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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御马

叶广芩

将酒宴摆至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京剧《盗御马》窦尔敦

1

有人说文革时，我们上山下乡的一代是“打不散”、“压不垮”的“老三届”，其时早就散了，所谓不散，是几个“混出人样”的精英们的纠集，是梅菜扣肉上头的肉的张扬，而大部分是肉下头的菜，是干巴巴的铺垫。当然，有时候下头的菜比上头的肉好吃，那要看吃者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肉有肉的光彩，梅干菜们有梅干菜们的友谊，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王小顺，还有我，我们都属于梅干菜序列，我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我们的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可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除非死去，不会消逝。

当然，后顺沟那山那水那人，也镌刻在我们的心里，除非到死，不会消逝……

2007年夏天，冒着炎炎烈日，我回到了后顺沟，回到了黄土皱褶的深处，回到了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回来带有随意性，到延安来开会，跟负责人请了一天假，坐了三个钟头的班车，出现在这个偏僻的犄角旮旯，来到这魂牵梦绕的落魄之地。这里现在被叫做了顺沟二组，仍旧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落。

公共汽车还要继续朝前开，前面10公里的刘河乡是终点，这趟车在下午三点半返回县城，路过这里，就是说，我在后顺沟的时间满打满算有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我要温习完四年的内容。

村里新添了几孔石窑，有了自来水管道，村街醒目的墙上刷着标语，提示出这阶段的工作重点，现在的重点是“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大概是说计划生育的，不知被哪个淘气的小子将所有“生”字下面一横全抹去，变作了“少牛优牛幸福一牛”。以前这面墙的标语装饰归知青操作，我们在上头画过红太阳和天安门，写过“大海航行靠舵手”，对上头的每一个坑洼都很熟悉。路还是土的，路边种了两排小枣树，挖了一道流水沟，大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绩。村里青壮都出去打工了，只一些老弱病残在留守，麻将桌支在树荫下，打牌的人都光着膀子，似乎燥热难耐。几条慵懒的狗在街上遛达，几只鸡在草稞里钻进钻出，天还是那般蓝，土还是那般黄，眼前景物，似是而非，如梦如幻。几十年过去，我在这里几乎不再认识谁，谁也不再认识我，我的到来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透过几棵弯着脑袋的向日葵，我看到沟对面，那块相对平整一点的地界存在依然，那两孔曾经为我们遮风避雨的破窑洞，已经坍塌得看不出眉眼，长满了荆棘。沟下的水也干了，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水坑，一步就可以跨过去。

跟一个打麻将的打听记忆中的熟人，他不回答，却警惕地问我“打哪儿来”。我说打北京来。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什么也不干，就是看看。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来勘查地形的，早听说要在北边山峁上安个铁塔，一年多了也没见来人，这里的手机信号极差，月月还得交钱，亏了。另一个扔出手里的牌，高呼“四饼”，扭过头看了我一眼说，这穷山恶水有什么好看，城里人吃了汉堡包满世界胡钻……

他们是谁，我不知道，四十年前他们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在他们的目光中我是一个无端闯入的旅游者，地域的差异让他们对我充满了反感。想起了贺敬之写的《回延安》的诗，“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那情景大概不会再有了。想当年我们在这里战天斗地，流血流汗，方圆近百里谁人不知我们啸聚后顺沟的“窦尔敦”一族，40年的时光，一代人消逝得这般快捷，记忆被生活研磨得这般平展，让人心底生出些许黯然。

站在街头，茫然四顾，才发现现实和记忆相去甚远。满街闲转的狗，个个肮脏丑陋，大部分是京巴和土狗的串秧，让人分不清毛色和眉眼。见我在树下停留，两只狗蹭过来，将沾满了泥浆的尾巴使劲甩，分明是讨好。40年前这里的狗是何等英武利落，包括我们养的那条温顺美丽的母狗黑子，也是我们“众好汉”中一个精彩点缀，哪里有这般的窝囊。乡间的狗厉害，细腰长嘴，不善宣扬，冷不丁从墙后蹿出来，照着你的小腿就是一口，人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让陕北的狗咬一口，不是“三分”，是“稀巴烂”，这里的狗们都是跟狼干过仗的，大部有匈奴狩猎犬的遗传。

街对面有座开满了黄丝瓜花的小院，院门开着，我探进院里问，有人吗？

一条黄狗趴在窗下睡觉，见了我，懒洋洋地半睁了一下眼睛，不再理睬。但就在我刚刚迈进台阶，往里走时，这条狗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个激灵腾身而起，呜地一下扑过来，不是用链子拴着，那气焰万丈的架式能把我咬死。黄狗挣着铁链子向我狂吠，展现出一种不共戴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怒激情。

