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家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炮筒子一样，咔喳咔喳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荡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玲老师还一个劲儿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玲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了。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一个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卑微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就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其实父亲没有胡说，他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他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一次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
（二）
小连的确是大官。
小连的官大得让我不知道有多大。
有一回小连上我们家来，提前半小时，整条胡同都戒了严，一会儿，三辆小车停在了门口，呼呼啦啦下来一帮人，进家来的可只有小连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见小连，很普通的一个人，个子不高，白净面皮，穿着灰中山装，披着呢子大衣，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其实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搁先前也逃不脱“胡同串子”的范畴，不知怎的，一当了官连说话都变了。母亲迎了出去，站在垂花门的台阶上给小连请了蹲安，客气得简直都不像我的母亲了。后来小连走了她又反思这个安请得不对，小连是晚辈，他应该管母亲叫舅妈，哪有舅妈给外甥请安的道理。说白了是母亲没见过官，甭管是谁，只要是官，自己的心里先怯了三分，这也是穷人心态，她那朝外南营房的贫民出身，让她对一切官员都有着本能的避讳和谦恭，官大一级都能压死人，更何况母亲没级，小连在她眼里就是她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官了。依着规矩，母亲应该站在垂花门里正屋的廊子上迎接客人，不该到二门外头去抛头露面，而且是为一个外甥，真值不得！这份儿跌大了。
母亲没我端得沉稳，我站在屋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小连随母亲走上台阶，小连看到了我，摸着我的头问我是谁，小连那态势绝对是大官接见群众的亲民态势，我在新闻电影上看过，一点儿也不新鲜。母亲赶紧说，这是老闺女，小名叫丫丫，你舅舅六十岁才得了这个，宠得什么似的，没一点儿规矩。
母亲说我没规矩，我便越发地没规矩，主要是她在外人跟前说出了我的小名，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对灰中山装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小连，你哥是大连，你们家住在细管胡同三号。
母亲说，这孩子人来疯，动辄就犯混，跟死了的老五一个德行。
小连说，丫丫长得像三表姐。
小连说的是在德胜门城根被活埋了的那个，母亲说的是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后门桥冻饿而死的那个，都是死鬼，就是说我像死鬼，这更让我不快。我看得出，小连对我的亲切和笑意都是装出来的，假模假式，小孩子一般都有这种直觉，就像狗，谁对它是真好假好，它不是凭眼光，是凭感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小连没什么好印象。整个一个假招子。
在这里恕我将小连的正式名字隐去，父亲生前反复强调过，不要提及和小连的亲戚关系，免得给人家造成被动。我说，这样伟大的亲戚有跟没有一个样。
应该说这个家里那天拿得最稳的是父亲，父亲不愧是有“镇国将军”称号的，他静静地在书房里等着外甥的拜见，手下一幅《鹩鸽石榴》的工笔连停也没有停。按常规，小连这样的官来了，父亲会安排在客厅见面，但小连是父亲姐姐的儿子，在客厅见面就显得太郑重太见外，毕竟是小辈，犯不着那样大动干戈，甥舅在书房相见随和又不失身份。挺好。
