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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跟着各种代表团走过不少国家，却多如走马观花，体会不出日本洞爷湖的太阳和中国洞庭湖的有什么区别，体会不出伦敦的麻雀是否比北京的更肥硕，在托尔斯泰庄园里溜达，只是觉得那园子大，在马克吐温故居徘徊，只是觉得房子好。只好承认自己感觉粗糙，缺少年轻人的细腻，当然更缺少艺术的感受力。

宾馆咖啡馆的环境不错，宽大的皮沙发，柔和的下午阳光，茂密的热带植物，似有似无的某名人小夜曲，不引起你注意又在时刻关注你的英俊服务生，让人产生一种慵懒虚幻的感觉，好像这里离尘寰很远很远，那些贪污腐败，那些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有毒奶粉、硫磺馒头、超标农药，那些肮脏鄙俗、污浊下流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这里有的只是无限优雅高贵和一尘不染的闲适。

透过氤氲的热气看博美，似非凡间之物，素白的衫子，素白的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装点，也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想起了韩非子的名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博美美得很自信，她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便是品位了。

博美见我看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太太说过，太舅爷跟太姥姥一块上天津吃西餐，太舅爷一口气吃了三个德国……

我说有这事，叶家人都知道陈锡元吃德国的笑话，其实那次上天津吃西餐不是目的，找刘春霖才是主要的，但是从天津回来，我母亲忘记了主要目的，却只记得起士林的西餐了。那次上天津，对我母亲一生来说都是个大举动，其艰难程度无异于今天山里的农民砸锅卖铁到新马泰去旅游。

博美说，太姥姥的做法有点儿矫情，看起来没多大意思，其实怹不去天津，怹就在叶家待着，谁能把怹怎么样了？还不是锦衣玉食地过日子，男人宠着，儿女们敬着，里里外外一把手，谁能代替得了怹？

我说太姥姥有太姥姥的想法，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如果在媒人上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与兄弟相依为命，自立自主惯了，不想依附哪个，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不出面，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她的女儿们跟她一样，也是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爱较真，我的六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母亲和陈锡元到天津那天，天气冷得出奇，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津是个大风口，主要是冷在了那风。天上的太阳惨白惨白的，西北风呜呜地响着，街上的电线在风里摇荡，风刮得人站不住脚。陈锡元很知趣地没穿警服，一身便装，戴着皮帽子，抄着手，和母亲走在租界的街上，两人看着周围洋房，看着外国巡捕，处处新鲜。

陈锡元一心要吃西餐，母亲一心要找刘春霖，两人商量不到一块儿去，在街口不知往哪儿走。陈锡元说，这么早去敲刘家的门显得太不懂规矩。

母亲说，这么早西餐馆子未必下板儿（开门）。

最后决定离哪儿近先上哪儿。陈锡元当然先打听起士林，街上人来人往，大伙都匆匆忙忙地走道儿，他朝人“哎”了几声，没人理他。好不容易挡住一个穿呢子大衣的，想的是穿这样衣裳的人肯定吃西餐。陈锡元说，这位爷，跟您打听一下，起士林怎么走？

穿大衣的说，巴嘎牙鲁的哪！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河北地界，陈锡元弄不清巴嘎牙鲁在哪儿，又拦住一个长袍马褂，跟人家打听起士林西餐馆，巴格雅路怎么走。对方瞪着眼看着陈锡元，一言不发，倒把陈锡元看害怕了，赶紧说，对不起您哪，我不问了还不行吗！您请，您走您的道。

母亲说，这人可能是个哑巴。

长袍马褂对母亲嚷，骂人哪你，你他妈是哑巴！

母亲一个劲儿给人道歉，心里这个窝囊，只是埋怨他兄弟，怎么净找些青皮问路。陈锡元又问一个，对方如同没见陈锡元这个人，照直朝前走去。陈锡元往地上吐了口痰说，姐，你说净是青皮，果真没个红脸儿的。

姐弟两个找了个背风的墙拐角，还没站定，一外国巡捕用警棍敲了敲墙，指示他们走开。陈锡元说，先生，我找起士林。

巡捕朝前指。陈锡元说，姐，起士林不远，就在前边，咱们先上起士林。

两人走了半天也没见着起士林，陈锡元看见电线杆上靠着一个没精打采的人，这类人他熟，在北京当巡警没少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类人的痞气贱气，都在脸上挂着，不用张嘴你就知道他是属于混混儿一类。陈锡元问起士林怎么走，混混儿一口天津话，指着旁边的早点摊子说，给买套烧饼果子就告诉你。果子要新炸刚出锅的啊！

