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银正借着几个人都在，很郑重地说有事请大家帮忙。我们说大家都是编入另册的“5.7”战友，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有话直说，不必客气。孙银正说是他哥哥病的事情，我们说那就更责无旁贷了。孙银正说彭神医到绍义，看的第一个病人就是他哥哥，就是说，他父亲是冲着他哥哥把神医请来的。大家都问神医有什么好招数，孙银正说，神医说了，他哥哥害的是脑病，脑病要用脑来医。
赵瘪说，这好办，农场八月十五要杀猪，到时把猪脑子给留出来就是了。
孙银正说，我哥吃了猪脑子就变成猪了，变成了猪，还不如现在。
柳阳和说，那就是猴脑了。
孙银正说，猴脑也不行，终归没跳出畜生圈子。
我说，孙银正你醒醒吧，莫非你还要用人脑子？
孙银正说，就是要人脑，并且是活的人脑。
我们几个一听哄堂大笑，李红兵说，孙银正你难道还要我们帮你杀人取脑不成？我们不是吃人的夜叉，也不是掏心的土匪，取脑的事怕是干不成。
孙银正说，药方子是彭神医开的，人脑是很重要的药引子，神医说了，只要货真价实，一副药包好。
我说，别说一副，半副也不成。
都把彭神医的药方当作了扯淡，除了孙银正之外，大家嘻嘻哈哈地没有正经，孙银正还要说什么，已经没人听他的了，正在调侃中，彭豫堂风度翩翩地来到了饭桌前，大概是才洗过手，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大家一看，来者果然有神医风度，一头美发散落在肩上，一把美髯飘荡于胸前，丰颐广额，皓齿明眸，配上那一身雪白衣裤，似从天上飘然而至的神仙，只让人想起“寒波淡淡，白鸟悠悠”这样很空灵的词汇。跟这样光鲜洁净的大师相比，我们自身都有污秽之感，立刻想起在农场干的那些不便见人的鸡鸣狗盗之事，便诚惶诚恐地站起来，把神医往主座上让。神医并不落座，扫视众人，一一作揖，后来目光在我脸上停留许久，落座以后捻着胡子说，这个同志面熟得很。
神仙说河南话，就跟看了包裹着的黄鸟似的，让我有些失望，可是细想，大师来自河东边，他不说河南话又能说哪儿的话呢？
我说，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儿，谁看我都似曾相识。
赵瘪说，这样的相貌是间谍的相貌，熟但是记不住。
贫协主席说我长得像《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他妈，李勇奇他妈是个病歪歪的老婆子，看过戏的人没谁能记得住那张脸，我不在乎什么李勇奇他妈，只要有凉皮吃，说我像座山雕也没关系。
孙银正的娘将一大盘子颤颤巍巍的凉皮端上来，油泼辣子的香味直窜人的鼻孔，众弟兄顾不得许多，双双筷子直向盘子插去。贫协主席给大家斟了酒，说了许多要互相帮衬的话，大家还记得活人脑子的话题，并没谁接茬，也没喝那拙劣的兑了水的散白酒。至于正座上的神医，更是滴酒不沾，不动荤腥，只是吃丝瓜花蕊，那是孙银正的娘早晨摘的带露水的花蕊。
吃着凉皮，赵瘪忍不住问，彭大夫，你真的一百多岁啦？
孙银正制止赵瘪说，佛家不问姓氏，道家不问年龄，你怎连这规矩都不懂，忒没礼貌。
赵瘪说，我看彭大夫细皮嫩肉，脸上连褶子也没有，黑头发黑胡子没有一点儿杂色，看样子也就三十出头，说有一百多岁，没人信。
柳阳和说，不知神医这头发和胡子是怎的躲过红卫兵的，我“文革”前从上海买的一双尖头皮鞋，都被当“资产阶级”剁去了鞋尖，神医的胡子能保留下来真是大不易的。
李红兵问神医家住哪里，屋内还有何人，为何不在本地干营生，却要到外头来奔波。
农场青工的问话颇有点儿老大不敬，好在神医不在意，只见神医夹了两根花蕊，喝了一口孙银正娘熬的无与伦比的小米粥，端起酒杯缓缓站起身走到我跟前说，鄙人会观相，看您的相貌绝非出自平民百姓之家，不是天潢贵胄便是达官显贵，彭豫堂这厢有礼，先敬您一杯了。
彭神医一句话几乎让我灵魂出壳，那边厂方对我正外查内调，这边突然点出了“天潢贵胄”，让我吃不了兜着走哇！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全没了思维，一句话也说不出了。看了众人疑惑的目光，彭神医对贫协主席说，福至神强，肌肤晶洁，这位同志祖先的阴骘德行全凝聚在她一人身上了，这人福分不浅啊。
蹉跎失意，憔悴悲凉中听了这话，不禁瞿然动容，想起父母双双离去的情景，心内一酸，便赶紧低头掩饰，说凉皮的蒜太辣……彭豫堂似是安慰地说，令尊令堂走得绝决，虽然令人遗憾，但是他们把该享的福分都留给了你，难得哦。
大家对彭神医的话都没在意，只有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阢陧不安。我不知眼前这个毫无瓜葛的河南游医是如何知道这些的，或许是明察秋毫又不动声色的贫协主席将自己的猜测相告，或许是北京方面外调的结果已经私下流传开来……我不相信彭豫堂是神人，但我无法解释他的信息来源。
