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霖对陈锡元说，张芸芳不是夫人，是妾，四爷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活着的时候她就是妾，从来没有扶正过，将来也不打算扶正。你姐姐是四爷在“永星斋”饽饽铺一见钟情的，我不过从中把话挑明了，虽无父母之命，却有媒妁之言，庚帖换过，大礼行过，主婚证婚都在，一切都是明媒正娶，怎能是小老婆？四爷是我的同窗，性情坦荡，一生磊落，真要是纳妾，这样兴师动众岂不招人笑话。
母亲让刘春霖解释张芸芳的事情，刘春霖说四爷后院的事别人不清楚他是清楚的，张芸芳是个才女，她的父亲张铭洽是紫禁城内不入流的小官，品级不高，写得一手馆阁体的标准小字，有时候大臣们上奏的折子字迹不好辨认，要他重新誊抄附后，以便于上边批阅。有一回张铭洽为西太后誊抄《嵩山文集》段落，按旧本《负薪对》原文抄录，内中有“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恐怖之号……”句子，太后着人将原文拿来查看，却是无此言论，满清认为自己是金人之后，便认定张铭洽是影射侮辱大清，将张铭洽叫来问话，张铭洽以南蛮的倔强应对，以头颅担保他没有抄错。西太后一怒将其罪发伊犁，举家具迁。其实张铭洽确是无罪的，只是抄错了版本，他若按着《四库本》抄“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那就一点儿事没有了，可见版本学的重要。张家西迁的时候张铭洽的女儿张芸芳刚从安徽老家来京，水土不服，正在病中，太后推恩，特许此女留下来，病愈后再做处理。后来，张芸芳和她的婢女刘可儿被充到内务府副总管瓜尔佳府中做婢女，我父亲娶瓜尔佳氏长女为妻，张芸芳作为陪嫁随着瓜尔佳的女儿来到了金家，以其文才得到父亲赞赏，收房而成为如夫人。刘春霖说，嫡庶关系不能混淆，不能颠倒，不许僭越，这是宗法制度再三强调的，当然，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可是以张芸芳的家庭背景，以及四爷的家庭背景而论，老佛爷的懿旨岂能违背，张芸芳为奴为婢的身份是不能更改的。
母亲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立刻多了些柔和，陈锡元仍不依不饶地追问，提亲时说好的是“草莽之兔”，怎的到放定就成了“蟾宫之兔”了，这兔子一上天就长了一轮……
刘春霖沉吟了半晌说，“十八年来未谋面，二三更后便知心”，别的都可以年龄而论，唯独婚姻这事，年龄的差距不是门槛，我的女儿便是嫁了比她大十八岁的丈夫，两情缱绻，琴瑟和谐，是对人世间的好夫妻。
状元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母亲自认身份不会比状元女儿还高贵，再不说话，就此认账。
刘春霖说，四太太你放心，你跟四爷这门亲事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四爷身边没你不行，叶家没你更不行，长了你就知道了。
母亲说，您说的是实话？
刘春霖点点头。
从刘家出来，母亲买了大麻花，买了空竹，买了杨柳青的胖小子年画，还给老五买了一副兔皮的护耳，母亲和她的兄弟坐了火车回北京了。在车上，陈锡元高兴地说，姐，咱们这回是正宫娘娘了，这出《大登殿》唱得好，王宝钏十八年等来了薛平贵，姐姐十八年等来了叶四爷。
母亲说，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陈锡元说，姐，你听说了吧，状元给他闺女选的姑爷大了十八岁，我给你选的姑爷也大了十八岁。
母亲瞪了他一眼说，越说越离谱了啊！
车过杨村，站台上有卖糕干的，所谓的糕干就是熟米面加糖做的粉，以补充小孩子奶水的不足。杨村是专门出糕干的地方，杨村的糕干经销全国各地，十分有名气。陈锡元在停车的一会儿跑到站台上，买了两包糕干上来了，母亲问他买这做什么，陈锡元说他要回去给自己打糕干喝，尝尝糕干是什么味儿，他打小吃的是人奶长大的，没吃过糕干，这回他得补上。
母亲笑他，他举着包说，六大枚呢，姐，这钱得你出哇！
母亲说，你身上不是有钱吗？
陈锡元故意说，你不是说退给叶家吗？
母亲说，我什么时候说退啦？德行！
我尽量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得有趣，我知道，以今日年轻人的观念理解老辈的做法肯定会有差距，果然坐在对面的博美听了我的叙述半天没言语，那杯咖啡端在手里也没喝，不知想些什么。半天她说，名分真有那么重要？
