亲紧紧裹着棉被，伸出一只手指着黑暗处的一点，说你看你看，顺儿就蹲在那里！母亲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味道，仿佛嗓子里被堵塞了什么东西，她在堵塞中费力地挤出了一丝沙哑的声音。
父亲点亮了油灯，油灯在深夜显得比往常亮了几倍，母亲伸手指点的地方，什么也没有。父亲对母亲说，你又做梦了？父亲说完叹息一声，吹灭了油灯。
但是母亲又在黑暗里尖叫起来，说你看你看，顺儿就蹲在那里你怎么看不见！
这次父亲有些慌张了，他仓促地去点油灯时，不小心把油灯碰翻了。油灯亮起来，母亲脸色苍白地缩在墙角里，浑身打颤。父亲怔怔地看着母亲指点的地方，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你是幻觉吧？顺儿怎么能……父亲发现我和姐姐都惊恐地从被窝探出头来，就平静了一下情绪，说你们不睡觉干啥？睡吧没事，你妈做了个噩梦。
我急忙把头缩进被窝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屋子里桔黄色的灯光，把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投在我头顶对面的墙壁上，油灯的火焰冷不丁地闪爆一下，把混在灯油里的杂质炸裂开，墙上的两个影子也便跟着抖动一下。这时候，桔黄色的灯光里透出一种神秘感，灯光的色泽浓稠了许多，时间也像一块软化了的橡皮糖，越拉越长了。我屏息呼吸，耳朵听着屋子里细小的动静，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寂静中，我分辨着父亲、母亲和姐姐的喘息声，我细听着自己的耳朵里发出的金属敲击声，就像手表里齿轮转动时发出的铮音，虽细小却强劲而富有穿透力。
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了很久，我才又松弛了呼吸，慢慢地喘息了。
父亲和母亲在灯光里对坐了很久，他一直瞅着母亲指点的地方，瞅着瞅着，也便发现有个黑影蹲在那里，仔细看时，那黑影便悠地不见了，他就感到身上有些冷，起身去木柜里拿出一瓶烧酒喝起来。那时候父亲还不会喝酒，我在被窝里听到了他被烧酒呛得咳嗽起来，随即一股浓烈的酒精气味在屋子里漫溢开。
从此，这种味道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2
叫顺儿的人是我的哥哥，是父亲和母亲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一周岁的时候就死掉了。哥哥死掉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正闹着离婚，按照母亲的说法，我的哥哥是被父亲害死的。一次，母亲跟父亲在屋子里吵架，父亲怒气冲冲地跟母亲争辩着，后来母亲突然放声大哭，嘴里喊叫着我的哥哥顺儿的名字，父亲仿佛遭了霜打的茄子，突然软了下去，顺手闩上门，把我和姐姐闩在门外。里面的吵架声渐渐平息下去，母亲唏嘘着，开始数落着父亲过错，都是一些与哥哥有关的话题。我从门缝朝里窥视，竟看到父亲跪在母亲面前，噙着满眼的泪水，一言不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于我哥哥的死，从来没有做过辩解，一生就背着这样一个罪名生活着。
细长的门缝拉长了父亲的脸和他弯着的腰，也使父亲变得遥远而弱小了。
后来，我听了村里年长者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讲述，大致了解了哥哥的死因。据说。母亲年轻的时候，在一个乡村剧团里唱戏，一次到父亲的村子里唱《三姑闹婚》，唱得很出色，我奶奶得知这个水灵灵的女孩子还没有许人，就急忙托了媒人去说亲。
父亲是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母亲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就被他迷住了，应该说被父亲迷住的女孩子不止母亲一个人，这不能算母亲的错误。母亲和父亲认识半年就结婚了，当时两个人都才二十岁，父亲还在中学读书。
我的哥哥出生的时候，父亲中学毕业了，考出了济南的一所大学，当时山村里考出一个大学生，真像鸡窝里飞出了凤凰，在周围的村子里轰动了一阵子。
父亲上大学去了，把母亲和哥哥丢给了我奶奶照料。奶奶看母亲，不再像当初看着《三姑闹婚》里的母亲那样水灵灵的了，在奶奶的眼里，考取大学的父亲就是中了状元，将来要做官发财使唤丫环了。
