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美不光是个美人，还是个才女，想的是以我六姐的严格家教，以叶家的文化熏陶，教不出一个品貌兼优的淑女那才是怪事，立刻对眼前这女孩多了几分喜爱。
拿出老相册让博美翻，博美夸赞了母亲的天生丽质，说都生过三个孩子了，身材还是这样苗条。博美指的是有一年夏天母亲领着我们姐妹三个在北海“五龙亭”前的照片，照片是老七给照的，光线、快门都很讲究。博美说她祖母和另一位姨祖母长得跟母亲很像，言外之意是说我的相貌赶不上其他两个姐姐。我说我更像父亲。博美说，我听说太姥姥最疼您。
我说，那是因为她把我生成这个模样感到对不住我，堤内损失堤外补。
博美看了我父母亲结婚的老照片说了一句“珠联璧合”，眼神里泛出一片温柔的光。
相片上的父母在那一刻其实谈不上“珠联璧合”，三十年代的德国相机，清晰地照出了饭店里结婚的热闹场面，宾客很多，父亲穿着燕尾服，一手托着高礼帽，一手搀着新娘，看父亲那表情多少带有玩世不恭的作戏成分，眼睛不看镜头却往后甩，他身后站着的同样装扮的伴郎，即他在日本的大学同学王国甫，两个人挤眉弄眼像是在演双簧。而我的母亲则是凤冠霞帔，满身锦绣，像京戏舞台上的娘娘，像娘娘又没有娘娘的做派，张着嘴一脸哭相。
我告诉博美，老太太在“新婚”的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跑回了娘家，穷人家的姑娘不怕跑路，撒开大脚片，一刻不歇地往朝阳门赶，没一个钟头就到了南营房。到了家门口天刚亮，大街门竟然没关，母亲想，她这一走剩下兄弟一个人，平时依赖惯了，刚离开一天，兄弟的日子便过得如此凄惶，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推开房门，看见陈锡元连被子也没盖，四仰八叉地在炕上酣睡，叫起来，懵懵懂懂地不知所以，还问姐姐是否给准备了炸糕、面茶。
母亲看着炕上的陈锡元觉得陌生，一天没看住就全变了模样，头发留了一个大中分，上头不知膏了多少油，把枕头洇得油乎乎一片。嘴里一股酒气，脸上满是油汗，黄警服，铜纽扣，牛皮带，帆布绑腿大皮鞋，制服上的“巡044”标识惹人眼目。母亲问兄弟，睡觉怎的不脱衣服？兄弟说舍不得，这样的好衣裳南营房四甲的人谁也没有。
原来，陈锡元昨天送亲，只把姐姐送到饭店就匆匆到警察局报到了，这是跟媒人原先说好的条件，给他介绍一个工作。媒人面子大，介绍他去警察局，就去了警察局，被分到朝阳巡警三科第四组，专管东狱庙到东大桥的路面治安。再细致说就是抡着警棍满街溜达，只要不出大麻烦，一个月就能拿到六块大洋的薪水。陈锡元昨天下午穿上了警服，从昨天下午就是公家的人了，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了。流油的大中分是昨日上午送亲的遗留，警服是昨天报到新发的，同事们七手八脚帮他穿上了，回家却不敢脱，怕脱了照原样穿不上，首先那个绑腿能打出花来就非一日之功。陈锡元见过景升东街的井大姨打的绑腿带，老是松的，走着走着后头就拖着两根布条子。一个大警察，绑腿要是跟井大姨的腿带一个水平，岂不窝囊。
陈锡元对他的行头很满意，尽管他披上这身披挂颇有沐猴而冠之嫌，也毕竟是个真巡警，不是假冒的。报到就发了三块大洋，当下被同仁们拥到照相馆，照了稍息姿势的八寸全身相，照相馆有假枪，木头的，自然要别在腰里，以壮声势，感觉颇为良好。照完相又跟着众弟兄到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酒喝了不少，谁付的账不知道，谁送他回来的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坐在家里的炕上，兜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陈锡元说他吃完早点要去执勤，可是那根警棍却怎么也找不着了，不知忘在了什么地方。就冲着姐姐发脾气，说头天上班就出此重大事故，如何向上峰交代，不是他姐姐耽误工夫，时间还充裕些……话说着说着就有些不讲理了。
母亲说，我不出门子，你也当不了警察，怎的怪我。
陈锡元说，不怪你怪谁？
母亲说，打今儿起，咱们还依着原样过，重头来，你帮着老纪去炸开花豆，我还做我的补活。
陈锡元没听懂母亲的话，接过姐姐的话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回不来了，你姓了叶，我呢，这身衣裳也脱不下来了，脱下来我不会穿！
博美说她关心的是老太太如此举动，将如何收场。现在也有在婚礼上当场变卦的，她的同学就是，新郎母亲的一句话没说好，新娘就把婚纱撕烂，把花扔得满世界都是，还不算完，又照着新郎的肚子踹了一脚，让新郎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新娘抢过麦克风，郑重宣布“离婚”！宾客本来是看《龙凤呈祥》的，却来了一出《孔雀东南飞》，也不错，反正都是戏。新娘为了下台，只好离婚。离婚一星期再复婚，一切再从头表演一遍，这回婆婆学乖了，不敢乱说乱动了。