小连一掀门帘进了书房，伟大的官员把大衣一扔，没忘了给我父亲请安，这让我看着有些怪诞，我想他再共产党，在叶家也是外甥，这怕是改变不了的。
“半世总为天外客，一家今是故乡人”，小连在书房里跟父亲谈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连母亲也很知趣地回避了。其间母亲进去送了一次茶，出来对我说两个人都在掉眼泪。大官还会哭，父亲还会哭，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官面上的小连从来都是正面须生的形象，冠冕堂皇，不苟言笑，有一次我和父亲参加政协的新春联欢会，在会上见到了小连，他扫了我一眼，竟然不认识一般地从我跟前走过去了，那张脸，那做派是绝对的正儿八经，但只有我知道，在正儿八经的背后，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偷偷哭过。这个秘密我没对谁说过，说出来怕人家不信，闹不好就跟说我们家有马车似的。
父亲是政协委员，有人说这与小连有关系，但父亲否认这一点，他说小连不会将私情与政治混为一谈，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对他亲兄弟大连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时候大连还关在监狱里，共产党的监狱。
（三）
在说大、小连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我的姑姑，那是被我称为姑爸爸的一位女拿破仑式的“人物”。
自尊自信，敢作敢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满族的姑奶奶，厉害。
这厉害不是在婆家，是在娘家，姑爸爸在我们家绝对是说一不二的“皇太后”，绝对是没有谁敢惹的伏地圣人。满族人各家都有姑奶奶，各家的姑奶奶在婆家都低声敛气，给男人洗衣裳，给婆婆装烟袋，给儿女衲鞋底儿，比孙子还孙子。可姑奶奶们一旦回了娘家，立刻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话都是高八度的，除了不讲理之外就是出些异想天开的怪想法，诚心难为兄弟媳妇，以示她在这个家庭里永远不可更改的重要地位。老舍先生在他的小说《正红旗下》把满族姑奶奶写得淋漓尽致，我们家的姑奶奶与老舍小说里的姑奶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我的相册里保留了一张二十年代的“全家福”，坐在正中间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姑爸爸，姑爸爸目光镇定，正襟危坐，那神态绝对是慈禧再生，弥勒佛转世，透出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
有一年正月初二，姑爸爸回娘家，雇了一辆洋车，车夫好心，给她腿上盖了条毯子，一路上姑爸爸都没说什么，到了我们家门口，不干了，非说毯子里有虱子，不给车钱，还要拉车的找补拆棉袄的工夫钱。明摆着，这架是吵给娘家人看的，我母亲赶忙出去说好话，替她给了车钱，恭恭敬敬将姑奶奶请进屋来。姑奶奶在门外头闹完了到家里接着闹，嫌父亲第二个妻子张芸芳躲在自己屋里不露面，跟她摆谱。母亲说张氏已经病得起不来炕了，姑奶奶说，除非她是在捯气，认不得人了，否则就是诚心气我，诚心跟我较劲，一个小妾，还不知自己的斤两了，她以为她是谁？是一品夫人么？告诉她，就是她死了，在叶家的坟地里也是靠边单另埋着的，立不立坟头还得另说呢。
大过年的，姑奶奶这些话明摆着是找碴儿，忒不吉利，可谁也不敢说什么，我母亲出身低微，在大姑子跟前得随时伺候着，陪着小心，屁股不敢全落座，挂了椅子一个边，时刻瞅着大姑子手里的水烟袋，人家抽完了一口，她得挑选最佳时机把纸捻给吹着，不能急也不能慢，急了是催人，慢了让人等。在大姑子面前她不能说太多的话，可又不能冷场，她得在大姑子挑眼蹭棱子的间隙，提那么两句使大姑子高兴又有兴趣的话题，一不留神把姑奶奶惹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并且姑奶奶随时准备着翻，姑奶奶在婆家翻不了也不敢翻，到娘家就是专门翻来了。我姑爸爸本来就是大宅门的格格，做派大脾气也大，她一到我们家，我那些哥哥姐姐们如同避猫鼠，全都溜得没了影儿，只剩下母亲和她周旋。
姑爸爸嫁的是城东“掌档子拨什户”的富察氏，是成贝勒给做的媒，富察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傅，我后来查过官档，“拨什户”不是什么大官，但是挺有实权，是专管发放钱粮的官员。可惜“拨什户”死得有点儿早，平日姑爸爸又大撒把过日子惯了，没什么积蓄，孙中山一革命，铁杆庄稼完了，日子就有点儿难。姑爸爸不但有婆婆，还有一个不曾出嫁也不想出嫁的大姑子，大姑子和婆婆，一个是刁钻古怪，一个是古怪刁钻，两个人每天轮着叨叨埋怨，北屋怨声刚歇，东屋骂声又起，不是嫌小酱萝卜齁咸就是嫌笤帚搁的不是地方；不是北屋的“贼猫”偷吃了萨其玛，就是东屋赤金手镯不见了踪影……反正总有资料随时提供。我的姑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伴着两个多事的老太太过着憋屈的日子，大宅门格格的架子自然也得收敛起来，姑爸爸的大儿子在农商部当录事，挣的薪水不够他自己折腾，小儿子正在念高中，听说书念得不怎么样，女朋友倒是交了不少，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父亲每季都让我们家老大往细管胡同送钱去，但姑爸爸和她的婆婆似乎并不领情，倒驴不倒架，穷横穷横的，连句客气话也不说，好像我们家上辈子欠着他们的。
