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吹歌入林去，余音自绕杏花飞，张安达的提携培养刻骨铭心地印在了老太太内心的深处，几十年不改当初。
海归牧童王佳模身心随着牛鞭摇曳，乐声悠扬，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进行着问答式的演奏，胡琴月琴再次响起，伴随着老“牧童”清亮的男高音：
赵州桥来什么人儿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儿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轧了一道沟吧咿呀嗨。
五姐的嗓音越唱越亮，人已分明进入化境：
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玉石的栏杆圣人留。
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就轧了一道沟吧咿呀咳。
“乐莫乐兮新相知”，没有舞蹈，完全是两个老人在对唱，一男一女，一中一西，达天地之和，饬万千之物，美哉！
我也走过了许多路，有了一把年纪，自然理解了人生的许多情结，包括张安达，包括我五姐，当然也包括王佳模和秃顶老“牧童”。
演唱中的五姐姐朝我挥挥手，她看见了坐在杏花树下的我。
盗御马
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京剧《盗御马》窦尔敦
（一）
1968年底，北京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被分配到内蒙、黑龙江、云南、山西、陕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谓之“上山下乡”。我作为一名超龄的高三学生，随着滚滚插队洪流来到了陕北，从此永远地丢失了“北京人”的身份。后来有人说我们这批人是 “打不散”、“压不夸”的“老三届”，其时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儿”的精英们的纠集，是霉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霉干菜们有霉干菜们的友谊，我插队的那一批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我们都属于霉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
插队是我最艰苦的时光，也是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那是离开四合院的别一番天地，是北京城生活之外的精彩延伸，是对生命的另一种诠释，更是对人生经历的重要补充。《状元媒》作为一部北京题材的作品完全可以将其跳跃过去，不作述说，但是作为北京“老三届”学生的一段经历却是无法回避的，它是我生命积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镌刻在我的心里，如同七舅爷、王阿玛、莫姜、张安达，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1968年筹划动员，1969年的元月，告别了北京，告别了那座沉甸甸的四合院，我和众多知青一起，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北上直达铜川，然后到陕北去。我是第一次走出北京城圈，第一次坐火车走那么远的路，看什么都新鲜，包括那旋转着后退的土地，那沿途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邯郸、郑州、三门峡、潼关、临潼……下火车的铜川是煤城，街上、房上、人们的脸上都是黑糊糊的，地上飘荡着一层细细的煤末，跟雪混杂在一起，让人想起北京街上堆积着的残雪。到铜川天刚亮，每人发了两个热腾腾的馒头一碗小米汤，一块硬邦邦的咸菜疙瘩。饭食虽粗犷，但味道纯正，要知道就是北京市民的粮食供应也是粗细搭配的，能吃到纯白面的大馒头也很不易，除了感到陕西人的实在便是这顿饭的及时，一天多的火车已让人疲惫不堪了。我站在临时搭起的席棚外头，吃馒头喝粥，咬了一口咸菜，差点儿没咸一个跟头，想起了莫姜熬的八宝链子粥，想起了母亲的豆汁稀饭和北京“六必居”的小酱萝卜，眼圈一热，泪水在眼里泛出，很快化作鼻涕繁衍在鼻腔，自责自己小资情调太重，真是应该下去好好改造的。看周围，许多知青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香肠、肉松和煮鸡蛋，这些我都没有，我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副铺盖和给知青发的一套藏蓝的棉袄棉裤。