遗憾的是作为兄弟的陈锡元却远没有现代新娘的婆婆那么懂事乖巧，他没有细想想，在姐姐回门的日子他还要上什么班，也没有想想，这样重要的日子，姐姐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这个大男孩，心真是太粗了，粗糙得让他为那张“警察的稍息别枪照”在“文革”时付出了沉痛代价，首先那把照相馆的木头手枪他就讲不清楚来历。警察身上的枪，没人相信那是假的，特别是“文革”那个时候。
这是后话了。
陈锡元在南墙根鸡窝门口找着了那根沾满鸡屎的警棍，风急火燎，脸也没洗，上班去了。丢下母亲一个人，屋里屋外转了几遍，家里是荡荡地空，心里也是荡荡地空。
干什么呢，做补活的工作辞了，已经跟人家认真地告了别，怎好再觍着脸回去？兄弟有了自己的差事，再用不着她养活，她现在倒成了多余的人。越想越没着落，坐在院里的台阶上怔怔地发呆。
门外有车响，是金家的大少爷来接母亲了，锃光瓦亮的马车，标致的大洋马，穿着齐整的车夫，引得街坊邻居前来围观，说陈家的姑娘回门回得气派，这样的车全北京也没有几辆。及至看到西服革履的金家老大，都以为是新姑爷。我这位大哥相貌堂堂，浓眉大眼，是哥儿几个当中比较出众的人物，论年龄，比我的母亲小一岁，说他是新姑爷，没人不信。
老大把带来的各样礼物让赶车的抱进屋里，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不知坐在哪里，站在屋当间使劲挫手。最后对母亲说，您请回吧。
母亲说，告诉你的爸爸，我要见姓刘的媒人。
老大说，我阿玛一早就去前门火车站了，跟姑爸爸的儿子小连上江西了，说要去景德镇看古瓷窑，一两个月回不来，您要找的刘大爷昨天晚上就回天津了。
母亲说，我要上天津找他，他不能这么哄我，他得给我一个说辞。
老大说，阿玛走时留了话，让我陪着您上趟天津，绝不能让您受委屈。
老大毕恭毕敬地站着，表现得比儿子还儿子，如果母亲当时知道，眼前恭顺的儿子其实已经是国民党中统干部时，不知要做何种表现了。
老大的话表面很软，很温顺，内里却带着不容商量的严厉，母亲真的没什么办法了，想着那个娶她的男人上了外省，这多少给了她一个缓冲的余地，院外头围着看“回门”的人众，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坊，她一向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这种时刻怎能给娘家丢人，给自己丢人。母亲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说，咱们什么时候上天津？
老大说，依着您。
母亲说，今天。
老大说，行。
母亲说，现在就去火车站。
老大说，您得先回去换件衣裳。
母亲才发现自己从洞房里闹将起来，身上竟然还穿着海水江涯的大红石榴裙和窄袖滚边小袄，这样的穿戴走在街上难免不伦不类，就像是今天穿着婚纱挤公共车，人家准会以为是半疯。
母亲跟着老大上了马车，想着那个大她十八的男人，想着西院住着的那个高傲的夫人，心里别扭，老想哭，眼泪在眼眶里转过来转过去，悄悄咽进肚子里。马车的坐位是两排座相对而坐，坐在对面的老大很知趣地把自己的手绢递过来，母亲感念老大的善解人意，想说谢，一想这个人是儿子辈的，用不着谈谢，就狠狠地往手绢里擤了一把鼻涕，那鼻涕其实都是眼泪。
老大立刻把眼睛放到了窗外。
马车穿过了东四牌楼。
满街的灰土被朔风扬得一片昏暗。
（三）
老天爷让母亲的天津之行彻底泡了汤。
当天下午北京下了暴雪，京津铁路停运，北京城内行人罕见，漫天大雪飘飘洒洒，铺天盖地，将天地连为一统。
这场雪下了一个礼拜。母亲在屋里待着，心急火燎，没有补活可做，没有门子可串，郁闷无比。有个叫大兰的丫头陪着母亲，寸步不离地跟着，说是伺候，其实是看着，是金家老大的安排，老大比他的父亲有心眼儿。大兰粗笨，干活磨蹭，晚上睡在外屋，头一沾枕头就着，呼噜打得山响，咬牙放屁说梦话，偶尔地还要尿炕。母亲看不上大兰干活，早晨，大兰要打扫屋子，一个钟头的活，大兰得干三个钟头，颇有今日搞清洁的小时工那不愠不火的劲头。母亲看不过眼，几次要抢过来干，后来一想，干嘛呀，自己算老几，犯不着给他们家当老妈子。所以，母亲从来不插手大兰的工作，也不给予评论和指导，一切由着她来。
母亲拒绝到前院东屋餐厅去吃饭，餐厅是里外套间，大人一桌，孩子们一桌，彼此不打乱仗。一到开饭时间，不用招呼，都到东屋集中，各有各的位子，都是固定的，老大快三十了，是大人了，在家吃饭也得和兄弟姐妹们挤一桌，上不得套间里头的小灶。厨子是父亲从翠华楼聘来的山东师傅，姓王，手艺很好，因为回家探亲遇着了土匪，挑伤了脚后头的筋，回来后应承不了饭馆繁忙的炉头，就到我们家做饭来了。老王脾气耿直，不耿直也落不下这残疾，走道有点儿颠脚，跟看门的老张不同，他敢说话，把叶家的几位爷数落得跟孙子似的。
