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混沌王国”。他会敬而远之，躲还躲不及的，你还叫他怎么能去写政治呢？
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作家才能够发挥出主体的最大限度的创造性；只有心灵获得
了自由，作家才能达到文学创作上的“化境”。在这种境界中，什么暴露与歌颂、阴暗
与光明、社会效果如何、应该写什么题材等等皆不必去考虑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
水”，必须获得人格的印证，要求把思想融为自己的血肉。如果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
主义已经成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界限和局限去制约他选择写作题材和生活素
材，在他处理他自己熟悉的任何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即使是生活琐事和儿女私情上，
都会打上历史唯物论的印记，都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起到进步的和鼓舞人心的社会
效果。
这样，作家就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其实，作家主体进入自由状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面临的特殊问
题。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或说是有所成就的作家，都无不和当时的进步思想有联系，
有许多，还是当时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的进步思想，就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相对
真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继承了那种种思想发展而来的。当然，历史
上也有思想上或政治态度上保守或反动的作家，同样写出了伟大和优秀的古典名著，比
如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但这并不说明有例外的情况，只说明了他们忠实于生活的现实，
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使他们采取了超然于其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利害关系的
姿态，在作品中表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这些大师们的目光透悉到生活的表象之下，达到
了黑格尔所说的“最高的真实，本然的真实”。因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对象，规律
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他们也就进入了自由状态。
如果说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也可学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不必掌握马克思主义
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要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忠实于现实就够了，这显然是
荒谬的。现在令人不安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当中许多同志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悉到生活表象之下的现实，使“一切欠缺和不幸消除”，使
“主体和世界和解”，甚至还根本弄不清四项原则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项原
则的边缘界限在哪里。本来我们有着很广阔的天地可以驰骋，而今有些同志却划地为囿，
如盲人骑瞎马在大平原上旅行，自以为四处都有绝壁和陷阱。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既可
能被这样那样的批评束缚起手脚，本来并没有犯什么错误却自以为犯了错误，又可能为
这样那样的“新思潮”、“新主义”所吸引，搞得眼花缭乱，自己已经走上岔路却自以
为一贯正确。这样，他怎么还能够处理好自己本来可以说已经相当丰富的、并且有一定
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和生活感受呢？
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极不准确，故妄借之）已经
到了尾声了，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四项原则，文艺界已经强调起作品积极的社会效果来。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想在现实问题上发现和表现自己的激情，于是
我写了《龙种》。《龙种》在艺术上没有成功，我已在一封书简（发表于《人民文学》
一九八二年第六期）里总结了教训。但那绝不是因为我写了政治才削弱了艺术性。在写
《龙种》时，我是顶着社会上的一股风的。当时风行的是“引进外国现代化农机是促进
农场改革的可行办法”这种观点，报刊上大力宣传着黑龙江某大型农场引进美国农机的
“先进经验”；农村的生产责任制还被认为在农场是不宜推行的；企业经济责任制的概
念还没有完全形成，国营农场的改革不过是固定工资加奖金罢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宁
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却正和我在三年前写的《龙种》中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
当然，现在再来看《龙种》这部小说和电影是没有什么味道了。然而，现在至少证明了
我在搞专业文学创作的起步时，是处在自由状态之中。
我在《河的子孙》这部较长的中篇中，没有回避“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我认
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实际上，社会主义新人和中华民族在当代的伟大性格与特点，
也正是在“反右”以后的一段历史中磨练和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从“反右倾”、“文化
大革命”，一直写到推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写了一个黄河岸上的农村的村史，而且毫不
回避地写了“造反派”的武斗场面。后来有读者来信问，我没有让韩玉梅死，又把她送
回魏天贵身边，是不是有意安上的光明的尾巴。其实，那只是出于我个人对魏天贵的同
情而已；我爱他，所以不愿意看到他晚景凄凉。在整部小说中，在全部阴暗的背景上，
都晕染着新时代的曙光，光明不是在尾巴上，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个性中。我一
直这样认为，阴暗写透了就是光明；一片纯然的光明还是等于黑暗。我全部作品都没有
回避阴暗，相反，我写阴暗时力求透过纸背，达到生活的“本然的真实”——美丽与光
明。阴暗写不透，讲究“分寸”和“角度”，就会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而达不到积极
的效果。
在《肖尔布拉克》以后，我写了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说实话，到这时我已遏
制不住对杜会主义改革的热情。因为全部情势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如此艰难复杂的
征途中，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国家便寸步难行。我相信《男人的风格》会引起评论
界的注意，也可能由于描写了主人翁大胆的议论和泼辣的行动而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
但我确信，我笔下的主人翁的行动尽管和某些具体文件规定的条文不尽相同，他还是和
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行动和某些已经形成的
习惯与流行的意见不同，他才是真正和党中央在政治上高度地一致的。他的议论虽然独
特，却全部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
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同志曾递上条子问我；“你究竟想干什么？是要当文学家还是
要当政治家？”我说，从我开始搞专业创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没有准备当个为艺术而艺
术的文学家。二十二年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中国政治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
主义，便没有什么文学家存在的余地；象牙塔固然美妙，绝不能够建立在流沙上。不管
你在艺术上有什么追求，都必须先创造一个能以使艺术繁荣的社会条件；文学离不开政
治，中国当代的文学家更应该首先是个社会主义改革家。
这种想法，特别体现在我写《绿化树》上。我写这部中篇时，正是清除和抵制精神
污染被一些同志理解和执行得离谱的时候。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中：先是说中央要点名
批判《牧马人》，后又说自治区宣传部召集了一些人研究我的全部作品，“专门寻找精
神污染”。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寻找”总是能“寻找”得出来的。但我坚信党中央提
出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实质，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似乎又
要来一场什么“运动”。如果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反而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某种衰
落的迹象，人民不会去骂那些乘机推波助澜，想搞一场“运动”的人，却会埋怨党中央。
那些背离了党中央精神的理解（有的是可以见诸报端的），激起了我理智上的义愤，于
是我倾注了全部情感来写这部可以说是长篇的中篇；在写的时候，暗暗地还有一种和错
误地理解中央精神的那些人对着干的拗劲。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
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
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
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