一个圆脸胖女子出来喝斥狗，狗不理女子，蹦得更高。女子指着狗说，三泰，不许你叫！

女子把狗叫做“三泰”，既是黄狗，就该是“黄三泰”了，我问怎么管狗叫“三泰”，女子说它生下来就叫三泰，他们家的狗换了好几条，都叫三泰。

我问叫发财的队长住在哪儿，女子还没说话，屋里有人咳嗽，问院里是谁。女子向屋里喊，这人来找我爷！回头又对我说，那是我婆。

这么说是发财的孙女了，我在那张胖脸上寻找发财的印记，没有。女子说话带有浓重的陕北腔，鼻音很重，把“我”说成了“俄”，像得了感冒。屋里的人让我进去，狗还在不依不饶地叫，胖女子跑过去使劲踹了狗一脚，让它卧下，狗哪里肯卧，隔着女子朝着我还是狠叫。

被叫做“婆”的坐在炕上，满头白发，一脸褶子，八月了还穿着毛裤，搂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尽职尽责地履行祖母的义务。孩子跟外头的黄狗一样，腰里拴根绳子，一头系在炕上的一个小石头狮子上，爬也爬不远。石头狮子当地叫做拴娃石，是乡间炕头的必有点缀，炕上有了拴娃石子孙才能昌盛，娶新妇，新媳妇还没进门，小狮子已经早早地蹲在炕上了。当年后顺沟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被拴娃石拴过，一个石头狮子拴过几代人，成为这个家庭不变的风景。眼前这个狮子我认识，曾拴过发财的大儿子，后来被五狈偷出来拴鸡，磕了一个角……

看我进来，“婆”盯着我使劲看，嘴唇动了又动，一双眼虽浑浊流泪，到底还是认出来了，惊呼一声“我的娘”，隔着孩子一把将我的胳膊拽住，颤颤地说道，老四，你咋才回？

一句“老四”叫出了我的眼泪。

两双泪眼相对。

眼前的老人，就是当年村里最漂亮的新媳妇黄麦子，记得队长娶她的时候我们全体知青都被请去吃席，还送了礼，一床枣红线绨被面，当然也顺手“拿”走了人家的驴缰绳。队长的爹是队里的饲养员，也是党支部书记，儿子是队长，爹是书记，给人的感觉好像后顺沟都让他们老刘家包了。支书找我们要了好几回驴缰绳，我们众口一词都说没拿，支书说我们是土匪，老二说我们是窦尔敦，窦尔敦就是土匪。

当时，那根缰绳对我们很重要。

现在精干的队长媳妇成了老太太，老得浑身是病，动作迟缓，下不了炕了。麦子告诉我，胖女子是她的二孙女，炕上的是小孙子，还有大孙子在部队当义务兵，两个孙女在延安上中学。细算她生日比我还小半年，我的独生儿子还在单身贵族里晃荡，别说后代，连媳妇还没有准星，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了，似乎有隔世之感。问及发财队长，麦子说，死了，十年前就死了，肝病，疼得在炕上滚，生生是疼死的，死的时候脸焦黄，人成了一把骨头。

我就想那个英俊的年轻队长，因为长得像《地道战》里的传宝，曾经一度让我们女知青很神往，其他队的知青经常有“不远万里”来看“传宝”的，看过一回还要看第二回，第三回……发财长得帅是得了这里水土的滋润，陕北是出俊男美女的地方，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指的是这一地域出产的精彩，传说貂婵是米脂人，吕布是绥德人，后顺沟不属绥德县，却是离得不远。我们跟发财谈论过他出色的相貌问题，发财说他是杂种，是匈奴和汉人杂交生出的杂种，跟当地的狗一样，但凡是这样的杂种，都长得漂亮，脑袋也好使。我们说发财窝在后顺沟可惜了，要是在北京、上海什么的，准能进“样板团”，比舞台上活跃的洪常青、杨子荣都精神。问题是发财既不会跳芭蕾也不会唱样板戏，他就会放羊种庄稼，再拿手的就是唱酸曲儿，他那些酸曲儿能酸倒人的牙，听听吧，“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里走”……男生们问他跟女的到圪崂里去干什么，发财挤挤眼说，扒袄袄褪裤裤，想干甚就干甚，想咋干就咋干！

男生们问是先扒袄还是先褪裤，发财说那得看时间……

队长无形中充当了知青们性启蒙教师，大家年龄相当，他的生活经验远比我们丰富，这是他受知青们喜爱的原因之一。干活男生都愿意往发财跟前扎，地里时常响起哄堂大笑，女生们装作不在意，却扎着耳朵往那边听。我们都知道，发财虽然是单身汉，却私下跟两三个女子睡过了，其中还有个已婚的婆姨。男生们问那“两三个”都是谁，发财说，那不能说，人家还要活人哩！

男生们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得教育教育我们。

发财说追女人有诀窍，得紧追，得不耐烦地追。就唱：

二十里明沙三十里的水，五十里路我来看妹妹。

半个月我跑了那十五回，哥哥我跑成了罗圈腿。

大家在地头嘻嘻哈哈跟着溜唱，发财调子一转又换了词。

山丹丹花儿三更里开，哥哥我一准就翻墙来。

窗外的哈巴咬了个紧，哥哥我上了妹妹的身。

这回没人跟着唱了，大家都有些脸红。农民甲说，城里娃娃鸡巴太嫩！

公社找发财谈话，让他注意影响，说龙川县已经法办过一个“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队干部了。发财问那干部做了甚，公社人说和下乡来的女知青睡了觉。发财说，两厢情愿的逑事，法办谁哩？

