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底结算，一个工分三分钱，扣去各样费用，我们每人尚欠队里六七十块……就是说，干了一年，我们不但没有任何收入，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我在北京已经无家可归，家境困难的五狈和老大立刻蔫了。
能不能回家探亲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还拖欠着黄三圈的狗钱，尽管我们并没有还钱的意思，但话是要给人家说的。现在欠债人与债主的关系变得颠倒，欠债的无比硬气，债主一次次上门给欠债的送礼，哀求还钱，尚得不到回应，70年代黄世仁还是黄世仁，杨白劳还是杨白劳，欠钱不还在农村很丢面子，失去信用再无法活人，即便实在不能偿还，也要在年除夕之前给债主打声招呼，这是规矩。给狗主黄三圈打招呼的工作自然该我去，我有点儿发憷，怕他再用“点长”的话来压我。老二也说我去不好，诗人的气质，一张嘴便是慷慨激昂，复员军人要是也激昂起来，怕是要顶牛。
五狈穿着大雨靴，在灶前低着头走了两个来回，一副沉思的模样。老二当积极分子从县上回来，给五狈带来一双高腰雨靴，雨靴是县上奖给挖井的老二的，老二穿着紧，就给了五狈。五狈很喜欢这双靴子，不下雨也穿着，这双靴子让他提高了不少，威武了不少，恰到好处地遮掩了腿瘸的缺陷。五狈穿着高腰雨靴一晃一晃地在山道上走，远远看去很有骑兵的风度。
五狈真是个“狈”，关键时刻准能拿出主意来，五狈眼睛一转，说他建议老大去，老大沉稳，性情平和，脾气敦厚，说话从无高声，处理这样的事情最合适。
大家立刻响应让老大去，老大也没表示反对，就去了。第一回去没见着人，第二回去闹得不太愉快，第三回、第四回没有任何结果，第五回、第六回没进入核心问题，第七回过正月十五，是夹着狗皮褥子去的，又夹回来了，老大在债主那儿吃了顿羊肉扁食，带回了一个羊肚子，半口袋青萝卜……
我们喝着羊肚汤，啃着萝卜，都感到很幸福。五狈说，这就对了。
从那天起，狗皮褥子就铺在了老大那边炕上。
看我在炕上翻转不安，老大闷闷地扔过来一句，老四你别激动，我已经决定了。
我说，你结婚，我激动什么？
老大说，黄三圈人不错，你是不了解他。
我说，黄头发、黄眼睛、黄指甲……便宜他黄三圈了！
老大说，还指不定谁便宜谁呢。
老大是我们当中第一个结婚的，也是全县知青第一个和当地农民成亲的，是完完全全断了一切后路的“扎根农村”。一度“张秀英”的名字在当地报纸电台上频繁出现，成了“知名人士”。婚礼上，她的工人爸爸也来了，穿着劳动布工作服，一动弹像穿着纸一样，唰唰响。我想不通，“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方式有千种万种，干嘛非得结婚？五狈开导我说，干嘛就不能结婚，你都有过嫁给刘发财的念头，老大怎就不能嫁给黄三圈？
我说我那是调侃。五狈说，你可以调侃，老大不行，老大跟她工人爸爸一样是很实际的人，是过日子的人。
半年后老三走了，“革军”的老三靠了他新复出的爸爸到空军去了。老三走的时候我们都去送，一直送到公社革委会门口，那里有军队的吉普车在等着。老三和每一个人热烈拥抱，信誓旦旦地保证“到了部队就来信”，特别指着老大的大肚子说，告诉孩子，我是他三舅。
可是这个“三舅”一走再没有回来，也没有信件，我们永远地和他失去了联系，几十年后知青聚会也没有他的踪影，有人说他死了，我们都不相信。
知青点剩下了老二、我和五狈，有消息说把我们和前顺沟的知青合并，大家对此不积极也不反对，都觉着日子越过越没劲。发财当了爹，平日顾不上我们，也很少到我们窑里唱酸曲了。他的儿子叫“刘开颜”，名字是红宇宙给取的，用的是“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典故。麦子嫌名字不顺口，管她的儿子叫“拴骡”，下边的几个还没生，名字就想好了，叫“拴马”、“拴驴”，她公爹很喜欢这些名字，说农民的孩子，名字贱好养活，跟他的职业也有关联，很有纪念意义。
老大成了地道的陕北婆姨，腰板变得粗壮，面色变得黑红，连说话也变了腔调，会纳鞋底，会用擀杖在柴锅里打搅团，会跟在驴后头拿着小笤帚熟练地碾面……活得幸福而舒展，永远地告别了蒜苔疙瘩汤和狗油炸油饼的日月。我们到她那儿去串门，黄三圈拿“红烧兔肉”招待我们，兔肉，尽够吃，老大还给我们做了一大锅西红柿鸡蛋抿尖，吃得我们躺在黄三圈的炕上再不想动弹。
跟贫下中农结合就是好哇！
老大的话不错，指不定谁便宜谁呢！
应该感谢老大，若没有老大这个“农村亲戚”的支撑和发财在物质上的关照，在招工无望，回城无望的困难日子中，很难想像我们能熬多久？1971到1972年，是我们下乡以来最艰难的时光，下工回来便是呆坐，望着陕北晴得发蓝的天，各自想着心事。五狈似乎老成了许多，变得沉默寡言，他捡破烂的母亲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了，瞎眼的母亲一个人如何存活，成了五狈心头一座山。老二再不挖井，黄土地上那眼干枯的黑窟窿是他两年的杰作，他自嘲地对我们说，愚公死了，儿子还没生。
