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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职业生活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INS年6月。当时，我给王选老师写了一封三页纸的信，信中讲述了我现在职业上面临的困惑和一些个人想法，提出自己希望从事一些有一定创新的软件开发，而不是在外企做一些简单的版本维护工作。当时，绝大部分外企都是偏重于国外软件的销售工作，并没有真正的研发部门，所以我决定换一个单位去发展自己，而那时国内做得最好的软件公司当然是方正。令我感动的是，王选老师在接到信之后，十个小时之内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包括向我以前的导师了解我的情况和作出决断，希望我马上过来。王选老师的这个决断，给我的事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王选老师跟我在科学院工作时的老师董锡美院士是好朋友，他们经常会在一些硕士答辩会接触，从别人那里，我也常听说王选老师非常推崇将科研技术转化为商品的做法，而且自己身体力行。而在当时，由于缺乏良好的市场机制，科学院许多优秀人才研制的科研成果无法转化成商品，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流传“鉴定会就是追悼会”的说法——一个科研项目一旦鉴定完了，科研成果就被束之高阁。

知遇之恩

初到方正，一开始我做的是一般性的软件开发工作。当时方正的出版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但王选老师意识到除了出版之外，一定要开拓一些相关的新领域。正值当时李岚清副总理指示方正应该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发动画片的辅助制作工具，以提高卡通片的制作效果，让更多的儿童能看到我们中国自己的卡通片。王选老师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希望藉此机会，方正能进入电视广播领域。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打算调我过去做这件事。我做事的一贯风格是深思熟虑，王选老师则很果断地对我说：邹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就过去做吧。

一开始做这一项目时，只有一个人从事这个方向的工作，而到今天研发队伍人数已经发展到近百人，由单一的卡通动画辅助制作系统开始，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包含了广播电视、商业技术、金融技术。多媒体和语音识别等几个方向的研究所。更重要的是，这其中包括代表方正未来方向的电子商务，所以我现在感到身上的压力非常之重。

王选老师很重视人才，他有很多自己培养的博士，但是他愿意任用我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很多时候是他推着我往前走。从开始时的课题组，后来发展成七八个人的研究室、到数字媒体研究室、到数字媒体研究所，现在发展为数字媒体与电子商务产品部，这其中每一步的发展，都花费了他许许多多的心血，也寄予了他非常殷切的期待。后来当我所在的课题组发展成一个部门的时候，王选老师又找到我，希望我逐渐地走向开发管理，希望我担任研究院的副院长。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拒绝，因为我那时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科研人员，自己太偏爱编程和技术了。

不再编程

值得庆幸的是，方正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为每一个开发人员营造了一种创新的氛围。我当时带着5个人的一个小组，首先我们就制定了一个软件开发的规范，细到一个程序里的变量名应该怎样命名，大到程序的结构、每个人仿分工，都非常清晰、明确地勾划出来。对于规范化的追求使得我们最后开发出来的软件被研究院认为是质量最好的软件之一，这也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后来发展成研究室时，我们开始接一些广播电视的项目。一天，跟王选老师谈话时我就说：王老师，我打算从现在开始不再编程了。他很惊讶，问我为什么。因为研究院里这么多开发人员，一直是编程搞技术的，而我告诉他我不再编程了。我回答说，自己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管理，要把这支队伍带好，要充分发挥他们每一个人的才干。王老师说：那好，你就去做吧。

当时的研究室除了我和郭宗明博士（王选老师的学生，我们合作得非常好）以外，其他几个开发人员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三个学生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软件开发，需要一段时间来培训提高。当然这些新手也有好的一方面，就像一张白纸，关键看你怎么去规划这个事情。我那时强调规范化的开发，把这些人员慢慢带出来了，现在许多人都成了骨干或是项目经理，我需要做的是监控项目的进展，注意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需要加强、修改；最后是激励，激发团队不断地沟通交流，进行有效的工作。

直面挑战

1998年以前，我们去电视台，人家告诉我们：在这一领域我们不知道方正，从来也没听说过方正。1999年的8月，广电行业最大的一个展览会BIRTV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许多用户说，你们方正不懂视频，在这方面也不如国内的大洋。新奥特等公司。但是在BIRTV 展览会上，许多电视台终于改变了看法。我们现在再去跟用户谈的时候，用户就说，方正的产品我们可以考虑。现在看来，方正在广电这个行业首先具备了比较完善的产品线，我们提出的一个很明确的思路就是要开发基于计算机的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电视台核心业务的支持系统，围绕这样一个目标去开展业务。这样我们就走了一条和新奥特、大洋不一样的路，也与中创、四创这样一些纯集成公司不同。为了适应电视台的网络化，方正会强调技术，也会发展集成系统。

