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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龚说：“就是，不看了！到外面找地方坐会儿。”女生们嫌外面冷，不动。男生们就出来，在站前广场上，找了一块干净地方，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抽烟，嘲笑工人民兵。

天冷，但空气很清新，天灰蒙蒙的有点儿亮了。忽然，大伙都有点儿想念东甸子了。这次回家，故乡长春景物依旧，但偌大的城市里，却没有了我们的位置。大人们上班，弟弟妹妹们上学。省实验，都是些小孩子，生面孔。桃李满园，“尽是刘郎去后栽”。那些教室，我们是再进不去了。昔日在我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老师，现在让我们羡慕不止，人家仍然是城里人，我们却远放他乡，回归无望。城里，是不能久留了，待久了自己都想走。无枝可依的我们，只有东甸子，还算是个落脚处。

正怅然间，忽然女生们慌慌张张地跑了来。梁燕眉冲在前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我起来：“呀，你还在这儿没事儿！知道不，工人民兵抓你来了！”

众男生大惊，都站起来四处望。我问：“我怎么了？”

梁燕眉就嗔怪：“你说人家宣传队像猴屁股，旁边有人告诉民兵了。现在来了一伙拿枪的，正到处找你呢。”

关美玲也埋怨：“他们愿意像什么像什么，你说那些干吗？这可好，惹祸了。”

我愤愤：“他妈的，就是猴屁股嘛！”

梁燕眉急了：“他就是猪头，你也不能说！他瞎胡闹可以，你说就不可以。”

老龚说：“是啊，一帮屯老二，跟谁讲理？咱惹不起，快走！”我们一行，连跑带颠，直奔了长途汽车站。回头看看，火车站候车室里灯火通明，一群**还在那里掘地三尺地找我呢。

老龚说：“你呀，今天是万幸，要叫他们抓住，非打折你肋骨不可。”

梁燕眉在我身后说：“你往后可别什么都说了，吓死人了！”

小迷糊就笑：“嘿嘿，祸从口出。”

我回头看看。路灯下的梁燕眉美艳异常，因为跑得急，刘海儿都被汗粘住了。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柔情。

到了汽车站，安顿下来，我才感到后怕。想想只有叹气：要是在两年前，这么几头烂蒜，怎么敢动省实验造反大军一根毫毛。如今我们一下乡，大军做鸟兽散，只因说了一句真话，就被这些杂牌军撵得东奔西窜。这帮工人民兵，有工不干，警察都不管的事儿，他们跟着瞎掺和，早晚恶有恶报！

从那一天起，我就跟工人民兵结下了梁子。我那时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这诅咒后来竟应验了。那年头，警察其实挺和善，从不欺负老百姓，就这工人民兵沐猴而冠，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最后终于作到了头。“工人民兵”这个历史名词，跟着那一帮，一块儿成了臭狗屎。

在这个残冬的晚上，一路躲藏，两次奔逃，真正有了颠沛流离的感觉。上帝捉弄我们这些小孩儿真是捉弄得不轻，昨天还叫你天之骄子，今天就让你适者生存。忽南忽北，怎么说都有理，我们就跟着瞎跑，连一天都没为自己活过。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长途车开了门，我们一拥而上。车窗上蒙着厚厚的冰霜，我们就像一堆冷藏猪肉，冻得直跺脚。这时刻，怎能不归心似箭——东甸子，你就是再不好，也是我们的家啊。

我们成了野孩子，被城市和学校推出来了。曾几何时，“小将”、“急先锋”的名号熠熠生辉，大串联走哪吃哪，工人、干部都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跑，警察也对我们礼让三分。如今没用了，大贬值，成了垃圾，一脚踹出来，“接受再教育”地干活。