奶奶开始和母亲吵闹，等到父亲从学校回来，奶奶就死去活来地对他讲述吵闹的原因，说母亲是如何懒惰如何不孝，如何打了她等等，让父亲跟母亲离婚。
据说，父亲刚上大学不久，班里有一个和父亲同乡的女同学，开始拼命追求父亲。男人遇到了追求自己的女人，不管这个女人是否漂亮，他们大多会感到一种满足和愉快，父亲也是这样。况且，母亲和追求他的女同学相比，在姿色上就要逊色许多，更不要说气质了。
闲暇的时候，父亲经常和那个女同学一起去电影院或者马路边，说一些从来没有对母亲说过的词句。
不过，父亲还算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他和女同学说了一些新鲜的词句，只是体会一下另一种感觉，并没有要和母亲离婚的意思。他觉得自己有儿子了，不想让另一个男人去做自己儿子的父亲。
奶奶明白了要让父亲离婚，就不能有这个孩子，她采取了很极端的做法，几乎给母子两人断了粮食，只给少量的红薯干吃，不满周岁的哥哥是吃不进这种东西的，母亲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足，奶水已经枯竭了，哥哥饿得支撑不住时，母亲就跑到邻居讨要一些吃的。
在寒冬的夜里，奶奶给了母亲一床很窄的棉被，还不能裹住母亲和哥哥的身子，母亲就把哥哥放在自己肚皮上温暖着。哥哥熬过一周岁之后，只剩下一把骨头，再也熬不住了。
母亲在哥哥死前，曾经在父亲面前列举了一些奶奶的恶毒，父亲并不相信，他觉得母亲是因为和奶奶吵闹了，说了一些无中生有的话，他不相信自己的母亲会有意折腾死她的孙子。因此，即使哥哥死后，父亲也并没有怪罪他的母亲。那时正闹灾荒，一些成年人都在灾荒中死去，孩子死去得就更多了，村庄周围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乱坟岗，因此他认为哥哥死去得很正常。
但父亲还是伤心地哭了一场，死去的毕竟是他的儿子呀。母亲因为身体虚弱，哭昏了几次，一直把心哭冷了。
哥哥死后，奶奶再逼着父亲和母亲离婚的时候，父亲的心就动摇了，毕竟学校里有一个很有姿色的女同学拽扯着他。于是，父亲婉转地把奶奶的意思跟母亲说了，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微红着脸，眼睛看着别处，话语疙疙瘩瘩的不太顺畅。父亲没有想到母亲没有丝毫犹豫，就点头同意了，她看着父亲的脸说，明儿去办手续吗？
母亲知道父亲过两天又该返校了，下次回家应该是几个月之后，母亲似乎很理解父亲，说要办明儿就办了，你利利索索地回学校安心读书。这时候的父亲突然有些犹豫了，事情的结局比他想象的快了许多，他抬头看了一眼母亲，目光刚刚触碰到母亲的眼睛，就像被灼烫了似地弹开了。
他沉默了，喘着粗重的气息。很久，终于说，那么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走了十八里路，去了人民公社的政府机关，负责办理离婚手续的人却不在，两个人又走了回来。
也许是天意吧，如果那次负责办理离婚手续的人没有外出，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我和我的姐姐了。我甚至很极端地想，如果父母亲离了婚，现在的许多家庭都将重新组合，父亲跟他的女同学结婚，跟他女同学结婚的男人就要去跟另一个女人结合，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说不定去跟一个外国女人搞跨国婚姻了……当然，这些家庭的孩子也不会是今天的这些孩子，今天的这些孩子也不会又组成了今天的新家庭。
父亲和母亲去人民公社办理离婚手续的事情传开后，周围善良的邻居见了父亲，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把奶奶的对母亲和哥哥使得一些手段讲给他听。一个邻居讲了，父亲感到疑惑，许多个邻居都这么讲，父亲就开始反思了。
返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认真地向母亲询问了奶奶的一些行为，事实让他感到内疚和震惊。总之，父亲属于那种注重情感的读书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不顾道德和情感，去享受已经到手的幸福快乐，但是他没有。那天夜里，父亲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他把绞绳的一端交给了母亲，把绞绳系着的十字架挂到了自己的脖子上。于是，我和姐姐就在绞绳牵着十字架的戏法中诞生了。
