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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办法是跟老板讲：老板，我想半年或者1年之后升经理，你只要敢提我，我就会做到，但做到后你一定敢给。这时老板也会准备付出很多，如果只是谈薪水，90％以上的老板都是一律免谈，可惜95％的年轻人都不会采取后两种更为成熟的方式，他们普遍主观地认为，你付我的钱，不值得我这样的付出，所以跟公司老板的关系就进入恶性循环，永远没有良性的沟通。我从未跟自己的老板谈过薪水，但我都会找老板问：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的Career怎么样，你看如何规划？

减少管理层级

致福目前在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设立了四家分公司，公司干部也大都是本地化的。致福非常重视对员工的训练，春节也组织了各地分公司的总经理进行了一周的训练，课程的安排都是我设计的，全部采用Teamwork的方式在公司的管理架构上，层级非常少，采用大平台制，只有一层，公司也不会再轻易扩大分公司的规模，而是加强产品经理这一块，也是为了减少层级。

台湾盲人在内地为什么不易成对

台湾人在内地经商有几个谬误需要澄清，也是他们先天就容易犯的错误。首先是认为同文、同种、同语言，沟通没有问题，表达者和听众都有这种误解，都用自己的理解方式来理解，客户会发现，他根本就没听到，相反他要是跟一个日本人。德国人去交谈，他会认真去听，因为他知道语言不同；表达者也是这样，双方往往认为理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造成了沟通上的许多障碍。

第二个谬误是派往内地不需要一流的人才。一位客户跟我说起一个故事，他有一次跟台湾某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吃饭，私下里聊天时这位经理说：我们公司没有人愿意来内地，都是派我们这种三流货色来。这位客户听了差点没晕倒：难道我们就是三流货色，值得你们也派三流货色过来。

台湾的企业都是面向世界市场，那边的营业额和利润指标的压力很大，他们舍不得把最好的人才放到内地来，出发点就错了，所以这样的企业没有竞争力，注定是长不大的，实际上这里才是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第三个谬误是内地市场只需要在美国。欧洲卖不掉的东西，可以想象，这样的品牌迟早会臭掉。所以致福永远要把最好的产品拿到这里来卖。

最后一个谬误是许多台湾企业今天到内地来，撒一个主板，定一个价格，唉，内地市场正是很大，l万片一下子就销掉了，感觉真不错，如我所料，内地市场真大！真好做生意！总部老板就说：你在那边这半年做得很不错，来来来，你再给我找两个总代理来，我跟你保证，马上销量变成3万片，早就让你多找几家，你就只找一家。思路不清的经理马上就去找了；思路清晰的则会说：不行，在中国只能找一家总代理。他的老板就说了：我跟你讲，全世界没有只找一家总代理的。于是马上就把他调回来，换一个会找三家总代理的人去，结果1万片的销量马上变成了1千片。

当然如果你本身只想炒货，或者小成本、小经营，做多少算多少，这四条都不是谬误，而是事实；但如果你要做长期品牌，而不调整思路，只会是全盘皆输。致福的许多客户和合作伙伴如和光、海尔、TCL、吉山和怡海等都是周末不休息的，它们想成功的欲望比致福这样的公司都要高，台湾企业如果不下大力气做内地市场，必定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许多台商还以为内地的事情都得慢慢来，事实上，那样的事情里面肯定搀杂着政府行为，纯商业上的事情，内地市场的反应是非常快的。中国的IT产业正日益趋于成熟，国家近些年做了大量的规范化工作，但在基本架构构筑好之后，其他的一些相应措施应该尽快到位，例如海关的效率问题、关税、增值税问题等等，常常把一些好的企业挡在了外面。

后来，我与在内地比较成功的台湾企业像台联、山特、金远见等企业的主管们聊天时才发现，他们之所以成功，正是避开了这些谬误。

致福的远景

致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的综合优势，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好的产品，有一群很优秀的熟悉内地渠道的产品经理，他们在Medem。装机、系统集成等方面积累了很好的市场经验，知道卖给谁，渠道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另外一个优势是致福的某些产品（如Modem）的产能及在世界市场的销量都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厂商，当然，产品的成本也更低。以Mbo市场为例，目前在内地，只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对市场有清楚的认识，而且愿意集中力量去做，别人即使看清楚了这一市场，回头去找资源，恐怕也难以与致福相匹敌。

环顾Mbo市场，周围已经不存在致福的竞争对手，剩下的只有看致福自身够不够好了，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所以说，致福在这一市场上是志在必得。

