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杜预《春秋序》说是“身为国史”。
「参考资料」洪业《春秋传引得序》
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
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
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熟里，学生入学，是从四
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
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小
注。只要囫囵吞枣的念，囫囵吞枣的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
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
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
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
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
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1313年）起的。
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
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
》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
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
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
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01）。《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
有关中《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02）。关于《大学》的著
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
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
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
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
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
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03）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
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做‘庸’；‘中
’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
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
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04）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
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
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
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
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
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
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05），所
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
微言”（06），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
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
》，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
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
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
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
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
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
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
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
解释经的。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他注《中
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所以这两
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
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
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中
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07）。但
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
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08）。照近人的研
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
《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
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
“五伦”等。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膈起来的，这里
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著者大约是
一个孟子学派。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人格——孔子，并且
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
“阙疑”、“好三”、“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
“义”，分辩“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
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09），
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
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
辩”，他自己也觉得的（10）；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
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亚圣”，次于孔子一等（11）。《孟子》有东汉
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的见于
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称为重，但《论》、《孟》词意显
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
；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
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
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
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
候，他还在改定《大这。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
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
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
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
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欺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
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
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
孝宗淳熙年间（西元1174——1189）。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
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注释：（01）九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十
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
《尔雅》《孟子》。
（02）《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顒《中
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03）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04）（05）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06）朱子《大学或问》卷一。
（07）《孔子世家》。
（08）《中庸或问》卷一。
（09）《公孙丑》。
（10）《腾文公》。
（11）《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
《战国策》第八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这些大臣都是世袭的，他们一代
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机会成熟，
便跳起来打倒君主自己干。那时候各国差不多都起了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
家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让姓田的大夫占了。这些，周天子只得承认了。这是封建
制度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
为东、西周；东、西周各有君王，彼此还争争吵吵的。这两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
时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国诸侯相等了。后来列国纷纷称王，周室更不算回
事；他们至多能和宋、鲁等小国君主等量齐观罢了。
秦、楚两国也经过内乱，可是站住了。它们本是边远的国家，却渐渐伸张势
力到中原来。内乱平后，大加整顿，努力图强，声威便更广了。还有极北的燕国，
向来和中原国家少来往；这时候也有力量向南参加国际政治了。秦、楚、燕和新
兴的韩、魏、赵、齐，是那时代的大国，称为“七雄”。那些小国呢，从前可以
仰仗霸主的保护，作大国的附庸；现在可不成了，只好让人家吞的吞，并的并，
算只留下宋、鲁等两三国，给七雄当缓冲地带。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坏中，七雄便
各成一单位，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政局比春秋时代紧张多了。战争也比从
前严重多了。列国都在自己边界上修起长城来。这时候军器进步了，从前的兵器
都用铜打成，现在有用铁打成的了。战术也进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从前精明，
从前只有兵车和步卒，现在却发展了骑兵了。这时候还有帮人家作战为职业的人。
这时候的战争、杀伤是很多的。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
人盈城。”（01）可见那凶惨的情形。后人因此称这时代为战国时代。
在长期混乱之后，贵族有的作了国君，有的渐渐衰灭。这个阶级算是随着封
建制度崩坏了。那时候的国君，没有了世袭的大臣，便集权专制起来。辅助他们
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等的士人。那时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
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是所谓“好客”、“好士”的风气。其中最高
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
财的，况且难得有把握；重要的还是作外交的工夫。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通
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一些帮手。担负
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既然这般重要，所以立
谈可取卿相；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成，出身的贵贱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
局势。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
前一派叫“合纵”，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是联合东西各
国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合纵派的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是张仪，他
们可以代表所有的战国游说之士。后世提到游说的策士，总想到这两个人，提到
纵横家，也总是想这两个人。他们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苏秦起初也是连横派。
他游说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穷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
瞧不起他。他恨极了，用心读书，用心揣摩；夜里倦了要睡，用锥子扎大腿，血
流到脚上。这样整一年，他想着成了，便出来游说六国合纵。这回他果然成功了，
佩了六国相印，又有势有钱。打家里过的时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头，嫂
嫂爬在地上谢罪。他叹道：“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真是少不得的！”张仪和楚
相喝酒，楚相丢了一块璧。手下人说张仪穷而无行，一定他偷的，绑起来打了几
百下。张仪始终不认，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说：“唉，要不是读书游说，
那会受这场气！”他不理，只说：“看我舌头还在罢？”妻子笑道：“舌头是在
的。”他说：“那就成！”后来果然作了秦国的相；苏秦死后，他也大大得意了
一番。
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那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
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
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
帮你的帮你，不帮你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
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
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
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
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人主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这需要
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锈”和“卿相之
尊”，说得不好了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
不算多。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
进言，广博和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
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
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
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02）。蒯通那枝笔是很有力量的。
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
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
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
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
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
事“浅陋不足道”，但“人读之，则必乡共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
移之而已”。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03）。这部书除文辞之胜
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西元前四○
三——二○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
；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注释：（01）《离娄》（02）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
史辩》第四册。
（03）李格非《书战国策后》。
「参考资料」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第二册（清华大学讲义排印本）。
《史记》《汉书》第九
说起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有两个