1999年4月份，我去美国参加美国举行的全球最大的广电展览会NAB，会上我感受到现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就是，注重新闻的数字化、网络化，并且有人提出了ENPS 即所谓的“电子新闻生产系统”这一概念。回来后，我马上跟项目组讨论，在关注这个系统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国外的区别。像国外的新闻强调时效性，是独立制片人制度，不受那么多审查，而我们的新闻要一审、二审，重大的新闻甚至还要送到宣传部门去审查。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把我们的新闻采编和非线性编辑系统以及宽带网络技术结合起来，开发一种新产品，它采用国际先进的数字视频及光纤通道技术，集新闻文稿编审和视频编辑于一体，较好地提高新闻节目制作的时效性和图像质量，并且符合中国新闻管理的国情。ENPS的开发，使方正在国内广电数字化集成系统领域独树一帜。

方正现在也要准备大举进入电子商务领域，这也是另外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在我看来，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大家每天去谈业务有没有优势的问题，我很赞成lute总裁贝瑞特那句话，今天我们还在谈一个公司是不是互联网公司，而5年之后就不会有这种说法，因为所有的公司都已经在互联网上。方正下一步要更快地集中力量去做电子商务，而且做电子商务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跟过去不一样。例如原先方正发展一个新领域的时候，往往采用一个人带着几个学生开始干这样的方式，电子商务显然不能这样，因为在这一领域，要么你是第一，要么就没有你的位置，换言之，现在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大。

做第一个鼓掌的人

电子商务时代更需要创新的管理文化，方正研究院的管理和文化方面也开始往这个方向调整，比如我们正在探索出一种新的模式，通过目标管理，给每一个人更宽松的环境，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我曾去硅谷参观视频行业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依靠其领先的技术得了6个广播电视行业世界级的最高奖lha．Iny奖。公司里有一间专门为员工提供的玩游戏的房间，员工甚至可以在公司里玩游戏，总经理一点不觉得他们在浪费时间，公司的管理哲学就是，你只要有精力，你甚至可以去玩游戏，通过玩游戏，你也许会爆发出思想火花，产生新奇的想法。

改善员工的环境也是管理者的责任，像即使是现在方正强调打卡的情况下，也要给大家创造尽量宽松的环境。方正的高层管理者也多次强调，从明年开始，方正要做到在中关村这条街上员工的福利待遇应该是最好的。作为一名管理者，我有时也想，自己做的这些工作到底有效还是无效，也希望得到我的上级的肯定和赞赏，推己及人，对下属做得对的事情做得好的地方，我一定要成为第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承认他们做出来的价值，欣赏他们。

职业化思维

作为一名开发管理者，我一直鼓励员工的职业化思维。对于员工，一方面要尊重他们，另一方面又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勇于承担责任。去年研究院几个月里连续出现几次因工作疏忽导致的责任事故，其中一起发生在我所在的部门。当我发现自己所在部门有这种情况时，我立即着手进行严肃的处理。在对问题做了全面的调查并与当事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后，我做出处罚：从这个事情的责任人开始，到他顶头的开发经理，最后一直到我自己，这条线所有的人受到了通报批评、工资降级等处罚，我提请研究院对自己作工资降级处罚。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做事风格，告诉员工们，不论你以前的功劳有多大，不管你以前做出了多少成绩，出了问题就是要承担责任，而且承担责任一定是从管理者开始，这也是我对职业化的一个理解。

另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为人一定要正直，除了职业化的风格和高效规范外，更需要有一种经验，有亲和力，能够更好地与团队其他成员沟通。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去年四、五月份方正出现效益滑坡、人事风波的大震荡下，我们部门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软件开发的攻关项目，集合了最优秀的16位勇士，由郭宗明博士担任队长，开发方正自己的非线性编辑系统。小组干了三个月时间，工作加班常常到凌晨。9月底，这一项目刚结束，我马上又抽调出几名骨干，希望他们在国庆节期间加班加点，开发ENPS系统。他们居然坚持下来了。我真的有一种感恩的感觉，我感谢这个团队，感谢他们给我很大的支持。