欣赏实达

内地企业里，我个人比较欣赏实达，它做得非常规范，而且很有步骤，做事也很认真、扎实，没有自我膨胀的迹象，这样的企业有奔头。

致福也希望自己是一个规范、认真产一、不着急求大的企业，一个非常本地化的企业，像M（x：lell卡已实现本地生产，Mini笔记本将来也会，致福会实现在内地交货、开票，这样的竞争力也不是其他一些欧美和台湾企业短期内能够赶上的。从1998年开始，致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企业的“火车”和“母系”

一个企业带上一两位企业领导人鲜明个人风格的烙印，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构成一个企业里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一个企业的效率正是出自该企业的文化。反观现在许许多多的IT企业，不管是声名显赫的还是处在成长期的，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都会找到一个企业里的“父亲”和“母亲”，像海尔的张总裁是思考者，操盘的则是杨明明；在信海，顾兴国思考，张凡干活；在致福集团，张董事长设标杆往前冲，骆副董事长注重财务、人事，这些都是黄金搭档，这两种人的互补是互相欣赏，相互尊重，知道自己身上没有的对方的特质。

一个公司要成功，只有一个人唱独角戏，企业一遇到瓶颈就下来了，因为他只用自己的一种思路。在一种平衡的机制里，企业才有办法吸收不同的思想和人才，在不同的经济景气循环中采取不同的策略，一个优秀的经营者会主动去找一个互补者来弥补自身不足，而不是只看别人的缺点。

网络服务的兴起

现在很多企业将业务重心逐渐转向Internet方面，像Internet VCD，这方面致福也在做。值得注意的是，Internet的普及与ec的价格是分不开的，比如299美元的Internet 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来临，会影响到Internet发展的进程。

政府政策。网上信息、电信费用。ISP的命运是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四大因素，而且四者间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如果这四个方面进展很快，Internet在中国的成长力量之大就难以估计，而且必然会比预期的要快得多。像去年的流海威风波就有点让人惋惜，张树新思维很敏捷，对外企来说代表着“开明派”，个人很有领导力，具有群众魅力和媒体魄力，也懂得如何和政府官员、外商打交道，只是以张树新代表的个人企业来做政府去做的事情，肯定是～种无法承受的负担，所以也是非常可惜的。Internet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太慢，也许3年后会迎来它发展的一个高峰。

IT产业的奇特之处是它能累积和集中到一种资源，而这种资源是其他产业所无法想象的，它的产品能够很快能以世界标准占领庞大的世界市场。Internet真正广泛地应用到个体身上的还只是停留在这几种服务：旅游、订机票、卖书、交友，所以Amazon也只是一个特例。用E－Conunere来做生意的成功例子还不多，因为这方面的应用目前还显得太超前，失败机率很大，相反用它来做服务的都比较成功。

人物印象：

就在我采写龚书弘的时候，市面上正流行一本叫作〈山居岁月》（英文书原名叫作《普罗旺斯的一年》）的书，作者梅尔原是一位成功的英国商人，在他事业上登峰造极的年龄，携妻及爱犬告别了雾气迷蒙、漫长灰暗的伦敦，隐居到了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那里阳光明媚、天色蔚蓝，梅尔购置了一座古宅，勤学法文，向过去的一切说再见，安心做起老外来，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在普罗旺斯的三年里，梅尔写了许多本书，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每本书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都是久居不下，在书中，他大谈法兰西的美食（肥鹅肝、奶油龙虾、脆饼牛肉、橄榄油沙拉、价格几近于黄金的一种叫作松露的鲜蘑和维善（Visa）产的隆河坡地红酒……）和阿尔卑斯山下的田园风光。

同样令我惊讶的是，就在我采访龚书弘的时候，这位只比我大两岁的台湾商人跟我大谈他将来的归隐计划（很是改变了我常常遇到的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言谈举止间满是优裕感的台商形象）。当然龚书弘不是梅尔，他身上有着彻骨的“君子遗风”，之所以说是“遗风”，而不是“之风”，因为“君子之风”实在是久违了的，铜臭已经渗入了每一个毛孔的今天，君子是不可期的。

龚书弘的归隐是去传道、授业。解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用自己的理念去影响年轻人，使他们尽可能少走弯路”。正因为如此，他所期望的成功是“妻尊、子敬”可以为人师、为朋友的成功，而且这种成功是一步一步地凭借勤奋、认真和智慧去实现的。打老婆、养二奶。暴发的“成功商人’都是他所鄙薄的，而且龚书弘相信，这样的商人尽管现在在中国很时髦，但终究是末流，于是他给我列出了一大堆他所敬佩的企业家的名字。

