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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在玩的时候，我自己拼命看书，做习题，IT3年第一次大学恢复招生，我要求报名参加，厂里领导批准我去考试，当时我很想报考上海的一所学院，但按照当时的政策，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绝不允许到上海这样一个文化革命的最前线去上学，厂里领导说，我可以考武汉华中工学院或者武汉水电学院。考完试第三天，“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就发生了，我想这下可完了。

好在我的考分非常好，大概是前几名吧，华中工学院老师找到我，希望我到他们学校去，我就答应了，反正有学上就行。一进学校，才发现全班30多个人几乎全是团员或党员，男同学里就我一个落伍分子，只有两个女生跟我一样，也是出身不好。我又一次被贴上了标签而受到另类对待，因为像我这样出身的人不能从事计算机这样的专业。入学第二年，学校里又发生了一场叫做“走后门退人”的运动。我是因为父亲才被转到城市，也被算作走后门之列，我当时心里想，你们要退就退吧，大不了我又回到那个村里。三年的校园生活回首起来真是酸苦酸苦的。

回城

这样的恶梦几乎缠绕我一生。那时通过一两年的努力，我看了不少书，有了很多的知识，对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心想就算让我重新回到农村也无所谓。后来总算毕业了，我功课很好，学校说我可以考虑留校，但我只希望早点离开，因为在这里遭受到的强烈压抑，对我来说无疑是又一场恶梦。从1976年离开到现在，盼多年中我一次都没有回去过。我真不愿意重新感受那过去的日子。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我重新回到原先工作过的工厂做技术员，一做就是3年，因为毕竟是大学毕业生，我开始做一些技术工作。后来我和远在北京的女朋友谈恋爱，她家里也非常坎坷，文革中遭遇比我要更可怕，我们想调回北京成立家庭，因为那是我们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l979年我通过对调终于又回到北京，前提是对调之后，我从技术员被降为了工人，在一家工厂当焊接工。回北京后我的周围全都是女工，当时国家开始提出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女工都已结婚生子，上班全是聊怎样变着法子再生一个孩子，我每天真是烦透了。……虽然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又和爱人团聚，但是一想到自己还是没有出路，不知道何时才能改变这一切。

3个月学会外界初

当时我的大哥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知道我这一情况后，把我介绍到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他的同学在那里当课题组长。同学说，所里搞微型计算机的研究组正缺人呢，你弟弟会吗？为了混一口饭吃，我就满口答应什么都会。面试时他们问我会什么，我说我会计算机，尽管我在此之前连计算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多挣点钱，厂里一个月给我发36块钱，生活非常窘迫，加上结了婚马上就要生孩子，雇一个保姆每个月就要对块钱。日子真难。研究室主任给了我3本书让我先看看再说。

人都活到这个份上，有了这么一个机会，那还不拼命。三个月里，这三本书的每一页都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三个月后，室主任问我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对方感到惊讶，就问，怎么个好法？我说，现在你让我做什么都没问题。他就马上拿了一台进口的单板机，说这台机器功能太弱，你改装一下。我花了半个月，把机器改装好，测试证明，改装后机器功能已经变得非常强，这台计算机也成了最抢手的奇货，被很多科研人员拿去用。后来有一天室主任说：小严，你当时胆子可真大，我们全所就这一台，可能全国也就是这么一台像样的机器，改不好你就惨了。

我心想，我做过焊工，也当过调试工，当然敢干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进所里，想表现一下自己。就这样，很快地我就被安排到研究组，而我所谓计算机出身，也就是这样从最基础、最原始的常识开始，在没人教导的情况下，全靠自己领悟。我的生活也就由此出现了转机。至今有人说我是工人出身，在知识分子堆里混不容易。这话也对。我这个农民加工人很快就作出了让知识分子也目瞪口呆的成就，现在想起来也挺开心的。

机会

到1982年，我第一次做纯软件，觉得软件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合适。它的思维方式、判断方式和逻辑方法，与我个人对待事物的方法非常相似。1983年我评上了助理工程师，工资每个月55块钱，前景依旧黯淡，生活也没有大的改善，正在发愁的的时候，来了一个机会。

当时全国开计算机工作会议在酒仙桥召开，会上确认将IT作为国内研制计算机的主要发展方向，会议提出应该开发中文系统，但没有一家单位愿意出面接受这个工作。正好我们研究室有一位同事参加这个会议，回来跟我聊天时说起这件事，问我能不能做。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灵机一动，只是觉得这对我个人是个机会，就答应下来。

