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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激光打印机面世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如果早一年上市，处境肯定要好一些，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也要弱一些。所有的公司都以部门来划分细小单位，有业绩的考核，这时一旦某一部门推出的新产品影响到另一部门的业绩时，必定会遭到反对。尤其是当某一部门的业务在公司举足轻重时，同样关于一件事情的声音份量就会重得多，这就需要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作出很艰难的平衡，甚至是以局部利益的牺牲为代价。

面向三、五年以后市场的研究

技术和市场永远是一对矛盾，也永远存在着脱节的危险，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新产品，销售部门盼望尽早出现，甚至认为昨天就应该出现，而研发人员当然坚持说这需要一个过程。如何要避免这种脱节，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国内有些公司早些年尝试将研发划归到各个部门炮每个部门都有年度利润指标，而这种年度的利润指标通常会使器负责人产生某种短视，一种做法就是减少研发的人员及其费用，而研发的投入和产出收益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常常需要2－3年甚至更长，结果部门的短视结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因此，方正研究院在与市场紧密结合的同时，应该保持它相对的独立性。

今后，我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技术的研究方面，而不是开发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直接面向市场，而是指向3－5年以后的市场甚至更长。

“乱世用重典”

三国时代，蜀国刚建立时，诸葛亮曾制定了一系列苛刻、严厉的法律，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诸葛亮说：乱世用重典。管理也是如此。在去年的联欢会上，王选老师就提出，许多干部和骨干安居而不乐业。今天研究院多数的部门干部都有了自己的房子，一些人还有了汽车，待遇也过得去，一些人开始满足于每天上班8、9个小时，加之院里也缺乏一整套督促、奖励和处罚的制度，即使有些项目做得很不好，也没有得力的措施来处罚相应的干部。我认为，在纪律、任务及其目标考核上一切都应从严，能不做的项目尽量不做，需辞退的坚决予以辞退，确实需要的岗位可以按照这一岗位相应的待遇引进空降兵。这方面，定员定岗的做法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想做它会有一万条理由，不去做同样也可以有一万条理由。

另一个问题是方正研究院现在做的项目嫌多，人员分散，战线拉得过长。我认为，一个项目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得最好，为了保证这一点，砍掉一定数量的项目是需要的，如果一个项目肯定做不好又非要做，只会既浪费人力物力，又浪费钱财和时间，肯定会引起更大的浪费。

航空母舰上不能种庄稼

这方面英特尔的变化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1986年之前，它主要从事半导体存储器（Dram）的研制，但后来为了更集中力量，公司业务全部转向微处理权，而事实上微处理器只是半导体存储器的一部分，当时英特尔的决策者面临了很大的反对和非议，但今天来看，这一步是英特尔迈出了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的一步。也许有人说，所有的机器都会用那么多的ban而只用一个CPU，为什么英特尔却不愿继续做Iham，因为它在那方面没有技术上的长处，而宁可让别人去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做CPU上。

关于专业化和多元化之争，人们经常把美国的一些公司和亚洲的一些公司来作比较，欧洲、亚洲尤其是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公司更像航空母舰，上面飞机、坦克、大炮全有，但即使是IBM这样的美国公司，业务包罗万象，其核心业务也是很明显：媒体；并且在90年代进行了很多的取舍，先后把打印机部和网络部卖掉，并率先张扬起电子商务的大旗。事实上，专业化和多元化并不是标准之争，单纯做一种业务把它做好和同时做许多业务都是殊途同归，但是做许多业务最可怕的一点是：你不能什么都做，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航空母舰可以什么都做，但不能用来种庄稼。

有人也许会反问，为什么方正不能集中全部精力做报业？问题是与微软和英特尔不同，前两者开发的专门产品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的行业，而方正面对的只是一个特定的行业，一个企业如果只是关注一个行业，其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

研究院现象

今天，IBM、英特尔、微软、联想等企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研究院，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方正在1995年成立研究院是有前瞻性的。而如此多的研究院都在开张、进行中，是竞争，也是相互促进，正像我们国家现在迫切需要打开国门。加入WTO一样，加入了WTO，在严峻的竞争和逼迫下，有些东西会倒下、消失，但许多产业却是在竞争的巨大压力之下才能成长起来，逐步壮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很多的研究院都相继成立，并聚集在北京，必定会带来相互学习和提高。

