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到地点，人家的“活”已经干完了，四具尸体横陈在黄土地上，有两具旁边围着人，看来是收尸的家属。我们朝无主的两具奔过去，“雇佣军”以为我和赵瘪是家属，没有阻拦，孙银正跟在我们后头，那两具尸体，脑袋正如孙银正所说，都开了花，如同碎裂的瓜。从皮肤看，一个年纪很大，一个还很年轻，我们不约而同选中了年轻的，孙银正到底是孙金正的兄弟，到这个时候就看出了血脉亲情的力量，在我们有些束手无策，不敢下手的时候，孙银正毫不犹豫地双手一捧，将一捧红白相间的东西捧进罐里。赵瘪为朋友的名分所拘，为那些美味凉皮所催，也朝地上抓了一把，孙银正立刻纠正他说，抓白的！
我没敢下手，我下不去手，看着那一滩乱七八糟，我只想到了凉皮。
死者的皮肤白净细腻，看来年轻、有知识，一身白色的衣裤沾满了脏污，那张脸，已经无所谓脸了，月光下变得模糊虚幻。死者的两条胳膊别扭地扯在身体两边，右臂比左臂足足长了一大截，这让我想到了彭佟麟那条不协调的脱臼胳膊，紧接着我被那双张开的手吸引，因为失血，手已变得苍白无色，但依旧美丽干净，修长的手指无力地弯曲着，小手指很长，几乎与无名指等齐，指甲修剪成了弯弯的月牙状……
我是如何离开河滩的已经没有记忆，赵瘪说不是他背着我沿着堤坝跑了好几里地，我怕也像那些死鬼一样躺在河滩上，变成旋风了。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昏迷不醒，一切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个无头的刽子手提着一颗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脑袋，站在我的床前，脑袋上的那些长虫已经死去，绳子一样地拖在地上。我像《玉堂春》里的苏三，身着罪衣罪裙，面对刽子手，“吓得胆颤心又寒”，红色的衣裙如同熊熊火焰，烧得我辗转反侧，口干舌燥，比浑身着火的孙金正还痛苦万分。农场方面吓坏了，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了华阴县城，在医院吊了十几瓶药也不见退烧。北京的同济医院拿我的病都没辙，小小的华阴医院当然更是无能为力了。
听说孙银正的娘拿着我的衣裳，偷偷到河滩上为我叫过魂，没一点儿用，
有一阵短暂的清醒，我看见孙银正守在我的床头，庞素芹正往我满是溃疡的口腔里滴水，我那张嘴已经烂得发不出声音了。庞素芹见我睁开眼，赶紧拿来纸笔，让我有什么话快写上，大有最后留言的劲头。
我在纸上写了：
茯苓 龙齿 参须 辰砂 手少阴 足阳明
这是当年玉堂春医我的老方子，人说三折肱可以为良医，这话不假。医院对我的方子虽然半信半疑，但看那内容，总无大碍，更何况针灸，就是把手少阴、足阳明，这两条经络扎满了，也死不了人。叫来了针灸科的大夫，在我身上不客气地开扎。
三副药没吃完，病好了。
孙家将我写的“救死扶伤”的锦旗转送给了华阴医院，及时而快捷。医院奇怪我这个毫无医疗经历的青工，何以能开出如此奇特药方，我自然含笑而不答，有些秘密没必要都告诉别人，让生命多些疑惑会更有意思。但是孙银正和赵瘪他们都坚信，在纸上开药方的绝不是我，而是彭豫堂，那一刻，是彭豫堂回来了，给我开了这个方子，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清醒，我那游离的魂魄还不知在哪里晃荡呢。
一切都是鬼使神差。
（八）
出了医院，才知道农场换了一大批人，各车间有问题的全调换来了，这里真正成了“问题”大本营。经历相对简单的青工班解散，柳阳和、赵瘪、甚至家在河对岸的孙银正也调回了西安，我没得到回城的消息，被留了下来。听说外调的人回来了，从场部“首长”那讳莫如深的眼光里，我知道一场动荡正向我袭来，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前面等待着，心里充满了恐怖。这种恐怖是发自内心的，不可遏止的，是被动又不能掌控的，像过山车即将到达顶峰的紧张，也像即将跳入漩涡的莫测，那种滋味儿就好像当今看恐怖片，最可怕的不是妖魔鬼怪的出现，可怕的是它们出现前的渲染，强大的、无形的、致命的、无情的……
开始我想得比较简单，大不了再回后顺沟罢了。后来才知道，让我回去那是便宜了我，他们要像猫玩老鼠一样，把我玩个够……
我的农场“5.7 ”青工战友们再难聚首，顶让我挂念的就是孙银正哥哥的病，那副药，不知可有效果。
从河滩事件以后，我再不吃凉皮，怕见红白相间的色彩。九十年代到日本留学，一见到日本国旗就不舒服，不是对日本国怎么的，是嫌弃那反差过大，引人遐想的颜色。九十年代曾经往农场写过信，被退回来了，说单位已不存在，“5.7”道路已经走完了；也打听过绍义村的孙家，因属于三门峡库区，作为从甘肃迁回的移民，政府重新给安置了，那片地界二十年前就变成了化肥厂。
2009年夏天，看到电视报道，说中国脑外科专家用手术攻破了癫痫病发作难关。
凤还巢
思前思后柔肠百转，前生造定今世缘。
——京剧《凤还巢》程雪娥唱段
（一）
21世纪的火车行驶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向着北京。
不是在写诗，我的心里却有着诗一般的感受，回家了，终于！