主持这项工作的恰巧就是当初介绍我进研究所的人，此时他已经是国家计算机局的副总工程师，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不错，软件、硬件都涉猎过，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能做，也没有别的条件，就是得让我去挑头。因为我当时琢磨来琢磨去，觉得当头可能是出路，工资、职称都能往上升一点。就这样，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落到我头上，2月份落实，3月底做方案汇报，4月份把计算机要到手里，加上分给我的四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就开始玩命干，那个时候年轻身体好，觉得玩命干也没有什么问题，3、4个月后我就把这个东西给做了出来。其实万事开头难，有了好的开头，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大起大落

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发生了很大的转折，然后就是频繁地出国，继续研究更大规模的汉字系统。到了1985年的时候，我主持研制的“长城0520CH”面世，一时间，我在计算机界的声誉鹊起，而就在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到年底时，领导认为，单位已经有了若干个海外回来的硕士、博士，而我只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开始不允许我去做设计工作，我不得不从第一线退下来。

这件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在那样一种体制下，如果你做第一，不能做得太辉煌，因为你做得太辉煌的时候就会出问题。那时，我每一次从海外回来，早就有许多人在等你讲最新的思想、技术和发展规划，所有的领导都在问你项目应该怎样进行下去，而我们当时设计的机器确实挺先进的。我真的是做到了顶峰，人人都称赞。我不认为有什么不能做的。

不让我做系统，那我就写软件好了。在计算机界，当时一些人都是从写软件转为系统设计，而我却是从搞系统设计转为搞软件，想起来真是好笑。到后来我实在呆不下去了，离开了这个单位。接着我就跟朋友一起做公司，做系统设计，也做排版软件。2年之后，公司买了大楼，光汽车就有20多辆汽车，公司初始投资只有An万，但到后来帐面上的资金已经有上千万。这时问题又出现了。领导开始派了一个人来管我们，结果没想到这个人后来携带公款出走，我却成了替罪羊。这四比在长城还惨，在长城时不过是不让做，还没到撤职查办，这回，从党支部副书记、董事、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我那么多职务，一张纸下来全部撤干净。这十年里，我一会儿是时代的宠儿，一会儿又被狠狠摔在地下。

忘年之交

后来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是技术出身，办公司对我实在是太难了，就在这时候我碰到了王志东。在此之前，1990年我主持一个全国性的WndoW技术讨论会时，会上第一次遇到王志东，他还只是个非常年轻的学生，拿着他的作品BDWn来参加会议。我发现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也羡慕他这么年轻，又有很好的机会，想到自己那么晚才进入计算机领域，而且10多年来遭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心想这个小伙子千万要给他捧一捧，千万别让他找一个老头来压着，就在那个会上狠狠捧了他一下，让他发言，给他长时间的讨论，一直在推他。

到199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碰到他，恰巧这时四通找到我，希望我做公司的高级顾问，后来又劝说我当它们的总工程师，恰巧公司的另外一位创办人王杰的父亲是我的老上级，也使劲劝说，最后我扭不过他们，商量来商量去，我对王志东说：你也来，咱们搞一笔投资办个公司，就这样成立了四通立方。

平等、透明与机会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互联网给中国的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这也是我有生以来以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平等的机会——有无穷无尽的事情等待着人们去做，无穷无尽的机会提供给人们去选择，你甚至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行业，锁定目标，只要执着地去做，就有成功的机会，我真为今天的年青人感到高兴，能赶上这样一个尾巴，我自己也感到幸运。

新浪网的发展基于一整套非常开放的制度，是一批非常有理性的年轻人在进行很好的组织管理协调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正在积蓄能量，真正的能量还没有爆发出来。每个人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比尔·盖茨，如果中国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我们完全可以期待自己的行业英雄。同样，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政府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加开明的政策出台，只须强调企业要遵守政府和国家法律，人们会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新浪网这样的互联网公司。

另一方面，新浪网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决战的状态，在决战的前夜，能保持激情，就会在各个领域爆发出它巨大的能量。新浪希望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并且建设一种非常透明、开放的企业体制，新浪网不靠一个人建立，王志东的最大魅力在于他能使公司的信心渗透到和他共同工作的人群。即使王志东今天不做CEO，新浪网照样能有效、积极地运转，这正是王志东聪明的也是最有能力之处，他能给投资者以强大的信心，给用户以信心，我看不出将来这样的公司有什么样的理由不成功？