事实上，方正研究院也是一直在向兄弟研究院学习，比如，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只关注开发，对研究的投入不够，今天这一情况正在被扭转。

信任的危机

我个人做事非常认真、刻苦，而且相信，除此之外，恐怕很难有捷径。我所做的软件相对对数学的要求比较高，这也正好是我的所长，因此能在这一领域多做一些事情，像图形图像的处理需要一些很好的算法、压缩、解压缩和转换等方法。

对今天的有志青年来说，必须明白，真正自己能独立能开创一片事业的人少之又少，因为任何经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而今天的市场环境变化之大，已是不复当年。有人在谈风险投资时曾经说过，中国的人和企业在创业时并非真的缺钱，而是缺乏一种信用。在美国要说服一个风险投资者给你投资非常困难，但他一旦付出，对你就会非常信任；中国则不是这样，有人给了你很多钱之后，他对你也并非全然信任。即使在美国，像比尔·盖茨和杨致远这样的成功者也是万里挑一，而毋论中国市场环境的客观不成熟了。在国内许多人在做事时常常采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因此很难获得别人的信任。美国最近也有这样的例子，一家公司的老板做假新闻，结果股票暴涨。在中国这种情形可能会更普遍。

善用不听话的人

1996年，我们在为新软件RIP（即现在的世纪RIP）做编码时，是一个7人小组，不久有一个人离开了，他的离开与我不无关系，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是一个错误。

这个人很能干，但不太听话，想法时有怪异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异之处，我平时接触的每个人思维都有一定的规则，相互接触一段时间后听对方说什么大概会明白别人在想什么，但这人显然不属此列，我与他相处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他在想什么，即使他说出来了。或者说，一般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会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能力如何，尽管会有偏差，但也不会太大，但这个人我无法捉摸。他的重要特点就是很不听指挥。

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能处理好的话，这个人还是能留下来做更多的事情，尽管他有缺陷，但也很有能力。我也一直牢记住了这个教训。当时我是一个部门的主任，我对后来接替我的人说：用人不能只用听话的人。所谓的用人之道有许多种情况：一个人很有能力，又很听话，那是最好不过，但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太少；更多的情况是一部分人很有能力但并非很驯服，因为怪才者往往有怪癖，另一部分人很听话但能力并不强，某些特殊的岗位可能需要用后一种人，但多数情形下应该宁可用前一种人，因为有时太听话的人缺少一种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他们容易习惯于按照别人的想法来思维，按照别人的意图来做事。与此相反，前一种人如果能用好，往往能成大才。

这样说并非鼓励去不听话，实际上，个人能力的发挥和纪律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平衡，就像电子的自由振动不会形成电流一样，没有纪律，只会一事无成。但所有人都在循规蹈矩，就永远不会有创新和突破。

法外施仁

我曾去过苹果和IBM，发现它们的管理风格都很富有弹性。但真要拿到国内企业余效法，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人员的素质、员工意识和企业文化离这一境界还相去甚远。IBM 和苹果的一个共同现象是：员工都在尽一切力量把事情做好，即使不去要求，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已经明显超时。

与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公司相比，我们员工的敬业精神差距很大。IBM和苹果都有非常健全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对于有才和又有怪癖者是实行法外施仁的办法，会有宽松的弹性和余地。国内的企业一方面缺乏欧美公司这样的法度，另一方面又缺乏日本公司员工那种极强烈的敬业精神。国内企业的管理上常常缺乏一把高悬在头上的大刀。对于公司职员来说，某一阶段的目标没有完成，应该收到相应的处罚。新产品的开发和预研究可以容许失败，甚至有时会鼓励这种适当的失败，即是所谓的“一次有意义的失败胜过十次无意义的成功”（冀复生先生语），但大多数公司员工都是在做没有创新的工程，如果没做好也不存在保饭碗的问题，这把大刀只会永远固定悬挂在那里，只是成了管理的图腾物而已。

人物印象：

10年前，阳振坤只是抱着“学了10多年数学，想学一点数学之外的东西”的简单想法到王选所在的北大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去打工，他那时还是一个提前一年多修完了研究生所有课程后几近于无事可做的学生；10年后，阳振坤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国内一家最著名软件企业的研究院的负责人，对于10年间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他只是简单地归之于“走运”和自己的勤奋。阳振坤当年曾是王选的弟子，在RIP的后续研究中又曾将汉字激光照排的发明人王选在欧洲的专利改写了一大半，在我2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却闭口不谈他的发明成就，而是跟我剖白他在管理中曾经和正在经历的困惑，并且声称要“退出管理领导，重新回到他所钟爱和擅长的技术研发领域中去”。