干部说，那两厢要是不情愿呢！

发财说，那就别逑干，这事简单得很。

我们喜欢发财的直率，连跟相好睡过几回觉都老实交代，并且很忠实地替对方保密，挺仁义。发财活泼、机敏、随和、周到，跟他在一起干活，快乐，不累。我说，要是两年内招工的再不把我招出去，我就嫁给发财！

结果，还没有等到两年，人家就娶了前顺沟的黄麦子……黄麦子比我们能干多了，也实际多了，人家把个家操持得一尘不染，前前后后给他们刘家生了三个儿子。

当然，也亏得我没嫁给发财，要不现在已经当了十年寡妇了。

麦子说，你们那几个货，谁也不知道回来看看，全是白眼狼……

我只顾擦眼泪，想念那个一度让我钟情的队长，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知道我的时间紧迫，麦子让胖女子紧忙做饭，没一会儿，女子端出了荷包蛋，大青花碗里满满当当盛了七八个，舀了两勺子糖，还有香油。小炕桌上变戏法一样冒出了炸糜子面糕和嫩玉米，这些都是当年知青们的最爱。麦子还嫌拿得少，让女子把橱柜里的洋芋擦擦端出来。洋芋擦擦是地道陕北饭，缺粮的时候把土豆擦成小片，沾上干面搁锅里蒸，蒸出来沾蒜水醋汤吃，属于缺粮时代的“瓜菜代”，是没法的法子，现在却成了稀罕物件，连陕北的大饭店里都卖这个。女子说，橱里的擦擦是中午蒸的，这一桌吃食，莫不是要把北京来的“老四”撑坏呀！

麦子说，你不知道他们……我知道，尽管去端。

外面的黄狗炸雷似地吠。

女子说，今儿个三泰是有病！

2

麦子的确知道我们。

1969年在陕北，最大的问题是饿，不是不够吃，是吃不够，永远吃不够。

我们是一群眼睛冒着蓝光的狼，无论看到什么，第一个念头总是“能不能吃”。

每月每人30斤精粮，是政府拨给的，需我们按时到刘河公社去取，这是国家对插队知青极大的照顾了，30斤，听着不少，偏偏就不够吃。驮粮的时候我们一个不落，全体出“洞”，早早从发财爹那儿赶出灰叫驴，打打闹闹沿着崎岖山道往公社走。黑子也跟着我们，黑子是我们从村里农民乙家抱来的小狗，来的时候眼睛还没睁开，硬是用面汤喂大，现在已经很有点儿狗样了，一身毛在阳光下缎子般地闪光，线条极佳，叫声也响亮。黑子随着我们跑前跑后，明亮而欢快，成为我们驮粮队伍的一道风景。队伍转过山峁逃出发财爹的视线，老二立刻爬上驴背，在驴背上拉开山大王的架式，高唱“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们几个没有骑光板驴的能耐，只好揪着驴尾巴走。叫驴也很重视这趟差事，平日倔而佞，不好使唤，但只要去公社驮粮，从来都是乖乖儿的，让走就走，让停就停，连臭屁也不放。在公社我们可以用家里邮寄来的全国粮票买烧饼，一人四个，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叫驴和黑子的，黑子的减半，吃四个烧饼得把小狗撑死，多出两个给发财捎回去，以示我们的友情，感谢他的关照。驴驮粮食是为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理应受到好招待。给驴和狗吃烧饼，把发财爹心疼的，骂我们是造孽，是暴殄天物，说我们要遭报应。我们不相信报应，我们相信平等，有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说过，在水沟里草履虫的生命和人一样高贵，草履虫都高贵了，何况是驴和狗。

驮回来的粮食搁在我们窑里，由老大张秀英看管，老大人老实，话也少，女生窑里原本四个女生，一个回去养病了，得的病很时髦，抑郁症，平时也看不出哪儿有毛病，人家就是抑郁，脸冲着墙一坐一天，不说一句话。支书怕她自杀，让她回去了；另一个她爸爸是个造反干部，写了个条子，人家就调县里当播音员去了。窑里就剩了我和老大，一张可以睡七八个人的大长炕，我们俩一头一个，中间是空空荡荡的炕席，谁不挨着谁。我俩都没有靠山和后门，老大出身工人世家，根红苗正，她爷爷参加过长辛店“二七”工人大罢工，她爸爸是铁路信号厂六级车工，她本人当过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队员，“西纠”老大别看人高马大，站在那里女拿破仑似的威武，胆子可比谁都小，她最怕的就是鬼，在她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鬼。老大那个工人爸爸名声好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其实什么也不领导，一点儿权力也没有，购货本上半斤白糖二两芝麻酱，半块肥皂一两碱面，他不比别人多一分，上班就知道摇手柄车螺丝帽，这样的爸爸写一百个条子也没人把他闺女折腾出去当播音员！