席棚上贴着纸，写着“北京知青接待站”，当然是临时的，只要我们一走，席棚就被拆了，再找“接待站”是休想，看来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事实也证明，自从坐上火车那一刻起，我们从身份到归属，已经属于了黄土地，属于了陕西省。吃完饭换汽车，在敞篷解放车顶上，迎着西北的硬凤又颠簸了大半天，来到了一个叫刘家河的地方。许多人围在一个相对宽敞一点的地方看我们，表情漠然，说不上是欢迎还是不欢迎。三五个人在敲锣打鼓，一看便是受命于组织，没有激情，作为一种任务在完成，咚咚呛，咚咚呛，机械而单调。一条写着“欢迎北京知青到刘家河安家落户”的横幅，因为大风，其中三分之一的字刮没了，意思只能猜测。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却说还要继续前行，于是行李又被挪到了驴车上，来接我们的人说我们还要步行20里地，才能到达插队的点儿--后顺沟。
天快黑了，我跟在车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趟，脚踩在泥泞不堪的黄土路上，心里一片迷茫，往前看是黄土，回头看还是黄土，左边右边依旧是黄土，太阳已经沉到西边黄土里头，离家越来越远了，我知道了中国还有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这些无边无尽的黄土都是从哪儿来的？小时候用模子扣泥饽饽，那黄土还要老七到北京黄土岗去买，北京的黄土岗不光出黄土，还出鲜花，崇文门同仁医院对面有黄土岗专门的花店……
前面驴车上有我的行李卷，塑料单子包裹的一个小花被和一 床薄薄的褥子，行李卷捆得很结实，透过淡黄的塑料布能看见被子上细碎的花朵，那花朵如同眼前的黄土一样，越看越觉得陌生。随着车的颠簸，行李卷左右晃动，有几次要滚下车来，被赶车的推了上去。赶车的是个年轻人，是后顺沟的队长，自我介绍说叫发财。发财这个名字很坦率，很直接，我一下就记住了。一路上大家嘻嘻哈哈拿发财的名字开玩笑，发财也不恼，拍着驴屁股跟着大伙一块儿傻乐。
在众多的行李中，我的行李卷是最小、最简单的，跟其他人巨大的行李，笨重的木箱、纸箱相比，有些寒碜。在接到上山下乡通知第三天，家被封了，是因为我们家去了台湾的中统老大，我的大哥在那边发表了一个什么声明，瓜蔓所及，牵引愈多，连累了我以上的所有哥哥姐姐，突然的，房门被贴了封条，别说被褥，我连自己的内衣内裤也没能拿出来。我坐在院里发呆，房门虽然只是被一张纸条阻拦着，我却没有勇气揭起它，走进去。前边的敬老院，夕阳下，几个老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在大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他们每日的功课，唱过之后就可以吃晚饭了。苍老的，不齐整的歌声传到后院，让我更加想念父亲和母亲，不能哭，怕谁进院里撞见，我把眼睛睁得很大很大，抬头望着老榆树干枯的枝，让眼泪在冬日的风里干去。
天黑的时候大秀来了，她听说了我要走的事情，什么也没说，牵着我的左手（我的右手手里攥着北京的户口迁出证明）把我接到六条她的家里。大秀的生活不富裕，因为“文革”，北京的补花属于“四旧”，已经停产，大秀靠什么生活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昏黄的15度灯泡下，她给我包了一顿羊肉白菜馅饺子。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一顿饺子不亚于今日的一顿盛宴，让我感念至今。大秀遵循北京上马饺子下马面的老礼儿，为明天就要出发的我发脚！
张安达的女儿张玉秀下班过来，送了我一块漂亮的塑料单子，说在农村可以隔潮……那是张安达死后我第一次见到她，个头不高，跟她的母亲一样，长得不怎么样。当售货员的她，有条件给她的父亲买一双时髦的塑料底毛窝，自然也有条件给我买一块别人搞不到的塑料布。张玉秀搁下东西就走了，临走留下她的地址，说缺什么就写信，别委屈了自个儿。
看到我眼泪汪汪的模样，大秀说，一切都过去了，四爷跟四太太走得那么平静，这也是他们的福分。别再想了，出门在外，得学会自个照顾自个，无论遇到什么，都得兜得住，别动不动就翻腾心思，从今往后你就是个新丫丫，莫姜能当卖花生仁的，你就能当个简单的高中毕业生。到了乡下，除非你自己不说，没人能知道这边的事。
依着大秀的交代，我将变成另外一个人，将和戏楼胡同的一切划一道深深的沟。
我泪如泉涌。
大秀说，走之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把淹在心里的眼泪都倒出来，以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笑模样对人，别动辄就变脸。
大秀在此刻代替了母亲的角色。
我告诉大秀，我在屋门封条之外加了两把锁，钥匙交给她保存，我坚信，叶家的老七总有出牛棚的一天，西偏院被赶回天津乡下的老姐夫总有回来的时候……
离开北京，等于我是从七舅爷家里走的。
跟着驴车走呀走呀，走得筋疲力尽，远远地看见土崖顶上站着一排人，穿着肥大的棉袄棉裤，抄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那些人的脚下是一排窟窿--窑洞。
年轻的队长说，后顺沟到了。
后顺沟，一个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
（二）