我说，难道现在就不重要了？我结婚的时候必须是先到办事处登了记才能去结婚旅行的，否则旅馆里没有结婚证两口子不能住一处，有时公安局协同旅馆的半夜就来查了……
博美说，还是观念问题，现在谁管谁呢？大家都是怎么随意怎么来，听太姥姥经历过的那些事，就像听传奇一样，跟您们比，我们这一代显得太单薄，太简单了，真希望能有你们那样的阅历啊。但毕竟社会进步了。
博美的言论和我儿子的如出一辙，我儿子常在电脑前伸着懒腰嚎叫：“怎么还不打仗啊！”要不就痛不欲生地对我说，他生在了一个“无运动”的时代，无聊极了，人生苍白得像张纸，日子跟复印机印出来的似的，一天跟一天，一年跟一年没什么差别。
我对博美说，其实我羡慕你们，生在这样一个时候，我相信你的太姥姥也一定情愿嫁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小市民，过那平静淡泊的日子，可是我们都不能，我们被卷入各种漩涡，漩得找不到自己，漩得头破血流。这些年总算是风平浪静了，体味到淡中真味了，人也老了。
博美说人生极其有限，她虽没有我对日月由曲折变为简单，由深刻变为浅白的理解，但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抓住一切机会，享受短暂人生，为生命的每一刻制造出人生的最高价值。
我听着有点儿懵。
儿子开车来接我回去，我争着抢着付咖啡钱，博美说她可以记帐，不用交现金，我说我是东道主，来西安哪儿有让小辈花钱的道理！我那个一米八的儿子，不动声色地站在旁边，看着两个女人推让，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替女人们把钱付了，这才是真正男子汉的风度，可他缩着手全没有主动出击的意思，整个一个不懂人事儿。
两杯咖啡，两块小点心，价格五百多，我的感觉跟当年舅舅上起士林近似，表面上却装得没事一样，免得让博美看出姨太太的小家子气。
我付了钱，博美再没说什么，掏出一个包交给我，说是给我买的礼物，一条披肩，说我爱穿旗袍，披上这个最合适。
在回家的车上，儿子揶揄地说，五百，心疼了吧？
我说，总不能让客人掏钱，再说她还没有工作。
儿子说，没工作能住五星级？
我说博美说她住在招待所里，儿子说宾馆也是招待所，人家顺着您老太太说就当真了，不住这儿她怎么会让人记帐。
我说，你管她住哪儿呢？博美是亲戚，论辈分你是人家的表舅，你得厚道一点儿。
儿子说，什么年月了，您还讲厚道，老实本分现在已不是优点，是傻B的代名词。
我说，亲戚之间的感情是要靠走动联络的，你是独生子女，缺少亲情观念，除了那些魔兽，你谁也不认识，哪天一停电，狗熊老虎全傻了眼，两眼一抹黑！
儿子说，亲戚就是麻烦，现在是越简单越好。就您那十几位兄弟姐妹，在下不敢恭维，个个老棺材瓤子似的，让他们的儿女拖累大了，一到过年，您就让我拉着您上北京，小炊笨似的提着礼挨家送，哪家走不到都挑眼，您看我们小辈们，谁跟谁都不来往，没礼儿可挑……
我让儿子停车，说为了不给他增加拖累，不让他拉我了。
儿子说，干嘛呀，您这是，说风就是雨的，得了，我不跟您说话了还不行吗。
我说，最好！你以为我想说吗！
儿子说，那您还下车吗？
我说，我刚想过味儿来，这车是我拿钱买的，应该下去的是你，不是我！
儿子的一脚油，差点儿把我闪一跟头。
回到家里，打开博美送的披肩，软缎质地，夹里，淡紫色，两头绣着藕荷色的芙蓉花，花心隐隐点缀着两颗小玻璃，做工精致，高贵素雅，应该算是我所有行头里的上品。打开衣柜在各件衣裳上比划着，好像件件都能配得上。
我对儿子说，女孩送的礼物就是比男孩送的可心，上回我过生日你给我送的什么呀，一只流油的烤鸭子。
儿子说，烤鸭不好么？多实惠。
我说，我血脂高。
儿子指着披肩说，难道这个就好，什么颜色呀？
我说，颜色怎么啦？
儿子说，颜色不正，小老婆色。
我说，你给我住嘴！
晚上博美打来电话，感谢我下午的咖啡，告诉我说明天就走了，怕打扰我写作，不再来告辞了。又说，她在网上查了，中国最末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叫刘沅颖，嫁给了民国著名小说家徐枕亚，徐枕亚的代表作是《玉梨魂》，刘沅颖从喜爱作品到倾慕作者，得知徐枕亚妻子亡故，特别是读了他的悼亡词以后，更为感动，由此恹恹得病。刘春霖问女儿病因，刘沅颖取出《玉梨魂》让父亲看，刘春霖翻了几页说,“不图世间还有如此才子！”于是托人给女儿说媒，将徐枕亚入赘刘家。结婚时，徐枕亚已近五十，刘沅颖三十岁。
（六）