但是，野百合也有春天。1969年的春天毕竟是来临了。那一年春，不平凡，中苏在黑龙江上的珍宝岛开打。先是3月1日苏军动了大棒子，3月15日又动枪动炮，打个不亦乐乎。再一件事是林副主席要坐庄，4月初就要开“九大”。广播里除了样板戏，又多了一首歌，叫《满怀信心迎九大》。挺好听，有点儿像前两年的“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唉，能高兴的，到啥时候，都是高级老百姓。咱们小知识青年，没啥高兴的，很郁闷！

中苏开打，边境形势紧张了。我们这儿离苏联还远，不是前线，但也没多远。东甸子紧挨着的这条公路，是老百姓的一块心病。当年苏军进东北，就是从这条公路一路向南杀，日本关东军根本挡不住。如今大战要是爆发，**子兵还是得从这儿过。乡村里的基干民兵最近都动员起来了，没事摆弄摆弄枪，挣两个俏工分。

我们和刘队长谈形势，他说：“县里传达了，要是开打，苏军坦克肯定从这儿过，咱民兵不能硬挡。让开，占领两边高地打。”

老龚有点儿军事常识，过后，直撇嘴：“民兵拿几杆破枪，不抵烧火棍子，能打人家正规军？再说，你知道公路是要害，人家就不知道？铺天盖地把伞兵一撒，你打谁？”

未来战争，形势不明朗。我们却暗地盼望：打吧，打吧！早打早好。打个昏天黑地，好歹也热闹一场，省得接受这再教育。

林副主席要坐庄，倒是个大喜事儿。媒体轰炸，广播里天天要说一百遍“迎九大”。生产队决定，抽调集体户和回乡中学生里有模有样的，排练节目，表演唱。等开会的消息一宣布，就给乡亲们解解闷儿。

临时演员中有我，也有梁燕眉。八个人，我和她正好分到一组。先练会了歌，就走场。关美玲和梁燕眉是艺术指导。过去上学时，她俩就喜好文艺，过年过节总要排个“洗衣歌”、“逛新城”什么的，上台去演出。现在把过去舞蹈里的藏族动作借过来，踢腿，哈腰，甩胳膊，男女穿花，天天晚上排得津津有味。

男女演员有个动作，那就是，穿花时不可避免要对视。生产队部里特意点了一百度大灯泡，明晃晃的灯光下，我和梁燕眉一穿花，就免不了要看她一眼。看一眼，就一阵儿心跳。

在排练场上，梁燕眉笑得美，不知道是演出需要，还是别有意思。反正排练不枯燥。平时要是加班干活，我们心里得把庞德海骂死。排节目，没工分挣，白干，我们却天天舍不得散。那时候，少男少女要是暗恋上了，没有合适的表达方式。成人恋爱的模式一般是：男方脸皮要厚，多往前凑合，多搭话。对方要是不反感的话，再找个理由捎东西、借书。等火候差不多了，就写封信。里边除了革命大道理之外，要有关键的一句：“我们的关系能否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对方找机会含羞脉脉地答一句：“咱们先处处吧。”这就齐了。这都是跟小说《青春之歌》学的，如果说别的，就成了耍流氓了。也许“处”了一回，连手都没摸过，别的地方更别想了。成人有一套模式，小孩儿就没辙了，胡思乱想的时候居多，没法儿实践。

我那时候，看梁燕眉排节目时的眼神，好像是“可以处一处”。但是白天干活儿，彼此又像不认识，她脸上，啥表情没有。知己不知彼啊，太郁闷了！

三月里，说是立了春，其实在东北，仍然是冬天。天黑得早，出了门伸手不见五指，不排节目还真就难熬。这一天，晚上放了工，我们排节目的几个男生，正在女生屋子里讨论节目的改进问题。忽然外面进来一伙人，站在外屋地（厨房），嚷嚷着：“有叫龚本辉的吗？出来！”

来者不善！龚本辉恰好不在。我们开了门看，原来是一伙知识青年，挺面生，都气势汹汹的。

有女生就说：“老龚不在。”

那伙人进了屋，左看看，右看看，说：“告诉他，我们是二队集体户的，一中的，来找过他。让他放老实点儿。”