又是一个夏天，天热得邪乎，近半年，没下过一滴水。老乡们说，这是龙王爷在憋雨，是诚心和百姓较劲，搁以前就得敬神求雨了。我们问怎么敬神，发财爹说把龙王爷抬出来晒，问龙王爷在哪儿，发财爹说在后沟一个土窑里藏着。我说支书还带头搞迷信呀，发财爹说，只要让天上下雨，让我做甚都行。还没有敬神求雨，来了红宇宙，组织大家学习，要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发财爹问怎个斗法，红宇宙说，担水上山！
发财爹说，沟里的水已经干了两个月了。
缺了水人就爱闹病，村里腹泻的人日渐增多，五狈这几天很忙，一瓶子黄连素已经见底，他让老二到公社给他取药，顺便告诉卫生院，村里的茅房苍蝇太多，茅坑里有脓血便出现，大概是痢疾，公社要派人来进行传染病防治。
现在看，五狈真是个有责任心的大夫，他随叫随到，白日黑夜的操劳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好评，没有谁再提及他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劣迹，仿佛他从来就是一个好孩子。
下午，发财跑来，说有个孩子发烧，烧得火炭似的，还一阵一阵抽搐，让五狈赶紧过去。五狈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跟着发财走了。发财爹领着几个青壮汉子偷偷奔后沟去了，从几个人的诡秘神情看，大概是去折腾龙王爷了。
几个人走了没多大工夫，东边涌起了黑云，泼墨般将天遮严了，天黑暗得像是到了晚上。没一会儿哗哗下起了雨，雨下得猛，倾盆而倒，好像整个世界都灌满了水，顷刻间沟满壕平，一切都被泡在了水里。知青点只有我在留守，轰轰的雷在院中炸落，歪脖枣树被霹得剩了半拉，一块场院塌下去，眼瞅着猪被冲走了，随着浑浊的泥汤滚下了沟。雨水从门槛流进窑内，我缩在炕角，只担心水把窑泡塌了，担心哪一个雷把我劈了，担心泥石流把我像猪一样冲没影。
灶里进了水，我知道，今天的晚饭要泡汤了。想着沟对面的五狈，想着到公社取药的老二，我感到了自己的孤单、窝囊，感到了自己和这些同伴们的须臾不可分离。
哇哇大哭。借着雷声雨声，哭得酣畅淋漓。
黄土高原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云彩还没散尽，太阳就亮光光地照耀了。沟里发出振聋发聩的响声，有人喊山水下来了。我跑出去站在沟沿上看，一沟的黄泥汤，翻滚咆哮着，带着呼呼的风，如同奔涌的群羊，拥挤碰撞着，向下头滚滚而去。沟对岸不少人也在看水，对着水里的东西指指点点，我担心路上的老二，总是怕他出事。
也就半个钟头光景，汹涌的水竟截然而止，窄窄的河道里留下了连根拔起的树和乱七八糟的草稞。我看见，发财送五狈过河来了，五狈穿着大雨靴，很灵巧地在沾满黄泥的过水石上蹦着，发财替他背着药包。
五狈回来了，老二也快了，我回到窑里，把灶底的水掏干净，得好好给他们做顿热乎饭吃。
我煮了鸡蛋挂面，滴了香油，这是我们顶尖终极的吃食，是防备有人得病而留的库存，这把挂面随我们从北京来到后顺沟，还从没有开封过。现在，为了五狈和老二，打开了。
先进门的是老二，一身的泥水，看见挂面，迫不及待地就伸手。我说，老五呢？
老二说没见。我说他早回来了，比你至少提前四十分钟。我让老二找五狈来大家一块吃饭，老二说他等不及了，现在就得吃。
眼瞅着天黑了，我站在窑外面冲着山峁喊，王小顺！王小顺！
王小顺！王小顺！后顺沟的山峁为之回应。
（八）
麦子说，前年夏天来了个男的，站在你们知青点对着两孔窑使劲哭，哭得惊天动地的。我听说了，让人上去看，看的人说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或许人已经走了。
我说是老二，也可能是老三，当然也不排除是五狈。
麦子长叹一声。
已接近班车到来的时间，我包了两块炸油糕，麦子窥出我的意图，对女子说，你陪着四婆去看看五爷。
我说不必了，地方我知道。麦子说，让娃跟上吧，替我去呢。
又让女子带上一瓶酒。
窗外的黄狗见了我仍旧呜噜，仍是一副仇人相见的模样。细看那狗长得竟和黄三泰一模一样。女子又踢了狗一脚，狗不服地挣着铁链子，女子说，是三圈舅老爷送来的狗，脾气歪得很，谁都不待见它。
我说，狗的记忆大概有遗传。
女子眨巴着眼睛没听明白。我说，狗见了狼自然要咬。
女子还没明白。
下了沟，仍旧是那条老路，四十年前我们天天走的路，沟底几块过水石，沟沿半棵枣树……近了，近了，我的心开始咚咚地跳，脚步也越来越快，将女子远远地甩在后面。
一个土堆，微微地隆起，那是五狈的坟。
那天，发财将五狈送过沟就回去了，我也回来做饭，五狈背着药箱往坡上走，半坡处路边有洼地，积了些水，五狈过去涮他的靴子，水很浅，刚刚没过他的脚面。又往前蹚了几步，五狈不见了。
