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在头顶直辣辣挂着。上了牛角坞，田缨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白净的脸转眼变成了一张滑稽的脸谱。影子缩成了一个小黑点儿，被自己死死踩在脚下，无论怎么挪移变换姿势和位置，它还是小得那么可怜，低声下气地粘在脚底。他觉得自己和脚底下的影子一样可怜，活像只窝囊的王八。他有些愤怒。但愤怒不能爆发，否则，就会像父亲一样被扔进牛棚里去慰问苍蝇和蚊子；或是像母亲那样，强行被人戴上“仇恨社会主义”的高纸帽，被拉到大街小巷里去游街，任凭人往身上扔杂物，吐口水。想到这些，内心涌上的悲哀顿时像冬天的一盆冰水，从头到脚倾泄而下，一凉到底。
牛角坞是条长约两公里，坡度在五十度左右的坡道，无论进出来回，都得爬过这道坡，的确不是件轻松的事。为了让脚夫们有个歇脚去处，张庄人便在牛角坞岗顶搭建了一个简易而实用的亭子，供往返其间的脚夫小憩或避雨。亭子内放有四块还算平坦的石块，锅盖一般大小，也许是歇脚的人多，劣石的表面被磨擦得相当光滑，甚至有些发亮。不过，石块底部显得很不相衬，已隐隐长出绿褐色的青苔，看来这些石块摆放在这里已经时日不短。
田缨走进亭子，肚子开始“咕噜噜”叫唤。他把挎包翻了个底朝天，除了临行前安慧送给自己的一个日记本外，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自从离开上海火车站那一刻起，悲愤与忧伤像是两条交织纠缠的毒蛇，死死将他箍住，随时都会让他窒息。他拿出日记本，由于路上尽是父母的影子，还没来得及看看安慧在里面都写了些什么。这是一本印有毛主席头像的软面抄，红色塑料封面上的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显得很得体，也很有分寸。他翻开笔记本，一片红叶标本掉了出来。尽管已不具水分，但色泽仍然鲜红如初。这是安慧在四年前随父母到北京香山旅游时采摘回来的，一共只有两片。那时他和安慧刚上大一，有一回他上安慧家去玩，她向自己展示过这片枫叶。当时有位女同学希望安慧能送她一片留作纪念，被安慧委婉拒绝了。安慧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说，这两片叶子是一对的，只能给我将来的那一半。大家当时只是笑笑，以为这不过是安慧一个拒绝那位女同学的一句托词，并没把她的话当真。而今，安慧却将这片红叶送给了自己，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回味和咀嚼当初她那句半真半假的“戏言”。一阵凉风吹过，亭内的闷热有所缓解，呼吸顺畅多了。红叶被风吹落在地，他弯腰捡拾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红叶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字迹娟秀工整，排列整齐，可见安慧在这标本上书写文字时一定是下了很大工夫。
“田缨，困难都是暂时的，阴霾终将过去。只要坚强活着，就会拥有希望。”这几句写在红叶上的话就像夏天的甘泉、冬天的火把，顿时让他精神为之一振。是的，只要坚强活着，就会拥有希望，他重复着对自己说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的将红叶重新夹进笔记本，轻轻盖上，放进绿色的挎包。