关美玲说：“怎么啦？”

为首的一个说：“没怎么！就说大爷找过他。”

说完，一伙人轰轰隆隆就走了。

这是哪儿来的王八小子？欺负人还有这么欺负的？我气不过，狠狠把门摔上。

片刻，他们又回来了，一脚踹开门：“谁摔的门？”

我挺身而出：“我……”

没等我说出第二个字，为首的一个，忽地就是一个下摆拳。

我当时什么也没感觉到，就躺在地上了。只听梁燕眉冲了上去，声音很高：“干吗呀你们？怎么随便打人？”

其他女生也一拥而上，跟他们吵起来。我躺在地上，一时失去了时空感。不大一会儿，梁燕眉弯下腰，把我拉了起来。

我摸摸发木的下巴，没有做声。

梁燕眉很激愤，继续斥责那帮人：“你们太不像话了，没招没惹你们，凭什么打人？”

女生的声音像家雀，唧唧喳喳。一中的那小子看看，说：“好男不和女斗，叫龚本辉来见我们。走！”

一帮人这才算是走了。

他们走后，大伙议论纷纷，都埋怨龚本辉在外面瞎惹祸。梁燕眉坐在炕上，让出了一块炕沿，说：“你坐这儿吧。今后别跟这帮人顶，都是流氓！”

我腮帮子还是发木，心里却很热。一则很羞愧在梁燕眉面前出了这么个大丑，二来又很留恋她拉我起来的那个瞬间。

过了一会儿，龚本辉从大老张家串门回来了。大伙就指责他在外面立腕，惹了人家。

老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中的？二队集体户？我不认识他们呀？”

大伙不信。关美玲尤其不满：“你看看你，整天显摆你那个下摆拳，不是找事儿吗？这回惹着流氓了，要是再来砸咱们户，看怎么办？”

有女生说：“去找刘队长，发动社员。”

老龚阴笑两声：“社员？跟他们说当个屁用？欺负咱们行，遇着流氓，谁敢出头？”

众人面面相觑。

老龚又一笑：“没事儿，我看他们不会再来了。估计是在哪儿听到了我的名声，专门来找茬儿的，没碰着也就算了，不见得会再来砸咱们户。”他看看我，又说，“哥们儿你是为我挨打的，这个仇，一定要报。我这就去其他户联系联系。唉，过去在造反大军，哪能吃这亏。现在咱们同学都天南地北的，完啦！”

果然，一中那帮小子从此没再来。报仇的事情，老龚说一说，也就没下文了，痛快痛快嘴罢了。那时候的年轻人，也有点儿私心了，谁会真的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件流氓挑衅风波，很快就被大伙儿给忘了。我和梁燕眉之间，却有了一点点的默契。她在干活儿时，与我相遇，不再是面无表情了，眉眼间，有了一丝风情。那年代，十六七的女孩子情窦初开，纯净得像水，美得像桃花。跟她在一块儿干活儿，尽管身边暴土扬长、驴喊马嘶，但是，我很幸福。

乡村里的时序更替，比城里要来得晚，唐代诗人老早就说过，我没往心里去，到了东甸子，才有感受。冬天的脚步拖拖拉拉的，老不愿走。等到三月下旬，春风才猛起来，漫山遍野没命地吹。尽管大地还是一片枯黄，但太阳暖了，雪不见了。

刘队长私心里，还是挺照顾我们。春天一到，家家都要上山打柴，冬天在老林里拉回的劈柴，毕竟有限，不够烧一年的。队长派了庞德海，带我们上山打柴，本是为我们自己的事，但还给我们记工分。这山，是附近的小山，在公路上就看得见，不太高。等走到近前，发觉还是挺高的。不过，山上已经没有大树，只有柳树棵子，是灌木型的矮柳丛。