说实话，对阳振坤的采访是我经历的最艰难的一次采访，这倒不是因为阳振坤本人显然不属于能言善辩的那一类。采访中，他有时是欲言又止，有时是令人尴尬的沉默。也许阳振坤是抱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来接受这样的一次采访，尤其是在方正要过“管理关”的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他来现身说法就自身的管理得失作一番自剖，这样的话题的确不算轻松，而他的真诚，更能让我感到他为人的质朴和可信。

按照国内IT企业的传统，许多优秀技术人员在企业发展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后，企业一旦功成名就，他们每个人也往往都是顺理成章地跻身管理岗位（更多是技术管理），阳振坤也当属此列。古有“学而优则性”，最近的例子则是演艺圈里最活跃的都是些三栖、四栖的明星，似乎证明人的才能都是可以触类旁通的。阳振坤却对之表示了怀疑，他甚至怀疑自己担任管理这样的角色是否“合适”。阳振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选的观点，同样是技术出身，王选从不以一个企业家自居，因为他觉得“做生意，那需要另外一种才能，而这种才能往往是技术人员所不具备的”。

而就数学才能和技术根底而言，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阳振坤都是很“出格”的：从小到天他未曾觉得过学数学是件难事；大学只读了三年；研究生只读了一年多；即使后来当大学老师，他评副教授、教授都是破格提拔的；而从方正出版的许多核心技术到新近的方正激光打印机，阳振坤都在其中担任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角色。管理学上解释管理时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管理，就是用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情。在王志东看来，程序员和总经理有着“天然的内在连接”，而且只有“一步之遥”，阳振坤则显然不这么认为认为，在他看来，管理决不是一个需要时常被人提及的时髦字眼，而是一门需要管理者经过许多痛苦蜕变后才能摸索出的深奥学问（而且与每个人的才情、个性和天赋紧密相关），对于他来说，自己是否合适做管理他不能确定，但明白最合适他做的事情莫非是去从事技术的研究，尤其是方正技术研究院缺乏一种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时，他应该义不容辞地去做这样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的事情。

除了研究和开发的关系亟待处理好之水阳振坤认为缺乏严格有效的奖励制度和研发项目过多、战线过长也是方正研究院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在阳振坤看来，对于方正这样以技术起家的企业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压力时，一定要改变“技术主义”的倾向，对于市场。管理、贸易、工业等等以更多的注意力。在管理方面，他尤其担心研究院赏罚不明的管理倾向会损害到软件开发人员的积极性，正像王选所说的那样，一些“安居乐窝”的干部在有了相当不错的物质待遇之后，按部就班、不思进取的表现都与管理的导向作用有关，相应的奖励机制和处罚措施都有持健全。另一方面，他认为，方正研究院应当尽快寻找到切实的经济增长点，砍掉一些不适宜的过多、过滥的项目。

针对许多人以“中国微软”来期许方正的说法，阳振坤认为，方正要达到这样的境界，还必须走出报业，逐步扩大到印刷业、杂志业乃至一些通用软件的产品，因为报业只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用户，而微软之所以有今天，因为它所研制的诸如操作系统之类的软件都是面向广大的普通用户群。近几年来，方正在这方面也作了许多探索，像方正电脑、方正激光打印机在市场上等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而其中方正激光打印机正是阳振坤一手研制开发出的市场“宠儿”，这一产品一上市，就以其优秀的品质和近乎完美的中文环境倾倒了一大批用户，当时，为了推广这一产品阳振坤甚至不惜亲手“扼杀”了也是自己研制出的而且还在大量盈利的高档轻印刷系统。方正激光打印机从他提出研制方案到上市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面世太晚失去了有利的竞争环境、一开始的市场策略存在突出问题等等，但阳振坤对之还是充满了嘉许和期望，这种期望倒不是他亲手所研制所致，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方正激打这样的产品指示了一种新的方向。新的活力和希望。

网络英雄传--法门外的玄机

法门外的玄机

人物背景：

顾钧：国家973信息技术与高性能软件工程首席科学家

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

1989年于美国Utah大学计算机系获博士学位。

1991年被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电子和计算机工程系聘为终身教授。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软件所主任研究员，计算所主任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