原因。一则这两部书是最早的有系统的历史，再早虽然还有《尚书》、《鲁春秋
》、《国语》、《春秋左氏传》、《战国策》等，但《尚书》、《国语》，《战
国策》，都是记言的史，不是记事的史。《春秋》和《左传》是记事的史了，可
是《春秋》太简短，《左氏传》虽够铺排的，而跟着《春秋》编年的系统，所记
的事还不免散碎。《史记》创了“纪传体”，叙事自黄帝以来到著者当世，就是
汉武帝的时候，首尾三千多年。《汉书》采用了《史记》的体制，却以汉事为断，
从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后来的史书全用《汉书》的体制，断代成书；二
十四史里《史记》、《汉书》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这称为“正史”。《史记
》、《汉书》，可以说都是“正史”的源头。二则，这两部书都成了文学的古典
；两书有许多相同处，虽然也有许多相异处。大概东汉、魏、晋到唐，喜欢《汉
书》的多，唐以后喜欢《史记》的多，而明、清两代尤然。这是两书文体各有所
胜的缘故。但历来班、马并称《史》、《汉》连举，它们叙事写人的技术，毕竟
是大同的。
《史记》，汉司马迁著。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详）。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
子。小时候在本乡只帮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儿。司马谈作了太史令，才将他带
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
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
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
；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
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
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
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
《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
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
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
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110 ），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
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
跟去。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
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虽然我恢复了世传的职
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
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
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
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
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
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01）司
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
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02）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
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
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
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
（西元前104 ），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西元前九九），李
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
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有吃的，耗
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
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
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
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
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
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
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
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
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
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
宦者作的官，中令书，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
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
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
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
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
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
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
《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过来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
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
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
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
明些。”（03）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
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
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
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
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
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
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
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04），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是过
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
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
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
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
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
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
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
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
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
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列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
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
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
起了他的感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
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
（05）；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06）。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
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
》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
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的
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
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
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07），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
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
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
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
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
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
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
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
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08）。
“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
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
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
帝建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
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
藉，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
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
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
些学者，老远的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
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
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
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
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
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
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
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
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年），
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
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更有机会造谣，
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到的稿子。他兄弟班
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
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
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书郎，兰
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作了
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
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班固三十三岁，在
兰台重行写他的大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
年，班超也作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
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的读
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
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作中护军，参议军机
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刻石纪
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仗窦家
的势欺压人，但他的儿子和奴仆却都无法无天的。这就得罪了许多地面上的官儿
；他们都敢怒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虽喝醉了，在街上骂了洛阳令种兢，种兢
气恨极了，但也只能记在心里。记元四年（西元九二），窦宪阴谋弑和帝，事败，
自杀。他的党羽，或诛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却饶不过他，逮捕了
他，下在狱里。他已经六十一岁，受不得那种苦，便在狱里死了。和帝得知，很
觉可惜，特地下诏申斥种兢。命他将主办的官员抵罪。班固死后，《汉书》的稿
子很散乱。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学，嫁给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节行并为
人所重。当时称为曹大家。这时候她奉诏整理哥哥的书；并有高才郎官十人，从
她研究这部书——经学大师扶风马融，就在这十人里。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时
还未完成，她和马融的哥哥马续参考皇家藏书，将这些篇写定，这也是奉诏办的。
《汉书》的名称从《尚书》来，是班固定的。他说唐、虞、三代当时都有记
载，颂述功德；汉朝却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通史，将
汉朝皇帝的本纪放在尽后头，并且将尧的后裔和汉和秦、项放在相等的地位，这
实在不足以推尊本朝。况《史记》只到武帝而止，也没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断
代述史，起于高祖，终于平帝时王莽之诛，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纪、表、
志、传凡百篇，称为《汉书》（09）。班固著《汉书》，虽然根据父亲的评论，
修正了《史记》的缺失，但断代的主张，却是他的创见。他这样一面保存了文献，
一面贯彻了发扬本朝的功德的趣旨。所以后来的正史都以他的书为范本，名称也
多叫作“书”。他这个创见，影响是极大的，他的书所包举的，比《史记》更为
广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 艺术、文章，尽在其中。
书里没有世家一体，本于班彪《后传》。汉代封建制度，实际上已存在；无
所谓侯国，也就无所谓世家，这一体的并入列传，也是自然之势。至于改“书”
为“志”，只是避免与《汉书》的“书”字相重，无关得失。但增加了《艺文志
》，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
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
编订目录（10），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
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
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
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汉书》里
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
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
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
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
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
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
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
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
（12）。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
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
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
观者以为胜于《史记》（13）。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14）。汉代
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