我们先爬山，花了一个小时到山上，忽然看见，西北方的天际有一个奇观：一座巍峨的高峰，在蓝天上若隐若现。山上有雪冠，酷似富士山。

我们看傻了，男女生忍不住一齐欢呼。那山，像神山，人间实不易见，但就是不知其名。后来过了好多年，我仍耿耿于怀，专门查了分省地图，才知道，那山叫“琵琶顶子”，海拔1300米。位置在官地公社以北很远，那时候，就是晴天，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

欢呼完毕，还得干活儿。两人一组，拿大镰刀砍柳棵子，然后捆成一个巨大的柴捆，大到两边见不到对面的人。最后，把这柴捆推下山去，就放在那里，以后有生产队来车拉。那时的农民，很守规矩，山下散落着很多柴捆，没人偷，没人拿。不像现在，小孩一不小心都要被人拿走。

14

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在荒野里度过。记忆里，连阳光都是焦干焦干的。满头是灰尘，穿着臃肿，吃糠咽菜，但它仍然美丽。

那一年，东甸子美丽的五月终于来了。

城里到了“五一”，杏花已经开过。东甸子这里，却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不细看，看不到什么春天。唯一的变化是，农忙的季节一到，两顿饭改成三顿，天一亮就下地，劳动强度猛然地增加了。

这“春惊”确实很让人难忘。黑土被犁开，大地就有了喷儿香的生机。地边上的落叶松林出芽了，郁郁葱葱，绿得透明。土里土气的东甸子，在春光里第一次流露出无比的明媚。我们这帮小年青，也都不安分了。老龚在集体户屋子里，故意大声背诵歌德的名言：“妙龄少女，哪个不怀春？”人人都知道，他是朗诵给关美玲听的。

种玉米的时候，仍是自由组合。老龚当仁不让，把自己跟关美玲组合到了一起，一个在前面刨坑，一个在后面“点籽儿”，俨然是男耕女织。

老龚在那个时代，算是个佼佼者，要在今天，也就是一个二百五的“小资”。但在那个年代可不得了，文武兼备。关美玲对他的态度很暧昧，没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这一两可，老龚就有了动力，穷追不舍，毫不掩饰。关呢，自然很满意有个文武兼备的人这么追她。

无论时代是多么枯燥，爱总是要发生的。在今天咱们这个“奔小康”的年月，教授之子去追工人之女，要被人笑话神经有问题。而在那个年代，门第划分与现在不同，因此没人觉得不妥。关美玲也觉得自己有资格，拿得起褶来。

我跟梁燕眉，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俩谁也不敢公开。而且连对方是不是那么个意思，都还拿不准。那才真是“怀春”啊，揣在怀里，只有自个儿明白。

乡村里的爱，因为文化土壤贫瘠，所以反而比城里来得猛烈。这方面我们有榜样。大老张不用说了，为了爱，他离乡背井，舍弃了城市生活不过，来老林里当“土匪”。他这还算是值的，好歹把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妞儿泡到手了。

比他还悲壮的，另有人在。谁呢？打死我们也想不到，就是前王队长。王队长下了台，但还没有完全丧权辱国，而是屈尊当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角儿，总得能写会算的人来干。王会计乐天知命，天天勉着黑大襟棉袄，腰里扎着麻绳，查仓库，算工分账，一副乡村知识分子的模样。我们集体户的粮食和工分，有时要他来负责给我们打理，所以免不了要有来往。春节前后的严峻形势已经过去了，老农们该咋生活咋生活，所以我们和王会计之间的阵线，也不大分明了。

一天，老龚从大老张那儿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会计，这土鳖知识分子可万万不能小瞧，他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毕业，就为情所困，流落到了东甸子当了农民。60年代初，大学生很金贵，不像现在臭了满大街。那时候，农村回来个高中生，就像现在回来了个“海归人士”，说东甸子一个生产队，就藏着三个大学生，那真是天下奇闻。