大感召力，写出社会主义事业不管经历多么艰难坎坷也会胜利的必然性来。
当然，如众所周知的，党中央及时地澄清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明确了精神污染的界
限。我们自治区宣传部特地让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谈话，在电视上亮了相，也澄清了前一
段时间所谓的“寻找”确系谣传。但那时我已经把十二万多字的初稿全部写完了。我感
到欣慰的并不是我能写出《绿化树》，而是我能在那种谣诼四起的气氛中写出它来。
以上的一切只能说明迄今为止的过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在那三年中我仿佛是处
在自由状态之中。但是，在当时的那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我却绝不是满足的、
有自由感的。这就是进入自由状态的诀窍。时时刻刻我脑海中萦回着马克思这句话：
“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
足而出现的地方，他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四
百八十七页）。现代，从最紧张的社会矛盾之中创造了迅速向前运动的体系，人的大脑
必须飞速地运转才能跟得上去。今天你认为是处于自由状态，说不定明天就会感到你面
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想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本文，与同志们共勉：
“意识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却是不自由的。”
1984年1月15日草于西安止国
20日改于银川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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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小品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
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
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
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
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
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
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
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
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
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作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
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
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
《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
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
“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
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台依在，人事全非；
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
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
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
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
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
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
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
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
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
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
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
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
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
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
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
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
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
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
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
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
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
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
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
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
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
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
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
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
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
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
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
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
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
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
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
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
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
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
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
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
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
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
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
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
的人。
《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
大于形象”的感受。这种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
现了评论家对作者爱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
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
论，而是以书中人物的口来发表适合这个人物性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
象”。写这个人物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特定
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
皮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
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形象），他有
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
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处，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
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
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
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造。在这探索中的种种
议论——理念和具体做法，准确与不准确，妥与不妥，只能经过实践来检验。这里，重
要的是要有你的刘钊，我的陈抱帖那种勇敢的、坚定的改革精神。
值得我欣慰的是，我三年前写的《龙种》中龙种提出的农场改革方案，在当时看来