龚书弘是第一位提出“希望上”本栏目的人，当然是透过我的一位朋友提出的，因为他、欣赏”这一栏目“厚重的人文色彩”，我虽然也一直以此来自许，但龚书弘的嘉奖还是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原先心目中有那样的台商形象，加之本人对致福和龚书弘都是孤陋寡闻，未免有些担心。第一面是他在致福和吉山的合作仪式上，见他颇有几分儒雅气，与其说没有商人身上那种常见的“奸滑”味，倒不如说更像一位谦谦书生（后来他告诉我，他目前就在大学兼任客座讲师）；采访他的过程中，疑虑也一点点地被打消，从6点到9点半，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采访后，我发现这是一次很开心的人物采访。

来北京才1年多，龚书弘的普通话已说得很地道了，为了更加本地化，他早就把妻子儿女接到北京来住了，（龚书弘说，他几位在内地的台湾朋友在本地化方面更彻底，连妻子都已经“本地化”了，我就问他眼红否，是否也是“恨不刘郎当年”云云，龚先生只笑不语。后来朋友告诉我，龚书弘有一个非常和美的家庭，且疼妻惜子，连上IT人栏目的照片里都没有一张照片遗漏了他儿子的。）家庭本地化既然不可能，龚书弘就争取‘形象’本地化，考上了清华的MBA，班上也就他跟自己的一个朋友是台湾人，当然他并非也是追MBA之风，只是“想多交一些内地朋友，尽快迅速地本地化而已。’她还和内地的许多企业家成了好朋友，像海尔的张瑞敏。伯海的付兴国、和光的吴力等等，经常在一起切磋商艺，互献锦囊妙计。

龚书弘认为自己是一个并没有多少“媒体魅力”湘反倒是承袭了很多传统人文理想的人，我跟他说，我非常赞赏归隐计划，也跟他分享了我的田园梦，因为自己是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圈子里侥幸逃脱，成了一名碌碌“小记”，不再有“好为人师”的大志，只希望将来能在北京西郊购地一亩三分，盖草庐一两间，周围种豆荚、番茄之类三五株，养猫狗一二，读书看天晒太阳。大款也好，教授也好，“小记”也罢，毋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深港进退之道，懂得享受人生快乐，都不失为智慧人生的活法。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说，龚书弘提到的那种外企CEO白种A－Rk下的局在北京已经不再，高鼻梁的CEO们实在忍受不了北京灰蒙蒙的天空和粉尘，纷纷在向总部老板提交的请调报告上愤笔写道：除北京之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考虑，否则，宁可回家喝稀粥，也不能再待在北京吃灰了！至于梅尔，在普罗旺斯喝够了美味的维善红酒之后（3年美酒人生！），最近又搬回了伦敦居住，当然他赶快及时抛售了自己在普罗旺斯的古宅（以两倍于购进的价格），他撇下的普罗旺斯也已经成了欧洲的加尼福尼亚，成群结队的时髦人士纷纷踏至，在那里大兴土木，毁掉成片的葡萄园，改成游泳池、网球场；穿梭其中的各色人等身穿款式高档。色彩艳丽的运动服，手提电话不离身，节食，只饮清水……大隐士梅尔呢，正隐于热闹的雾都，忙得不亦乐乎，一边忙着兑现从出版商那里寄出的大把大把的支票，一过寻思琢磨下一个隐居地。呜呼！北京的田园梦眼看不能得，普罗旺斯一直是神游梦中，这下也是去不得的了。

网络英雄传--“沉默的大多数”之另一种

“沉默的大多数”之另一种

人物背景：

李鹏翔：现为新华社技术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

1947年9月生于贵州，原籍山西

1980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同年赴新华社工作

1985年一1986年先后任“新华社中文发稿系统”工程组副组长、组长

1987年任新华社新闻信息处理系统工程总体组主要成员

1994年在计算机广域网新华网工程中任主任设计

新华社

国内最大的新闻信息中心，也是现代化的世界性通讯社之一，每天向国内各地接发数十万字新闻稿件，同时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向130多个国家提供稿件，其基于LOTUSDOMINO／NOTES的新闻采编系统正在建设中。

