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
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
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
》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
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
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
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15）刘知几《史通》却以为
“《史记》虽叙三千年史，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
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16）。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
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
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倒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
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
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
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
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
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
懒得去看（17）。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
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呈；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
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
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18）。郑
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
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
惟有此作”。作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
是片段罢了（19）。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
“文赡而事详”（20）。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
》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
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21），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
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
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23）。这些只关识见高低，不见性情偏正，和司马
迁《游侠》、《货殖》两传蕴含着无穷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还无碍其为
客观的。总之《史》、《汉》二书，文质和繁省虽然各不相同。而所采者博，所
择者精，却是一样，组织弘大，描写的曲达，也同工异曲，二书并称良史，决不
是偶然的。
注释：（01）（02）（03）（04）原文见《史记自序》。
（05）《后汉书。班彪传》。
（06）《汉书。司马迁传赞》。
（07）《后汉书。蔡邕传》。
（08）同（06）。
（09）《汉书。叙传》（10）刘向著有《别录》。
（11）（12）《通志总录》。
（13）《超奇篇》，这里据《史通。鉴识》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异。
（14）《超奇篇》。
（15）原文见《晋书。张辅传》。
（16）原文见《史通。杂说》。
（17）（18）《史通。六家》。
（19）同` （11）（12）。
（20）《后汉书。班固传赞》。
（21）《汉书评林序》（22）《文史通义。诗教》下。
（23）《史通。书事》。
「参考资料」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
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
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
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
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形势，有种种的看法，
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
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个
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
；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
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
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
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
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
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
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
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
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
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
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
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
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01）。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
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是孔子。孔
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赛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
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
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02）。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
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
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有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
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
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
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
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
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03）；所述的，所信所好的，
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
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
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
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
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
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
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
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
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
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
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04）；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
是给封建制度打了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
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
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
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是
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
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
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
之政”（05），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
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
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
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
纵等恶端。性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
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人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他却注
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
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
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光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
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小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
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来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
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是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
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
意思，大概是个浑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浑名自称
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
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墨家和别
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
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
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
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墨
家更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
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
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和制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
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