陈锡元摸出几个铜版，买了一套，给混混儿送过来。混混儿说，我说了油炸果子要刚出锅的，就忘了说烧饼，这烧饼都凉了。

陈锡元说，天太冷，大爷您凑合吧。这会儿您告诉我起士林在哪儿，行了吧？

混混儿说，您老搭眼瞧，就在我身后头。

陈锡元抬头一看，混混儿身后是一座非常洋气的小白楼，大玻璃门，两个穿制服的站在门口，在大风里挺得笔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饭馆。

混混儿说，您老看嘛哪？

陈锡元说，我找起士林的匾呢。

混混儿说，那不是在墙上刻着呢嘛。

白楼圆形的门楣上有几个英文字母：KIESSLING

陈锡元哪儿认得洋字码，狗看星星一样装模作样审视了半天，对母亲说，姐，咱们到起士林了。

那京腔分明掺杂进了不少天津味儿，入乡随俗倒也快。陈锡元拉着母亲就往里头走，身后混混儿说话了，再给我碗豆浆，我告诉您一个天津的机密，您必须知道的天津机密。

陈锡元给了两个铜版，让混混儿自个儿去买豆浆。混混儿收了钱说，我跟您说，以后再问道儿，别管人叫大爷，天津没有大爷。

陈锡元问天津的大爷都哪儿去了，混混儿说，天津的大爷都在庙里头娘娘跟前儿囚着呢，是泥娃娃。真大爷得在它后头排着。您叫谁大爷，明摆着是说人家不是人。

陈锡元说，谢谢您指教，二爷。

混混儿说，这就对了。

陈锡元拉着姐姐往起士林走。起士林的玻璃窗户外头站着不少人，穿长袍的男子，裹小脚的妇女，领着丫头小子的乡下人，看拉洋片一样隔着玻璃看里头的人吃西餐。母亲对兄弟说，没吃过猪肉咱们看看猪跑就行了，别进去了。

陈锡元说，那不行，看和吃是两码事，就像我平时看巡警跟现在穿上警服干巡警一样，完全是两种感觉，更何况咱们现在有钱，有钱干嘛不吃？

母亲被陈锡元推进了西餐馆，他们没想到外面冰天雪地，起士林里面竟然温暖如春，找了半天火炉子在哪儿也没见着。厅里响着优雅的音乐，穿黑礼服的侍者托着盘子走来走去，小胯一送一送的，显得轻盈而有风度。后来我舅舅跟我叙述当时情景时，反复强调说，人家上菜是“托”，不像中国的跑堂的“端”，举止不一样，给人的印象也绝对不一样，有种教养在里头。门里靠墙的沙发上，坐着几个等座的人。母亲姐弟俩的装扮举止，明摆着跟起士林的氛围不协调。

侍者拿着登记簿问，先生贵姓？

陈锡元说，免贵，姓陈。

两人心里都奇怪，怎么吃饭还问姓名。侍者看了半天登记簿，问他们预约过没有，陈锡元不知什么叫预约，侍者告诉说就是提前定了桌。陈锡元说没有，说他打北京来，百十里的来还要预约？侍者说，要是没预约，您二位先在沙发上候一会儿，有了空座位我来请您。

母亲坐在沙发上，仔细观察餐馆内部，小桌，铺着洁白桌布，有鲜花插在瓶子里。藤椅，垫着丝绒厚垫。墙上挂着洋画，精着身子的女人横躺在绒布上。地上铺着地毯，踩上去，厚而软。吃饭的都很文明，小声地说着话，也有的在看书，看报。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是满的，铺子里没有鸟笼子，没有蝈蝈的鸣叫，也没有人在这儿大声划拳……一个喝“药汤子”的女人翘着小手指，正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小小的杯子依着母亲一口就完，可是那女的喝了半天，“药汤”竟然没下去多少。一个男的，用叉子在绕面条，把面一圈圈缠叉子上，填进嘴里。母亲想，用筷子比这个方便多了，多此一举，真是狗熊耍叉！。

坐了一会儿，陈锡元热了，他摘下帽子，解下围巾，抱在怀里。旁边女士，穿着露着半个肩的连衣裙，一双纤细的脚，丝袜子，小皮鞋，跟陈锡元那双姐姐给做的老头大毛窝成了鲜明对比。陈锡元把自己的脚往后缩了缩。

纤细脚的主人冲他笑了笑，那是一个蓝眼睛的女人。

陈锡元冲她欠欠身子。

侍者把姐弟俩领到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侍者要将陈锡元的皮帽子、围巾拿走，陈锡元怕丢了，死活不撒手，却又不知搁在何处才好，寻了几个位置，都不合适，最后终于放在脚底下。侍者手脚麻利地将一杯凉水和热手巾卷搁在桌上，又递过一个精致的本子说，这是MENU，您二位看看点什么？