人物自白：

一夜间，所有的梦都辟了

我是“届最后一届高中生，从小我读书一直都是使使者，立志要好好念书，将来把自己的青春和才智奉献给国家，考试成绩在贵州省经常第一。1966年我的高中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我又拿了个第一，当时觉得未来的前景非常美好，可以上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选个好的专业，为国家贡献力量，但文化大革命一夜间就把你所有的梦给打碎了。

当时记得很清楚，6月4日，宣布高考作废，同时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冲击，一夜间，我也成了黑五类，我所有的梦都没有了。人失望极了，在生存的边缘徘徊，连生存都没有保证。我父母亲都被关起来了，一个哥哥去世，一个弟弟也去世了，所有的灾难都来了，母亲被打疯，父亲被关在牛棚里三年没放出来。家庭重担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一夜之间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大人。那时的痛苦真是不堪言，我从来不去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大学梦

恢复高考之后，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上大学。当时我年龄已经很大，在母校已经当了7年高中老师，也有了1岁的孩子，可是埋在心底的那个愿望是磨灭不了的。在这之前，高中毕业后，我的一位老师看到我成绩好，也同情我的家庭处境（父亲还没有被解放，一个弟弟瘫痪在家，一个弟弟去了农村，我同时得照顾两个人），他就给我找了一个临时工，在学校代课，后来转为了正式教师。

我有了孩子，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家里所有的人几乎都反对我参加高考，可自己一辈子的一个心愿还没有满足，心想不管年华怎样荒废，将来国家还是需要有知识的人，所以我无论如何要上大学，在没有一个人同意的情况下，我偷偷地去报了名。

1977年我考上了北大数学系。当时省里有个政策，重点中学30以上的老师都不得去外地读书，说是要保护贵州省的师资资源，北大的通知书被扣在招生办，在招生办工作的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就认命吧，我们也无可奈何。我说，有书读就行，管它是什么学校，当时已不是想非得圆自己原先的梦，一定要上重点大学，后来我就决定留在贵州读师范大学读数学。毕业时我又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分配到了新华社工作。

遭遇“8086PC机”

1980年到新华社后，我就从事计算机工作。从数学转到计算机必须付出很多心血，我就自己花钱在北大计算机研究生班进修了一年多。那时计算机在中国的应用刚刚起步，整个国家也还处在计算机的扫盲阶段，我们先从单板机搞起，新华社也是处在模拟信号时代，用低速电路去模拟信号，用声音信号强弱强弱、电频的高低高低来表示一个汉字，每秒钟只能传两个汉字。

当时，“748”工程已经在新华社开始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我们主要是做新华社内部的技术改造。1984年，我们得了第一个奖。当时IBM刚推出最早的8086pc机，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觉得它很有用，就做了一块多路板，用一个小PC机带十个端口，向全国许多家报社发计算机信号，从每秒发两个汉字提高到刀多个汉字，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一次使全国300多家报社开始用计算机接收稿件，并在其中开始推广国家的国标码。以前的计算机没有内部代码，全是用点阵来模拟信号，表现汉字也只是表现它的点阵。

其美中的轮回

我出生在一个报业家庭，1931年，我父亲和邵力子先生带领100多弟子在西安创办了《长安晚报》（今《西安晚报的前身》），父亲是位热血青年，当时在那样一个危难的时代，他觉得应该倡导实业救国。文化救国，大学毕业后就变卖了所有家产，办了这份报纸。后来他又认识了“小萝卜头”的父亲孙玉云，随即加入了共产党。

当时红军还在瑞金，整个西北都非常保守，父亲开始在报上宣传抗日，很快就遭到国民党的仇视。1935年国民党在《西安日报》上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杨虎城的秘书提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连夜将印刷机驮在马背上带着100多个弟子撤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接见了父亲，因为他为延安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冥冥之中，父亲后来又到了《净水日报》，再后来跟着邓小平去了《西南日报》，冥冥之中，多少年后，我又回去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改过父亲所从事的事业。从小我就陪着父亲值夜班，觉得父亲太辛苦了，不停地贴纸条，看不清楚还得打长途电话去问对方。很多年后，我亲手来改造这东西，觉得特别有意思，那时父亲还活着。

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

1985年，父亲还没有去世之前，正好碰上我改造这个工程。我对父亲说，从小看你贴纸条贴了一辈子，我会让你们脱离苦海。

工程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住在医院里，我两次去看他，跟他讲我正在做改造，等到我改造完了，报社就会完全变样。他说，啊，我就盼着这一天。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他病危了三次，我都没有回家去看他。最后他没有等到这一天，去世时也没见到我。