从天津回来的母亲俨然以女主人自居了，第二天一早就进了厨房，金家厨房的排场让母亲暗自吃惊，至少它比南营房隆记小吃店的厨房要大四倍，光灶眼就三四个。锅里熬着小米粥，笼屉里蒸着肉包子，厨子老王在打鸡蛋羹，羹里放了白果、鸡肉和香菇。母亲问是给谁做的，老王说西边的二娘，母亲问老王一个月要买多少米，多少面，油、肉、菜的开销是多少，老王说府上的一切开支都是二娘管着，每月到了一号，刘妈就会把钱送过来，逢有另外开销，临时另外加钱，算得很清楚。母亲问刘妈是谁，老王说是二娘屋里的，叫刘可儿，跟着二娘一块儿嫁过来的，名为下人，实则是个女管家，屋里屋外，大事小事她全张罗……
正说着，刘妈进来了，还没迈进门槛就说，老王，大早晨起来你就嚼舌头，二娘可是有日子没吃卤口条了，正念叨着呢。
老王赶紧解释说，太太这儿正问每月的开销呢。
母亲一看，进来的就是那天夜里在门口堵她的“夫人”，敢情不是什么“张芸芳”，竟然是女佣刘可儿，就觉着她有点儿欺主拿大。不客气地揶揄说，我以为您是夫人呢。
刘妈是何等聪明的人，立刻听出母亲话里的意思，接过母亲的话说，我怎么敢称夫人，一个下苦的使唤人罢了，不是我们家小姐身子骨不争气，我可不愿意替她揽这一摊子，太太来了最好，来了也尝尝宅门里过日子的难处，跟小胡同里五斤面，二两油的日子是没法比的。
刘妈话里带刺，第一层意思说明了张芸芳也曾经是大宅门的小姐，她本人是跟着小姐过来的，是随时要维护小姐利益的娘家人，不是一般女佣；第二层意思是贬低母亲的出身，话里话外透出了对南营房穷丫头入主金家的不满。
母亲这时候满意极了，因为刘状元的话在此刻得到了印证，妾就是妾，不能扶正。母亲还特别注意到了大家称她为太太，将西院的张芸芳称为二娘，就是说二娘到什么时候都是二娘，不会变为太太，尽管她为金家生了那么多儿女，原则上说都是替嫡妻生的，自己没有抚养权，可不么，就是那位有权有势的慈禧老佛爷，够厉害的了吧？生了儿子不是还得交给东宫慈安养着！既然如此，那么这一院子儿女，她就是他们的妈，亲妈！
三十岁的母亲在金家找到了母亲的位置，媒人刘春霖在替父亲选择继室时，没给父亲找个撒娇犯嗲的小美眉来，也没给父亲找个徐娘半老的准老太太来，三十岁，既是母又是妻，合适。
状元考虑得很周全。
母亲等着西院的张芸芳来“请安”，却一直没见那女人露面，刘可儿见天到厨房端饭，花样翻新，翻得老王有黔驴技穷之感。细细算来，母亲嫁到叶家一个多月了，一个月来她竟然没见过张芸芳一面，那位懂得四书五经的小姐，难道不懂得这规矩？
母亲跟她的兄弟商量，陈锡元不会引经据典，只会从他的认知范围找经验，陈锡元说为这个他特意又看了回《大登殿》，那里头交代得很明白，是代战公主给王宝钏先行礼请安的，王宝钏端坐在椅子上就没动窝，代战见过礼后，王宝钏才过来搀扶，两个人“呀呼咳咳”地寒暄了半天。目前西院的就是代战公主，咱们是王宝钏，尽管咱们晚到了“十八年”，咱们也是老大，老大自然要端着，本来人家就看不起咱们，咱们不能从一开始就跌了份。
母亲认为她兄弟说得有道理。
父亲的几个儿女都在外头上学，大部分住在学校，老大工作了，老大回来的机会最少，平时跑进跑出的只有老五，老五学校离家近，又不把念书当回事，他的影子在家闪得最多。
这天，看门老张领进来一个巡警，巡警提着老五的书包，说是在巡警阁子里发现的，一看是金家五少爷的，给送了来。这时候的五少爷正在学校“上学”还没有“下课”。老张对母亲说，这孩子得打，要是他阿玛在，非得扒光了衣裳在院里晾他的“大白菜”不可。“晾大白菜”是父亲整治他儿子们的绝招，无冬历夏，儿子们犯了大错就得脱得一丝不挂在院里罚站，光屁眼子让人参观的滋味不太妙，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知道害臊，所以谁都尽量不犯错。老五没记性，仗着他下头的兄弟老六八岁死了，很有倚小卖小的劲头，大错常犯，小错不断，他的“白菜”就晾得最为频繁，动辄便被责令到前院影壁前头站着。好在他不在乎，他说他身上的零部件大伙都很熟悉了，故宫里的宝贝皇上还得时不常从库里拿出来看看呢，金家也是一样，要不大伙忘了这个宝怎么办。
老五是天黑以后回来的，弄回一条白卷毛狮子狗，一进门老张就给打了预防针，说巡警来过了，书包早送回来了，留神太太的鸡毛掸子，还说后妈打前妻的儿子会往死里打。有出戏叫《芦花记》，《芦花记》就是后妈给前妻儿子拿芦花絮棉袄，看着蓬松，其实屁事不顶。老五问老张有止痛片没有，若有他先吃两片预防着。老张说他本人用不着挨打，也从不预备那东西。老五说那有点儿遗憾，便夹着狗一边往里走一边解纽扣，那些纽扣是母亲新给装上的，解起来挺费事。老五随走随脱，走到后院身上已经一丝不挂，只剩下耳朵上带着的兔毛护耳了。老五隔着门帘朝里头喊，额娘，今天站几十分钟？