我的情况看着简单，其实比老大糟，父亲、母亲在文革一开始就早早走了，两个人是一块儿走的。父亲比母亲大18岁，他60岁上我才出生，过去他老人家是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会唱大鼓也懂戏，会书法也懂画，会说一口流利洋文却没有正经工作，解放以后当上了政协委员，算是有了一个正经名分，可什么也不顶。“文革”一开始，有人刚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他就吓得天塌了一般，晚上跟我母亲一商量，两个人一块儿吃了安眠药，睡过去再没醒过来。其实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人家国务委员都拉出来游了街，照样吃喝不误，他一个政协的，让一张纸乱了分寸，匆匆忙忙奔往他界，划不来！父母亲人缘好，竟然没人说他们是“自绝于人民”，人家不提，我作为家属更不提，我的出身是“自由职业者”，谁也说不清“自由职业”是个什么职业，但提起父亲母亲多少有点儿讳莫如深，总要费些口舌解释他们为什么同一天死，当然，最好的解释是“煤气中毒”。因为我听话，表现好，会写批判文章，能整材料，到农村第二年就入了党，是上边给支部下达了“火线入党”的指标，各村都有，必须完成，硬任务。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发财和他爹，两个农民介绍一个“自由职业”加入了党组织，挺有意思。

回过头来还是得说吃。

管粮的老大根本管不住粮，她管的只是领粮的粮本，饭是大家轮着做，两人一天，谁做饭谁舀面，舀多舀少全凭感觉。做饭是大家都乐意干的活，不出工白记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年底按分分红。每人做饭都使出了看家本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饭便做得空前绝后，花样翻新，非后顺沟的土农民可比。粮食驮来的前十天，我们的饭桌上比较充盈，比较生猛，烙饼馒头干面条，往死里撑，不撑得肚子疼不叫吃饱；当中十天吃得比较简约，比较柔软，稀粥糊糊疙瘩汤，老五说这叫“哄上坡”，看来吃得撑，拉着车上到峁顶就泻没了；最后十天是“自力更生”，我是组长，我郑重宣布，自今日开始，像《地道战》一样，咱们得“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许放空枪”了。

话说得含蓄，可是意思很明白，“各自为战”就是自己找饭辙。

我们的“辙”有三条路，第一是串门，事先侦察设计到位，潜入到村里各家各户，有一搭没一搭地待着，到了吃饭时候腆着脸不走，有你一碗就得有我一碗，实际就是蹭饭，用文化人的词汇叫“打秋风”；第二是串队，附近各村都有知青点，前顺沟、段家河、甘谷峪、阎王砭，方圆百里都是朋友，串队是常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知青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不管哪儿来的，只要是知青一律管吃管住，住三五天也行，住十天半月也行，完完全全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我们到他们那儿去串，他们也到我们这儿来逛，各点背粮的时间不相同，大家又都是好脸面的人，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只要有人来串队，物质相倾而出，毫不吝惜。这点我们后顺沟做得最为突出，众人称我们是绿林领袖，是黄土地上心肠最热的哥们儿；第三就属于我们集体的“创收”了，“创收”是这个世纪才兴起的词汇，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被我们秘密使用了，是土地和饥饿赋予了我们后现代式的词汇灵感，我们真是了不起的一群。所谓“创收”，简单说就是“捎带”，我们捎带的内容很丰富，这里不一一介绍。古人“为长者讳”，我们为自己讳，这里面有一个尊严和脸面的问题。

我们后顺沟知青点有五个人，张秀英、刘二东、李抗美、我和王小顺。村里老乡不叫我们的名字，按个头高矮当面叫我们老大老二……背后叫我们狼，饿狼，因了我们的出现，村里的鸡不断发生失踪事件，地里的野兔也少见踪影。

老五王小顺被农民们叫作“五狈”，他个头最矮，小豆子一样的机灵，眼睛一转一个主意，一转一个主意。因了他的聪明好钻研被安排为赤脚医生，那时每个村都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说“赤脚”并不是光着脚不穿鞋，是来自基层农村的意思。毛主席有伟大的“6·26指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赤脚医生是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走中西医结合道路什么的。赤脚医生由各村推荐，在县卫生院培训三个月，回来就是大夫了，后来有个电影叫《春苗》，表现的就是赤脚医生的正确与高明，那些专家学者都是狗屁不通的屎蛋，一看长相就很不正经。五狈的医疗水平有限，小病看不好，大病看不了，动辄还让人喝凉水败火，谁有病也不找他，他只能给大伙抹抹红药水，上点儿消炎粉什么的。卫生院给他配了一套亮闪闪的银针，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还有一个三棱的，尽管五狈很想试试这些针，但一直没找到自愿牺牲的对象。