父亲到江西云游，母亲不到饭厅吃饭，那位张氏夫人也不到饭厅去，里头的饭桌基本就空了。母亲不去凑热闹，是不愿意和这家人搀和，早晚是要回南营房的，何苦在人家家里插一脚。一到吃饭时候，大兰就到厨房，把饭给母亲端来，一套嵌着螺钿的食盒，三层，层层都很丰富，非南营房的花椒炒白菜梆子，大眼窝头能比。
“张芸芳”每天自己到厨房打饭，她和一帮儿女们都很熟络，看哪个子女吃相不雅，一个脖儿拐，从后头就扇过去了，毫无客气可言。所以她一进厨房，如同进来只鹞子，一鹞入林，百鸟无音，谁也不敢造次，连最淘的老五也变得规规矩矩的了。“张芸芳”端了饭到西院去吃，她对饭食的挑剔程度每每让厨子老王怵头，鱼肉丸子必是得用鸡汁打的，清炖的马蹄鳖得在微火上炖够一天一宿，烧白鱼，炒虾丝，毛公山炖豆腐，见天换着样来，用老王的话说，西边的口味基本上是以徽菜为主，他这个鲁菜厨子做得总是不尽人意。
我应该用些笔墨说说我的张氏母亲，张氏母亲是安徽桐城人，是有名的桐城学派文华大学士张英的后裔，著名的“六尺巷”典故就是出自她的老先祖。她们家的老祖张英康熙四十年在京城做大官，老家吴姓邻居盖房，占了他们家的地，家人就给在北京的张英写了一封信，状告此事，想用权势解决矛盾。张英看罢信批了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几句诗化解了紧张的邻里关系，吴家也做出礼让，后退三尺，这便是六尺巷的由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也在京城做官，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学问精深，时人称为“父子宰相”。张氏在京城的后裔分支繁杂，到了张芸芳祖父一辈家境就不行了，但文脉不衰，张氏虽为女子，诗书经史无所不通，是闺阁中的文化精英。我父亲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古典讲习”学科，其实就是古文，回来后搞些古代版本考证什么的，父亲对这个工作不上心，那热情绝没有我舅舅当警察的瘾大，张氏夫人作为文豪后代，正好做了父亲的左右手，哪个版本，哪个出处，不用查，全在她心里。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在为“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春秋繁露》做考证，曾对我感叹，要是你二娘活着，我何至于此！
我后来想父亲和张氏母亲的婚姻，其实完全是工作关系，父亲不过是给自己娶了本活字典罢了，聘了个不付工资的秘书，他们之间很难有“爱情”可言，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竟也使文华大学士的后裔子孙娘娘似的生了不少孩子。
母亲盼着天晴，看着窗外厚厚的积雪，看着那被雪压弯了的海棠枝条，心里越发烦躁。有个大孩子在院里拿筛子扣家雀儿，拉根绳，自己藏在鱼缸后头，探头探脑地半天逮不着一只。母亲问大兰，逮雀儿的是哪个，大兰说是老五，是故去老福晋的末生儿子，早早死了娘，没人疼也没人调教，招猫逗狗，窜房越脊，最不招人待见。母亲让大兰告诉老五，雪地里逗引家雀儿不能用白米，得用陈年黄小米，这样鸟儿才看得见。大兰也乐得跟老五去逮鸟，换了黄米，不一会儿就逮了一只。老五高兴地用手捧着，拿进来给母亲看，小家雀儿在老五手里惊恐地一声声叫唤，老五也学着家雀儿一声声叫唤，像是对话。母亲看着眼前的老五，光脚穿着毛窝，棉裤短了一截子，露着脚脖，一张皴脸，两个冻得烂了边的耳朵，棉袍上的纽扣全都豁了，索性不扣，用根带子拦腰一系。再看捧家雀儿的手，手上全是口子，指甲大约很久没剪了，缝里全是黑泥。
如同看见院里的小黄猫，母亲的心又软了。小黄猫如今盘在母亲的炕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炕沿下站着的老五名为大宅门少爷，却是一副叫花子模样，如果是自家的兄弟这副装扮，母亲得心疼死。这一想，鼻子又酸了。
老五没理会母亲的神色，讨好地说，额娘喜欢它就把它送给额娘养着吧，赶明儿天儿好了，我上花市给额娘买只蓝靛颏来，让这只给它当丫鬟。
大兰拍了老五一巴掌说，说话别带把儿啊！
老五的一声“额娘”叫得那么自然亲切，好像就是从小在母亲身边长大的亲儿子，从没有离开过。母亲立刻从心里认可了这个儿子，眼神里溢出了无限爱意，对老五说，把雀儿放了吧，它还是个雏儿，没了娘照应怎么行？
老五说，没了娘它还有爹呢，我就是它爹。
开始犯混了。