母亲一看老五这样，忙不迭地从屋里奔出来，不容分说就往屋里拽，让大兰快点儿沿来路去找衣裳。其实不待母亲拽，老五和他的狗已经就势钻进了门帘子。母亲顺手抄来一条毯子就往老五身上披，嘴里心肝肉地念叨，绝口不提逃学的事。老五摸着母亲的脾气，得寸进尺地说，额娘，您不打我吧？
母亲说，这算什么，那个陈锡元耍的花活能当你师傅，他往狗尾巴上拴了一挂鞭，点着了扔戏台上去了，戏台上正演《武松打虎》，景阳岗上又冒出一只带响的狗，上窜下跳，你瞧这乱吧。还有一回在滥葬岗捡了个骷髅，将鼻子、眼里插上葱蒜，浇一泡热尿，往远处一扔，那骷髅就追着他跑……
老五说，骷髅真的会追人？
母亲说陈锡元说能追大概就能追。老五便对陈锡元十分的敬慕，说陈锡元来了一定要母亲帮着引荐，让陈锡元带他上滥葬岗去。老五说他看母亲寂寞，上狗市给母亲挑狗去了，花一块大洋买了条小京巴，抱回来给母亲做伴。上回原本说送鸟的，母亲屋里有黄猫，怕猫把鸟吃了，就换了狗。母亲夸老五仁义，老五越发得了便宜卖乖，说话舌头也短了许多，说在狗市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才挑出这只来，这只的名字叫玛丽，是他给取的，跟东正教蓝眼睛的修女玛莉是一个名儿，他喜欢那个洋玛莉，还跟洋玛莉亲过嘴儿。说着说着竟然和玛莉一同爬上了炕，盖着毯子，靠着被卧垛，伸着腿，舒服得不想走了。母亲告诉大兰，让老王给做碗热片汤来，要多搁胡椒多搁醋，老五补充说，用羊肉汤炝锅，起锅撒香菜！
没一会儿大兰就把片汤端来了，学厨子老王的话说，老五没光眼子站影壁还喝热片汤，邪门了！
老五吸溜着热汤说，金家改章程了！
看老五满头热汗地吃片汤，母亲问他回来怎不往西院跑，老五说二娘不管我们的事，母亲说，不管事她干什么？
老五说，看书。
母亲说，还有那个刘可儿呢？
老五说，她的心思全在她的小姐身上。
母亲说，怎的不见你二娘出来？
老五说，二娘要能出来就好了，二娘病了。
母亲问什么病，老五说他也说不好，老在炕上歪着，光吃好的，不长肉，怕风、怕光、怕响动，还怕生气，知道么，我就是把房点着了谁也不敢告诉她。
那天晚上老五和狗玛莉就睡在了母亲炕上，母亲看着酣睡的老五和狗，想及西院生病的张芸芳，觉得自己应该拿出当家主母的气度，不能让人看底了南营房的门槛。
母亲第二天一早就到西院去了，她不能跟个病人较劲。
西院门是个月亮圆门，内里有四扇绿漆木头影壁，写着“四季平和”几个字，这几个字是张氏母亲写的，一直保留到“文革”以后，直到盖防震棚时才被拆了挪做它用。影壁后头是一架凌霄，因为是冬天，架上光秃秃的看不出什么意思，枯枝你缠我绕地理不清头绪。北屋前头有两棵桂花树，桂花是南方的树，长在北京十分难得，据说是张氏母亲托人从老家弄来的，盼的是她将来的儿女们能“攀云折桂”，像她的先祖一样也当文华大学士。
院子里很安静，悠悠的小风中弥漫着一股熬中药的气息。右手一溜五间北房，西边是三间厢房，没有廊子，台阶也不高，窗玻璃很大，挂着窗帘。
没等母亲上台阶，棉门帘一挑，刘妈迎出来了，脸上稍稍有了点儿笑意，说正跟小姐念叨太太呢，太太就来了。母亲说才听说二娘身子骨不好，早该过来的，真对不住二娘。说着两个人进了里屋，母亲看见南炕上半卧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的炕头枕边堆了不少书，屋里没有多余摆设，靠墙全是从地到天的书格子，格子里装的依旧是书。这些书是父亲的，更主要是二娘的，因为除了这个病歪歪的老太太以外，别人几乎从未触动过它们。1966年“文革”之初，为了怕这些书招来麻烦，我和老七花了半个月时间捆扎，借了废品站的平板三轮，每天蹬着车去卖“废纸”，先先后后卖了三百块钱，四十多年前的三百块钱哪，那得多少“废纸”啊，那时候论斤卖，五斤二分钱。
回过头再说母亲们，炕上的老太太满脸褶子，脸和头发都是白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瘦得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母亲明白了，这就是张芸芳，就是刘妈一口一个叫着的“小姐”了。说这个“小姐”七十了，大概没人怀疑，说“小姐”是那只逃窜兔子的妈，大概也没人怀疑。
见母亲进来，张芸芳往起坐了坐，刘妈从后头用枕头戗住，又用小梳子把那有限的几根白发梳理了一下，张芸芳这才正对母亲说，衣冠不整，以这个模样见太太，失礼了。
张芸芳说着用手在腰上道了个万福，在说话眼神的闪动间，母亲才感觉到了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着灵动与生机。母亲赶紧回了个蹲安，说不知二娘病得这样厉害，过来得太晚了。