陈锡元不知玻璃杯里泡着冰的液体是什么，拿来尝了一口，一闭眼推开了。展开热手巾，手巾很烫，很舒服地擦着，擦完了脸擦脖子，又将脑袋，鼻子使劲擦，连耳朵眼儿也没落下，都很认真地过了一遍，最后擦手，直至认为将热手巾使得很彻底了，才放在桌上。

白手巾已经成了灰的。

母亲小声嘱咐，捡最便宜的点。

陈锡元翻开硬本子一看，都是外文，看了半天点不出一个。侍者很有耐心地等待着。陈锡元充内行地说，这儿不卖烂肉面？

侍者说有意大利面。陈锡元假装吟沉了一会儿，指着菜单最上面的一行说，就是它！两份，别太慢了，我们还有事。

侍者将本子一合说，知道了，您稍等。

的确很快，转眼侍者端来两大杯白色的冰激淋，上面各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舀了一大口，冰得呲牙咧嘴。用小勺子敲着杯沿说，这是……

侍者说，您点的牛奶冰激淋。

陈锡元说，我点这个了？

侍者打开MENU告诉陈锡元，他刚点的就是这个。陈锡元说，行，我这是自作自受……

母亲只尝了一口，就将杯子推过来，她吃不惯这腥甜冰凉的东西。陈锡元将两份冰激淋好不容易吃光，德国小旗子被挑出来，搁在了一边。侍者过来招呼，问他再要点什么。陈锡元这回学乖了，指着下边一行说，换个吧，来这个。

母亲说，你一个人吃吧，我不习惯这里的奶腥味儿。

陈锡元对侍者说，那就一份。

侍者说他们这儿不论份，叫“客”。陈锡元不耐烦地说，那就一客！

一会儿，侍者端来一大杯紫色的冰激淋，上面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不动声色地吃了。吃半截围上了围巾。桌上放了三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还要点。母亲说，你算了吧，脸都绿了。

陈锡元问侍者怎的本子里头标的都是一个味儿，侍者说陈锡元点的这页是冷饮系列，全是凉的。陈锡元问有没有茶，热乎的。侍者说有COFFEE 、BLACK TEA、 COCOA、 JUICY……陈锡元让他说它们的中国名字，侍者说它们没有中国名字，还没给取呢。陈锡元指着旁边喝咖啡的女人说，你就给我来壶跟她一样的洋茶。

侍者说，那就是COFFEE了，我们这儿的COFFEE论杯不论壶。

陈锡元说，那就一杯CO……O……OE，要烫的，越烫越好。

侍者问要奶和糖不要，陈锡元说，该搁的你都给我搁齐了。

陈锡元问母亲还吃什么，母亲说她看也看饱了，她算明白了，这儿吃的是摆设，不是饭。一会儿，侍者将一个碟子托着精致的小杯放到陈锡元面前，里面有大半杯棕色液体。陈锡元说，这就是CO么，怎么颜色浅啦，旁边那桌可是黑的！你们是不是兑水啦？

侍者说，这是搁了奶的，先生。您刚才不是吩咐了要搁奶和糖吗？

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扬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帐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淋，一杯香草冰激淋，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嘛？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小说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他姐姐，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警察逼供了么？没有，打人了么？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我舅舅的是带补花的，这些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地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一直没有离开过餐饮业，公私合营后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年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伪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它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淋，影响可谓不小。

（五）

去天津，母亲的收获比她兄弟大。

吃饱喝足，该找刘家了。刘春霖中过状元，是名人，一问天津人都知道状元楼在哪儿，比问起士林方便。没费多少劲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一座小楼跟前。临河是状元楼的背面，正面在另一条街上，绕到前头，见街门关着，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老头，老头说他是临时在这儿住，看房子的。问刘状元在哪儿，老头说在哈尔滨道法国电灯房附近叫德邻里的胡同里，并且说就是找着了，状元也不会接见，中国想见状元的人多了去了，哪能随便就看，就是上北京万牲园看老虎还得买票呢，现在老虎有很多，状元就一个。

老头一个人待腻烦了，巴不得找人说话。母亲和陈锡元赶紧走，边走边问，找德邻里，如同问起士林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陈锡元有主意，雇了两辆洋车，一直就拉到了德邻里状元宅子门口，敢情离起士林没几步路。母亲心疼钱，陈锡元说，花钱可省了事呢，要不咱们不知道还要兜几个圈子呢。

母亲说，才到天津半天，我怎么听着你已经满口天津味儿了。

陈锡元说，姐，我爱天津。

陈锡元确实是爱天津，后来娶媳妇非天津姑娘不娶，我那位姓常的舅妈是天津徐州道口的闺女，和起士林也有关系，其父是骑着三轮车给起士林送点心的，起士林做的点心往各处送，也卖。三轮车是个方箱子，里边一层一层地码着点心，箱子外头写着洋文：KIESSLING BADER，旁边一行小字，“起士林点心铺”。