母亲让大兰打来一盆热水，将老五的皴手泡了，让他坐在旁边给他剪指甲，老五开始还觉着别扭，扭捏而不自然，扫了一眼母亲平静而慈祥的脸，兀地冒出了一股依赖之情，撒娇地让大兰把那些剪下来的黑指甲给他用纸包好，说是明天上学送给先生留作纪念。母亲说这样龌龊的东西不能送人，老五说先生老批评他的手指甲长，其实他的指甲只有右手的长，因为左手不会使剪子，这回额娘可是帮他出了回气。
老五一口一个“额娘”，让母亲的心里舒坦极了。母亲说，难道西边的那个额娘不给你剪指甲？
老五说，二娘就会让我背书，“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不愿意学习，我就爱玩。
事实证明，我们家的老五的确也是玩了一辈子，养鸟养鹰，养狗养花，唱得一口皮黄，写得一手章草，时而衣帽齐楚，时而破衣烂衫，广播爱情嫖妓女，心地善良抽大烟，是金家的另类。母亲将老五称作“我的老儿子”，一直以亲娘的身份呵护着他，纵容着他。
父亲一走没有消息，母亲的重要心结是要在那只“兔子”回窝之前找媒人了断此事，她看过京戏《大登殿》，知道先来后到的原则，“先娶的你来你为大，后娶的我来我为偏”，按规矩，她得在过门的当天到西院去正式拜见张芸芳，认定自己妾的身份，将张芸芳唤作“姐姐”，可是那只“兔子”省略了这个仪式，紧接着是无踪影的逃窜，将一大堆麻烦扔在家里，自己去躲心烦。
母亲不过去，张芸芳自然不会过来，架子端得很足。
雪已经停了几天，隆冬的北京显出了寒冷的威猛。北风刮得雪末子满地出溜，全变作了细细的冰粒儿。
京津铁路早通车了，老大却又没了影儿，让大兰打听，说是大少爷上南京了，什么时候回来没说。
母亲不能再等了，母亲决定自己上天津，媒人刘春霖跟“蟾宫的兔子”同船去过日本，去找他不怕他不见。上天津不比上天桥，毕竟是出远门，让别人跟着又不合适，母亲让陈锡元跟她一块儿去，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她能依靠的只有陈锡元了。
陈锡元很乐意这趟差事，权当闲逛，正好没事，说走就走，姐弟俩买了头班车票，从前门火车站上车，三个钟头，一大早就到了天津。
陈锡元到天津有他自己的目的，听同事说天津除了大麻花和“狗不理”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西餐馆子，叫起士林，这馆子与众不同，德国人开的，男女招待都说外国话，吃的饭也是外国饭，到了起士林就亚赛到了外国，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你想它是哪国它就是哪国。陈锡元一个小巡警，这辈子永没有上美利坚的机会，上一趟起士林至少让他长回见识，增加些吹牛资本，让人对他刮目相看。至于找什么刘春霖，论什么嫡与庶的名分，他根本没往心里去。走之前就跟姐姐谈好条件，到天津一下火车，先去起士林吃西餐，吃饱了肚子再上状元楼刘家。母亲说吃西餐得好些钱，不如烂肉面实惠。陈锡元说，金家的聘礼还没动，几百块大洋他还拿得出，母亲说，那钱将来咱们得还人家，咱们是奔着退婚来的，咱们还没阔到胡吃海塞的份儿上。
陈锡元说，聘礼还不还从天津回去再说，反正金四爷的钱我揣着呢。
母亲说，还是用我做补活攒的钱吧，自个儿挣的，花着踏实。
去天津对母亲来说是她一生走得最远的路，一个大字不识的穷丫头，敢闯荡天津五方杂处的地界，足见下的决心之大，拿出做姑娘时候的全部积蓄，到天津讨要说法，也是对自己名誉、命运的最后一拼了。
（四）
博美请我在饭店喝咖啡，现磨现煮的巴西咖啡豆，浓香四溢，跟我家里冲泡的“雀巢”是两个档次。我往杯子里使劲倒奶精，博美说最好什么也不兑，这样味道最醇，能品出蒙巴纳斯夕阳的味道。我不懂蒙巴纳斯是什么，小心请教，才知蒙巴纳斯是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那里的咖啡馆最有名，毕加索、海明威、左拉、凡高、弗洛伊德等一些大师都曾是那里的常客，夕阳西下，咖啡馆里橙黄的阳光与飘荡的咖啡浓香融合在一起，那是艺术家们的精神凝聚，是进入至高境界的必须。
我也跟着各种代表团走过不少国家，却多是走马观花，体会不出日本洞爷湖的太阳和中国洞庭湖的有什么区别，体会不出伦敦的麻雀是否比北京的更肥硕，在托尔斯泰庄园里溜达，只是觉得那园子大，在马克吐温故居徘徊，只是觉得房子好。只好承认自己感觉粗糙，缺少年轻人的细腻，当然更缺少艺术的感受力。
宾馆咖啡馆的环境不错，宽大的皮沙发，柔和的下午阳光，茂密的热带植物，似有似无的某名人小夜曲，不引起你注意又在时刻关注你的英俊服务生，让人产生一种慵懒虚幻的感觉，好像这里离尘寰很远很远，那些贪污腐败，那些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金融危机、有毒奶粉、硫磺馒头、超标农药、物价飞涨，那些肮脏鄙俗、污浊下流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这里有的只是无限优雅高贵和一尘不染的闲适。