五狈掉进了老二的井里，干枯的井已不干枯，里面灌满了雨水，井口隐藏在水坑里，被五狈忽略了。五狈不像我们这些是在中学体育课在游泳池里耍闹过的，五狈从没下过水，五狈是旱鸭子。就是旱鸭子也是可以浮上来的，要他命的是那双灌满雨水的高腰雨靴，如同两块石头，将五狈坠在井底上不来了。
五狈就这么走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众人最需要他的时刻。
老二的精神崩溃了，他将五狈的死归咎于自己，是他挖的井，是他给五狈的靴子，他应该替五狈去死！老二用指甲把胸口抓得鲜血淋漓，光着膀子满山遍野地跑，呜呜地吼，不知是喊还是哭。发财让两个后生去追，哪里追得上。
五狈的丧事办得传统而隆重，发财爹主事，一切按当地老式规矩办，停灵七天，奠酒烧纸，盛大出殡，披麻带孝，打幡摔盆，唢呐前导。五狈没有儿子，谁披麻带孝，谁打幡摔盆，一时为难。在农村，谁承担了这些，谁就是丧主，就是孝子，谁就承担了后辈的名分。让我们感动的是黄三圈此时体现了复员军人的胸襟，体现了农民的厚道，体现了知青女婿的责无旁贷，他将尚不会走路的儿子抱了来，一丝不苟地披挂了，对大伙说，这是王小顺的亲外甥。
孩子毕竟小，打幡摔盆都是黄三圈做的。
五狈那几声“三哥”没白叫。
红宇宙也来了，将酒恭恭敬敬地奠了，沉痛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王小顺同志，你安息吧。
打那以后，后顺沟再没人将五狈叫做五狈，一律地叫做了王小顺。
埋葬了五狈，老二一天也不能在后顺沟再待下去，他义无反顾地坚决要求回北京，没有招工也回，没有户口也回，不批准也要回。我提醒他，这样回去就成了“黑人”，“黑人”意味着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没有前程。
老二没听我的话，还是走了，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自己背了个黄书包，趁着黑天悄悄走了。跟老三一样，老二走了再没来信。后来听探亲回来的知青说，老二回去果然很惨，在南城酱菜厂当临时工，每天倒酱缸，翻腾酱萝卜，浑身一股咸菜味儿，人晒得跟酱黄瓜一个颜色，比当知青还黑。
我在1973年招工到了某国防工厂，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却没料到节外生枝，东窗事发，卷入了灾难中，这是后话了。
有年春天回北京，在中山公园看到京剧票友正在开办演唱会，在会场意外地碰见了老二，他照旧演唱《盗御马》，蓝脸红髯，绿袍皂靴，在灯光照耀下神采飞扬，精美绝伦。一句“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听得我浑身颤抖，热泪盈眶。没等得老二下场，我就跑了过去，使劲将他抱住，再不撒开，别人以为老二遇到了热烈老“粉丝”，报以响亮掌声。
那天，坐在中山公园的长椅上，我们的话怎么说也说不完，头顶是粉艳的海棠花，是温煦的风……我知道了老二当年坚决要回北京的原因，他用微薄的工钱，一直将五狈的瞎妈妈养老送终，老太太活到八十二岁。为了这个责任，他失去了太多机会，到现在不过是一个早早下岗的普通工人。
我说我想起了毛主席老人家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老二听了语录，淡淡一笑，说他和老婆开了一个小饭铺，早点专卖一样吃食，炸油饼。老二还说我在五狈出事那天，对着山使劲喊王小顺，他就感到不好，我们从来都是五狈五狈地叫，怎的那天就成了“王小顺”。我说我喊王小顺的时候，王小顺已经死了。老二说，五狈该着留下不走，小顺永远地睡在后顺沟，那儿是他的归宿。
站在五狈坟前我默默无语，坟土干涸硬结，小得让人有些辛酸，就像五狈瘦小的身躯。我说，应该立个碑。女子说，自家的坟都不立碑。
女子指着五狈旁边的土堆告诉我，那是她爷的坟，她爷死前留下话，不埋在自家坟地，专在这儿陪着五爷，免得他寂寞。我想起了我最后离开后顺沟时，发财的承诺，他让我放心，他会像照顾自己弟兄一样照顾五狈。
果真没有妄说。
摆上供品，我想我应该和五狈说点儿什么，却轻轻地哼起了《盗御马》，“我与同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一片云彩飘来，天下起了雨，女子拉我在土崖下避了，远远地我看见五狈的坟在雨水中腾起阵阵尘土。五狈知道我来了……
一出《盗御马》，唱过了，曲终人散。
玉堂春
玉堂春跪至在督察院，大人哪，玉堂春本是那公子取的名。
——京剧《玉堂春》苏三唱段
（一）
老话儿说，人一辈子得经过“三病三灾”，没有谁是平平安安过来的。
这话我信。
我被招工了，是知青点最后一个离开的，我们五个人，老大嫁了农民黄三圈；老二撂挑子，自个儿回了北京；老三当空军去了；老五死在后顺沟……剩下老四我，城里来招工，不该我走也得我走，后顺沟再没有知青了。我属于扒堆的菜，没有挑头，在招工人面前，支书和发财把我夸成了天下第一好女子，能写文章能作诗，干活不惜力，非常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跟着共产党走……要多好有多好，工厂若不要我，那是吃了大亏。招工人对我“自由职业”的出身提出异议，老支书说，逑，自由职业就是没人管着自觉干的职业，咱后顺沟的贫下中农都是自由职业，地富反坏想当自由职业也当不成。