五狈是他们家的老儿子，他上头还有一个哥哥。他哥是工总造反兵团的，因为喊错口号成了“现行”，被关了，先说在里头神经发生错乱，后来说死了，病死了。五狈他妈是糊纸盒的，我们离开北京时他妈去送站，一头白头发，挎着个小包袱，像个逃难的婆子。老太太因为曾经开过杂货铺，被划为小业主。小业主的成分比较尴尬，既不能团结也不能打倒，属于怪模式眼的一个团体，这就造就了五狈小业主式的灵动，会看风使舵，办事能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往好听了说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用老乡的话说是“揣着一肚子哈（坏）水水的碎song”。陕西话“碎”好理解，就是“小”的意思，只这个“song”比较生僻，就这个词我问过发财的爹，被那老头子拿杈抡了出来。后来才知道，“song”指的是男性精液里面的精子，用普通话翻译，王小顺就是个“小精子”。我们都认为这个创意太传神了，问题是这么独到的命名却被老乡们一带而过，在他们的嘴里，碎song小顺被叫作了“五狈”。

狈是狼群里的军师，一群狼里一旦出现了一只狈，那么这群狼就会无往而不胜，所谓的“狼狈为奸”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当地传说，有个农民去集上卖柴，天黑才回来，碰上一群狼，狼要吃他，情急之下，农民爬上了麦秸垛，在上头和群狼对峙。下头的上不去，上头的也不敢下来，僵在了那儿。这时，狼们请来了一只兽，这兽似狼似狗，个头细小纤瘦，毛色黯淡，两眼放光，行走时将前腿搭在两只狼的背上，像坐轿。那兽呜呜地低吟，像是吩咐什么，须臾众狼散开，将麦秸垛严严围拢，各自从下头用嘴抽麦草。眼瞅着麦垛就塌了，农民大喊救命，恰巧过来几个赶骡子的，将那群狼吓唬跑了。赶骡子的说农民是遇上了狈，狈那家伙一肚子哈水水，比人还有思想。但是这只头脑灵光的动物有个弱点，前腿短，后腿长，勾子（屁股）撅得高高的，得搭在狼脊背上才能行动。有行动的没头脑，有头脑的没行动，老天爷的安排就是这么巧妙。

五狈小顺的腿跟狈一样也有毛病，走路有点踮，凡有人注意他的腿，五狈就解释说是小学上体育课从单杠上掉下来摔的，打着石膏住了几个月的医院呢！可是跟他来自同一个学校的老三说五狈一天医院也没住过，甚至不知道医院的大门朝哪边开，五狈的腿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跟单杠没关系，五狈打小就没上过体育课，一到上体育他就在教室做自习。逢到这时，五狈会不紧不慢地说，毛主席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也不是我妈，你怎知道？

踮脚的五狈人小，一顿却能吃八张发面饼外加两碗汤面和半碗浆水菜，这些吃食堆在那里，小山一样能占据大半个案板，谁也想不来五狈那小小的肚子怎能装得下这一堆东西。五狈很孝顺，一个月给他妈写两封信，信里事无巨细，什么都说，有一次光对黑子的描写就用了两张纸，甚至还有图画附着。我知道，五狈的心里装满了悲哀和惦念，信写得越长，对妈妈的挂念越深。

揭发五狈的老三叫李抗美，他爹是“革军”，“革军”是革命军人的意思，李抗美的爸爸参加过抗美援朝，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李援朝，一个叫李卫国。谁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谁就是什么出身，出身的问题一度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很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很响亮的口号，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不知提出这缺德口号的后代是好汉还是混蛋。

“革军”出身的老三在吃上很有军人传统气度，一个字“快”，吃四盆盐拌捞面用不了二十分钟，吃相也颇不雅，连脑瓜顶上都是面条。40年后我在电视上常见国外有赛吃会，几个青年男女坐成一排，在规定时间内看谁吃得多，日本一个不起眼的瘦小丫头在40分钟里竟然吃了41碗纳豆米饭，那些碗摞得把她的脸都挡住了。看到这儿，我心里有些酸，想要是当年老三来比赛，他们谁也不是个儿。老三吃饭不用碗，用盆，他那个盆是特意从刘河公社合作社买来的瓦盆，这样的盆农村是专用作尿盆的，成了老三的饭碗。一到开饭老三端着盆就往前抢，稀的干的使劲往里搂，让人恶心。大伙一见老三的盆就骂，说老三要是再让那瓦盆出现在锅台上，就要用烧火棍捣了。老三说反正也没盛过尿，只是模样不太好罢了，伟大领袖教导了，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的瓦盆就是一张白纸，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老大说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临到她值日，她早晚把那屎尿盆子扔沟里去。老三说，你敢！扔了我的饭盆我就用棒槌把锅捅漏了，不吃大家都别吃，玉宇澄清了，都喝西北风。

