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进出庙宇的军人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年龄都与小连和广智相仿。没一个礼拜小连就恋上了部队的女兵吴贞，跟在吴贞的后头，狗一样地追着跑。吴贞比小瑛子有意思多了，痛快果敢，飒爽漂亮，像京戏里的樊梨花，跟樊梨花比，小瑛子顶多像个秦香莲。
小连是个情种，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得有个人爱，情感不能有空缺，我想这大概也是他后来频频地变换夫人的原因。不算死了的小瑛子，小连先后有过四任妻子，有的是离了，有的是牺牲了，四任妻子给他生了一大帮孩子，个个都是鼻孔朝天的“革命干部子弟”，到我们家来看我父亲都带着降贵纡尊的范儿，到了“文革”初期，有两个还来造过反，说我父亲在江西阻挡他爸爸参加革命，罪大恶极。后来他们的爸爸被关了，“干部子弟”便再不来了，一个个都老实了。
我对父亲与革命的失之交臂十分的不理解，父亲对此却很坦然，说即便当时知道红军后来要坐掌江山，他也不会跟着红军走。我说那就是对红军有看法，对红军有看法就是对革命有看法，就是落后，就是反动，可悲极了。父亲说他对红军没有反感，都是些很执著的年轻人罢了，父亲把打仗看作了小孩子过家家，就像我的哥哥们院里院外地跑，玩“官兵抓贼”，不同的是红军“官兵抓贼”的场地扩大了，人数增加了。我问父亲谁是官兵谁是贼，父亲说“调换着来”，谁抓谁是看运气，角色是随时转换着的。我说人家小连怎地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父亲说小连是没有退路了，小连不敢回北平，小瑛子的命案在等着他，那个狐狸精一样的吴贞紧紧地勾着他，他的魂魄早随着吴贞走了。
这样说小连参加革命的动机一点儿也不纯，非但不纯，让人看着还有点儿那个……我是没有机会问小连，若有想必他的回答一定是“建立苏维埃，解放全人类”一类的冠冕堂皇，他会将许多细节抹去，使他的革命变得神圣化，笼统化，这是他后来一贯的把戏。
我在五十年代见过吴贞，她到我们家来是了解小连参加革命前的一些情况，就是了解小连和小瑛子的情况，那时候她正准备和小连复婚。吴贞长得像电影演员，像《渡江侦察记》里头的地下党江四姐，我一直怀疑电影里的那个南方女船工就是照着她的模样选的，抑或就是她演的，尽管她说她从来没当过演员。吴贞跟我的父母说话使用的是“你”，不是“您”，我看见母亲背过脸去悄悄地皱眉，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应对。为了报复，我对这位干部表嫂也不客气地称呼了几声“你”，立即遭到母亲的呵斥，母亲让我在表嫂跟前不能这样你我他仨的没规矩，得将表嫂称为“您”，我反驳说表嫂也不是长辈，她跟我的几个姐姐没有区别。母亲和我的话是说给吴贞听的，可惜的是她竟然没听懂，一张嘴还是“你、你”的。吴贞走了以后父亲说，你们在客人跟前敲边鼓，这样不好，吴贞是南方人，南方人不讲这个，他们即便见了八代以前的老祖宗也只会说“你”。
母亲说，也就是碰上我罢，要是遇上老姑奶奶，挑礼儿的地方多着呢，这婆媳俩有戏唱。
我说，姑爸爸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还不如娶小瑛子。
吴贞跟人说话的口气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她在队伍里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当年她提着一桶墨汁到庙里来找小连，命令小连到街上去给红军刷标语一样，也不管小连愿不愿意，就把任务派给他了。小连对往墙上刷标语没有信心，我父亲也认为小连干不了这差事，以小连那狗爬一样的字，绝上不了景德镇的墙面。父亲不知道小连往墙上刷标语是当之无愧的，吴贞为什么不刷呢，因为吴贞根本就不认字，她的出身是南塘湾的童养媳。
事实上，景德镇当年那些“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吃饭当红军”的标语都是父亲替他的外甥写的，精于书画的父亲将标语写成了工整的柳体正楷，构体严谨，刚劲有力，体现出他多年临《玄秘塔碑》的功力。父亲在写标语的时候，围观者甚众，老百姓不懂什么《玄秘塔》，可是看得出好坏，大约也是初次见识如此精湛的书法，人群中不时有喝彩者，“好手艺”、“好唰溜”、“好笔力”的夸赞在父亲的背后此起彼伏，让父亲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在京城之地，在各种场合，他当众挥毫的机会不少，却从没有过如此酣畅淋漓，如此气势磅礴，如此唱大戏一样地被人叫好。父亲的感觉好极了！
晚上，孙团副端着自己的碗加入了父亲和一明的饭桌，一碗稀粥，两块咸菜，团副的伙食跟和尚的不相上下。父亲跟前的荷叶包里有饭铺“金满楼”送来的卤肉和红烧鱼，是白天“金满楼”老板见了父亲的字，十分仰慕，特意送来的，想让父亲给“金满楼”换个名儿，写块匾。本来一明跟父亲吃得正香，一见孙团副上了饭桌，筷子便再不往肉上伸了。孙团副很自觉，也不吃包里的菜，父亲知道他馋，把包往他跟前推了推，又被他推回来。父亲说，你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不是针线。