本土公司的国际化

引人注目的是，新浪网是一家基于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一家国际化公司，融合了祖国内地、台北。香港。北美四种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即使今天在容纳了许多外资的情况下，人们也不会忘记，新浪网依旧是一家从中关村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公司，如果说它与雅虎这样的公司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它们的表现舞台不一样。除了中文与英文这样的语言差异之外，新浪网的发展而是基于中国这样的一块土壤，而且我们的关于互联网产业的相应政策法规还不明朗。

撇开这样那样的政策风险，新浪网很像雅虎的早期，采用的完全是国际化的运作模式，所有的政策、金融、人事都是透明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有些外国公司还要透明。对于新浪网管理层的某一位高级主管来说，晚上也睡不着是很正常的。因为新浪只看业绩，你跟谁都没有人际关系上的纠缠。去年我们把一位公司的大人物给炒了，国内舆论一片喊“乱”，而事实上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事情。人事体制上的这种高透明，对于传统公司来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对于新娘网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说，他来的时候公司会给非常高的薪水，在同样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比我们这些创业的老人还要高，但是承担责任也大。不行，马上就换掉。而且我们现在招聘进公司才几个月的职工。一年的工程师或者管理者，都享受着非常好的待遇，像我这样的老头在拼命支撑他们，在工商界、舆论界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机会，给他们成功的感觉。公司希望以内部的团队力量来致胜，使每个人都会从内心为公司的业绩感到高兴，由此产生更大的动力。

互联网上的战争

新浪网一天高过一天的访问量，使人感觉互联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因此我们也必须考虑非常复杂的做法，这样的情形是不在这一行业生存的人所难以想像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现在形容这种情形的一句话叫做随遇而安，兵来将挡，每个人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说不定这会儿就出事了，虽然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上网人群的访问时间不像美国那样分布得比较均匀，使用量也相对均匀，而是国内上网人群的访问时间集中在上班时间，而且高峰和低峰之间的落差非常大。

这样的感觉也非常奇妙，好像你是在指挥一个集团军时刻准备冲锋，在跟别人战斗一样，随时随地时发起真正的战争一样，因为你无法预料下一时间会发生什么。当你监视所有这些状况时候，你就会仿佛身处18世纪或者17世纪的欧洲战场，像拿破仑指挥打仗，突然间重骑兵站在山顶上，一支分队从这边下去，那边则有轻骑兵分别从左翼右翼冲了上来，不断的高访问量在冲击着你，这样的情形有时非常激动人心，我这辈子没当过将军，也没当过元帅，但是互联网上的这样一种感觉非常有意思。而且随着访问量日益增加，成倍的增长，公司必须随时保证提高装备。增加装备，以应对更大规模的战役。

群星闪耀的互联网星空

一般来说，一个网站的成长会遵循这样的一个坐标法则，坐标的一面是价格、性能和访问量，另一面则是时间、成本本和成功机率。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时价格非常低，起点非常平，这是几乎是一个无成本期；然后变成一个中成本期，这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但是这时投入还是不大，只是在积攒力量；再后来到第三阶段就一下拉起来，经营进入高风险区，需要特别大的投入，大到几乎是直线。对于一个网络信息服务商来说，只有进入到高风险区，才有更高的投资价值和成功机率，否则你只会是千百万小网站的其中一个，这也是Internet 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正是这样一个由无数个群星闪耀的互联网星空里，我们把绝少数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比作是天象学中的一等星，它们是夜空中最亮、最亮的星星。当然上面也有二等星和三等星，但只有在三等星之上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的比较清楚的星星。低于三等星以下的则基本上看不清，但正是这样的一个星空有着无数的星星，闪闪烁烁，还有飞逝的流星，大大小小名种各样门类齐全的网站才构成了斑斓缤纷的互联网星空。