彭豫堂全身最出色的部位要算他那双手了，细腻干净，修长柔软，粉红的指甲，个个都是修饰过的，特别是两根小指，长度几乎接近了无名指，指甲比其他稍长，剪成了弯弯的月牙形，这样的美手倘若弹钢琴，当是得天独厚。我紧盯着彭豫堂那双手，竟被它们迷住了。这双美手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叫彭玉堂的人，彼彭玉堂长得与此彭豫堂有些相近，那眉眼，那做派，特别是那双手，都如出一辙，只是彼彭玉堂年龄大，胡子头发都是花白的，脸上有老年斑，眼睛近视，没有眼前人物的青春飘逸……
（四）
在我们家族的朋友中，彭玉堂是一个不能不说的人物，他的祖籍是山西长治，跟京城旗人没关系，对外却宣称是我父亲的表弟。表弟是怎么论的，彭玉堂的解释很简单，他的姥姥家姓宋，在长治上秦村住，他们村里一户姓宋的本家曾经买过一个叫王小慊的孩子做女儿，这个女孩来自不远的西坡村，母亲早亡，父亲穷困，将她插上草标到集上去卖。饥馑之年，买人的少，卖人的多，没有活路之时宋家人处于恻隐之心将王小慊买下，将她改名叫宋龄娥。后来宋家家道衰落，宋龄娥又被转卖到潞州知府惠征手里做使女，因为聪明美貌，善解人意，被惠征夫妇收为义女，名字也随着旗人变更，成了叶赫纳拉·玉兰。咸丰二年五月初九日玉兰进宫，由贵人发展为煊赫一时的慈禧老佛爷。彭玉堂说，老佛爷是汉人，她的一双解放了的小脚便是铁证，满族女孩没有缠脚习俗，由此可见老佛爷不是旗人，而是来自山西长治上秦村，长治的人都知道这事。老佛爷还给上秦村的宋家写过信。他是宋家的外甥，自然也就是叶家的外甥，管我父亲叫表兄不是胡来。我们家的人谁也没见过慈禧，当然更没不知道慈禧那双脚的大小，对这样的说辞一笑置之，没人去较真儿，也没人去考证，有关慈禧的野史、正史在北京流传得实在不少，但彭玉堂的说法倒是头回听说。
老七对父亲说，彭先生说的要真是实情，没想到统治清朝江山48年的竟是个汉族老太太。
父亲说，满汉一家，分什么彼此。
我们将彭玉堂称为“彭先生”，不叫表舅。在老北京，被叫做先生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教员，再一个是大夫，除此之外一般都叫“爷”，三爷、四爷，刘爷、黄爷，我父亲排行老四，外头人们都称他“叶四爷”，只有他北平艺专的学生来了，才叫他“叶先生”。
彭玉堂是中医大夫，在京城很有些名气，他的医术之高超绝妙，是有口皆碑的。但凡有名医们整治不了的疑难杂症，病人便找来彭玉堂，以做最后的突围。所以，轮到请彭玉堂出诊的份儿上，基本都是到了该“准备后事”，死马当活马医的程度了。这样的病人，治好了是“妙手回春”、是“起死回生”，治不好是“死生有命”、“无力回天”，病人家属只有感激的，没有找后帐的。于是，彭家的匾额就特别多，据他的小儿子，跟我同岁的彭佟麟说，他们家仅《妙手回春》的大匾，从帽翅胡同东口排到西口还多出三块。帽翅胡同有多长，我没走完过，想必不会比戏楼胡同短吧。
病人送给彭玉堂的匾除了《妙手回春》再没什么新鲜内容，彭家总不能挂一堂的《妙手回春》吧，于是彭玉堂找到我父亲，想请他给提一幅匾，是“妙手回春”的意思，还要回避“妙手回春”这个词，他要用楠木刻了，描上金，挂在看病的正堂，借我父亲的名气和福分，使之成为彭家的镇宅珍宝。
我父亲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彭玉堂才治好了我们家佣人刘妈的“鬼疰”病，理应感谢人家。那天也是父亲才看完梅兰芳的《玉堂春》回来，顺手便题了“玉堂春”三个大字，想的是彭玉堂不会将妓女苏三的花名挂在正堂，权当哈哈一笑罢了。孰料，彭玉堂还真就将《玉堂春》的匾挂了，并说这个匾写得巧妙，彭玉堂妙手回春，那不是“玉堂春”又是什么？更何况，他才从清雅小班里接回了一个姐儿，姐儿年龄大了，有意从良，他没花多少钱，只是给“妈妈”看好了久治不愈的“阴挺之疾”，象征性地掏了些，便将这个叫“喜春”的女子领回来了。这个时候我父亲送来了《玉堂春》，玉堂喜春，妙手回春，一个《玉堂春》把什么都涵盖了。好！
我的记忆中，彭玉堂爱穿葡萄灰杭纺大褂，行医也是以中医面目出现的，尤其是到了老年，白头发白胡子，基本就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了,大约也是因年纪做不了手术，知道他西医专家身份的人反而不多了。我父亲说，彭玉堂曾经留学德国，专攻脑外科，在美国拿的文凭，回国后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脑外科当主刀大夫，平日穿银灰西服，说流利外语，见了中国人也不说中国话，派头大了，那时候“协和”的大夫护士都这德行，以说外国话为摩登，为学问。我的六姐也是这样，一个助产士罢了，跟我的母亲说话也是en.rage/ hum.drum，成心让人听不懂。北平沦陷，“协和”被日本人接管以后，彭玉堂弃职回家，穿起长衫，改操中医，并且再不说洋话。偶有知道彭玉堂外科手艺的，通过别的医院请过去做手术，费用是相当高的，是要以金条论价的。我们都知道，彭家向来不缺钱，彭玉堂是个阔大夫。