顾钧在快速算法和高性能软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1987年他首先提出了对计算机核心。难解问题的快速大规模求解方法。计算机理论奠基人之一、图灵奖获得者stevecwt教授高度称赞他的快速算法，并把他的算法列为计算机核心难解问题的两大解法之一。在19％年美国国家科学技术中心举行的纪念计算机核心难题研究对周年的活动中，顾钧被邀请为会议主席。

顾钧和他领导的课题组在计算机系统工程＼通讯系统工程、软件系统、多媒体技术、集成电路和金融信息工程等领域取得了许多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并应用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实际项目中，发展了一系列高新工业技术产品。国家973项目：

是继863之后的回家改为发展的高科技项目，主要包括位外信息、货源环境、人。与健康、材料和农业等6个领域，未来5年内回家将投入8亿元，男在鼓励我国优秀科学家，因此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点领域，选择关键课题开展研究，并以此带动我国基础科学乃至是个科技守业的全面发展。顾为教授领导并入选为“信息技术中的应用理论和高科技软件”项目的预算经费为6700万元，该项目由中科院、北大、清华、中国科大、香港科大、浙大、东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国泰君安证券。西北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同济学、信息产业部和科学技术部组成基础研究队伍，主要从事加强计算机及格和计算机开法的研究，并集中精力对于若干重点领域如移动通讯系统工程。卫星通讯系统工程月际互联网及其应用技术、多娘作计算与信号处理工程、视频网络的多媒体互动通讯系统、电力系统自动控制和步理工程。交通真对监控与劲悲苦理系统、越大规模其成电路设计软件系统。网络系统设计和管理工程、会及市场的分析和预测等领域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开发出相应的高性能软件系统。

人物自白：

在多个领域学习

1978年，我进入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微波工程专业学习，当时学校还没有计算机系，我学的微波专业与计算机并无多少关联，而且这一技术当时在国内外都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将来的发展潜力相对较小，后来我也开始想转行。1983年我到国外后，在美国Utah大学读书，从微波、光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视觉、计算机体系结构、人工智能到算法研究，我相继转了五、六次专业，直到现在我主要从事快速算法和高性能软件的研究。可以说每个专业我都学到很多东西，做出了～些成果。那时我也受了一些教授的影响，认为年轻时应当多吃点苦，不同领域的知识对今后的专业发展都会有很多借鉴和支持。

科研需要新的管理机制

1998年，我开始进入了国家973项目的全国竞争。这是我们国家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其意义表现在以前集体管理和行政管理主导的科研机制已经逐渐由学术管理来代替，而且选拔过程体现了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非因为我被选上，而是这～选拔过程中体现出的严酷性。首先是多层选拔，每一次选拔都是由一个专门委员会组成，组成成员大都是国内院士一级的学术带头人，而且每次委员会组成的专家都不一样。多层筛选以及开放的研究方式，使得这一制度更加完善。

开放式的研究也提高了研究的水平，我们会跟国内外的很多单位和科学家合作，包括欧共体、美国和香港的科学家都会参加进来。与国际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能使我们项目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提高。

面壁练功

在科大的时候，大家念书都非常辛苦，这也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直到今天，在科大的教育成为我取得成绩的重要基础。后来到了国外，做研究的条件相对好一些，但这段研究生涯也非常辛苦，过去的十六年里我每天都要工作15小时以上，经常开夜车。多年闭门做研究。我的大儿子过10生日时，曾写过一篇作文，说10岁了，可父亲从未带我去看过一次电影。当时也是我学习中最艰苦的10年，好像与和尚练功差不多。

在国内工业界和学术界某些产品之所以缺乏竞争力，就象武士赛拳功夫不够，只有靠刻苦练功才能弥补。这方面我个人的体会是，要练就一种功夫，就需要脱离闹市，多年“闭关”，要打通许多堵墙壁，拳头才过硬。练功是一个慢性积累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能急于求成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集》卷一《诫子书》）。诸葛亮的这段话是我这些年来工作的一部分体会。尤其是后两句告诉人们，如果想做出大成绩，就必须静静地练功，至少要面壁练功多年。

如何找到潜在市场

现在社会上大家打个电话说，今天这儿有什么生意，那儿有什么生意，然后到处找关系、拉生意，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气氛。浮躁扼杀了学问，不做学问就难以发展有竞争力的技术。市场的技术占有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技术对某类产品的技术垄断程度决定的（当然还要考虑到Inarketing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打打电话、拉拉关系所能解决的。