他脸上扬起一种久违的轻松，太阳也倏然变得柔和起来。他和安慧从小就在一个院里长大，一直到大学都是同学，可谓是青梅竹马。不过，尽管内心对她心仪已久，但始终未曾表白过。上大一那阵子，田缨几次想向安慧表露心迹，但又怕遭受拒绝难堪，于是屡次作罢。再后来，这场空前绝后的人为的浩浩荡荡的“革命”运动开始了。他是“牛鬼蛇神”的后代，他自然而然就成了小“牛鬼蛇神”，他的同学朋友当然都必须自觉与他划清革命界线，否则，就会招来比瘟疫更加可怕的灾难。再加上因“革命”需要，大学也停学了，他就更是没有了向安慧表明心迹的勇气。
父亲原来是上海市委机关的秘书，母亲是位大学教授。不幸的是，两位知识分子在这场风暴中双双倒下了。他们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不停地写反省材料、不知疲倦地接受劳动改造，要不就是被造反派们耍猴一样，拉到街头巷尾去游街和批斗。人格、尊严、自由……这些被知识分子视为高于生命的东西，被那群自以为是的小丑们活活强奸了。他临行前，偷偷到崇明岛农场与父亲告别，看到父亲当时的样子，他心都碎了。父亲蜷缩在狗窝里，浑身不自觉地在瑟瑟发抖。原本瘦削单薄的他已经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两只曾经奕奕有神的眼睛深陷进去，眼珠子像是掉进了两个深不见底的窟窿。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左眼的镜片已经破碎，高度近视的他只能依赖右眼寻找光明。一条腿已然被人打瘸，还安慰田缨说是自己不小心摔折的。父亲说这话时，那两个黑窟窿里禁不住渗出了浑浊的老泪。
母亲的遭遇不比父亲好到哪里去。为人师表的她，平时十分注重自己的仪容，素来保持着一种端庄稳重、干练大方的形象。母亲十分看重她那头乌黑油亮的长发，每天去学校之前，她总会对着镜子细细梳理，然后纹丝不乱地将头发绾成一个漂亮的发髻。可就在父亲被抓走的第二天，她的长发便遭了殃。几个十八九岁红卫兵，就像几只发情的螃蟹，伸出长长的爪子死死的将母亲钳住后，把她按倒在地上。手起剪落，母亲那乌黑美丽的头发被他们剪破布条一样糟蹋了。也许是母亲的头发太长太黑太密太漂亮，使得那几个头毛稀疏的红卫兵嫉妒并心生怨恨，一个戴着假发套的红卫兵干脆划了一个火柴，像烧荒一般点着了母亲的头发。眨眼间，空气中充斥着发焦的糊味和母亲悲痛欲绝的呼嚎。母亲从与父亲结婚那天起养蓄起来的长发，就这样在一群愚昧的小丫头们幸灾乐祸的笑声中化为灰烬。母亲从此不再照镜子，她把家里的镜子全都摔成了碎片，并将所有的碎末屑儿通通倒进了黄浦江。这次烧发事件的对母亲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她经常夜里突然惊醒，紧接着就撕心裂肺般地尖叫着“头发，头发”。田缨明显感觉到，这次烧发事件之后，母亲的神经出现了问题，好几次被红卫兵们扣上高纸帽拉出去游街，他看见素来严肃的母亲脸上竟挂着痴痴的傻笑。
这是田缨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痛，每每想起这些，他就觉得眩晕，觉着整个人就要崩溃了，可面对这样的现实，自己却无能为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重新从挎包拿出安慧送给他的面抄，掏出笔在上面写下这样一句话：承受灾难，决不忘却灾难。并将这天的时间一并记写：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公社魏红军书记交待他必须在下午生产队出工前赶到张庄报到。怕田缨不认识，魏书记还特意叮嘱他：翻过七道山梁，过了两条溪流，途经一个水库过后再爬过一个坡顶有个亭子的坡，就到张庄了。田缨仔细回忆了一下来时路，下了这牛角坞，就该是张庄了。他走出亭子，爬上一个高岗向下俯望，发现坡下散落有数十间夯土房，大多是茅草屋顶，凌乱地揉捏在一起。四周环绕着海拔八百米以上的高山，整个村落像沉积在锅底的锅巴和油垢，封闭而散漫。