父亲和母亲没有离婚，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父亲返校不久，学校由于饥荒解散了，父亲又回到了乡村小路上，于是奶奶再也没有提及离婚的话题。父亲回到村里当农民、当会计、当团支部书记、当民办教师、当公办教师、当中学校长，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每一步都那么沉重和艰难。
从今天和历史的视角来看，父亲即使离了婚也无可厚非。至于他离婚或者不离婚，究竟哪一种选择更好，我们无法作出评判。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宁可不出生，也不愿看到一个跪在母亲面前的父亲。
父亲跪在母亲面前的时候，他的腰大幅度地躬着。
3
父亲在那个雪夜喝酒之后，对酒精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依赖，他开始醉酒了，而且每年的冬季里，他肯定要醉几次，尤其那些落雪的日子里。
我的记忆中，父亲最早的一次醉酒，是在我七岁，距离春节已经不远的一个雪天里。我记不得父亲跟谁喝酒为什么喝酒的，只记得他醉酒后，扛着一把铁锹在大街上东倒西歪地走，嘴里喊叫着说，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母亲最初要把父亲拽回家，但是拽了几次都被父亲甩开了。父亲甩动胳膊的时候力气很大，有一次把手甩到母亲的脸上，母亲的脸就红肿起来，但是父亲根本顾及不到母亲的脸，他要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父亲朝村外走去，母亲流着眼泪气愤地对我说，丰儿你傻愣着干啥？快跟着他！
父亲的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和几条狗，热热闹闹的。孩子们不停地把一些雪球抛向父亲，砸在他的头上和脸上，有的把一寸长的小鞭炮点燃了，朝父亲身上甩。父亲笑着，听到鞭炮炸响之后，他就喊一声，“砰”！孩子们也就哄笑一次。
后来，父亲的脚下滑了一下，摔倒在雪地上，开始呕吐起来，在他身后跟了很久的几条狗立即扑上去。孩子们欢叫着，把雪球和鞭炮朝他身上甩去，父亲卧在雪地上，已经没有了抵挡的能力，只是笑着喊叫着。
我冲上去赶开那些孩子，但是赶走了这个又上来了那个，后来孩子们把父亲扔在一边，都朝我围攻上来，把雪球塞进我的后背和裤裆里。我倒在父亲不远的雪地上放声大哭，在我哭喊的时候，父亲却看着我笑个不停。
孩子们终于闹哄够了，索然寡味地离去，只剩下几条狗还守候在我和父亲躺倒的雪地上。雪耀眼的白，阳光落在雪地上，闪烁出淡黄的光芒。远处的雪地上，有一团热气蒸腾着，不知道是那条狗屙了屎或者撒了一泡尿。再远处，被雪覆盖着的山坡上，有一高一矮的两个人影走动着，像银幕上的皮影人，似乎走起来一颤一颤的。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谁家的父亲正带着他的儿子追猎野兔。
父亲喊叫的声音，被渐渐渗透出的酒力压制了下去，他无力地卧在那里，神志迷迷糊糊的，眼皮开始耷拉下去了。他嘴边的雪，在他呼出的热气蒸腾下，完全融化了，露出黑黝黝的泥土。
这时候，我站起来走到父亲身边，把他的一只胳膊搭在我肩上，吃力地扶起他，将他的半个身子靠在我的脊背上，拖着他回家了。我们一步步朝前挪动，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一条很深的沟痕，那是我和父亲磕磕绊绊的双脚犁出来的……
父亲醒酒之后，母亲狠狠地辱骂了他一顿，她说你还算个人呐？你简直就是一条狗，你连条狗都不如！父亲低头听着母亲的辱骂，一声不吭。最后，我听到母亲说，你以后还喝吗？你就不能下狠心戒了？父亲这才动动身子，小声说，要戒也容易，容易的……
然而，春节到来之前，父亲又醉了几次，他烂醉如泥的身体经常靠在我弯曲的脊背上。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那些和我一样大的孩子，突然嘻笑着对我喊叫“酒鬼”，我恼怒地冲进他们当中，后来不知怎么就被他们打翻在地上，鼻孔里流出了血。
回到家里，母亲看到我的嘴唇红肿着，问怎么回事，我平静地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而在心里，我却狠狠地骂了父亲一声酒鬼。
4
我们当地的春节，最热闹的是大年三十晚上。对于我们孩子来说，等待了一年的时间，就是等待的这个晚上。