职业化的思维还讲究做事的方法和效率。为了让团队更高效地规范工作，包括开会，都要进行有效管理，甚至制订会议室守则。因为最近我发现，做到现在这种规模以后，老要开会，而很多的会议效率非常低，通过规范化这种方式，我们团队的效率更高，并且一直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适者生存”别解

在我看来，一家公司不同的管理是为了适应当时外部竞争环境、市场变化和内部自身具体情况而定的，并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和不好之分。管理要不断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有新的模式。例如，针对应届毕业生，由于他们缺乏一种职业化的能力，所以必须强调规范。

如果将职业化也体现在用人上，我的一贯主张就是不拘一格，不任人唯亲，也从来不论资排辈。人才有两类；一类是创业型人才，他们更要有一种冒险的能力；一类是职业化工作人才。我认为自己不属于创业型人才，而就做职业人而言，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做得成功，首先他必须把自己培养成学习型人才。因为你现在所拥有的任何观念，或者认为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可能都在发生着潜在的变化，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适应变化。对我指导的4个硕士研究生，我也经常提醒他们要在学习方面培养自己的能力。达尔文说适者生存，就是指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的不一定就是最强的，也不是最好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这样的描述对计算机这样一个变化频繁的行业来说，再恰当不过了。

从细节、技术层面到商业模式

方正研究院开发投入的规模目前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在研究方面与国际大公司相比相差甚远。虽然我们不具备微软研究院那样的实力，也没有IBM语音实验室那样在某一领域30多年的技术沉淀，但我们可寻找有前途的应用领域，进行应用技术的创新。目前北大方正在大力推进技术开发和市场销售的结合，我的理解是：并不是简单地要求研发人员要跑到用户那儿去做推销产品，也不是要销售人员学会编程。真正需要的是在公司的组织结构里建立市场规划职位，负责市场策划。市场调查、以及产品计划的制定。目前公司在这方面有了较大进步。

我现在经常对一些经过开发锻炼的骨干灌输这样的思想：在软件开发中，人们往往都集中精力，钻研很多技术细节（Technical Details），因此开发效率很高。可是当开发人员去和公司的市场策划人员沟通的时候，就发现会很困难。因为没有“共同语言”。一个懂得关注技术细节的优秀开发人员，应该站得更高一些来看技术问题。当他去理解一个技术时，他不但想到的是技术本身，而且应该从市场应用的角度去看，作为一个技术平台可能有哪些应用。譬如说，Wold字处理程序，在编程员眼里，它是一些被编译成0和1序列的语句。但从更高的层次看，它是具备文字编辑与排版功能的软件系统。因此一个程序员写程序时，拿出来的全是0和1，应该说并没有错，程序说到底就是0和1，但这样看没有用，真正拿出来有用的是一些模块，将这些模块一拼接，就能完成客户要求的功能，现在我们需要培养这一层次的人才。

另一方面，在计算机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行业里，管理者对很多技术细节的理解可以不必像专业人员深刻，但是一定要对于新技术有一种非常强的“噢觉”，即比较敏锐的观察力，或者说是一种敏感。因此，在洞悉了技术细节这样的一个层面之上，我们再去培养了解技术模式(Technical Model)的人才，这样就能与上一层关注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的人有一种很好的沟通，把一些很好的技术最快地应用到市场。

电子商务时代的两类人

电子商务不仅是方正这样一家软件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甚至也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下一个世纪的生存问题。它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对于从事这一事业的个人和企业来说，唯有具备随时适应变化的能力，打好基础，不断求新求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现状来看，如果说国家在一些相关政策上不到位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均衡的状况，互联网在大城市、发达地区会有很快的发展，因为这与地区的教育水平和人才相关，电子商务进而会拉大贫困的差距，带来新的两极分化。有人说，下一个世纪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懂电子商务，一类是不懂电子商务的人。美国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并且依靠其工业基础和财力，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比较早地实行了电子商务化，现在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大国，在未来的全球生存竞争中美国会靠电子商务的标准和国力，成为新的霸主。另一方面，伴随着电子商务，信息的大量涌现，其实也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会，因为通过鼠标点击，你就可以把信息拿过来，可以直接应用、发展和创新。