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
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
“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有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
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
“知其不可而为之”（06），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
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
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07）；将天下给他，换
他上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
一部分。所谓“真”，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
：“避世”便是“全生保真”的路。不过世事变化地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
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
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
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
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
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
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08）。事物变化的最大
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
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09）“大直
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0）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
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
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1）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
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就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
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气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
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
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
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
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会上、政
治上的制度，便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
儒、墨是“不知耻”的（12）。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
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
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人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
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晚家，出于讼师。
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
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
是。”（13）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
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
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言，
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
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
叫作“合同异”（14）。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
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
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
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
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
这叫作“离坚白”（15）。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
“怪说”“琦辞”，“辩而无用”。（16）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
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
以自重。孔子托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
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
家出于“法术之士”（17），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
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
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
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
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
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成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
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
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18），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
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穷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
一个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
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副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
说的作到否。名实相副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
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势，就可以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
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
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
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
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也是有迷信成分的。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巫祝
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
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
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
这就是阴阳家。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19），创为“五德终
始”说（20）。“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信仰。驺衍以为五行是五种
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道人事，
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
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史上的事变都是
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生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
永保。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
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和为一；
西汉今文家的经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学”虽然扫除了
一些“非常”、“可怪”（21）之论，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着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
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
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
不是有系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
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
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
（22）。但时机到底还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败了。所以汉初诸
子学依然很盛。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仿效吕不韦的故智，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
子》，也以道家为基调，也想来统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
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说息了，秩序才可统
一，标准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们应走的路”。（23）武帝采纳了他的话。从
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儒学统于一尊；春秋、战国时代言
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便消失了。这时候政治上既开了从来未有的大局面，社会
和经济各方面的变动也渐渐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渐归于统一，也是自然的趋势。
在这新秩序里，农民还占着大多数，宗法社会还保留着，旧时的礼教与制度一部
分还可适用，不过民众化了罢了。另一方面，要创立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制度，
也得参考旧的。这里便非用儒者不可了。儒者通晓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
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论化，使那些东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观。别家虽也有政
治社会学说，却无具体的办法，就是有，也不完备，赶不上儒家；在这建设时代，
自然不能和儒学争胜。儒学的独尊，也是当然的。
注释：（01）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02）《论语。卫灵公》。
（03）《论语。述而》。
（04）《论语。颜渊》。
（05）《孟子。公孙丑》。
（06）《论语。宪问》。
（07）《淮南子。氾论训》。
（08）《老子》十六章。
（09）《老子》三十六章。
（10）《老子》四十五章。
（11）《老子》五十七章。
（12）《庄子。在宥》、《天运》。
（13）《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
（14）语见《庄子。秋子》。
（15）（16）《荀子。非十二子篇》。
（17）（18）《韩非子。定法》。
（19）《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0）《吕氏春秋。有始览。名类篇》及《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
《七略》。