孙团副想了想说也是，便不客气地夹了肉搁自己碗里了。
外面窑场炉火正旺，有火龙之地的景德镇夜晚一片红光，在红光中孙团副正式提出让我父亲跟着他干，说队伍中特别需要我父亲这样的文化人，说红军的不少领导都是留学外洋的有识之士，不是反动派宣传的“乌合之众”，更不是土匪。我问父亲当时是什么态度，父亲说他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喀喀地说不出话，难受极了。我认为父亲绝对是装的，当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的表现竟是“鱼哽在喉”……父亲太软弱！
孙团副是聪明人，说我父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临时办个教写字的美术班，将来部队再写标语也不愁没人。父亲想起在北平办国立艺专的事，都是教美术，教谁也是教，就答应了。孙团副很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连声叫同志，说父亲以后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了。我父亲很矜持，说临时帮帮忙罢了，他离革命还差得远。
父亲的美术班不像在北平艺专那样有教学大纲，那样正规，依了团长的要求是实用性质的，学员从连队里挑选，全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教这些目不识丁的兵写美术字，也算开创了教学史上的先河。我想，景德镇地区是没有红军标语留下来，若有，一定是工整的柳体和精致的美术字，有别于其他任何苏区的标语。这当与父亲和他的美术班有关。
父亲回忆，三十年代红军在这一地区待过大半年，大半年中，父亲为这支部队培养了不少美术骨干，可惜，到后来存活下来的竟无一人。这段历史除了小连以外几乎没人能给他证明，可就是小连也早对这件事“记不清”了，没能给我父亲写出一份完整的证明材料来。
红军的撤退是突然的，傍晚，吃过饭，镇上的人都聚集在昌江边的场子上看戏，是外地来的班子演的《窦娥冤》，正戏开演之前加了武打的《三岔口》，当地人看《三岔口》比看《窦娥冤》上劲，主要是欣赏那场精湛默契的打斗。我父亲和孙团副也坐在人群中看戏，台上穿白衣裳的武生任堂惠和穿黑衣的武丑刘利华凭借一张小桌打得出神入化，难解难分，博得众人一阵阵惊呼。父亲对身边的孙团副说，你的仗要是打得这般天衣无缝就好了。
孙团副说，台上这场打，都是在下头比划好了的，一招一式都是固定的，现实的仗不是这种打法。
父亲说，打仗也有种艺术性在里边。
《三岔口》演到最后，开黑店的刘利华被任堂惠杀死，孙团副高兴地对父亲说，光明终归要战胜黑暗，革命终归要战胜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我父亲说，这戏得改，谁光明谁黑暗不能从衣裳上分，刘利华未必是坏人，任堂惠是禀了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发配的焦赞，在三岔口遇到刘利华，才有此一打，假如把戏改成刘利华也是杨家将这边的人，双方一场误会，最后握手言和岂不更绝妙！
孙团副说，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和“绝妙”，当然也有“绝妙”，那是把对方打死了，自己还活着……
孙团副有孙团副的战争逻辑，父亲有父亲的艺术规律。若干年后，京剧率先将《三岔口》刘利华的身份改为了“自己人”，以皆大欢喜的结尾闭幕，孙团副的那场“战争”也与起始有了很大改变，让人感慨万千。
《三岔口》还没演完，江对面的旷野就响起了枪声，呼啦啦队伍就开始集合往东南撤了，小连匆匆跑来，帮着我父亲收拾行李，父亲说他不走，他还要喝一明和尚的粥。小连说部队转移是刻不容缓的事，没有喝粥的工夫。父亲说广智家窑里还在烧着他的粉彩花蝶八角薄胎碗，那碗是他倾了很大精力画的，烧成了将是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
父亲劝小连不要跟着瞎起哄，说红军是干正事的，是把打仗当职业的，小连裹在里头只能给人家添乱。小连说，我怎么是瞎起哄，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
父亲说，你那不是理想，是想法，你是想跟吴贞摽在一块儿，不分开。我告诉你，你要是像唬弄小瑛子一样唬弄吴贞，红军一准得把你毙了。
小连说，您在景德镇这些日子竟然没悟出些中国进步的大道理，亏了人家还管您叫同志呢！
父亲说，同志是什么，同志就是朋友，我跟孙团副是同志，跟一明也是同志，跟镇上的“珠山八友”还是同志，不跟着红军走就不是同志了？
小连说，不管您走不走，反正我要走。
父亲说，下月就回北平，你得跟我走，要不我回去没法跟你娘交代……
正说着，勾魂的吴贞来了，一把扯住小连就往外拽，小连说还得带上舅舅。吴贞说，革命的同路人好做，革命的分子难当，组织正在考验你，你不要让大家失望！
父亲才知道他的外甥加入了“组织”，他真后悔净顾着画画，对小连疏于管理了。
小连被吴贞拉走了，父亲追出庙门，任是怎么喊，小连也没有回头。父亲急得直跺脚说，这孩子……这孩子……不听话！
一明在父亲身后念了句：阿弥陀佛。