张芸芳有气无力地说，吓着您了吧？对不住了。我本应该过去给太太请安的，无奈身子不遂人愿，一直起不来，就这样苟残延喘地将就着，想的是早早将尘缘了断，一了百了，偏偏的老天遗漏，残留几根朽骨依然肮脏人间，让人想走也走不了。
母亲听不大懂张芸芳的话，她以她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母亲坐在床沿上，拉起了那双骨瘦嶙峋的苍老的手，放在自己热乎乎的手心里摩挲着，想的是大宅门空有一个冰冷的架子，里面缺少的东西太多，远没有他在南营房小院里和兄弟两人淡饭粗茶，柴米油盐，过得热火和充实。
张芸芳说听刘妈说过几次了，老爷后续的太太年轻美貌又贤惠，今日见了果真如此，是老爷的福气也是金家的福气，老爷有了照应，孩子们有了依靠，她这几年悬着的心总是放下了……
母亲想这个张芸芳，年龄大概不会比父亲已故的妻子更大，充其量也不过五十，怎么竟老得这般模样，当年若随了她的爹妈一块儿发配新疆，是死是活那是命，有亲人在身边，总比给人做奴婢，当小老婆强。似这般，人灯似地熬着，还要看古书，真是让孔夫子给弄魔怔了。
张芸芳指着炕上的针线笸箩说正在给母亲绣鞋面，精神不济，一天也绣不了几针……母亲看见笸箩里头是一双正红的，绣着牡丹的缎鞋，那是张芸芳要送给她的礼物。正红与牡丹都是正花正色，是只有夫人才能使用的，张芸芳对母亲的态度由一双鞋已经表现得很彻底了。刘妈说他们小姐的女红在老家是出名的好，样子都是自己画的，色彩也讲究，十里八里的人都来求样子，老爷的大福晋穿的鞋从来都是出自小姐的手……张芸芳让刘妈不要说了，说现在下不了炕，连鞋也省了，把以前做的鞋都送了人。母亲便想起刘妈在门口堵她那天穿的宝蓝蝴蝶鞋，看今日脚上，却换了一双褐色云纹绣鞋，想必也是张芸芳的存物了。
张芸芳让刘妈叫出在套间画画的老七，就是半夜吹箫的那个，看年龄还是个少年，和老五比更清瘦，跟他的母亲一样面色异常苍白。老七叫了一声额娘，垂手站着再无话，张芸芳非让老七给母亲磕头，母亲说进门那天已经正式见过面了，免了吧，张芸芳说是替她磕的，母亲说那更得免了，到底没让老七磕。张芸芳指着老七说，这孩子太弱，不爱说话，将来我走了，最搁不下的就是这个，其它几个都能顾住自个儿，这个老七不行……
老七听他妈说他不行也不说话，依旧呆呆地站着。母亲想，老五是瓜尔佳的末生儿子，老七是张芸芳的末生儿子，两个儿子年龄相当，性情做派竟是如此不同，真应了那句老话儿，龙生九种，九种各一。
母亲跟张芸芳谈及了活泼洒脱的老五，张芸芳叹了口气说，论天资，老五在老七之上，他阿玛让两个人一块跟章草大师罗复竷习字，每每老五得到老师夸奖，老七却不行，大师说老五的心是颗玲珑心，一点便透，老七是实心，只会使傻劲。同是罗大师的学生，没两年，老五的字上了中山公园的少年习字展，得了头等奖，老七还在慢慢临帖。
母亲说了老五的善解人意，张芸芳说，老五是个好孩子，如果调教好了，那是金家的精髓，可惜老福晋死得早，我又见天顾不过命来，委屈了他。一度他要学戏进“富连成”，这种荒腔走板的行径金家哪里能容，于是老五被他阿玛扒光了衣裳，推出大街门让他站了大半天。孩子是有脸面的，一丝不挂地让路人观展，没处躲没处藏的，搁谁谁也受不了。开始孩子还低着头对墙站着，架不住看的人多，连乐带起哄，指点这儿，指点那儿的，老五索性转过身子跟大伙坦然相对了……唉，什么事儿啊，等于是把孩子脸上的皮揭了，托着人生的底儿掉了。从此老五性情大变，跟他阿玛对着干，没脸没皮的，怕什么呢，什么也不怕……
刘妈插嘴说，这个家里敢跟老爷顶嘴的就这个老五，顺了像只花猫，逆了整个是只老虎，惹恼了老爷，大不了再上门口站一回呗，也不是没站过。老爷也是拿他没辙，金家十几个孩子，好在各色的就这么一个。
母亲后来说跟我说，作为女人，一定不能敞开了生孩子，这样会把命都搭进去，我的二娘就是一个例子。金家十四个孩子，出自二娘的就有七个，中国家庭传统的理想子女数目是“五男二女”，事实上，仅我的二娘一个人，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就生了五男二女。多产是张氏母亲早早衰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她的多产上，据说她在生老七的时候曾经血崩不止，被中医彭玉堂倒悬于室内，几度昏厥……以后身体一蹶不振，几乎再没出过房门。