德邻里是外国租界，胡同很宽，很齐整，两边都是连体楼房，刘春霖住着两楼两底的独门独院。正要敲门，从里头闪出来一个挎着书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要去上学。孩子问找谁，陈锡元说找刘春霖刘先生。孩子朝里头喊说有人找，里头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见，关门！

母亲上前一步，用手抵住门板说，我们是打北京来的，我是叶四爷瑞福的……太太，四爷和刘先生是日本同学。

孩子又朝里喊，是日本同学。

里头男人说，日本同学净是汉奸，没好东西！

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出来了，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胖子，系着围裙，可能是做饭的，棉袄上净是油渍，手里还攥着一把香菜。

母亲上赶着说自己是叶四爷的家眷，是刘先生给做的媒，这回专程到天津来，是来给先生道谢的，见一面就走，不多耽误先生的工夫。

可能厨子见过并且知道“叶四爷”，闪过身把门开大了一点儿，让我母亲进去，用香菜指着高处说先生在楼上写字。

刘家院里很静，也再没见什么人，母亲和陈锡元径直上了二楼，木头楼梯，一踩咚咚响，两人不得不放轻了脚步。楼上很宽敞，一室一厅，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刘先生穿着棉袍正站在案前写字，见母亲上来也没招呼，母亲等刘先生写完一个斗方，放下笔，才说她是谁谁谁。刘先生说，原来是瑞福的夫人来了。

母亲怕错过机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天津是想落实一件事情。刘春霖似有思想准备，笑了笑，听着母亲往下说。母亲说，当初先生提亲时并没有说到叶四爷屋里还有一位夫人，她嫁过去以后才知道那位夫人已经在叶家住了二十多年，生过一群孩子了，是媒人没说清楚，还是有意瞒着也未可知，如若开始说了假话，这门亲事她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她娘家穷，但不贱，她还没轮到给有钱人当妾的份儿上……

母亲一口气说了很多，陈锡元头次知道他姐姐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口才，岂不知这些话都是日日在叶家想着的，想了千遍万遍了。

刘春霖让母亲坐了，低着头缓缓地说，让四太太伤神了，四太太若是不满意，可以登报离婚。

母亲没料到还有“登报离婚”一说，一时懵在那里。陈锡元说，我们不离婚，我们没结婚，我们从根上就不认账。

刘春霖说，都知道四爷新娶了太太，哪儿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四太太要来天津这件事情，叶家大少爷早有信过来了，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本来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怪我没说明白。

陈锡元说当初提亲的时候，不但他和刘先生在，他的七舅爷以及父亲的同学王国甫也都在场，那时候可没听到任何人提出叶家还有一个叫张芸芳的夫人。

刘春霖说，张芸芳不是夫人，是妾，四爷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活着的时候她就是妾，从来没有扶正过，将来也不打算扶正。你姐姐是四爷在“永星斋”饽饽铺一见衷情的，我不过从中把话挑明了，虽无父母之命，却有媒妁之言，庚帖换过，大礼行过，主婚证婚都在，一切都是明媒正娶，怎能是小老婆？四爷是我的同窗，性情坦荡，一生磊落，真要是纳妾，这样兴师动众岂不招人笑话。

母亲让刘春霖解释张芸芳的事情，刘春霖说四爷后院的事别人不清楚他是清楚的，张芸芳是个才女，她的父亲张铭洽是紫禁城内的书按，品级不高，写得一手馆阁体的标准小字，有时候大臣们上奏的折子字迹不好辨认，要书按们重新誊抄附后，以便于上边批阅。有一回张铭洽为西太后誊抄《嵩山文集》段落，按旧本《负薪对》原文抄录，内中有“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号……”句子，太后着人将原文拿来查看，却是无此言论，满清认为自己是金人之后，便认定张铭洽是影射侮辱大清，将张铭洽叫来问话，张铭洽以南蛮的倔强应对，以头颅担保他没有抄错。西太后一怒将其罪发伊犁，举家具迁。其实张铭洽确是无罪的，只是抄错了版本，他若按着《四库本》抄“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那就一点儿事没有了，可见版本学的重要。张家西迁的时候张铭洽的女儿张芸芳刚从安徽老家来京，水土不服，正在病中，太后推恩，特许此女留下来，病愈后再做处理。后来，张芸芳和她的婢女刘可儿被充到内务府副总管瓜尔佳府中做婢女，我父亲娶瓜尔佳氏长女为妻，张芸芳作为陪嫁随着瓜尔佳的女儿来到了叶家，以其文才得到父亲赞赏，收房而成为如夫人。刘春霖说，嫡庶关系不能混淆，不能颠倒，不许僭越，这是宗法制度再三强调的，当然，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可是以张芸芳的家庭背景，以及四爷的家庭背景而论，叶赫那拉本家姑奶奶的懿旨岂能违背，张芸芳为奴为婢的身份是不能更改的。