父亲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广智没走，李居士没走，你没走，我没走，偏偏的他走！
一明说，这就是缘分了。
（七）
广智家的窑烧得跑了气，百十件物品全成了不伦不类，父亲盼望的那个粉彩薄胎碗变做了灰不溜秋的妖魔鬼怪，让人丧气。一明动员父亲回北平，说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江西局势要乱，有仗要打，还是早早躲避为是。父亲说要回也得把小连带回去，全须全尾地领出来了，就得全须全尾地领回去，他不能把外甥丢在这儿。
可是到哪儿去找小连却又不知道。
红军刚走，白军来了，我父亲当众写过标语，彼时的张扬得意成了此时的罹难证据，被抓是必然的。景德镇的人随着红军走了不少，也被白军关了不少，很多人当场被枪杀在江滩，这其中也包括广智。广智是在父亲对面被枪杀的，没有什么实质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小连关系密切，小连走了，他在劫难逃，没有道理可讲。父亲看到了广智那张因恐怖而变得青黄扭曲的脸，看到了广智无助绝望的眼神，看到了子弹在那张脸上穿透炸裂而崩起的牡丹一样的血花，看到了一个灵动鲜活的身躯重重地摔在卵石上刹那成为尸体……血雨腥风，江水呜咽，我相信那种撞击对父亲是永生难忘的，或许此刻他才明白了孙团副“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事情”的真正含意；或许他也明白了自己在九江劝慰小连“瞬间的痛苦悲伤是江水里翻起的浪花，随波而逝”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父亲跟我讲述这段场景时很明显地添加了他自己英勇无畏的精神，说他“每临大事有静气”，“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就是那么静静地站着，冷冷地看着……但是我相信，父亲当时的脸色不会比死了的广智好看。
我问敌人为什么没把他也像广智一样处决了，父亲说主要是他身上那件月白地四合如意天华锦丝绵袍和多钮巴图鲁坎肩救了他，天华锦是宫里端康太妃给我祖母的赏赐，产自苏州，专用贡品，乃锦中杰出之作，这样的衣裳，别说江西，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件。父亲不凡的穿戴表明了他不凡的身份，谁也不敢轻而易举的把一个“四合如意天华锦”崩了。
父亲被关在了景德镇北部婺源晓起的一所宅院里，硕大的三进院落破败得荒草丛生，墙倒屋塌。关父亲的小屋是阴潮的茅房，地面洼下，卑湿难耐，地上一踩冒水，墙上生着厚厚的苔，墙角爬满潮湿的虫子，这让他感到不适。风雨袭来，凝阴不散，父亲坐在冰凉的地上，万念俱灰，一筹莫展，只是等死。北京城里富贵荣华的八旗大爷，飘逸倜傥的世外闲人成了阶下之囚，精馐美酒，曼声长歌之际，飞鬺传茗，诗酒文晏之余，何曾想到现在？什么话也别说了，只怨自己老来张狂，彰显什么“玄秘塔”，表演什么“柳公权”，福祸无门，惟人自招，跟那些兵有理也是讲不清楚的，拉出去枪毙是早晚的事，堂堂的艺专教授竟然做了荒蛮之地的孤魂野鬼，归路迢迢，不但是小连回不去了，连他自己也回不去了。
父亲说关他的人大概把他忘了，当时局势的混乱比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还迅速嘈乱，他说，根本没人理他，也不过堂，就这么一天天耗着，他隔着窗户嚷嚷也没人理，每天有一个老汉送进来点吃的，有时是块煮南瓜，有时是碗糙米饭。父亲问有没有咸鱼干佐饭，老汉说他打生下来就没见过咸鱼干。父亲问这里是哪儿，老汉说是婺源江家的老宅。父亲感叹，自己竟以这种身份到了两淮盐运史江人镜的府上。江人镜曾在京城满族子弟的“觉罗官学”中任镶白旗的汉学教学，兼管中外通商事务，外固邦交，内存国体，是个让人敬重的人物。江人镜字好画亦好，人品亦佳，和我们的祖父是莫逆之交，去南方任湖北盐法道之前也常到我们家里走动，那时父亲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祖父拿着儿子临摹的《玄秘塔》让江人镜指教点拨，江人镜说，形似神亦似，就是缺了些寂静与深沉……
缺少寂静与深沉的柳体字，写在了景德镇的大街上。人家的评论准确极了。
关押期间，父亲的腿长了“臁疮”，溃烂流水，痛痒难耐。“臁疮”的名字我是从父亲那儿听来的，究竟是哪个字，至今不晓，在京城的生活中也从未听过谁谁得了“臁疮”一类的话，但是我从父亲双腿那些永远不退的漆黑疤痕上，足可以想象出他当时病情的严重。
大约关了月余，一个自称姓方的连长将父亲提出茅屋，没有多余的话，只是让“滚”，其时父亲已经走不了路了，坐在江家堂前的台阶上只是发抖，他在发着高热。来接父亲的是一明，这位不离不弃的同学兼和尚为了我父亲冒着危险多方奔走游说，终于才有了现在的结果，可谓高山流水，和衷共济，真乃一生一死知交情也。方连长从一明嘴里知道了我父亲的来历，便要求父亲在离去之前为他写一幅字，一明问他写什么内容，连长说就写“升官发财”，直接又痛快。没有桌案，就铺纸在地上写，可以想象，重病的父亲，趴在地上，哆嗦着，用清峻孤傲，如圭如章的柳体，写下“升官发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2008年冬天，我来到了婺源晓起村，村里有三座江人镜建造的宅院，“荣禄第”、“进士第”、“大夫第”，都经过了现代人的修茸，变得威严整齐，排场光丽，三进二天井，三步金阶，官厅厢房，画栋雕梁，接待着往来不息的游客。我不知道父亲是趴在哪间屋的地上写字的，也找不到关押他的茅房，正如父亲所说，一切如浪花，随波而逝，远了……
