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比《卜居》、《渔父》更其散文的。这称为“文体”的赋（14）。唐、宋
两代，以诗赋取士，规定程式。那种赋定为八韵，调平仄，讲对仗；制题新巧，
限韵险难。这只是一种技艺罢了。这称为“律赋”。对“律赋”而言，“排体”
和“文体”的赋都是“古赋”；这“古赋”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真
正的“古”如屈、宋的辞，汉人的赋，倒是不包括在内的。赋似首是我国特有的
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注释：（01）《楚辞。渔父》。
（02）《史记。屈原传》。
（03）王逸《离骚经序》，班固《离骚赞序》。
（04）刘熙载《艺概》中《赋概》。
（05）同（02）。
（06）王逸《楚辞章句序》。
（07）《朱子语类》一四○。
（08）《文心雕龙。谐隐篇》。
（09）《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徵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
读。”
（10）《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
（11）《法言。吾子篇》。
（12）《两都赋序》。
（13）（14）“俳体”、“文体”的名称，是元祝尧《古赋辩体》。《参考
资料》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
诗第十二
汉武帝立乐府，采集代、赵、秦、楚的歌谣和乐谱；教李延年作协律都尉，
负责整理那些歌辞和谱子，以备传习唱奏。当时乐府里养着各地的乐工好几百人，
大约便是演奏这些乐歌的。歌谣采来以后，他们先审查一下。没有谱子的，便给
制谱，有谱子的，也得看看合式不合式，不合式的地方，便给改动一些。这就是
“协律”的工作。歌谣的“本辞”合乐时，有的保存原来的样子，有的删节，有
的加进些复沓的甚至不相干的章句。“协律”以乐为主，只要合调，歌辞通不通，
他们是不大在乎的。他们有时还在歌辞时夹进些泛声：“辞”写大字，“声”写
小字。但流传久了，声辞混杂起来，后世便不容易看懂了。这种种乐歌，后来称
为“乐府诗”，简称就叫“乐府”。北宋太原郭茂倩收集汉乐府以下历代合乐的
和不合乐的歌谣，以及模拟之作，成为一书，题作《乐府诗集》；他所谓《乐府
诗》，范围是很广的。就中汉乐府，沈约《宋书。乐志》特称为“古辞。”
汉乐府的声调和当时称为“雅乐”的三百篇不同，所采取的是新调子。这种
新调子有两种：“楚声”和“新声”。屈原的辞可为楚声的代表。汉高祖是楚人，
喜欢楚声，楚声比雅乐好听。一般人不用说也是喜欢楚声。楚声便成了风气。武
帝时乐府所采的歌谣，楚以外虽然还有代、赵、秦各地的，但声调也许差不很多。
那时却又输入了新声；新声出于西域或北狄的军歌。李延年多采取这种调子唱奏
歌谣，从此大行，楚声便让压下去了。楚声名调比较雅乐参差得多，新声的更比
楚声参差得多。可是楚声里也有整齐的五言，楚调曲里各篇更全然如此，像著名
的《白头吟》、《梁甫吟》、《怨歌行》都是的（01）这就是五言诗的源头。
汉乐府以叙事为主。所叙的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
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等。这些都
是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用一般人所喜欢的调子，歌咏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自
然可以风靡一世。哀帝即位，却以为这些都是不正经的乐歌，他废了乐府，裁了
多一半乐工——共四百四十一人，——大概都是唱奏各地乐歌的。当时颇想恢复
雅乐，但没有懂得，只好罢了。不过一般人还是爱好那些乐歌。这风气直到汉末
不变。东汉时候，这些乐歌已经普遍化，文人仿作的渐多；就中也有仿作整齐的
五言的，像班固《咏史》。但这种五言的拟作极少；而班固那一首也未成熟，钟
嵘在《诗品序》里评为“质木无文”，是不错的。直到汉末，一般文体都走向整
炼一路，试验这五言体的便多起来，而最高的成就是《文选》所录的《古诗十九
首》。
旧传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诗；说“十九首”里有
七首是枚乘作，和苏、李诗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但据近来的研究，这十九首古
诗实在都是汉末的作品；苏、李诗虽题了苏、李的名字，却不合于他们的事迹，
从风格上看，大约也和“十九首”出现在差不多的时候，这十九首古诗并非一人
之作，也非一时之作，但都模拟言情的乐府。歌咏的多是相思离别，以及人生无
常、当及时行乐的意思；也有对于邪臣当道、贤人放逐、朋友富贵相忘、知音难
得等事的慨叹。这些都算是普遍的题材；但后一类是所谓“失志”之作，自然兼
受了《楚辞》的影响。钟嵘评古诗，“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因为所咏的几乎是
人人心中所要说的，却不是人人口中、笔下所能说的，而能够那样平平说出，曲
曲说出，所以是好。“十九首”只像对朋友说家常话，并在不字面上用工夫，而
自然达意，委婉尽情，合于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02）。到唐为止，这是五
言诗的标准。
汉献帝建安年间（西元一九六——二一九），文学极盛，曹操和他的儿子曹
丕、曹植兄弟是文坛的主持人；而曹植个大诗家。这时乐府声调已多失传，他们
却用乐府旧题，改作新记号，曹丕、曹植兄弟尤其努力在五言体上。他们一班人
也作独立的五言诗。叙游宴，述恩荣，开后来应酬一派。但只求明白诚恳，还是
歌谣本色。就中曹植在曹丕作了皇帝之后，颇受猜忌，忧患的情感，时时流露在
他的作品里。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这时候五言作者既多，开始有了
工拙的评论：曹丕说刘桢“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03），便是例子。但真
正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个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
阮籍是老、庄和屈原的信徒。他生在魏、晋交替的时代，眼见司马氏三代专
权，欺负曹家，压迫名士，一肚皮牢骚只得发泄在酒和诗里。他作了《永怀诗》
八十多首，述神话，引史事，叙艳情，托于鸟兽草木之名，主旨不外说富贵不能
常保、祸患随时可至，年岁有限，一般人钻在利禄的圈子里，不知放怀远大，真
是可可怜之极。他的诗充满了这种悲悯的情感，“忧思独伤心”（04）一句可以
表现。这里《楚辞》的影响很大；钟嵘说他“源出于《小雅》”，似乎是皮相之
谈。本来五言诗自始就脱不了《楚辞》的影响，不过他尤其如此。他还没有用心
琢句；但语既浑括，譬喻又多，旨趣更往往难详。这许是当时的不得已，却因此
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他是这样扩大了诗的范围，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
诗。
晋代诗渐渐排偶化、典故化。就中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
也取法《楚辞》，借古人及神仙抒写自己的怀抱，为后世所宗。郭璞是东晋初的
人。跟着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诗。孙绰、许询是领袖。他们作诗，只是融化老、庄
的文句，抽象说理，所以钟嵘说像“道德论”（05）。这种诗千篇一律，没有
“我”；《兰亭集诗》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个味儿，正是好例。
但在这种影响下，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陶渊明，浔阳柴桑人，
作了几回小官，觉得作官不自由，终于回到田园，躬耕自活。他也是老、庄的信
徒，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
诗里。他的躬耕免祸的哲学也许不是新的，可都是他从现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
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诗也不妨说理，但须有理趣，他的诗能够作
到这一步。他作诗也只求明白诚恳，不排不典；他的诗是散文化的。这违反了当
时的趋势，所以《诗品》只将他放在中品里。但他后来确成了千古“隐逸诗人之
宗”（06）。
谢灵运，宋时作到临川太守。他是有政治野心的，可是不得志。他不但是老、
庄的信徒，也是佛的信徒。他最爱游山玩水，常常领了一群人到处探奇访胜；他
的自然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教他沈溺在山水的清幽里。他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
刻划山水的人；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
却能创造新鲜的句子；不过描写有时不免太繁重罢了。他在赏玩山水的时候，也
常悟到一些隐遁的、超旷的人生哲理；但写到诗里，不能和那精巧的描写打成一
片，像硬装进去似的。这便不如陶渊明的理趣足，但比那些“道德论”自然高妙
得多。陶诗都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
的诗人。陶是写意，谢是工笔。谢诗从制题到造句，无一不是工笔。他开了后世
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他所以成为大家，一半也在这里。
齐武帝永明年间（西元四八三——四九三），“声律说”大盛。四声的分别，
平仄的性质，双声叠韵的作用，都有人所出，让诗文作家注意。从前只着重句末
的韵，这时更着重句中的“和”：“和”就是念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从此诗
文都力求谐调，远于语言。这时的诗，一面讲究用典，一面声讲究声律，不免侧
重技巧的毛病。到了梁简文帝，又加新变，专咏艳情，称为“宫体”，诗的境界
