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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
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
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
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
也有接触的义务。
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
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
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
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
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
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
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
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
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
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
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
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
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
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
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
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
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
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
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
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
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
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
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
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
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
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这部书不是
“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
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
“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
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辨。这
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
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
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
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
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
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
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
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未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
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
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
董庶先生，他给我抄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1942 年2 月
《说文解字》第一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他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
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
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
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
“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
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
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01）；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
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
就只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
知道，文字不断的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
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
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
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
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预备工夫，
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
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
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
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
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
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
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是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
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
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
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
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
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
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
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
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
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
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
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
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
当地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
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
《仓颉篇》。秦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
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了作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
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
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
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
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
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
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
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
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
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
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
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
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
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
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
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
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
“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
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
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
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
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
来发现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
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
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
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一三○○）以后的商
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
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
“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
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
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
（02）。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
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
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形的大概，如“日”、
“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二”（上）
“_-”（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二”
是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_-”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
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
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
个字的意义积成的，“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四是
“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
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
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
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
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
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
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
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
却都可以“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
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
用。如代名词，“予”“彼”等，形况字“犹豫”、“孟浪”、“关关”、“突
如”等，虚助字“於”、“以”、“与”、“而”、“则”、“然”、“也”、
“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义是“发号”，借为县令的
“令”：“长”本义是“久远”，借为县长的“长”。“县令”、“县长”是
“令”、“长”的引伸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
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伸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
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
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久远”的“长”平声，“县长”
的“长”读上声之类。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
例。
象形字本于图画。初民常以画记名，以画记事，这便是象形的源头。但文字
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这是“名”：
“名”该只指声音而言。画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与“字”都是
通称；分析的说，象形的字该叫做“文”、“文”是“错画”的意思（03）。
“文”本于“名”，如先有“日”名，才会有“日”这个“文”，“名”就是
“文”的声音。但物类无穷，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声
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为数字，后世用四声分别，古代却用偏旁分别，
这便是形声字。如“其”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收的左半）和一”。
而日期的“期”，旗帜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语言中与“其”同声，却
无专字，便都借用“其”字。后来才加“月”为“期”，加鹿“麒”，一个字变
成了几个字。严格的说，形声字才该叫做“字”，“字是”是“孳乳而渐多”的
意思（04）。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画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二”（上）、“- ”
（下）、“一”“二”“三”其实都可以说是象形。象形又指示作用，如“刀”
字加一点，表明刃在那里。这样，旧时所谓指事字其实都可以归入象形字。象形
还有会合作用，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子，表示一个意义；那么，旧时所谓会
意字其实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但会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该是“字”。象形字、
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
里所说的程序，是近人新说和“六书说”颇有出入。六书说原有些不完备、不清
楚的地方，新说加以补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
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
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
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
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
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
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新疆和敦煌发的汉、晋间的木简
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
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
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晋、唐之间，却称为“隶
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
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
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
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
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
的缘故。
注释：（01）淮南子。本经训》及高诱注。
（02）古代简牍用泥封口，在泥上盖印。
（03）《说文。文部》。
（04）《说文序》「参考资料」《说文解字叙》。容庚《中国文字学》。陈
梦家《中国文字学》稿本。
《周易》第二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八卦是圣物，
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避邪的。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
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
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详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
阴阳五行和我们非常熟悉，这些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大
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教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
欠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去求签问卜，算命
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
周易》。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另一个传说却说不是他自出心裁画的。那时候有匹
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幅图，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来罢了。但这
因为伏羲是圣人，那时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龙马赐给他这件圣物。所谓“河图”，
便是这个。那讲五行的《洪范》，据说也是大禹治水时在洛水中从一只神龟背上
得着的，也出于天赐。所谓“洛书”，便是那个。但这些神怪的故事，显然是八
卦和五行的宣传家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压根就没有这个
人，他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
商民族是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们先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甲
骨经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然后便将卜的人、卜的
日子、卜的问句等用刀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卜辞里并没有阴阳的观念，也
没有八卦的痕迹。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龟甲是很少的。商代农业刚起头，游猎和畜牧还是主要
的生活方式，那时牛骨头不缺少。到了周代，渐渐脱离游牧时代，进到农业社会
了，牛骨头便没有那么容易得了。这时候却有了筮法，作为卜法的辅助，筮法只
用些蓍草，那是不难得到。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和老年人一样，
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吉凶。筮的时候用它的杆子，方法已
不能详知，大概是数的。取一把蓍草，数一下看到什么数目，看是奇数还是偶数，
也许这便可以断定吉凶。古代人看见数目整齐而又有变化，认为是神秘的东西。
数目的连续、循环以及奇偶，都引起人们的惊奇。那时候相信数目是有魔力的，
所以巫术里用得着它。——我们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
那些巫术的遗迹。那时候又相信数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学里用得着它。我们现
在还说，凡事都有定数，这就是前定的意思；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数，世
界也有数，数是算好了的一笔帐；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机械的。数又是宇宙的架
子，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象（01）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说
是一种巫术，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
八卦的基础便是一、二、三的数目。整画“一”是一；断画一是二；三画叠
而成卦是三。这样配出八个卦，便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是这些
卦的名字。那整画、断画的排列，也许是排列着蓍草时触悟出来的。八卦到底太
简单了，后来便将这些卦重起来，两卦重作一个，按照算学里错列与组合的必然，
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数。蓍草的应用，也许起于民间；但八卦的
创制，六十四卦的推演，巫与卜官大约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与卜官同时也就是
史官，一切的记载，一切的档案，都掌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当知识的权威，
参加创卦和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简便得多，但起初人们并不十分信
任它。直到《春秋》时候，还有“筮短龟长”的话（02）。那些时代，大概小事
才用筮，大事还得用卜的。