人物印象：

前一阵子，针对有人对联想“缺乏技术”的指责，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曾出来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大意是说，提出这种责难的人肯定不了解在中国办企业的国情，因为这些企业的领导者除了要关注企业内部的管理和适应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珠光是让国内企业如何适应中国的国情就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情，正是这样的国情决定了联想当初只能从“贸一工一技”这样的发展模式来起家的，而决不是“技—工一贸”。事实上，中关村在经历了1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人们回过头来会惊讶地发现，历史竟然是如此惊人地相似，10多年后，困扰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历史问题不但没有改变，反倒成了一种长久以来困扰整个中关村企业的梦廉。

像我以前采访过的许多人物一样，邹维也为这样的问题困扰过。金蝶的总裁徐少春在小心翼翼地绕过多少次“复杂的人际关系暗礁”之后，才有痛彻之后的醒悟：毫不犹豫选择下海创办公司；现任Lotus中国公司的刘洪则是在看到国内许多软件企业的通病之后，才下决心到一家美国企业去，一边令研究和发现“人家到底是怎样规范运作的”；邹维的视角则稍有区别，在外企目睹“规范的管理和有效的运作模式”之后，他是怀着一种技术人员的失落回到了方正这样的“国企”，因为在外企，一个再优秀的技术人员常常做的还是“版本维护和技术支兮’这样的工作。从“拒绝当副院长”刘主动向王选提出“不再编程”，邹维的思考也经历了一个彻悟：能充分实现和释放一个团队的才能也许会比一个单枪匹马奋斗的程序员可能更有意义，而另一方面，邹维也发现，在许多企业里，懂得技术细节的人并不缺乏，但是能够从技术层面发现和了解商业模式的人才却非常匮乏，正是在这一点上，邹维也看到了在方正研究院引入规范管理和有效运作模式的重要性。

如果把这个问题再放大来看，人们会发现，就像邹维提到在开发实践中“技术人员和关心商业模式的人之间的对话常常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一样，现实层面上，在倪光南一吐胸中块垒、王辑志也大倒苦水的同时，这些总工们在与老板的对话中两者之间也常常像是在‘自说自话”，显然是我们的企业机制出了问题！之所以旧话重提，我们并不想再去试图澄清其间纠缠不清的个人恩怨，恰恰相反，企业内部的问题常常以一种激烈的人事冲突方式爆发出来，而且表现为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请他，恰恰佐证了这样的事实。我的同事高丽华曾在一篇题为“先有机制、后有人才”的文章中时这样的问题作过深入的探讨，而许许多多的中关村企业恰恰是在一种先天缺乏机制的历史土壤中长大的，加上国家政策体制上的瓶颈，这样的现象几乎导致了业界难以描述的“失语症”——姑且不妨称之为“中关村机制情结”。

好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会得到慢慢的解决，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和关注中关村企业的“机制情结”。就在方正经历“管理危机”并引人李汉生这样的“空降兵”的痛苦“蜕变’”中，方正研究院似乎也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改造”：从规范管理、导入项目核算制度和激励机制、以产品经理和事业部制实现市场和技术的更好结合等等，而一直声称要从原先岗位上要退下来的方正董事局主席王选也表示，“现在方正的发展使他‘无法淡出’，因为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要推动公司在2000年的企业改制和认股权制度的实现。

若干年前，一位市领导在视察并称赞中关村建设的成就对，中关村一家著名企业的领导人就表达过这样的不同见解，某种意义上，中关村企业不断涌现的“欣欣向荣”现象倒是值得警惕，因为我们许多的企业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总是处在不断的高速裂变中，而在中关村能持续发展的大企业更是寥寥无几。正是深刻感受到“中关村企业不规范的机制”带来的伤害人新天地、四通利方到新浪网，王志东才狠下决心完成了自己从一个“程序员向总经理的跨越”，尽管这样的“跨越”在王志东那里只是轻描淡写的“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显然远非这么简单，同样对于我们的中关村企业来说，完成这样的跨越显然不会在一朝一夕间完成，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方正的“企业再造”和一批像邹维这样年轻的技术管理者的探索才显得格外的可贵。

网络英雄传--一个西方预言家眼中的效率中国

一个西方预言家眼中的效率中国

人物背景：

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M）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该校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当今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一直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来促进社会生活转型。1997年他曾访问中国，他所着的《数字化生存》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产生了极广泛的影响。他还是摩托罗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几家数字化领域的风险投资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为北京搜狐、美国连线在内的月余家高科技公司提供了风险投资。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为尼葛洛·庞蒂和MIT前校长外斯纳发起，是当今探索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的最权威的独立研究机构，其研究经费（上亿美元）来由于全世界130个企业。

