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阿玛家的院子里有西洋式的喷水也有中国式的金鱼缸，屋里有楠木太师椅也有意大利皮沙发，给人的感觉是中西和璧，舒服无比，却又不伦不类。
一到王家，父亲就像礼物一样把我交给王太太，王太太坐在轮椅上，惊喜地搂过我说，丫儿又长高了。
王太太南方人，长得很漂亮，六十多了还是很精彩，抹着红唇，描着眉毛，烫着头发，戴着亮闪闪的耳坠子，比我的母亲时尚。母亲说王太太是游历过外洋的，外国话说得顺溜，不打磕绊，非一般老娘们儿能比。我特别欣赏王太太那拽地的长裙和身上那条光影闪烁的披肩，那披肩跟玻璃苹果一样也是来自法国，是王利民送给他妈的礼物。我就想，这个王利民很是有眼光，他知道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知道该给女人送什么样的东西，不似我的父亲，下了一趟南洋，给我母亲带回一盒子吕宋烟，而我母亲根本就不抽烟，结果还是照顾了他自己。王太太的披肩柔软细腻，有精美的绣花，我将披肩抓在手里，爱抚地摩挲，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和妒嫉。王太太说，丫丫要是喜欢将来我就把它送给丫丫。
我问将来是什么时候，王太太说就是她死的时候。我当然不好意思问王太太什么时候死，不过我知道，王太太膝下无儿无女，这条披肩她不给我也没人可给，包括她的亮耳坠子和玻璃苹果，将来肯定都是我的。
父亲不让我在王太太跟前提她儿子的话，王家避讳这个话题。
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也能有一个王利民一样的儿子。
王太太只能关照我，王家真正陪我玩的是他们家的洋狗瑞伯，瑞伯是只尖嘴大狗，搁现在的话叫苏格兰牧羊犬，简称“苏牧”，依王太太的话说，瑞伯是她的老儿子，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懂。瑞伯有些小心眼，看见王太太抱我就很不高兴，使劲往王太太怀里拱，还拿后腿踹我。背过王太太它就朝我呲牙，喉咙里呜噜呜噜的，非常不友好。我对这个长毛的“小儿子”自然也没多少好感，把玻璃苹果里的吃食很夸张地往嘴里填，馋得“小儿子”原地转圈。
在我和瑞伯周旋的时候，父亲就跟王阿玛聊他们在日本学校里的事，他们说到因为输球，宿舍的寮长将他们全体扒光了赶到雨地挨浇的情景，看得出这个话题让他们很兴奋，两个人仰着脑袋哈哈大笑，王阿玛头上的睡帽笑到了地上，父亲的胡子上着着实实地挂了一条鼻涕。可以想见，十几个大小伙子光着眼子在雨地里站成两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是一种让人记忆深刻的风景，这个惩罚绝对比训斥到位，以至于都成了老头子了，两个人还在津津有味地絮叨，还在为此而欢乐。后来父亲给王阿玛学说扒老七衣裳的事，历数老七的不是，王阿玛开始还咯咯地笑，不知怎的忽然就不笑也不说话了。
王太太用手拍打着她的“小儿子”对父亲说，四爷，您往后千万别这么着了，千万别介，别介……
王太太想说什么，终是把话咽了下去。
父亲说我们家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没有血性，硬是怎么赶，也赶不出家门。
王阿玛说，真赶出家门就麻烦了！
（三）
我回来跟母亲说，父亲扒哥哥们的衣裳是跟日本人学的，他在日本大学里就被扒过，箍筲胡同的王阿玛也被扒过。母亲说，父亲扒儿子的衣裳不是跟日本人学的，是跟唐朝的王允学的，王允的女儿王宝钏抛彩球击中薛平贵，王允嫌贫爱富，逼女儿退婚，王宝钏不允，王允便让女儿将身上的衣裳脱了，再不要进王家的门。说到这儿，母亲学着王宝钏唱道：
上脱日月龙凤袄，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来脱定，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我不敢恭维母亲的唱腔，跟我们家的人比，母亲的戏曲水平属于朝阳门外平民市场唱落子的档次，母亲唱“小老妈小儿”还行，唱《三击掌》的王宝钏，没板没眼，还时时的跑调。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她当然不知道什么是FOX，什么是中锋，也不知道捷克和法国在地球的哪一角落，甚至搞不清楚父亲留学过的东京帝大是不是由日本皇上来主事。母亲活得有些糊涂。回国后的父亲在事业上没有定位，今天考证个版本，明天作一首唱和诗，后天又画几幅画，常常的还要出去云游，数月半年不归。一段时间在刘春霖办的群玉山房当编辑，圈点些古文，挣些个薪水，花的远比挣得要多。父亲说他自从进入“古典讲习学科”的那天起就断了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注定了这辈子要跟枯燥的古旧书本打交道，越是这样便越是对了。后来和朋友一起创建了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在学校里当工艺美术教师，教授陶瓷美术，1928年这所学校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父亲逃婚奔赴江西，就正是在这期间。不辞而别走了一年多的教授，自然被认做自动放弃岗位，薪水停了，给王国甫帮忙的酬谢也没了，这么算，父亲娶我母亲花出的代价不菲。