二娘的屋里气味很重，书的味道，中药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我想应该再加上一种病入膏肓的死亡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在西院的北房里持续了数十年，即便在二娘死后，还依然存在着。后来我的五姐跟五姐夫在这院住了不短时间，也没见这股味道有所消退。“文革”时，老七和我收拾那些古籍，我看到他不止一次地眼圈发红，我知道他是想起他的母亲了。
母亲从二娘房里出来，似乎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父亲再“老”，也不过四十八岁，四十八的男人正在壮年，应该是人生的辉煌阶段。母亲不能想像，壮年的父亲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妻躺在一个炕上，特别是就在自己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和一个白发之人同床共枕。由此母亲心里多了些酸楚，这是她在南营房做姑娘时所没有的，她站在空旷的庭院里茫然四顾，心里突然挂念起出游的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出去的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期间，王国甫的管家来过一趟，问四爷有信儿没有，从管家的话里母亲知道父亲还兼着人家工厂的“生产总监”，现在，“总监”跑了，音信皆无，厂方自然把薪水都扣了，王国甫是商人，依着商人的逻辑，工作归工作，友情归友情，不能瞎掺和。好在金家的家业雄厚，二娘床头的硬木匣子里，厚厚的一叠银票足让母亲和众子弟吃穿不愁，这是母亲娘家的日子不能想象的。
父亲这一走，一年半。
晚上，我给北京的六姐打了电话，说了博美来看我的事，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安静的姑娘，跟那些浮躁张狂的现代女性比，这是个凤毛麟角。
六姐惊奇地说，博美到你那儿去了吗？
我说，对呀，你不知道？
六姐说这个博美已经离家出去许久了，前不久拿着一条缎子披肩来看她，她连同披肩和人一块儿推了出去。我问是什么披肩，六姐说淡紫色，绣着芙蓉花，花蕊里镶着两颗钻石，是从日本买来的，八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五万多块。我问六姐为什么不要，六姐说，要是她挣的，哪怕是块不值钱的手绢我也要，但是不是。
我问怎的“不是”，六姐说这事她实在不愿意提。我说，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怎能不说。
六姐说，这个博美不知是个什么性情，大学毕了业，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又跳槽进公司，后来倒股票，弄房地产，结果哪样也干不好，哪样也干不长，到最后呢，嫁了个商人，有钱有房有别墅，也不工作了，揣着护照满世界转，这月上巴黎，下月上夏威夷，再不就在家里跟她养的一群洋狗厮混，她自己不生儿子，管狗叫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说，跟咱们家的七位爷一样。
六姐说，她找的男人比她大，大许多。
我开玩笑地说，大多少？大十八吗？
六姐说，大二十八。
我一算，了不得了，这个孙姑爷快六十了！没等我说话，六姐又说，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那个商人人家有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咱们这个是个小！要是旧社会，强娶豪夺，仗势欺人，强迫她去当小老婆，也情有可原，可她呢，是自己愿意的，没谁强迫她。
我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的母亲没文化、穷，尚且知道人穷志不短，为自己的名分而努力抗争，但是她的后代却发生了逆转，心甘情愿地做母亲不能认可的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了。
莫不就是她所说的“社会进步了”，得抓住生命的每一刻，让它生出最高的价值？
年轻人，你缺了点儿什么……
六姐还在电话那头罗嗦，话匣子既然打开了一时就难以关上，说什么老爷子、老太太要活着得气死，说什么金家其它人要知道得笑话死等等。我把电话挂了，我还没回过神来，我得好好想想。