我没见过穿西装，说洋文的彭玉堂，终归是遗憾，听我的哥哥们说，年轻时的彭玉堂相貌堂堂，风流倜傥，追他的女人一火车也拉不完。老年的彭玉堂和我的关系最好，没人在跟前的时候，他一反拿捏劲头，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灵动，拿他的拐棍敲树上的青枣，教笼子里的八哥说山西脏话，拿他的手揪我的鼻子，谓之“拉骆驼”。“拉骆驼”是老北京人逗小姑娘的一种常见举动，听说慈禧在家当女孩时，到附近油盐店打醋每每要被掌柜的“拉骆驼”，拉过骆驼之后才会把东西给她。后来慈禧当了皇太后，掌了权，油盐店掌柜的吓得举家迁走，更名改姓了。彭玉堂拉我的骆驼，我并不反感，他那双手细而长，软软的，有股好闻的中药味儿。彭玉堂一边“拉骆驼”一边让我喊他“舅舅”，我大声地喊，他脆脆地应，一声声，在后园子里此起彼落，彼此都很高兴。当然不是白喊，他送过我一个他的小老婆喜春绣的香包，里面的香料是他自己配的，奇香无比，我跑到哪儿就把香味带到哪儿，后来我把香包系在了小狗阿莉的脖子上。有一个时期，我是香气喷喷的，我们家的狗也是香气喷喷的。彭玉堂还送过我一打德国“施德楼”牌铅笔，黄杆上面烫着金字和一只抬着脑袋的小公鸡。铅笔的铅很柔韧，木质也细腻，很好使，每逢考试，我都用彭玉堂送的铅笔，所以回回考得都是班上前十几名，我把这成绩归功于铅笔，换了铅笔，往往就不及格，大起大落的，让家里人匪夷所思，其实只有我明白，工具的好坏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彭玉堂还救过我一命。
彭玉堂的小儿子彭佟麟是我的同班同学，学习极差，上二年级了还算不清左脚的脚趾头加上右手的手指头一共是几个指头。语文课上，彭佟麟读课文从来没连成过句子，语文老师说彭佟麟是“朽木之材，属于高衙内、薛蟠之流，没出息极了”。但是“没出息极了”的彭佟麟外语说得好，那是家传，在家里他和他爸爸是用洋文说话的，因为他的生母是个深眼窝蓝眼睛的德国人。彭佟麟长得像他爸爸，黄皮肤，细眼睛，唇红齿白，像是杨柳青年画上抱鱼的胖小子。用彭玉堂的话说，他这儿子虽是洋人产的，却是地道中华老种，一点儿没串秧儿。
班里同学都不愿意跟彭佟麟玩，说他们家除了有钱什么都没有。
我们班上同学金雨钧的父亲有耳鸣症，耳中总响着京胡悠扬之声，甚至还有青衣的婉转唱腔，唱来唱去总是“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胆颤心又寒”一句，那是《玉堂春》里苏三的唱段，并非现今“mp3”的演奏，完全是一种病态，就是说，神经有毛病了。金雨钧托我给他父亲引见彭玉堂，治疗他父亲的耳疾，我说你找彭佟麟不是更直接，何必绕一个圈呢。金雨钧说彭佟麟从来不跟女生说话，老是劲儿劲儿的。我说，他怎跟我说话呢，我也是女的。
金雨钧说，因为你们是亲戚。
我说，屁亲戚！
那天，我把金雨钧的父亲领进彭家，彭玉堂午睡才醒，正迷迷瞪瞪靠在条案前头的太师椅上发呆。我向彭玉堂介绍了金家父亲，又向同学的父亲介绍了彭先生，说彭先生有京城四大名医称号，同学父亲想了想说，四大名医是施今墨、汪逢春、孔伯华、萧龙友，那不是谁都能请得动的，解放前请名医诊病一回要大洋八十……
彭玉堂说施今墨善治内科杂症，汪逢春善治湿瘟病，孔伯华善治温热病，萧龙友擅长治疗虚痨病，而他拿手的是头颅疾患，动刀子是他的专长，这是几大名医都不能比的，他出一回诊要金条两根。
同学父亲立刻夸赞彭先生是华佗再世，说当年华佗要刨开曹操的脑袋，曹操跟他一样，也是头痛耳鸣，苦不堪言……同学父亲再没往下说，下边的话当然也不好说了，华佗要开曹操的脑袋，曹操就把华佗的脑袋砍了，使一代名医截然而止，成了中华医学的大遗憾。
听了那次谈话，使我对彭玉堂四大名医的身份持怀疑态度了，那时候不好印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彭玉堂的确不属于四大名医范畴。
我对苏三在耳朵边的演唱没兴趣，欣赏了一会儿挂在北边墙上，我父亲写的《玉堂春》，便溜到后头找彭佟麟玩去了。
彭家的院子很大很深，大树多，假山多，满地树影，满路青苔，曲径通幽，幽得让人迷糊，鬼打墙般地转不出来。彭玉堂当年从国外回来，只花了八百大洋就买了这院房产，便宜得如同白捡。有人说，这宅子是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宣统二年春天，宅子的原主人一家十一口，早晨起来都没了脑袋，这个案子一直没破。凶手一天未捉拿归案，死者的灵魂便一天不能安生，传说，大白天常见有满身血污的人在院子里走动，晚上便把脑袋提在手里当灯，这屋进，那屋出……