透过氤氲的热气看博美，似非凡间之物，素白的衫子，素白的裙，全身上下没有任何首饰装点，也几乎看不出化妆的痕迹，想起了韩非子的名言，“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博美美得很自信，她知道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便是品位了。
博美见我看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太太说过，太舅爷跟太姥姥一块上天津吃西餐，太舅爷一口气吃了三个德国……
我说有这事，金家人都知道陈锡元吃德国的笑话，其实那次上天津吃西餐不是目的，找刘春霖才是主要的，但是从天津回来，我母亲忘记了主要目的，却只记得起士林的西餐了。那次上天津，对我母亲一生来说都是个大举动，其艰难程度无异于今天山里的农民砸锅卖铁到新马泰去旅游。
博美说，太姥姥的做法有点儿矫情，看起来没多大意思，其实她不去天津，她就在金家待着，谁能把她怎么样了？还不是锦衣玉食地过日子，男人宠着，儿女们敬着，里里外外一把手，谁能代替得了她？
我说太姥姥有太姥姥的想法，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如果在媒人上出了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啊。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与兄弟相依为命，自立自主惯了，不想依附哪个，这样的事情她自己不出面，别人谁也代替不了。她的女儿们跟她一样，也是一个比一个刚强，一个比一个爱较真，我的六姐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母亲和陈锡元到天津那天，天气冷得出奇，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津是个大风口，冷就冷在了那风。天上的太阳惨白惨白的，西北风呜呜地响着，街上的电线在风里摇荡，风刮得人站不住脚。陈锡元很知趣地没穿警服，一身便装，戴着皮帽子，抄着手，和母亲走在租界的街上，两人看着周围洋房，看着外国巡捕，处处新鲜。
陈锡元一心要吃西餐，母亲一心要找刘春霖，两人商量不到一块儿去，在街口不知往哪儿走。陈锡元说，这么早去敲刘家的门显得太不懂规矩。
母亲说，这么早西餐馆子未必下板儿（开门）。
最后决定离哪儿近先上哪儿。陈锡元当然先打听起士林，街上人来人往，大伙都匆匆忙忙地走道儿，他朝人“哎”了几声，没人理他。好不容易挡住一个穿呢子大衣的，想的是穿这样衣裳的人肯定吃西餐。陈锡元说，这位爷，跟您打听一下，起士林怎么走？
穿大衣的说，巴嘎牙鲁！
那时候日本人还没占领河北地界，陈锡元弄不清巴嘎牙鲁在哪儿，又拦住一个长袍马褂，跟人家打听起士林西餐馆，巴格雅路怎么走。对方瞪着眼看着陈锡元，一言不发，倒把陈锡元看害怕了，赶紧说，对不起您哪，我不问了还不行吗！您请，您走您的道。
母亲说，这人可能是个哑巴。
长袍马褂对母亲嚷，骂人哪你，你他妈是哑巴！
母亲一个劲儿给人道歉，心里这个窝囊，只是埋怨他兄弟，怎么净找些青皮问路。陈锡元又问一个，对方如同没见陈锡元这个人，照直朝前走去。陈锡元往地上吐了口痰说，姐，你说着了，净是青皮，果真没个红脸儿的。
姐弟两个找了个背风的墙拐角，还没站定，一个外国巡捕用警棍敲了敲墙，指示他们走开。陈锡元说，先生，我找起士林。
巡捕朝前指。陈锡元说，姐，起士林不远，就在前边，咱们先上起士林。
两人走了半天也没见着起士林，陈锡元看见电线杆上靠着一个没精打采的人，这类人他熟，在北京当巡警没少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类人的痞气贱气，都在脸上挂着，不用张嘴你就知道他是属于混混儿一类。陈锡元问起士林怎么走，混混儿一口天津话，指着旁边的早点摊子说，给买套烧饼果子就告诉你。果子要新炸刚出锅的啊！
陈锡元摸出几个铜版，买了一套，给混混儿送过来。混混儿说，我说了油炸果子要刚出锅的，就忘了说烧饼，这烧饼都凉了。
陈锡元说，天太冷，大爷您凑合吧。这会儿您告诉我起士林在哪儿，行了吧？
混混儿说，您老搭眼瞧，就在我身后头。
陈锡元抬头一看，混混儿身后是一座非常洋气的小白楼，大玻璃门，两个穿制服的站在门口，在大风里挺得笔直，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饭馆。
混混儿说，您老看嘛哪？
陈锡元说，我找起士林的匾呢。
混混儿说，那不是在墙上刻着呢嘛。
白楼圆形的门楣上有几个英文字母：KIESSLING
陈锡元哪儿认得洋字码，狗看星星一样装模作样审视了半天，对母亲说，姐，咱们到起士林了。