母亲见姑爸爸喝了第二道茶，有了点儿喘气的机会，便小心翼翼地问，大姐您想吃什么，厨子老王在外头候着呢，海参、鲍鱼年前就发好了，口外的小蘑菇也预备着呢，羊肉是从德胜门羊店挑来的西口肥羊，让羊肉床子的人新宰的，专给大姐留着，外甥们爱吃的酱羊肉，三十那天让前门“月盛斋”送来了二十斤……
姑爸爸说，我什么也不吃，我吃气！
母亲又不敢说话了，她知道，大姑子的脸还没有翻完，可不么，在婆家受了一年气，姑奶奶过年回来要不发发脾气，那就不叫过年。继而姑爸爸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说，瑞祓还没信么？
母亲说没有。姑爸爸说，走了一年多了，连封信也没有，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他不要这个家，我还要我的儿子呢！
姑爸爸指的是我父亲带着小连上江西的事，我父亲除了画画以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古代窑址，应该说这是业余，后来竟成了他的专业。既然研究古代磁窑，景德镇便是不可不去的地方，就这样带了外甥小连奔江西去了。说是月余便归，但父亲的闲散性情，徐霞客式的游逛方式，注定了他信马由缰的行程，走到哪儿了，无人知晓，他也无需禀告，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自由而舒展的行走，是对心灵的一种放飞”，我的父亲崇尚自由，一辈子自由，解放后划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那心灵放飞放得收都收不回来了。
姑爸爸见我父亲没回来，自然也找不回她的小连，就数落叶家十几个孩子一个也不在家，偌大院落被我母亲整治得冷冷清清像座庙，没点儿人气儿，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叶家可不是这样……继而又对仆人刘妈不满，说刘妈一个老妈子穿什么绣花缎鞋，下人没个下人样，莫不是想造反？陈胜吴广还没当皇上呢，且轮不到她！巴儿狗玛丽也不合她的心，说狗没个狗样，长得塌鼻扁脸，像是当着门面挨了一巴掌，把整个脸打回去了……这都是不祥之兆，掌门当家的跑没了影儿，大过年的带着外甥在外头野逛，败家之象……
姑爸爸逮着什么说什么，看见什么说什么，想起什么说什么，对娘家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的不满意，非常非常的有看法。
太阳偏西，正月初二的省亲到了尾声，吃过中午饭，喝了一壶香片，垫补了半碟点心的姑爸爸该回婆家了，看门老张早早儿给雇好了车，装满了整整一车年货，姑爸爸腰里也揣着我母亲给的硬梆梆的一沓票子，都是没使过的新红票，最终脸上总算有了点儿笑模样，临上车对母亲说了句恭维的话，你长得比瑞祓那个死了的瓜尔佳看着顺眼多了。
大正月的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去世的前妻，不知是添彩还是添堵。
后来姑爸爸彻底和我们家翻脸了，再不来往，原因是我父亲从江西回到了北平，却把她的儿子小连弄“丢”了！京剧有《失子惊疯》一出戏，是说妇女胡氏在山中遇强盗，将儿子遗失，伤心至极而成疯癫，我的姑爸爸虽然没有疯癫也是一病不起，她不能原谅我的父亲，但她又说不出什么，不回来是她儿子小连自己的选择，有书信为证，跟我父亲没有关系。
以后逢年过节姑爸爸再不回娘家，改由我父亲或是母亲过去看望她。把人家的儿子带出去却没带回来，我父亲总觉得愧对他的姐姐，由此对姐姐的家更为关照，在小连回北京“认母”之前，我父亲在姑爸爸跟前一直说话气短。
姑爸爸在叶家如此折腾时我还没出生，我见到姑爸爸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提了点心盒子到我们家来，穿着簇新的带有樟脑味儿的衣裳，刨花水把头发抿得油光水滑，一丝不乱，脑后头的小纂儿上插着一根玉簪，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母亲告诉我说是姑爸爸到了，话语间满是受宠若惊的成分。姑爸爸满头银发，脸上白净而平整，说话声音很低，很柔和，全没有母亲叙述的那些张扬与矫情。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姑爸爸竟然站起身来接，一口一个美珍地叫着我母亲的名字，好像是嫡亲嫡亲的姐儿俩。谈话间知道，姑爸爸在给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她的大姑子在街口摆烟摊，日子勉强维持，依旧是不富裕。那次姑爸爸来找父亲，是让我父亲到政府去打听情况，说她的儿子小连一走二十年，现在太平了，儿子若是在，怎的也会回来看看老妈的，那是个仁义孝顺的孩子。若是不在了，政府也应该像对我三姐那样，给家属有个说法，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妈妈的怎能心甘！
