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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自清 当前章节:15362 字 更新时间:2026-7-23 19:41

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

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

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

显于世(10)。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

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

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

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

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

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

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

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

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

》。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

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

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並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

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

家语》、《孔丛子》(11),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

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

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

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

五十八篇(12),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

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

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

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13),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

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

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

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

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

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

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

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14)。

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

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

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15);这《古文尚书》大

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

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

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

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

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

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

(西元653 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

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

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

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

他有《书裨传》十三卷(16),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

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17)。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

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

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

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

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

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

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

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

《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

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

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

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

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

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

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

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注释:(01)“雅言”见《论语。述而》(02)《说文》言部:“谟,议谋

也”。

(03)《说文》书部:“书,著也。”

(04)《论衡。正说篇》。

(05)《劝学篇》。

(06)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07)《论衡。正说篇》(08)《汉书》本传。

(09)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10)《后汉书。杨伦传》。

(11)《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12)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13)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14)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15)《晋书。荀崧传》。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17)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参考资料」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序例》及卷三十六《伪孔安国序》。顾

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辩》第一册)。

《诗经》第四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

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

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

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颈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

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

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01),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

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的酒杯,浇

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

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

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

慧”了(02)。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

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

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03),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

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

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

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

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

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

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

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

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往来,宴会时都得奏乐

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

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

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

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工,

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

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

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剌、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

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

;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

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佚。但是还

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04)。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

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

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

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

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

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时的环境,

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

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

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

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

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

“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

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发嗟,如琢如磨”(05),本来说的是治玉,

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06)。“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为绚兮。”(07),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

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

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08)。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09)

;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

(10)。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

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

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

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

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

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

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都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

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

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

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

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

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11)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

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

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12)。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

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

会与作诗人的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

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

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

》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

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

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

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

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

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

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

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

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

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

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

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

《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

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两国的诗,现经考

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13)了。颂有《周颂》、《鲁颂》、《

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

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

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4)的

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

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

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

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

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

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

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注释:(01)《吕氏春秋。古乐篇》(02)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

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

(03)“土鼓”、“蒉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苇蘥”见《明堂位

》(04)今《诗经》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05)《卫风。淇澳》的句子。

(06)《论语。学而》(07)“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的

句子:“素以为绚兮”一句今已佚。

(08)《论语。八佾》(09)“思无邪”,《鲁颂。駉》的句子:“思”是

语词,无义。

(10)《论语。阳货》。

(11)、(12)见《孟子。万章》。

(13)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14)《周礼。大师》郑玄注。

「参考资料」顾颉风《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辩》第三册下)。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同上)。朱自清《言志说》(《语言与文学》)。

朱自清《赋比兴说》(《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

「编者案:朱先生两文,今均见《诗言志辩》中」。

三《礼》第五

许多人家的中堂里,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大牌位。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

亲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所以供

奉着这些。荀子只称这些为礼的三本(01);大概是到了后世才宗教化了的。荀

子是儒家大师。儒家所称道的礼,包括政治制度、宗教仪式、社会风俗习惯等等。

却都加以合理的说明。从那“三本说”,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礼来包罗万象的野心,

他们认为礼为治乱的根本;这种思想可以叫做礼治主义。

怎样叫做礼治呢?儒家说初有人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望,各人都要满足

自己的欲望,没有界限,没有分际,大家就争起来了。你争我争,社会就乱起来

了。那时君师们看了这种情形,就渐渐给定出礼来,让大家按着贵贱的等级,长

幼的次序,各人得着自己该得的一分儿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各人也做着自

己该做一分儿工作。各等人有各等人的界限和分际;若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任性儿贪多务得,偷懒图快活,这种人就得受严厉的制裁,有时候保不住性命。

这种礼,教人节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会的秩序,可以说是政治制度。

天生万物,是个很古的信仰。这个天是个能视能听的上帝,管生杀,管赏罚。

在地上天的代表,便是天子,天子祭天,和子孙祭祖先一样。地生万物是个事实。

人都靠着地里长的活着,地里长的不够了,便闹饥荒;地的力量自然也引起了信

仰。天子诸侯祭社稷,祭山川,都是这个来由。最普遍的还是祖先的信仰。直到

我们的时代,这个信仰还是很有力的。按儒家说,这些信仰都是“报本返始”