筮法袭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的里的兆象，据说有一百二十体，每一体都
有十条断定吉凶的“颂”辞（03）。这些是现成的辞。但兆象是自然的灼出来的，
有时不能凑合到那一百二十体里去便得另造新辞。筮法里的六十四卦，就相当于
一百二十体的兆象。那断定吉凶的辞，原叫作繇辞，“繇”是抽出来的意思。《
周易》里一卦有六画，每画叫作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数的。繇辞有
属于卦的总体的，有属于各爻的；所以后来分称为卦辞和爻辞。这种卦、爻辞也
是卜筮官的占筮纪录，但和甲骨卜辞的性质不一样。
从卦、爻辞里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制度看，我们知道这些是西周初叶的纪录，
纪录里好些是不联贯的，大概是几次筮辞并列在一起的缘故。那时卜筮官将这些
卦、爻辞按着卦、爻的顺序编辑起来的，便成了《周易》这部书。“易”是“简
易”的意思，是说筮法比卜法简易的意思。本来呢，卦数既然是一定的，每卦每
爻的辞又是一定的，检查起来，引申推论起来，自然就“简易”了。不过这只在
当时的卜筮官如此。他们熟习当时的背景，卦、爻辞虽“简”，他们却觉得“易”。
到了后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传，有些卦、爻辞简直就看不懂了。《周易》原
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
《周易》现在已经变成了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还没有注意这部
书。孔子是不讲怪、力、乱、神的。《论语》里虽有“五十以学《易》，可以无
大过矣”；但另一个本子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04）；所以这句
话是很可疑的。孔子只教学生读《诗》、《书》和《春秋》，确没有教读《周易
》。《孟子》称引《诗》、《书》，也没说到《周易》。《周易》变成儒家的经
典，是在战国末期。那时候阴阳家的学说盛行，儒家大约爱了他们的影响，才研
究起这部书来。那时候道家的学说也盛行，也从另一面影响了儒家。儒家就在这
两家学说的影响之下，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解释。这些新解释并非
在忠实的、确切的解释卦、爻辞，其实倒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这种
新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的《易传》。
《易传》中间较有系统的是彖辞和象辞。彖辞断定一卦的涵义——“彖”是
“断”的意思。象辞推演卦和爻的象，这个“象”字相当于现在所谓“观念”。
这个字后来成为解释《周易》的专门名词。但彖辞断定的函义，象辞推演的观念，
其实不是真正的从卦、爻里探究出来的；那些只是作传的人傅会在卦、爻上面的。
这里面包含着多量的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象辞的话更有许多和《论语》相
近的。但说到“天”的时候，不当作有人格的上帝，而只当作自然的道，却是道
家的色彩了。这两种传似乎是编纂起来的，并非一人所作。此外有《文言》和《
系辞》。《文言》解释乾坤两卦；《系辞》发挥宇宙观、人生观众，偶然也有分
别解释卦、爻的话。这些似乎都是抱残守阙，汇集众说而成。到了汉代，又新发
现了《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说卦》推演卦象，说明某卦的观
念象征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某些事物，譬如乾卦象征着天，又象征着父之类。《
序卦》说明六十四卦排列先后的道理。《杂卦》比较各卦意义的同异之处。这三
种传据说是河内一个女子在什么地方找着的，后来称为《逸易》；其实也许就是
汉代人作的。
八卦原只是数目的巫术，这时候却变成数目的哲学了。那整画“一”是奇数，
代表天，那断画是偶数，代表地。奇数是阳数，偶数是阴数，阴阳的观念是从男
女来的。有天地，不能没有万物，正和有男女就有子处一样，所以三画才能成一
卦。卦是表示阴阳变化的，《周易》的“易”，也便是变化的意思。为什么要八
个卦呢？这原是算学里错列与组合的必然，但这时候却想着是万象的分类。乾是
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震是雷，是长子等；巽是风，是长女等；坎是水，
是心病等；离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监等；兑是泽；是少女等。这样，
八卦便象征着也支配着整个的大自然，整个的人间世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卦
是复合的，卦象也是复合的，作用便是复杂、更具体了。据说伏羲、神农、黄帝、
尧、舜一班圣人看了六十四卦的象，悟出了种种道理，这才制造了器物，建立了
制度，耒耜以及文字等等东西，“日中为市”等等制度，都是他们从六十四卦推
演出来的。
这个观象制器的故事，见于《系辞》。《系辞》是最重要的一部《易传》。
这传里借着八卦和卦、爻辞发挥着的融合儒、道的哲学，和观象制器的故事，都
大大的增加了《周易》的价值，抬高了它的地位。《周易》的地位抬高了，关于
它的传说也就多了。《系辞》里只说伏羲作八卦；后来的传说却将重卦的，作卦、
爻辞的，作《易传》的人，都补出来了。但这些传说都比较晚，所以有些参差，
不尽能像“伏羲画卦说”那样成为定论。重卦的人，有说是伏羲的，有说是神农
的，有说是文王的。卦、爻辞有说全是文王作的，有说爻辞是周公作的；有说全
是孔子作的。《易传》却都说是孔子作的。这些都是圣人。《周易》的经传都出
自于圣人之手，所以和儒家所谓道统，关系特别深切；这成了他们一部传道的书。
所以到了汉代，便已跳到六经之首了（05）。但另一面阴阳八卦与五行结合起来，
三位一体的演变出后来医卜、星相种种迷信，种种花样，支配着一般民众，势力
也非常雄厚。这里面儒家的影响却很少了，大部分还是《周易》原来的卜筮传统
的力量。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注释：（01）二语见《易。系辞》。太极是混沌的元气，两仪是天地，四象
是日月星辰。
（02）《左传》僖公四年。
（03）《周礼。春官。太卜》。
（04）《古论语》作“易”，《鲁论语》作“亦”。
（05）《庄子。天运篇》和《天下篇》所说六经的次序是：《诗》、《书》、
《礼》、《乐》、《易》、《春秋》，到了《汉书。艺文志》，便成了《易》、
《书》、《诗》、《礼》、《乐》、《春秋》了。
「参考资料」顾颉刚《周易爻辞中的故事》（〈古史辩〉第三册上）。李镜
池《易传探原》（同上）。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同上）。
《尚书》第三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
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
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
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
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
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
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
言”（01），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
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
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
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
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
“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
“谟”（02）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
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
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
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
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
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
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03）；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
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
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
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
帝王的书”（04）。“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
《书》称为“经”，始于《荀子》（05）；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
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
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06）。
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
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
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
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
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
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
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
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
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
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
（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地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
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
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07）！这二十九篇，
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
“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
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
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
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
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
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
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
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
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08）。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
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
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
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09），所以主张通
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
；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
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
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