应该说姑爸爸提出的要求很合理，我父亲绝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听了老太太声泪俱下的倾诉，我对眼前瘦小枯干的姑爸爸充满了怜悯之心，甚至想让父亲将老太太接回家来，让她在娘家颐养天年，将来由我和我的哥哥们为老姑奶奶养老送终。
父亲说，怎么可能，这里边有个自尊的问题，你姑爸爸是个要强的人。
（四）
要强的姑爸爸却养了个不要强的儿子。
解放军一进城，原本在旧政府干事的大连依旧按原职被新政府录用，一切照旧，甚至连办公桌也没换。但是大连不干了，他嫌共产党要求太严，动辄开会学习，动辄汇报思想，他没那么多思想可以汇报，最主要的是他不愿意让谁管着他。以前在旧政府干事，早上九点上班，十点到岗，温暖的大办公室，明亮的大玻璃窗，茶房早早地给沏好了茶，把桌子擦抹得一尘不染，恭候着他的到岗。他的任务是誊录公文，可是这公文有时一个月也下不来一件，偶尔下来也是三言两语，十分钟就誊完了，许多闲散的时间无法打发，就看《梅花易术》，给人看手相、算命，一天到晚云里雾里地神说，反正大家都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共产党一接管，首先茶房取消了，得自己到锅炉房打开水，八点上班得准点到，在签到簿上划勾，一进办公室文件就山一样地堆在桌上了，别说《梅花易术》，就连窗户外头的梅花树他都没工夫抬头看一眼了。这哪儿成？借着上边要求他们学习打字的机会，他就把工作辞了，说闻不了打字机的机器味儿，一听那啪嗒啪嗒的声音就想撒尿。说不干就不干，在家闲了两个月又觉得很无聊，首先是手头不宽裕，想听个戏，下个馆子，得跟他妈妈和姑姑要钱，从老太太们手里要钱他倒没觉着寒碜，主要是不好要，他能要出钱的唯一理由是“要处女朋友”。也的确，四十大几的大连还是光棍一个。他妈替他着急，只要是为找女朋友的事，要钱从不打绊子，但总是没有结果。问原因，他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懒求”。
大连长相不错，能耐也不小，就是嘴里没实话，哪个姑娘，哪个小寡妇也不愿意嫁个说话云遮雾罩，两脚落不到实地的爷们。
有一段时间大连常上我们家来，来了也不太有人搭理，谁都不待见他，他也不在乎，都知道他没正经事，是混饭来了，特别是我们家的厨子老王，打心眼里瞧不起大姑奶奶的这个儿子。这个大连，肉包子能吃九个，炸酱面能吃三碗，吃饱了也不走，坐在门道里跟看门老张神聊。东南西北，话题不断。
大连说他睡觉的枕头让耗子咬破了，从破窟窿里竟然掏出一张字条来，上头写着，
此枕头卖与富察氏，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将被鼠噬破，特记之。
——东坝河庞谰周
大连说字条上的日子时辰和枕头破那天一丝不差，他是姓傅的，再早是富察氏，只是不知字条上提出预言的“庞谰周”是谁，是哪个年月写的，这个庞谰周何以能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能做到料事如神。老张是个好事之人，听了这话就说，那你就到东坝河找去呀，东坝河离这儿也不远，我随着四爷上坟去过好几回，一个多钟头就到了，要不我跟太太说一声，陪你去。
大连说，还用你陪，我早去过了。
老张说，找着了？
大连说，当然。
老张说，快给我说说，这事有点儿意思。
大连说，不是有点儿意思，是太有意思了。
老张赶紧给大连的茶碗续水，问大连还吃不吃包子，要吃他还可以到厨房去拿。大连说他不吃包子，老张说，不吃包子就快说，庞谰周到底是谁？
大连说庞谰周是东坝河小猪店人士，三百年前就死了。老张说，这么说，这个三百年前的人早就预料到这个枕头三百年后归你枕着？
大连说，要不怎么是高人呢，人家是入了“理”的。
老张问入什么“理”，是不是白莲教？大连说白莲教早过时了，人家信的是真理，信了真理，上三百年下三百年，六百年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
老张说，可惜没让庞谰周给我算算什么时候发财。
大连说，我见到的是庞谰周的后人，叫庞天然，庞天然说他们家的老先祖早就留下话来，说三百年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个叫傅大连的人会找来，这个人有仙根道骨，可以做为道门的点传师。
老张说，就您？！
大连说，我怎么啦？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你以为我就会吃九个包子吗？告诉你，我的本事大了，不张扬就是了。