最终，我父亲还是和小连见了一面，就是在婺源那个送饭老汉的家里，老汉和红军有什么瓜葛不便打听，但他找来了小连是千真万确的。小连很黑很瘦，眼睛炯炯放光，几日不见如同换了一个人。我父亲比小连更黑更瘦，靠在床上别说手势动作，连话也说不出了。小连一见我父亲就哭了，说舅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竟然不在跟前，实在是不孝顺极了，将来回家愧对他的母亲和舅妈……我父亲还是劝小连跟他回北平，小连说他既然参加了红军就没有半途而退的道理，他要跟着共产党一条道走到底，干一番揭天掀地的事业，等革命成功了，他一准回到北平跟他妈好好过日子，天天吃炸酱面。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像吴贞那样的女子北平有得是，小连若愿意他可以到艺专的女学生里去挑。小连说他也不完全是为了吴贞，他现在的目标大得很，眼光也大得很，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地球有多大，共产国际就有多大，中国革命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能加入其中是他的幸运。我父亲觉得小连现在离他是越来越远了，把这个正在革命热头上的外甥拉回去似乎根本不可能，便闭了眼睛再不说话。小连说他不能多待，要急着赶回去，临走从兜里掏出一封写给他母亲和奶奶的信，言明他自己要干别的事情去了，暂时不回北平，这一切跟舅舅没有关系。
总算是为父亲做了开脱，小连知道要不写这封信，他妈得把舅舅吃了。
小连要趁着夜色走了，临行拉着我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撒开，彼此心里都明白，这一分手，大概就是生离死别，再无缘相见了。外面起风了，初淅沥以潇洒，渐而飒飒，风声中可以听到小连越来越重的喘息，充满亲情的此刻，彼此的心都变得细腻而柔软，父亲的手用了力，想的是外甥会最终改变主意。
门外有人咳嗽，小连抽回了手，抹了把眼泪，低声说，舅舅，我走了。
父亲挥了挥手，小连走出几步又回身俯在我父亲的耳边说，吴贞肚子里有了……
父亲说，是吗，你不能让她再上吊。
一个月后，父亲拄着拐杖能起床了，在一明的护送下离开江西，辗转向北方移动。因为战事，几次困顿道途，流离沟壑，几次出入锋镝，出生入死。沐雨栉风，奔波日夜，历时近一年，终于回到北平家中。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已经掌管了叶家的一切，她从一明和尚手里接过了骨瘦嶙峋的叶四爷，用自己的肩牢牢地扛住了即将倒在台阶前的丈夫，滚烫的洗澡水，温热的南炕，干松的衣裳，熬得起皮的小米粥，恍惚中的父亲明白，到家了。眼前这个体贴周到，美貌干练的妇人就是他的太太，是将与他白头偕老的妻子。
真好！
我的父亲在北屋的南炕上整整躺了六个月，溃烂的双腿在名医彭玉堂的医治下总算收了口。这期间，他在小炕桌上详细记录了江西之行的始末，取名《陶阳窑变》，要不，我也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一明和尚在北平没有停留，将父亲送到就立刻返回江西了，还住在那座庙里，贝叶蒲团，青灯古佛，长参寂静，了却余生。李居士还在，还做着粗淡的茶饭，只是广智走了。
我的父亲江西一行撞进了革命怀抱又撞出来了，让人很遗憾。母亲的观点不同，说我父亲若是跟着小连走了，未必能有今天，没听小连说么，他的战友十个没留下一个，他能活下来是侥幸。父亲若没有“侥幸”当然就不会有今天的我，能到人世上走一走是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么一想，我又不遗憾了。
（八）
北京解放第二年大连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反动一贯道分子”，判刑十五年。政府在那几年挖出了一贯道300多“祖师”，104个“皇帝”，这些人敛财无数，害人无数，让人憎恨。那期间我还跟看门老张到东四“蟾宫”电影院看过一场政府拍摄的电影《一贯害人道》，揭露一贯道的骗人勾当，电影里的场面阴森恐怖，吓得我半宿睡不着觉。老张比我吓得还厉害，他参加了一贯道，还交了保命钱，他怕政府把他也抓走判刑，要那样他就见不着老婆孩子了，比月亮上砍树的吴刚还惨。万幸的是政府没理会他，只让街道积极分子找他谈了一回话，登了记就算完事了。老张得了便宜卖乖，说一贯道还骗了他的钱，他绝对是受害者，没想到政府竟然从一贯道道首退赔的款项中，把老张的钱发还了，合算老张一点儿亏也没吃，当着街道人的面使劲喊“共产党万岁”。