母亲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立刻多了些柔和，陈锡元仍不依不饶地追问，提亲时说好的是“草莽之兔”，怎的到放定就成了“蟾宫之兔”了，这兔子一上天就长了一轮，我原来算计着四爷比我姐姐大六岁，后来一下变成了十八……。

刘春霖背着手在屋内走来走去，沉吟了半晌说，“十八年来未谋面，二三更后便知心”，别的都可以年龄而论，唯独婚姻这事，年龄的差距不是门槛，我的女儿便是嫁了比她大十八岁的丈夫，两情缱绻，琴瑟和谐，是对人世间的好夫妻。

状元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母亲自认身份不会比状元女儿还高贵，再不说话，就此认帐。

刘春霖说，四太太你放心，你跟四爷这门亲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四爷身边没你不行，长了你就知道了。

母亲说，您说的是实话？

刘春霖点点头。

从刘家出来，母亲买了大麻花，买了空竹，买了杨柳青的胖小子年画，还给老五买了一副兔皮的护耳，母亲和她的兄弟坐了火车回北京了。在车上，陈锡元高兴地说，姐，咱们这回是正宫娘娘了，这出《大登殿》唱得好，王宝钏十八年等来了薛平贵，姐姐十八年等来了叶四爷。

母亲说，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陈锡元说，姐，你听说了吧，状元给他闺女选姑爷大了十八岁，我给你选姑爷也大了十八岁。

母亲瞪了他一眼说，越说越离谱了啊！

车过杨村，站台上有卖糕干的，所谓的糕干就是熟米面加糖做的粉，以补充小孩子奶水的不足。杨村是专门出糕干的地方，杨村的糕干经销全国各地，十分有名气。陈锡元在停车的一会儿跑到站台上，买了两包糕干上来了，母亲问他买这做什么，陈锡元说他要回去给自己打糕干喝，尝尝糕干是什么味儿，他打小吃的是人奶长大的，没吃过糕干，这回他得补上。

母亲笑他，他举着包说，六大枚呢，姐，这钱得你出哇！

母亲说，你身上不是有钱吗？

陈锡元故意说，你不是说退给叶家吗？

母亲说，我什么时候说退啦？德行！

我尽量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得有趣，我知道，以今日年轻人的观念对老辈做法的理解会有差距，果然坐在对面的博美听了我的叙述半天没言语，那杯咖啡端在手里也没喝，不知想些什么。半天她说，名分真有那么重要？

我说，难道现在就不重要了？我结婚的时候必须先到办事处登过记才能去结婚旅行的，否则旅馆里没有结婚证两口子不能住一处，有时公安局协同旅馆的半夜就来查了……

博美说，还是观念问题，现在谁管谁呢？大家都是怎么随意怎么来，听太姥姥经历过的那些事，就像听传奇一样，跟您们比，我们这一代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真希望能有你们那样的阅历啊。但毕竟社会进步了。

博美的言论和我儿子的如出一辙，我儿子常在电脑前伸着懒腰嚎叫：“怎么还不打仗啊！”要不就痛不欲生地对我说，他生在了一个“无运动”的时代，无聊极了，人生苍白得像张纸，日子跟复印机印出来的似的，一天跟一天，一年跟一年没什么差别。

我对博美说，其实我羡慕你们，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我相信你的太姥姥也一定情愿嫁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小市民，过那平静淡泊的日子，可是我们都不能，我们被卷入各种漩涡，漩得找不到自己，漩得头破血流。这些年总算是风平浪静了，体味到淡中真味，人也老了。

博美说人生及其有限，她虽没有我对日月由曲折变为简单，由深刻变为浅白的理解，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抓住一切机会，享受短暂人生，为生命的每一刻制造出最人生高价值。