互联网与文化变革

对于互联网中人来说，要特别珍视自己的时间，珍惜每一分钟去把握每一种可能的机会，这样你就可以成为无数星团中一颗闪亮的星星，甚至可能进而发展成为一等星；其次要执着，王志东、汪延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就是因为朝着自己认定的目标执着追求的结果；最后还要能善待你周围的人，善待你周围的同事，能容忍，才能团结一帮人做事，把事情做大。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只有巧合，没有机会。不象今天问题变成了你是否愿意真正去努力，去想创造世界，伸开双臂去迎接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千万别把自己窝起来，窝成很小一团。我经常跟我孩子说，将来不要希望倚赖爹妈，否则你永远会被人看不起的，你要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

不管怎样，对世纪将是一个网络的世界，不管在中国这样的进程如何曲曲折折，但这一潮流恐怕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互联网在带来新的市场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一些老的、传统东西正在面临消亡，其中文化的变革恐怕最为显著。比如在开放的互联网面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就面临挑战，人们可能更需要透明，对事物反应的敏感度也会增加，不仅是落后的观念通过互联网在改变，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它赋予人类的活动半径之大，传播速度之快，将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因此而提高，文化品位和思想观念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例如新浪网上现在开辟一个育儿栏目，里面有一个叫育儿论坛，很多青年的母亲都在网上交流她们育儿的经验，写出来的很多东西都非常清醇，让人看过之后非常感动。这些人都不是刻意像作家那样去书写，她们只是在给自己的孩子写忠告，每个孩子得会有自己的网名，作为父母，他们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期望，使人感到非常人性、温暖的一面。网络与传统的传播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极强的互动性，通过互联网，人们的个性和才能会得到更加尽情的发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

人物印象：

1980年，严援朝已经快30岁了，还没有和高科技的东西打过一丁点交道，只会一点在大学学的电路知识。因为出身不好，严援朝的大学时代连计算机也不允许他学，课本对他来说都是保密的，属于国家机密专业。等到2000年迎来新世纪的时候，严援朝说自己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算是生而有幸，前大半辈子磕磕碰碰，今天还居然赶上了一个Internt的尾巴。严援朝说，自己以前老是受许多很大很大的压抑，实在是因为命运的无情播弄，自己总是被社会的风浪带着往前走，回城风、上学风、打工风、高科技风，一直到最近的网络风，严援朝一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

从什么都不会到成为国内知名的计算机专家人一个社会的“弃儿”到在互联网领军作战，严援朝的个人奋斗史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迹。在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里，严援朝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许就是真正一代人的缩影，不止一次他不得不从最辉煌的前台黯然隐退，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愿意跟王志东＼汪延这样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来，除了相互欣赏，或者有着类似从巅峰到谷底的经历之外，严援朝对现在的年轻人显然也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羡慕：感谢互联网，它为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提供了平等、透明的机会，而不用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一种传统秩序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位置。

因为认识王志东，严援朝差一点后来加入中文之星。当时王志东一个劲地拉他做中文之星的总顾问，严援朝发现新天地并不着重做软件，而是偏重房地产，而且王志东在公司的位置也不是很稳固，心想自己再进去，搞不好还会再替了王志东，这样也对不起朋友。而且因为多少年来严援朝一直感到自己受到压抑，转而特别推崇年轻人，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得到很大的发展，就没有同意进中文之星。后来再次与王志东携手组建四通利方，一晃到现在，严援朝才发现，坎坎坷坷中，现在的单位大概是他热得最长的一个单位，从93年到现在，屈指一算已经有7年了。

看着这些年轻人在一天一天的长大，整天扎堆在年轻人中间，严援朝虽然觉得老了，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很特别的成就感。王志东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逐渐成长为企业的高级的管理人员；汪延刚来的时候还像是一个小孩子，现在已经成了很成熟的新浪中国区的总经理，而且新浪网现在也成了国内最火爆的网络公司，严援朝觉得加盟四通利方这7年、尤其是最近2、3年来是自己有生以来最开心的。1985年，当严援朝被通知不在允许进行系统设计，从最尖端的战场上一下子退下来时，这样的伤害曾经令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但是到今天能有机会又一次站在最先进的互联网前线工作，严援朝觉得自己也很幸运，虽然50岁时这样的行业来说似乎有些老了，但有机会展示自己，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又进入最前线，这样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