我常听到别人在说，我们要赶快造这产品，要不别人就会占领这个市场。但我发现在我工作的领域中，常常看到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市场，多年来无人问津。为什么大家不做呢？我仔细思考过，能否发现一个潜在的大市场是占领这个大市场的第一步，只有功夫深的人才能看见潜在的大市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闭门练功。练功的时候，要用手往墙上打，得打通许多堵墙；在地上练蹲步，得蹲出许多个坑，没有这样的功夫，很难找到潜在的大市场。

因此，在我看来。要占有市场，一定不能离开技术，而要拥有技术，必须像和尚那样“以俭养德，以静修身”。

国计研发与国内研法的差别

我发现国内与国外产业界做研发的差别在于，国内的研发侧重于计算机工程，侧重于系统的建立并占领市场；国外的研发侧重于计算机科学，总是在研究和提高现有系统的水平。当产品的性能提高到一定的水平就会淘汰已经占领市场的现有产品。因此仅仅停留在计算机工程的研究范围显然不够，而必须重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算法，一个好的算法可以创造、带动一个产业。

现在国内产业界的研发只是停留在前者。中科院李国杰院士是我的老师，有一次跟我聊天时说：国内产业界能用计算机算法来考虑问题的人恐怕没有几个。工业界的这一现状导致许多产品没有后劲。厂家可以花费一部分甚至很大的精力去抢占眼前的市场，但一定要投资聚拢一批人做研究，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否则只能像缺少油料的火车，注定跑不了多远。

强大的研究能力才能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直至发展成为具有技术垄断性的产品。你可以去申请专利，也可以按其它方法对技术进行保护，然后按照技术垄断的程度来划定市场范围、稳步地把产品推向市场；没有垄断技术的厂家就不一样了，每天跟着对手激烈竞争，备受煎熬。这就是抢夺市场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见好就上，一种是用垄断的技术占领，而后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竞争。

算法很重要，应用更重要

美国工业界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好的理论，如果不能加以及时应用，很快就会死去。在国外读学位时，我的导师也一直强调一定要使成果得到及时的应用，否则，成果的好坏和价值就无法鉴定。对于算法而言，检验其价值的方法就是能否在工程领域中应用。

具体而言，算法是依赖编程来实现的，但要知道一个程序的好坏，必须通过测试，而获得测试的例子和环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必须倚赖工业界的专家。要设计出一个很好的玩具集成电路可能很容易，因为在国内就可以造出这样的集成电路作测试就行。而如果有人说：“我的算法能把Pll里出现的错误给查出来”，那首先得造出Pll来并使用这个算法做测试，才知道这个算法是否正确。这里的关键是，算法的实际解题水平不是算法研究人员所能估计到的，而是在不断解决复杂设计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由一个国家现有的工业发展水平来决定的。如果现在我们能造出一个Pll，你能从中测试出自己的算法能用起来，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测试Pll的算法，否则人们造出的算法成千上万，但拿到工业界一用，恐怕当天就会被淘汰。

从另一个方面看，“纯’算法研究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一个理论性工作，主要是探讨一个算法的数学特性，这类算法与实际工业应用和产品有相当大的差距。对工业界来说，真正有用的是将算法中的核心思想与工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结合起来解决问题，问题是并不是有一个好算法就一定能解决工业界的问题，同样地并不是工业界的某一难题拿到算法专家那里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打一个不恰当的譬喻，就像两个人之间结婚一样，能把算法用在实际项目中产生出一个很圆满的结果，就像生下了一个漂亮、健康的孩子一样。

工业应用背景对算法研究很重要。例如，如果一个人不懂集成电路设计，他又怎能将算法应用到集成电路的设计中去呢？我们曾研究过一些很好的算法，解决了集成电路设计中的一些难题。做一个单纯的算法设计和实现，我们常常花上3个月的时间，有时甚至只需几个星期，再花2个月时间进行优化和调试。这时得到的算法只有理论研究的价值，离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还有相当的距离，为此，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创造应用这一算法的测试环境和测试例子，这势必要求造一个集成电路芯片，进而需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等许多方面的知识。而这项工作却要花费我们3至5年的时间。从事算法研究的人通常不研究集成电路，自然很难设想他会设计出能在集成电路设计中应用的算法了。