互联网在美国的发展速度

在美国，为达到5000万用户，无线电广播用了对年的时间；电视用了13年的时间；有线电视用了10年的时间；互联网所用的时间还不到有线电视的一半，自诞生5年以来，其全球用户已接近1个亿。

亚马逊公司

1994年由34岁的电脑奇才JEFFREY P.BEZOS创办的一家网上书店，到1998年年底，该公司市值已飙升至111亿美元，每股股票市值是对年刚上市时的23倍，公司共有职员1600人，人均网上图书销售额达到37．5亿美元，目前拥有顾客450万人，1998年销售额为5．4亿美元。

人物自白：

比特世界里的思想交流

我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物质世界和比特世界，两者对于世界经济影响的方式和结果完全不一样，在物质世界里，人们如果要制造一个烤面包机，必需用一些材料先进行造型设计、压缩等等，经过许许多多的工序之后才能成型，最后通过种种运输方式送到用户手中。如果现在市场上面包机卖得非常好的话，一台面包机售出之后，我作为制造商将面包机卖给了你，你就有了一台面包机，我的面包机就没了，我就要制造新的面包机，我又必须再弄一些材料来，又进行设计、压缩、运输等，这种大量经济效益的获得必须通过大量的物质生产才能实现。

比特的世界却完全不一样。我把一个比特卖给你之后，你有了一个比特，我也有了一个比特，这一过程更象是一种思想的交流：我把一个思想告诉你时，你有了一个思想，我也有了一个思想。而且我还可以把这个比特进行再复制，复制出更多的比特，当我把这些比特传输给你时，这一过程所需要的耗费也是相当低，正像微软制造它的软件一样，这种复制成本非常低廉，这正是物质世界和比特世界最本质的区别。

数字化流浪者

就规模经济而言，无论是从人、地域和产品等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比特世界的表现特征与物质世界都是大不相同。从人的角度来看，中国互联网的用户现在已经超过了两百万，明年则可能达到1000万人，而且互联网的这种发展速度往往比人们料想的要快得多。

在美国，有两类人可以称为计算机盲（我们称之为数字化世界里的流浪者），一类是儿童（包括会打游戏机的儿童，他们也并非就懂得计算机）；另外一个群体是数量增长很快的老年人群体。这两类人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在出生的时间上，他们要么是出生太早，要么出生太晚，导致成为了计算机盲。他们之所以变成数字流浪者，并非是社会教育或自身者经济能力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才导致自身不会使用计算机。目前，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减少。因为可以想象，如果他（她提一个数字流浪者，也许他（她）的爷爷、奶奶并不是数字流浪者；也许爷爷、奶奶是数字流浪者，但他（她）的孙子、孙女并不是数字流浪者，两代人之间可以相互学习，教学相长，这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美国，数字流浪者群体的数量正在迅速地减少。

但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情况并非如此。某些国家的数字流浪者数量的减少速度很慢，因为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社会管理者本人就是数字的流浪者，当他们在引导着国家或者进行决策时，甚至哪怕是坐在汽车驾驶室里时，他们也不懂得如何去使用计算机，因之，发生在美国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在那里出现。

10亿人的计算机世界

尽管这样，无论如何我都坚信这样的一个预言：在今后的24个月之内，也就是说本世纪结束之前，世界上将会有10亿人在使用计算机，也就是说，你我身边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使用计算机。很多原因将促成这一预言的实现，例如许多生活设施象手机就会成为人们上INTERNET的一个方便工具，这些情况集中起来，将5；导计算机应用快速发展。

家电的数字化

现在，许多人都热衷于预测或者只关心互联网上人数的增长数量，却忽略了互联网上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未来将会有多少设施上网？这里的设施不只是指台式机、便携机等计算机工具，而是指包括家用电器例如温度计、面包机等在内的日常电器和生活设施。今后10年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更多的将不再是计算机，而是这些家用电器。可以预料，5年以后，这些设施将成为互联网上最大的一部分，其数量将远远超过网民人数。

在一些北欧国家例如挪威，其数字化的实现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往往一个国家m优的人数都在网上，象挪威，人均服务器的拥有量甚至超过了法国。如果以人均拥有计算机。通讯设施的密度为衡量标准（例如一户家庭有多少台计算机上网，或者一个国家有多少台服务器），北欧的这些国家都处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数字化”文化