我听着有点儿懵。

儿子开车来接我回去，我争着抢着付了咖啡钱，博美说她可以记帐，不用交现金，我说我是东道主，来西安哪儿有让小辈花钱的道理！

博美没说什么，掏出一个包交给我，说是在北京给我买的礼物，一条披肩，说我爱穿旗袍，披上这个最合适。

两杯咖啡，两块小点心，价格五百多，我的感觉跟当年舅舅上起士林近似，表面上装得没事一样，免得让博美看出姨太太的小家子气。

在车上，儿子揶揄地说，心疼了吧？

我说，总不能让客人掏钱，再说她还没有工作。

儿子说，没工作能住五星级？

我说博美说她住在招待所里，儿子说宾馆也是招待所，人家顺着您老太太说就当真了，不住这儿她怎么会让人记帐。

我说，你管她住哪儿呢？博美是亲戚，论辈分你是人家的表舅，你是独生子女，缺少亲情观念，除了那些魔兽，你谁也不认识，哪天一停电，狗熊老虎全傻了眼，两眼一抹黑！

儿子说，我不跟您说话了，咱们有代沟。

我说，最好！你以为我想说吗！

回到家里，打开博美送的披肩，软缎质地，夹里，淡紫色，两头绣着藕荷色的芙蓉花，花心隐隐点缀着两颗小玻璃，做工精致，高贵素雅，应该算是我所有行头里的上品。打开衣柜在各件衣裳上比划着，好像件件都能配得上。

我对儿子说，女孩送的礼物就是比男孩送的可心，上回我过生日你给我送的什么呀，一只流油的烤鸭子。

儿子说，烤鸭子不好么？多实惠。

我说，我血脂高。

儿子指着披肩说，难道这个就好，什么颜色呀？

我说，颜色怎么啦？

儿子说，颜色不正，小老婆色。

我说，你给我住嘴！

晚上博美打来电话，感谢我下午的咖啡，告诉我说明天就走了，怕打扰我写作，不再来告辞了。又说，她在网上查了，中国最末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叫刘沅颖，嫁给了民国著名小说家徐枕亚，徐枕亚的代表作是《玉梨魂》，刘沅颖从喜爱作品到倾慕作者，得知徐枕亚妻子亡故，特别是读了他的悼亡词以后，更为感动，由此恹恹得病。刘春霖问女儿病因，刘沅颖取出《玉梨魂》让父亲看，刘春霖翻了几页说,“不图世间还有如此才子！”于是托人给女儿说媒，将徐枕亚入赘刘家。结婚时，徐枕亚已近五十，刘沅颖三十岁。

（六）

从天津回来的母亲俨然以女主人自居了，第二天一早就进了厨房，叶家厨房的排场让母亲暗自吃惊，至少它比南营房隆记小吃店的厨房要大四倍，光灶眼就三四个。锅里熬着小米粥，笼屉里蒸着肉包子，厨子老王在打鸡蛋羹，羹里放了白果、鸡肉和香菇。母亲问是给谁做的，老王说西边的二娘，母亲问老王一个月要买多少米，多少面，油、肉、菜的开销是多少，老王说府上的一切开支都是二娘管着，每月到了一号，刘妈就会把钱送过来，逢有另外开销，临时另外加钱，算得很清楚。母亲问刘妈是谁，老王说是二娘屋里的，叫刘可儿，跟着二娘一块儿嫁过来的，名为下人，实则是个女管家，屋里屋外，大事小事她全张罗……

正说着，刘妈进来了，还没迈进门槛就说，老王，大早晨起来你就嚼舌头，二娘可是有日子没吃卤口条了，正念叨着呢。

老王赶紧解释说，太太这儿正问每月的开销呢。

母亲一看，进来的就是那天夜里在门口堵她的“夫人”，敢情不是什么“张芸芳”，竟然是女佣刘可儿，就觉着她有点儿欺主拿大。不客气地揶揄说，我以为您是夫人呢。

刘妈是何等聪明的人，立刻听出母亲话里的意思，接过母亲的话说，我怎么敢称夫人，一个下苦的使唤人罢了，不是我们家小姐身子骨不争气，我可不愿意替她揽这一摊子，太太来了最好，来了也尝尝宅门里过日子的难处，跟小胡同里五斤面，二两油的日子是没法比的。

刘妈话里带刺，第一层意思说明了张芸芳也曾经是大宅门的小姐，她本人是跟着小姐过来的，是随时要维护小姐利益的娘家人，不是一般女佣；第二层意思是贬低母亲的出身，话里话外透出了对南营房穷丫头入主叶家的不满。

母亲这时候满意极了，因为刘状元的话在此刻得到了印证，妾就是妾，不能扶正。母亲还特别注意到了大家称她为太太，将西院的张芸芳称为二娘，就是说二娘到什么时候都是二娘，不会变为太太，尽管她为叶家生了那么多儿女，原则上说都是替嫡妻生的，自己没有抚养权，可不么，就是那位有权有势的慈禧老佛爷，够厉害的了，生了儿子还不得交给东宫慈安养着，既然如此，那么这一院子儿女，她就是他们的妈，亲妈！