许多人说，算法是灵魂，此言不虚，而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算法中蕴含的设计思想是灵魂，而工业应用领域则是算法所依附的实体，两者缺一不可。

培养“杂种优势”

不懂得工程应用环境，就不可能找出有效的工程算法。只有应用领域的专家在有效地应用算法思想来解决具体难题时，才有可能发展出高效的算法来。同时具备应用领域和算法设计的知识，并能够将其在实际工作中融合起来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的，如我在集成电路和通讯方面作了十多年的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

换一个角度来看，搞集成电路、通讯的专家想要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学习并懂得算法也得需要多年的时间。工业界许多人长久以来孜孜以求要解决集成电路、通讯和计算机结构中的问题，进程都一直非常缓慢，而有这方面知识并懂得算法研究的专家在这些领域却是势如破竹，解决了许多难题。以我个人为例，我换过若干个专业，能把几个领域内的东西进行“换位”思考，从电子工程、集成电路、通讯到计算机算法，我都涉及过。跨学科的经验使得自己在工作中能取各个领域的精华、跳出某一个特定领域的思维局限，以非传统的方式解决难题。多专业背景就形成了达尔文所说的杂种优势，熟悉各个不同专业才能使人有时能够透悟，否则，你就只能停留在某一个门坎上。

对我的学生我也是这样要求他们，要求他们每个人都要在3．5个领域成为专家，而现在的博士只须专攻一个领域，所以我的学生们成长都非常快，毕业后不久许多人都已经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就。

做“前人无解”的题目

我给自己选择研究课题定下了三条准则。首先，以实践为目标，不能经过实践检验的不做；其次，一定要有重要理论和实用价值；其三，做前人无解的题目。

许多人更倾向于在别人工作的基础上作一些改善。如果市场上已经存在一个好产品，再跟着它走，只能在别人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中分得一小块，在我看来，这样的价值并不大。往往是第一个人的发明称得上聪明，第二人去模仿是糊涂，再有第三个人去这样做，他显然就缺少思想。

在我的研究中，别人已经研究出来的或者已经涉足很深的领域，我都不会去做。一方面，还有无穷多的领域内的难题都没有人给出解，解一个，就是一个突破——在科学上很有影响，在工业界又有广泛的应用，而且能形成技术垄断，占领大批市场，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我的个人能力有限，一天我只有四小时，我可以三天不睡觉，但不能天天不睡觉，我为什么要做一些别人已经有解的东西？

人物印象：

小时候读唐诗宋词，总是为其中透露出的意境所打动，老师经常评价诗歌的一句话就是说，诗人若要觅得好诗，往往是“功夫在诗外”，至于如何在诗外，我们也少有体会。10多年过去了，直到有一次我去成都出差，顺便去看了看被誉为“诗多’杜甫的成都草堂，入得院内，只见得来来往往的游览人群，庭院建筑规模宏大，亭台水树被修葺一新，各科奇花异草也在晚秋的湿润气候中开放，伊然不像一位晚景凄凉的落魄诗人的居所，直到行至一处，有杜甫当年草堂的图景，破败不堪，边上也有后人所题的词句：“先生亦流离有月白风清一草堂”，我的头脑里才现出杜甫当年的一幅生活图景出来，心想如果杜甫如果真是住在这样一所万人仰慕的豪宅里，恐怕也免不了我等凡夫俗子的命运，而古人所说的文章“穷而后工”，正是一语道破了作为诗人的天机。

作为一名蜚声业界的计算机科学家，顾钧一提起从事计算机研究的体会，令他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人要成功，最关键的是必须具备胆量和童心，并且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磨难。顾钧说，这些才是通往成功之路。现在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数十万人，留学生中在北美计算机界作出出色成绩的人有几位，除了他（顾钧曾任IEEE计算机学会的副主编）之外，还有堵丁柱、李明等人，都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就。顾钧把他们这些人的成功都归结为大胆。顾钧曾经下放过；堵丁柱的父母不识字，是从一个贫困的环境中走出来；而李明则是自学成才。之所以他们以后来都能成长为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只是因为“敢闯”。顾钧说自己读初中时成绩不好，得过零分，老师跟他说：“你这孩子肯定没出息，这辈子别想上大学了！”而堵丁柱、李明两人在国内压根儿没有读过大学。