下了牛角坞，一条约十米见宽的河流横亘面前。河水不深，最多漫不过脚踝。河床上铺满或大或小的鹅卵石，稍大一点的鹅卵石底部，已经成了青苔的领地，看来这一带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下雨了。鹅卵石无序而散漫地匍匐着，像一只只撅着腚的王八。河中间安置着几块大跳石，稳稳地磐在河床上，供过河的人们踩踏。河对岸，五六块千儿八百公斤的石块胡乱凑在一起，这些石块体形硕大，但石块平整光滑，细腻表面还残留有的肥皂垢和少许粗布棉丝，不难明白这里就是村妇们洗衣的埠头。
上了河埠头，一棵四个壮汉也合围不住的老柳如天神一般挡在面前。老柳树弯弯扭扭，除几根拇指般粗细的枝条，在干燥的细风中有气无力地摆动几下，剩下的树干虬枝早已干枯。这是一棵命在旦夕的柳树。说来奇怪，村庄周围的山上满是参天绿树，不时泛起汹涌的竹浪波涛，而村里除了这棵将死的老柳树之外，却没有再看见一棵象样的树，倒是路边密密麻麻的芭蕉树，张着蒲扇似的叶子，不时送来阵阵凉风。一棵站在芭蕉树丛中的老柳树，尽管奄奄一息，但仍鹤立鸡群。这时，田缨发现，老柳树的主干上歪歪扭扭地刻着“张庄”二字。由于年代久远，两个人为镂刻的字体已经长成了树瘤，显得十分醒目。
这时，一位穿着豌豆花衬衣的姑娘迎面走来，她手里挎着竹篮，里面装满了待洗的衣服，每走一步，身后的马尾辫紧跟着她在身后欢快跳跃。长长的刘海下面，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随着长长的睫毛扑闪，警惕地朝他忽闪着。见田缨冲着她打量，睫毛便羞涩地垂了下去，大眼睛死死盯着地面，加快脚步匆匆向河埠走去。
田缨赶紧追上去，向她打听张六儿的住处。
姑娘望着田缨那张风尘倦怠仍掩不住英俊白静的脸，没有正面回答，却是好奇地问了一句：“你从城里来？”
田缨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脸，很是惊讶这姑娘的眼光。他点点头，表示承认。说自己是从上海下放到张庄的知青，必须在生产队出工前向张六儿书记报到，请她指个方向。
姑娘转身指着村东头的一幢瓦房说：“屋顶最扎眼的那家就是了”。姑娘的语气中夹带着一丝不屑，甚至还有一些讽刺的味道。不等田缨说声谢谢，便扭头朝河埠走去。
整个张庄，仅此一幢木墙瓦房，的确有些扎眼。田缨加快脚步，朝瓦房走去。
张六儿是个一九四八年入伍的老兵，当时他已经三十三岁，女儿春禾刚刚出世。随部队解放南京后，他在蒋介石的“总统府”里光荣加入了党组织。他左胳膊的袖管空空如也，那条像右胳膊一般粗壮的膀子，是抗美援朝时在一个叫猫儿山的地方，被美国佬的炮弹不幸炸飞的。这条胳膊是张六儿毕生的光荣。因为这条胳膊，他经常被邀请到区里的大会小会作报告。记得区里第一次请他去作报告时，他不知道啥叫作报告。区里的同志耐心地跟他解释了半天，他仍不知道作报告是什么意识，最后还是区长跟他说，作报告就是向别人讲自己的断胳膊。张六儿这才总算明白了，不就是讲故事么，容易。不过第一次在区上作报告，张六儿还是出了个大洋相。区里根据他的战斗事迹整理了一个报告材料，由于不识字，这些由区里的秘书们加班熬夜整出来的材料等于是几页废纸。就在秘书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区长想出了个妙招，让秘书照着材料连夜给张六儿反复讼读。招儿虽有些笨，却挺管用，到他第二天登台作报告时，张六儿竟也八九不离十地按报告材料将就下来了。不过，洋相出就出在他登上主席台后，这个连美国佬的炸弹都不惧怕的老兵，面对台下黑压压的群众时怯场了。