老张说，得，您别跟我们凡夫俗子一般见识，我斗胆问一句，这点传师是庞谰周跟前的哪一路神？
大连说，点传师是人与神之间的联络员，比如说你，要想成仙就得通过我引见，要不然你上哪儿找神仙去，神仙从你跟前过去你都不知道。
老张说，我不想当神仙，神仙有什么好，吴刚在月亮上头也是神仙，一个人，见不着老婆孩子，自己还长命百岁地永远不死，闲得没事砍树玩，还不如我在人间看门呢。我就是想发财，有了钱回家置点儿地，盖院房，买俩大牲口，雇仨伙计，大小子支应门户，二小子上天津跑买卖，三小子上北京念书……可惜就是缺钱哪，叶家这点工钱将够我自己的嚼谷，哪怕我手头有三百大洋，我就知足了……房可以晚点盖，牲口可以不买，仨小子先跟着我在地里刨哧……
老张徜徉在他昔日的理想中，这是他日日在炕上做的梦。那时候刚刚解放，胡同里常有走街串巷的，嘴里吆喝着，“买俩卖俩”，是收购大洋的，一块钱人民币换一块大洋，到后来人民币就迅速变了，母亲给我二百块钱零花，我只能到小摊上买一块酸枣面儿。老张很为他手里的是大洋不是纸币而庆幸，我知道老张攒的那点儿大洋到底也没出手，他只信银元，连睡觉也得枕着银元，怕让贼偷了去。最终还是揣着银元回老家了，村里给他分了地，银元也退出了流通领域，他把银元埋在了院里，其实没几块钱，用不着怕谁惦记。老张爱钱是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又不爱钱呢？
大连说老张想发财的想法太低级，不管怎么着，先要入道，入了道才能得真传，得了真传就能点石成金，到那时候，还在乎什么房子地，想花钱，照着场院的石头碌碡一点，碌碡就成了金的。
老张说，怕的是到时候发愁的不是钱怎么花，是怎么把这个大金碌碡掰碎了。
老张问大连入的是什么道，大连卖关子地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老张不解，大连说，你怎还不开窍，就是一贯道嘛！
老张问一贯道信奉的是哪路佛爷，大连说是“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简化了说就是“无生老母”。老张说，一个老娘儿们家，不在家抱孩子，出来跳大神儿……
大连说无生老母可不是跳大神的，那是个救世济人的神，老母最近很忙，因为天有异兆，颐和园昆明湖旁边的铜牛眼里流出了血，鼓楼西南角每天下午冒黑烟，太和殿挑檐上的琉璃饰件“仙人指路”不翼而飞，潭柘寺后山洼里出了一只长角的长虫……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天下要大乱了，刀兵灾、瘟疫灾、饥馑灾、蝗虫灾接踵而来，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罡风，飞机飞不起，大炮打不出，天塌地陷，尸骨成堆，鲜血成河，明智者赶紧入道，受老母护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否则就难说了。老张说，那叶四爷这么大的家当也说完就完了？四爷、四太太也在“尸骨成堆”里头？
大连说，四爷这点家当算什么，溥仪溥大爷的家当大不大，现在照样众叛亲离，抛家舍业，蹲了外国的监狱，落了个面对四壁，一无所有的结局，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人家哪天不高兴，扔给一条白绫子，怹二话不敢说，就得乖乖儿把自个儿给人吊房梁上去。
老张是个胆小的人，一听大连的话立马就觉得世界末日来了，把门道的穿堂风认作了飕飕阴风，把树杈上的乌啼认做了最后的挽歌，他最担心的就是手里偷偷攒的大洋变不成房子和地，如若“血流成河”，他什么理想都完了。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老张在大连的撺掇下一块去了一趟东郊的东坝河，亲眼目睹了一回一贯道的“扶乩请仙”，佩服得五体投地，回来见谁跟谁说他见到了济公，济公还跟他说了话，问说什么了，老张拿出一张字条，说上头都写着呢。我们家很多人都看过那张字条，黄黄的一张纸，鬼画符般地描着几句“乩语”，说的是：
混混沌沌常如梦，今日翻然入道门。
共得横财共珠珍，禾苗久旱降甘霖。
且不说“乩语”的狗屁程度，只老张一遍遍的叙述便已经让人不耐其烦了。老张说他到了东坝河，一座清净的院落，三个十来岁的少年，少年们面目清秀纯净，分别叫做天才、地才、人才。堂上一盘精细的黄沙，众人围沙而立，在大连的引导下，老张给高处的无生老母牌位焚香叩头，报出自己的生辰八字，有人写了，传到坐在太师椅上的一个肥硕男人手里，一通仪式之后，便是扶乩请仙了。大连说这些仪式专门是为老张一个人做的，待会儿神仙下界也是专为老张一人而来的。老张就很感动，说最好能请下玉皇大帝来，玉皇权利大，能作主，说话算话，真要请下个牛郎来，屁事不顶，只知道耕地，那样的神跟庄稼人没两样。大连让老张不要乱说话，说谁来谁不来由不得凡人，过路的神灵成千上万，哪个不怕耽误工夫，愿意弯一下路就是哪个。