我在吃上也不含糊，记得我用一根筷子串着五块发糕，蹲在窑门口喝洋芋汤，黑子蹲坐在我对面，想的是我剩余的赏赐，当最后一口发糕填进我嘴里的时候，我看见狗的绝望与痛苦眼神几乎与人无异。老大吃饭不太跟我们抢，可也吃得不比谁少。老大有个木头箱子，搁在炕角，宝贝似的锁着，我们都知道那里头藏着老大的私货，比如珍贵的炒咸菜，炒黄豆什么的，过国庆节的时候她爸爸还给她寄过一包花生米，那是北京居民的配给，她们家没吃，都给她寄来了。听老大躺在被窝里偷偷吃花生米，我就大声嚷，窑里闹耗子呢！

老大就从被里伸出手，给我五六粒捻去皮的花生米。虽然都皮了，但仍旧很香。

五个人中值得一提的是老二刘二东，刘二东来自河北北京中学，学生们惯称“河北北”，是京城的一所好学校。本来他应该去内蒙兵团，却偏偏的要到陕北来，用他的话说是“一心要砸碎千年的铁索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词，用在这儿有点儿反动，可没人跟他较真儿。他听说陕北缺水，受了小学课本“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影响，决心要在后顺沟打出一口井来，改变这儿吃水要到沟底下挑的艰难。挑水上坡，对我们是太大的考验，轮着谁挑水谁都憷头，挑着两桶水一鼓作气地往上爬，中途没有任何歇脚的地方，那桶前高后矮，无法迈步，得侧身斜着一步一步往上挪。一不留神桶翻水洒，你就坐在半坡哭吧，哭到天黑了还得下去再挑。

老二家在河北献县县城以北的河间府，他和他爸爸在北京，他妈和奶奶住在乡下。别看他们老家地方小，名声却很大，著名的绿林好汉窦尔敦就出产在那儿。窦尔敦的原名叫窦开山，小名跟刘二东一样也叫二东，京戏《盗御马》里的窦尔敦蓝脸红髯，绿衣皂靴，出场亮相，张嘴便是“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这是老二最爱的唱段，在老二连唱带做的演示下，我们想像得出窦尔敦那豪情与美丽！

听得多了，我们都会唱了。夕阳下，饿着肚子，我们坐在窑外面的空地上，集体高唱着“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壮烈情怀无与伦比，比“临行喝妈一碗酒”要有气势。

在老二的讲述中，大家知道他家乡的大侠窦尔敦杀富济贫，大侠一度只身潜入御马厩，用熏香熏倒了守卫，用匕首刺杀了门丁，盗走了一匹皇家的“金鞍玉辔追风赶月千里驹”，使绿林义士大受鼓舞，给了朝廷沉重打击。窦尔敦的仇人叫黄三泰，黄三泰的儿子叫黄天霸，他们跟窦尔敦比武使用暗器，属于不地道之流……老二之所以对戏曲这般熟络，是因为他爸爸就是唱戏的，听说以饰演《盗御马》的窦尔敦出名。从老二嘴里我们知道，窦尔敦的脸谱最漂亮，衣饰也最鲜艳，总之，清朝的窦尔敦很了不起，相应的演窦尔敦的他爸爸也很了不起，他爸爸属于架子花脸，唱念做打都在行，老二对他爸爸崇拜无限。五狈问老二爸爸现在还唱不唱窦尔敦，老二说现在改唱《红灯记》了。就问老二爸爸是《红灯记》里的哪一个角色，老二先说是“卖粥的”，后又说是“磨剪子戗菜刀的”，也说过“修鞋的”，无一定指，大家都很失望，伟大英雄窦尔敦沦为“革命群众”也还罢了，真当了“日本宪兵甲宪兵乙”的确很让人糟心。

县里每月要在公社给知青们演一场露天电影，内容除了革命京剧《红灯记》就是《地道战》，他们知道我们最爱看这两部片子，我们当然也是场场不落地走20里山路去看，一来是可以和各点的知青相会，彼此交流经验，二来更可以在电影《地道战》里领略传宝的风采，在《红灯记》里寻找老二的爸爸窦尔敦。《红灯记》和《地道战》两部片子我们可以倒背如流，往往是演员还没有张嘴，我们的戏词就唱出来了。全体参与，银幕上下呼应，千山万壑随之震撼，场面很热烈，比现在拿着小荧光灯棒，在歌星的蛊惑下左右摇晃强之百倍。

3

应麦子的吩咐，胖女子给我做了糜子面油糕，油糕炸得很到位，金黄油亮，端上桌满窑都是香气。麦子把糖撒在油糕上，推到我跟前说，你们都爱吃这个，回北京再给你拿些，让他们都尝尝。

我说，不带了，北京只剩下我和老二了。

我没告诉麦子当年能吃的老二现在得了糖尿病，今年聚会时我见他，他说在打胰岛素，饭桌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还自带了一个老婆给蒸的掺了麸子的黑面窝窝，自嘲地学着《茶馆》里的台词说，以前哪，是有牙没花生仁儿，现在呢，有了花生仁没牙了！