他怔怔地站在那儿，嘴巴使劲张了半天，就是发不出声。平时挺溜的一张嘴，此时他娘的就像是被破棉絮生生堵住了。后来，他逐渐并喜欢上了这样的场合，每次作报告，他就像是演员找到了舞台，总是慷慨激昂，激情四溢。区里的秘书们为他整理的那个材料早已烂熟于胸，他发现这个报告材料远远没能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于是经常像演员即兴修改剧本台词一样增删报告的内容。报告会一次次因此变得更加生动起来，就连他自己也被感动了好几回。尤其是当他说到在猫儿山战斗时，自己的一条胳膊被炸飞，压在死人堆里的他醒来之后，全连的战士全部牺牲，漫山遍野到处都是尸体，是他用剩下的那条血肉模糊的胳膊把所有战友掩埋的这一刻，好几次他都失声痛哭。每次说到这，他都要特别强调一句话：安平公社魏解放书记的父亲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的，他当时是我们的连长。
一九五六年，张六儿从部队复员回来，就一直担任张庄生产队支部书记。按理说，生产队不是大队，不具备成立党支部的条件。但张庄是全县全省乃自全国都有可能是个特殊的先例。张庄生产队属安平公社河西大队管辖，但张庄以及山后的南山坳这两个生产队，离河西大队部有好十好几里地。为了使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短的时间内在张庄学习贯彻，公社决定在张庄生产队设置一个临时党支部，南山坳生产队就近纳入张庄山产队管辖。
张六儿能一直担任张庄党支部书记兼生产队长这么多年，老革命是他的一个优势条件，但不是唯一。据说，有一次他在区里作报告，有人问他复员回来为什么不向组织要求留在城里，非要回到张庄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当个生产队长时，他说了一句令当时的区长都感动得落泪的话：我当兵前就是张庄的一个农民，不仅仅因为张庄是我的家，更重要的是，是农民就应该去地里打粮，就像是工人就应该在工厂车间搞生产一样，这些都是实现共产主义分工的需要。
头发花白的张六儿正坐在门槛上悠闲地吸着旱烟，见有生人到来，立即起身，放下高卷的裤筒，顺手拿过门边那双沾满泥巴的草鞋套上。他用审视敌人般警惕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位脸面白净、穿着考究又掩饰不住风尘仆仆的年劲人。
“您是张书记？”田缨很有礼貌地问道。
“你没找眼啊，除了我，这张庄还能找出第二个独臂老头？”张六儿说这话时有些不悦，有意把左边的空袖筒子甩了甩，像是在像田缨证明自己的身份。
田缨赶紧向张六儿说明了自己的来历，并双手呈上魏解放书记让自己带过来的介绍信。张六儿“哦”了一声，接过介绍信揣进了怀里。
那年头，介绍信相当于一个人的德才表现鉴定信，远比现今身份证管用得多。见张六儿把牛皮纸信封揣进怀里，田缨不免有些着急，他嗫嚅着问了一句：“张书记，您不看看么？”声音虽然小得连自己听得都有些模糊，但内心的焦急通过眼睛已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来。他明白，一个下放知青，公社对他的评定意见可谓是生死攸关。
张六儿似乎没有听见田缨说了什么，他用那只五片指甲缝里挤满污垢的左手朝田缨一挥，说：您先住下吧，张庄欢迎每一位知青。
张六儿的爽快让田缨格外有些不安。临离开公社的时候，他从魏书记的眼里明显读出了一些不信任，尽管送别他时魏书记的一脸灿烂的笑容，但从那只给张六儿的牛皮纸信封的封口被胶水死死胶住的这一细节不难看出，魏书记对自己有同情的成分，但革命的成分占据得更加具体一些。毕竟，这属于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个可以不留任何伤口就将一个人置于死地的问题。