凶宅是最难出手的，再便宜也没人敢要。我听母亲说过，她娘家的街坊，那个叫碟儿的自从在家里扎水缸死了，那所房就成了凶宅，空了几年也没人敢住，眼瞅着烂，说里边无端地有人哭，后来补花社利用那房子发放补活，也是白天在，太阳往西一挪就赶紧走人。
我问过彭玉堂住凶宅怕不怕，他说不怕，说他和那些死鬼无怨无仇，又不是他杀的，他们犯不着跟他过不去。再说了，经他的手术刀刨开的脑袋死的活的也无计其数了，他难道还在乎谁没有脑袋！我对灵异的事情比较感兴趣，彭玉堂到我们家来，我希望他能讲讲他们家的那些鬼，可是彭玉堂一回也没讲过，有一回我问彭佟麟，他们家是不是有没脑袋的人，彭佟麟说，人没了脑袋不能走路，连站也站不起来。
这天，我在彭家院子里七转八转，没找着彭佟麟的住处却来到了北墙根，北墙上长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一片，墙根朝西立着一个半身石头雕像。我猜这可能是彭佟麟那位死去的洋妈，据说是因为彭玉堂娶了妓女喜春，德国籍的原配不能理解，忧郁而亡。外国人都喜欢在坟头上立塑像，彭佟麟的妈是外国人，自然也得立一个像。我很想看看彭佟麟的妈是什么模样，便跑到像跟前仔细看。真可怕啊，雕像弯曲的卷发上爬满了长虫，有的长虫还探出半个身子，张牙舞爪的，让人看着恶心。抬起头再往脸上瞅，这一来，刚好和彭佟麟的妈对了个正着，吓得我汗毛也竖起来了。
一张恐怖的脸让我永生难忘！
石头像的嘴死鱼一样微微地张着，高耸的鼻子刀锋般直立着，表情忧郁，充满仇恨，最可怕的是眼睛，没有眼珠，是两个白球……
我扭头就走，再不敢回头，想的是那双白眼珠的目光一定追随着我，这简直比没有脑袋的人还恐怖。那目光，可以穿透，可以折射，它无坚不摧，弃而不舍地跟着我，让我无处逃遁。快跑，使劲跑，逃命一般，我绕过山石，奔过石头桥，还收不住脚步。远远地我望见彭佟麟在月亮门的墙上练习拿大顶，彭佟麟头朝下脚朝上靠在墙上，他喊我过去，我过去了，他并没有翻下来的意思，我没心思跟他玩倒立，我的两条腿还在哆嗦，身上冒着虚汗，连小褂都湿了。我就近找了个台阶坐了，半天，心情稍稍好了些，看见彭佟麟还在墙上挂着，两条胳膊分明已经吃不住劲了，我说，你下来吧，老这么拿大顶也没什么意思。
彭佟麟哇地一声哭了，他说他已经试过几次，下不来了。我才知道，彭佟麟跟墙贴得太近，把整个身子都贴墙上去了，要下墙，必须有距离，除非演杂技的，否则谁也没本事把自己对折360度。彭佟麟让我提着他的脚往外挪，我哪儿有那力气，想的是这座宅子怪，发生的事也怪，我的同学们都爱玩倒立，谁也没玩出彭佟麟这花样来。最后，彭佟麟总算下来了，是从右边歪下来的，其结果是右肩脱臼，右胳膊比左胳膊长出一截子，动不了了。彭佟麟托着胳膊，哭着到前头找他爸爸彭玉堂去了，这小毛病对名医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我一点儿不替他担心。
我跟在彭佟麟的后头往外走，临出园门，没忘了回头再看一眼，院内日影斑驳，山石狰狞，一抹斜阳照在东边小楼上，老旧的绿漆窗户后头，隐隐露出一张惨白的脸，那张脸正定定地看着我，想必那就是彭玉堂的小妾喜春了。
打了一个冷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前头，彭玉堂的诊病已经到了尾声，他说金雨钧父亲以前是显官，是于飞鬺传茗，曼舞轻歌的应酬中作下病了，与一般虚症耳鸣不同，金雨钧父亲是实症，膏粱厚味引起风阳上攻，经脉不利，髓海不足，得用“四物汤”，当归、川芎、白芍、地黄补血凉心，还要淡情绪，戒焦躁，静心调养一些时日才行。说得同学父亲一阵阵脸红，点头称是，称赞，不愧一代名医！
没几副药，耳鸣的病人好了，那苏三再不唱“两旁的刽子手，吓得我心胆寒”了，可也没救了该人的命，1952年镇压反革命，他让政府枪毙了。问题是《玉堂春》里“让人心胆寒的刽子手”又上我这儿来了，先是发热，再是说胡话，总是见两个无头刽子手携一女子头颅，那头颅颜色死白，眼珠子是两个突出白球，一脑袋长虫蠢蠢蠕动，微张的嘴向我淡淡一笑，害得我迷迷糊糊，只把自己当作了大堂上的罪犯玉堂春。父亲从同济医院请来了大夫，诊断结果是急性脑炎，往我的血管里打了不少凉水，屁事不顶，那两个白眼球照旧在眼前晃。又从胡同口达仁堂药铺请来坐堂中医，号脉看舌苔，说我是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喝了不少焦三仙类的苦汤子，刽子手们还是没走，我还是罪衣罪裙地在堂上趴着。连续的40度高烧，烧得我眼睛也睁不开了，连自己也对生命失去了信心。有一刻稍稍清醒，便让守在旁边的母亲给我缝制玉堂春穿的红衣红裙。母亲想的是我大概要“上路”了，在门口扶着廊柱子痛哭不止。佣人刘妈说我是从彭家回来起病的，满嘴的“玉堂春”，一定是在那儿撞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她不知从哪儿请了一道符来，贴在我的床头上。避邪的符非但不管用，反而变本加厉，我又添了抽疯的本事，抽起来俩眼使劲往上翻，眼见着没有了黑眼珠，眼眶里全剩了白的，吓得我妈一边往后闪一边说，天哪，这还是我闺女吗？整个一个死鬼呀！