相反，学经济的王国甫回到国内却是大展宏图，他的眼光和魄力，他的善变和灵动，再加上他曾经搞过洋务的父亲的佐助，没有几年便成了京城的工商大亨。我在2000年为写电视《全家福》，研究过老北京的工商史，是在史料中重新认识王国甫这一人物的，历史的记载使我见识了这位老人的另一面，这是一个不为我熟识的王阿玛，一个崭新的王阿玛，一个所走道路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王阿玛。
我也明白了父亲扒我哥哥们的衣裳，为什么会适可而止，而不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
父亲和王国甫学成回国的时候，宣统还在皇宫里住着，我的祖父刚刚过世，父亲承袭祖父镇国公称号，代降一等，作为“公”的子弟，就注定了他的闲适无为，注定了他在事业上没什么大出息。王国甫回来，理所当然地接管了王家的产业，京津沪三处叫做“和瑞祥”、“锦瑞祥”、“长瑞祥”的大绸缎庄。
中国的丝绸锦缎一直是宫廷服装的主打，千百年来几乎无多改变。自光绪以来，“和瑞祥”的料子几乎四成供应大内，所以“和瑞祥”的料子采办得就考究、精细，集中国南北之精华，非其他绸缎庄能比。
我们的老祖母在做姑娘的时候和端康太妃是朋友，太妃闷得慌了，就将祖母召进宫去“陪着说话儿”，祖母进宫有时半日便回，有时一住半月。有一回，祖母从太妃处回来，捎回两匹洋布，说是太妃的赏赐，原来祖母在端康宫里，见到洋人将洋布送到了太妃的眼皮底下。祖母说洋人的布料轻柔精美，淡青、嫩绿、桃红、淡紫……比国产的漂亮。她一直以为中国的缎子是最好的，苏杭江宁，供着北京，供着宫里，几十辈子传下来的，没想到，跟外国的东西一比就不行了。说太妃还夸赞人家布料的颜色像天上的霞，质地细得跟丝似的，轻得一点儿份量没有。祖母说，洋商人除了给太妃送棉布还有呢子，羊绒呢子。太妃说了，大清国的人从来不穿呢子，不过它倒可以做轿子，防水。
洋商人说棉布和呢子可以染成各种颜色，说他们国家的印染业是最发达的。
我的第一个母亲瓜尔佳那时还活着，她欣赏着婆婆带回的布料说，中国布上的花都是绣上去的，还没见过印的呢，真不知上头这些鲜艳的花朵是怎么描上去的。她问婆婆，洋人干吗往宫里送这些料子，祖母说，洋人要通过朝廷，从各口岸进口这些料子，卖给中国人穿。
大家都说这样的料子一定很贵，祖母说，听他们说比中国的便宜得多。
瓜尔佳说，那洋人不是亏了吗？漂洋过海地运过来，纸似的卖出去，他们图的是什么？
祖母说，他们为的是友好，和大清国的友好，他们热爱大清的朝廷和百姓。
瓜尔佳母亲说，话说得不错，可洋人的心思总让人猜不明白。
祖母将太妃赏赐的花布赏给了即将出世的孙子“做小衣裳”，当时瓜尔佳母亲肚子里正怀着我的三姐，张芸芳母亲怀着我的四姐。半年之后两个小格格在叶家前后脚降生，包裹她们的小被子、小褥子用的就是洋人的碎花细洋布。一出生便被拥入西洋物产之中，两位姐姐难怪一个接受了西洋的马列主义，满嘴的“普罗莱托里亚”（无产阶级）；一个奔赴西洋留学，学习建筑设计，在北京盖了一座又一座洋味儿实足的大楼。刘妈比较宿命，她说我的两个姐姐要是不用洋人的花布包裹，可能会是另一种命运，我的三姐不信那些洋主义大半会保住性命，嫁人、生子，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媳妇。我说要这样我的四姐也当不了建筑师，我情愿我的四姐当建筑师，而不是什么“养尊处优的小媳妇”。父亲说，什么都是两方面的，西洋的东西未必都不好，也未必都好。
祖母带回两匹花布，一匹为我的两个姐姐所用，父亲多了个心计，将另一匹抱到了箍筲胡同他的同学那里。
新上任的“和瑞祥”老板王国甫在管理上比他的父亲多了些手段，提出了明码标价，以货盈人的经营原则，“货不压库利自生”，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的同时，对店员管理也学日本的办法，“号规”严明，宣传团队精神，不允许任何个人的信息在工作场合出现。“和瑞祥”的店员一律要剔光头，穿长衫，不许吃生葱生蒜，不许吸烟喝酒，上班身上不带钱，不许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工作时间不许会客，亲戚朋友来购物必须由其他店员接待，本人买商品需开具发票，经别人检验才能拿出店门……在新掌柜的经营下，“和瑞祥”的影响很快迅速扩大，顾客盈门，生意红火。盈利比铺子在他父亲手里时翻了一倍。父亲夹着布到箍筲胡同王家时，王国甫正坐在院子里选布样，父亲将带来的花布给他看，王国甫仔细地审视花布，说是英国莱尔兹纺织厂的出品。父亲说，都是棉花织出来的，人家的怎就这么精美，色彩花样简直就像直接画上去的一样。