那京腔分明掺杂进了不少天津味儿，入乡随俗倒也快。陈锡元拉着母亲就往里头走，身后混混儿说话了，再给我碗豆浆，我告诉您一个天津的机密，您必须知道的天津机密。
陈锡元给了两个铜版，让混混儿自个儿去买豆浆。混混儿收了钱说，我跟您说，以后再问道儿，别管人叫大爷，天津没有大爷。
陈锡元问天津的大爷都哪儿去了，混混儿说，天津的大爷都在庙里头娘娘跟前儿囚着呢，是泥娃娃。真大爷得在它后头排着。您叫谁大爷，明摆着是说人家不是人。
陈锡元说，谢谢您指教，二爷。
混混儿说，这就对了。
陈锡元拉着姐姐往起士林走。起士林的玻璃窗户外头站着不少人，穿长袍的男子，裹小脚的妇女，领着丫头小子的乡下人，看拉洋片一样隔着玻璃看里头的人吃西餐。母亲对兄弟说，没吃过猪肉咱们看看猪跑就行了，别进去了。
陈锡元说，那不行，看和吃是两码事，就像我平时看巡警跟现在穿上警服干巡警一样，完全是两种感觉，更何况咱们现在有钱，有钱干嘛不吃？
母亲被陈锡元推进了西餐馆，他们没想到外面冰天雪地，起士林里面竟然温暖如春，找了半天火炉子在哪儿也没见着。厅里响着优雅的音乐，穿黑礼服的侍者托着盘子走来走去，小胯一送一送的，显得轻盈而有风度。后来我舅舅跟我叙述当时情景时，反复强调说，人家上菜是“托”，不像中国的跑堂的“端”，举止不一样，给人的印象也绝对不一样，有种教养在里头。门里靠墙的沙发上，坐着几个等座的人。母亲姐弟俩的装扮举止，明摆着跟起士林的氛围不协调。
侍者拿着登记簿问，先生贵姓？
陈锡元说，免贵，姓陈。
两人心里都奇怪，怎么吃饭还问姓名。侍者看了半天登记簿，问他们预约过没有，陈锡元不知什么叫预约，侍者告诉说就是提前定了桌。陈锡元说没有，说他打北京来，百十里远还要预约？侍者说，要是没预约，您二位先在沙发上候一会儿，有了空座位我来请您。
母亲坐在沙发上，仔细观察餐馆内部，小桌，铺着洁白桌布，有鲜花插在瓶子里。藤椅，垫着丝绒厚垫。墙上挂着洋画，精着身子的女人横躺在绒布上。地上铺着地毯，踩上去，厚而软。吃饭的都很文明，小声地说着话，也有的在看书，看报。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有人，铺子里没有鸟笼子，没有蝈蝈的鸣叫，也没有人在这儿大声划拳……一个喝“药汤子”的女人翘着小手指，正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小小的杯子依着母亲一口就完，可是那女的喝了半天，“药汤”竟然没下去多少。一个男的，用叉子在绕面条，把面条一圈圈缠在叉子上，填进嘴里。母亲想，用筷子比这方便多了，真是狗熊耍叉！。
坐了一会儿，陈锡元热了，他摘下帽子，解下围巾，抱在怀里。旁边女士，穿着露着半个肩的连衣裙，一双纤细的脚，丝袜子，小皮鞋，跟陈锡元那双姐姐给做的老头大棉窝成了鲜明对比。陈锡元把自己的脚往后缩了缩。
纤细脚的主人冲他笑了笑，那是一个蓝眼睛的女人。
陈锡元冲她欠欠身子。
侍者把姐弟俩领到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侍者要将陈锡元的皮帽子、围巾拿走，陈锡元怕丢了，死活不撒手，却又不知搁在何处才好，寻了几个位置，都不合适，最后终于放在脚底下。侍者手脚麻利地将一杯凉水和热手巾卷搁在桌上，又递过一个精致的本子说， 这是MENU，您二位看看点什么？
陈锡元不知玻璃杯里泡着冰的液体是什么，拿来尝了一口，一闭眼推开了。展开热手巾，手巾很烫，很舒服地擦着，擦完了脸擦脖子，又将脑袋，鼻子使劲擦，连耳朵眼儿也没落下，都很认真地过了一遍，最后擦手，直至认为将热手巾使得很彻底了，才放在桌上。
白手巾已经成了灰的。
母亲小声嘱咐，捡最便宜的点。
陈锡元翻开硬本子一看，都是外文，看了半天点不出一个。侍者很有耐心地等待着。陈锡元充内行地说，这儿不卖烂肉面？
侍者说有意大利面。陈锡元假装吟沉了一会儿，指着菜单最上面的一行说，就是它！两份，别太慢了，我们还有事。
侍者将本子一合说，知道了，您稍等。
的确很快，转眼侍者端来两大杯白色的冰激淋，上面各插着一面小旗。
陈锡元问花旗子能不能吃，侍者说那是德国国旗，是冰激凌上的装饰，不能吃。陈锡元说，既然是装饰，像中国在寿桃上插朵花，沾个寿字什么的也是一目了然，你们弄这么个怪模式眼的纸旗子，像送殡纸烧活上的招子，还往客人嘴边送，不如送碗热水。
侍者说冰激凌插国旗，是起士林的惯例。陈锡元说，下回我来吃饭给我插个皇上的龙旗。
侍者说，我们是德国馆子，只插德国旗。
陈锡元说，你说得也对，要插龙旗我得上北海仿膳。
侍者不愿意再说下去，转身走了，陈锡元舀了一大口冰激凌填进嘴里，立刻五官挪位，呲牙咧嘴，朝着侍者背影喊，小二，你过来！
侍者一路小跑奔过来，问有什么吩咐。陈锡元用小勺子敲着杯沿说，这是……
侍者说，您点的牛奶冰激淋。
陈锡元说，我点这个了？
侍者打开MENU告诉陈锡元，他刚点的就是这个。陈锡元说，行，我这是自作自受……
母亲只尝了一口，就将杯子推过来，她吃不惯这腥甜冰凉的东西。陈锡元将两份冰激淋好不容易吃光，德国小旗子被挑出来，搁在了一边。侍者过来招呼，问他再要点什么。陈锡元这回学乖了，指着下边一行说，换个吧，来这个。