(02)的意思。报本返始是庆幸生命的延续,追念本源,感恩怀德,勉力去报答

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怕不单是怀德,还有畏威的成分。感谢和恐惧产生了种种祭

典。儒家却只从感恩一面加以说明,看作礼的一部分。但这种礼教人恭敬,恭敬

便是畏威的遗迹了。儒家的丧礼,最主要的如三年之丧,也建立在感恩的意味上

;却因恩谊的亲疏,又宣出等等差别来。这种礼,大部分可以说是宗教仪式。

居丧一面是宗教仪式,一面是普遍人事。普通人事包括一切日常生活而言。

日常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规矩。居丧以外,如婚姻、宴会等大事,也各有一套程度

和规矩。不能随便马虎过去;这样是表示郑重,也便是表示敬意和诚心。至于对

人,事君,事父母,待兄弟、姊妹,待子女,以及夫妇、朋友之间,也都自有一

番道理。按着尊卑的分际,各守各的道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

妇朋友互相敬爱,才算能做人;人人能做人,天下便治了。就是一个人饮食言动,

也都该有个规矩,别叫旁人难过,更别侵犯着旁人,反正诸事都记得着自己的分

儿。这些个规矩也是礼的一部分;有些固然含着宗教意味,但大部分可以说是风

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有一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王道不外乎人情,礼是王道的一部分。按儒家说的是通乎人情的(03)。既

通乎人情,自然该诚而不伪了。但儒家所称道的礼,并不全是实际施行的。有许

多只是他们的理想,这种就不一定能通乎人情了。就按那些实际施行的说,每一

个制度,仪式或规矩,固然都有它的需要和意义。但是社会情形变了,人的生活

跟着变;人的喜、怒、爱、恶,虽然还是喜、怒、爱、恶,可是对象变了。那些

礼惰性却很大,并不跟着变。这就留下了许许多多遗形物,没有了需要,没有了

意义;不近人情的伪礼,只会束缚人。《老子》里攻击礼,说“有了礼,忠信就

差了”(04);后世有些人攻击礼,说“礼不是为我们定的”(05);近来大家

攻击礼教,说“礼教是吃人的”。这都是指着那些个伪礼说的。

从来礼乐并称,但乐实在是礼的一部分;乐附属于礼,用来补助仪文的不足。

乐包括歌和舞,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的(06)。不但是“人情之所必不免”,

而且乐声的绵延和融和也象征着天地万物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07)。这

便是乐本。乐教人平心静气,互相和爱,教人联合起来,成为一整个儿。人人能

够平心静气,互相和爱,自然没有贪欲,捣乱,欺诈等事,天下就治了。乐有改

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用,所以与政治是相通的。按儒家说,礼、乐、刑、政,

到头来只是一个道理;这四件都顺理成章了,便是王道。这四件是互为因果的。

礼坏乐崩,政治一定不成;所以审乐可以知政(08)。“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

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09)吴公子季札

到鲁国观乐,乐工奏那一国的乐,他就知道是那一国的;他是从乐歌里所表现的

政治气象而知道的(10)。歌词就是诗;诗与礼乐也是分不开的。孔子教学生要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1);那时要养成一个人才,必需学习这些。这

些诗、礼、乐,在那时代都是贵族社会所专有,与平民是无干的。到了战国,新

声兴起,古乐衰废,听者只求悦耳,就无所谓这一套乐意。汉以来胡乐大行,那

就更说不到了。

古代似乎没有关于乐的经典;只有《礼记》里的《乐记》,是抄录儒家的《

公孙尼子》等书而成,原本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了。关于礼,汉代学者所传习

的有三种经和无数的“记”。那三种经是《礼仪》、《礼古经》、《周礼》。《

礼古经》已亡佚,《仪礼》和《周礼》相传都是周公作的。但据近来的研究,这

两部书实在是战国时代的产物。《仪礼》大约是当时实施的礼制,但多半只是士

的礼。那些礼是很繁琐的,踵事增华的多,表示诚意的少,已经不全是通乎人情

的了。《仪礼》可以说是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的混合物;《周礼》却是一套理想

的政治制度。那些制度的背景可以看出是战国时代;但组成了整齐的系统,便是

著书人的理想了。

“记”是儒家杂述礼制、礼制变迁的历史,或礼论之作;所述的礼制有实施

的,也有理想的。又叫作《礼记》;这《礼记》是一个广泛的名称。这些“记”