受回归意念的驱使，我在自己的周围寻找着快乐与美好。火车全程软卧，一站到达，晚发朝至，不用听那絮叨的报站，不必担心晚点；车厢里人不多，井然有序，列车员到每一个包间里介绍自己，着装标准，语言规范，真诚得让人感动。每人床尾都有壁挂电视，电视里播放着录像，录像画面清晰，可调控的频道有六七个之多；天气仍旧是热，桑那天，一动一身汗，不光是中国，整个世界的气候都有些混乱。车顶部空调里冒出的凉气，将外面的热浪红尘与里面隔绝成两个世界，车厢里才真正是秋高气爽；白桌布的小桌上立着杂志，铜版纸上的美女汽车，厚重而养眼，是铁路的专用杂志；花瓶里玫瑰花带着晶莹的露珠在绽放，嵌有金丝的靠垫洁净柔软，给人一种华贵高雅之感。车厢内厚重的米黄地毯，抹消了一切声音，静悄悄的过道里只有门上的灯在闪烁，那上面滚动着列车终点北京的天气，报告着车速和到达的时间。
我的铺位对面是一对小夫妻，进来没打招呼，立刻进入两人世界中，看来是对安静的旅伴。
一切都挺好，无可挑剔。
我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好心情里，双手抱着脑袋斜靠在铺位上看电视，眼睛看的是电视，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如青年们所言，爷看的不是电视，爷看的是心情。当年，插队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今天自然还是要坐火车回去，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一个带有人为安排的的回归节目，一个宿命式的回程。坐火车回家，尽管这火车和那火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坐”法也有了根本改变，但“坐车”的本质没变。
列车员敲门进来，告诉大家已经进入夜间行车，并且细心地将窗帘拉上。我让他不要拉，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我还要往外看，他说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我说我看得见，我要一站一站地捯回去，不放却每一寸土地。列车员大概在车上工作，什么样的乘客都见过，他很理解地将窗帘拉上了一多半，将我这一边留了出来。我说了谢谢。列车员说不客气，临走回身拉门时看了我一眼，笑了。
看着小伙子的笔挺制服，看着那张丰满却不失英俊的脸和那微笑的模样，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谢谢妈……”的李玉和，于是为床尾电视中正在为世界拳王争霸的帕维尔特和米拉达配唱，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
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能应酬。
倒也很贴切。
1969年，嘈杂混乱，运送知青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时令不好，风雨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列车播音室大概只有这张唱片，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唱得慷慨激昂，豪情无限。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将脑袋趴在小桌上，装作睡觉，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母亲、父亲在走之前也为自己准备了酒，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全不知那是“风雨来得骤”的上路之物……不是“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是“我”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这段戏，唱得真不是时候！
上山下乡知青专列，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夜半了，有人睡不着觉，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于是就一遍遍地将朦胧欲睡的人弄醒。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拖把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出相同的味道，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土红斑驳的漆，质地不明的板，简陋肮脏。绿人造革的座椅，黄木的短桌子，偌大窗户无遮无档，里面一片光明，外头一片漆黑。