母亲说，你一个人吃吧，我不习惯这里的奶腥味儿。
陈锡元对侍者说，那就一份。
侍者说他们这儿不论份，叫“客”。陈锡元不耐烦地说，那就一客！
一会儿，侍者端来一大杯紫色的冰激淋，上面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不动声色地吃了。吃半截围上了围巾。桌上放了三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还要点。母亲说，你算了吧，脸都绿了。
陈锡元问侍者怎的本子里头标的都是一个味儿，侍者说陈锡元点的这页是冷饮系列，全是凉的。陈锡元问有没有茶，热乎的。侍者说有COFFEE 、BLACK TEA、 COCOA、 JUICY……陈锡元让他说它们的中国名字，侍者说它们没有中国名字，还没给取呢。陈锡元指着旁边喝咖啡的女人说，你就给我来壶跟她一样的洋茶。
侍者说，那就是COFFEE了，我们这儿的COFFEE论杯不论壶。
陈锡元说，那就一杯CO……O……OE，要烫的，越烫越好。
侍者问要奶和糖不要，陈锡元说，该搁的你都给我搁齐了。
陈锡元问母亲还吃什么，母亲说她看也看饱了，她算明白了，这儿吃的是摆设，不是饭。一会儿，侍者将一个碟子托着精致的小杯放到陈锡元面前，里面有大半杯棕色液体。陈锡元说，这就是CO么，怎么颜色浅啦，旁边那桌可是黑的！你们是不是兑水啦？
侍者说，这是搁了奶的，先生。您刚才不是吩咐了要搁奶和糖吗？
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扬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帐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淋，一杯香草冰激淋，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陈锡元悻悻地付了账，临走捏起三面小旗子说，这个归我，它们跟冰激凌是一式儿的。
侍者说，AS YOU LIKE IT。
陈锡元说，说中国话！
侍者说，随便。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嘛？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小说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姐姐，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你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说他也在其中。警察逼供了么？没有，打人了么？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我舅舅的是带补花的，这些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地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干了不少行当，到老了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餐饮业，“文革”期间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年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伪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它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淋，影响可谓不小。
（五）
去天津，母亲的收获比她兄弟还大。
吃饱喝足，该找刘家了。刘春霖中过状元，是名人，一问天津人都知道状元楼在哪儿，比问起士林方便。没费多少劲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一座小楼跟前。临河是状元楼的背面，正面在另一条街上，绕到前头，见街门关着，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老头，老头说他是临时在这儿住，看房子的。问刘状元在哪儿，老头说在哈尔滨道法国电灯房附近叫德邻里的胡同里，并且说就是找着了，状元也不会接见，中国想见状元的人多了去了，哪能随便就看，就是上北京万牲园看老虎还得买票呢，现在老虎有很多，状元就一个。