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初夏，中国作协在延安开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会，借机会冒着炎炎烈日，我回到了后顺沟，回到了黄土皱褶的深处，回到了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回来带有随意性，想来就来了，跟负责人请了一天假，坐了三个钟头的班车，出现在这个偏僻的犄角旮旯，来到这魂牵梦绕的落魄之地。这里现在被叫做了顺沟二组，仍旧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落。
公共汽车还要继续朝前开，前面5公里的顺沟一组是终点，这趟车在下午三点半返回县城，仍旧路过这里，就是说，我在后顺沟的时间满打满算有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我要温习完在这里四年的内容。
村里新添了几孔石窑，有了自来水管道，村街醒目的墙上刷着标语，提示出这阶段的工作重点，现在的重点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大概是说计划生育的，不知被那个淘气的小子将所有“生”字下面一横全抹去，变做了“少牛优牛幸福一牛”。以前这面墙的标语装饰归知青操作，我们在上头画过红太阳和天安门，写过“大海航行靠舵手”，对上头的每一个坑洼都很熟悉。路还是土的，路边种了两排小枣树，挖了一道流水沟，大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绩。村里青壮都出去打工了，只一些老弱病残在留守，麻将桌支在树荫下，打牌的人都穿着背心，似乎躁热难耐。几条慵懒的狗在街上遛达，几只鸡在草稞里钻进钻出，天还是那般蓝，土还是那般黄，眼前景物，似是而非，如梦如幻。几十年过去，我在这里不再认识谁，谁也不再认识我，我的到来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透过几棵刚露出花苞的向日葵，我看到沟对面，那块相对平整一点的地界存在依然，那两孔曾经为我们遮风避雨的破窑洞，已经坍塌得看不出眉眼，长满了荆棘。沟下的水也干了，变做了断断续续的水坑，一步就可以跨过去。
跟一个打麻将的打听记忆中的熟人，他不回答，却警惕地问我“打哪儿来”。我说打西安来。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干，就是看看。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来勘查地形的，早听说要在北边山峁上安个铁塔，一年多了也没见来人，这里的手机信号极差，月月还得交钱，亏了。另一个扔出手里的牌，高呼“四饼”，扭过头看了我一眼说，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好看，城里人吃了汉堡包满世界胡钻……
他们是谁，我不知道，四十年前他们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他们的目光中我是一个无端闯入的旅游者，地域的差异让他们对我充满了反感。想起了贺敬之写的《回延安》的诗，“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那情景大概不会再有了。想当年我们在这里战天斗地，流血流汗，方圆近百里谁人不知我们啸聚后顺沟的“窦尔敦”一族，40年的时光，一代人消逝得这般快捷，记忆被生活研磨得这般平展，让人心底生出些许黯然。
站在街头，茫然四顾，才发现现实和记忆相去甚远。满街闲转的狗，个个肮脏丑陋，大部分是京巴和土狗的串秧，让人分不清毛色和嘴脸。见我在树下停留，两只狗蹭过来，将沾满了泥浆的尾巴使劲甩，分明是讨好。40年前这里的狗是何等英武，包括我们养的那条美丽的母狗黑子，也是我们“众好汉”中一个精彩点缀，哪里有这般的窝囊。乡间的狗厉害，细腰长嘴，不善宣扬，冷丁从墙后蹿出来，照着你的小腿就是一口，人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让陕北的狗咬一口，不是“三分”，是“稀巴烂”，这里的狗们都是跟狼干过仗的，大部分有匈奴狩猎犬的遗传。
街对面有座开满了野蔷薇花的小院，院门开着，我探进院里问：有人吗？
一条黄狗趴在窗下睡觉，见了我，懒洋洋地半睁了一下眼睛，不再理睬。但就在我刚刚迈进台阶，往里走时，这条狗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个激灵腾身而起，呜地一下扑过来，不是用链子拴着，那气焰万丈的架式能把我咬死。黄狗挣着铁链子向我狂吠，展现出一种不共戴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激情。
一个圆脸胖女子出来喝斥狗，狗不理女子，蹦得更高。女子指着狗说，三泰，不许你叫！
女子把狗叫做“三泰”，既是黄狗，就该是“黄三泰”了，我问怎的管狗叫“三泰”，女子说它生下来就叫三泰，他们家的狗换了好几条，都叫三泰。
我问叫发财的队长住在哪儿，女子还没说话，屋里有人咳嗽，问院里是谁。女子向屋里喊，这人来找我爷！回头又对我说，那是我婆。