招工人问我，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怎个自由职业法？
我说我爸爸是教书的，是美术教员，在江西红军那会儿就给红军教美术了。招工的说，这么说是老革命了，三十年代初的红军干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小也是省军级，你的出身怎不填“革命干部”呢？傻呀你！
我说，我爸爸虽然革命早，但是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招工的说，这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了，我们能理解，很多地下工作者都是这样的。那么你爸爸解放以后身份公开了吧？
我说，他是政协委员。
招工的说，你看看，我说共产党不会亏待为党作出贡献的老干部吧！
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擦边球，我母亲传给我的那点小机灵、小聪明这会儿全用上了。我对组织说瞎话了么？没有，我说的都是实情，只不过彼此的理解有差异罢了，怪不得我。老支书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娃她大人解放以前受大苦咧，被反动派生生在监狱里关了好久，还拉出去陪绑，到底人家也没叛变革命，立场坚定得很很。
老支书说的也是实话，我父亲不是没有叛变革命，是他压根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他没的叛变。
招工的很满意，留下15块钱路费，留下张表格，让我一周后到西安彤云机械厂报到。拿着那张招工表，我和支书他们都很激动，麦子说，老四，你这回又变回城里人了。
支书说，进了国防厂，由贫下中农行列转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了“领导一切”的人，我们都成了你的部下，往后有什么要帮忙的甭客气，盖房子、伺候月子，咱后顺沟有的是人手。
从进入后顺沟到离开后顺沟，整整四年。走的时候老乡们都站在崖畔上为我送行，他们穿着棉袄棉裤，抄着手，默默地看着我走上出山的路。驴背上驮着我简单的行李，还是那个塑料布包着的铺盖卷，不同的是比来时大了许多，被褥变成了里面三新，是麦子和后顺沟的婆姨们给做的，大红花的被面，土格子布单子，完完全全是一个农家子弟的装备了。
我以一个土农民的模样进了工厂，到人事科报到，管人事的女干部将我打量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跟招工那张表不同，这是一张很详细的表，一共四页，女干部说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要涂改，它是要进入档案的。这样一来事情便显得有点儿郑重，女干部并没有让我坐下的意思，我只好趴在她的桌上做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从姿势到思想都有些仓促。这张表格在亲属关系一栏注明要上述三代，连同亲族，每个亲属后头都有政治面目政治表现一栏……我说过，我是趴在女干部的桌上填写表格的，在干部的炯炯目光下，我脑袋冒汗，浑身哆嗦，没有了任何打擦边球的能力，一切都如实招来，……大哥是国民党中统，逃窜台湾，二哥是三青团中队长，在牛棚关押，祖父跟皇上跟太后有着亲戚关系，父亲是皇上派遣的留学生，姑且按下这些不提，就是我的父母死于同年同月同日，也是件很蹊跷很不好解释的事情。
女干部将我填就的表看了半天，抬起头把我看了两眼，没说什么，拿着表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才回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干部，男干部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女干部管他叫廖主任，好像是军官会的。廖主任看我的目光冷静而犀利，一双眼刀子一样，一直剜到我的骨头缝里，我立刻后悔了，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招工对我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女干部让我回宿舍等待，说分配工作还得等一段时间，这期间组织上还要做些调查了解。
自始至终，那位廖主任没说一句话。