（21）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说《春秋》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22）《史记。秦始皇本纪》。
（23）原文见《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资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
辞赋第十一
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着的一个人。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便是他
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竞渡据说原来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来是祭他的。现在
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也是为了纪念的缘故。他是个忠臣，而且是个缠绵悱恻的
忠臣；他是个节士，而且是个浮游尘外，清白不污的节士。“举世皆浊而我独清，
众人皆醉而我独醒”（01）他的是一出悲剧。可是他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
们的同情里。“原”是他的号，“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国的贵族，怀王时候，
作“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现在的秘书。他很有学问，熟悉历史和政治，口才又
好。一方面参赞国事，一方面给怀王见客，办外交，头头是道，怀王很信任他。
当时楚国有亲秦、亲齐两派；屈原是亲齐派。秦国看见屈原得势，便派张仪
买通了楚国的贵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怀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怀王果然被他们
所惑，将屈原放逐到汉北。张仪便劝怀王和齐国绝交，说秦国答应割地六百里。
楚和齐绝了交，张仪却说答应的是六里。怀王大怒，便举兵伐秦，不料大败而归。
这时候想起屈原来了，将他召回，教他出使齐国。亲齐派暂时抬头。但是亲秦派
不久又得势。怀王终于让秦国骗了去。拘留着，就死在那里。这件事是楚人最痛
心的，屈原更不用说了。可是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却还是听亲秦派的话，将他二
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国的侵略一天紧似一天，他不忍亲见亡国的
惨象，又想以一死来感悟顷襄王，便自沉在汨罗江里。
《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离骚》尤
其是千古流传的杰构。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时作的。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
他糊涂，让一群小人蒙蔽着，播弄着。而顷襄王又不能觉悟；以致国土日削，国
势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见疑，忠而补谤”（02），简直走投无路，满腔委屈，
千头万绪，没人可以诉说，终于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便是这样写成
的。“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03）。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
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
一句”（04），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
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闷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
到什么组织的。
篇中陈说唐、虞、三代的治，桀、纣、羿、浇的乱，善恶因果，历历分明；
用来讽刺当世，感悟君王。他又用了许多神话里的譬喻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的
表达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对于群小的深恶痛疾。他将怀王
比作美人，他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情辞凄切，缠绵不已。他又将贤
臣比作香草。“美人香草”从此便成为政治的譬喻，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
大。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
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05）“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人香草用
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诽而不乱”是怨则不怒的意思。虽然我们相信《国风》的
男女之辞并非政治的譬喻，但断章取义，淮南王的话却是《离骚》的确切评语。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约汉人才合在一起，给了“九章”的名字。
这里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时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时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
讽谏，下以自慰”（06）；引史事，用譬喻，也和《离骚》一样。《离骚》里记
着屈原的世系和生辰，这几篇里也记着他放逐的时期和地域；这些都可以算是他
的自叙传，也“不皆是怨君”（07）；后世都说成怨君，他埋没了他的别一面的
出世观了。他其实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学。这可以说是神仙家，出于巫。
《离骚》里说到周游上下四方，驾车的动物，驱使的役夫，都是神话里的。《远
游》更全是说的周游上下四方的乐处。这种游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远游》开篇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篇中又说：“临不
死之旧乡”。人间世太狭窄了，也太短促了，人是太不自由自在了。神仙家要无
穷大的空间，所以要周行无碍；要无穷久的时间，所以要长生不老。他们要打破
现实的，有限的世界，用幻想创出一个无限的世界来。在这无限的世界里，所有
的都是神话里的人物；有些是美丽的，也有些是丑怪的。《九歌》里的神大都可
爱；《招魂》里一半是上下四方的怪物，说得顶怕人的，可是一方面也奇诡可喜。
因为注意空间的扩大，所以对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有兴味。《天问》
里许多关于天文地理的疑问，便是这样来的。一面惊奇天地之广大，一面也惊奇
人事之诡异——善恶因果，往往有不相应的；《天问》里许多关于历史的疑问，
便从这里着眼。这却又是他的入世观了。
要达到游仙的境界，须要“虚静以恬愉”、“无为而自得”，还须导引养生
的修炼工夫，这在《远游》里都说了。屈原受庄学的影响极大。这些都是庄学；
周行无碍，长生不老，以及神话里的人物，也都是庄学。但庄学只到“我”与自
然打成一片而止，并不想创造一个无限的世界，神仙家似乎比庄学更进了一步。
神仙家也受阴阳家的影响；阴阳家原也讲天地广大，讲禽兽异物的。阴阳家是齐
学。齐国滨海，多有怪诞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到那里，所以也沾了齐气。还有
齐人好“隐”。“隐”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08），是用一种滑稽的
态度来讽谏。淳于髡可为代表。楚人也好“隐”。屈原是楚人，而他的思想又受
齐国的影响，他爱用种种政治的譬喻，大约也不免沾点齐气。但是他不取滑稽的
态度，他是用一副悲剧面孔说话的。《诗大序》所谓“谲谏”，所谓“言之者无
罪，闻之者足以戒”，倒是合式的说明。至于像《招魂》里的铺张排比，也许是
纵横家的风气。
《离骚》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参差不齐为主。“兮”字足句，三
百篇中已经不少；句逗参差，也许是“南音”的发展。“南”本是南乐的名称；
三百篇中的二《南》，本该与《风》《雅》《颂》分立为四。二《南》是楚诗，
乐调虽已不能知道，但和《风》、《雅》《颂》必有异处。从二《南》到《离骚
》到现只能看出句逗由短而长，由齐而畸的一个趋势；这中间变迁轨迹，我们还
能找到一些，总之，决不是突如其来的。这句逗的发展，大概多少有音乐的影响。
从《汉书。王褒传》可以知道楚辞的诵读是有特别的调子的（09），这正是音乐
的影响。屈原诸作奠定了这种体制，模拟的日见其多。就中最出色的是宋玉，他
作了《九辩》。宋玉传说是屈原的弟子；《九辩》的题材和体制都模拟《离骚》
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说话，不过没有屈原那样激切罢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
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个描写“悲秋”的人。还有个景差，据说是《大招》的作
者；《大招》是模拟《招魂》的。
到了汉代，模拟《离骚》的更多，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都走着宋玉的
路。大概武帝时候最盛，以后就渐渐的差了。汉人称这种体制为“辞”，又称为
“楚辞”。刘向将这些东西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东汉王逸给作注，并
加进自己的的拟作，叫作《楚辞章句》。北宋洪兴祖又作《楚辞补注》。《章句
》和《补注》合为《楚辞》标准的注本。但汉人又称《离骚》等为“赋”。《史
记。屈原传》说他“作《怀沙》之赋”；《怀沙》是《九章》之一，本无“赋”
名。《传》尾又说：“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赋见称。”《汉书。艺
文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就是《离骚》等。大概“辞”是后来的
名字，专指屈、宋一类作品；赋虽从辞出，却是先起的名字，在未采用“辞”的
名字以前，本包括“辞”而言。所以浑言称“赋”，称“辞赋”，分言称“辞”
和“赋”。后世引述屈、宋诸家，只通称“楚辞”，没有单称“辞”的。但却有
称“骚”、“骚体”、“骚赋”的，这自然是“离骚”的影响。荀子的《赋篇》
最早称“赋”。篇中分咏“礼”、“知”、“云”、“蚕”、“箴”（针）五件
事物，像是迷语，其中颇有讽世的话，可以说是“隐”的支流余裔。荀子久居齐
国的稷下，又在楚国作过县令，死在那里。他的好“隐”，也是自然的。《赋篇
》总题分咏，自然和后来的赋不同，但是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却开了后来赋家
的风气。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也许是在贾谊手里。贾
谊是荀卿的再传弟子，他的境遇却近于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乡；很可能，他模
拟屈原的体制，却袭用了荀卿的“赋”的名字。这种赋日渐发展，屈原诸作也便
被称为“赋”：“辞”的名字许是后来因为拟作多了，才分化出来，作为此体的
专称的。辞本是“辩解的言语”的意思，用来称屈、宋诸家所作，倒也并无不合
之处。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杂赋”十二家是总集，可以不论。
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纵横家言。
就中“陆贾赋三篇”。在贾谊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见，是他自题为赋，还是后人
追题，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这三
类里，贾谊以后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第一类
中的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托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通篇散文
化，只有几处用韵，似乎是《庄子》和荀赋的混合体制，又当别论。——散文化
更容易铺张些。“赋”本是“铺”的意思，铺张倒是本来面目。可是铺张的作用
原在讽谏；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所谓“劝百而讽一”（10）。当时汉武帝好
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所以致此。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
丽以淫。”（11）：“诗人之赋”便是前者，“辞人之赋”便是后者。甚至有恢
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
东汉以来，班固作《两都赋》，“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2）
；张衡仿他作《二京赋》。晋左思又仿作《三都赋》。这种赋铺叙历史地理，近
于后世的类书；是陆贾、荀卿两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进一步。这和屈、贾言情
之作，却迥不相同了。此后赋体渐渐缩短，字句却整炼起来。那时期一般诗文都
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作赋专重写景述情，务求精巧，不
再用来讽谏。这种赋发展到齐、梁、唐初为极盛，称为“俳体”的赋（13）。
“俳”是游戏的意思，对讽谏而言；其实这种作品倒也并非滑稽嫚戏之作。唐代
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
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虽然有韵而全篇散行，排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