在白天，父亲和母亲一直忙碌在锅灶前，他们蒸了馍，蒸了包子，蒸了年糕，还在油锅里炸了一些掺着许多淀粉的肉丸子，炸了一些捏造成各种形状的面点心。到了晚上，土炕就像一个大烙锅，人躺在上面被烙得翻来覆去睡不着。温热而略带潮气的屋子里，飘着油炸食品的香气，还有新蒸馍的甜味儿，这些气味也使我难以入睡。而母亲却不停地催促我和姐姐快些睡去，她说你们还在那里翻腾什么？睡晚了半夜起床又困的像赖皮狗儿。
父母在年三十的晚上，总有干不完的事情，他们忙忙碌碌地准备着半夜里要用的物品。在供台上，他们摆放了两个大红蜡烛，要在后半夜村人中的晚辈来拜年时点燃起来，照亮整个屋子。在餐桌上，他们准备了几个的凉菜和几种烧酒，准备了茶水和自己油炸的点心，准备了一些劣质的糖块，款待前来拜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一切都收拾停当了，他们各自做最后一件事情。母亲把给我和姐姐早就缝制好的新衣服拿出来，摆放在我们的头顶上，等待我们半夜醒来穿在身上。新衣服缝制完的时候，我们曾经试穿了一次，之后母亲就藏了起来，不到这个时候绝不会拿出来的。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藏着的鞭炮，这些鞭炮刚买回家的时候，父亲取出几个让我试放了，就神秘地藏了起来，不到这个时候也是决不肯拿出来的。他从鞭炮中精心挑选出一个炮仗，用一根针把炮仗的引信挑开，让引信露出黑色的火药，然后，父亲把这个炮仗放在灶间的门后面竖立着，半夜起床，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燃放这个炮仗，之后去把家门打开。倘若这个炮仗的声音响亮的干脆利索，似乎就预示着新一年开门的吉利，因此父亲在挑选这个炮仗的时候，格外用心。
乡村的拜年活动从后半夜的两点钟就开始了，每个家庭的女人留守在家里，迎接来拜年的晚辈的祝福，男人们除去很年老的、身体有病的，其他都去自己长辈的家里拜年，三岁以上的孩子大都参加了这个类似朝拜的乡村活动。
那年月村里没有一台电视，年轻人只能聚在一起打扑克，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在自家的院子里开始燃放鞭炮。
我通常是在两点多钟被母亲叫醒，这时候父亲和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午夜的年饭。按照规矩，我和姐姐穿好新衣服，走到父亲母亲面前给他们拜年，姐姐恭恭敬敬地说了爸爸好、妈妈好之后，就轮到我了，但我只叫了一声妈妈好，然后就站着不吭气，垂着头。母亲说，你还没问爸爸好呢，你怎么……傻了呀？爸爸站在我面前，愣愣地看着我，有些吃惊。母亲拽了一下我的胳膊，催促说，快问你爸爸好！我扭了扭脖子，歪头瞅着爸爸说，酒鬼！我刚说完这句话，母亲的巴掌就落在我的脸上，父亲叹息一声就从我身边走开了，对母亲说，你別招惹他了，大过年的让他哭叫呀？
据说这个时辰是不能流泪的，这个时辰流泪了，一整年都晦气，即使家里死了人，也要暂时搁置起来，欢欢喜喜过了年，再把该哭的声音哭出来。母亲也就叹息一声，不跟我较劲了。
挨了一巴掌，我的情绪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母亲的巴掌落得很轻。等到父亲走开了，我就跑到院子里，用一根木棍挑了长长的鞭炮燃放，但是我的鞭炮经常被左右邻居孩子们的鞭炮声淹没了。站在院子里，能听清远远近近的村庄传来的鞭炮声，那些很远的声音，听起来像锅里滚沸的稀粥，沉闷而粘稠。
总有几个沉不住气的半大孩子，在别人还没有吃完午夜年饭的时候，就欢快而急促地拍响了房门。父亲听到拍门声，就让母亲把没有吃完的年饭端走，他小碎步跑去开门。
门一打开，半大孩子们就乱嚷嚷地喊，伯伯好大妈好，叔叔好婶婶好，哥哥好嫂子好……父亲和母亲分不清是谁喊叫他们了，嘴里一个劲地应答着好好好，手里忙着倒酒分糖。孩子们谁都不坐下喝酒，他们从父亲手里领了一块或者两块糖块，呼啦啦地撤出屋子，像潮水一样退去，接着，我们就会听到邻居的房门被拍的砰砰响，再接下来，我们的房门又被拍响了，第二批第三批……人流一批接一批地漫过来。
邻居的女孩子跑来和姐姐结伴，她们走后不久，父亲也便带着我出门了。临出门的时候，母亲就叮嘱我，说管住你爸爸，不能让他喝酒！
大概有十三四年里，我一直充当着父亲喝酒的监护人。