这么说是发财的孙女了，我在那张胖脸上寻找发财的印记，没有。女子说话带有浓重的陕北腔，鼻音很重，把“我”说成了“俄”，像得了感冒。屋里的人让我进去，狗还在不依不饶地叫，胖女子跑过去使劲踹了狗一脚，让它卧下，狗哪里肯卧，隔着女子朝着我还是狠咬。
被叫做“婆”的坐在炕上，满头白发，一脸褶子，夏天了还穿着毛裤，拢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尽职尽责地履行祖母的义务。孩子跟外头的黄狗一样，腰里拴根绳子，一头系在炕上的一个小石头狮子上，爬也爬不远。石头狮子当地叫做拴娃石，是乡间炕头的必有点缀，炕上有了拴娃石子孙才能昌盛，娶新妇，新媳妇还没进门，小狮子已经早早地蹲在炕上了。当年后顺沟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拴娃石拴过，一个石头狮子拴过几代人，成为这个家庭不变的风景。眼前这个狮子我认识，曾拴过发财的大儿子，后来被五狈偷出来拴鸡，磕了一个角……
看我进来，“婆”盯着我使劲看，嘴唇动了又动，一双眼虽浑浊流泪，到底还是认出来了，惊呼一声“我的娘”，隔着孩子一把将我的胳膊攥住，颤颤地说道，老四，你咋才回？
一句“老四”叫出了我的眼泪。
两双泪眼相对。
眼前的老人，就是当年村里最漂亮的新媳妇黄麦子，记得队长娶她的时候我们全体知青都被请去吃席，还送了礼，一床枣红线绨被面，当然也顺手“拿”走了人家的驴缰绳。队长的爹是队里的饲养员，也是党支部书记，儿子是队长，爹是书记，给人的感觉好像后顺沟都让他们老刘家包了。支书找我们要了好几回驴缰绳，我们众口一词都说没拿，支书说我们是土匪，老二说我们是窦尔敦，窦尔敦就是土匪。
当时，那根缰绳对我们很重要。
现在精干的队长媳妇成了老太太，老得浑身是病，动作迟缓，下不了炕了。麦子告诉我，胖女子是她的二孙女，炕上的是小孙子，还有大孙子在部队当义务兵，两个孙女在延安上中学。细算她生日比我还小半年，我的独生儿子还在单身贵族里晃荡，别说后代，连媳妇还没有准星，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了，似乎有隔世之感。问及发财队长，麦子说，死了，十年前就死了，肝病，疼得在炕上滚，生生是疼死的，死的时候脸焦黄，肚子胀得生大，人成了一把骨头。
我就想那个将我们接进后顺沟的英俊队长，因为长得像《地道战》里的传宝，曾经一度让我们女知青很神往，其他队的知青经常有“不远万里”来看“传宝”的，看过一回还要看第二回，第三回……发财长得帅是得了这里水土的滋润，陕北是出俊男美女的地方，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指的是这一地域出产的精彩，传说貂婵是米脂人，吕布是绥德人，后顺沟不属绥德县，却是离得不远。我们跟发财谈论过他出色的相貌问题，发财说他是杂种，是匈奴和汉人杂交生出的杂种，跟当地的狗一样，但凡是这样的杂种，都长得漂亮，脑袋也好使。我们说发财窝在后顺沟可惜了，要是在北京、上海什么的，准能进“样板团”，比舞台上活跃的洪常青、杨子荣都精神。问题是发财既不会跳芭蕾也不会唱样板戏，他就会放羊种庄稼，再拿手的就是唱酸曲儿，他那些酸曲儿能酸倒人的牙，听听吧，“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里走”……男生们问他跟女的到圪崂里去干什么，发财挤挤眼说，扒袄袄褪裤裤，想干甚就干甚，想咋干就咋干！
男生们问是先扒袄还是先褪裤，发财说那得看时间……
队长无形中充当了知青们性启蒙教师，大家年龄相当，他的生活经验远比我们丰富，这是他受知青们喜爱的原因之一。干活男生都愿意往发财跟前扎，地里时常响起哄堂大笑，女生们装作不在意，却扎着耳朵往那边听。我们都知道，发财虽然是单身汉，却私下跟两三个女子睡过了，其中还有个已婚的婆姨。男生们问那“两三个”都是谁，发财说，那不能说，人家还要活人哩！
男生们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得教育教育我们。
发财说追女人有诀窍，得紧追，得不耐烦地追。就唱，
二十里明沙三十里的水，五十里路我来看妹妹。
半个月我跑了那十五回，哥哥我跑成了罗圈腿。
大家在地头嘻嘻哈哈跟着溜唱，发财调子一转又换了词。
山丹丹花儿三更里开，哥哥我一准就翻墙来。
窗外的哈巴咬了个紧，哥哥我上了妹妹的身。
这回没人跟着唱了，大家都有些脸红。
农民李木犊说，城里娃娃鸡巴太嫩，得好好磨哩！
发财挤挤眼，索性放开嗓子唱起来：
骑白马过沙滩，你没婆姨我没汉。
咱们二人像一骨朵蒜呼儿咳吆。
谁和谁都拆不了瓣。
双扇扇门单扇扇开，叫声哥哥你快快来。
双手忙解开裤腰带呼儿咳吆，
哥哥你就快上来。
这回更没人吭声了。太酸，太野！
公社找发财谈话，让他注意影响，说龙川县已经法办过一个“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队干部了。发财问那干部做了甚，公社人说和下乡来的女知青睡了觉。发财说，两相情愿的逑事，法办谁哩？
干部说，那两相要是不情愿呢！
发财说，那就别逑干，这事简单得很很。
我们喜欢发财的直率，连跟相好睡过几回觉都老实交代，并且很忠实地替对方保密，挺仁义。发财活泼、机敏、随和、周到，跟他在一起干活，快乐，不累。我说，要是两年内招工的再不把我招出去，我就嫁给发财！