严援朝说，自己大半生已经过去了，很快就会退休，回想自己的前半生，对这些年轻人格外羡慕。严援朝希望自己能扶持这些年轻人，把各种各样、出头露面的机会留给他们，让这些年轻人多负一些责任，有机会能够更早地表现自己和得到锤炼，来弥补自己在年轻时候被剥夺的那些权利。正因为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严援朝有时候也忘了自己的年龄，晚上跟这些年轻人吵吵闹闹，聊聊天，有激动，有欢乐，一片其乐融融。严援朝说，其实自己内心以前受到很大的压抑，只是从外面的呈现上，人们都说他喜怒无常，简直像个“老小孩”，严援朝对自己的评价是“感情极其丰富、也很善谈，就这样怪怪的一个人，甚至有些“畸形”。

在严援朝看来，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发展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一开始进入这一产业的门槛特别低，是超低成本运作，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做；等进入发展期，公司基本上全部是赔，不会有盈利，这时成本、风险技术也大幅度增加，等进入到零点时，则进入巨大的高风险区，当然这样的高风险中潜藏的机会也最大。严援朝认为，虽然殊途同归，但这是互联网公司最典型的发展道路，其中进入发展期的公司占到总数的99.99％，而其中能够逾越零点的只有0.0099％。

目睹多少人物沉浮之后，严援朝说：“我们这样的人都是过眼烟云，在r这样的行业做事，一眨眼你就被人忘掉。”当年严援朝刚进6所工作时，老所长曾经是国际某一著名学会的副会长，在国内也是绝对权威，当时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还会j已得他，“因为技术发展实在太快，很多技术5年前都是新的，现在已经很陈旧，成了错误的说法。”所以严援朝说，得赶紧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至于他自己，严援朝说，“我期待新浪能够走向辉煌，等有一天志东说我们可以休息，我就高高兴兴退下来。以前是为生活所迫，后来又是不断被潮流推着走，一直没有时间能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以后做一些快乐的事情，互联网上的战争高度紧张，还是要让年轻人来打。”

严援朝希望有一天退下来之后，先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则要好好陪陪夫人，到各地走一走。可能的话，就在北京一个胡同安家，每天找一个老头下下棋，打打扑克，吊吊嗓子；另外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去看一场大戏，童年时候，严援朝跟着父亲去看京戏，觉得舞台上的人物化妆非常美，舞台动作也有说不出的精彩。心里想长大之后一定要看，那时是知道票价太贵，现在则是没有时间。严援朝说，现在做Interne和过去不一样，这样的战车一上去就下不来，中国现在的互联网发展速度太快，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像疯了似的，更重要的，这一产业的现状离理想境界差得实在太远太远，需要做的事太多了，所以都来不及跟谁说什么。

网络英雄传--归隐江湖

归隐江湖

人物背景：

龚书弘：GVC（致福）中国公司执行副总经理

1964年生于台湾

1987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

1990——1997年在IBM（台湾）工作

1997年任致福中国公司现职

致福股份有限公司（GVC）：

成立于1979年，是国际IT业著名的一家上市公司，美国前十大计算机厂商委托制造（OEM）和委托设计制造的重要伙伴，也是亚洲最大的调制解调器制造商。公司产品包括Modem、彩色显示器、电脑主板、笔记本电脑多媒体等等。1997年初，GVC在北京成立致福中国公司，致力开发祖国内地市场。

人物自白：

少年立志

上学时代，我从未感到读书是件难事，一点都不用功，淘气，贪玩，爱打架，但成绩还不错，还一直是班干部，人缘非常好，甚至每当学校里各派发生争执时，他们都找到我作中介入来调停。

1982年上高三时，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才开始懂事。老师是位教古文的作家，上课从不讲课文，只有考试时前的一堂课里才把前面的所有课文念完，其他时候都在给我们讲人生的道理、文学和电影作品，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启发，也影响了全班同学。

等到上大学，我才开始给自己设定目标：成绩要好到可以拿奖学金，平时要积极参加社团。我参加了许多社团，也得到了IBM许多的资助，对IBM也有一些了解，况且它也是台湾当时最好的公司。大二时我立下志愿：毕业后要进入IBMI作。我就问IBM需要什么样的人，成绩要怎么样，要参加什么社团，英文要求怎么样，要什么特质，然后倾力培养自己。

开始我在麦当劳打工。早上5点骑车出门，6点上班，11点再去学校上课，除了上课之外还要参加社团活动，下午6点下课后，就去当家教，家教结束后再骑车去麦当劳上晚班。大二、大三念得非常辛苦，几乎跟现在做公司差不多。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让自己及早社会化。