他不好问张六儿自己该住哪里，只好怔怔地原地站着。一个生产队长修理一个下放知青，就像是在荒田里栽一棵秧苗，到底是栽在荒坝上，还在种在畈田里，全由他一句话。
张六儿仿佛也回过神来，拖过他刚才坐得那张椅子示意田缨坐下歇息一会儿。他冲里屋喊了句：“春禾”。
不一会儿，一个嘴上打着哈欠的姑娘从里屋应声出来，双手还不停地揉搓着惺忪的眼睛。“爹，啥事？人睡得正香着呢！”
“去，去把你番薯哥喊来，就说公社安排知青下放到庄里了，让他来商量着安排呢！”张六儿说着，又装上了一袋烟。
春禾这时总算完全从梦境中醒了过来，她仔细地打量了这位穿着海军条纹短袖的知青，眼里突然溢出妩媚的笑。她临出门，仍禁不住回头看了田缨一眼。
番薯前年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也是继张六儿之后，张庄第一个接受过部队锤炼的小伙儿。尽管番薯在部队没能像他那样经历过战争烽火的洗礼，但他还是从他身上闻到了一种同属感，并对他寄于厚望。刚回来，就让他当上了张庄的民兵排长。前面说过，张庄党支部是个特殊的组织，所以张庄生产队只有民兵排长，就像后面将要提到的妇女委员一样，要比大队低半级。如果张庄是大队，那么番薯必定是民兵连长，而妇女委员也应该是妇女主任。
张六儿有一句没一句地和田缨聊了没一会儿，春禾便领着一位穿着军装洗得发白的后生赶来了。张六儿给田缨作了介绍。
张六儿让春禾给田缨倒杯水，自己领着番薯到里屋去了。
田缨接过春禾递给他的凉水，说了句谢谢。春禾就咯咯地笑起来，说你咋看起来比大姑娘还文静。
田缨难为情地笑笑，他不敢想象山里竟然会有如此大方的姑娘，只好低着头佯装喝水，不敢正面看她到底长得什么模样。春禾好像根本不在意，没话找话地问：你从哪里来？
上海！田缨答话时，把头深埋在大搪瓷杯里。
“上海是哪儿？那儿好玩吗？比南京大不大？”春禾像连珠炮似的问了一连串问题。她所以知道南京，是她听父亲张六儿说过南京是他所在部队解放的，从小到大，她也只知道南京和朝鲜，当然还有北京，因为毛主席老人家住在那儿。不过，这些她仅仅都是听闻，从真正意义上说，上饶县城才是她亲自去过的，所以，“城里“这个概念在她的心里也就是上饶县城的代名词。
“你们城里人的手真白，真细，你定会绣花、画人儿吧？要不一定能弹曲儿！”不知是在她家里，还是她素来不惧生，春禾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让田缨有些招架不住。
此时，张六儿和番薯从里屋出来。田缨赶紧站起身。张六儿说，“魏书记的介绍信刚才我们支部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虽然魏书记在信中没有明讲，但组织的鉴定意见我们还是理会了。组织的意思是目前你的政治背景很复杂，还有许多待问题有待于组织进一步核实审查，因此，我们暂时还不能按下放知青的条件安置你。”
张六儿顿了顿，接着说道：“但不管怎么说，党的政策是宽大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不还有一条不虐待俘虏嘛，况且你也不是俘虏，更算不上是敌人。张庄支部的政策也是宽大的，即使你的家庭政治背景还在调查之中，但那毕竟是你父母的事，和你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再说，我在公社大会上是表过态的，张庄热烈欢迎城里的青年来接受劳动改造。”