但是如果再稍微朝南部走一点，这种设施的人均占有量马上就会骤然下降。在法国。德国奥地利，你会发现，这一比例远远低于挪威或者芬兰。尽管北欧的许多国家在拥有财富方面相差无几，但是它们在数字化程度和计算机应用方面的程度差别却是非常悬殊。

再往南走，你到西班牙或者地中海，你会发现，这些国家计算机应用和数字化程度非常低，但是它们的文化却是非常数字化。以意大利为例，其文化的数字化表现在他们对小的事物非常崇拜。除了尊重小之外，意大利还盛行地下经济，人们不太遵守规则，许多经济交易都是通过现金甚至是以货易货的原始贸易方式来进行。意大利文化数字化的第三个方面是人们不太容易尊重权威。对小的尊重、地下经济和对权威的一种健康的不尊重恰巧与INTERNET 的文化色彩非常接近，而且两者都是发自底层的，所以我们称这种文化是数字化的文化。

离开欧洲，你再去其他地方比如墨西哥和智利看看，今后两三年内这些地方的发展都会使每个关心互联网的人吃惊。拉丁美洲国家互联网发展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除了前面提到的象意大利和南欧等国的文化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墨西哥到智利，那么大的一个版图上人们只使用两种语言。

亚洲和中国的问题

在亚洲，许多地方象日本、南韩和台湾，尽管在物质制造方面非常发达，但它们的文化都是非常非数字化的，社会体制都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金字塔式结构。另外，计算机技术对汉字等东方语言来说都显得不太友好。如果要想改变亚洲的这种文化的非数字化状态，向拉丁美洲看齐，恐怕还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同样是在亚洲，中国的情况却又是大不一样。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中国民众对教育异乎寻常的重视，尤其是大量家庭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使得中国在数字化进程中能够走得更快。目前影响这一数字化进程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目前的计算机造价过高和上网太贵。

谁是数字化的敌人

我是属于最早使用计算机的那批人，1984年我开始使用计算机——一台苹果机，每当我输入一个字时，它就关闭，我再输入一个字时，它又关闭，当时这种机器的速度是25个赫兹，但是只要你输入一个字，它就马上给你一个回答。我现在使用的是—台速度为m赫兹的便携机，但每当我一使用它，它马上投入运转、不断地运转，直到45秒之后才给你一个结果；等你再次用它，它又得等第二个45秒之后才能给你。个结果。80年代中和90年代末的两台机器相比较，速度提高了16倍，而且今天制造这样一个同样的MAC机只需30美元，但速度之慢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实际上，这是软件在作怪，进而有人会设想，我们为什么不制造出这样一种计算机来：不仅不需要经过这些过程，而且会大大降低它的造价？我想我并非要在这里批评微软或者其他软件开发商。以我新近用过的最新的一个UDOLL版本为例，我发现它就比以前的版本要糟糕一些，而且我想经常使用软件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几乎所有的软件每推出一个新的版本后，都要比它以前的版本要糟糕一点。

回过头来重新来考虑这一话题，我认为，我们倘若要充分实现计算机的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可以让计算机变得非常廉价，例如将价格降至100美元以内。如果这一价格有一天能够真正实现，计算机的使用将会迅速增长，尤其是在中国这种如此重视教育的国家，阻碍其数字化进程的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会消失。

电信成本

另一个障碍是在通讯方面。在任何一个地方人们常常会发现的一个奇怪现象：提供通讯设施服务的费用越贵，服务质量往往就越差。这一说法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许多地方都是屡见不鲜。例如在非洲，当地人打一个本地电话，一小时要花10美元，打长途一分钟则要花费10美元；在欧洲，当地有关部门正在执行一个新的电话收费政策，这一新政策则完全违背了互联网的发展方向，他们把电话收费方式改成了按时间收费，就是说打多长时间就要收取多少费用。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是定量收费，交上一定数目的钱就可以不限时使用，这样做才有利于互联网的发展。

实际上，定量收费不仅更有利于互联网的发展，而且会得到更多的回报。按照小时、分钟收费，每次在帐单上的花费就要多出50％，而定量收费不仅可以省去这50％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现在就从按时收费转向定量收费，将会大大刺激互联网的发展。

2000年的互联网

有了数字化的文化、定量收费方式和正确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的使用和数字化进程将会大大提高。这种提高不仅仅只是存在于教育和娱乐方面，而且会体现在电子商务领域。我认为，到2000年年底，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1万亿美元。这一市场巨大的规模比任何人现在所估计的要高出5倍。