天空落着小雪，铺了雪的街道在黑夜里泛着白光。大街小巷上，灯火闪烁，说笑声迭起。成年人手里举着手电筒，里面的电池大都是新买的，射出了雪亮的光柱。这些光柱在人们的头顶上相互交织着，照着雪地，照着街道边的树木，照着积雪的屋顶……把夜晚照的摇摇晃晃。孩子们手里挑着红灯笼，里面蜡烛的光跳跃着，把暗红的光线映在雪地上，他们走近的雪地也就变成了暗红色。在黑的夜里，灯笼从对面走来，看不清挑着灯笼人的脸，只有一个人的轮廓在暗红的光里朦胧着。倘若从远处看，就连朦胧的人影也看不到，那些穿梭的灯笼仿佛自己长了腿，在黑暗里飘忽游动着。那景象，多少年之后在异地他乡回想起来，如在梦中。
人在雪地上摔倒是常有的事，摔倒的人和没摔倒的人就一起嘻笑了。也有喜欢恶作剧的半大小子，藏在某黑暗处，等到一些结伴拜年的姑娘走近，突然发出几声怪叫，或者向她们眼前抛出点燃的鞭炮，就会听到姑娘们发出长长短短的尖叫，惊恐的叫声多半被她们夸张了一些，半大小子们就在姑娘们半怒半喜、带着兴奋和善意的嗔骂声中，心满意足地跑开了。
我跟在父亲身后，穿过一条条街巷，去那些长辈家里拜年。父亲叫对方哥哥，我就叫伯伯，父亲叫叔叔伯伯的人，我就叫他们爷爷，掌握了规律之后，我就不须父亲指点了。
事实上我是管不住父亲喝酒的，每到一户人家，主人必定热情地招呼父亲喝酒，而父亲也就喝了，不多喝，只一小酒杯。但是走过二三十户人家后，父亲的脚步就趔趔趄趄，说的话也多起来，说话的音调逐步升级。我知道父亲快要醉了，再后来，父亲给长辈拜过年，不等他端酒杯，我就拽着他朝外走。父亲的一只手被我拽着，身子歪斜，另一只手快速地从主人手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黑暗渐渐退去，只有一些僻静的角落还残留着浅淡的夜色，街道上拜年的人稀疏起来，这时候父亲就彻底醉了，在我的搀扶中，沿着街巷趔趄地走回家。他一次次摔倒，我一次次吃力地把他拽起，走到家后，我们的新衣服上都粘满了雪和土。
母亲照例要大骂父亲，一向寡言的父亲这时候却有说不完的话，他说你骂吧我才不怕你骂哩，我一不偷盗二不抢三不耍流氓四不反对党，你骂吧，共产党好社会主义万岁，我没犯法你能把我怎么样？
父亲弓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尽力支撑着几乎要瘫下去的身体，不停地挥动着手。我的姐姐怯怯地走到他面前，说你睡吧爸，你睡一会儿就好了。
姐姐的羊角小辫被父亲抓住，拽着，姐姐抻长了脖子，嘴角咧扯到耳根下。
你走开。父亲甩开了姐姐。
爸，你睡吧。姐姐很希望父亲立即躺下睡去。
但是被酒精燃烧着的父亲，此时不能有一刻的安静，他把姐姐朝一边甩去，凶着眼看我，故意拉出了很丑恶的面孔。
你过来我命令你过来。父亲用手指点着我。
我不像姐姐那样乖巧，撒腿就要逃跑，却被他抓住了后衣领，他用手掐着我的脖子，手指一紧一松的，说，你叫我爸爸，叫呀！
母亲慌张地冲过去，试图从父亲手里把我夺下来，但是父亲的两手紧紧地箍住我的脖子，母亲就逼着我说，丰儿，快叫他一声，你不叫他能掐死你！
我倔强地怒视着父亲，死也不吭一声。母亲只好去扳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松开了，却抬手对着母亲的脸打了一巴掌，说你们给我滚出去，都去死吧！
父亲醉酒后，完全没有了他平时的文静，脾气异常暴烈，母亲在这个时候不敢与他较劲，就放声大哭了。母亲不管这个日子能不能悲痛地哭泣，她像死了娘一样悲切地哭叫，一边哭着一边喊叫我哥哥顺儿，但是她无论喊叫谁的名字，对父亲都起不了震慑作用了。父亲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屋子中央蹦跳着，练习着谁也看不懂的拳脚。
母亲转身朝屋子外走，说你让我死我就死给你看，我死了你去找你那个梅吧。母亲说的那个梅，就是追求父亲的女同学。
我和姐姐急忙跟着母亲一起朝屋外走，走到了院子里，母亲才突然站住，回头瞪着我和姐姐，说你们跟着干啥？回屋子看守着他！
母亲当然不会去死的，这样的话我们听了无数次了。母亲出了家门，拐到邻居家躲藏了，把我们留在家里照料父亲。我和姐姐不敢进屋子，就站在院子里监视父亲，防止出现什么意外。父亲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渐渐地疲软下去，躺倒在土炕上，只几分钟的时间就发出了响亮的鼾声。
外面的大街上，穿着新衣服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玩耍，那些笑声隔了几排屋顶，飞落在我家院子里。我对姐姐说，你在家里吧，我出去找找妈。姐姐知道我想出去跟孩子们玩耍，姐姐就生气地说，你走吧，你走了我告诉妈，就说你不在家里看守爸，看妈不收拾你！
最后我还是跑了，姐姐就一个人呆在屋子里。