这辈子我最痛心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尽孝，当时工程太紧张了，要求当年规划，当年投产，我一离开，就会延误整个工程，领导说，你能不能晚走两天，把你的工作跟大家连接上了再走。结果等最后一封电报过来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两天了。

亲情

多少年后，我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欠，就是欠亲情。其实我个人遭遇挺惨的。去年三八节时讲每个妇女的成长，我讲到自己的经历，新华社的一些妇女领导干部都哭了。母亲文革被打疯了，一直到去世都没有清醒过，父亲生病我也未能陪他，直到去世都没能在他身边。今年春节在我工程最紧张的时候，我爱人又去世了，他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这个工程合同签定的日子，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晚上我们两个人还在说笑话，他就突然脑溢血了。

我的个人命运很不幸，可是我真的很坚强，不管没有了生活，没有了亲人，没有了任何事情的时候，至少我还有我的事业。

不寻常的两年

有些话我都一直不敢说，好像每次在我最最要去奋斗一个目标的时候，我总是要付出我的一份亲情。今年我几乎走到了自己生命的最低谷，我真的准备不想干了，可是这个项目上我已经投入了两年的心血去做调研，追求一个全球都在追求的UNICODE的目标。两年前，我就提出，我们一定要走国际级通用化的代码级，走国际通用化的最开放的软件。我整整追求了两年，领导说我都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他说，你追求的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存在，这个系统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你不能再这样追求下去了。

新华社当初走的道路就是因为它太专业化了。硬件一淘汰，它的生命周期也结束了。中国是不算人力的，无形资产许多人都看不见，一个系统每天四个人四小时轮班，付出了多少代价维护这个系统，这其中又花了80个人去做这个系统，但是随着硬件的更替，整个软投资也就没了，一代人10年投入这样一个技术生命的周期也随之烟消云散，这批人又得另外去学新的东西。那所以当时我就说，这条路绝对不可以走，我的领导就说，你又找不到方案，你干嘛不用国内一些现成的方案。我就给他解释为什么不能走10年前的老路，宁肯我们前期慢一点，准备充裕一点，一旦项目上马时周期就会非常快。

两年里，我每天都泡在信息的海洋里，收集这方面的国际技术动态，一间地下的办公室里全堆得满满的。那时新华社还不让上INTERNET。我就到一些朋友那里上网，弄回一些信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都认为一定得有个追求，跟我合作的中科院软件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杨老师就说，其实你们不要怪李鹏翔，她追求的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方向。

今年回头看我们的论证，发现全球的计算机厂商都在推出UNICODE的版本，纷纷把它作为一种竞争的筹码。

最挑剔的用户

后来我发现，当你所努力的东西刚好符合一个世界技术潮流方向的时候，你就要换而不舍，中途你也可以放弃，可以拿一个现成的技术凑和着来用，但这是对国家和工程不负责任，而且以前工程中的错误不能再犯，国家几千万的投资随着硬件的过时一块扔掉，还有人员投入，这损失没有人去掰着指头去算，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政府机构很少这样去考虑的。

在和LOTUS公司谈合作开发UNICODE的时候，一开始他们根本就不想做，我就苦口婆心地跟他们来的总裁、副总裁、国际开发部总经理一遍遍地谈。最后他们都说非常感谢我，

如果没有我们的特殊要求，他们决不会想到要发展UNICODE，而他们现在发展ChCODE，一下子就站在了行业的领先地位，是用户给了他们带来了商机，把公司推到了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而在当时，他们认为中国怎么还有这样挑剔的用户，提出这样的问题，过去他们只会站在美国的立场，以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认为能解决英文就可以了，能替你找个中文版本就已经算是认识到中国市场了，而中国突然毛冒出这样一个用户，要走世界性的通用的道路，他们没有想到。

不可理喻的人

新华社是一个很好的舞台，许多人都劝我离开新华社，说你这么资深，做过大数据库，又做过大系统集成，网络也做过，你要是下海，当个老总，肯定能挣大钱。我留恋新华社，是觉得能在这里有所作为，它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天地，还有自己的一种追求。

1993年，我去了新华社的一家叫作“新达’助中外合资公司，任中方副总经理。发现在公司你只能做自己一摊子事，没有那样一个舞台，既没有全球网络，也不会有几千人能用你作出来的成果，那样一种心情我感觉并不好，我干了半年，坚持要回去，自己写了个辞职报告：“因为个人原因，不想当公司副总经理，愿意回去搞技术”。走之前我是主任工程师，到公司是副总经理，回去时成了老百姓，成了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了。