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老大，大我三十八岁，我根本没见过，他是“文革”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老二，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不管不顾地走了；老三，被发配到广西走“五七”道路，每月发生活费30块，他自己留15，给北京寄15，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一间小屋里，艰难度日；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葬在北京西山，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倒是外人旁姓的赫鸿轩，每到清明都去看望；老六，早夭，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任何痕迹；老四、老七，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牛棚”。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老大，酷爱唱戏，解放前被丈夫抛弃，在阜城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老二，自己作主嫁了个大资本家，叶家不与商人联姻，被赶出家门，与之永不来往；老三，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甚至她自己，在“文革”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疑影重重；老四，留学德国，一代建筑师，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老五，与她的部长丈夫被打得浑身是血，送进医院抢救，部长折了四根肋骨，她自己脾脏出血；老六，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有洁癖的她赃污不堪；老七，就是我……
我到陕西插队。
1969年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宿，停了，是临时停车。向外望，站台上没有人，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罗敷”两个字。罗敷，汉乐府《陌上桑》有歌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过了河北，过了河南，离家越来越远了……
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在这里，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劳作在田野，我们这些北京平民的子弟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
（二）
满眼是米黄色的地毯，电视里，帕维尔特和米拉达还在打，两个具有重创杀伤力的选手你来我往，在千仇万恨地玩真格的。我想象着，将眼前的地毯和这场拳击挪到1969年的列车上会发生怎样的震动，我也不能想象1969年的土红地板搁在今天的包厢里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我这个人，常常爱做这种时空错换的梦，比如，动不动就把自己拉到唐朝的大明宫，拉到清朝的菜市口，拉到小时候某一天的饭桌上，拉到想念着的某个朋友身边。总之，思维处在一种混乱跳跃，不安定的状态，有时甚至恍惚得不知自己为谁。有评论家说这是作家的特质，或许吧。我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这样跳跃着展开的，这几乎成为了我的创作风格，成为了我不变的思维模式。跟朋友们谈论着一个话题，我的思路突然分离开来跑得很远，说出话来让人摸不着头绪。在工厂干了n年护士，到报社当了n年记着，到国外读了n年法律经济，48岁开始写小说，加入作家协会，在无数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消耗着生命，打法着岁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活得糊涂也活得被动，不知仆妾色以求荣，更不会效犬马以求禄，这样的处世原则在哪个岗位上都不被上峰喜爱，眼见着周围人钻营狗盗，腆脸攀爬，得到好处无限，只是觉得自己格路。那是我永远学不会的功课，其难度要远远超过童年学的“ㄅㄆㄇㄈ”。随着年纪增长，自己在不断做着“清零”的工作，将浮表的、功利的、虚假的、无端的应酬、工作、人情一件件清除下去，只留下自然和纯真，力求简单，力求淡泊，这样一来，家乡的情节便日复一日地凸现出来。
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
这是回家的路啊，我希望路越长越好，几十年的期待，几十年的痴梦，不就是今天吗。