那条美丽的披肩被我收到了柜子深处，再没有拿出来用过。
三岔口
三岔口是京剧传统剧目，任堂惠禀了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发配的焦赞，在三岔口遇到刘利华，在小店里，穿白衣裳的任堂惠和穿黑衣的刘利华在黑暗中打得出神入化，最终殊途同归。
——作者
（一）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小时候我成天想参加革命，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穿的开裆裤刚封上口，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从那断脖子流出的血把周围皑皑白雪都染红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我的读后发言是反思我打预防针，怕疼，把同学一个一个往前让，自己到最后不得已，没有退路了才伸出胳膊，让人往肉里扎。跟伟大的刘胡兰比，差得太远。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问敌人“我是怎个死法”，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就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自信上色的本事不比他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的，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么，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给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吗！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两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地上亮着十几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尸骨已经腐烂，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无法辨认，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故去的二娘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鞋，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跟她的同志一起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叶家的坟地在北京东坝河太阳宫附近，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上坟，出了东直门要走很远的路，我们在东直门门脸驴窝子雇头驴，我和父亲骑，哥姐们在后头跟着，热热闹闹一大帮，不像上坟像春游。叶家的坟地是传统的满族样式，当中是老祖，两边八字排开，依次是他的儿孙，绝对的长幼有序，哪个后死，他的穴位便给空着，从排行来说一点不会乱。“八”字的两头排满了就往中间埋，叫做“怀抱孙”，好像老祖用他的子孙们组成的两条大胳膊把后代牢牢地拥入怀抱中。私家的坟地是不立碑的，立碑的是滥葬岗，怕找不到才立，自家的坟地都是立在后代的心里的，一个一个，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永不会错。清明上坟那天我不知磕了多少头，一条新上身的夹裤，膝盖磕成了两块厚厚的泥片，铠甲一样地坠在腿上。最高最大的冢前头有石头桌子，两边跪着两只石头羊，还有石头的马，从家里带来的祭品在石头桌上摆了，都是好吃的东西。天福号的酱肘子, 稻香村的萨其玛，厨子老王给做的各样精致卤品，胡同口老刘打的芝麻烧饼和通州大顺斋的糖火烧，摆在石头桌子上香阵冲天，甭说我们的老祖在里头躺不住，就是站在外头的我们也光想着吃食想不起祖宗了。奠酒之后烧一大堆纸，纸钱中有黄表、纸金锞子、大量黄白纸钱，最有意思的是还有我们各人值得给祖宗看的文字，其中包括我的作业本和考试卷子，满分也烧，不及格也烧，这是父亲的别出心裁，他要让祖宗们随时掌握后代们的工作、学业情况。