新华社是体制就是如果你换了一个系统，见好你就跟着它走，就有官当；建好了一个系统，你再离开它，就得交给别人管。我跟领导说，我回来要当老百姓，你给我一间办公室，三台机器，我就愿意干技术。

那时所有人都觉得我简直是不可理喻：他们说，你第一不愿当总经理，第二非要回来做老百姓，第三出国去国外分社挣钱也不去，你违反了所有人的常规，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我就愿意摸机器、接触新技术。

我就摸了三年机器。我一个人孤苦伶仃、默默无闻地就待在一个地下室，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别人是不可理解你，但是等到做了很多技术储备，新华社一旦要上大系统时，又回头找到我，说这系统没有你不行，还非得你出来接不可。

吃螃蟹的滋味

1994年我再度出山，组织做一个叫作新华网的局域网。等我拿到这一工程时，方案已经出台，也已买了一批S．25接点机的设备，还没有开箱。我跟有关负责人说：如果我来做这个工程，我就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来做，90年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发现S．25已经走到了末路，如果我们再用它，最多还有两三年的技术生命，新华社应该走路由器的道路。

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是那时巴统还没有向中国供应路由器，当时根本就采购不到；二是认为，S．25是成熟的技术，而路由器技术还不成熟。实际上，在那时，美国的INTERNgr 网正在蓬勃地兴起，INWRNgy网上已经有成千上万台的路由器在跑，路由器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说来也巧，1994年CISCO在中国第一个开路由器的发布会。我坚持要用路由器，把S．25退货。有人劝说，这事涉及到几十万美金的投资，必须慎重。4月，我们就召集了全国十大部委的总工程师来论证，到底该走S．25的协议还是路由器TCP/IP协议。

来自公安、邮电、水利、气象、清华等单位的专家坐满了一屋子，会上只有两个专家赞成我的方案，8个专家不赞成走TCP/IP，新华社的总工程师竭力反对，他一反对，新华社的工程师就没有一个再说话了。

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说话的情况下，我就站起来讲：S．25确实很成熟，但它是落后的成熟技术，我们把25年前的技术还要在90年代推，它还有多少生命力？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INTERNET在全球都是走TCP/IP，它已经占据了市场，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中科院网络中心的钱华林教授，他说了一句最最关键的话：我们不能出钱买落后，请问在座各位，你们谁读过S．25的协议？我读过；你们谁又读过TCP/IP 协议，我读过，未来几年内，一定是TCP/IP的世界。

全场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继新华社‘吃螃蟹”之后，后来的邮电部等单位没有一个不走TCPIP协议的，我更深深佩服钱教授，不仅仅是他当时赞成我的缘故，他是知识分子里最优秀的一类人，敢于突破传统，在全国没有一个TCP/IP广域网的情况下，他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我。

舞台

1985年，新华社第一次在国内实现用计算机发稿，现在，新华社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连接300家的点到点的通讯网（那时还不叫广域网，称为远程通讯网），第一次在国内走TCP/IP 的广域网，加上新华社第一个用计算机实现编辑系统，第一个用计算机采用激光照排。所有这些第一都是在新华社诞生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也是别的地方所找不到的。

能走在技术最前沿，站在全球的背景下，与国际同步领导中国的技术新潮流，这也是我离不开这里的原因。我曾到过美联社，当时美联社还没有我们先进，路透社的规模比我们大得多，但在所有局部的技术上，我们跟它走的都同步的，就是新华社缺少资金。

躲进小楼

现在看来，在我之后的五、六个系统在论证时都走UNICODE、开放系统、UNIX等等，但没有我们前期的努力，后来的人也恐怕未必能这么轻松，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现在都是埋头干，当别人为一个奖打破头时，我今年一个奖也没报。奖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

我追求自己内心的平和，要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国家对我的栽培，对得起国家的投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默默无闻干我该干的事儿。10年后人们会看到我们这一系统还有没有生命力，正像10年前人们评价我们走UNIX道路一样。

我心目中没有什么追求，追求的就是我从小的那个梦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社会。一不求官，二不求名，给我一个工程，我就要做得尽善尽美，使它有生命力，用户用起来说还不错，就足够了。