一为迁客长安去，北望京师不见家，我知道，东城四合院的家已经没了，北京火热的房地产事业将它变成了大楼，前年年初回家还在老屋里与老七聚首，喝着从东直门打来的豆汁，吃着羊油炒的麻豆腐，闻着家的熟悉气味，想的是手足将来能在这狭小的静谧中地老天荒地厮守下去。可是八月再回去，老宅子便荡然无存了，变做了一片瓦砾场，变做了一片拾掇不起来的苍凉。“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叶家的十四个孩子曾经在这里进出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义出了多少故事，生化出了多少情感……百年的庭院，容纳了太多的欢乐和辛酸，太多的浮躁和沉重，难以一一拾掇。我在夏日的骄阳下，狗一样地在废墟上寻嗅，寻找家的气息，寻找那沉落于砖头瓦块中记忆的丝丝缕缕。
拆砸还在继续，北面二环路上车来车往，现代气息的声浪阵阵逼人。原本这里是条僻静的深巷，房拆了，遮挡没有了，就显得空旷而直接，就有了抬头见汽车的突兀，有了光天化日的惶恐。让人感到历史进程的脚步迅猛、粗犷，甚至有些无情。
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别无选择。
废墟中一棵枣树张开残缺的枝在怯怯地召唤我，我走过去，抚摸着它粗糙的满是尘埃的干，心里如见到亲人般的激动。“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枣树的枝头已经结出了青青的小枣。我知道它们，即便到熟，它们也是那种既长不大也不甜的青枣，这种没有经过调教的枣树，北京城的老院子里家家都有。枣树的年龄比我大，日本占领北平前夕，我父亲领着他的儿子们在后院挖防空洞，在洞口旁边发现了一棵小苗，本可以一锹铲了它，老三却生出恻隐之心，跟父亲商量将它留下，于是就留下了，并且一天天长大，要报答谁似的，急着结出许多丑陋的小枣，年复一年，从不间歇。而替它求情的老三，“文革”后期带着肺癌的病痛，冒死偷偷回到北京，回到他那一间小屋的家，没有多久便故去了。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望，老三千里万里地回来，他是如愿了。这位重病在身的哥哥，临死前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末尾说，丫丫，你是我抱大的啊……
枣树东面的一根枝被锯掉了，当年那个巨大的疤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锯掉的是一根横出的主干，儿时我在上面打过秋千，蹬着它摘过枣。是老二把我抱上去的，中秋节，老二带着新嫂子回家，一家人在前院笑语欢声中分食月饼，老二和刘妈到后院找我说，父亲在前头喊我呢，让我快去！
我一听赶紧顺着树干往下溜，枣树粗砾的树皮将我的前胸、肚子划得稀烂，刘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老二偷偷到胡同口药铺，买了瓶紫药水回来，大概他觉得这事与他有关，他应该对我这惨不忍睹的肚子负责。其实，抹过药的肚子比划破的肚子更惨不忍睹，我挺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紫肚子，不敢穿衣裳，怕染了。
“文革”刚一开始，老二因为国民党三青团问题被抓出来了，挨了打，到家里来看父亲，是架着拐来的，一只眼睛也什么都看不见了，成了一个紫色的坑。那天老二没回他的家，他其实已经没家了，嫂子运动一开始便离他而去，把孩子也带走了。那晚老二提出住在后院的小屋里，母亲有些犹豫，父亲答应了。晚饭后我给老二送去了紫药水，我们家当时只有这瓶紫药水，我看见老二顺着裤腿在流血，手指头肿胀得小萝卜一样，胳膊是一道道的青紫。老二坐着，一句话不说，我没话找话地让他看树上的小枣，谈论我当年的紫肚子，他的眼神却伸得很远很远，他的心已经走了。
我料定今夜老二有事，便一趟一趟地到后院看他。小屋的灯一直亮着，紫药水在窗台上放着，他连动也没动。一碗粥搁在桌子上，早已凉透，我的二哥哥，他心里重得连碗也端不起来了。我每半个钟头看他一次，心情很是复杂，母亲哭着拦住我说，你让他走了吧，别让他再受了！
我坚定地说不。其实父母的心里什么都明白，打老二一进家门，他们就知道他是干嘛来了。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守护者，黎明的时候，老二用腰带把自己吊在了枣树的横枝上。我的哥哥，就这样去了，一个有家有业，善良胆小的人，就这么轻而易举，简简单单地殁了。死了便死了，到现在也没有人为他争论，更没有人记得他了。他的后代也与我们失去了联系，可能连姓也改了。
那不祥的横枝，被我锯断……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家的废墟让人黯然神伤，我去探望老宅的最后留守者老七，他住在简易过度房里，说政府在望京地区给分了房，自己还要添些钱，才能住进去。七嫂不满，说从白菜心挪到白菜帮子还要搭钱，院落偌大的面积全不算数，这账怎的净往他们那边划拉啊！老七劝她不必计较，说望京楼房有暖气，有天然气和厕所，比大庙似的四合院方便多了，什么都得往好处想。