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一周后接到通知，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我倒是不怕被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实在是件很说不明白的事，县里欢送会都开过了，大红花也戴过了，腆着脸又回来了，怎么档子事儿呢。
工厂本以为招了个红彤彤的“革干”子弟，却不想越扯越复杂。去后顺沟招工的那位老几，可能肠子都悔青了。
农场在渭河与罗敷河交汇处的罗敷河畔。
这时的 “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说它特殊是形势紧张，人人自危，大帽子满天飞，私下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已经散了，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批判孔老二，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来声讨。我所在的农场是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和职工干部，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推卸包袱。罗敷农场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在的青工班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
青工班里就我一个女的，场长给我配备了一个有红十字的药箱，说平时参加劳动，农场谁有了小病小伤可以到我这儿来抹药。这让我想起了死去的赤脚医生王小顺，我问场长，我算不算赤脚医生，想的是如果算，至少得让我出去学习几天，王小顺还培训了三个月呢。场长说，你算屁医生，你顶多是个半吊子卫生员，给你个药包，你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我的确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事后打开药箱一看，所有药都是过期的，一瓶红药水只剩了一个硬底儿。
每天都开批判会，我们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杀了几百儒生，嫪毐如何跟始皇帝的娘偷情，给秦始皇养出了小弟弟……我父亲讲的多是传说，大学教授讲的可全是历史了，货真价实，板上钉钉的历史。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更不知宋江打过方腊，好汉燕青和妓女李师师还有一腿。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
自从离开北京，除了后顺沟的老支书，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家里的事情，老支书是个厚道的、有政治经验的人，他是在千方百计保护我。
父亲最终也没逃过劫难，起因自然还是刘成贵那个不亲的造反儿子卫东彪，逼死了自己的父母不说，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抓住“镇国将军”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揪出那条封建主义又黑又粗的老根。老根是谁，是宣统溥仪，溥仪让国家保护起来了，抓谁呀？一切都成了虚的，卫东彪这样做不过是想表现一下而已。刚开始是母亲被拉出去游了街，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斗他，随时有咽气的可能，斗母亲比斗父亲似乎还更有意思。母亲是南营房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造反派打她，她对着顶，卫东彪把母亲按在地上，连剃带薅，把她的头发剃去半拉……
看到满地的美丽青丝，母亲的眼泪下来了。
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唰唰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这天，天气闷得厉害，浑身的粘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造反派撤退以后，母亲开始做晚饭，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水萝卜丝，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莛，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再无其它。