结果，还没有等到两年，人家就娶了前顺沟的黄麦子……黄麦子比我们能干多了，也实际多了，把个家操持得一尘不染，前前后后给他们刘家生了三个儿子。
当然，也亏得我没嫁给发财，要不现在已经当了十年寡妇了。
麦子说，你们那几个货，谁也不知道回来看看，全是白眼狼……
我只顾擦眼泪，想念那个一度让我钟情的队长，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知道我的时间紧迫，麦子让胖女子紧忙做饭，没一会儿，女子端出了荷包蛋，大青花碗里满满当当盛了七八个，舀了两勺子糖，还有香油。小炕桌上变戏法一样冒出了炸黍子面糕和煮洋芋，这些都是当年知青们的最爱。麦子还嫌拿得少，让女子把橱柜里的洋芋擦擦端出来。洋芋擦擦是地道陕北饭，缺粮的时候把土豆擦成小片，沾上干面搁锅里蒸，蒸出来沾蒜水醋汤吃，属于缺粮时代的“瓜菜代”，是没法的法子，现在却成了稀罕物件，连陕北的大饭店里都卖这个。女子说，橱里的擦擦是中午蒸的，这一桌吃食，莫不是要把城里来的“老四”撑坏呀！
麦子说，你不知道他们……我知道，尽管去端。
外面的黄狗炸雷似地吠。
女子说，今儿个三泰是有病！
（三）
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家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倾巢出动，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民王赶赶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从北京带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干部，写了个条子，就调县里当播音员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条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长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荡荡的炕席，谁不挨着谁。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 当过“西纠”的老大别看人高马大，站在那里女拿破伦似的威武，胆子可比谁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鬼。老大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门，最怕过坟地，她说天一黑，坟里的鬼就会出来，在自己的坟堆上坐着……老大那个工人爸爸名声好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什么也不领导，一点儿权利也没有，购货本上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两碱面，他不比别人多一分一毫，上班就知道摇手柄车螺丝帽，这样的爸爸写一百张条子也没人把他闺女折腾出去当播音员！
我尽量将自己的情况讲述得简单，这主要是得益于莫姜的真传，得益于大秀的点拨。在莫姜事件后不久，父母亲就去了，是一块儿去的。父亲一辈子喜欢远游，这回是带着母亲走了，两个人吃了安眠药，睡过去没醒过来。父亲这趟远游是游得远了，再也回不来了。
其实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人家国务委员都拉出来游了街，照样吃喝不误，他一个政协的，让几张大字报，一个莫姜乱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来！填写出身的时候，依照大秀的嘱咐，我填自己的出身是“自由职业者”，谁也说不清“自由职业”是个什么职业，但提起父亲母亲总要费些口舌解释他们为什么同一天死，当然，最好的解释是“煤气中毒”。
在知青中，我的年纪大，因为听话，肯吃苦，会写批判文章，能整材料，当了知青点的“点长”。到农村第二年，上边给支部下达了“知青火线入党”的指标，各村都有，必须完成，硬任务。村支部有意发展我入党，介绍人是发财和他爹，两个农民介绍一个“自由职业”加入党组织，挺有意思。
回过头来继续说吃。
管粮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粮，她管的只是领粮的粮本，饭是大家轮着做，两人一天，谁做饭谁舀面 ，舀多舀少全凭感觉。做饭是大家都乐意干的活，不出工白记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红，分的结果是每人倒找队里多少多少钱。
我们每人做饭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饭便做得空前绝后，花样翻新，非后顺沟的土农民可比。粮食驮来的前十天，我们的饭桌上比较充盈，烙饼馒头干面条，往死里撑，不撑得肚子疼不叫吃饱；当中十天吃得比较简约，比较柔软，稀粥糊糊疙瘩汤，老五说这叫“哄上坡”，看来吃得撑，拉着车上到峁顶就泄没了；最后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点长，我郑重宣布，自今日开始，像《地道战》一样，咱们得“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了。