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和彭家花园里的石头雕像很接近。
还是刘妈见多识广，她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丫儿这病，怕还得“玉堂春”出面，别人镇不住。就请来了彭玉堂，据说彭玉堂进屋一看见我那德行就笑了，拍着我的脑门说，还变狗儿哪？适当变变就得了！
老北京管小婴儿害病发烧叫“变狗儿”，意思是害一次病小孩就长大一截子，小孩不停变狗儿，才能不停长大。刘妈直言对彭玉堂说我是上彭家撞剋了鬼，魂让鬼拿住了，没有彭家人拿金条，让叶家孩子受罪的道理，彭玉堂要是不把我救回来，她跟彭家没完。
彭玉堂没理会刘妈的抱怨，展开白布小包，从里头摸出几根银针来，在我的身上扎了，又取来艾卷灸烤。我父亲下班回来，问及病情，彭玉堂说，此病叫“离魂”，小格格年幼，神气不足，妄见妄言，既非脑膜炎也非外感风寒，更非真有祟物，乃心脾气血虚弱，神气不宁，惊悸多魇，邪气侵肝。肝乃藏魂之所，肝虚则魂无所归，本着养肝安神，益智补虚的原则，针灸手少阴，足阳明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彭玉堂走的时候给我开了一副药，主药是茯苓，配以龙齿、参须，辰砂辅佐，让家里人直接到南庆仁堂去抓，说别处的药他不敢保险。南庆仁堂是京城大药铺，总店在东珠市口往南路东，五间大门面，门脸讲究，夏天门口挂着木夹板的细竹帘，春秋挂着木夹板的蓝大布，冬天是黑绒云头，纳寿字回纹的棉帘子。我们家人说，彭玉堂有南庆仁堂的干股，所以他开的方子都得上南庆仁堂抓。
就这么着，彭玉堂毫不费劲儿地把我从死神那儿拽回来了。第二日早晨我喝了一碗粥，下午吃了一碗汤面，到第三天就开始吃肉包子了。彭佟麟来看我，他的胳膊已经一点儿事没有了，听说上午还在学校推了铅球。我对他说，你们家园子里你妈的石头像不好看，忒恶了。
彭佟麟说，那个石像不是他妈，是蛇发女妖美杜沙，是他母亲生前托人仿制的名人名作。
我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妈呢！
长大以后，对美术有兴趣，我在各处看了不少意大利雕塑，那些人物，无论是神还是人，眼睛的处理都是两个白球。
五十年代中期，彭佟麟转学走了，走时也没打招呼，有人说彭玉堂回山西老家了，有人说进了中南海，当了国家领导人的专职医生，他们家那座空旷硕大的宅院被某机关占用，出出进进都是穿制服的人。那个满脑袋是长虫的美杜沙也不知如何处置了。
（五）
从理论上说，眼前的彭豫堂跟我认识《玉堂春》的彭玉堂没有关系，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个是有名“脑外科”一把刀，这个是“脖子以下疾患不看”的土大夫，手里动的也是刀子，真让人有些说不清楚了。彭豫堂说他有一百多岁了，神里神经地跟那个“玉堂春”竟也有相近之处。我问彭豫堂认识不认识北京的彭玉堂，彭豫堂说，不认识。我说彭佟麟呢，他也说不认识。
我说真不认识还是假不认识，彭豫堂说是真不认识。我问他知不知道蛇妖美杜沙，彭豫堂说北方的长虫长不大，成不了妖，南方湿腻滑润，山川润泽，才会出《白蛇传》那样的事。
贫协主席说，白娘子是在四川峨眉山修炼的，那儿水多，绍义的长虫爬出去几十米就会被太阳晒成干，这里是干涸的河滩，除非八月涨水，否则一年也见不到一点水星，别说长虫，连蚯蚓都少见。
我问彭豫堂知不知道“玉堂春”，彭豫堂说他过了无数春天，年年都有“豫堂春”。我说，是说彭豫堂妙手回春呢！说你的医术高超呢！
彭豫堂说这个词好，贫协主席也说“玉堂春”好，很精辟，很概括，搁在彭神医身上最恰当不过了。最终柳阳和说，“玉堂春”好像是出戏，是属于“四旧”的戏。
谈话间，我看彭豫堂的眼神，总是有些游离闪烁，常常是话说半句便吞了回去，心内便对这个人充满了疑惑，特别是他那虚假的年龄，故作深沉的做派，让人感觉有点扑朔迷离。
席面上，百岁的彭神医只喝了些粥，我料定他的房间里会藏有其他吃食，人不能靠这点粥活着。
在回农场的路上孙银正终于摊了牌。
是在过渭河的小船上，孙银正撑着篙，左一下，右一下，把船弄得直摇晃。孙银正说，我哥的事咱们没有退路了，神医说了，只一副药，他就能好。
李红兵说，我们可没答应你什么啊！
我说，取活人脑子，我们谁也没那胆量。
赵瘪说，杀猪可以，杀人不行。