更狭窄了。这种形式与题材的新变，一直影响到唐初的诗。这时候七言的乐歌渐
渐发展。汉、魏文士仿作乐府，已经有七言的，但只零星偶见，后来舞曲里常有
七言之作，到了宋代，鲍照有《行路难》十八首，人生的感慨颇多，和舞曲描写
声容的不一样，影响唐代的李白、杜甫很大。但是梁以来七言的发展，却还跟着
舞曲的路子，不跟着鲍照的路子。这些都是宫体的谐调。
唐代谐调的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不是谐调的诗，称为古体；
又成立了古、近体的七言诗。古体的五言诗也变了格调，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初
唐时候，大体上还继续着南朝的风气，辗转在艳情的圈子里。但是就在这时候，
沈佺期、宋之问奠定了律诗的体制。朝朝论声律，只就一联两句说；沈、宋却能
看出谐调有四种句式。两联四句才是谐调的单位，可以称为周期。这单位后来写
成“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谱。沈、宋在一首诗里用
两个周期，就是重叠一次；这样，声调便谐和富厚，又不致单调。这就是八句的
律诗。律有“声律”、“法律”便是这个意思。但沈、宋的成就只在声律上，
“法律”上的进展，还等待后来的作家。
宫体诗渐渐有人觉得腻味了；陈子昂、李白等说这种诗颓靡浅薄，没有价值。
他们不但否定了当时古体诗的题材，也否定了那些诗的形式。他们的五言古体，
模拟阮籍的《咏怀》，但是失败了。一般作家却只大量的仿作七言的乐府歌行，
带着多少的排偶与谐调。——当时往往就这种歌行里截取谐调的四句入乐奏唱。
——可是李白更撇开了排偶和谐调，作他的七言乐府。李白，蜀人，明皇时作供
奉翰林；触犯了杨贵妃，不能得志。他是个放流不羁的人，便辞了职，游山水，
喝酒，作诗，他的乐府很多，取材很广，他是籍着乐府旧题来抒写自己生活的。
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的；他作诗也全任自然。人家称他为“天上谪仙人”（07）
；这说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诗。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但他的绝句更代表
着新制。绝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大多数是谐调。南经朝民歌中，五言四句的
谐调最多，影响了唐人；南朝乐府里也有七言四句的，但不太多，李白和别的诗
家纷纷制作，大约因为当时输入的西域乐调宜于这体制，作来可供宫廷及贵人家
奏唱，绝句最短小，贵储蓄，忌说尽，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觉费力，并且暗示着
超远的境界；他给这新体诗立下了一个标准。
但是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他是河南巩县人。安禄山陷长安，肃宗在
灵武即位，他从长安逃到灵武，作了“左拾遗”的官，因为谏救房琯，被放了出
去。那时很乱，又是荒年，他辗转流落到成都，依靠故人严武，作到“检校工部
员外郎”所以后来称为杜工部。他在蜀中住了很久。严武死后，他避难到湖南，
就死在那里。他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素志（08）。
又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
唐代以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
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
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
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09），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他不大仿作乐府，可是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
是从乐府来的。他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
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
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
里变了格调。从此“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沈着痛快”一派（10）。五言律
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
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织上。他的五言律诗最
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体制的变化。他的绝句直述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
片段生活印象，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
刻划的句子。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
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
分。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
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古文家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
险韵，铺张描写，像汉赋似的。他的诗逞才使气，不怕说尽，是“沈着痛快”的
诗。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沈一番；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
人生的态度，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主张诗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
人情”，“嘲风雪，弄花草”是没有意义的（11）。他们反对雕琢字句，主张诚
实自然。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的和“非讽谕”的两类，他们的诗却容易，
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所以雅俗共赏，一时风行，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
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的，还有社会问题的。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杜牧为大家。李一生辗转在党争的影响中，他和温庭
筠并称：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情一路。他们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
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赵情诗有些实是政治的譬喻，实是感时伤事
之作，所以地位在温之上。杜牧作了些小官儿，放荡不羁，而很负盛名，人家称
为小杜——老杜是杜甫，他的诗词采华艳，却富有纵横气，又和温、李不同。然
而都可以归为绮丽一派。这时候别的诗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诗上。一些人专学张籍、
贾岛的五言律，这两家都重苦吟，总捉摸着将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所以思深语
精，虽出蹊径。但是这种诗写景有时不免琐屑，写情有时不免偏僻，便觉不大方。
这是僻涩一派。另一派出于元、白，作诗如说话，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又时时
杂用俗语，这是粗豪一派（12）。这些其实都是杜甫的鳞爪，也都是宋诗的先驱
；绮丽一派只影响宋初的诗，僻涩、粗豪两派却影响了宋一代的诗。
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真成了诗玩意儿。王禹偁独学
杜甫，开了新风气。欧阳修、梅尧臣接着发现了韩愈，起始了宋诗的散文化。欧
阳修曾遭贬谪；他是古文家。梅尧臣一生不得志。欧诗虽学韩，却平易疏畅，没
有奇险的地方。梅诗幽深淡远，欧评他“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初如食
橄榄，真味久愈在”（13）。宋诗散文化，到苏轼而极。他是眉州眉山（今四川
眉山）人。因为攻击王安石新法，一辈子升沈在党争中。他将禅量大量的放进诗
里，开了一个新境界。他的诗气象洪阔，铺叙宛转，又长于譬喻，真到用笔如舌
的地步；但不免“掉书袋”的毛病。他门下出了一个黄庭坚，是第一个有意讲究
诗的技巧的人。他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也因党争的影响，屡遭贬谪，
终于死在贬所。他作诗着重锻炼，着重句律；句律就是篇章句的组织与变化。他
开了江西诗派。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说他“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
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他不但讲究句
律，并且讲究运用经史以至奇书异闻，来增富他的诗。这些都是杜甫传统的发扬
光大。王安石已经提倡杜诗，但到黄庭坚，这风气才昌盛。黄还是继续将诗散文
化，但组织得更是经济些；他还是在创造那阔大的气象，但要使它更富厚些。他
所求的是新变。他研究历代诗的利病，将作诗的规矩得失，指示给后学，教他们