小连是1951年回到北京的，到我们家之前回去看望了他的妈，我想小连回家的路上自然要路过胡同口的药铺，不知他从药铺门口过的时刻会不会想起小瑛子，那毕竟是他的初恋，是有过爱情结晶的。小连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大连的命运，姑爸爸说小连薄情寡义，全没有手足之情，走了这些年整个变了个人，儿子不是儿子了，变成了一块铁板，她的那些孙子孙女自然也不是孙子孙女了，都是些靠不到跟前儿的野猫。老太太拒绝到小连那“樊笼”一样戒备森严的官邸去居住，仍旧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过着炸酱面、炒黄豆疙瘩丝的平淡日月。小连拗不过他妈，只好让人把房拾掇了一遍，安装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五十年代初，有抽水马桶的人家没几户，我每回到姑爸爸家去，她都逼着我撒尿，把水箱的水拉得哗哗的，显摆他们家厕所的干净方便。小连每月孝敬的钱，姑爸爸都用手绢包着，仔细地收在箱子里，等我撒完尿就拿出来给我看，说这些钱足够她和大连将来过日子用的了。我让她存银行，她说银行不如她的手绢保险，想什么时候看了就什么时候拿出来看，搁银行哪有这方便。姑爸爸一边骂小连没情义一边又夸她的小儿子是公家的人，小儿子的官位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拨什户”，按过去朝廷的说法，她儿子至少是个一品大员，共产党不兴封妻荫子，搁有皇上那会儿，以小连的爵位，她封个一品诰命夫人也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她还能申请皇上的旌表，立牌坊，以她这孤儿寡母地拉扯孩子，赡养婆婆，把儿子培养得这么有出息，在胡同口立个牌坊是绰绰有余的。到了老年，姑爸爸的思维有些混乱，闹不清各种关系，她还活在过去，活在自己认定的世界里。
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赦犯人，大连不在其中。为这个我和父亲到小连家里去了一次，那是我第一回涉足“干部子弟”们的居所。首先门卫让我们登记，再用电话跟秘书通报父亲和我的姓名，等了半天里头才出来人领我们进去。这种做法对父亲和我来说不异于一个下马威，就像戏台上犯了错误的下级见上级，抓来的俘虏见对方长官要报名而入一样，让人心里很不受用。我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感觉，父亲说我太过敏感，其实我知道，父亲比我还敏感，他不说就是了。
小连的住所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树小房新，不中不西，庭园当间不伦不类地站着座假山，北屋窗前修了座怪模式眼的喷水池，一切都不合章法。进到正屋，应该算是客厅吧，内里竟是空空荡荡的，墙上没有字画，窗前没有花草，除了一个长沙发，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那个沙发跟我们家嵌螺钿的太师椅比，也绝对差着档次，有匆匆忙忙刚从仓库里拉出来的感觉。小连屋里的每样家具都用白漆涂着编号，桌子椅子凳子甚至连洗脸架子也在显著位置描着数字，大煞风景！后来我才知道，标了字码的东西都是公家之物，不属于小连自己，就是说小连革命几十年，没给自个儿挣来一套桌椅板凳。
却挣来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分别叫做遵义、延安、柏坡，如果加上他们家夭折了的井冈、吴起，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我们去的那天延安和柏坡在家，见了父亲和我也不叫，只是瞥了我们一眼就出去了，居高临下的态度显而易见，好像我们是没有觉悟的下里巴，是死乞白赖上赶着巴结的穷亲戚，他们能让我们进门实在是高抬了我们，我们应该受宠若惊，应该感恩戴德。其实我们是为大连的事情而来，大连是他们的亲伯父，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不过是旁门外姓，不是看在姑爸爸份儿上，我们完全可以撒手不管，这些人连远近高低都分不清楚，一帮混蛋！
那天小连急着要去开会，让父亲有话对吴贞说，看来两个人早已复婚了，吴贞的派头很大，穿着蓝呢子衣裳亮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衣领子朝外翻着，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有点儿小人乍富的装模作样。吴贞坐在沙发上，迭着二郎腿，往后仰着，向沙发后背张着胳膊，全没个坐像，这让我羞于抬眼睛看她。表兄小连当初为什么看上了她，真让我匪夷所思。父亲说了大连的事，吴贞哼哼呀呀地打着官腔，言之无物。父亲说他知道，大连的罪过是货真价实，定过案的，不好提前释放，能够进入大赦名单也必有多方面因素存在，只是希望看在姑爸爸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料的情况予以宽恕。吴贞先是面无表情地听着，继而瞪着父亲说，怎能说是“无人照料”，我们家是按月给了钱的，你说这样的话把小连摆在了什么位置？
父亲说，老太太身边真是没人。
吴贞说，接过来了，她不住，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勤务员上细管胡同伺候吧！
父亲说，我姐姐是个生性刚强的人，轻易不朝谁张嘴，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