等到我在外面疯了一阵回家，父亲已经醒过来，坐在土炕上愣愣地出神，眼睛有些浮肿。看到我进屋，他瞟了我一眼，仍旧把目光盯住屋子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似乎在回忆一些往事，思绪费力地穿越着某段被堵塞了的空间。
外面的天渐渐黑下来，屋前屋后的人家已经亮起了油灯，不断地有谁家的父母扯着嗓子喊叫他们的儿女回家了，有冷不丁地响起的几声狗叫，还有一些零星的鞭炮在远远近近炸开。这些声音在傍晚快速下垂的暮色里，显得那样急促，那样温暖。
这时候，父亲在暗影里动了动身子，抬头看着我姐姐，疑惑地说，你妈妈呢？
我姐姐摇头。父亲醒来的时候，姐姐就不害怕他了。
出去找找她，该吃晚饭了。
其实我们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但是母亲不准我们说。父亲让我们出去找找，我们就跑到邻居，把父亲的一些情景转告母亲。母亲说，你们就告诉他找不到我，就说我死了！
邻居的女人也说，不要回去，在我们这儿吃完饭，在这儿睡一个晚上，吓唬吓唬他。
我们在外面消磨一些时间才回家，说到处找不到母亲。父亲在黑暗里动了动身子，有些紧张地说，她能到哪里了？再后来，他就站起来在屋子走动，偶尔会扭头凝视窗外越来越浓的夜色。
当然，母亲在邻居的家里，也不停地打量窗外的夜色，她坚持到别人家里吃完饭的时候，就再也不能坚持了，要起身回家做饭。她知道父亲醉酒后，把胃里的食物都吐出来了，瘪瘪的胃里却还残留着一部分酒精，这个时候最容易伤了胃。
母亲走进家门，拉长着脸一句话不说。父亲小心地观察了母亲的脸色，然后轻声问她到哪里串门了，却听不到母亲的回答。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听到母亲在灶间烧饭的叮当声。
这种沉寂的时间不会拖延太久，母亲就突然发出愤怒的责骂声，她说，你害死了顺儿，又想害死丰儿，你恨不得我们都死了呀。父亲很内疚的样子，小声说，怎么又扯上了顺儿，别提顺儿的事，我喝酒跟顺儿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喝醉。
你不想喝醉，怎么醉得像癞皮狗？！
父亲很认真地说，到了谁家都让喝一杯，一杯一杯就多了。
母亲瞪眼盯着父亲问，谁让你和你都喝？就不能不喝。
不能。父亲说，人家那么热情，看得起你才让你喝，不能不喝。
之后，无论母亲再骂什么，父亲就不吱声了，他走到灶间，尽量找一些能做的事情做。
父亲又恢复他的样子，一切也就平静下来了。
5
乡下的孩子都期盼着过春节，只有过春节才能穿新衣，才能吃一顿大肉。我却是一个例外，从七岁那年，我就害怕过春节了。
我七岁那年之后，每年的大年初一，几乎成了父亲法定的醉酒日，母亲也在这一天要大哭大闹一场，而我和姐姐就要在恐惧里度过艰难的一天。
快乐只属于别的孩子，我没有。我们家里鸡飞狗跳的景象，倒是给那些喜气洋洋的孩子们，又增添了些许快乐，他们常常追随在醉酒的父亲身后，快乐地嬉闹着，最后拥挤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听父亲的醉话，听母亲拖着唱腔的哭泣。
我是没有办法把孩子们赶出院子，这个时候我们家的院子似乎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了，它成了大家娱乐的场所，随便的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他们甚至走进我们屋子里喝水，或者东瞅瞅西看看的。
看着这一切，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
当然，在父亲醉酒之外，还有让我更恐惧的事情，那就是请人吃饭，被请的人主要是生产队长，还有生产队里的会计，他们控制着我们家里的粮食。我们家里过年预备的最好的鱼肉，都跑到这些人肚子里了。
那是一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我们家里只有母亲去生产队里劳动，母亲的工分只能挣出她自己的口粮，按照规定，父亲每年要向生产队上交一百多元钱，给我和姐姐买口粮。那时父亲已经吃皇粮了，每月有二十四块钱的工资，扣去他自己每月要交的八元钱生活费，剩下的这些钱仅能维持我们家庭的基本消费。