话说得含蓄，可是意思很明白，“各自为战”就是自己找饭辙。
我们的“辙”有三条路，第一是串门，事先侦察设计，潜入到村里各家各户，有一搭没一搭地待着，到了吃饭时候腆着脸不走，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实际就是蹭饭，用文化人的词汇叫“打秋风”；第二是串队，附近各村都有知青点，前顺沟、段家河、甘谷峪、阎王砭，方圆百里都是朋友，串队是常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知青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住三五天也行，住十天半月也行，完完全全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串，他们也到我们这儿来逛，各点背粮的时间不相同，大家又都是好脸面的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只要有人来串队，物质倾囊而出，毫不吝惜。这点我们后顺沟做得最为突出，众人俱称我们是绿林领袖，是黄土地上心肠最热的哥们儿；第三就属于我们集体的“创收”了，“创收”是这个世纪才兴起的词汇，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我们秘密使用了，是土地和饥饿赋予了我们后现代式的词汇灵感，我们真是了不起的一群。所谓“创收”，简单说就是“捎带”，我们捎带的内容很丰富，这里不一一介绍。古人“为长者讳”，我们为自己讳，这里面有一个尊严和脸面的问题。
我们后顺沟知青点有五个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我和王小顺。村里老乡不叫我们的名字，按个头高矮当面叫我们老大老二，背后叫我们狼，饿狼，因了我们的出现，村里的鸡不断发生失踪事件，地里的野兔也少见踪影。
老五王小顺被农民们叫做“五狈”，他个头最矮，小豆子一样的机灵，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因了他的聪明好钻研被安排为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都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说“赤脚”并不是光着脚不穿鞋，是来自基层农村的意思。毛主席有伟大的“6·26指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是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什么的。赤脚医生由各村推荐，在县卫生院培训三个月，回来就是大夫了，后来有个电影叫《春苗》，表现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正确与高明，那些专家学者都是狗屁不通的屎蛋，一看长相就很不正经。五狈的医疗水平有限，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了，动辄还让人喝凉水败火，谁有病也不找他，他只能给大伙抹抹红药水，上点儿消炎粉什么的。卫生院给他配了一套亮闪闪的银针，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一个三棱的，尽管五狈很想试试这些针，但一直没找到自愿牺牲的对象。
五狈是他们家的老儿子，他上头还有一个哥哥。他哥是北京工总造反兵团的，因为喊错口号成了“现行”，被关了，先说在里头神经发生错乱，后来说死了，病死了。五狈他妈是捡破烂的，我们离开北京时他妈去送站，一头白头发，挎着个小包袱，像个逃难的婆子。老太太因为曾经开过杂货铺，被划为小业主。小业主的成分比较尴尬，既不能团结也不能打倒，属于怪模式眼的一个阶层，这就造就了五狈小业主式的灵动，会看风使舵，办坏事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往好听了说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用老乡的话说是“揣着一肚子哈（坏）水水的碎song”。陕西话“碎”好理解，就是“小”的意思，只这个“song”比较生僻，就这个词我问过发财的爹，被那老头子拿杈抡了出来。后来才知道，“song”指的是男性精液里面的精子，用普通话翻译，王小顺就是个“小精子”。我们都认为这个创意太传神了，问题是这么独到的命名却被老乡们一带而过，在他们的嘴里，碎song小顺被叫做了“五狈”。