技术的境界

昨天，几个国际部见多识广的小家伙刚从国外回来，用完计算机之后，在食堂吃饭，说这系统如何如何好，正好我们的副局长坐在旁边，他们也不认识他。回来后，局长特得意，跟我说，李鹏翔，人家一直在说你们那系统是怎么怎么好。昨天回家，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他们第一天用，只培训了半天，就去操作新华社一天几十万条稿子，他们觉得好用，对我来说比什么表扬都好。

用户那怕只有50％说你这系统是好的，你也会感到满意，更不用说新华社难度这么大。我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一个人去追求名利，你会真的很累，我就要追求一种技术的境界。所有的人都轮流出国，去国外工作，去当官，挣钱，我不想，至今不悔。到最后我付出的是，自己的亲情也没了，只剩下一个孤家寡人。

苦恼

儿子现在是我最大的安慰。有时他说，妈妈，我真的不明白，你还要奋斗什么，你能不能为了我，有个好身体，好好活着，别老这样累。有时想想也挺不值，追求什么呢，自己有时也挺苦恼。可是在生活中已经成了习惯，你不去追求，它也驱使你这样去做，你意识不到它是个信念，它就是不停地在驱使你。

我这个人人家说既没情趣，又不会生活，也不管家，一天到晚趴在计算机上。我是觉得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了，可是现在真的很难。一讲起别的什么都没兴趣，一提起计算机就两眼放光。

年轻人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要扶持一批年轻人起来，我手把手把工程经验教给他们，把工程的规模范围和严谨性教给他们。有些年轻人在做工程时，东西做出来之后，好像是领导了一个潮流，可实际上做得非常糙，往往不追求效率，也不追求完整性和可靠性。

我对他们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很严厉。比如，昨天我对他们说，系统已经投入运行了，小修小改之后程序还是运行不起来，你们对新华社系统运行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做一件事情就得保证自己有很大的把握才交给用户，用户要是一旦五分钟之内发不出稿子，就会发生严重的后果，昨天幸好碰到不是美国正在轰炸伊拉克。

现在有些年轻人很少有我们过去的那种严谨态度，我们一般试过10次以后没问题才会交给用户去用。我希望自己的经验不要局限在新华社内部，以前新华社很多好的东西都没有市场行为，不让进入市场，再加上我们又不会去宣传、包装自己。新华社有几百个科技人员，完全可以在服务好自身的情况下，把一些好的科技思想带到全国。什么都先进，但只带给新华社以政治效益，没有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哪怕把别人请来，告诉他们新华社有这个东西，也可以避免他们重新又未尝我们曾经吃过的苦头。

儿子

常有人问我，你怎么培养出这么好的儿子，实际上恰恰相反，你越不去管他，他越自己觉得你在奋斗，他也要去奋斗，在这种环境中，他就跟着我长大了。我从没有管过儿子，回头想想他是怎样长起来的都不知道。儿子对我说，妈妈，你最对不起的就是我，你从来就没管过我，我说，没管你不也长大了么。

儿子除了跟我一样很严谨之外，我从小教育他决不能撒谎。有一次，我养了一群小鸟，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他去一扑，就给扑死了一只。他也不敢扔掉，就老老实实放在那里。后来我就问他，小鸟怎么会死呢，原先个个都挺好的。他脸红红的，站在旁边半天，说，啊，妈妈，我不小心，一捏就把它给弄死了。再小的事情他都不会撒谎。

合作之道

对待朋友，我非常真诚。我们跟合作过的厂商都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我们给IBM提了那么多的意见，但他们依旧把我们当成好朋友，你有理有据地给他提意见，找出软件的毛病来，他还很感谢你。新华社找出了fUSNty、操作系统、MQ和DBZ的许多毛病来，他们都将补丁程序给我们，不会认为是找麻烦。

十年前在做新华社第一个大编辑系统时，我们跟AWi合作，直到现在，跟我合作的那批人依旧是好朋友，每次他们从美国过来都要来看我，我到美国都请我到他们家里作客，万圣节邀我去家中住，有一次我去美国，他们五、六个人急急火火坐长途火车来纽约看我。

现在有些人的作风叫作“交钥匙”，我有钱，花钱买你来干活，我只须指手画脚地指挥你干活，你干完之后，我就来接收，自己不需付出劳力，这种做法我不太赞成。我参加工程，虽然是你承包工程，但你的人跟我的人是对等的，虽然我拿的是新华社的工资，不是工资的工资，但我干的是工程上的事儿，每个组里都会有我们的人，你分一半模块，我分一半模块，我们大家在一起紧密合作，还能象朋友一样。合作完等对方一走，我们的队伍也就成长起来了。