互联网的高增长除了源自于商业活动之外，还有消费群体使用率的增长。在互联网世界中，供应商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中间商将会消失。以物质世界为例，比如拿一个西红柿来说，从种植菜农。包装商、分销商、超级市场到消费者以前要经过许多环节，如果这个西红柿最终售价是50美分，那么最终到西红柿的种植商那里他只赚取了5美分。其余的45美分都消耗在这些中间环节中。我的意思不是指这些中间环节如何不重要，或者他们赚了多少钱，我着重要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世界中，这些中间环节都不复存在。

比特世界里更是如此。一旦有了一个完善的送货系统，例如定机票，你完全可以在原始供应商那里直接完成，这样一来，销售、分销、超级市场就变成了一种广告的场所，即是他们如何去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消费者只须在商店看看各个厂家提供的商品，谁是商品的提供者，回到家中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再通过完善的送货系统，商品就可以直接送到消费者家中。

在某些人看来，上面的描述现在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实际上，在不到一年之内，这些事情都会在你我的生活中发生，从而变得司空见惯。

电子商务的困惑

有人认为，在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实现会有很大的困难，例如有人认为，电子商务在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开展起来，是因为缺乏相应的信用系统、付款方式、送货渠道等等。

付款方式确实是影响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久前，亚马逊（AMAZON）公司的创始人M P．BltaB告诉我，亚马逊在东欧的一些客户通过亚马逊的网上书店购书付款时，他们将磁盘从中间劈开、掏空，把上百元的美元支票塞在里面，然后再封上，上面写着：里面有钱。但是海关官员根本就不懂英语或者不看，所以钱就跟着磁盘一块寄到。

寄语中国

要发展数字化进程，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必须重视小学教育。有些家庭乃至政府以前都不太在意这一点，因为小学教育的效果需在很多年之后才能发现，而实际上如果在一个儿童的小学教育过程中不重视数字化教育，等将来到了大学里，对他来说要扭转这一偏差时，就会花费更大的代价。另外一个建议就是，互联网要实现高速发展，人们必需寄希望于将来能有更多低价的计算机出现。今后5内，人们会发现，在实验室里就能实现一个1美元以下造价的计算机，它必须有一个键盘和显示器，但是在这种计算机诞生之前，我们应该降低以现有的半导体为基础的计算机的价格。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纪律严明、尊重权威、层次分明的文化里，如何实现数字化是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因为数字化的世界里的许多文化元素是与它的传统文化相抵触的，例如INTERN’ET世界里不会强调纪律分明、等级和权威等等。我想这一问题可能不会有现成答案，但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人物印象：

lop年1月吕日下午，中国大饭店可容纳几百人的一楼会议大厅座无虚席，来迟了的听众站在走廊上，没有邀请函的记者们被堵在了入口。我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在我前面的两位电视台的仁兄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由推推搡搡正越来越变成拳脚相加，原本2：对进行的会议由于某位重要人物的缺席推迟到3：00，会场正演变成一场乱哄哄的大聚会，相识和不相识的，都在聊天、相互认识或者观望。这是一场西方预言家尼葛洛·庞蒂的第二次访华报告会，会议的题目是“数字世界和数字中国”。

3：00整，尼葛洛·庞蒂在一群人的簇拥下，闪亮登场，还没等我从人群中辩认出哪位是赫赫的尼葛洛·庞蒂先生，这位笑容可掬的n明星很快就被淹没在要求签名的追星族和摄影师的队伍里。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会场的维持秩序者都一直未能驱散开那些左右还回的摄影师们。身边的一位同事对我说，这都是IT媒体犯饥渴症闹的。

事实上，不仅仅是远来的和尚好念经，尼葛洛·庞蒂在‘中国的遭遇’（如此广受追捧）可能还有更多的可留点之处，至少IT明星的走热，比起追演艺圈里的那些奶油明星来要好得多，或者换个角度看人们对n明星的追捧，不也正是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关注么？

比起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来，尼葛洛·庞蒂虽然不是“中国通”，但他至少是一个“中国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已两次踏足这片奇异的东方土地，尤其是他所着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数字化生存”很快成为了精英人士们挂在嘴边的时尚话语。抱着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数字化进程的好奇，他甚至还帮助搜狐公司的总裁张朝阳先生在中国第一次引入了风险投资。单凭他对中国鼓吹数字化的热情和在中国身体力行的实践，我们毫不犹豫地把他也拉进了我们的栏目。