孙银正说，谁让你们杀人啦？有人杀好了，咱们去取就行了，读过高中课文“药”吧，鲁迅先生写的，那个血馒头，还记得不？
我们明白了孙银正要干的事情。渭河滩，是杀人的刑场，“文革”时候杀人特别多，隔不几日，城里就会有万人的公审会，打着红勾的公告，会出现在街头各醒目位置。公告贴出的当日便有游街的敞篷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罪犯，挂着牌子，由荷枪实弹的警察押着，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等等，其罪孽都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先游街，再开公审大会，然后拉出城到河滩上枪毙。有的犯人家属领尸，提前会在刑场等候，摆领席，拉个木头匣子什么的，但大部分犯人尸体无人认领，那些坏人的亲属避之唯恐不及，哪肯上赶着出头，所以大多数尸体都是无主认领。公安部门不管后事，行刑完毕，人员立刻撤离，留下一部卡车，雇两个当地农民，将尸体装上车，拉到火葬场，便完事了。
绍义村紧靠河滩，滩大而平整，无遮无栏，一眼望不到头。城里回回毙人都选择在这儿，孙银正的父亲，那个根红苗正的贫协主席负责挑选雇佣者，雇佣者同样要求根红苗正，以保证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不出半点纰漏，在这方面，绍义的人已经是有经验了。
孙银正的意思是在这些被枪毙的死人身上做文章。
船上的人都没说话，我手里提着饭桌上剩下的凉皮，凉皮散发出阵阵香味，只是让人分神。孙银正停止了撑篙，任着小船在河当间荡来荡去。看来，我们要是不答应，船就顺水漂下去了，再往下不远就是渭河的入黄口，进了黄河谁也甭想上岸。
柳阳和说，孙子，你真想让弟兄们在河滩上演一场“药”的翻版？
孙银正说，我是替我大求你们了！
赵瘪说，你让你爸爸选两个帮忙的干这事不就行了？
孙银正说，我大不愿意让村里人知道这事哩，彭神医也说了，这事要秘密进行，这是他们家祖上留下的奇绝的方子，不能传出去。
我说，就不怕我们传出去？
孙银正说，我知道，你们不可能。
我说，你怎知道我们不可能？
孙银正说，咱们一块儿偷过农建师的花生，私卖过场里的铧犁，套过十一团的架子猪，捞过三连鱼塘的小鲫瓜，往食堂的发糕里掺过洗衣粉，往隔壁农场的井里拉过屎……也没见你们谁说出去。
李红兵说，妈的，都让你孙子说出来了。
孙银正说，这全是为了我哥，我就这么一个哥，我哥病好了，我才能往前走，要不，我和我哥都完了。
赵瘪看了看我们，目光有些松动。孙银正捕捉到赵瘪的眼神，见缝插针地说，人说拔一毛而利天下，这是不拔毛就利天下的事，又不是取我们的脑子，是取反革命的脑子，我大见过，枪一响，脑壳就裂开了，红的白的，尽管舀就是了。
我瞄了一眼手上提的凉皮，红的、白的。
一阵反胃。
柳阳和说，怎么干？
孙银正说，这里有个时间差的问题，把时间算好了，先远远躲在堤后头，在公家人撤离，村里帮忙的走到尸体之前，选准对象，赶过去，把活儿干利落，该是不难。
赵瘪说，的确不难，但是你得给我们报酬。
孙银正说，你们要啥我给啥。
赵瘪说，让你娘给做十回凉皮！
孙银正说，做一百回也成。
小船又撑了起来，没几下就到了河南岸，爬上堤坝，孙银正让大家等他的信儿，说这事一定要保密。走出几步，我回身对孙银正说，你回去问问彭豫堂，他会不会英语。
李红兵说，那一口河南腔，还英语呢，先看他会不会普通话吧！
（六）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枪毙人的公告都很关心，偏偏的那阶段就没开过一回公审大会，好像世界上的“反革命”都被消灭完了。河滩的太阳白花花地的照耀着，我在农场住的小土房紧靠渭河河堤，河水从我的屋后自西向东流过，此时渭河的水面已相当宽阔，夹杂了大量泥沙，凝重沉缓，无声无息，仿佛驮载着多么沉重的负担，怀揣着多么苦闷的心情，静静地流着，流着。
我们的日子过得有些沉闷，麦子收过了，玉米种上了，灼热的太阳晒得我们躲在简陋的宿舍里不敢出屋。
阳光下河滩的一大景观就是刮风，刮旋风，旋风毫无来由，不知什么时候就组合起来，突然地直立于天地之间，粗壮巨大，浩浩荡荡地游弋在广袤的滩地上。大旋风会将草屑树枝塑料布羊毛毡一切扯得动的物件旋上天空，轰轰烈烈，十分壮观。我在北京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壮观的旋风，听说，旋风是和鬼搅在一起的，我想，这样的大旋风一个小鬼肯定是驾驭不住的，一定有许多许多的鬼共同搅动才行，古书上记载，这里曾是千古不歇的古战场，汉献帝建安十六年，曹操跟马超在这儿打过一场大仗，《三国魏志》上说当时是“万人杀来，矢如雨下”；后来又有李自成在此毁灭性的突围，也是尸骨遍地，至于历来小仗更是不计其数，“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憔兮，风悲日熏。……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这段很文学的语言是到这里讲法家的教授读给我们听的，我把这些文字记在笔记上，跟那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记在同一页上。我喜欢这些文字。