老七说的是实话，我每年探亲多是选在冬季，为的是能在家过个春节。冬季恰是北京最严酷的时候，老旧的四合院没有任何现代设施，风顺着窗户缝往里灌。早晨，躺在床上，因为冷而不想起来。窗户上泛出一抹淡红，衬着摇曳的树枝，伴着呜呜的风，浓缩成家的一个细节。缩在被窝里想起昨晚放在屋外窗台上的柿子，一夜工夫，该是冻瓷实了。夜里火大概又灭了，玻璃上冻出了一片亮丽的“后现代”。21世纪北方各大城市全部进入现代供暖的今天，家里取暖依旧靠的是蜂窝煤和带弯头的白铁皮烟筒，一天的很大精力要放在煤的接续和维护上。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白气，哗哗地响着，就这似乎也并没有给房内增添多少热力。上厕所得穿上棉大衣跑出院落，进入公众的“官茅房”，在冷风中蹲坑，数人一排，没有遮栏，更没有秘密。院中纵然有抱厦游廊，有鱼缸海棠，也抵御不住那侵入人心底的冷。老七带着一身病，在炉前闷坐，偶尔说一句“这茶是吴玉泰的春芽白毫”……探亲的大多时间，我都在街上走动，拾捡着散落在各处的记忆碎片，总是有些隔膜。虽然步入了文坛，入得也是相当游离，北京把我看作陕西作家，陕西把我看作北京作家……只有家还认可着我，想着在北京生活的作家朋友，自己愈发感到落魄和沮丧。不是物质的，是一种心理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是我文学的灵魂和命脉。 “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那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别一番滋味。
最后的留守者老七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连话也不会大声说的人，他对什么都满意，对什么都持无所谓的态度，老二的死，本来他应该到老二单位上去论论理的，可他不，他说，人死了就不能活了。
老七的花鸟工笔画尽管考究，在市场上却并不看好，现在的画家都有钱，现场当众作画，十分种一张，多则数万，少亦上千；浮躁的画人没有哪个肯像老七那样，趴在案前用小鼠须一根一根描画鹩鸽的毛羽，一笔一笔添写荷叶的叶筋。老七从不参加任何笔会，他画一幅尺半的扇面需要十天，六尺的花猫戏蝶要两个多月。七嫂对此不满意，说人家一天画十幅，你十天画一幅，能不能提高点速度啊！
老七说不能。
在临时安置房里，望着瘦得一阵风都能刮倒的老哥哥，我想象着他最后离开老屋的情景，步履蹒跚的他，一定是拄着拐杖在大门前伫立了许久才转身离开的，这个家族也只有他有缘分和那座老宅告别。我问过西偏院老姐夫的去向，老七说住回天津去了，他们家的房产已经发还，是租界老房，依着政府意思换了套公寓楼，在半空里修道呢。老姐夫老了老了依旧很硬朗，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如同神仙下界，他配制的丹丸，有企业要出大价钱购买方子，但是占泰姐夫不卖，说丹药适合他，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我说，老姐夫是半仙儿。
老七说，岂止半仙，那是一个大仙儿！
每每与老七相别，总是依依不忍离去，离不开的是手足也是老屋。后来，老七也住到了半空里，搬到了望京26层高楼上，有暖气有天然气有厕所的屋子禁锢了他，他许久没有下过楼，那两条腿借助拐杖也迈不动步了。他给我来电话说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看国庆的焰火是个绝佳的角度，这在四合院里是永远看不到的。
各自都有了归宿，我觉得我应该也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家，以弥补我多年的心理缺失。前年终于在北京买了房子，并且开始装修。
时代不同了，我赶上了好时候。
（三）
我为北京新买的这套房子注入的心血太多了，用写几部电视剧的稿费将它买下，几乎耗干了我的全部存款。北京的房价，天方夜谈般的没谱，不敢再等了，越等越高。我买的房子不大，但是正南正北，规矩齐整，位置在四环以内，面对公园，谁看了谁都说值，因为北京四环以内的房子实在是不多了。接下来是装修，从水电线路走向，地砖选样铺设，壁纸花色搭配，地板质地筛选，无不浸透着心劲儿，也无不浸透着斗争。
买房难，装修更难。
跟西安单位同事谈及我正在搞装修，并且是异地北京的装修，同事们无一不露出同情神色，仿佛我是掉进了深深的泥沼，仿佛我是损失了数百万钞票，总之，我是马上要经历一场浩劫的倒霉蛋。
我们单位的会计胖妮，老想减肥，每天不吃饭，光喝菜汁，疾走4小时，全家的衣裳由机洗改手洗，由她承包，12层楼梯，硬是不坐电梯，一层一层地爬，以图去掉脂肪。这样一个月下来，增肥3公斤，差点没晕过去。去年装修三个月，起早摸黑战斗在工地，跟卖主斗，跟装修队斗，跟材料斗，跟钱斗，跟爱人斗，跟自己斗，装修完毕，减肥5公斤，装修虽不满意，却意外获得了魔鬼身材。歪打正着。
老张去年冬天装修，还没竣工，他和老婆就双双住进医院，原来是成天泡在现场，在有害气体中监工，开始没什么，后来是咳嗽、发烧，感冒症状，紧接着肺出毛病了，接着是眼睛，是皮肤……材料再环保、辅料再达标，架不住它们集中到一块儿，这就变本加厉了。
有人劝我，您别亲自干了，让儿子出马，大小伙子不比您强？
我说，儿子忙得家也回不来，谈何装修！
他们说，您老伴呢，这应该是老爷们儿操持的事儿。