上大学之后我就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

锻炼

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许多好习惯：每天很早起床；不管刮风下雨，冬天天未亮，依旧去打工；不依靠家里；怎么辛苦也不会给自己找借口（比如说在外打工成绩就可以不好）；很好地控制、安排好时间；积极参加社团锻炼等等。

当时我发起成立了一个社团——台湾各大学国际商学校友会总会（AIESC），联合了台湾料所学校，我是中兴大学分会的创办人，到现在已有十几届，社团的每个人我都还认识。在北京我们上星期还办了一个联谊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人参加。那时课余我就忙这个社团，社团常有一些涉外的国际事务，同时一边打工，对于人格和领导力的培养帮助非常大，许多领导上的失误大学里我就尝试过了，组织、带人等方面许多不成熟的做法那时就理解到了。

个性上经过培养，我变得非常乐观，从那时到现在，我的精力随时都很旺盛。有时候人们把某一事态常常分析得非常坏，经我一番解释之后，都变成了好消息。我一直相信“危机就是转机”，去年中关村致福产品出现水货，情况很危险，我作了及时处理，结果业绩翻了一倍。

不顺利的应聘

1989年，大学毕业服了两年兵役之后，我踏入了社会。当我去IBM应聘时，第一批人已经招完，我就先去IBM的经销商那里去工作，两个月后，我再去应聘考试，得了第一名。

过了不久，IBM通知不能录用我。因为根据他们的规定，IBM不能从它的经销商那里挖人。后来我又考上了NCR，他们也决定送我出国受训。就在出国前一天晚上9点多，IBM一个经理找到我家。原来那位经销商告诉了IBM，说他反正也留不住这个人云云。

当时我在那位经销商那里工作了三个月，我的客户是在航空领域，本来这位经销商只有一家航空客户，不久全台湾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成了他的客户。尤其是一家最大的航空公司，负责人非常照顾我，我送报价单过去，他让我拿回去再改高些；货还没交，他已把钱申请出来，交货第二天钱就到了。

初生牛犊

刚到IBM，我也是实验性的先做产品经理，按照IBM的常规，没有5－10年的业务经验，是不让做产品经理的。部门的人都大我8－10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是拿我作试验吧。两个月后，我拿了IBM最大的一个奖——成就奖，这一年里我共拿了三个奖。

我刚进IBM时，IBM有一个叫作Pgy的软件，在美国卖得很好，在台湾也很流行，但都是盗版，IBM希望打开该软件的正版市场。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但是当时这一产品Sales core、Menu、经销商、产品样式都没有。我就每天坐在办公室给美国总部发E-Mail，给他们写建议，解释我怎样在台湾卖，请他们从仓库中找出这个Sales core，给我EMail过来，我再下载，组织人把它变成产品，从零开始，当年我就为公司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

当时我每天只睡4、5个小时，没有一个晚上12点之前回家。这一工作对我后来的帮助特别大，因为它涉及到法律、财务等诸多方面。在我进IBM的一个月里，我就直接向当时IBM （台湾）公司的总经理周伟银报告这个项目，我老板的老板问我“怕不怕”，我就说，没问题，大学里我已见过了太多太多的董事长、总经理，也算是初生牛犊吧。

最优秀的推销员

第一年，我跑遍了公司的所有部门，知道了什么事情找什么人，他们又会用什么角度看问题，然后才去做业务，这一年也是我工作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在第一年做业务的五、六十人（IB称之为Rookie Of ffe Year）中，我得了第一名。一般来说，一个新Sales销售额能达到100万美金就不错了，我第一年就超过了1000万美金。

我当时非常认真，因为IBM全台湾所有银行的PC业务都由我来做。跟我打交道的有三组人，一组是IBM做银行业务的物多位销售人员，他们跟我是平行关系；另外是经销商50多位销售人员；还有40家左右的客户，我的任务就是排列组合这些资源，帮助经销商把m 卖到客户手中，使客户能接受经销商和IBM的SaleS给他们规划的整体解决方案。

为了得到经销商的信任，我第一天把他们所有人的电话、E－Mail全都整理出来，下面写上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说自己是新报到的几回，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先推销自己。最后我不仅赢得了所有经销商的信任，而且我也最了解这些银行客户的状况，他们用了IBM的哪些机器、型号等等。那一年，我的业务增长了近300倍。

除了勤奋和认真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大老板教我的：从不跟别人抢功劳，所有的功劳都是别人的，但是大老板们都看得一清二楚，某某事是谁做的。