还不过是书中人物的设想，是文学语言，是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而前几天宁夏农垦工
作会议讨论的结果竟完全和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语言一致；固定工资要取消了，联产计
酬也过时了，已经提出了最终要过渡到农业工人试办家庭农场。当然，这并不是农垦工
作者看了小说《龙种》或电影《龙种》的缘故，我还不至于说出这样浅薄的笑话。我只
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毕竟是有他的现实性的；他的理念就是
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
说到艺术性，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当然有着种种不足。不过，我的看法
是这种种不足只表现了我们艺术功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是因为我们写了政治，紧靠了当
前的改革招致的结果。从比较上来看，你的《花园街》比我的《风格》精巧、含蓄、结
构严整，这是你的艺术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现。而我的《风格》比你的《花园街》明朗、
幽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气质还不完全相同的缘故了。
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只有远
离当前的政治，去寻找和表现自我。“自我”这个词是很诱人的，能够找到它与之共眠，
一定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这个“自我”离开了“自我”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你我二
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们变得十分低级了，大约是“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艺术
家不屑与语的。在我们看来，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和“表现”。说明白了，
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它。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人们首先
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简单的事
实”想必人人都明白的。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那真
是如鸠山所说，是“神仙过的日子”，尘世中尚未见到过。在十亿人都为吃、喝、穿、
住忙碌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怎么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现人民的悲欢和
愿望呢？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从何处
去寻找和表现它呢？而要解决好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
此莫属。我想，这大概是你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许多好心的朋友（决非赞同寻找和表现自我之辈），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
我常常也为之苦恼。艺术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说艺术的提高，又不是在小
说艺术之内翻花样，却要在小说之外的各门艺术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寻求，不是短
期的进修能够立竿见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辩证法》（《小说家》一九
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谈过。有时，我会冒出很沉重的力不从心的悲哀。我想，我们这一
代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彼此相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从整体上说，可能也就如
此了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国作家在纯艺术的领域里作更广更深的开掘的时候，
我们却手拿着铁锹修地球哩。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案头还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可
是这能怪我过去偷懒，荒废了二十年的时间么？
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
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
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
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
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
我们引以自豪吗？
然而，我们现在凭的什么在写小说的呢？艺术功力上，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较差，很
难凭借；我们凭的就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积累和对人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一定
意义上说，生活积累与对人生、历史、社会现实的思考就是艺术的基础。我大胆地概括
成这样一个公式：艺术上的高度和描写生活与人物的深度成正比。
所以，我给我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
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如果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瞬间的现实，我的作品就能为广大
读者所接受。而艺术，只有根据表现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也只有站在社会实践的立场上
才能具有审美价值。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
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
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
辛的斗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
的人生中，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
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
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
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
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
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
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
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
们也可能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
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
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
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
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
主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
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
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
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
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
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
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巴尔扎克和
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
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
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
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
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
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
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
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
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
《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4.1.3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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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小品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致维熙