王国甫说，机器先进，工艺精湛，咱们比不了，咱的布还是窄面手织布，印花也简单……说着，拿过旁边的布样让父亲看，说这本是英国毛呢，那本是丝纺样。
太阳光底下，那些布样一本比一本漂亮。
王国甫说，下个月他准备在上海和北京两个铺子分别进30匹英国色布和丝绸，看看行情再说。
父亲说这样便宜的料子30匹进得少了，王国甫对父亲说，瑞袚，我是想……买布不如买机器，中国的棉花不比英国的差，至于印染，是下一步的事，我先得把好布织出来。
父亲说，你要办工厂！行吗？办厂子得要钱，要机器，要地盘，要人。
王国甫说，中国除了机器没有，其他都不缺。
（四）
王国甫从商业转到了工业，那时候流传着一句很时髦的话，叫做“实业救国”。
王国甫聘了我父亲当生产总监。想的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亲与王阿玛虽不是兄弟和父子，却有着一同光眼子站雨地的交情，这样的交情就是真的兄弟和父子也未必能演绎得出来。
“生产总监”一听这名字就有些大而化之，父亲的“生产总监”如同他的“镇国将军”一样是飘浮在半空的，以着父亲那散淡的文人性情，能干得好这差事才是见鬼。父亲从担任“总监”到卸任，他根本也没闹清楚织布是怎么回事，狗看星星似地在车间里瞎转。
王国甫的工厂在南城，据说很有规模，父亲回来跟家里人说，王三爷厂里的机器轰隆隆响，白布哗哗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帽子，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真不知道是在中国还是外国。
祖母说跟洋大夫一样干活的工人她还真没见过，想必国甫挣的钱也一定哗哗的，水似的……
王国甫一连开了三个织布厂，没几年又开了火柴厂，火柴厂的名字叫“丹枫”。“丹枫”是王国甫在日本念书时发表文章用的笔名，从根上论，这个名字还是我父亲给取的，取自他们宿舍寮窗户外头那棵枫树，树一到秋天就火红火红的，很是惹眼，用在火柴上也很合适。
有了数家工厂，王国甫阔起来了，娶了留洋的太太，生了重八斤半的大儿子，给儿子取名叫“利民”。父亲说这孩子的名儿像个口号，不像人名，王国甫说孩子将来也要像他一样，利国利民地干实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王阿玛的儿子与我们家老五同岁，两个人上的是同一所小学，皇城根小学，两人家庭背景不尽相同，在学校的表现却是绝对的统一，以淘气出格著称。
有年正月，王国甫过来接我祖母上“吉祥”听戏，接祖母的是辆洋马车，马车零件锃光瓦亮，紫红大绒的弹簧坐垫是北京头一份，马是洋的，高大威猛，昂着头，凡人不理地骄傲着，赶车的穿着洋制服，挺着小腰坐在车前头，细看竟然是金发碧眼的洋人。那时候，北京人看所有的洋人都是有钱有势的大爷，没钱他能飘洋过海来中国吗？现在王国甫竟然把洋人当小力笨使，这气派，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惊奇得连嘴也合不上了，说他进北京几十年，头回看见这么好的车，比醇王府的马车还气派，他问王国甫车是打哪儿弄来的？王国甫说，跟洋机器一块儿进口的，我东西南北城地跑，没辆好车不行。
老张问那个赶车的洋人是不是跟车一块儿进口的，王国甫说是他在上海租界里雇来的，这年月，只要有钱，鬼都能给你守门。老张说，明儿个我撺掇我们老爷也弄俩洋人来当门房，保准有人来看稀罕。
王国甫说，你还不如弄俩猴来呢……老太太出来了，不说了。
王国甫扶着我的祖母上了车，那是我祖母有生以来头回坐洋马车，老太太回来说，看的戏是《三击掌》，罢了，行头陈旧，演员也不卖力气，扮王宝钏的太胖，腰粗得像桶，一脸的褶子，没踩跷，一双大脚片子在台上踢出一蹓烟尘，远不如国甫的马轻便，不如看赶马车的小洋人儿舒坦。国甫的马车不是在跑，是在漂，坐在上头悠悠地，北海的金鳌玉栋一闪就过去了……
矜持的祖母对王国甫的马车记忆深刻。
王国甫是商人，是FOX，在他的鼓动下，我们家以祖母为首，女眷们大都用私房钱入了王家工厂的股份，连看门老张也随大流入了两股。祖母和老张入的是火柴厂的股，祖母出了一千块大洋，老张出了十块，他们认为，火柴家家都得用，谁家不得笼火点灯抽旱烟呢，那些火镰纸捻到底不方便，洋取灯的用途广泛极了，并且将永远广泛下去。这里应该说明，在火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老百姓管之叫“洋取灯”，后来叫“洋火”，现在大众化了叫“火柴”。今天的火柴几乎被打火机替代，中国的火柴厂搬着指头数也没几家了。
两年过去，我的祖母已经不能坐着王国甫的洋马车到“吉祥”听《三击掌》了，疾病将她老人家折磨得站不起来了。冬月，王国甫来给祖母送火腿，说是媳妇娘家自己腌制的，来自浙江。祖母说以她的身子骨怕已吃不动火腿，她过的是有今儿没明儿的日子了。王国甫站在祖母的病榻前说，老祖宗，您这话是怎儿说呢，您不是喜欢我那辆车吗，赶明儿您好了我用车拉着您上妙峰山烧香去！