在业务部门我待了三年，但每年都更上一层楼，第一年获得了IBM的新进奖，第二年是台湾最佳业务员，第三年是亚太区最佳业务员。

关于“累”的定义

在IBM，我一年都没有轻松过，一直都在接受不同的挑战，做经理之后，每半年我的业务都有新的重大拓展，公司给我的责任也随之不断加重，常常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曾问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你们睡眠怎么样，他们说，累的时候好睡，不累的时候就不好睡。我很纳闷，因为我不累的时候也好睡，太太形容我的头还没沾到枕头边就睡着了。

后来一位朋友跟我说：每个人对累的定义不一样，别人已经觉得很累了，你或许觉得不累，事实上，你已经很累了，只是你觉得不累，所以你才觉得好睡。我认为，这是对我好睡的最满意的解释了。

对“成功”的厘清

我个人非常认同“塑胶大王”王永庆曾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成功的人，是他的孩子和太太都很尊敬他。”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含义却很深。一个成功的人，首先是品德超群的人，对家里人很好、对朋友很好、对父母很好、对儿女很好，如果只是事业成功，他的太太不一定必然会尊敬他。据说，王永庆在考察自己的下届时候也是依据这一标准。

有些所谓的事业成功人士回到家里打太太，也不管儿女的教育，这种成功又是偏颇的，不平衡的。

成功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对社会有贡献。

心愿

我自己希望将来老了以后能回大学去当老师，这样我才会有成就感，因为只有这样，我的许多理念才会影响到年轻人，也包括一些做事的方法，思考的逻辑，怎样为自己掌舵，以及一些工作上的经验，使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尝试过错误，避免将来酿成大错。

30岁时我曾写出我35岁时的成功规划，希望能达到什么，现在看来都已全部实现，当老师是我将来的又一个人生规划。我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目标也比较明确，而且不希望走捷径，希望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成功。我这样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也是受许多长辈包括在IBM的影响，也许同龄人里有这种想法恐怕不太多。

父亲

我希望的成功是各方面比较平衡的成功，这与我父亲的影响也分不开。我父亲切岁就退休了，那是他事业处在最巅峰的年龄，而且那是他45岁时就计划好的，现在他每天听音乐、爬山、打球。一天他可以听8、9个小时的古典音乐，打网球是数十年如一日，可是这两个项目我母亲都不行。为了退休以后跟我母亲过共同生活，父亲从45岁时开始陪母亲每天晚上散步，开始练习打羽毛球，因为这是夫妻俩可以同时做的运动。

从50岁到现在60岁，十年来父亲陪伴母亲一个星期爬三天山，四天下午去打羽毛球。父亲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知道人生的退进之道。事实上，人的一生是应该构筑好的，我也看到许多人比父亲有钱，享受更多的物质，但都没有他那么快乐。

我之所以决定将来归隐大学校园，只是想能够更多地奉献社会。

培养成功的习惯

除了要厘清成功的定义之外，一个年轻人倘若想要获得成功，还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培养成功的特质，掌握成功的方法。比如在公司做事，先得做对的事情，许多年轻人只喜欢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对公司有益的事情却不太倾向于去做；接下来是要把对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效率问题，怎样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最后是把好的结果包装完毕，获取公司老板更高的信任、更大的授权。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许多年轻人却未必懂得。

我个人认为的成功特质，实际上是指培养成功的习惯。比如拿周炜锟来说，早上他一定去跑步，跑10公里，不管是再冷的天，还是出差，都是如此。我每天都是早上6点就要开始工作，答应客户的事情一定做到……这些都必须养成习惯，通往成功的中间路上许多这样那样的其他诱惑才会被排除掉，别人因为短期行为做的成功对你也不会造成困扰，别人的特质、成功模式也不会让你于心不安。

中国有太多的成功案例，让你觉得自己成功的机会太多，远胜过其他国家，年轻人要接受的挑战、环境远远比其他社会复杂。是学一个IBM或者是杜家滨的成功模式，去中关村当一个老板赚大钱，还是到广州学一个老板如何倒货，你首先必须作出抉择。

大学后我在IBM工作，我先发现IBM成功的经理是怎样的，成功的高级主管是怎样的，再看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又是怎样，每一个不断向上的阶梯上都有不同的经验和技能，你必须先找出来，然后看怎么学，只要不是这条路上的，都跟我无关，这当然是一条最辛苦的路。