我说老伴在日本教书，十几年了，连中国小白菜多少钱一斤也不知道，让他用鬼子话教汉语行，让他到建材市场买砖，那就是瞎掰。
大伙建议我找装修公司，全包，自个儿不往里搀和，省心。
我说，我自个儿的房子我不搀和，全让人家搀和，到最后是我住还是人家住？
单位人说，得嘞，您愿意干您就干，反正您也该休息了。
大家说的“休息”，是“退休”的含蓄说法，凡是临近退休的，对这个词都比较敏感，嘴上说看得开，退就退，巴不得歇歇，其实心里头岂止是留恋，还有不服气的因素存在，小猴崽子们，世界终于是你们的啦，折腾吧，比起我你们差远啦！当然嘴上不能这么说，嘴上的话冠冕堂皇，得说“革命的接力棒”、“历史的重任”、“长江后浪推前浪”什么的，让人听着好像十年前就盼着交班呢，那一个心甘情愿，那一个自自然然。
我马上60岁，眼瞅着就该“自自然然”了。
装修房子不比买房容易，因了我的执著，因了我的不退缩、不将就，因了我的严格、独特，因了我的不苟言笑，让参与装修的各路人马对我大伤脑筋，纷纷举手投降。金丝镶嵌厂的人说，这老太太惹不起，厉害，就是慈禧60大寿装修长春宫，也没这么挑剔。谁敢跟她叫板哪，她说什么就依了她吧，否则在报纸上给咱们写一篇“欺负老太太”什么的，咱们都不得好儿。
人们不会理解我，北京的家是残存在我心深处可望不可及的情愫，敏感、柔软、脆弱、永远的怕人提及。离家四十多年，人有了太多的改变，不变的惟有这情。
60岁回归故里，60岁的家应该称心如意，60岁的生日应该有特殊意义。
我的60岁！
火车通过罗敷车站，并没减速，站牌一闪而过。我趴在车窗上使劲地朝外张望，外面很黑，远处有几点灯光，近处是高耸的华山，火车从华山脚下通过，发出轰轰回声。罗敷北面的农场隐藏在黑夜中，偶然的有几点灯光在闪烁。想起了在农场结识的那群朋友，李红兵、孙银正、柳阳和……还有游医彭豫堂，都散了，烟一样地散了。
他们走了，我还幼稚地企图过关，但最终还是炸药包一样爆炸了--外调的结论很扎实，我是叶赫那拉家族一员，亲族几乎全部被关押，父亲系满清遗老，在革命的风暴来临之际，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我的兄长中有国民党、三青团，姐妹中有蓝衣社、资本家太太……在我责令被上缴的日记本上，专案组查到了“回望故乡泪双垂”的诗句，我的故乡是哪儿，是北京，无产阶级群众将那里称为“祖国的心脏”、“革命的象征”，我却望着“革命的心脏”泪双垂，这样一上纲我不是反革命也是反革命了。循名则实，抓到了我的老祖宗，抓到了紫禁城里，几乎他们的所有罪过都由我背着了，我成了一条“大鱼”。
我被拉着在各个场部巡回批斗，我就像一套锣鼓家伙，不光是本单位用，还有附近的单位来借，人们不是看反革命，是看“皇姑”，那时候，反革命好找，“皇姑”难寻。我站在台上低头从眼缝里看着那些满含兴趣的观众，哪里是开批斗会，分明是在看《打金枝》，这个“金枝”虽没有戏台上凤冠霞帔的金枝好看，但在只有样板戏填充艺术舞台的时代也是很不错，很有看头的。“上台”前，我被专政队队员看守着，蹲在后台的一个角落里，不许乱说乱动。有人溜进来，近距离看猴一样围着我看，众人的目光肆无忌惮，毫无顾忌，那样的眼神，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里，我再没遇到过，非常的独特。人们围着我议论着：
敢情这就是皇姑呀，啧啧，眼睛小了点儿，头发也稀，脸……不白。
手指头葱杆似的，干不了什么活。
有太监伺候着，什么也不用她干。
她跟皇上是什么关系？
皇姑么，自然是皇上的闺女。
皇上的闺女上来咱们这儿干嘛？
搞破坏呗，亏得早早挖出来了，要不然国破家亡。
一个老太太在我的手上掐了一把，不知出自什么目的。
一个汉子，伸手在我脸上拧了个麻花，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鸡还能下蛋呢，这个连鸡也不如。
有人接上说，你难保她不会下蛋？
汉子说，你先试试！
有人在后头趁势摸我的臀，有人抡开巴掌抽了我一个嘴巴，抽得我眼冒金星。
有人不知从哪儿提来半桶泔水，醍醐灌顶，从上面淋下来，霎时我面目皆非。懵懂中听谁说泔水可惜了。
队员们出来干涉了，将我与观众隔离开来，岂不知，纷乱中，某队员在我的胸部狠狠抓了两把……
忍着，都得忍着。
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
批判发言更离谱，有人振振有辞地站在我旁边念稿：
她爷见过皇上的面，她婆和娘娘吃过饭。
她大穿的是黄马褂，她娘着的是绫罗缎。
出门不走她坐软轿，累了捶背有丫鬟。
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子上镶的是五彩蓝。
……
下头喝彩一片，原来发言者念的是秦腔《教学》的段子。
哪儿跟哪儿啊！整个一个大乱仗。就是乱仗也得有敌人，“敌人”就是我。
很荒诞，很无聊，很残酷也很悲惨，当下头的人振臂高呼打倒我的狗母亲陈美珍的时候，我每每想起了盘儿和碟儿，两个纯情的，贫苦的女孩子，手拉着手扭过头来回望着红浪翻卷，红尘滚滚的世界，她们不会明白，不能理解，一切都不合逻辑地乱了。碟儿没有后代，盘儿的后代为她挣来一片骂声。
夜深人静难以入眠，从农场的土窗远远望着火车从华山脚下驶过，长长的闪亮的窗户在夜色中移动着，那是进京列车，回家的车，一天一夜的路程，该是不远。
听说大后天还有一场批斗会，那边已经用架子车后档做好了牌子，要挂在我的脖子上；准备好了墨汁，要泼在我的脸上……