吴贞说，我们难道就不刚强了？我们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旦得有一点儿不刚强，也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父亲说，你说得对，但大赦是个难得的机会不是……
吴贞说，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没有为个人的事跟国家提过什么要求。大连是大连，小连是小连，他们是两个阵营的人。
谈话没有任何结果，我很快看出了，吴贞对大连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大连对这个革命的家庭来说是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大连的关押与释放跟他们家没有一点儿关系。
作为长辈的父亲端直地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拐杖拄在胸前，像一个被接见的下级，在外甥媳妇跟前表现着他的谦恭和教养，他的规矩和风度，不过这一切全是白搭，对方不接招！
我更惨，连座位也没有，站在父亲身后，像个丫鬟。按关系，我是小连的嫡亲表妹，是吴贞的小姑子，自然没有站着的道理，可是吴贞压根就没想起我的身份，就没有给我“赏”个座儿的意思。
吴贞让上茶，穿军装的勤务员端来了茶，一般的白茶碗，没有盖也没有托，不讲究得厉害。依着老北京看茶送客的习惯这是让我们走的信号，但我相信女干部吴贞绝没有这个想法，她不懂这一套，她想起什么时候上茶就什么时候上茶！父亲有些尴尬地站起了身，尽管吴贞仍旧在说着挽留的话，我们还是向门口走去。可能吴贞到了也没弄明白，我们说着说着怎的就突然告辞了。
都是那碗茶闹的。
吴贞站在门槛里面，隔着门跟父亲握手道别，让我们过端午节时到他们家来吃粽子，说江西老家给送来了新鲜竹叶和上好糯米，她们老家的粽子是出名的好。吴贞的态度不能说不诚恳，父亲礼貌地应承着，显出了老北京人的矜持和礼数，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来的，我也是不会来的，我们把那些邀请当作了寒暄。吴贞终归没有走过那道门槛，按规矩她应该把丈夫的舅舅送下台阶，站在二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去，可是她没有，我们还没走到二门口，她就早早转身进屋了。至于小连家里的那些“革命史”们，则一个也没露面，他们都端着架子，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屑出现。我和父亲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草芥一般的人罢了。
我似乎明白了姑爸爸为什么要坚持一人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也似乎理解了父亲当年为什么要坚持回来的原因，这里面有些很是说不清的东西，是一种感觉抑或是一种距离，是一种差异抑或是一种文化……尽管这两种不同在慢慢向一起靠拢。
1959年国庆节，我陪姑爸爸到监狱去看望大连，大连跟小连长得很像，说他们是双胞胎也没人不相信。能说会道的大连见了她的母亲也没多少话，只是攥着他母亲的手不撒开，孩子一样张着嘴等着他母亲把剥了纸的糖往他嘴里放。姑爸爸说细管胡同的小院她永不会放弃，她在小院里等着大连出来，十年、八年她都等，她的身子骨还硬朗，也有钱，将来娘儿俩有好日子过呢……大连把光光的脑袋扎在姑爸爸的怀里，半天半天没有抬起来。
那天下午，监狱里开国庆联欢会，有大连的节目，他演的是京剧《三岔口》，他扮演里面的武丑刘利华。版本自然是改过的，戏里头的刘利华已经变成了好人。我问姑爸爸这出戏为什么叫《三岔口》，姑爸爸说是以地名定的，刘利华开的黑店就在三岔口。
我想，三岔口是三条道路的相交点，三条道路，戏里的人物似乎少了一个，大连、小连，加上我父亲正合适。
逍遥津
汉献帝：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
我恨奸贼把孤的牙根咬碎，……欺寡人好一似猫鼠相随。
――京剧传统剧目《逍遥津》
（一）
在我父母的婚姻中，状元刘春霖固然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另外两个人，我的七舅爷和父亲的同学王国甫更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没有他们，状元提的亲事便不能实现，按事实说，状元只是个牵头的，具体参与细节操作的是七舅爷和王国甫。七舅爷是一个两面都说得上话的人，也是凑巧，他一生从未给人保过媒，只这一桩，还成了。他对这桩婚事感到特别满意，他为一个穷丫头改变了人生轨迹，从贫穷到富贵，这样的情景只有戏曲里才会出现，我的母亲和母亲所生的子女们应该感念他一辈子。比如我，若没有七舅爷的周旋，不会是大宅门的小格格，很有可能成为炸开花豆老纪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混迹于推车卖浆者流之中，穿梭在摊贩伙计众人之间，最好的前程不过是当个绒线铺的内掌柜的。