桌上的热油糕很诱人地发出滋滋声响，只有陕北才有这种糕，我在北京想念的也是这种糕，70年代流行过几首新编老歌，有一首欢迎红军到陕北的：

热腾腾的油糕哎嗨哎嗨吆，

摆上桌哎嗨哎嗨吆，

滚滚的米酒送给亲人喝咿儿来巴咿呀吆。

都忘了，只记住了吃。

发财娶麦子那天我们吃的就是这种糜子面油糕，喝的是农家自酿的小米酒。那时候的麦子脸上油光红润，屁股圆滚紧翘，辫子粗得得用两只手攥，哪儿像现在这样干瘪，这样收缩，这样病病歪歪。我跟麦子说起了娶她那天的事，麦子说，几十年了，难得你还记着。我说，怎么能忘呢，我们跟黄三泰的仇就是那天结下的。麦子就笑，在笑容里闪出了当年的影子。

娶亲是大事。队长娶媳妇，村里人都去帮忙，婆姨们从头两天就开始张罗了，缝了里面三新的被子，剪了喜鹊亲嘴的窗花，窑壁刷得白崭崭，玻璃擦得亮光光，新房里弥散着一股上海“绿宝”牌的香胰子味儿。南边窗台上立着从延安买来的圆镜子，镜子背后有工农兵无限喜悦的形象，女农民抱着一捆麦穗，男工人举着铁锤，那个兵站得最高，背着一杆枪。镜子旁边搁了一把很有小资情调的塑料粉梳子，梳子的齿很宽很大，在当时绝对是稀罕物件。窑后壁桌子上摆了一溜公社革委会送来的毛主席“红宝书”，宝书上烫着金字，用红布条扎着，很是醒目。窑门上挂着白门帘，门帘上绣着葵花向阳图案，是村里女子们的奉献。门后头脸盆架上有大队妇联送的搪瓷脸盆，盆上烧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用农民们的直接理解就是刘发财和黄麦子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睡到一个炕上来了。

一切准备停当，就等新媳妇入住了。我的情绪有点儿低落，明明知道自己是调侃，明明知道自己和一个陕北生产队长不会出现任何感情纠葛，心里还是酸酸的。发财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思，学时髦，想让我给麦子当伴娘，我还没说话就让老大给拒绝了，老大说“伴娘”得娘家人才行，要跟女方熟识的，我们也不认识什么麦子。要伴郎我们可以出，王小顺正好……发财看了看踮脚的五狈，直咧嘴。我说，你咧什么嘴？这样漂亮的北京帅小伙给你当伴郎，打着灯笼也找不来！

发财说，没有伴娘我要伴郎做甚，五狈往旁边一站人家以为是仨人结婚。

沟对岸传来杀猪的声响，响动很大，把我们的肠胃勾引得都很激动，想着那猪心猪肝猪肠子，想着那三指膘的大肥肉，大伙真有点儿坐不住了。老二说，妈妈的，天天有人结婚才好。

五狈说，没有猪结一百个婚也没用。

娶亲那天早晨，我们谁也没吃饭，一来是给肚子腾地方，二来是我们也没什么吃了。昨天下午我和五狈做饭，用炕笤帚扫了面口袋，没扫出一把面，只好一人配给了一碗浪打浪的蒜苔疙瘩汤。蒜苔是五狈上河对面捎带回来的，老了，下头都结了小蒜，被我切成碎末煮了，要不咬不断。最让人倒胃的是炒鸡蛋，五狈拔完蒜苔又将各家的鸡窝拜访了一遍，揣回来十个鸡蛋，本来十个鸡蛋甩在疙瘩汤里也不错，五狈偏要吃炒鸡蛋，就依着五狈，因为鸡蛋是他弄来的，他说了算。十个蛋摊在没有一点儿油的锅里，立刻糊成一个硬疙瘩，腥气冲天，让人一闻就恶心。好在这样的饭食弟兄们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都有“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谁对蒜苔汤和腥鸡蛋也没有提出异议。五狈端着碗看着我一脸坏笑，说发财家的醋不知准备得够不够。

在我们翘首以盼大吃一顿的时候，老大将从家里带来的新被被面拆了下来，就是她每天盖的那床枣红线绨被面，“线绨”是一种什么纺织物我至今搞不清楚，近乎软缎又不是软缎，亮闪闪的很辉煌，比一般的布绝对高级。老大到底是老大，比我们想得周到，到人家吃婚宴，不比平时蹭饭，怎能空着手去，一群人高马大的后生、女子，张嘴就吃，寒碜不是！

近中午，新娘子搭着红盖头穿着红袄红鞋，坐着戴红绸的骡子来了，呜呜哇哇的唢呐声，劈里啪啦的鞭炮声震得山峁的雀儿乱飞，半天落不下来。娘家来送亲的是麦子的三哥黄三圈，黄三圈穿着一身崭新黄军装，戴着黄军帽，像个退伍军人。