母亲在案前抻面，柔韧的面细丝般在母亲手下延伸，在空中抡出了花样，在案板上摔得啪啪作响。母亲在这种时候仍有心情做出如此精细的炸酱面，这让我紧缩不安的心多少有了些放松。父亲破例从床上起来了，垫着被子坐在饭桌前，用颤抖的手在剥跟前的几瓣紫皮蒜。大热天，父亲竟然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像是平日出门开会的装扮。母亲将面下在锅里，走过来用一块毛巾擦了擦父亲脸上的虚汗，倘若没有外头大轰大嗡的大字报，没有胡同里振聋发聩的高音喇叭，这当是叶家千百个京城夏日中的一个，这样的夏日印在了我的心里。
这是一顿平常的晚餐，平常的晚餐在这特殊的时候难免显得有些怪诞、突兀和不合时宜。父亲的目光不时扫过我，我不敢抬头，怕见他那苍白的嘴唇和深陷的脸颊。我也不敢看母亲，母亲那些上午才离开身体的头发仍旧散落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我和父母亲静静地吃着晚饭，饭桌上谁也没有说话。母亲竟然不知从哪里找出了半瓶葡萄酒，酒搁置的时间过长，变酸了，醋一样。母亲给她和父亲一人斟了一盅，想了想，也给我斟了，于是三个人都有了酒。父亲只是用嘴抿了一下，母亲几口把酒喝完了，我闻着那酸叽叽的东西只是想咧嘴。见母亲看着我，便端起来一扬脖干了。想的是能让父母亲高兴，喝什么都无所谓。父亲的眼神慈祥坦然，母亲的脸平静舒朗，昏黄的灯下，炸酱面的香气充盈着叶家最后留守的北屋，这顿有酒的晚饭真好！
我知道，缸里的面已经空了，后园黄瓜架上最后两条黄瓜也被母亲摘了。
半小碗面，父亲吃了很长时间，我知道父亲能将它们吃下去本身就让人很吃惊了。母亲吃得也很投入，彷佛在每一根面上都倾注了无限情意，并不时地将碗里的豆挑到我的碗里，她知道，我爱吃豆。吃过饭，洗碗向来是我的工作，但母亲执意要洗，母亲烧了一锅碱水，说这样可以把碗洗得更干净，洗不净的碗搁时间长了有味儿。我扶父亲到套间休息，父亲全身的重量几乎全倚在我身上，透过他单薄的衣裳，我感受到了骨的质地，硌得人生疼。父亲走一步要喘半天，浑身冒着汗，从花厅到套间，几步路我们走了许久，我想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得跟父亲说点儿什么，便说：要是玉堂春还活着，保准把您的病治好了，可惜他不知去哪儿了。
父亲说，玉堂春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我说，天下没有彭玉堂治不好的病，在中国的大夫里边，我顶佩服的就是彭玉堂。
父亲不想接我的话茬往下说，我便知趣地闭了嘴。伺候父亲躺下，正准备离去，父亲拉住了我的手，轻轻地问我，丫儿，你知道什么是无枝可栖吗？
我看着父亲，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再没有睁开。
母亲收拾完了，将屋里屋外仔细巡视了一遍，甚至连挂在廊下铁丝上的衣服架子也没忘了将它们排列整齐，临睡觉，进到套间又出来了，对我说，丫儿，难为你了。
我说，妈……
母亲说，记着，再难也不要去找你南营房的舅舅，旧警察的事儿让他说不清楚，别添乱。
我说我不难，我能有什么为难的呢？
母亲半天没说话，把我像小孩一样楼在怀里，自从长大以后便和母亲没有过这样的亲昵了，母亲的举动让我很不习惯。母亲在我耳畔轻声说，真有什么事大秀会过来的……
临进睡房门，母亲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小名叫盘儿。
那是母亲第一次谈到她的小名，现在想，她是把这个名字透露给我，让我记住什么。当时我说，怎么叫盘儿呢？
母亲笑笑说，头发多，辫子盘在脑袋上，像个盘子。
我想，母亲的情结还在门口那堆头发上，便说，您头发好，用不了两个月，新的又长出来了。
母亲说，长出来我还梳辫子，把它们盘上。
我没理解父母的意思，那天晚上，西边的天际不停地在打闪，将窗户晃得一亮一亮的，亮光让我睡得很不安稳。就在这明暗的瞬间交替中，三瓶安眠药让我隔壁的父母双双去了它界，当我在第二天看见并排躺在床上，穿戴齐整，安静如睡的父母时，我真正的知道了什么是“无枝可栖”！
无父可怙，无母可依。
……
如今，我不知工厂的内查外调将会是怎样一种结局，生活，已经让我学会了坦然地承受命运的任何蹂躏。
（二）
有一天青工孙银正找到我，让我帮他一个忙，我问帮什么忙，他含混地说是治病救人的忙，我说，尽管我是农场半吊子卫生员，治病救人也是我责无旁贷的工作，只要不让我捐器官就行。孙银正说帮忙的不止我一个，还有柳阳和、赵瘪、李红兵几个，都是我们青工班的。
孙银正是当地土著，家就住在渭河对面的绍义村，他在工厂是二级磨工，每月工资42块5毛，这群人中，也只有他是自己主动请缨到农场来干的，一来农场离家近，可以随时回家；二来每月有4块钱野外补贴，4块钱在当时不是小数，孙银正在农村的爹一年也挣不了40块钱。