七舅爷和他的儿子青雨在北京是两个很精彩、很出名的人物，跟老北京上了岁数的人一提钮古禄钮七爷，没有不知道的；跟老北京人一提男旦钮青雨，也没有不知道的。可惜，今天知道这两位的老北京已如凤毛麟角，这两个人早已淡出了北京人谈论的话题。我这两位亲戚，前后脚走了，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他们却活在了北京的记忆中，活在了亲人的追念中。
我没见过七舅爷，也没见过青雨，他们的事是从父母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串连起来的，仅这不完整的讲述，便已经让我震撼，让我感动，让我有紧紧拥抱他们的冲动。我认识七舅爷的女儿大秀，大秀比我母亲长寿，七舅爷成就了他的外甥女，我母亲的婚姻，却忽略了自己的女儿大秀，以致大秀终身未嫁，到死仍是个未出阁的老姑娘。大秀活到了九十岁，前年病逝于北京。病榻上的大秀身边没有亲戚，她这个年龄当然也没有了朋友，破旧小院，孤寂悲凉，每天相伴的就是窗外枝头跳上跳下的麻雀。我的探望让老人欣喜，她说我长得像母亲，我的母亲如果活着，应该是九十八，比她大八岁。大秀属于无依无靠的五保户，以前还能做补活养活自己，后来手脚不行了，才向街道提出五保申请。街道安排她住到养老院去，大秀不去，说她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走，她会走得很快，不拖累人。寂寞中的大秀头脑清晰，记忆清楚，她跟我说了她父亲和兄弟的不少事情，让我认识到了我母亲那个家族的另一面性情。在某种程度上，我把大秀看作了母亲，只要回北京，一定要到她六条的小院去看她，前年回去，我买了一大抱白百合花送到了大秀屋里，我去的时候她正隔着窗户喂麻雀，我奇怪雀儿们跟她的熟稔，她说都是多少年的旧相识了，彼此知根知底。我把花送到她怀里，她说接受这个太奢侈，我说是送给七舅爷和青雨的，她很高兴，搂着我的脖子亲吻了我。大秀让我把花插在靠墙的玻璃瓶子里，墙上有七舅爷和青雨的合影，照片里的七舅爷清峻儒雅，穿着马褂，很闲适地坐着，青雨站在他爸爸身后，穿着西装，扶着椅背扭身送胯，清秀的眉眼像个丫头。两个人都凝视着镜头，给我的感觉就是凝视着我和我送来的这些花。无论我往那个方向挪动，他们的眼神都在追随着我，像是有话要对我说。
没想到那天夜里大秀就走了，走得很平静，我想她是替我给舅爷他们送花去了……
（二）
我是在七舅爷死后出生的，有关他老人家的信息很多是从听戏引出的。
五十年代初，我常跟着父亲去听戏，印象最深的是《逍遥津》。《逍遥津》是出悲苦戏，说的是曹操威逼汉献帝的故事，曹操带剑入宫，乱棒打死了皇后，还鸩杀了皇帝的两个儿子，害得皇上在龙案后头哆哆嗦嗦地抱怨自己是猛虎失威，是孤魂怨鬼，是扬子江驾小舟，风飘浪打，不能回归。
这一段慢板唱得悠悠荡荡，荡荡悠悠，如泣如诉，最终以一句开阔高昂散板“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炸雷般结束，让人一惊，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跟父亲听戏，每回听到“猫鼠相随”我都要睡觉，看不到真的猫鼠在台上相搏，很没意思，穿黄袍的皇上在上头没完没了地唱，没有耗子也没有猫，猫鼠不出来，就犯不着那么使劲儿地看，不看干什么呢，戏园子里所购的花生瓜子又不禁吃，棉花糖已经干掉了五块，只好睡觉！于是，原本垫着父亲大衣，高坐在椅子扶手上的我“哧溜”一下就滑下来，闭上了眼睛。我不懂一出杀人的戏为什么叫了个挺舒坦的名字《逍遥津》，也不知这个皇上怎的窝囊到只有唱，没有别的花样，比如拿个大顶、尥个小翻什么的……总之是稀里糊涂地听，稀里糊涂地吃，稀里糊涂地睡，稀里糊涂中被汉献帝那一声“喧哗如雷”惊醒，看到的是父亲兴奋地直着身子叫好，周围喝采一片。
给汉献帝叫过好的父亲，领着我回家的路上却说，这个汉献帝唱得不好，咬字不准，老家八成是宝坻县种蒜的，你听“猫鼠相随”那个“随”字，竟然冒出了京东紫皮蒜的冲味儿。我让父亲跟汉献帝去说说，下回把紫皮蒜换成羊角葱，父亲说，没有用，娘胎里带来的。父亲又举了几个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名字，说他们在台上有时个别尖团字的发音也不准确，不是没学到家，是偷懒。父亲听戏听得仔细，我不行，听什么都是糊涂。
父亲说《逍遥津》这段二黄唱得最好的，当属牧斋，牧斋之后就再没人能达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
牧斋指的就是七舅爷了，七舅爷名景仁，字牧斋，我母亲的表舅，从辈分说，父亲低着一辈儿，不该直接叫七舅爷的字，可是父亲在娶我母亲之前就跟七舅爷是朋友了，一块儿称兄道弟惯了，并没有后来因为成了亲戚而改口。作为媒人之一的七舅爷，在父母亲结婚后，走动得更勤了，两家的关系也变得近了许多。表舅是一种怎样的亲戚关系我搞不清楚，要理清楚这圈套圈的关系恐怕也颇费时间，“文革”时候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就想，我母亲的表舅也数不清，听听吧，都七舅爷了，前头还有六个哪！母亲对七舅爷敬重有加，关照有加，每回舅爷来了都要给舅爷做海鲜打卤面，那时候的海鲜不过是用温水发了的大海米、用鹿角菜和白肉汤打卤，不是现在用的张牙舞爪的生猛。北京人过生日才吃打卤面，对舅爷却是特殊，舅爷喜欢打卤面，喜欢鹿角菜嚼起来咯吱咯吱的感觉。