番薯虎着脸，面无表情地说，“念你一路辛苦，下午休息半天，明天一早随生产队出工，明白没有？”
田缨小声应了句：“明白了。”
“你随我来吧？”番薯的语气依旧冰冷，冒着寒气直渗进田缨的脊梁骨。
“上哪？”
“住处！”
田缨朝张六儿哈了哈腰，算是告别，随后一声不响地跟着番薯走了。
田缨怎么也没想到，番薯带他去所谓的住处，竟然是村里的牛棚。与牲口同宿，不也成了牲口么？他内心充满愤怒。番薯正一脸蔑视地望着他，微微上挑的嘴角里盛满幸灾乐祸。他真想挥拳上去把这张牛屎饼一样的脸砸个稀巴烂。但临别时到崇明岛看同样住在牛棚里的父亲时，父亲送给他的那句话突然在耳边炸雷般响起：英雄所以面对惊涛骇浪能处变不惊，从容若定，在于他拥有移山吞海的胸怀。特殊时期最好的自我保护只有一个字：忍。忍辱负重，忍辱偷生，忍生吞气，都得忍，必须忍。他紧握的拳头终于缓缓松开了。
“张庄条件差，比不得上海，不过，既然是来接受劳动改造，就别总惦想着资产阶级腐败生活。”番薯指着牛棚外的草垛，阴阳怪气地说，“到草垛里拖五把稻草铺一铺，不准多了，就五把。草是牛的粮，牛是人的娘，稻草金贵着呢！多拖一把，牛少一餐，是什么性质？这就是犯罪。往大了讲，就是破坏社会主义。
田缨不屑地瞟了番薯一眼，觉得番薯像是一头鼻孔上插着两根葱的猪，把腐朽说成腐败，还说得这般理直气壮。他瓮声瓮气地应了声，知道了。然后，当着番薯的面从草垛里抽出五把稻草在地上铺好。
“今晚吃饭问题在李大有家解决。收工回来我来领你。”番薯说完，自顾出了牛棚。
牛棚是个用几根木柱支起来的架子，稻草棚顶已有些时日没有添加新草了。火辣辣的阳光穿过棚顶，地上便留下了许多或狭长或椭圆的零零碎碎的光影。幸好四周没有墙，整个儿是通风的，牛棚里还算太过骚臭。二十几里山路跋涉，一坐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田缨躺在稻草里，一会儿工夫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一些虫子跳蚤爬到身上，蜇得他全身发痒，他也懒得动荡。
田缨是被番薯踢醒的。他惊醒过来的时候，看见番薯抬着那条沾满泥巴的像大像一样粗壮的腿再次凌空悬着，准备对他进行又一次提醒。他满脸愤怒，“用得着这么大的力气吗？”
“莫非还要请你不成？”番薯瓮声瓮气地说，两只本就大得有些吓人的眼睛，此时瞪得就像是两只牛蛋，衬在那两条吸足血的蚂蟥一样的眉毛下面，显得有些狰狞可怖。
田缨不再说话，愤懑的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稻草屑儿。番薯转身出了牛棚，他也默默跟着出去了。
晚饭是在张庄最东头的门栓家吃的。番薯一进们，便扯开嗓子吆喝：“门栓，又来派饭了，还从你家先轮。”
门栓是李大有的绰号，身材矮小却体壮如牛，三十出头样子，但浑身黝黑的皮肤让他看上去至少比实际年龄大十几岁。一看就是典型的庄稼把式。“昨又轮到我家派饭呢？前天公社高干事来，不刚在我家派的饭吗？”
“啰嗦，你哪这么多屁呢！该你就你，这时生产队的决定，再多嘴看我不经你糊个高帽子戴戴？”番薯横眉竖目地吼道。
“我又没说不派！”门栓小声嗫嚅一句。
“那还叽咕个啥，把人领进去，家里有啥吃啥，明白不？”番薯说完，回头走了。
“狗……”门栓冲着番薯的背影，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然后用脚使劲地搓揉了几个来回。
“算了，大哥，我还是回吧！反正我现在也不饿。”见门栓恼火的样子，田缨觉得有些难为情。
“不关你事，兄弟，来了都是客，将就将就，家常便饭还是有的。”门栓拉着田缨就往家里拽，“我是看不惯番薯这狗日的牛气样。”
田缨随门栓进了屋。门栓冲灶房喊了声：“翠莲，有派饭的来，多置双碗筷”。