维熙兄：
在北京开政协会期间，一天在王蒙家吃饭，王蒙说起他有一次在什么会上讲话，称
你是“大墙文学之父”，有听众又问：那么张贤亮是什么？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张贤
亮是“大墙文学之叔”！这当然是他特有的幽默。不过我倒认为，如果可以把描写在严
峻的现实之中，在大墙铁窗之内而不丧失积极的本质的、大写的人的作品称为“大墙文
学”的话，的确是你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
是恰当的。故此，在这里我应该称你为“兄”。
感谢你对《绿化树》的赞赏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见，但我对《绿化树》，和你对《雪
落黄河静无声》一样，也不准备多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理解我们作品的，
我们引为知己；暂时不理解或对我们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们要以更高的艺术性所表述
的思想去争取理解。从大墙里出来的人，早已把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奉为自己重要的生活
准则。我们对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们对不同意见也更为虚心。这里，我只想就你在给
我信中提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谈一点想法。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
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
改革的顺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维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说，如果因种种非文
学的原因而使文学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经济改革的
顺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决不仅仅只会妨碍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即刻会反馈到文学
以外的领域，对我们的经济与体制改革都非常不利。经济繁荣，文学停滞，社会主义在
这样的双轨道上进行是不可想象的。最近，我读了一些探讨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论书籍，
又去了一趟北欧，给我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如果我们不万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的建设、不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繁荣，那就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在我们“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之后而出现的经济繁荣的社会中，也将和西方
一样出现种种“社会病”。
对目前西方流行的“社会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
我们解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恶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诚
然，就因私有制而产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来说，如此解释是合理的。但是，
我们在作如此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西方在各门科学与文学艺术上，直到今天仍然不
断地涌现出具有创造性的优秀人才，其数量之多，成效之优，还是我们要向它看齐的。
所以，现代人所谓的“精神空虚”究竟有什么历史内容，它和社会制度的联系点在那里，
是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能扬其长、避其短的。
从欧洲回来，我重温了马克思有关现代社会的论断。这里，篇幅不允许我大段引述
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只想请你注意一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
四八五至四八七页与一○九页上的几段话。那几段话会给我们很大启发。原来，现代人，
即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的“精神空虚”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空虚，是基于人要追求
自己的全面性而暂时不得的空虚。这种“精神空虚”要大大高于古代农业社会的人的
“原始的丰富”。工业社会所创造的牛产力与财富，一方面因其资产阶级形式会派生出
种种“社会病”，另方面，又会激发起人空前活跃的创造力。而人开始不满足，开始追
求自己的全面性，则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后的普遍心理状态。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潮”，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
潮”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
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
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
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
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
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
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
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
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
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说：“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
占优势的变革浪潮，其未来发展的图景是比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
和其他对未来浪潮的发现者，承担了这项使命。”我认为他把作家列为“发现者”之第
一位，是很有见地的。你在给我信中表述的对文学现状的看法，就表现了这种发现。我
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学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正如你信中所说，尽管“由于
‘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多年来陈旧积习作怪”，尽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来描
写‘昨天’的文学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当代文学不可否认仍然“跨入繁荣鼎盛时
期”。你的忧虑，是把文学放在时代的坐标参照系上而生的忧虑，是面对着由于社会的
迅猛发展，我们的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开始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
的现实，而对文学的进步还不满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你我的忧虑与不满足。正是我
们走出大墙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要求发展我们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现。维熙兄，你的这
种不满足是可贵的，高尚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
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处的愉快的日子里，经常听到你说“使命感”这个词。我非
常赞赏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是的，在我们社会已经如此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在我们的
人民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全面性，而即将成为以不满足和有着更大、更广阔的精神追求
为心理特征的现代人的时代中，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办？高度发达的社会应该有同等审
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义的文学艺术与之适应。我们作家今后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
学价值和更深刻、更丰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以适应已经发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
和使他们得到精神享受，那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会脱落而难以
维系整个的社会精神。想一想，这将会出现多么使我们难堪的局面吗！
我再次说，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忧虑的非文学原因。我只想呼吁非文学领域和整个
社会重视我们文学，关心我们文学，在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内以更宽容的精神，鼓励文
学要表现人的全面性而从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进我们以学和社会同时健康发
展和持续繁荣。我们作家，只有在我们自身的职业范围内努力。国文兄曾提出“文学要
和时代同步前进”，有人不同意，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永远不可能和时代“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