赵瘪真名赵北，是厂消防队的消防员，脾气倔，没人缘，听说是个坏分子，坏的原因是打人，打的不是别人，是厂革委会副廖主任，他为什么打廖副主任，我不便打听，也不想打听，他要打总有打的理由。每个到农场的人都有“背景”，就跟升官也得有背景一样，我们谁的屁股后头都有一屁股屎。比如那个总端着架子的李红兵，一度被厂里划为反动分子，他在厂里的批斗会开得很热闹，罪名是污蔑伟大领袖，在一次销毁用过的语录时候，他站在旁边望着熊熊火光突然心血来潮，念了一句主席诗词“纸船明烛照天烧”，不得了，立场站错了，成了反动派了。柳阳和是车工，也是落后分子，常用车间里的下脚料给朋友车不锈钢的小榔头，车擀面杖什么的，更有甚者，还接了外头私活，以加班名义偷偷干，挣取外快。下班时候，门卫常在他的大衣里搜出些“说不清”的东西来。
我和柳阳和、李红兵几个没事的时候经常过河到孙银正家闲耍，每回去了都要吃孙银正的娘做的凉皮，老太太凉皮做得好，把稀面汁浇在金属箩箩上，让它漂在热水锅里连蒸带烫，揭下来薄薄的一张面皮，白净透亮，在太阳底下一照，能看见人影。面皮抹上清油，晾凉切细，用自家酿的柿子醋拌了，配上油泼的秦椒，新砸的蒜泥，那个香！我们一人能吃几张面皮，不撑得肚儿圆圆绝不撂碗。孙家穷，我们几个青工不能总是去吃人家有限的精白面，所以每回吃凉皮的时候都自觉地带点“礼”，有时候是半口袋花生，有时候是一条羊后腿，有时候是两双解放鞋，还有一次送了一只一个月大的活狗崽儿……这些东西的来路都颇成问题，好在孙家不予追究，来者不拒，都一一笑纳了。
孙银正有个哥哥叫孙金正，孙金正脑子有病，动辄便口吐白沫地倒在地上抽搐，嘴能咧到腮帮上去，屎尿污一裤裆，不堪入目。每逢这时候，孙银正和他爹便使劲板孙金正的胳膊，掐他的人中，说不这样，孙金正便会把骨头窝折了。初始我们见了孙金正犯病都很害怕，后来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有时候还帮着孙家爷俩板腿掰手，大忙一通，好在孙金正犯病也就一个时辰，过了那个劲儿就跟好人一样了。我仔细看过“好人”孙金正，除了眼有点儿斜，走道有点儿往一边歪，也不耽误什么，照样能吆着牛耕地，每天挣十分工一点儿不少。
孙银正要求到农场干的最真实原因是他正在跟村里一个叫庞素芹的姑娘谈对象，庞素芹我见过，长得胖乎乎的，鼻子脸嘴巴都是圆的，大屁股大粗腿，一双滚圆的肉手，像是煺了毛的蹄子。我们几个对这个姑娘都不看好，但是孙银正却很爱，“芹儿”、“芹儿”地老挂在嘴上，还往农场领。庞素芹每回来农场，宿舍里的弟兄们便很知趣地“撤”了，腾出地方腾出时间让孙银正和他的未婚妻专用。从宿舍内时时传出的哼哼唧唧，吱吱呀呀的声响，大家都知道，孙银正把庞素芹的“活儿”做了。孙银正今年24，也该到了“做活儿”的年纪，却不能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跟庞素芹拜堂成亲，不能正儿八经地在炕上做活，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窝囊的事情。陕西关中风俗讲究长幼有序，老大不成家，绝轮不上老二，孙家老大孙金正是那般成色，没人愿意来谈婚论嫁，这就耽误了老二，害得老二一而再，再而三地领着女朋友到农场来偷偷摸摸，以解饥渴。
孙家是传统农家，在儿女婚姻上不肯逾矩，因此当务之急是给大儿子孙金正看病。
其实孙金正的病也没少看，孙银正父子领着他到西安走过不少医院，药吃了，针扎了，工夫搭了，钱花了，该抽搐还是抽搐，该吐白沫还是吐白沫，没见有什么进展。孙金正吃的药叫“本巴比妥”，这药除了正规医院，别处搞不出来，有一回孙银正让我这个卫生员给药箱配备“本巴比妥”，遭到了厂医院的置疑，他们怀疑是不是有人要自杀。
那时候，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在渭河滩收麦子的时候，绍义来了一个走村串巷叫彭豫堂的游医，彭豫堂说他生于光绪七年，经历过大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说如果再加上袁世凯的“洪宪”，就是四个朝代。村里有懂历史的一细算，说眼前这位先生已经一百多岁了！
一百多岁的彭豫堂老家在哪儿不知道，只知道是从黄河东边过来的，黄河东边是河南三门峡，三门峡地界大了，无处考证。孙银正的父亲是贫协主席，毛选学习标兵，河东来的游医就住在孙家，流窜犯在当时是个很敏感的身份，流窜的游医怎的找上了贫协主席这把保护伞，不得而知，也有人说是孙银正父亲上河东偷着卖木头，从河那边领回来的。