像海尔的张瑞敏、怡海的顾兴国都是具有这种成功特质的人，他们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成功的人。成功还是有一个标准问题，而且人们会发现，这一标准越来越清晰，从暴发户到金钱挂帅到均衡的成功理念，慢慢地，成功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标准。

从IBM到致福

在IBM，我得到了最好的训练，加上老板的提拔和照顾，那么多的奖都给予一个年轻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在外国公司有一种宿命，首先是白种人的天下。IBM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公司，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它可以花那么多薪水全都请一流的人，许多其他的公司却是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做事。应该适应1％的公司，还是适应99％的公司？是在99％的公司求表现，还是在1％的公司里表现很好。志得意满？我必须作出选择。

正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去致福。

用人之别

IBM这样的企业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做一个职位，给予相应的授权，你就去干吧，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做不到，请走人。因为它有相当成熟的管理制度，层层把关，不会留给你黑箱操作的机会。

台湾和内地企业都是这样，你一来，没法授权，因为不知道如何管你，除非你在我旁边待上3年，我了解你的家庭、平常行为、个险和信誉，我才会授权给你。

中国IT企业也有许多外企所不及的地方，无论是学校里出来的老师，从机构里出来的人才，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它如果都能用好，企业也会做得很大、很好。中国有很多人才都被埋没、或者说耽搁了，许多人的人品、做事能力和积累，都是非常好的资产，但是许多外企却不会用他们，也不知道如何用，这也是它们在中国做不大的原因之一。这种差别基于人们对环境、文化和背景了解的程度。

摒弃“自我膨胀”

中国的IT企业离不开国际市场竞争，单位靠政府行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要告别代理，通过OEM，自己生产。研发，势必离不开产品的数量和世界市场。

要形成中国真正的IT产业，初步阶段不妨先将内地企业跟台湾企业做整合，而等到在硅谷的中国留学生们也能把研发、生产带回来时，那将是一个飞跃。

了解到这一点，许多企业就不会自我膨胀，也会了解到怎样合作，而不仅是“相煎太急”的局面，并且会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但是懂得如何把市场需求变成商品、生产和研发、最后去抢国际市场的人才太少，相反倒是培养出一大批在外企上班、领高薪、受过西方管理或者只是在做渠道和倒货的人才。

如果说这是中国IT企业最大的危机，那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就是机会。5年、10年后，这样的人才最缺乏，如果他能得到一个好舞台，其市场价值也最高。还有就是吸引硅谷的那一批中国人才回来，就是中国IT业的大幸。我希望致福的员工在将来的这个舞台上也能扮演一个角色，不管他以后还在不在致福。

如果学美国Chip set、Telecom等等方面的研发，这些都是根源于美国教育体制的专长，不是中国人的所长。中国的教育需要找出自己的方向，比如软件开发、生产。一门心思想CPU要超过lute，操作系统要超过微软，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民族主义优裕感已经浪费了太多太多的资源。

台湾企业的优点是生产，研发方面是后研发，不是原创性的研发，只是研究如何把成本降下来，致福也是这样，所有的资源都已驱策到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都已经占有了全世界最高的市场份额，跟着它们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保障。

加薪之道

致福（中国）的员工流动率没有超过10％，因为公司还处在高速增长期，所以流动率不算高。当然，在IT业，如何留住人才也是一个难题，尤其在现阶段产业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员工本身的承受度就不够，往往是跟着薪水跑。

事实上，即使是加薪，也有加薪之道。一种情况是员工跑来跟我说要给他加薪，说跟他一起来的同学在学校成绩就比他差，可是现在薪水比他还高，他脸上挂不住；另外一种情形是公司谁谁加薪了，他没有，他觉得自己应该加薪，就跑来跟我说，不给他加就走人。我就跟这两种人说：我不可能这样做，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因为这不是一种良性的沟通，等于跟我摊牌，逼我做决定，是留人还是走人，这种人迟早要走，还不如让他现在就走。

反过来，他如果换一种更积极的方法，比如说跟我来谈：老板，你觉得我做得怎么样？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表现的百分值是5分，我还须作哪些努力？这样老板就会关注地做得如何（平常没注意到这个员工），甚至帮助他做得更好，进而会想，这小伙子什么时候该给他加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