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莫名其妙地认为,一个研究股份制的女人是性感的。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非常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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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有半年时间,我住在朝阳区东风乡大山庄,那里就是所谓的"北京东村"——一群极端先锋而又极端贫穷的艺术家在那里住过。他们的大名是马六明、张洹、王世华、诅咒、段英梅、张炀、徐三、朱冥……除了画画,做行为艺术,搞摇滚乐,他们别的什么都不干。
从本质上说,我是与一群社会边缘人生活在同一个村子。他们不仅吃了上顿没下顿,关键是他们就像一群精神上的帝王,而且不把那些有钱人放在眼里,认为那些人全是狗屎。他们看什么都看不惯。不过,我倒认为他们不是狗屎,而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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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风乡大山庄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蒙头大睡。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瞌睡,好像我就是刚从子宫里溜出来的婴儿。
对北京火热的现代生活,我一点也不关心。其实我也老大不小了,但就是对火热的现代生活漠不关心,仿如一个白痴。
——我知道这样确实不对,白痴是让人十分厌恶的。如果心甘情愿去做一个白痴,其结局肯定非常悲惨。我是说此人到头来,不仅心中没有爱情,口袋里没有钱币,脑袋里没有理想……成了一个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的人,这就是我这样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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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有一天北京要修四环路,我可能还在大山庄呼呼大睡。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北京的暖阳里睡得正香,双手紧握着我那根被尿液憋得坚挺的尘根——我睡眠越香就把它握得越紧,这是多年漂泊生活养成的习惯,一辆轰轰隆隆的推土机吼叫着,把我那间破烂的出租屋铲了起来。
——我这才被火热的生活吵醒。
否则我可能还要一直沉睡下去。
对睡眠的热爱使我保持了许多美德。比如有些家伙一见面就爱讨论艺术,批判现实,大骂王朔和余秋雨。而我却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其实我心里在嘀咕,艺术能够讨论吗?现实还须批判吗?骂他们等于骂自己。
多此一举。
对睡眠的热爱还使我变得白白胖胖。因为我没有照镜子的习惯,我并不知道我的体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直到有一天武汉诗人肖班来北京出差,老丘提议兄弟们应该好好聚一聚,一见面,他们大呼——"胡春你胖得不行啦!"我才知道我胖了。
肖班握着我的手说:"就像握着刚从蒸笼里端出来的两只又白又胖的猪蹄子。"
从餐馆里走出来,老丘对肖班小声说:"他走路像一只鸭子左右摇摆,重心不稳,肉长得太快了。胡春是不是有什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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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胡春。
我就是那个虚胖的人。
但我不知我到底有什么病。
四月的一个春暖花开的下半夜,我睡不着,忍不住给老丘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只响了一声,他就接了电话。我还以为他在做梦,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正在写作,为什么要打扰我?
我慌忙把电话挂了。
我知道这小子正在干嘛,我猜他是在和他的新婚妻子做爱。他妻子长得像花一样美,是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一想起他和舞蹈演员正在高潮的当口被我打断,我就幸灾乐祸般地兴奋不己。
接着,我给武汉的肖班打电话,告诉他此时此刻老丘正在极乐世界销魂。
你猜,肖班正在武汉的下半夜干什么?告诉你保准吓你一跳,他正在给他的宠物狗——肖翠花洗澡。
想一想,一个堂堂正正的新华社记者、青年诗人肖班先生,居然在下半夜给宠物狗洗澡,想一想,我就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我才猛然记起,我给他们打电话是想问我到底有什么病。
我为什么虚胖得那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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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好几个月后,我去老丘所在的报社玩。在报社楼下,我忍不住问老丘:"我为什么虚胖得那么厉害?"
可能是我当时的神态特别认真,老丘看了我半天,才小心翼翼、吞吞吐吐地说:"你这是憋得发胖,不是真胖。你肯定是个性压抑得够呛的人。"
我被老丘的回答弄得目瞪口呆。不过,我认为他的话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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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老丘的指点,我决定把自己从"性压抑得够呛"的境地里解放出来。否则,我会越来越胖,胖得像一只不知性爱为何物的猪一样,那才叫悲惨。
但要消灭"性压抑"这一人生难题并非容易,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像猪那样笨头呆脑,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
顺便说一句,那时我还不认识北大博士生陈曼,这是在和她恋爱之前的事。
20
下面要写的就是那时的事。
现在有了固定的女友,再去回忆过去的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其实青春年少真好,尤其是在没有女友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那种冒险,那种勇气,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再也找不到了。
我们去的第一家夜总会——叫做"北京天堂夜总会".首先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把这种地方称做天堂,简直绝妙至极,浪漫中有一股深深的喻意。
这里的"我们"是指六个人。
除了我,还有李宝国、贺迷、牛昆、徐建设和木瓜。
为了表示对这几位朋友的尊重,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李宝国是一家韩国化妆品公司的中国市场总经理,他是我的诗人朋友牛昆带来的,牛昆在这家韩国化妆品公司任策划部经理。贺迷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不知在什么场所认识的。徐建设是饭店保安。木瓜是东风乡大山庄一家理发店的老板,我在他那里理过一次发,因为聊得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的理发店叫"温州发廊",但他不是温州人。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大家都叫他"木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