不给生产队交钱，他们随时都可以停发我们的口粮。那一年麦收后，生产队在打麦场上分麦子，母亲对我说，你去看看，先排着队去。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母亲只是为了躲避一些尴尬的场面，就把我派出去了，家里的这种尴尬的事情，大都有我去支撑着。在母亲眼里，我是个男孩子，受人嘲笑几句，或者给一些冷脸，没有多少难堪的。但是母亲错了，母亲不知道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不知道别人的那些冷讽热嘲给我的成长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障碍，如果她明白，她肯定不会把我推出去的。
我拎着一条口袋，随着熙攘的人流去了打麦场。六月末的太阳光明晃晃地照着脱了壳的麦粒，照着山一样堆起来的麦秸草，照着男男女女黑黝黝的脸膛。
男男女女们都在一架大磅秤前排起了长队，略显疲惫的脸上挂着庄严的神色，目光投向了生产队长。麦场的边缘处，有几头牛卧着，尾巴不停地卷曲在身上轰赶着苍蝇，阳光闹哄哄地围在牛们身边，把牛们晒得困倦懒散。
不知谁家的狗跑进了麦场，跟在几个绕着打麦场疯跑疯叫的孩子身后，欢欢地跃动身子，竟从麦堆边跑过去。看麦场的瘸子爷就对着那条狗猛吼一声，一瘸一拐地把狗赶出了场地。
队长披着一件白色褂子，围着金灿灿的麦堆转悠着，会计已经把算盘放在了磅秤的横梁上，但是队长还绕着麦堆思量着。今年天旱，麦子减了收成，队长的脸色有些阴暗，长长的一队男女很关切地盯住他的脸色，仿佛要从上面读出一些文字。
队长把手插进了麦堆里搅动几下，麦堆表层的一些麦子像山体滑坡似地滑下来。队长搅动麦堆的时候，麦堆散发出新麦的清香，由于太阳的烘烤，麦子的清香中夹杂着温热的潮气，弥漫了整个打麦场。队长的手从麦堆里拔出来，将手里捏着的几粒麦子，放在嘴里咀嚼着，片刻就有白色的液汁从他的嘴角溢出。
队长终于看着会计说，每人六十斤吧。
会计立即把算盘拿起来，习惯地摇动几下，算盘珠子在寂静的阳光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把磅秤前面的长队搅乱了，队伍里的男女开始推推搡搡的，都抻了脖子朝会计看去。
很多年以后，我听到算盘珠子的声音，仍禁不住心头一颤一颤的。
队伍朝前挪动，我前面一个女人硕大的臀，挡住我的视线，看不到前面热热闹闹的情形。我不安分地朝前探着身子，大概碰到了女人硕大的臀，那女人扭回头挖了我一眼。
前面的长队缓慢地移动，一节一节地缩短着，我终于站到了排头，把自己的口袋放到了磅秤上。这时候，会计抬头看了队长一眼，队长就拉长着脸走过来，我看到他走路的样子，心里虚虚的，不等我反应过来，他飞起一脚，把我放在磅秤上的口袋踢飞了。
队长说，不交钱，吃屎吧！
会计又低下了头说，下一个。
后面的人快速地挤上来，粗手粗脚地把我拨拉到一边。
我拎起踢飞的口袋站在队伍外，傻了似地看着金灿灿的麦堆，在会计的算盘珠子噼啪声中，一节节地缩矮。分到了麦子的男人女人们，把鼓鼓的口袋绑到独轮车子上，各自回家，打麦场上的人终于走光了。
太阳下空旷的打麦场上，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还有空气里留下的麦香。我的腿像生了根一样扎在那里，嗅着甜润的麦香，似乎永远不想动弹了。
看守麦场的瘸子爷用扫帚清理着麦场，清理到我身边的时候，抬眼看着我说，回去吧，该吃晌饭了。
我用力拔了一下自己的腿，沿着路边慢慢地走回家。晌午的阳光那么热烈，而我的心却是凄凉的。
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6
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家就必须请队长吃饭了，当然别人家里也要请。队长是生产队的领袖，他可以指派队员去做一切农活，脏的臭的苦的累的，他让谁去干谁就要去。他还可以对队员所做的农活挑三拣四，可以依据干活质量的高低，扣除或者奖励队员一个两个的工分。那时候的壮劳力每天只能挣十个工分，到了年底一个工分可以领取八分钱，八分钱可以买一斤盐巴，可以买一个半鸡蛋，可以买一两半猪肉……。
队员们把队长看得比自己的爷爷还重要，过春节购买的精品食物可以不给爷爷吃，却一定要请队长来品尝。
大多数人家都赶在过春节时请队长，只有过春节时家里的食物最丰富。乡下人那年月没有冰箱冰柜可以储藏副食品，春节过后不久就开春了，天气转暖，拖不过正月十五，副食品就开始散发出异味，总不能把有异味的食物让队长品尝吧？于是过了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要抢先请队长吃饭，要提前预定提前排队。
请队长就成了一种脸面，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争。