三十岁的母亲在叶家找到了母亲的位置，媒人刘春霖在替父亲选择继室时，没给父亲找个撒娇犯嗲的小美眉来，也没给父亲找个徐娘半老的准老太太来，三十岁，既是母又是妻，合适。

状元考虑得很周全。

母亲等着西院的张芸芳来“请安”，却一直没见那女人露面，刘可儿见天到厨房端饭，花样翻新，翻得老王有黔驴技穷之感。细细算来，母亲嫁到叶家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她竟然没见过张芸芳一面，那位懂得四书五经的小姐，难道不懂得这规矩？

母亲跟她的兄弟商量，陈锡元不会引经据典，只会从他的范围找经验，陈锡元说为这个他特意又看了回《大登殿》，那里头交代得很明白，是代战公主给王宝钏先行礼请安的，王宝钏端坐在椅子上就没动窝，代战见过礼后，王宝钏才过来搀扶，两个人“呀呼咳咳”地寒暄了半天。目前西院的就是代战公主，咱们是王宝钏，尽管咱们晚到了“十八年”，咱们也是老大，老大自然要端着，本来人家就看不起咱们，咱们不能从一开始就跌了份。

母亲认为她兄弟说得有道理。

父亲的几个儿女都在外头上学，大部分住在学校，老大工作了，老大回来的机会最少，平时跑进跑出的只有老五，老五学校离家近，又把念书不当回事，他的影子在家闪得最多。

这天，看门老张领进来一个巡警，巡警提着老五的书包，说是在巡警阁子里发现的，一看是叶家五少爷的，给送了来。这时候的五少爷正在学校“上学”还没有“下课”。老张对母亲说，这孩子得打，要是他阿玛在，非得扒光了衣裳在院里晾他的“大白菜”不可。“晾大白菜”是父亲整治他儿子们的绝招，无冬历夏，儿子们犯了大错就得脱得一丝不挂在院里罚站，光屁眼子让人参观的滋味不太妙，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知道害臊，所以谁都尽量不犯错。老五没记性，仗着他下头的兄弟老六早夭，很有倚小卖小的劲头，大错常犯，小错不断，他的“白菜”就晾得最为频繁，动辄便被责令到前院影壁前头站着。好在他不在乎，他说他身上的零部件大伙都很熟悉了，故宫里的宝贝皇上还得时不常从库里拿出来看看呢，叶家也是一样，要不大伙忘了这个宝怎么办。

老五是天黑以后回来的，弄回一条白卷毛狮子狗，一进门老张就给打了预防针，说巡警来过了，书包早送回来了，留神太太的鸡毛掸子，还说后妈打前妻的儿子往死里打。有出戏叫《芦花记》，《芦花记》就是后妈给前妻儿子拿芦花絮棉袄，看着蓬松，其实屁事不顶。老五问老张有止痛片没有，若有他先吃两片预防着。老张说他用不着挨打，也从不预备那东西。老五说那有点儿遗憾，便夹着狗一边往里走一边解纽扣，那些纽扣是母亲新给装上的，解起来挺费事。老五随走随脱，走到后院身上已经一丝不挂，只剩下耳朵上带着的兔毛护耳了。老五隔着门帘朝里头喊，额娘，今天站几十分钟？

母亲一看老五这样，忙不迭地从屋里奔出来，不容分说就往屋里拽，让大兰快点儿沿路去找衣裳。其实不待母亲拽，老五和他的狗已经就势钻进了门帘子。母亲顺手抄来一条毯子就往老五身上披，嘴里心肝肉地念叨，绝口不提逃学的事。老五摸着母亲的脾气，得寸进尺地说，额娘，你不打我吧？

母亲说，这算什么，那个陈锡元耍的花活能当你师傅，他往狗尾巴上拴了一挂鞭，点着了扔戏台上去了，戏台上正演《武松打虎》，景阳岗上又冒出一只带响的狗，上窜下跳，你瞧这乱吧。还有一回在滥葬岗捡了个骷髅，鼻子、眼里插上葱蒜，浇一泡热尿，往远处一扔，那骷髅就追着他跑……

老五说，骷髅真的会追人？

母亲说陈锡元说能追大概就能追。老五便对陈锡元十分的敬慕，说陈锡元来了一定要母亲帮着引荐，让陈锡元带他上滥葬岗去。老五说他看母亲寂寞，上狗市给母亲挑狗去了，花一块大洋买了条小京巴，抱回来给母亲做伴。上回原本说送鸟的，母亲屋里有黄猫，怕猫把鸟吃了，就换了狗。母亲夸老五仁义，老五越发得了便宜卖乖，说话舌头也短了许多，说在狗市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才挑出这只来，这只的名字叫玛丽，是他给取的，跟天主堂蓝眼睛的修女玛丽是一个名儿，他喜欢那个洋玛丽，还跟洋玛丽亲过嘴儿。说着说着竟然和玛丽一同爬上了炕，盖着毯子，靠着被卧垛，伸着腿，舒服得不想走了。母亲告诉大兰，让老王给做碗热片汤来，要多搁胡椒多搁醋，老五补充说，用羊肉汤炝锅，起锅撒香菜！