一般说来，预言家这样一个角色只有两类人才能胜任：过于乐观者和过于悲观者。尼葛洛·庞蒂显然属于前者，此次他在中国大饭店的遭遇更证实了我的这一看法。尽管尼葛洛·庞蒂对世界的数字化乃至中国的数字化信誓旦旦，作了一番充满激情的展望，但是会场现场的数字化设备现身说法，倒是先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先是会议组织者分发了半天的同声翻译设备无法使用，原因是“机器临时故障”，尼葛洛·庞蒂先生听闻，一时如坠云雾中，不知如何是好，搜狐总裁张朝阳不得不危难之际受命，委屈当了一次翻译；约莫过了半个小时，话筒里又传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会场时明时暗的“数字化”灯光还有会场莫名其妙的天外来声都似乎在捉弄这位倾力呼吁“数字化”的预言家，从尼葛洛·庞蒂“NO，NO……”的感到不可思议的痛苦表情中，似乎都在暗示人们一个信息：在中国，数字化进程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尼葛洛·庞蒂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有着美国标准绅士的幽默，当他在抨击世界范围内电信成本的过高大大阻碍了互联网的发展时，会场灯光一下子暗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才复明如初，他就说，刚才电话局的人可能听到他刚才的那些评论了。实际上，在中国，就电信系统而言，跟这个庞然大物打过交道的人都深有一两点亲身体会到的苦涩记忆，比如电话初装费的问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问题等等。甚至有一天即使你老老实实交了钱去装电话，问什么时候能装上电话，得到的往往是一句扔过来的冷冰冰的答复：两个月之内，你就在家等着吧！或者你周末匆匆忙忙赶着去交电话费，等你赶到时，电话局的大门下午两点已经关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早关门，答日：你干吗不早点来？你碰了一鼻子发，明天一清早还是得老老实实排队去交话费滞纳金！至于为什么非要等两个月，或者非得2：00就下班，那都是不在解释之列的“第22条军规”。在欧洲有的国家都取消国家电信部的情况下，中国电信部门今天落得千夫所指的局面，也是非一日之寒的。

所幸，中国的数字化进程已经是不可逆转，中国电信竖将被切、以秒计费的呼声日渐高涨、手机结束双向收费提上议事日程、电话初装费也许在不久的哪一天被取消等等好消息都证明了这一点。况且在尼葛洛·庞蒂的视线里，在欧洲国家那些数字化程度比中图先进得多的地区里，电信收费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可见，中国的数字化进程需要乐观，香要有全局观念，需要实际行动，更需要耐。工。

尼葛洛·庞蒂把阻碍数字化进程的另外一个原因归咎于计算机本身的昂贵，民走到今天这一步，应该是所有n日里人都感到汗颜的，计算机软硬件无休止的升级和高昂的制造成本也阻碍了它在中国进一步普及，使用计算机、上网依旧是社会少数精美分子的时尚生活方式，中国拥有世界近1/5的人，但真正能与数字化生存沾点边的充其量也不到国内总人口的1／10，要减少尼葛洛·庞蒂所说的数字化流浪者在中国的数量，恐怕得需要另一种更艰难的“扶贫”。1996年，有先知的厂商们开始打应用牌，这样做也许朝正确的方向又接近了一步。

当然，最终的层面还得关注文化，对于中国现存的这种与数字化文化相冲突的传统文化，尼葛洛·庞蒂没有给出现成答案，他只是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这方面最简单的例子是政府上同工程，尚是建了，但是同上跑的信息是如此之少，会令人怀疑“资源共享”的网络文化在中国是否会行得通，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首先是人们愿不愿意共享，因为共享也是需要勇敢和气度的。

几百年前，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来到中国，第一次见到关于龙的图画，他把这稀有的中国人的图腾物误读成了西方语境中的“独角兽”。相比之下，至少尼葛洛·庞蒂眼中的数字中国图景则要切近得多。作为一个世纪末的预言家，尼葛洛·庞蒂的一句名言则是，“预见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创造未来”。他知道预言终不过是预言，重要的是去一泥铲一泥铲地去构筑。尼葛洛·庞蒂以他的热情、智慧和不可多得的商业头脑也正在帮助推动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而对生活在自己文化里的中国人来说，尼葛洛·庞蒂的“他才’目光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正是在想象的图景中不断修正、不断创造，数字中国的进程才会像尼葛洛·庞蒂所说的那样，真正地“比我们所预见的要快得多”，也要乐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