孙银正管彭豫堂叫老舅，谁都知道是瞎掰，孙银正的娘姓李，十里外小李村人，跟游医没有任何关系，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罢了，因为游医彭豫堂的医术确实非同一般，拿村卫生站的赤脚医生跟他比，就好像地上的萤火虫比天上的月亮，绝不在一个档次上。孙银正说，用“手到病除”这个词来形容彭豫堂，一点儿也不夸张，眼见着彭豫堂轻轻用手一掰，治好了歪脖多年的三老汉，三老汉睡觉从此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房梁了。彭豫堂还从瞎眼的佘婶眼睛里捉出八条黄线虫子，使瞎了六年的佘婶重见光明，让佘婶看到了已经长得膀大腰圆的儿子。彭豫堂还切开了周骡骡耳朵后头的肿瘤，那瘤子跟随周骡骡从小到大生存了一辈子，彭豫堂从瘤子里掏出来一只长了毛的黄雀，让耳后膨胀如卵的周骡骡从此变得光溜平整……
村里人将彭豫堂奉若神明，挨家请饭，倾着所有地送礼，十里八乡的老百姓用架子车拉，用驴驮，领着各样病人到绍义来请彭豫堂诊治。彭豫堂对所求病人是有选择的，渐渐地人们摸出规律，彭神医只看脖子以上的症候，对脖子以下的，从不染指。
我不信邪，绝不相信能从后脖颈取出黄雀儿这样的胡编乱造。孙银正说他是亲眼所见，没有半点虚构，那只鸟还被周骡骡保留着，逢有人想看便拿出来，看到的人不止他一个，他向毛主席保证，那的确是一只长了毛的黄鸟。
出于好奇，星期天我决定过河到绍义去见识神医，亲眼看看那只在人的耳朵后头生长了几十年的黄鸟。
星期天农场是两顿饭，在食堂吃完那永无更改，千载不变的发糕和棒子面粥，时间已经不早，我抠着前襟的粥嘎巴，戴着顶破草帽往渭河渡口走，赵瘪听说我要去绍义，非要跟着去，说上次领着场里的猪过去配种，那边种站还有两块钱没找，他得找补回来，要不没法报帐。柳阳和也要去，说绍义的丁爱社有半套《三国演义》小人书要卖给他，丁爱社在城里收过废品，屋里宝贝很多，曾经用废纸价收过雍正皇上的圣旨，难得的是他爸念过私塾，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有用，什么没用，熏陶得丁爱社也有了文化眼光。柳阳和说他得亲自去交钱取书，以示郑重。李红兵也要上绍义，说那边的铁匠答应过他，要给他打一副双节棍，有了那棍，他将所向披靡。
无论什么理由，真实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奔着孙家的凉皮去的。
（三）
我们到绍义村已过午，这时候让孙银正的娘做凉皮有些无理，好在各有来绍义的理由，便分散行动，约好下午时分在孙家集合。
跟大家分手后我径直来到孙家，孙银正已经在候着了，他把我领进院子，我看见北屋檐下等着不少病人，病人有坐有卧，相陪的人或提鸡蛋，或背白面，还有个人索性赶来一只羊。那些什么没带的，大约是直接送银子的。我对孙银正说，你们家最近应该是好伙食，只门口这些鸡蛋就够吃半年的。
孙银正说，都给村革命领导小组上交了，我爹说了，功劳是神医的，享福是大家的，大伙都得了实惠，彭豫堂就不能算作资本主义尾巴了，不算尾巴就不在割除范围。
我说你爸爸还挺讲实际，孙银正说越到基层越讲实际，到了为日子煎熬的农家，就只剩下了实际，没有了别的。我们说话的时候，孙银正的哥孙金正正把羊往后院赶，羊认生，跟孙金正使劲绕圈子，孙金正斜着眼，流着涎水，一踮一扑地跟羊较劲。我说，孙银正，守着神医怎不把你哥的病看看？
孙银正说看了，今天他就要跟我说这件事情。我说赵瘪、柳阳和他们都过来了，孙银正说这样最好，他现在就去打酒，下晚一块儿吃饭。我说吃凉皮不用喝酒，孙银正说，凉皮岂能解决问题！
彭神医忙于诊病，无暇接见我，不便进去打扰，我便让孙银正把我领到周家，去看那只从脖子后头掏出来的黄鸟。
周骡骡住在村东，院当中有棵大杨树，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周骡骡不在家，他妈在，骡骡他妈把那只神奇的黄鸟拿出来让我“开眼”。看老太太拿出来一个油纸包，我便有些失望，想像中，取出来的黄鸟应该是扑扑愣愣装在鸟笼子里的，毛羽丰满，鲜活伶俐，会唱十几道口的。眼前的“黄鸟”，木乃伊一样地裹着，一层层地将纸打开，竟是一块黑糊糊的死肉，三角形，说是鸟的形状有些勉强。孙银正指给我看鸟的嘴，我说不是嘴，是指甲；孙银正让我看鸟的黄羽，我说那不是羽毛是头发……周骡骡的妈不乐意了，将“鸟”包起来说，这女子怎满嘴胡说呐，神医都断定是鸟了，你难道比神医还神？
我说这怕是个没成熟的死胎瘤，在娘肚子里就一个包了一个，周骡骡要不把它包了，那就是个双胞胎，周家多个周马马也未可知。周骡骡的娘听了拍着“死鸟”说：听这话还是我的事情了，你喔死女子说话怎不着调哩！
周家老婆子有点儿泼，非要让我承认她手里的是鸟，不是什么死胎瘤，拽着我胳膊不让走，我说，不是我不着调，你得信科学。
周老婆子说：我怎不科学了，你说，你说！
孙银正把我拉开了，他不拉我走，说不定那个周老婆子得打我。
晚饭是在孙家的院子里吃的，饭桌上凉皮之外还有炒鸡蛋、烧鸡块、拌粉条、大烩菜，量大，油水足，比过年都丰盛。我和赵瘪、柳阳和们都知道，这是沾了彭神医的光，小门小户的农家日子，谁家也不敢这么个吃法。几个人围桌坐定，都不动筷，单等神医入座。一会儿，北屋传来话说，神医还有两个病人没看完，让我们先吃，大家还是决定：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