祖母说，去妙峰山上香是下辈子的事啦，看你这么喜幸，准又大赚钱了。
王国甫说，老祖宗，托您的关照，不是我大赚了，是您也大赚了，凭那个“丹枫”，咱们大家伙都赚了。
祖母问王国甫她赚了多少。王国甫说，翻了四倍，一千大洋变了四千。
祖母说，四千好，是个整数，用它来发送我大概是够了……
王国甫说，老祖宗您这是要撤股哇！
祖母说，不撤股我还能陪你们玩一辈子？
祖母死在冬至的早晨。真真应了她老人家的话，连请和尚、喇嘛念经带出殡，不多不少，整整用了四千块，老太太算计得准。
（五）
满街的洋布，一夜间突如其来，袭击了北京的角角落落。小贩们在吆喝，便宜咧，便宜咧，洋布洋绉洋呢子，一大枚五尺，买花洋缎，白送青呢子二尺啊！
大姑娘、小媳妇们围着布摊翻腾抢购。我们家看门老张也加入了购买行列，抱着呢子和花布从人堆里钻出来，照直了往家跑，进了门就嚷嚷，简直就是白捡哪，洋人傻，不会算帐，他们哪儿精得过咱们啊。
父亲训斥老张，哎，你跟着起什么哄？
老张说这样的料子给他唐山的媳妇捎回去，他媳妇准得傻眼，娘们儿家哪儿见过这个，这样的布天上的七仙女也织不出来！
正巧王国甫到我们家来，看见老张手里的布说，老张，你也买这个……
老张说，便宜呀，三爷。您“和瑞祥”的缎子是好，半块大洋一尺，除了有钱人以外，家常的没几个人穿。这多实惠！
父亲说，国甫，我看这卖洋布的不是个好买卖，这些人是疯了。
王国甫脸色铁青，说不出一句话。老张拿着几块料子过来说，三爷，您是开绸缎铺的，您看看这洋绉，比咱们北京的元青染得好多啦，色儿多正。
王国甫看了老张手里的布料说，唉，比不上人家呀，咱们的杭绸、湖绸是好，就是经纬线头泡，一毛一大片。
老张说，三爷，您织布厂用的机器不也是外国买来的吗？
王国甫说，机器也分好坏，我那些洋绉虽然也是双梭加重，到底不如人家发展得快，工艺好。
说着拿过老张手里的一块雪青料子说，比如这个，它经线是雪青，反过来纬线可是蓝紫的。咱们的里面都一样，边也不如人家的齐整。
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国甫说，改？再怎么改，我再改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如今早市地摊上的“出口转内销”，一大堆纯棉名牌上好线衣，各种颜色各种式样，二十块钱一件，商贩们如几十年前的吆喝一样，“快来买呗快来买，二十一件三十两件，白给了唉--”。不同的是中国产的往外销了，销不完又转回来了，这些便宜货同样吸引了一帮大闺女小媳妇围着摊在刨哧，我跟当年老张的心情一样，也挤进去抱了几件出来，拿回家穿了，舒服无比，当然，领口后的商标大多被卖者剪掉了，以示非正宗。我将那些淘来的衣裳向子侄们炫耀，以图夸奖，不料小辈们对我的举动看不惯，说老太太您还没穷到上地摊捡衣裳的地步吧，寒碜不寒碜哪！我不管，我更不嫌寒碜，线衣可以贴身穿，宽松舒展，粉的、绿的、黄的每天换，穿着它坐在电脑前敲字，像被春天拥抱着，文思泉涌。出口转内销，真好哇！
当年的洋布涌入中国和今天中国的出口转内销，在商业上有了本质区别，里面有什么机缘老百姓不吝，老百姓图的是便宜实惠。
我们回过头再说王国甫。
一晃几年过去，随着洋货的入侵，王国甫的“和瑞祥”不得已放下了架子，向推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阴丹士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不买也赠，图的是好名声。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六个顾客，清冷得门可罗雀。与此同时，织布厂的生产更是大溜坡地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国甫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法国去学纺织，盼的是儿子学有所成，成为纺织精英，回来为王家的事业大展宏图。我的父亲赞同王国甫的做法，将我们家的老五一同发配法兰西，想的是小辈和老辈一样，留洋海外，拓展眼界，回来为家为国争光。老五和王利民从前门车站上火车，先奔上海再坐船，听说要在海上漂一两个月。走的时候，两个父亲没出现，月台上站着母亲们。老五的女同学拽着老五的胳膊，拉拉扯扯一个个哭得泪人儿似的，都知道老五喜欢紫罗兰，鲜花送了一把又一把，全是紫罗兰，花把老五簇拥得得看不见脸，至于我的母亲则根本凑不到老五跟前去。王利民和他的一帮同学躲在一边叽叽咕咕，大家表情严肃，不知说些什么，王家太太指挥着人将一个个大箱子搬上车去，箱子里全是衣裳，好像他的儿子不是去留学，是去开服装展览。母亲担心老五找不到上海出港的码头，担心老五架不住繁华上海的诱惑，把身上带的钱花光了，王太太让母亲放心，说她让管家跟着呢，她交代了，管家一直把他们送上船才回来。母亲说老五有女人缘，外国的女人跟中国的不一样，她去过起士林，知道国外的模样，那里的女人在冬天也是光着脊梁的，但愿她的老五别跟那儿的女人学坏了。王太太说学不学坏全在自己，她也在法国念了几年书，那儿的男人女人规矩大着呢，舞会上跳舞，男的得求女的，得鞠躬半下跪……