一度，我们曾疯狂而无聊地追逐旋风，旋风起了，我们嗷嗷叫着，像几只发了疯的狗，冲进那巨大的风柱，随着它旋转奔跑，体味着“身不由己”的快乐。旋风大都是短暂的，突然的消逝如同它突然的旋起，旋风没了，我们几个带着一身灰土，一脸油汗，暴晒在河滩上，大家茫然四顾，为这神经病式的游戏而莫名其妙。每个人在旋风中都有收获，赵瘪说他有在公园坐转椅的感觉，柳阳和说他有一阵儿轻盈得要腾飞，我说在与旋风相交的刹那，我听到了兵器的撞击和沉重的喘息声，李红兵的感觉最直接，他说他看到了那些被枪毙的人……
很快到了立秋，立了秋的河滩并没有凉爽多少，没有雨，滩地的细纱都成了粉尘，人走上去噗噗的，将整个脚都埋了进去。场里怕我们闲着生事，每人给了把铁锹，让到河堤上去检查鼠洞，以防发水时溃提。谁都知道，这方圆数十里一马平川，几乎没有住户，真就是河堤决了口子也无甚关碍，这儿本来就是黄河库区，城里工厂也不会指着“5.7”道路走出来的这点儿粮食蒸馒头。
早晨刚上堤，孙银正就招呼大家到他屋去吃凉皮，说是今年新打下的麦子，筋道有咬头。正好大家对老鼠洞也没兴趣，便一窝蜂地游过河去，抄近路直奔绍义村了。
路上，柳阳和对我说这顿饭怕不会白吃。我说准是“那活儿”有信儿了。果然，孙银正告诉我们，明天中午“有情况”，上边已经通知他爹找人了，他让我们几个做好准备。我们问准备什么，孙银正说家伙他爹都给备好了，我们到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就是了。我说我可不可以不去，我是女的。孙银正说别人不去可以，我必须去，因为我在农场还兼着卫生员角色。我说，什么卫生员呀，抹点红药水罢了。
孙银正说，那也属于医务范畴，这样重要的事情没有医学方面的人在场怎么行？
约好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在河堤后头集合，人员就是我、柳阳和、赵瘪和李红兵几个人，孙银正说，去人多了没用，目标太大，又不是去打狼。
在孙家，没看见彭豫堂，孙银正说神医到临村给人医病去了，临村某人眉下长一巨瘤，眼前总是有美女走动，不能遏制。我说，这回切开瘤子，说不定能掏出一美女来，比那黄鸟实惠，真是一举两得的事呢！
这天，我们又看到了孙金正犯病，本来孙金正坐在灶前帮他娘烧火蒸面皮，跟大家也是有说有笑的，不知怎的，突然把柴火一扔，怪叫一声佝偻在火前，把脑袋使劲往灶火里钻，霎时一脑袋头发就燎着了，紧接着，衣裳也冒了火。我们都有些慌，揪着孙金正的腿往外拽，孙银正的娘放下手里的面盆，不慌不忙地从旁边水缸里舀了一瓢水，浇在了孙金正身上，孙金正身上的火息了，只剩了冒烟。我们七手八脚地上去扑打，孙金正躺在灶前死了般一动不动。孙金正的娘掀开锅盖，将蒸好的面皮揭了，摞在笸箩上，抹了清油，又有条不紊地张罗起了下一张。孙银正坐在台阶上砸蒜，将个蒜臼敲得叮当响，好像灶屋里发生的一切与他无关。
孙金正顶着个焦糊的脑袋，带着一脸燎泡，怔怔地靠墙坐着，我蹲在对面问他疼不疼，他回过神，摇摇头，冲我一笑。倘若孙金正说疼，我或许还好受些，只他这一笑，竟让我心里酸酸的，咧了半天嘴，说不出一句话。想的是明天中午就是下刀子，这忙也是得帮的。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们的任务依旧是检查鼠洞。早早的，我们就来到了河堤，我们来的时候太阳还没升起来，东边河水尽头一片通红，野鸭们还扎在芦苇里睡觉。青工排排长对我们几个的积极出工视为“评法批儒”，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让我们再接再励，干出好成绩来，争取连队表扬，到时他给我们放三天假，领我们回西安城吃羊肉泡馍、吃葫芦头、吃粉汤羊血，一天换一样，绝不重复。
我们在河堤上等待着孙银正出现，这小子昨天回绍义村就没回来，堤外西三里的河滩就是刑场，九点多时候我们望见几个穿白制服的人坐着车过来了，白制服们下车散开，各抱地势地地站了，一律地脸朝外。一会儿，又来了两三农民，面无表情远远地蹲着，是雇来的“装车”人。赵瘪开始抱怨孙银正，说那边已经各就各位了，他这个指挥还不出场，难道还真要我们几个替孙家去冲锋陷阵不成。柳阳和说不急，那边城里开完公审会，再到这儿怎的也快过午了，杀人得等午时三刻，都是有时辰的，不能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李红兵说“午时三刻”那是封建社会，新社会讲的是随到随杀，干脆利落。