把对子女的教育交给祖宗，是父亲很不负责任的表现，想他这一生，负责任的事情还真没有。在老祖坟前表现完了，对其它的坟冢就只磕头不烧纸了，我问为什么不给其它的祖宗送吃的和钱，父亲说，都是一家人，老祖有了，他们自然也就有了。我发现，这些头只有我磕得最认真，连同父亲在内，大家磕得都很草率，很心不在焉，他们好像随时等待着什么，窥探着什么。给圈子内最后一个土堆礚完头，我才知道此行的目的才真正开始，此时的父亲会像一个大孩子一样，喊叫着率先奔向祖先的供桌，他的身后紧跟着我的哥哥姐姐们，包括帮看坟的老刘和他的儿子们也绝不落后，什么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全不在计较之列，一群人瞬息将桌子上的美食哄抢殆尽，全不顾失态于祖宗跟前，跌份于光天化日之下，上坟不过是个借口，欢乐的野餐才是真心。我人小，挤不进去，只从老七的手里分到半块枣儿糕，气得哇哇大哭，没人理你，大家自顾自地吃。太阳已过正午，众人收拾东西回家，走到地边一座不起眼的小土堆前，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姐姐，不用磕了，给添把土罢。
大概父亲的心里有点不受用，所以说话的声音很轻，还有点儿哑，只有离他最近的我和老七听到了，我和老七用铁锹往那个微不足道的土堆上堆土。老三用他的136相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事后我才知道，那个小土堆就是三姐的坟。三姐的坟，埋在地边上，没有进入那个大“八”字的序列，远远地离开叶家的祖宗们，很是孤单寂寞，我觉得三姐很可怜，将半块枣儿糕摆在她的坟前头。老二说我摆错了地方，应该摆在西南边，那样三姐才看得到。原来这位姐姐不像我的那些正南正北的祖宗们一样，她是头朝东北脚朝西南，斜葬在叶家之外的。我回来问母亲，母亲说，三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姑娘死后是不能埋在正穴上的，按礼说，她应该埋在婆家的坟地里，她既然没有婆家，就只好靠边了。“文革”我烧毁叶家家谱时，见到我们家那本裱着黄绫子的折页里，没有三姐，当然也没有我，最后一次续家谱时，三姐还没有出生，就更甭说我了。老三信手照的那张照片至今我还留着，朔风野大的旷野，我围着花头巾和老七在往地上扬土，我们的锹下，根本没有什么“小土堆”。我们的父亲，一个瘦高的白胡子老头，面无表情地站在我们的身后，看着他的孩子们，死了的和活着的……
现在的东坝河是宽展的大马路，太阳宫附近是地铁站和超市，每回我坐车走到那里，都要朝外张望，以图看到昔日上坟那场热闹的画面。可惜，朔风和三姐和祖宗们以及争抢祭食的人一块儿消逝了，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照片。
除了东坝河那个羞怯的小土堆和家门口门框上钉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事情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了，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我上的是方家胡同小学，我们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做派和我们不一样，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玲“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玲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玲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他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知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众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呈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