七舅爷专找父亲在家的时候来，他是来找父亲唱戏的，七舅爷一来还没等茶壶里的香片泡出味儿来，我父亲的胡琴就响了，开场便是《逍遥津》，接下来舅爷一段一段地唱，父亲一段一段地拉，《文昭关》、《三家店》、《借东风》……老生戏几乎都要过一遍，唱的要唱足，拉的要拉够，直待掌灯我母亲端出晚饭，父亲的胡琴拉出二黄导板，七舅爷唱出“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便算到了尾声。唱了一个下午，这时舅爷的嗓音已经放开，亮出了炉火纯青的功夫。以《逍遥津》开始，以《逍遥津》结束，不过，后头的《逍遥津》和前头的质量是大不一样了。
看到饭桌上的打卤面，七舅爷会不安地掏出手绢擦汗，嘴里说着该走了的话，可屁股并不动窝。母亲一定会执意地挽留，父亲也会借着往墙上挂胡琴堵在门口，说些必须留下的理由。七舅爷的日子过得窘迫，不似我父亲有固定的收入，七舅爷没工作，全凭典当家底过生活，以前过惯了拿钱粮，大撒把的日子，辛亥一革命，铁杆庄稼没了，猛地一收，还真的有些刹不住车。
七舅爷家穷，但日子过得很悠闲，文章写到这儿，我思索半天才想出“悠闲”这个词，觉得还算比较贴切，至少对七舅爷本人来说，日子过得是悠闲舒展的，至于其他成员就另说着了。
七舅爷住在东四六条，离我们家不算太远，跟老五住的九条只隔了两条胡同。七舅爷不上班，闲散的时间无法打发，除了上我们家以外就是上老五那儿去，老五那时刚被我父亲赶出去，正有着获得自由之身的欣喜和张扬，七舅爷一去他便张罗着从饭馆叫席面，舅爷知道老五的性情，自然也不客气，尽着有名的、好吃的、爱吃的使劲点，吃不了兜着走。老五不会拉胡琴，但是会弹三弦，会填词作曲，七舅爷会跟胡琴也能将就三弦，每每在三弦的伴奏下唱京剧《逍遥津》，唱出来别有一番风味。我现在想，跟几十年后的钢琴伴唱《红灯记》大概如出一辙，京戏既然能跟钢琴结合，肯定也能跟三弦结合，在那个时代应该颇具后现代意味。如果说七舅爷跟我父亲是朋友，那么跟我的五哥，叶家老五就是莫逆了。
舅爷家的小院不大，廊子上挂着鸟笼子，院里跑着京巴，北屋窗前，东边一棵红石榴，西边一棵白海棠，当中本应是金鱼大缸的位置换了一个雕花石头基座，既可以当桌子也可以当凳子，石头基座是圆明园遗址的旧物，雕工精美绝伦，是七舅爷花一百两银子从圆明园福海边上农户手里淘换来的，绝对的皇家气派。七舅爷最爱的是在雕花基座上摆弄他的那些蛐蛐，他的蛐蛐个个不凡，都是上了名虫谱的。七舅爷起得晚，每天太阳老高了才打着哈欠从屋里踱出来，出来先看天，凝神注目呆坐一个时辰，才趿拉着鞋走到墙根，打开他的鸽子笼，让一群鸽子飞上蓝天……
七舅爷很忙，忙在他的鸟和虫子们身上，他养的蓝靛颏能叫全十个音，别人的能叫全七个就是珍品了，所以鸟在七舅爷的眼里，比他闺女都珍贵，常常是起来早饭顾不得吃，先伺候他的鸟，给鸟洗澡，喂肉虫子，鸟舒坦了，然后才是他自己。
七舅爷让闺女大秀给他买炒肝去，指明上东口别上西口，说西口肠子洗得不干净，蒜汁也是昨天晚上砸的，不地道。大秀说隔壁学校第三节课都下了，马上该吃晌午饭，卖炒肝的早收摊改卖炒饼了。七舅爷问午饭吃什么，大秀说正想辙呢。七舅爷说，你妈要是不愿意做饭，上“瑞珍楼”叫份红烧鱼翅，外搭烩海参、炒胗肝、高丽虾仁，四样正好一食盒；“同福楼”的红焖猪蹄、四喜丸子也不错，都在牌楼圈里头，省得跑冤枉道……
大秀说，厨房还有半把虾米皮，半碗杂面，不如就吃疙瘩汤。
七舅爷就是嘴上的功夫，有了虾米皮疙瘩汤便不再坚持烩海参，一转脸就把海参忘了，直着嗓子让二秀把桌底下紫罐的虎头大阔翅拿来。二秀六岁，面对着桌底下一排蛐蛐罐不知取舍，问她爸爸虎头大阔翅是不是让人咬了大夯的那个。七舅爷说，是咬了别人大夯的那个。
七舅爷接过蛐蛐罐，掀开一道缝，拿马尾很小心地拨弄他的“虎头”，“虎头”在罐里嘟嘟地叫，七舅爷在罐外头也嘟嘟地叫，整个一个大蛐蛐。七舅爷让二秀给他的“虎头”弄俩大青豆来，二秀说没有青豆，七舅爷让二秀去想办法，二秀就把自己玩的包拆了，把里面的豆子掏出来，拿水泡上，小姑娘心里拿不准，也不知是不是青豆。
七舅奶奶身体不好，虚胖，老是喘，又怀了孕，腿脚肿着，家务活基本上干不了，整天挺着大肚子靠在躺箱上。现今的人对躺箱已经没有概念，旧时北京老百姓都睡炕，连宫里皇上都睡炕，至今北京人将晚上休息还说成“上炕睡觉”，可见炕的概念在北方人心里的根深蒂固。躺箱是靠墙顺着的矮柜，柜里放着四季的衣裳，柜上放着一落落的被褥，东北人管它叫炕琴。七舅奶奶在花花绿绿的被褥上歪着，用七舅爷的话调侃说“也是落在锦绣堆”里了。七舅爷对生活的乐观松心和七舅奶奶对穷窘日子的自然虚明，无思无虑，达到了老庄的境界，让今天的我敬佩不已，他们对生活充满感激和喜悦，充满了理解和想象，就是窗台上偶尔落下一只歇脚的马蜂，也能让两口子欣赏半天。七舅爷的幸福原则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其实就是百年前老北京人憧憬的小康生活，那个时候七舅爷除了钱，其他都几乎达到小康了。遗憾的是没儿子，为这个七舅奶奶心里总是觉得歉疚，好像生不出儿子责任全在她。七舅爷说，儿子不儿子我不在乎，有儿子未必就是福，你爹妈真把你嫁个掏大粪的，你即便养出七八个儿子，还不得见天屎壳螂一样拖着一帮儿子在东直门外粪场晒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