狈是狼群里的军师，一群狼里一旦出现了一只狈，那么这群狼就会无往而不胜，所谓的“狼狈为奸”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当地传说，有个农民去集上卖柴，天黑才回来，碰上一群狼，狼要吃他，情急之下，农民爬上了麦秸垛，在上头和群狼对峙。下头的上不去，上头的也不敢下来，僵在了那儿。这时，狼们请来了一只兽，这兽似狼似狗，个头细小纤瘦，毛色黯淡，两眼放光，行走时将前腿搭在两只狼的背上，像坐轿。那兽呜呜地低吟，像是吩咐什么，须臾众狼散开，将麦秸垛严严围拢，各自从下头用嘴抽麦草。眼瞅着麦垛就塌了，农民大喊救命，恰巧过来几个赶骡子的，将那群狼吓唬跑了。赶骡子的说农民是遇上了狈，狈那家伙一肚子哈水水，比人还有思想。但是这只头脑灵光的动物有个弱点，前腿短，后腿长，勾子（屁股）撅得高高的，得搭在狼脊背上才能行动。有行动的没头脑，有头脑的没行动，老天爷的安排就是这么巧妙。
五狈小顺的腿跟狈一样也有毛病，走路有点踮，凡有人注意他的腿，五狈就解释说是小学上体育课从单杠上掉下来摔的，打着石膏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呢！可是跟他来自同一个学校的老三说五狈一天医院也没住过，甚至不知道医院的大门朝哪边开，五狈的腿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跟单杠没关系，五狈打小就没上过体育课，一到上体育他就在教室做自习。逢到这时，五狈会不紧不慢地说，毛主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也不是我妈，你怎知道？
踮脚的五狈人小，一顿却能吃八张发面饼外加两碗汤面和半碗浆水菜，这些吃食堆在那里，小山一样能占据大半个案板，谁也想不来五狈那小小的肚子怎能装得下这一堆东西。五狈很孝顺，一个月给他妈写两封信，信里事无巨细，什么都说，有一次光对黑子的描写就用了两张纸，甚至还有图画附着。我知道，五狈的心里装满了悲哀和惦念，信写得越长，对妈妈的挂念越深。
揭发五狈的老三叫李抗美，他爹是“革军”，“革军”是革命军人的意思，李抗美的爸爸参加过抗美援朝。谁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谁就是什么出身，出身的问题一度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很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很响亮的口号，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不知提出这缺德口号的后代是好汉还是混蛋。
“革军”出身的老三在吃上很有军人传统度，一个字“快”，吃四盆盐拌捞面用不了二十分钟，吃相也颇不雅，连脑瓜顶上都是面条。40年后我在电视上常见国外有赛吃会，几个青年男女坐成一排，在规定时间内看谁吃得多，日本一个不起眼的瘦小丫头在40分钟里竟然吃了41碗纳豆米饭，那些碗摞得把她的脸都挡住了。看到这儿，我心里有些酸，想要是当年老三来比赛，他们谁也不是个儿。老三吃饭不用碗，用盆，他那个盆是特意从刘家河公社合作社买来的瓦盆，这样的盆农村是专用作尿盆的，成了老三的饭碗。一到开饭老三端着盆就往前抢，稀的干的使劲往里搂，让人恶心。大伙一见老三的盆就骂，说老三要是再让那瓦盆出现在锅台上，就要用烧火棍捣了。老三说反正也没盛过尿，只是模样不太好罢了，伟大领袖教导了，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的瓦盆就是一张白纸，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老大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临到她值日，她早晚把那屎尿盆子扔沟里去。老三说，你敢！扔了我的饭盆我就用棒槌把锅捅漏了，不吃大家都别吃，玉宇澄清了，都喝西北风。
我在吃上也不含糊，记得我用一根筷子串着五块发糕，蹲在窑门口喝洋芋汤，黑子蹲坐在我对面，想的是等我剩余的赏赐，当最后一口发糕填进我嘴里的时候，我看见狗的绝望与痛苦眼神几乎与人无异。老大吃饭不太跟我们抢，可也吃得不比谁少。老大有个木头箱子，搁在炕角，宝贝似的锁着，我们都知道那里头藏着老大的私货，比如珍贵的炒咸菜，炒黄豆什么的，过国庆节的时候她爸爸还给她寄过一包花生米，那是北京居民的配给，她们家没吃，都给她寄来了。听老大躺在被窝里偷偷吃花生米，我就大声嚷，窑里闹耗子呢！
老大就从被里伸出手，给我五六粒捻去皮的花生米。虽然都皮了，但仍旧很香。
五个人中值得一提的是老二刘二东，刘二东来自河北北京中学，学生们惯称“河北北”，是京城的一所好学校。本来他应该去内蒙兵团，却偏偏的要到陕北来，用他的话说是“一心要砸碎千年的铁索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词，用在这儿有点儿反动，可没人跟他较真儿。他听说陕北缺水，受了小学课本“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影响，决心要在后顺沟打出一口井来，改变这儿吃水要到沟底下挑的艰难。挑水上坡，对我们是太大的考验，轮着谁挑水谁都憷头，挑着两桶水一鼓作气地往上爬，中途没有任何歇脚的地方，那桶前高后矮，无法迈步，得侧身斜着一步一步往上挪。一不留神桶翻水洒，你就坐在半坡哭吧，哭到天黑了还得下去再挑。