没一会儿大兰就把片汤端来了，学厨子老王的话说，老五没光眼子站影壁还喝热片汤，邪门了！

老五吸溜着热汤说，叶家改章程了！

看老五满头热汗地吃片汤，母亲问他回来怎不往西院跑，老五说二娘不管我们的事，母亲说，不管事她干什么？

老五说，看书。

母亲说，还有那个刘可儿呢？

老五说，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小姐身上。

母亲说，怎的不见你二娘出来？

老五说，二娘要能出来就好了，二娘病了。

母亲问什么病，老五说他也说不好，老在炕上歪着，光吃好的，不长肉，怕风、怕光、怕响动，还怕生气，知道么，我就是把房点着了谁也不敢告诉她。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到西院去了，她不能跟个病人较劲。

西院门是个月亮圆门，内里有四扇绿漆木头影壁，写着“四季平和”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张氏母亲写的，一直保留到“文革”以后，直到盖防震棚时才被拆了挪做它用。影壁后头是一架凌霄，因为是冬天，架上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意思。北屋前头有两棵桂花树，桂花是南方的树，长在北京十分难得，据说是张氏母亲托人从老家弄来的，盼的是她将来的儿女们能“攀云折桂”，像她的先祖一样也当文华大学士。

院子静谧而安静，弥漫着一股煮中药的气息。北边一溜五间北房，西边是三间厢房，没有廊子，台阶也不高，窗玻璃很大，挂着窗帘。

没等母亲上台阶，棉门帘一挑，刘妈迎出来了，想必是刚才从里头看见了。刘妈脸上稍稍有了点儿笑意，说正跟小姐念叨太太呢，太太就来了。母亲说才听说二娘身子骨不好，早该过来的，真对不住二娘。说着两个人进了里屋，母亲看见南炕上半卧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炕头枕边堆了不少书，屋里没有多余摆设，靠墙全是从地到天的书格子，格子里装的依旧是书。这些书是父亲的，更主要是二娘的，因为除了这个病歪歪的老太太以外，别人几乎从未触动过它们。1966年“文革”之初，为了怕这些书招来麻烦，我和老七花了半个月时间捆扎，借了废品站的平板三轮，每天蹬着车去卖“废纸”，先先后后卖了三百块钱，四十多年前的三百块钱哪，那得多少“废纸”啊，那时候论斤卖，五斤二分钱。

回过头再说母亲们，炕上的老太太满脸褶子，脸和头发都是白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瘦得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母亲明白了，这就是张芸芳，就是刘妈一口一个叫着的“小姐”了。说这个“小姐”七十了，大概没人怀疑，说“小姐”是那只逃窜兔子的妈，大概没人怀疑。

见母亲进来，张芸芳往起坐了坐，刘妈从后头用枕头戗住，又用小梳子把那有限的几根白发梳理了一下，张芸芳这才正对母亲说，衣冠不整，以这个模样见太太，失礼了。

张芸芳说着用手在腰上道了个万福，在说话眼神的闪动间，母亲才感觉到了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着灵动与生机。母亲赶紧请了个蹲安，说不知二娘病得这样厉害，过来得太晚了。

张芸芳有气无力地说，吓着您了吧？对不住了。我本应该过去给太太请安的，无奈身子不遂人愿，一直起不来，就这样苟残延喘地将就着，想的是早早将尘缘了断，偏偏的老天遗漏，残留几根朽骨依然肮脏人间。

母亲听不大懂张芸芳的话，她以她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母亲坐在床沿上，拉起了那双骨瘦嶙峋的，苍老的手，放在自己热乎乎的手心里摩挲着，想的是大宅门空有一个冰冷的架子，里面缺少的东西太多，远没有他在南营房小院里和兄弟两人淡饭粗茶，柴米油盐，过得热火和充实。

张芸芳说听刘妈说过几次了，老爷后续的太太年轻美貌又贤惠，今日见了果真如此，是老爷的福气也是叶家的福气，老爷有了照应，孩子们有了依靠，她这几年悬着的心总是放下了……

母亲想这个张芸英，年龄大概不会比父亲已故的妻子更大，充其量也不过五十，怎竟老得这般模样，当年若随了她的爹妈一块儿发配新疆，是死是活那是命，有亲人在身边，总较比给人做奴婢，当小老婆强。似这般，人灯似地熬着，还要看古书，真是让孔夫子给弄魔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