顾钧认为，今天社会上有千千万万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但这些人中就有很多的堵丁柱、李明和顾钩。顾钩对大家的忠告是不要泄气，不上大学也没有关系，只要发奋努力，在每个领域都能实现很高的目标。另一方面，顾钩认为，教育界应该多开设成人教育和职工教育，让许多未能回大学梦的人可以从夜校、函授和其他方式获得学识，而且国家也应该给他们授予学士、硕士、博士的机会。

顾钧认为，许多人的成就都表明，一个人能否有创造性的成果，与他是否上过大学或者说受过多少教育并没有绝对的联系。美国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研究，看看人的智商到怎样的水平才具有创造力，结果他的研究表明，在从事科学技术方面。人的智商只要达到能够接受普通教育的水平，就有可能做出一流的工作；而在艺术方面人受的教育越多，创造力则越低，像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后人难以逾越，他们的身世造就了他们自己。

美国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曾做过一个终生试验，研究青少年将来的成就与他们在学校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对3000多名中学生每隔5年作一次面试，实验进行了10年，期间教授去世后他的学生继续从事这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恰恰相反，许多在学校成绩好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却没有做出出色的成果来。顾钧说，堵丁柱和李明的身世也让他体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作出一点成绩，胆子要大，能抗得住困难，不管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能坚持下来，而不在乎一定要有高智商。在这个意义上，顾钧认为，社会上许多没有受过教育和上过学的人，智力上与常人并无差异，他们也没有任何做不出一流成果的理由，只是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很好的环境。

顾约有一个心愿，希望将来适当的时候能有机会出来办学。顾钧认为，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学位的国家，对于许多渴望求知的青年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获得相应的学位，不能上大学的则通过函授等形式也能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在顾钩看来，不仅一系列研究表明了这个道理，他自身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顾钧JJ、时候成绩并不好，老师也经常批评他不行，因此顾钧认为：对于没有学位或者说成绩不好的学生，社会不应该加以歧视。只要他们有了适当的环境，他们也能给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人事高水平的工作。这样的青少年也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只要努力刻苦，才华终究会显现出来。

顾钧认为，成功的第二个重要特质——童心就是指人们在对自然界的追求中表现出来的自然反应，比如好奇心。尽情玩耍。趣味游戏、航模活动等。顾钧担心现在到处流行的数理化试题、古文和一窝蜂的钢琴课教育只会固化儿童的头脑，扼杀创造性。他自己正在写一本关于创造学方面的书，因为平时接触到许多美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奖和图灵奖的获得者和中国两院院士，发很多感触，驱使他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学术上顾钧出了许多著作，但他最看重的却是这本书，他相信自己多年的经验，加上许多体悟，能给如何激发青少年的创造潜力指出一条明路。顾钧说，对儿童来说，玩最快活（他和堵丁柱、李明就曾是这样的快活少年），在玩的过程中，思想开放，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胆子变大，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也敢为。

有一次顾钩听诺贝尔奖获得者Leo Esaky的报告，他提到人的能力有两种，一种是学习，是一个吸收知识的过程；另外一种是创造，是一个输出成果的过程。前一种是建立在对社会的消耗之上，后者才是社会创新、进步和变革的动力，这两种过程并没有因果联系。有的在大学期间善于考试的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居然连写论文都困难；许多人不善于考试，只是第一种能力不强，但并不说明第二种能力，而这第二种能力往往是老师所看不见的，是一个人在未来50年里自己所表现出来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顾钩认为，很重要的还是要解放人的思想，尤其要解放人的“第二智慧”。顾钧把人的智慧也分为两类：课堂智慧和街头智慧，具有课堂智慧在街头并不一定就能“混得好”，因为街头智慧很大程度上是指人“会混的智慧”。会推销的智慧和会创造的智慧。通过学位来把人定格就显得不全面。

与胆量、童心相关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磨难。顾钧相信，人需要在小时候或年轻时尽早受过一些大挫折或者歧视，人不受歧视、磨难和打击，则长不了志气。在加拿大时，顾钧曾这样教育过自己的儿子。当时家里条件不错，儿子也视生活中的种种优越条件为理所当然。加拿大的冬天非常冷，温度在零下一、二十度，顾钧就让7岁的儿子去挨家挨户送报纸，送了几个小时后，儿子回来一算才赚了一块钱。从此以后，他7岁的儿子也开始懂得珍惜钱了，顾钧甚至让他上街去扫街、扫马路。顾钩的感受是，这样的孩子对生活的苦难、痛苦和打击的承受能力变得特别强，不会遇到挫折一败不起。所以，长志气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真正长志气的人通常要受过歧视、侮辱和磨练。经历了这样的环境人在大的困难和挫折面前不易倒下，也会去理解社会，理解社会的苦难和每个阶层的感受，从而与社会沟通得非常好并融入社会。