又等了半天，还不见孙银正出现，西边的土路上，有尘土飞扬，想必是大队人马过来了。李红兵问我，要是孙银正真不来，我们怎么办。我说，撤！这还有什么考虑的。
赵瘪说，咱们可是吃了孙家不少凉皮了……
柳阳和说，孙家老太太对咱们是真心实意的。
赵瘪说，要不那边完事咱们先过去看看，见机行事。
我问怎么叫见机行事，赵瘪从裤腰里摸出一个白尿素袋，朝我晃了晃。我说，你以为是装西瓜吗？
说话间，大大小小十几辆车开进场地，荷枪实弹的军警跳下车，将三个挂牌子的扯下车来，摘下牌子，往前架着跑，那三个人还没跑出几步就扑倒了，我们几乎连枪响也没听到。如孙银正所说，军警们执行完毕，立即上车离去，只留下一辆卡车处理后事。一切都风驰电掣般，麻利迅速，干净利落，一溜烟尘之后便剩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赵瘪从堤后跃起，柳阳和相跟着，他们要奔过去看看，刚要举动，猛听身后有人说，别动！
原来是孙银正，他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赵瘪和柳阳和不解地看着孙银正，觉得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孙银正说，今天枪毙三个，一个是强奸幼女，一个是抢劫杀人，一个是病入膏肓的现行，那现行肝都硬了，脸成了古铜色。
李红兵说，杀人和强奸总是可以。
孙银正说，万一他哥吃了这，病好了却成天想着强奸，想着杀人怎么得了。
柳阳和说，你他妈还挑得厉害！
孙银正说，当然得挑，药引子有时候比正药还要紧，彭神医说了，最好是年轻的脑力劳动者。
我说，呸！
（七）
绍义村及附近的老百姓们商量着要给彭神医送一面锦旗，知道我还粗通些文墨，会写两个毛笔字，便让孙银正过来跟我商量，说彭神医对“豫堂春”很满意，让就写“豫堂春”。我说，是“玉堂”，不是“豫堂”，连意思都没弄明白，还搞什么锦旗！
孙银正说，管他什么堂，只是一个心意的表示罢了，再说也不是白写，酬劳是一百个柴鸡蛋，一百鸡蛋能换十斤全国粮票，有这些粮票每天多吃两个馍没问题。
我没写“豫堂春”，写了“救死扶伤”，交给孙银正拿回去了，锦旗做了，鸡蛋也换成了粮票，彭神医竟然真如悠悠寒鸟，消逝在淡淡烟波之中，无音讯，无踪影，连点痕迹也没留下。
转眼到了中秋，城里有家的都回去过节了，青工班只剩下我和赵瘪在留守。赵瘪的爹娘去了湖北五七干校，我的爹娘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都属于“无家可归”者。
晚上，月亮早早升起来了，吃过晚饭，我和赵瘪在河堤上溜达，我们对晚饭都不满意，大过节的，竟然是炒萝卜条，粗粮发糕，大茬子粥，没有一点儿过节气氛。我拿出库存的牛奶糖，给了赵瘪两块，权当过节月饼。赵瘪说，狗日的们准都在家里吃喝呢，只有我们俩在河堤上赏月。
我说，没的吃喝就有月亮赏，有吃喝的都在家里看不见月亮，老天爷公平得很哪！
赵瘪提议过河去，到孙银正家蹭饭吃。我说不好，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节日，多出两个外人算怎么档子事。赵瘪说，过这样清冷的中秋总是让人心里不受用哪！
我说，你我将来会有无数个团圆的，有吃喝的中秋在等着，“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这样寂寞的中秋不会很多，说不准只有这一个。
赵瘪嘴里含着糖，吸溜着口水说我的话很有意境，很有哲理。
赵瘪的话音未落，只见孙银正提着罐子慌里慌张从堤下头爬上来，赵瘪说，送吃的人来了！
赵瘪嘴里喊着“孙银正万岁”欢呼着迎上去，去接他手里的罐子。我想，孙银正还是很够朋友的，幸福时刻怕冷落了患难的弟兄们，这个时候送吃的，可谓有福同享，令我没想到的是，紧接下来，就是有难同当了。
孙银正告诉我们，河滩里已经摆开阵势，马上要行刑了。赵瘪说，以往都是中午，怎么这回突然改在了晚上？
孙银正说，听说都是政治要犯，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还有逃亡流窜的反革命，个个都是恶灌满盈，实恶不赦的大坏蛋。
赵瘪说，大过节的杀人，真是的！
我说，旧社会杀人都赶在仲秋，监候斩的犯人活不过八月十五去。
孙银正让我们快过去，说他爹组织的“雇佣军”已经等在那儿了。我们一溜烟地朝西跑，背负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背负着深蓝的夜空，应了刚才说的话，的确，这样的中秋我以后再没有过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