进京的火车过去了，山根再没有火车走过，窗外的罗敷河无声地流淌着。罗敷也是一介女子，不为权势所动，面对华州太守的要挟，“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我不如罗敷，没有“自明”的勇气，我是个懦弱的人，这种懦弱大概自我的祖上便作为一种基因，种植在我的血液中了。脖子上挂牌子是很可怕的，那铁丝会深深嵌入肉里，更可怕的是推来搡去中的侮辱，那些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别出心裁”……我的耐受能力是有限的，比起家族里的其他人，比起我的兄弟姐妹，我可能是最窝囊的一个。
大概是该走了，父母不在了；家没了，细想，也实在没什么留恋的。
我跪在土屋的地上，朝着北京方向磕了三个头。
不批斗的时候我得参加劳动，断没有歇着的道理。第二天的任务是收麦，跟着联合收割机在大田里干活。拖拉机拉着收割机巡洋舰般在麦田里勇往直前，旁边大卡车紧紧相跟，割下的麦子经过脱粒，哗哗地流到卡车的车斗里。我的任务是在收割机后头的麦草车集草，麦草集满一车将车后的围栏一抽，草垛就方方正正拖到了地上。集草是最累的活，吃土、暴晒、颠簸、费力，草车边上有仅能站一人的木版，人便演杂技一样地在上面随着收割机的转动而转动，随着草车的颠簸而颠簸。收割机在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了几圈我便窥出，在拐弯的时候草车和卡车会转成直角，这时候我只要轻轻一跳，进入后车轮子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一条最近、最便捷的回家之路，人们会以为我是不小心从草车上掉下去而发生的意外，没有“自绝于人民”的罪名，不会给尚存的叶家人添麻烦。
天衣无缝的安排。
车在田里转，我的思路也在转，并不是胆怯，而是留恋，对故乡的留恋、对家的留恋、对往事的留恋、对生命的留恋，而这一切都将结束于轻轻一跳，结束于短短的几秒钟。车声辚辚，像是在召唤，像是在催促，恍惚间我看见了站在四合院台阶上的父母亲，他们没有表情地看着我，我急着要奔他们而去，扑入他们的怀中，哭诉我的委屈……
我知道自己的眼神一定和老二那天晚上一样，空冥、悠远。
怎么下去的不知道，我的脊背明显地感到了车轮的压力，继而是腿的奇怪姿势，它竟然翻过来了。卡车司机面色苍白地跳下车来，用手推我，拖拉机手也下车了，把我往外拽……
我觉得很舒服。我知道，我得到了解脱。
醒来的时候在医院，腿上打着石膏，高高地吊着，脑袋上缠着纱布，眼睛肿成了一条缝。卡车司机和拖拉机手陪在床边，我在跳下去的时候，他们同时踩了刹车，他们的刹车不是为了我，是麦田割到中心，车子转不开了，剩下的方块得用镰刀操作。他们不住地检讨，说是车刹得太猛，让我掉下去了。尽管是“反革命”，也是一条生命，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人心深处藏匿的善良。
在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说不清的奇妙时刻，这种时刻注定要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某一秒钟，但是它决定性的影响却是超越时间的。侥幸的我让两个无辜人承担了责任，这个秘密我没有勇气说破，一直到今天。后来我和女拖拉机手成了朋友，她因为流产大出血，是我开着拖拉机，瓢泼大雨中将她送上十公里外在公路边等候的救护车。
罗敷的灯光渐渐远去，在软卧车厢里，在柔和灯光的罩护下，这条移动的长龙沿着华山东去，我是闪亮移动中的一员。我看到了，罗敷河畔，夜色中，我望着这趟车的绝望的眼神。那眼神停滞在时空的某一点上，永远存在，不能消逝。
脸上有凉凉的东西，是眼泪。从车底下被人拽出那一刻以后，我再没有流过眼泪，往后的经历一变再变，往后的境遇一改再改，过了春天，过了秋天，时间将一切都带走了，只留下了平淡。曾经无数次地经过这个地方，都是一晃而过，唯独今天……流泪了。
并不是简单的流泪，是一种与以往相对而视的会意，一种曾经沧海的开阔，毕竟这里是我的另一个故乡。
（四）
对面铺上的呼噜让我难以入睡，电视画面上帕维尔特和米拉达的一遍遍重复打斗让我觉得滑稽，空调停了，灯光下细看玫瑰的花露竟然是假的，连那花朵也是仿真。嵌金丝的靠背是化纤质地，与皮肤接触，十分的不舒服。米黄的地毯亦是化纤，不知哪位在上面留下了茶迹和烟洞。杂志上的车模美女笑得有些暧昧，火车杂志登汽车广告，难免有跨行赚钱的嫌疑。将电视换了几个频道，不是没来由的武打就是骑着扫帚满天飞的虚无，让人烦乱。
我回忆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过了罗敷，大概是潼关，是火车即将离开陕西的时候，为什么变的，是因为某位老陕，在隔壁包厢里哼唱“有为王打坐在长安地面”，那唱实在不高明，粗旷沙哑，完全是依着性情的胡咧咧，让人听了忍俊不禁。真希望他继续唱下去，却没了声音。我想，今后再听不到这样随性而起的秦腔了，也难见文联那些狗皮袜子没反正的同事们了，更难见挂职九年，周至农村那些火热的乡党了，曾经是文学陕军中的一员骁将，今日却不辞而别，做了逃兵。离开的时候我没告诉任何人，在办理退休手续的同时，我就买好了z19次火车票。回家，对我来说是归心似箭，是迫不及待！窗外，关林一闪而过，关公的陵墓，无数次的来过，陕西那些平日司空见惯的大土冢--沉睡着的帝王将相们，我曾无数次地在夕阳中凭吊，在细雨中拜谒，他们带着我一次次地走进秦、汉、唐的细部，走进历史的皱褶，在书里躺着的历史在西安是站起来的。曾经跟他们达成一种写作的默契，将他们认作巨石般的靠山。如今在靠山们默默的注视下，我竟然头也不回地毅然离去，有些薄情，有些负义，有些自私和卑鄙。