移动的火车打断了两个母亲的谈话，她们看到王利民站在车门口向着他的那些严肃的朋友挥动着手臂，一脸的重任在肩，目光根本没朝王太太身上瞄。老五呢，从花丛后头露出半张脸，抛出一个个飞吻，让一群女学生追着堆满鲜花的窗户尖叫着狂奔。
母亲和王太太泪流满面。儿子们就这样走了，好像走了的儿子已经完全失控，不属于她们了。果然，据送行回来的管家说，一下火车两个人就没了影儿，将众多的花儿和箱子扔下了。
老五走了，这让父亲省了不少心。如果说挂名“生产总监”的父亲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为织布厂做了一个调查，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国甫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国甫的三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为最严重，76％，照这样下去，再用不了半年，三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国甫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细节，在某种程度说王国甫并不比我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叫，你计算得不准确，76％！核算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洋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兑得只剩下了4％的市场，而且这4％随时有可能丢。
王国甫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得多。
王国甫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国甫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其余厂裁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维持最低量生产，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国甫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国甫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百分之65……这……
父亲说，现在你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母亲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这她才知道，敢情有钱人也有缺钱的时候，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小商小贩，说赔就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如王太太说的，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沦上他们要饭，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兑，不景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六）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就是今天，我在气急了训斥我儿子的时候，用的也是这句话。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和我们家老五在法国待了不到一年就前后脚跑回来了，跟商量好似的，都说在外头待得没劲，还是中国好。对于彼此的行径，两人各有说辞，老五说王利民到了法国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法国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在地下室旮旯里开会，成天讲主义，讲斗争，说是留学法国，却连法语的字母也念不下来……
王利民说老五整个是一个颓废的纨绔子弟，吃法国大菜，泡法国洋妞，跟一个叫什么西露莉的宰鹅女老板纠缠不清，混迹于藏污的市场，出入于下里巴酒馆，借了一屁股债，挨打也打人，这种活法的收获是把个法语说得比法国人还法国人，可以乱真。