老二家在河北献县县城以北的河间府，他和他爸爸在北京，他妈和奶奶住在乡下。别看他们老家地方小，名声却很大，著名的绿林好汉窦尔敦就出产在那儿。窦尔敦的原名叫窦开山，小名跟刘二东一样也叫二东，京戏《盗御马》里的窦尔敦蓝脸红髯，绿衣皂靴，出场亮相，张嘴便是“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这是老二最爱的唱段，在老二连唱带做的演示下，我们想像得出窦尔敦那豪情与美丽！
听得多了，我们都会唱了。夕阳下，饿着肚子，我们坐在窑外面的空地上，集体高唱：
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窦尔敦在绿林谁不敬仰，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
黄三泰老匹夫自夸自量，执金镖借银两欺压豪强。
壮烈情怀无与伦比，比“临行喝妈一碗酒”要有气势。
在老二的讲述中，大家知道他家乡的大侠窦尔敦杀富济贫，大侠一度只身潜入御马厩，用熏香熏倒了守卫，用匕首刺杀了门丁，盗走了一匹皇家的“金鞍玉辔追风赶月千里驹”，使绿林义士大受鼓舞，给了朝廷沉重打击。窦尔敦的仇人叫黄三泰，黄三泰的儿子叫黄天霸，他们跟窦尔敦比武使用暗器，属于不地道之流……老二之所以对戏曲这般熟络，是因为他爸爸就是唱戏的，听说以饰演《盗御马》的窦尔敦出名。从老二嘴里我们知道，窦尔敦的脸谱最漂亮，衣饰也最鲜艳，总之，清朝的窦尔敦很了不起，相应的演窦尔敦的他爸爸也很了不起，他爸爸属于架子花脸，唱念做打都在行，老二对他爸爸崇拜无限。五狈问老二爸爸现在还唱不唱窦尔敦，老二说现在改唱《红灯记》了。就问老二爸爸是《红灯记》里的哪一个角色，老二先说是“卖粥的”，后又说是“磨剪子戗菜刀的”，也说过“修鞋的”，无一定指，大家都很失望，伟大英雄窦尔敦沦为“革命群众”也还罢了，真当了“日本宪兵甲宪兵乙”的确很让人糟心。
县里每月要在公社给知青们演一场露天电影，内容除了革命京剧《红灯记》就是《地道战》，他们知道我们最爱看这两部片子，我们当然也是场场不落地走几十里山路去看，一来是可以和各点的知青相会，彼此交流经验，二来更可以在电影《地道战》里领略传宝的风采，在《红灯记》里寻找老二的爸爸窦尔敦。《红灯记》和《地道战》两部片子我们可以倒背如流，往往是演员还没有张嘴，我们的戏词就唱出来了。全体参与，银幕上下呼应，千山万壑随之震憾，场面很热烈，比现在拿着小荧光灯棒，在歌星的蛊惑下左右摇晃强之百倍。
（四）
应麦子的吩咐，胖女子给我做了黍子面油糕，油糕炸得很到位，金黄油亮，端上桌满窑都是香气。麦子把糖撒在油糕上，推到我跟前说，你们都爱吃这个，回去再给你拿些，让他们都尝尝。
我说，不带了，我在西安上班，北京城里只剩下老二了。
我没告诉麦子当年能吃的老二现在得了糖尿病，今年聚会时我见他，他说在打胰岛素，饭桌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还自带了一个老婆给蒸的搀了麸子的黑面窝窝，自嘲地学着《茶馆》里的台词说，以前哪，是有牙没花生仁儿，现在呢，有了花生仁没牙了！
桌上的热油糕很诱人地发出滋滋声响，只有陕北才有这种糕，70年代流行过几首新编老歌，有一首欢迎红军到陕北的：
热腾腾的油糕哎嗨哎嗨吆，
摆上桌哎嗨哎嗨吆，
滚滚的米酒送给亲人喝咿儿来巴咿呀吆。
都忘了，只记住了吃。
发财娶麦子那天我们吃的也是这种黍子面油糕，喝的是农家自酿的小米酒。那时候的麦子脸上油光红润，屁股圆滚紧俏，辫子粗得得用两只手攥，哪儿像现在这样干瘪，这样收缩，这样病病歪歪。我跟麦子说起了娶她那天的事，麦子说，几十年了，难得你还记着。
我说，怎么能忘呢，我们跟黄三泰的仇就是那天结下的。
麦子就笑，在笑容里闪出了当年的影子。
娶亲是大事。队长娶媳妇，村里人都去帮忙，婆姨们从头两天就开始张罗了，缝了里面三新的被子，剪了喜鹊亲嘴的窗花，窑壁刷得白崭崭，玻璃擦得亮光光，新房里弥散着一股上海“绿宝”牌的香胰子味儿。南边窗台上立着从延安买来的圆镜子，镜子背后有工农兵无限喜悦的形象，女农民抱着一捆麦穗，男工人举着铁锤，那个兵站得最高，背着一杆枪。镜子旁边搁了一把很有小资情调的塑料粉梳子，梳子的齿很宽很大，在当时绝对是稀罕物件。窑后壁桌子上摆了一溜公社革委会送来的毛主席“红宝书”，宝书上烫着金字，用红布条扎着，很是醒目。窑门上挂着白门帘，门帘上绣着葵花向阳图案，是村里女子们的奉献。门后头脸盆架上有大队妇联送的搪瓷脸盆，盆上烧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用农民们的直接理解就是刘发财和黄麦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睡到一个炕上来了。
一切准备停当，净等新媳妇入住了。我明知道自己是调侃，明知自己和一个陕北生产队长不会出现任何感情纠葛，心里还是酸酸的。发财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思，学时髦，想让我给麦子当伴娘，我还没说话就让老大给拒绝了，老大说“伴娘”得娘家人才行，要跟女方熟识的，我们也不认识什么麦子。要伴郎我们可以出，王小顺正好……发财看了看踮脚的五狈，直咧嘴。我说，你咧什么嘴？这样漂亮的北京帅小伙给你当伴郎，打着灯笼也找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