不用问，请队长这种冷脸去蹭热屁股的事，还得我去干。从初二开始，每天早晨母亲都把我从被窝揪出来，去队长家里排队。按照现在的观点，队长也不容易，那些日子每天都被酒精浸泡着，只有早晨刚醒来的时候，能清醒一会儿。为了满足许多家庭的需要，队长不得不从早饭开始就去应付酒场，也挺累的。
这年初四的早晨，队长家的街门紧闭着，天色已经亮了，街面上有三两个人缩了身子匆忙地走过，脚步声在没有杂质的清新空气里传得很快很远。我开始敲击队长家的街门，咚咚的声音使我感到莫名地恐惧，敲一敲停一停，没有动静就擦一把鼻子上冷出的清涕，壮着胆子再敲。
听到院子里的房门开了，我急忙停止了敲击。屋子里走出队长的婆娘，身上披着一件棉衣，扯着嗓子气冲冲地说，谁呀？敲敲敲，烦死人了！
我说，是我呀大妈。
谁呀？！这么早敲个屁！
我说，我是丰儿，请队长伯吃饭哩。
队长的婆娘开了街门，并不理会我，转身忙着打开了鸡窝，闷了一夜的鸡叽叽咕咕叫着，连飞带跑冲出来。圈里的猪听到了动静，也爬起来哼叫着，把两条前蹄搭在圈墙上，仰了头看队长的婆娘。
屋子里，队长隔了窗说，今早儿在老六家吃饭。
我急忙追问，那么晌午呢？
晌午饭在二眼家。
我停顿了一下，提醒队长说，不是我爸前两天就跟你说好了，今早晨轮到我家了……
说好了顶个屁用，说好了的人多着哩！
队长似乎又睡去了，我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看着队长的婆娘喂完了鸡和猪。队长婆娘这才瞟我一眼，说你走吧你等着也是白等。她把我轻轻地推出院子，然后关上了街门，我就推着门，带着哭腔央求她说，大妈你让队长到我们家、到我家吃饭吧。
她已经转身进屋子了，边走边气呼呼地说，他爱去哪儿喝就去哪儿喝，早喝死了利索！她的声音很高，一半是说给我听的，一半是说给屋子里的队长听的。其实她也很讨厌队长天天烂醉的样子，为了队长的醉酒，她没少和队长大吵大闹。
队长显然听到了婆娘的话，咕噜了一句，就起床出了屋子，奔厕所去了。我赶紧凑到厕所外等候着，这时候老六从外面走进了院子，看到厕所里队长露出的半个头，也站在厕所外面等候，侧眼看了看我，明白我也是来请队长吃饭的，就故意对着厕所里的队长说，该走了，刚起床呀？
我朝老六走了两步，说，六叔，把队长让给我家吧，我家请了队长几天了，说好今早上去的。
老六朝我翻了几个白眼，不等他说话，队长从厕所走出来，他上前拽了队长的胳膊就走。队长说，我还没洗脸，我抹两把脸再走。老六始终不松手，说洗脸干什么你的脸上也不脏，要洗到我家洗去。
队长说，好，到你家让你老婆给我洗。
队长跟着老六走了，我只能赶快回家向母亲报告，让她停止烧菜烧饭。按照母亲的吩咐，我请了队长还要去请会计，还要去请本家族的几个叔叔伯伯。但是队长是我们请的关键人物，队长没有请到，其他的人也不用去请了，我们家里的那点精品食物不能分流，必须集中火力把所有要请的人一网打尽。
母亲已经把一些精品食物摆在了案板上，等待我的消息，她看了我脸上的神色，就知道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她还是瞪着眼睛看着我，等待我说点儿什么。
我站在她面前低着头，像做错了事情似地满脸愧疚，一声不吭。母亲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对着我的屁股就打，说你哑巴了你怎么不说话？你除去吃饭还能干啥，去了这么长时候干什么啦？你这个笨货，你就不能拖着他就走！
母亲一下又一下地打我，她越打越生气，越打越想打。母亲刚把我按倒打了一下，我就慌张地哭叫起来，这种哭叫并不是因为疼痛，而是恐惧，等到母亲甩开膀子打我时，我心里反而踏实了，虽也哭着，但哭声里明显淡去了惊恐。我知道母亲也就是打我一顿了，像过去一样打完了就完了，并没有新的花样。疼痛倒没有什么，这种疼痛我已经体验了无数次，我直到自己最后总能顶住的。
父亲说，行了，你打他有什么用，他哭得天昏地暗能把队长哭来？
母亲停住手喘息着说，那你说咋弄？那些肉我洒过盐巴，还闻着有臭味了，你说咋弄！
母亲气冲冲地看着父亲，那样子似乎要把父亲按倒一起打了。
父亲说，明天再说，再追追队长。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把脚下的一个小板凳一脚踢翻了，父亲被母亲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浑身打了个激灵，小心翼翼地把目光投向母亲，暗暗地观察她的脸色，然后帮着母亲收拾那些准备下锅的精品食物，把它们放回了原处保存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