一趟法国，王利民带回了一脑袋新思想，我们家老五带回了一身杨梅疮。
王国甫对儿子的突然回国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干番事业，使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这哪儿是我的儿子！你说他随谁？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几个儿子，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都是攮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照样让人烦心。
父亲没有跟老同学提到老五，这个儿子让他羞于张嘴，王利民再不争气，人家是囫囵完整地回来的，不似他的老五，满脸大包，浑身溃烂，躺在炕上哈欠连天，涕泪长流，一问，是想抽白面了。
老五成为了我父亲的心病，大凡正经人家儿，哪家摊上这么一个儿子都是件糟心的事情。那时候我母亲刚生了我的六姐姐，月子里的小米粥和鸡汤，基本照顾了烂在炕上的老五。父亲不让给老五请大夫，嫌丢人，让老五在自己的房里自生自灭。母亲说，那怎么也是自家的儿子，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不能慢待了它。
母亲让陈锡元去请大夫，请好大夫，说花多少都认了。陈锡元说好大夫仅出诊费一趟就得二十大洋，当然还不算药钱。母亲说，救人要紧，眼瞅着老五脸上的包就烂开花了，听说这病跟天花一样，外头烂，里头也烂，用不了半年就能要了人的命。
陈锡元领来了一个德国大夫，蓝眼睛，黄头发，一身黄毛，连手指头上都长着毛，整个一只大马猴。大马猴进老五屋之前先戴上了口罩，走到床边又套上了橡皮手套，站在炕沿前像扒拉木乃伊一样扒拉老五。老五不配合，嘴张半天才说出话来，……你个洋鸡巴敢拿橡皮手套碰眹的身子……大不敬……眹凌迟了你……
老五虽是上下气已不衔接，还没忘了用洋话骂人，别人听不懂，但是洋大夫听懂了，洋大夫不急也不恼，转身出来，开了个方子，让陈锡元到西药房抓药，请协和医院的护士来打针。那药叫油剂盘尼西林，简称油西林，四袋白面一小瓶，奇贵。油西林是当时刚刚研制出来的最尖端的进口药，是人类首创的第一种抗生素，只有外国大夫才能使用。母亲跟偏院的二娘一商量，将老祖母收藏的一对纯金点翠头饰卖了，买了三瓶，用在老五身上。祖母那对头饰是端康太妃的赏赐，菱花造型，镶嵌着翠鸟羽毛，出自宫廷，属于稀世珍品。因为经常听到母亲提起那对头饰的美丽，便让我对那对已经失去的首饰充满了想象，今年到故宫作客，在未曾开放的漱芳斋，看到墙上的两幅点翠挂屏，才知道那是翠鸟羽毛和金的合制品，将翠鸟背部的土耳其蓝羽嵌在金胎上，点缀出瑰丽的蓝色，美艳惊人。鸟羽必须取自活鸟颜色才亮丽鲜活，才能永不褪色。点翠的工艺目前已经失传，被景泰蓝取代，翠鸟也几乎绝迹，因此漱芳斋那对挂屏就更让我着迷，从不同角度看，翠羽闪烁出不同的色彩，蕉月、湖青、藏蓝、雏绿，似乎来自天庭……我由此推算出了祖母那对点翠头饰的不菲价值。
三瓶油西林并没解决老五的任何问题，放浪不羁的老五确实是病入膏肓了。到最后只剩悠悠一丝气息在鼻翼间萦绕，到了该上路的份儿上，魂魄眼瞅着渐行渐远，无可救药了。多亏了名医彭玉堂，借他给二娘看病的当口，在我母亲的请求下来到老五房中，母亲说的是“死马当活马医”，治死治活，叶家都不追究，说他父亲对这个孩子已经不抱希望了。
彭玉堂给烂糟糟的老五号了脉说，这哪儿是“死马”，分明是一只歇不下来的“奔马”，五少爷年轻气旺，邪毒内陷，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绝对有救。
母亲说，洋药油西林已经用了三瓶，全是白搭，那个蓝眼的洋大夫没了法子，让准备后事。
彭玉堂说老五是热毒外发恶疮，内陷昏迷，必须恶治，走不得寻常的道。
母亲问怎的恶治，彭玉堂说要清热散结，解毒消疮，服用地胆、地龙，佐以白牵牛，使邪有出路，泻其毒气，即可痊愈。母亲见彭玉堂开出了救命的药方，千恩万谢，不住地请安。彭玉堂说，都是一家人，四太太不必客气，赶紧让人上珠市口南庆仁堂去抓药，今天给五少爷煎了喝下，明天就能说话了。
不到两个时辰，老七就把药抓来了，谁都想见识一下救命的地胆，打开包，又吓得纷纷往后退，所谓地胆和地龙，不过是狰狞的土鳖与干枯的蚯蚓，药包里敢情是一包虫子。怕抓错了药，又让老七拿着到彭家询问，彭玉堂说没错，就是这个，土鳖生于草间石缝，气味辛寒有毒，主治鬼疰寒热，鼠疮恶疮死肌。老七一听没错，赶紧揣着药往回跑，彭玉堂追出房门又交代说，太极创始人张三丰有个屡试不爽的仙方，用井底之蛙的生皮，捣碎用蜜调制，敷在大烂处，当时见效。
老七说，井底之蛙怕是不好找，京城里头没几眼水井了。
彭玉堂说，城里没有上乡下找去啊，井水阴寒，生在里头的青蛙也属阴寒，用它的皮治热毒疮是最直接，最对症的。
看老七仍面有难色，彭玉堂说，实在不行用童子尿洗涤患处也行，童尿含尿基酶，能改善微循环。