顾钧认为，如果能把握好这三条，一个人就会健壮地成长起来，同样社会进步的境况也将大大改善。到那时，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街上扫马路的工作大家抢着去做，餐厅里当服务员的工作很难找到。只有经过了这样的训练，孩子才会逐步增长力量、能力和志气。当然这一过程中某些人难免会沾染一点坏习气，但这不要紧，让他去沾染就是，就像种牛痘一样，一个人不受毒，将来也防不了大毒，从小让孩子学会“会混的智慧”，党支“毒”，并不是一件坏事。

网络英雄传--互联网上的战争

互联网上的战争

人物背景：

严援朝：现为新浪网总工程师

1951年生于哈尔滨

l968年插队内蒙古呼伦贝尔

1973年考入华中工学院

1980年进入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所工作，从事计算机研究

1986年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昆仑电子印刷设备公司副总工程师

1993年参与创建四通利方，1998年出任新浪网总工程师

人物自白：

自我放退

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非常多，7个人中我排行老五，在家里颇不受重视。父亲是干部，做事小心翼翼，但在文革运动中也未能幸免，文革爆发后不久，他就被关进了监狱里，我们家也成了“现行反革命家庭”。当时一想到家里那么多口人，我想自己热爱这个家庭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给这个家庭增加一个负担，多一个人吃饭多一张口，我到哪儿去都能减少家庭一张口，在我的同龄人里，这样的想法还是有些早熟，加上本来在家中我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我就第一个主动站出来，要求离家去兵团插队。因为那时候兵团的待遇相对好一点，有统一的着装，还能发一点工资，但是兵团说像我这样的出身他们也不敢收，最后我只能去了偏远的内蒙古呼伦贝尔。

我插队去的村子一点都不浪漫，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山窝里，西边是大兴安岭，东边是山。当时我17岁，来这里是抱着可能再也不能回去的打算。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家里已经顾不上我了，但我自己觉得只是一点小痛苦，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只是意味着给家里又多添了一口人，况且在家里我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下面有小的，上面有大的，哪个都比我强，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该来到这个社会，对父母来说，如果一个孩子能给他争气，在某些方面表现优秀，会引起父母的骄傲，可是我功课不好，又邋遢，要什么没什么，天生还长着一个大脑袋，软骨病，来到世界上实在是一个错误。

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文革也倒给了另外一种机会，那时谁也管不着谁，可以到处跑，到处玩。家里出现这么大的变故，整个家庭一下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我就被潮流卷到了中国最偏远的角落。

恶梦

就在那样一个很荒凉的农村，我当起了农民，生活基本上也是与世隔绝。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我所在的村庄却是一个汉族村庄，村里居住的汉人基本上都是被当时的社会所抛弃的人，里面有日伪时期结束时被苏联红军驱逐的，也有解放后搞三反土改反右四清赶跑的地富反坏右，像我这样的则是文革后被社会抛弃的，当时听村里的老人说，村里没当过土匪的人都很少。

在那里我一待就是4年。第一年生活还算有些新鲜，而且劳动居然还有一点点收入，到年底生产队分给我120块人民币，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非常兴奋，觉得自己挣了很多钱，就打理一下回家去看望母亲。等我回来后重新开始单调的农村生活时，也开始为自己的出路发愁，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而当时农村的形势也越来越差。

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晚上做恶梦时还会梦见当时的情形，总担心哪一天自己还会重新回到那种毫无指望的状态里。有过这样的生活体验，后来每逢遇到挫折时，我总想没什么大不了，情况再坏也不过是再回到最底层的生活中去，还能把我怎么样。后来到IWZ年时，林彪事件后，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被保外就医。父亲的一些战友也伸出手来帮助我们这些孩子，把我从农村转到河南的一个工厂里面去当徒工。

挣扎

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一。二岁，做徒工，推上船锤子什么活儿都做，我开始考虑自己将来怎么办。插队时我才读初二，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我把高中的课本都看了一遍，大量的时间都在读书，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失望，能有机会来到城市，我的求知欲变得极其强烈。我当徒工的城市其实是一个小得几乎不能称其为城市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我至少还能拿到工资，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