沟那边吆喝我们过去吃饭，大伙早等着招呼，一窝蜂地往坡下跑，黑子蹿在最前头

，顶后头还跟着我们那头喂了不到两个月的约克夏白猪。一伙人众，踢哩哐啷，将坡道

上的浮土踢起多高，远望着像是开下来一辆铁甲车。我喊住了正在奔跑的伙计们，让大

家端庄一些，矜持一些，不要土匪般的“轰轰烈烈下山岗”，让人看着像是演窦尔敦。

老三说要抢占有利地形，去晚了没好地方了。

我说，吃席还带着狗跟猪，倾巢而出，让人看咱北京人就这么掉价？

大家一看那白猪黑狗都乐了，说一下没看住，这俩货怎么跟出来了。就把狗和猪往

回轰，两个都不愿意回，吭吭唧唧在后头蹭。老三抓起土坷垃朝猪砸过去，猪摆摆脑袋

又跟上了。老二冲着黑子吼，滚回去！

黑子聪明，知趣地停住了脚步。

走下坡，我们看见黑子叼着猪耳朵往圈里拽，老三说黑子表现不错，得给它带回块

骨头奖励奖励。五狈说，你以为黑子跟你一样单纯吗？

果然，我们刚走上沟里的过水石，黑子就跟上了，它把猪拉回去，自个儿来了。老

三踢了黑子一脚，黑子欢乐地嗷了一声，跑进村了。

婚宴在发财家的场院里，西南角搭起了棚，专门有厨子在操持，大笼屉冒着热气，

油锅滋啦滋啦响，很有些解馋的气氛。有婆姨将我们领到该坐的位置上，大家看出来了

，除了几个本村的半大小子，没人愿意和我们坐。宴席分快桌和慢桌，这是我们的叫法

，实际就是主桌和次桌。慢桌上是新人和有头脸的人物，吃得缓慢斯文，快桌就是抢了

。我们当然是快桌，村里几个半大小子早坐那儿等了，八盘凉菜已经摆在桌上，盘子大

，量也不小，红红绿绿还很好看，细瞅却让人有点儿失望，除了拌萝卜丝还有拌洋芋丝

、拌粉丝、拌海带丝……惟一一道荤的是拌猪耳朵，耳朵也被切成细细的丝，那刀功在

乡间算得上一流。老二在凉菜中寻觅猪头肉，他认为蒜拌猪头肉在他们老家是席面上必

不可少的内容，窦尔敦和弟兄们在叙衷肠时候吃的也必是拌了蒜汤的大片猪头肉，就谈

论起了窦尔敦们“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遗留在河间府的饮食传统。老三嘟嘟囔囔问邻

座，肉都哪儿去了，邻座小子说猪留了半扇，送亲的黄三圈要带走。问是不是陕北的规

矩，小子说不是，是黄三圈为前顺沟争取的。

大家就说这个黄三圈真不是东西。五狈说黄三圈眼珠是黄的，头发是黄的，手指甲

都是黄的，整个一个黄三圈。老三说他一来就看出来了，黄三圈那身黄军装是借来的，

衣裳号码跟他本人差着两个号，借了衣裳没借鞋，看看黄三圈脚上那双方口大洒鞋吧，

把什么底儿都露了！老三生长在部队，深谙部队配置，于是大家对老三的判断便深信不

疑，都认为黄三圈的复员军人是假冒的。老二说，什么黄三圈，就是个黄三泰，早晚让

我给揍扁了！

五狈不甘示弱说，黄三圈遇到我手里，先绐他的头顶命门扎一根三棱子针，放倒了

再说。

有公社领导红宇宙在讲话，其实是在大段背诵毛主席著作，以显示自己的专业水平

，听说他就是靠着会背毛著上台的。红宇宙原名叫贾宝贵，是公社的会计，文革造反，

当了领导。当了领导就嫌“贾宝贵”太土，太“四旧”，太跟不上趟，但是他的“贾”

姓实在不好取名，“贾革命”、“贾文革”、“贾卫东”、“贾造反”，无论叫什么都

是“假”的，索性连姓也改，改彻底，叫了“红宇宙”，红得要命，大得无边，张扬得

有些不知所以。大家听着红宇宙背那些熟得不能再熟的“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看着那些凉菜．都在算计哪个离自己最近，先挟哪个最划算

。在沉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之后，红宇宙的声音突然一下提高了八度，让大家

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还没回过神，众人已经行动起来，原来“排除万难”就是“开吃”的信号，久经

锻炼的村民已经熟谙了什么语言代表着什么信息，绝不会差错半分。这一开吃，我才知

道了同桌小子们的厉害，才真正领略了什么叫“迅雷不及掩耳”，什么叫“疾霆不暇掩

目”，八个菜，我刚挟了一筷子红萝卜丝，桌面就被扫荡得“天翻地覆慨而慷”。

不愧“快桌”称号！

盘子撤下，出现长时间冷场，大家在等待热菜的到来。慢桌上还在推让，红宇宙在

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是指导世界革

命人民前进的灯塔，我们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工夫”……

我在想，一场运动，怎把个好端端的会计贾宝贵弄成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