“怎么又派到咱家了呢？”一个女人说着，从灶房里出来，脸上写满怨气。
“谁叫咱不姓张呢？你就少说两句吧！”门栓安慰她说。他拖过一条椅子，请田缨坐下，指着那个叫翠莲的女人说，“这是我堂客。”
田缨起身朝她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田缨这才发现，翠莲的确长得像株翠莲，尽管头发有些凌乱地垂在面颊上，仍遮不住她姣好匀称的鹅蛋脸，也许是终日劳作的缘故，皮肤略微有些发紫。衣服有些大，纤弱的身体被这件肩膀上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包裹着，显得有些空荡荡。田缨突然觉得，像门栓这样的男人，能娶上这般俊俏媳妇真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他是从上海来的知青，中午出工的时候，六儿叔介绍了。”门栓对自己的堂客说，“谁知晚上就派到咱家来吃用饭了，真是缘分。”
翠莲“哦”了一句，脸上的表情热情起来，说：“我以为又是公社来的什么吃冤枉的呢，是上海来的知青，那我再多整两个菜。”翠莲说着，转身进灶房去了。
“我堂客人好，可惜命苦！”门栓拖过一条椅子，与田缨面对面坐下，掏出烟袋，点上一袋烟说。“她爷爷和我爷爷都是挑夫出身，也是拜了把子磕过头的兄弟。翠莲三岁死了娘，五岁没了老子，没办法，十三岁就送到我家来了。她十六岁和我成了亲，我比她大八岁，你瞧，才二十三岁的人，就叫生活折磨成老太婆了。”门栓说这些话时，眼里充满怜爱与无奈。
“生活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田缨想安慰他说。
“好？当个盼头骗个心头舒畅还行，真指望日子好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门栓摇摇头说，“我姓陈，是张庄唯一一个外姓，不受欺负就谢天谢地了。刚才你没瞅着番薯那驴熊样子？每次公社来了人，饭都往我家派，可听说吃派饭的人交的粮票，都落到那驴熊口袋里去了。”
这时，翠莲在灶房有意咳嗽一声，门栓立即把话头打住了。干笑着说：“扯远了，扯远了。”
一个约摸八九岁的小男孩灰头土脸地闯了进来，长长的鼻涕在右边的脸颊上结成了一层厚厚的痂，光着脚板“咚咚”直响地朝灶房跑去，嘴里不停喊着：“娘，饿了！”
“你这小老子，瞅你这衣裳，是在哪丘烂泥田里打滚回来的，想累死我呀！”灶房里翠莲话音刚落下，一阵劈哩啪啦的声音紧跟着响起，接着便传来孩子“哇哇”的哭声。
门栓赶紧起身进了灶房，一会儿，像拎小鸡是的把那孩子拎了出来。这时，门边慢慢露出半个黑脑袋，门栓一见，大喊了一声：“还不进来，是不是也想跟哥哥一样挨揍？”
门外那个小脑袋这才战战兢兢地进门来，这是个比男孩小一两岁的小姑娘，要不是扎了两个小辫子，那满是泥巴的大花脸还真让人辨别不出男孩女孩。
门栓从院里的那口井里吊上一桶水，给俩孩子擦了一把脸。男孩大根已经习惯了这种阵式，哼哼了两句已止住了哭。
门栓跟田缨介绍说，“大的叫有剩，小的叫有余。两孩子淘气的不行，没少被他娘揍。”
见有生人，两孩子全躲到门栓背后去了。
很快，翠莲就端上了饭菜，招呼田缨吃饭。一碟煎泥鳅，一盘炒鸡蛋，一盘高瓜，还有一盘野菜。“现在菜荒，实在找不到菜下锅，这泥鳅还是孩子他爹昨天夜里提马灯钳的，也算你有口福。”
田缨连声说“谢谢，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年月，这应该算得上是山村里最丰盛的晚餐，以至于田缨后来每每想起到张庄来的这第一顿饭，心头总会涌起无限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