知道路子，自己去创造，展到变化不测的地步。所以能够独开一派。他不但创新，
还主张点经陈腐以为新；创新需要大才，点化陈腐，中才都可勉力作去。他不但
能够“以故为新”，并且能够“以俗为雅”。其实宋诗都可以说是如此，不过他
开始有意有运用这两个原则罢了。他的成就尤其在七言律上。组织固然更精密，
音高也谐中有拗，使每个字都斩绝在站在纸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
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杨万里为人有气节；他的诗常常
变格调。写景最工；新鲜活泼的譬喻，层见叠出，而且不碎不僻，能从大处下手。
写人的情意，也能铺叙纤悉，曲尽其妙；所谓“笔端有口，句中有眼”（14）。
他作诗只是自然流出，可是一句一转，一转一意；所以只觉得熟，不觉得滑。不
过就全诗而论，范围究竟狭窄些。范成大是个达官。他是个自然诗人，清新中兼
有拗峭。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吴之振《宋诗稍》说他学杜而能得杜的心。
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沈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
作。他作诗也重真率，轻“藻绘”，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15）。
他活到八十五岁，诗有万首，最熟于诗律，七言律尤为擅长。——宋人的七言律
实在比唐人进步。
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大概推尊，以为是诗的正宗，唐以后的
五言古诗，却说是变格，价值差些，可还是诗。诗以“吟咏情性”（16），该是
“温柔敦厚”的，按这个界说，齐、梁、陈、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因为
题材太小，声调太软，算不得“敦厚”。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却只能以
唐代为正宗。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划，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
韵的文，不是诗，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
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若不容许变，那就只有模拟，甚至只有钞
袭；那种“优孟衣冠”，甚至土偶木人，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即如模拟所谓盛唐
诗的，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声调；要是再不变，诗道岂不真穷了？
所以诗的界说应该随时扩展：“吟咏情性”、“温柔敦厚”诸语，也当因历代的
诗辞而调整原语的意义。诗毕竟是诗，无论如何的扩展与调整，总不会与文混合
为一的。诗体正变说起于宋代，唐、宋分界说起于明代；其实，历代诗各有胜场，
也各有短处，只要知道新、变，便是进步，这些争论是都不成问题的。
注释：（01）以上参用朱希祖《汉三大乐府调辩》（《清华学报》四卷二期）
说。
（02）“诗教”见《礼记。经解》。
（03）《与吴质书》。
（04）《咏怀》第一首。
（05）《诗品序》。
（06）《诗品》论陶语。
（07）原是贺知章语，见《旧唐书。李白传》。
（08）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09）胡适《白话文学史》。
（10）《沧浪诗话》说诗的“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沈着痛快”。“优
游不迫”就是“温柔敦厚”。
（11）白居易《与元九（稹）书》。
（12）以上参用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文社版）说。
（13）《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14）周必大跋杨诚斋诗语。
（15）陆游《文章诗》。
（16）《诗大序》。
文第十三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
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接着卦爻与年月
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
“断料朝报”（01）。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
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
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
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
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
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
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
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
；辞原是“讼”的意思（02），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
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
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
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
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
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
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
“慎辞”（03）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
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04）。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
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
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
擅长言语（0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
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进只口头批示策
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
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
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
不用鲁语（0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
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0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
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0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聚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
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
；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
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
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09）；便是三个标准。不地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
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
（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
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说：“君子必辩。”（12）这些
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
不言”（14），“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
“生于上之不明”（15）。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
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
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
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
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
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
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
》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
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
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
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
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
《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
《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
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
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
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
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
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
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16）。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
览、六论，共有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
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
》，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
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
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
（17）。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辞”里留下
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
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
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
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
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
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
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理旬栩栩如
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系统的
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
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
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
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
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
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哲学作系统，并非逻
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
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
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定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
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19），这是说司马迁行
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
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20）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
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
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
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
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
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
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
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
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
韵。困皮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
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
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
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
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
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
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
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
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就说，用典入，有对偶、
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
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里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
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
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
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
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
滋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
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
；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
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
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
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
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
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
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
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
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
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
“故”或“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
》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
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
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
《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地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
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