结果是济公来了，老张知道济公就是济颠僧，一个没有正经的疯和尚，心下便有点儿不满意，可又不能让疯和尚回去再换一个来，万一来个猪八戒还不如这个和尚呢，只好老老实实很紧张地跪在砖地上等着济公指明前程。眼见着三个少年进入了一种迷幻状态，眼神游离，动作缥缈，着实手舞足蹈了一番后，围着老张转了起来，一个圈又一个圈地，老张被扬起的尘土呛得只想打喷嚏，想的是济公大概有日子没洗澡了。转够了，三个人在沙盘前站定，焚香烧表，向半空扬洒清水，然后天才扶乩笔在沙盘上画字，人才推沙报字，地才抄写记录，一通忙活之后拿出了济公给老张的这篇乩文，老张对上面的解释一概闹不明白，只记住了“横财”两个字。
从那以后，老张日日盼着天上掉馅饼，地上捡金砖，入道交给点传师的三十块大洋心疼归心疼，却买了全家的安全和财路，当全中国都尸横遍野、万户萧瑟的时候，独独他们老张家还能茁壮地活着并且财源茂盛，这的确是件很占便宜的事。
大家都说老张上了大连的当，老张却执迷其间，说三十大洋买了全家十一口人的平安，不贵。
一贯道是敛财道，大连自当了点传师后如鱼得水，那些“乩文”都是他编出来预备下的，然后让“三才”背了，看人下菜，随机使用。平时收取了道徒不少的功德费、供果费、印书费、施茶费、月助费等等，要了老张三十大洋绝对是看在熟人面子上便宜了老张，关键是老张不羡慕神仙，不想超脱，只是想跟神仙对对话罢了，东华门有个卖估衣的庞二爷，托大连给他故去的爸爸在天上谋个混吃混喝、不干实事儿的位置，大连竟收了庞二爷五百现大洋……解放初期，“渡大仙”成了一贯道重要的“工作”，某点传师渡了600多大仙，骗了黄金六千多两，这么一比，大连还算好的。
大连被我们家划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来了几乎没人搭理他，就是我母亲面子那么软的人，也能搭拉下脸来，不冷不热地说出“叶家不信歪门邪道，以后少上门”这样的话。仆人刘妈说，这个大连哪，跟他的兄弟小连整个是俩性情，都是大姑奶奶的儿子，竟拴不到一个槽里去。
大连从不打听小连的事，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兄弟。同样，小连当了大官也没过问过大连的事，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哥哥。1966年，大连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在里头整整蹲了十五年，一天也不少。出了狱的大连老了，话也少了，我们家老七说大连的话在前些年都说完了，那时他的话太多，连坑带骗，终日嘴不闲着，人这一辈子说多少话，写多少字，吃几碗饭老天爷都安排好了，是有定数的，前头说够了，后头就没的说了。大连在胡同口给人修自行车，手艺不错，倒也自食其力。逢有人说他长得像某某大官，他也不言语。也有稍知道点儿底细的问他某某官是不是他兄弟，他说他姓傅，叫傅连泉，官儿叫××，差着姓呢。
据说大连和小连解放以后从未谋过面，大连出狱的时候小连却进了监狱，当时正赶上“文革”，大干部一般都得被关起来。小连后来全家被发配到外地，几年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哥哥大连已经故去三年了。
（五）
年轻时的小连除了爱姑娘，没什么大毛病。其实“爱姑娘”也算不上毛病，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十八岁的小连正如《柳堡的故事》里“十八岁的小哥哥”，少年英俊，风华正茂。
将小连带往江西，是我姑爸爸的主意，原因是高中毕业的小连在家闲着没事，把胡同口药铺佘掌柜的闺女小瑛子的肚子搞大了。三十年代还没有现在一套完整的计生措施，更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着的“无痛流产”的广告，那时候，肚子大了就是大了，想让它消下去是相当麻烦的事。
姑娘大肚子，在市井生活中丢人现眼不说，只那舆论就足以让当事者再无颜面活在世界上，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出嫁，谁造的孩子嫁给谁，以遮未婚先孕之丑。问题是“十八岁的小哥哥”自己还不能养活自己，姑爸爸家也无法再添上一个人的嚼谷，更主要的是老太太不愿娶个买卖人的闺女做媳妇，旗人自个儿穷，还看不起经商的。听说我父亲要上江西景德镇云游，走之前俩钟头把小连塞了来，明说是照顾舅舅路上的饮食起居，其实是“临阵脱逃”，躲避承担“孩子父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把那个叫小瑛子的姑娘闪了。小连还有些于心不忍，藕断丝连地眼泪汪汪，我父亲也说此做法不妥，但是姑爸爸说佘家是想借机会讹傅家一把，那个叫小瑛子的丫头，高颧骨，大嘴叉，一副妨夫之像，这样的丫头别说当太太，就是找丫鬟在相貌上也是犯大忌的。佘家是开药铺的，不愁找不到麝香、雄黄、巴豆一类打胎药，药铺里八仙桌前头的那个贼眉鼠眼的坐堂大夫，更是绝对有法子把姑娘肚里的孩子弄下来，小连一拍屁股走人，让那丫头死无对证，任是谁的孩子也说不清了，什么叫快刀斩乱麻啊，这就叫快刀斩乱麻！