老头一个人待腻烦了，巴不得找人说话。母亲和陈锡元不想拖延，赶紧告辞。两个人在路上边走边问，找德邻里，如同问起士林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陈锡元有主意，雇了辆洋车，一直就拉到了德邻里状元宅子门口，敢情离起士林没几步路。母亲心疼钱，陈锡元说，花钱可省了事呢，要不咱们不知道还要兜几个圈子呢。
母亲说，才到天津半天，我怎么听着你已经满口天津味儿了。
陈锡元说，姐，我爱天津。
陈锡元确实是爱天津，后来娶媳妇非天津姑娘不娶，我那位姓常的舅妈是天津徐州道口的闺女，和起士林也有关系，其父是骑着三轮车给起士林送点心的，起士林做的点心往各处送，也卖。三轮车是个方箱子，里边一层一层地码着点心，箱子外头写着洋文：KIESSLING BADER，旁边一行小字，“起士林点心铺”。
德邻里是外国租界，胡同很宽，很齐整，两边都是连体楼房，刘春霖住着两楼两底的独门独院，从墙外头看，里边的树挺大，树枝子在寒风里呼呼啦啦摇晃。正要敲门，从里头跑出来一个挎着书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要去上学。孩子问找谁，陈锡元说找刘春霖刘先生。孩子朝里头喊说有人找，里头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见，关门！
母亲上前一步，用手抵住门板说，我们是打北京来的，我是金四爷瑞袚的……太太，金四爷和刘先生是日本同学。
孩子又朝里喊，是日本同学。
里头男人说，日本同学净是汉奸，更不能见！
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出来了，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胖子，系着围裙，可能是做饭的，棉袄上净是油渍，手里还攥着一把香菜。
母亲上赶着说自己是金四爷的家眷，是刘先生给做的媒，这回专程到天津来，是来给先生道谢的，见一面就走，不多耽误先生的工夫。
可能厨子见过并且知道“金四爷”，脸色和缓了一些，闪过身把门开大了一点儿，让我母亲进去，用香菜指着高处说先生在楼上写字。
刘家院里很静，也再没见什么人，母亲和陈锡元径直上了二楼，木头楼梯一踩咚咚响，两人不得不放轻了脚步。楼上很宽敞，一室一厅，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刘先生穿着棉袍正站在案前写字，见母亲上来也没招呼，母亲等刘先生写完一个斗方，放下笔，才说她是谁谁谁。刘先生说，原来是瑞袚的夫人来了。
刘春霖让母亲坐，母亲巡视了一下周围，到处是书是纸，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刘春霖顺手将兀凳上的几张纸一团，塞进废纸筐，腾出凳子让母亲坐。陈锡元没处坐，跟班一样在母亲身后站着。
母亲怕错过机会，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天津是想落实一件事情。刘春霖似有思想准备，笑了笑，听着母亲往下说。母亲说，当初先生提亲时并没有说到叶四爷屋里还有一位夫人，她嫁过去以后才知道那位夫人已经在金家住了二十多年，生过一群孩子了，是媒人没说清楚，还是有意瞒着，如若开始说了假话，这门亲事她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她娘家穷，但不贱，她还没轮到给有钱人当妾的份儿上……
母亲一口气说了很多，陈锡元头次知道他姐姐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口才，岂不知这些话都是日日在金家想着的，想了千遍万遍了。
刘春霖背过手，在满地宣纸字迹中小心踱步，低着头缓缓地说，让四太太伤神了，四太太若是不满意，可以登报离婚，连逊帝溥仪都能走这一步，何况我们平民百姓。
母亲没料到还有“登报离婚”一说，一时懵在那里。陈锡元说，我们不离婚，我们没结婚，我们从根上就不认账。
刘春霖说，都知道四爷新娶了太太，哪儿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四太太要来天津这件事情，金家大少爷早有信过来了，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本来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怪我没说明白，是我的疏漏，四太太有什么委屈尽可以说。
陈锡元说当初提亲的时候，不但他和刘先生在，他的七舅爷以及父亲的同学王国甫也都在场，那时候可没听到任何人提出金家还有一个叫张芸芳的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