人物印象：

认识李鹏翔，是在外地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她为了赶时间在会上作专题报告，前一天晚上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连夜乘船，几经周折，赶到会议所在地已是凌晨4点，稍事休息后，她又坐在主席台上精神抖擞地演讲，嗓门很大，也很有激情。演讲的内容现在已不大记得，但她的到来确实感动了会场的许多人。做完报告，她又急着当天回北京。

直到这次采访，我才知道，她之所以那次周末赶赴那里，是因为领导“不愿意她离开新华社哪怕就一天”，因为新的系统刚上马，而在当时她的身体极不好，还在便血。

表面上看，李鹏翔是个非常俊朗的人，很少谈论自己，“也不关心别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只是到了今年，她才知道“要为儿子好好活着”，在这之前，她从未想到过这一点，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事业上的过于执着，竟使她接二连三地失去了亲情，尤其是今年她所主持的新华社采编系统快有结果时，丈夫却舍她而去。李鹏翔说，也许是他们的夫妻感情太好了。失去亲人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后来为了位在朋友的劝说下，她去看电影〈泰坦尼克》，看到片中主人公那只抓不住的手，她在电影院放声大哭，跑了出来，“幸福就在眼前，我却抓不住他”，李鹏翔说，这种痛苦她会一直带到坟墓中去。

在病床上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她又走进了机房，因为她实在是割舍不了自己的事业。与她合作的中科院软件所的杨老师说，李鹏翔是她见过的最坚强的女人。李鹏翔自己也说，没有自己的坚强性格，她也不能支撑到今天，在贵州师大读书的时候，李鹏翔要照顾神志不清的母亲。患癌症的父亲。瘫痪在床的一个弟弟和自己刚满一岁的孩子，她的毕业成绩还是拿了个第一，只是当时人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

李鹏翔是一个非常率直的人。有一次在学术评奖会上，为了鼓吹自己的科技思想，她放弃了自己论文宣读评奖的机会，在会上大谈新闻采编系统的开放性和行业垄断的弊端，为此她也得罪了不少人。但她自己认为，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这一呼吁的意义，因为“一个开放、标准和通用的系统才是未来报业技术真正发展的方向”，为此她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批不希望看到后来者再走前辈人走过的弯路。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她遇到的已经很多，80年代她第一个采用U’N压系统时，就有人写匿名信，说：“吃了厂商的回扣”，的年建局域网时，为了走TCP/IP，她在十位专家面前也见“巾帼不让须眉”。直到今年她先生去世时，很少到她家里串门的同事才发现，李鹏翔的家里清贫得令人难以置信，连仅有的一点家俱还是结婚时购置的。

90年，王选第一次见到李鹏翔时，曾大为惊讶，他没想到，主持当时新华社编辑系统的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同志”。但李鹏翔认为，象她这样的人，在机关要实现自我价值恐怕不大可能，也许“在外企会实现”，机关官本位的体制和很多做法比如社会关系、派系等还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伤害。她本人则是逆常人的想法而为，对名利都不感兴趣，她看重的是心安理得，她所主持的一套系统上马，只要对得起国家的投资，不被人骂就心满意足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朋友”就是她的三大原则。

单位领导曾找她谈话，要她在副总工和研究所所长之间作一个选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虽然副总工是局级，研究生所所长是处级，但副总工是要坐办公室，接触不了技术。她认为，象她这样的人也许在这年代是越来越少了，但在国家各大部委同样会有不少，也算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个吧。

李鹏翔从不跟人谈自己的家事，怕同事又说起自己的爱人，“戳伤自己的心痛”，她说，痛苦只会埋在心里自己知道。坐在早晨的阳光里，她泪流满面，这一幕让我难以忘怀。

网络英雄传--舞者

舞者

人物背景：

高克家，现为友邦软件公司总经理

1955年生于大连

1978－1983年中国歌舞团舞蹈演员

1988－1990年斯坦福大学，获计算机硕士学位

1990－1994年美国IBM沃生（Waston）研究中心，高级软件工程师、项目负责人

1994－1995年IBM（中国）公司网络顾问、项目经理

1995一1999年SUN（中国）公司，现为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1999年任现职

人物自白：

筋斗里翻出的舞蹈演员

我出生在一个武术之家，父亲是1965年全国最后一届武术比赛的全国冠军，他很聪明，早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后来念书又成了一个体疗大夫，妈妈是护士，他们俩都在大连的一家医院里工作，我们家也就成了医生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