老七说，这倒可以试试。
那些土鳖和蚯蚓让老王给煎了，满屋子都是腥的，味道实在不好闻。让老五喝药，死活不张嘴，母亲让胖厨子老王坐在炕上摁着他，让老张橇牙，生生把一碗腥汤灌了进去。紧接着是又拉又吐，着老七去问，彭玉堂说，这就对了。
我母亲让刘妈端着盆子到胡同里有小小子儿的人家去求尿，刘妈不去，说二娘这几日的病不好，已经到了跟前离不开人的地步，母亲只好自己去挨家求助。好在南营房出身的母亲不怵跟街坊邻居打交道，套着近乎地叫人大妹妹、叫婶，就为了一泡尿。至于生井蛙皮，到底也没弄来，那东西忒难找了，即便井底有蛙，也没人下去逮，张三丰的仙方也就仙人能使罢了。父亲气得摔东西，说老五的德行散大了，决心已下，他要跟老五断绝父子关系。
老五在家里这么折腾的时候，箍筲胡同王国甫的儿子王利民也没闲着。
让王国甫没想到的是，从法国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要提高工人的觉悟，让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
王利民是工会夜校的教员。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过，来看望老五。在胡同里遇上了端着尿盆往回走的母亲，按规矩小辈见老辈拿东西得接过手来，但是王利民看着那满满当当的一盆子尿，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我母亲笑笑说，这是给老五的洗剂，甭换手了……五岁前的小小子儿，胡同里就两个，挺不好找呢。
王利民说，老五的病都是宰鹅的西露莉给传染的，那个西露莉太赃，连妓女都不如，您说老五他怎么就不嫌赃呢？
大概是觉乎着跟老家儿说这些不合适，王利民转了弯说，老五的病起因是梅毒螺旋体，现在已经能治了，您没给他试试西医？
母亲说试了，不管用，这孩子也太邋遢，管不住自个儿，哪儿像你这么规矩。
王利民说，我在我爸爸眼里可不是个规矩孩子，我爸爸骂我是忤逆呢。
母亲说，天下哪儿有那么多忤逆，坐一块儿把话说开了就不忤逆了。
王利民说，我们爷俩谁也改变不了谁。
到法国大半年，王利民很有留过外洋的派头了，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着一件格子呢大衣，高窕的个，清瘦的面孔，跟王国甫长得很像，但比他爸爸更有锐气。王利民说话爱用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也不喜欢他，说他太过浮躁，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唯一能跟他说到一块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随和，心地善良，不摆谱。
其实王利民到我们家的真实目的是找我的三姐，三姐私下里常帮着王利民干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母亲怕三姐过早的谈恋爱，旁敲侧击地提醒她还是个学生，三姐说，您想哪儿去了，人家王利民有女朋友，在南边军队里。
母亲问在南边哪个军队，三姐又不说了。
三姐有什么活动爱拽上老七，比如参加北平学生合唱队唱歌什么的，我长大后也参加了北京女一中的合唱队，所唱的歌曲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慷慨激昂得厉害，只要一听到我在后院里大声唱歌，老七就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屋门关上了，大概是他想起了我们的三姐。我问过他，三姐都唱过哪些歌曲，老气说有“五月的鲜花”，还有“国际歌”，两个相比较，他更喜欢第一个。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五月的鲜花”很抒情，有点儿悲壮凄凉，很符合老七的性格，他给我唱这首歌，总是唱到“抗战不歇”就不再往下唱了，我知道，下面的词是“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挥动拳头”，愤怒、不平、澎湃、抗争，几乎是跺着脚在喊。老七不习惯愤怒，不习惯抗争，他中意的其实就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句。至于那首欧仁.鲍狄艾的名曲，三姐在家里教他，他是连嘴也不张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老七说“国际歌”调子太沉闷，太压抑，嗡嗡的，有绝望挣扎之势，无奈悲怆之感。老七的感觉是对的，后来影视作品中，革命者英勇就义时基本都有“国际歌”做烘托，以致让人们有了条件反射，只要“国际歌”一响，就是有人要牺牲了，并且这人是死定了，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老七学不会的“国际歌”倒让看门老张学会了，如同老七只喜欢“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样，老张只喜欢“国际歌”里的一句，“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一天父亲从工厂回来说，职员的办公室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理直气壮，动辄便进来找小王“谈事情”，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装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父亲作对。
父亲说王国甫的三个工厂，八个车间，二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昨天机器压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是王利民把他们召集来的，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更加上一个七舅爷的儿子钮青雨，上班没一天，就把裁员名单搅和个稀巴烂，不知是胡闹还是成心作对。
我父亲说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给老同学出的，因为这个给他的同学添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老同学儿子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的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学者，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压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也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王国甫的织布厂，连同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闹腾，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了大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自来水厂也罢了工！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织布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国甫，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国甫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 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国甫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一千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国甫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早知道这个，小时候我把你掐死！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母亲无奈地摇摇头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
老张说，这是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咱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
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阵营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国甫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减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太太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