姑爸爸的做派颇有老佛爷遗风，她老人家那一推六二五的观点，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小连不想走，还想跟小瑛子拉扯，姑爸爸说，你也就是眼前放不开罢了，走几个月什么都淡了。宫里珍主跳井的时候光绪也是痛不欲生的，殃打了一样地蔫了大半年，结果怎么着，还不是把她搁下啦！
小连极不情愿地跟着我父亲走了，想的是一半月就回来，却不想，两个月了，我那闲散的父亲还没走进江西。我父亲游游逛逛，走走停停，时而住下写生，时而寻觅古迹，时而拜访朋友，时而考证传闻，有时为塘里的鸭子停滞数日，有时为半座颓寺盘桓一天。沟里的野草、洗衣的女子、青黛的水牛、歪脖的老树，都成为父亲摹画的对象，他老人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说他是闲云野鹤，游荡散仙绝不为过。另一个不想急着回家的原因是怵头新婚的妻子--我的母亲，怕母亲跟他算帐，洞房之夜母亲那母夜叉般的疯闹，真的是让父亲害怕了，想的是娶了个温柔漂亮的美人，没料到是个任甚不吝的女武松，生米进了锅，刚点火，还没熟半截就撤火了，只能是一锅夹生饭。夹生的饭让人倒胃口，这样的饭能不吃就不吃，能晚点儿吃就晚点儿吃，跟我的怕打针一样，父亲把回家的日子一天天往后挨，自欺欺人地拖一天是一天。
行走中的小连却焦躁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友腹内的孩子在一天天茁壮成长，那实在是件让人揪心的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小连总处于魂不守舍状态，根本无心什么水牛和古庙。他在舅舅跟前装得没事人儿一般，其实心里的急火已经将他的五脏六腑烧灼得难以忍受了，他时刻想的是“逃跑”两个字，他随时随地寻找着往回跑的机会。
在汉口跑过一回，结果是把自个儿走丢了，没走到火车站却走到了长江边，看了半天大火轮，问人家往哪儿开，人家说上宜昌，他想宜昌是离北平更远的地方，他上那儿干什么呢？无奈肚子饿了，才想起身上没带钱，蔫头蔫脑地回到旅舍，我父亲的一幅《琴台知音》还没有画完，正嚷着让他的外甥到市场上去买糖藕。糯米糖藕也是他爱吃的，自然没有放弃的道理。浇了蜜汁的糖藕将他撑了个肚儿圆，除了上床睡觉，他哪儿也不想去了。
在赤壁他还跑过一回，他的舅舅在石壁前琢磨那红壁是真战场还是假战场的时候他溜了，他想，无论是真赤壁还是假赤壁，跟他都没有任何关系，小瑛子肚子里飞快成长的孩子才是他最应该解决的。但是刚跑到街上他就后悔了，原因是看到一个妇女带了个小男孩，那孩子正跟他妈妈哭闹，连蹬带踹，又喊又骂，撒泼打滚，整个一个滚地太岁，任谁拽都拽不起来。他想，将来他的孩子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如若这样，那怎么得了，自己还跟妈撒娇，怎可能接受这毫无章法的矫情，正思虑着，他的舅舅兴致勃勃地出来了，告诉他，据考证，这个赤壁是假的。
走到九江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小瑛子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的消息，父亲感叹药铺丫头气性太大，草率轻生，小连则恨不得一头扎进江水，追随小瑛子而去。父亲站在滚滚的江边，望着泪流满面的外甥，开导说，逝者如斯，去便是去了，不过早晚而已，浔阳江头是乐天送客之处，也是宋江题诗旧地，本就是个失意场所，风雨无情，落花满地，自是凄切愁苦，可是放眼四望，又别是一样风情，鸥鸟江风，天高水清，风雨无痕，江山如故，瞬间的儿女情长，瞬间的痛苦悲伤，不过是江水中偶尔泛起的一个浪花，随波而逝……
小连对舅舅空泛的安慰不以为然，独自在江边喝了不少酒却不敢提回转的话语，他知道，北平那块地界是回不去了，回去那一屁股屎他擦不干净！佘家的人在等着他打官司呢。
小瑛子上吊的那座药铺，若干年后我去看过。药铺改作了公交车的调度站，进进出出都是司机和汽车卖票的。那里也兼售月票，我上中学在西城，每次买月票都舍近求远地到“药铺”去，从那个小窗口里递进钱去，取出票来，一进一出，我仍能隐隐嗅到一股党参黄芪之气，这应该是小瑛子的气息。有一回借故询问月票的始卖时间，登堂入室地进了调度站，被一个胖娘们儿很不客气地推了出来，说是“金钱重地”，不能随便进入。我则更不客气地说，你们这里一股药味，谁爱呆呀！
胖娘们儿“高颧骨，大嘴叉，一脸妨夫之相”，活脱一个小瑛子转世，听了我的话她使劲吸着鼻子说，什么药味？我看你这孩子是有病！
我说，你才有病！以前你这屋里有人上过吊！
胖娘们儿说，呸！呸！呸！
（六）
父亲领着他的外甥来到了景德镇，这是他们行程的终点。
爷俩住在珠山的一座庙内，父亲在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曾提起过庙的名字，可惜被我忘记了，或许叫白云寺，或许叫临江寺，2008年底我寻访父亲的踪迹来到景德镇，无论是“白云”还是“临江”则一概没了踪影。当地朋友说，景德镇医院的前身就是一座寺庙，你父亲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可知，我说在哪里居住现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父亲和小连的人生岔口，是他们分道扬镳的地方。