真正的相知是精神方面的感应，四十多年，我与这片地域已经连成了一体。
杂乱中一阵迷失，有种撕裂的痛。
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
早晨，过了丰台，火车先驶入一片高耸的楼宇，接着才缓缓进入北京西客站。站台上有接客的，有戴着红帽拉行李的，与老旧的北京站相比，多了仓促的辉煌，多了霸道的大而无当，我不喜欢这个火车站。试想，这趟火车如果能停靠在老车站，对我将是一个极度的完美，我毕竟是从那个车站出发的。
站台上不会有接我的人，我的目光也从不在那些翘首企盼的男女身上停留，离开北京40多年，没有一次有人在车站等我。我当然也不有此奢望，在叶家，我是老小……
说从来没被人接过也有点儿亏心，有过那么一回，是给北京人艺写话剧《全家福》，人艺领导让院里的编剧王梓夫来接站。我没见过王梓夫，但是读过他的小说，京腔京韵写京东的，是个不错的京味儿作家。想的是我们得设计个接头“暗号”什么的，免得错过了，结果他说不用，他一眼就能把我认出来。那次，王梓夫一直接到了站台上，果然一眼就认出我了，他接过我的行李，我空着手跟在他的后边走。被人接的感觉真好，如果前头拽着拉杆箱子的是叶家的兄弟，那我将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老妹妹。想到这儿，眼圈就有点儿红，偏巧王梓夫一回头，不解地看着我，我换了副轻松的口气说，我到北京第一次有人接，有回娘家的感觉。
王梓夫说，北京人艺就是你的娘家，就住我们人艺的楼上吧！
王梓夫是客气，但就是几句应酬，也让我的心里充满暖意，感觉中连北京春天那呼啸的大风也变得柔顺了许多。
现在王梓夫退休了，话剧《全家福》也演出了100场。
再回北京，依旧是独来独往，潇洒得厉害。
对面年轻的夫妇没打招呼竟自走了，细想想，自始至终他们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萍水相逢，谁不想简单，谁不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是也没跟人家说话吗？在单元房里住着，十几年，邻居姓字名不是也不知道吗，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我最后一个走出了车厢，带着随身一个小手提包，其余大件行李头几天已经托运回北京了。手提包是开会发的，上面有“陕西某某会”字样，样子有些土，但是实惠。一切都是轻车熟路，出站上电梯过天桥，到马路对面的“永和豆浆”吃两根刚出锅的油条，喝一碗滚烫的豆浆，吃饱喝足朝北步行一站路，到军事博物馆下地铁，再从东直门钻出来，做132路汽车回家。
买房、装修，无数次的往返，已经让我对这条线路熟悉得如同回我从前的家。
今天的回家有特殊意义，我放弃了地铁，返回南边的汽车站，先坐1路，过西单、六部口、天安门、王府井，到东单倒106路无轨，走灯市口，东西、十条、北新桥，都是我小时熟悉的地方，也都是我写小说演义出故事的地方，我要告诉它们，耗子丫丫回来了！
“耗子丫丫”，是父亲的昵称，本来就叫“丫丫”，小时候馋，爱偷嘴，爱吃零食，别处都可以闲着，嘴不能闲着。有一回，有人送了父亲两斤牛肉干，母亲知道我的毛病，踩着凳子将它们高高地搁在立柜顶上。这点小伎俩能挡住我吗，母亲转身出门，我蹬着桌子就上了落地罩。这里我顺带着给读者们说说什么是落地罩，落地罩是房屋间的硬木雕花隔断，它不是隔扇，隔扇有门，关严了是两间屋子，落地罩是通透的，一个隔断的象征而已。我们家的地罩雕的花饰是“松鼠葡萄”，十八只小松鼠藏匿于结满葡萄的藤蔓里，“十八只”，我敢说这个数字只有我知道，因为我一只一只仔细找过，数过，连藏在叶子后头只露一条尾巴的也没落下，我们家没有谁有这工夫和闲心，我有，所以我知道。对“松鼠葡萄”熟悉的另一个原因是每当腊月二十四，扫房，清扫落地罩的任务便归了我，那些雕刻出来的大窟窿小眼睛，只有我的小手指头裹着抹布才能伸进去，女佣刘妈倒是能干，她干不了这个。擦拭落地罩的代价不菲，厨子莫姜得单独给我做一碗红烧肘子吃，这肘子只归我一人所有，别人谁也不许动，老三死乞白赖地跟我要，鼻子都快沾着肘子汤了，我说，去！
他就得乖乖儿地去。
莫姜的肘子烧得好，有御膳房味道，她是她老伴调教出来的。莫姜说过，西太后最爱吃红烧肘子，要燸而烂，文火煨六个钟头，才能绵软入味。莫姜的肘子夹在西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里，那是一绝，谁见了谁得投降。今年夏天的时候，故宫博物院请几个作家到宫里赏月亮，在御膳房吃的菜肴中有红烧肘子，作家雷达向我推荐，说好吃。我尝了一口，果然不错，老味依然，让我想起了家厨莫姜的手艺。一块儿吃饭的莫言说肘子咸了，我说夹烧饼正好。可惜，那天没有老刘的芝麻烧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