里包含着《礼古经》的一部分。汉代所见的“记”很多,但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三

十八篇《大戴记》和四十九篇。《小戴记》。后世所称《礼记》,多半专指《小

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圣,戴德的侄儿。相传他们是这两部书的编辑人。

但二戴都是西汉的《仪礼》专家。汉代有五经博士;凡是一家一派的经学影响大

的,都可以立博士。大戴仪礼学后来立了博士,小戴本人就是博士。汉代经师的

家法最严,一家的学说里绝不能掺杂别家。但现存的两部“记”里都各掺杂着非

二戴的学说。所以有人说这两部书是别人假托二戴的名家纂辑;至少是二戴原书

多半亡佚,由别人拉杂凑成的,——可是成书也还在汉代。——这两部书里《小

戴记》容易些,后世诵习的人比较多些,所以差不多专占了《礼记》的名字。

注释:(01)《礼论篇》(02)《礼记。郊特牲》。

(03)《礼记。乐记》。

(04)《老子》三十八章。

(05)阮籍语,原文见《世说新语。任诞》(06)《荀子。乐论篇》,《礼

记。乐记》(07)(08)(09)《礼记。乐记》(10)《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11)《论语。泰伯》。

「参考资料」洪业《礼记引得序》,《仪礼引得序》。

《春秋》三传第六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

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

《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

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

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孔子那里,他便去看,

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

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

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

时代那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

算是倒了运了。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的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

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

得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

《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

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的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

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

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

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

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

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春秋》

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

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

阙、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

二百四十二年(西元前722 ——481 );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

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编年是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

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

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

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势,

记“赵盾弑其君”(01),齐国太史记“崔杼弑其君”(02),虽杀身不悔,都

为的是征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

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

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戒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

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

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

开去。《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

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检的这一些。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

《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

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

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拔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

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

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

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嚼,

这一咬嚼,便不愿上下文穿凿傅会起来了。《公羊》、《榖梁》,尤其如此。

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

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03),“笔”

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还荣耀,

一字之贬,比将你作罪人杀了还耻辱。本来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

贼子惧”(04),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劝惩作用而言。等到褒贬说发展,孟子这句

话倒像更坐实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权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春秋》,

承认这种书法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照三传所咬嚼出来的那么穿凿傅会

的办。这正和后世人尽管推尊《毛诗传笺》里比兴的解释,实际上却不那样穿凿

傅会的作诗一样。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和《榖梁传》,和《毛诗传笺》,在

穿凿解经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传之中,公羊,榖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榖以解

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战国末斯,专门解释《春秋》的有许多家,公、

榖较晚出的而仅存。这两家固然有许多彼此相异之处,但渊源似乎是相同的;他

们所引别家的解说也有些是一样的。这两种《春秋经传》经过秦火,多有残阙的

地方;到汉景帝、武帝时候,才有经师重加整理,传授给人。公羊、榖梁只是家

派的名称,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们解经的宗旨,已见上文;《春秋

》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开儒家,在这一点上,三传是大

同小异的。

《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这个左丘明,有的说是“鲁君

子”,有的说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说是鲁国的史官的(05)。这部书历来讨

论的最多。汉时有五经博士。凡解说五经自成一家之学的,都可立为博士。立了

博士,便是官学;那派经师便可作官受禄。当时《春秋》立了公、榖两家。后来

虽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还是废了。倒是民间传习的渐多,终于大行!原来是

公、榖不免空炎,《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

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

作,称为《春秋外传》。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据近的研究《国语》重在

“语”,记事颇简略,大约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为《左传》著者的重要史料之

一。这书的说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爱民,和《左传》是很相近的。只

不知著者是谁。其实《左传》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

能教人相信。《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榖》二传早些。

《左传》这部书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别

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

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征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

晋范宁作《榖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

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汉人

就不少了,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

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委婉,

“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 .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

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

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

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

的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

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

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

优游不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

注释:(01)《左传》宣公二年。

(0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03)《史记。孔子世家》。

(04)《孟子。滕文公》下。

(05)《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鲁君子”,《汉书。刘歆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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