之所以落脚寺庙，是因为寺院住持一明曾经是父亲在日本留学的师弟，一明本来是学化学的，不知怎的回来当了和尚，晨钟暮鼓，念佛烧香，把个氢氧结合，酸碱变化全扔进昌江水，让它们回归自然，顺波逐流了。庙有两进院落，后头有僧房，除了住持一明之外还有一个叫广智的小头陀，广智还没有受戒，顶着一脑袋硬扎扎的头发，在庙里充当打杂的角色。因为是附近邓家岭人，家里还开着三座窑场，当和尚不是自愿，是替他祖母还愿，原来他们家没儿子，老太太到庙里烧香许愿，说佛爷若给家里送来俩孙子，她便把其中一个送到庙里伺候佛爷。结果他们家一连生了四个男孩，老太太不能食言，挑了一个老三给佛门捐献了，就是广智。广智把个和尚当得有一搭没一搭，时不常地往家跑，他对烧窑比当和尚兴趣更大。
我父亲和小连住在东配殿，广智和厨房的李居士在西配殿，一明单独住在大殿的西套间。景德镇的窑场近百个，父亲每天到瓷器街和窑场上转悠，体味“陶阳十三里”的繁华和“火光烛天”、“四时雷电”的壮观。阴天下雨不出门，就跟一明聊他们在日本学校的事情，说到高兴处还要唱，唱日本歌《荒城之月》和《樱花》什么的。中国的和尚用木鱼打着拍子唱外国歌，成为珠山的风景，好在日本的歌曲多和念经差不多，别人听了也觉得很好。一明自有他的一帮信徒，信徒们隔三差五就送来东西，说是供奉佛祖，其实是送给和尚的。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景。庙虽小名声却很大，留过学的和尚自然比一般土著道行更深，特别是一明唇上留的两撇小胡，更让女信徒门倾倒，你细看大殿后头的文殊和普贤，嘴上都有蚯蚓一样的两撇胡，所以一明嘴上的胡子便显得自然而地道，十分的正宗了。李居士的厨艺一般，把给庙里做饭看作了一种功德，一种修行，清素的饭食简单素朴，除了米饭便是米粥，菜是坛子里的腌小红萝卜，偶有滴几滴菜油的炒洋芋也要等到某位佛爷的生日才能操作。我那位美食家的父亲自然受不了这清苦，常常的下山到街上去寻觅好吃的，七拐八拐竟找到了一个小馆，店主是杭州人，做卤肉的，在父亲的要求下竟也能将“西湖醋鱼”、“杭州酱鸭”做成“昌江醋鱼”、“景德酱鸭”，并且味道还不错。父亲像鲁智深一样将鱼和鸭用荷叶包了带进庙门，一明对此并不反感，夜晚还要与老同学对饮于庭院的菩提树下，闲聊至月上中天，达到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用一明自己的话说他是“修心不修嘴”。
如同来时途中的水牛、古庙、鸭群、野草，景德镇的一切在父亲眼里也皆是优美，闲暇中画了院里的葫芦架，画了来送豆腐的邱二姐，画被广智拿回家去，让人临摹了，烧在了瓷器上，釉下青花葫芦笔筒、粉彩二姐美人梅瓶，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惊喜，于是知道，他的画原来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与原作相比，更精彩，更鲜活，更具生命力。由此父亲日日要画，不是在纸上画是在瓷坯上直接画，在广智家的瓷窑里，我父亲光着膀子画画，然后烧成一件件美瓷，这过程简直是不可言说的美妙，窑变的意外让画作增添了空灵和神奇，让他着迷其中，景德镇实在是他钟情的，乐不思蜀的地方。后来经一明介绍，父亲和镇上的磁画名流“珠山八友”有了来往，八友中有前清秀才邓碧珊、有不与政府合作的徐仲南，有擅长画江南小景的金农和以人物画著称的王琦等等……大家都知道叶四爷在画界的名声，知道他与徐悲鸿在北平筹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事情，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父亲在景德镇如鱼得水，有吃有喝有朋友有事干，日子过得充实而不寂寞。至于家里搁置的新太太，至于那场娶亲引起的风波，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晃数月过去。
小连跟广智自然成了一对搭档，小连在广智的引导下钻遍了景德镇的角角落落，什么三角井、斗富弄、莲花塘、十八桥，对各处很快门儿清，如同熟悉故乡的东四牌楼、西四大街，闭着眼睛也走不丢。江南的清秀和暖，江南的滋润富饶，江南女子的俊秀可人，让小连快乐极了，那个不久前因他而悬梁的小瑛子只是偶尔地在他的梦中掠过，模糊又含混，不是浪花，连波纹也不是了。他母亲的话真是至理名言，“走几个月一切都淡了”。
父亲对我说他在景德镇遇到过红军，我认为是父亲记错了，我们学过党史，30年代红军大多在井冈山，在江西的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活动，跟景德镇关系不大。但是父亲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确在景德镇和红军有过接触，并且说红军的官长姓孙，人称孙团副，团副的独立团指挥部就设在庙的前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