我们男生，当晚一胡隆都跑到大老张家，听他说端详。

原来，这王会计，早在1960年就是辽大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因为爱上了本班一个女同学，有点儿神魂颠倒。那女生估计是比章子怡差不多，根本就没把他看入眼。这边厢老王的攻势猛烈无比，全不顾影响不影响，全系都在看他俩的西洋景。那女生羞愤交加，索性学也不上了，躲到了东甸子她舅舅家中。老王当时正在兴头上，情报也非常灵敏，脚跟脚就撵到了东甸子。两人终于见了面，谈了一回，那女子仍是不从，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王知道他今生算是摘不到这朵花了，于是，号啕一场，万念俱灰。竟然放弃了大好前程，在东甸子就地当了农民。

他先是笨手笨脚地干苦力，渐渐得取得老屯的信任，便干起了乡村的脑力劳动，从记工员干起，晋升会计，又晋升了生产队长。爱情明显靠不住，他也不挑拣了，当时山东农民过来“闯关东”的多，就随便找了个山东娘们儿结了婚。为爱一场，闹了个天翻地覆，老王的婚姻因而被延误，成了晚婚，孩子比同龄的老屯们的要小得多。

老王的这惨烈情史，让我们唏嘘不已。听完大老张的讲述，我们又找了个理由，一忽隆跑到老王家，重新认识这藏龙卧虎的农村知识分子。果然，老王家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证据。辽大中文系某年级某班合影，一个梳“瓦块”式分头，身穿白衬衫的帅哥，依稀能看出老王的轮廓。当年风华正茂，玉树临风，如今却是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这中间的沧桑，有多少呢？

我们一边看照片，一边找话题跟他聊。老王倒是不记仇，对我们语重心长。告诉我们说，要想在队里站住脚，一定要把农活儿学好。吃饭的本事，可忽略不得。他说：“当年我来落户，第三天就下地，借了把锄头，到了地里，不知道该怎么使。还问人家，这玩意儿是拿着往前推的吗？后来，一点点的也就什么都会了。农村，跟城里没啥区别，不一样的是，吃穿住，啥事情都没有现成的，都得自己动手。”

老王的这番“再教育”，是现身说法，老房、王亚奎、冯长骏都听得入迷。老龚等我们四个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则更多的是领悟了人世无常，青春不可依恃。

从老王家里出来，看黑夜中的漫天星斗，大家不禁都联想起了自己，来日方长，前途何在？人家大学生都被同化成这样了，我们几个初中生，又有何德何能？往后的几十年中，又能靠什么安身立命？

星星不知人的心，只是万古如此闪烁。我们在村路上摸索着回户，一路无人说话。忽然，路边响起了一阵娃娃的哭声，细长而又凄婉。抬头看远处，高坎上有几颗忽闪忽闪的绿星星。

“妈呀，什么东西？”王亚奎叫起来。

老龚说：“狼，是狼！”

大伙儿毛骨耸然！虽说谁也没见过狼，但看这阵势，肯定是无疑。我们低头摸了石头瓦块，连呼带喊，一阵袭击。那狼群也不退缩，坚持在路边高坎上俯瞰，绿眼睛像鬼火。

老房说：“咱们走吧，反正它们不敢过来。”

他话音一落，小迷糊带头，众人撒丫子就跑。直到看见了集体户女生屋里的灯光，才像见到了根据地，都嘻嘻地笑出声来。再看女生的窗户，已经贴上了白纸，再也偷窥不成了。

前有车，后有辙。东甸子大学生痴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壮烈行为，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季节也正是爱情萌发的时候。那时，春风终于绿遍了天涯。山旮旯里，落叶松长出一大片脆生生的绿叶，玻璃一样透明。

山地上，不能种麦子，只能种玉米，而且很费工时。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们就顶着大好春光，慢慢在小块地上刀耕火种。每过两个半小时，歇一气。

春光里，人的面貌也变得明媚。土掉了渣的屯老二，在碧绿的背景下，显得俊俏多了。林子里，有布谷鸟在叫。“关关雎鸠”，叫得人心乱。集体户的男知青和青年农民，在漫长的“春惊”中，暗暗展开了泡妞的争夺战。老龚才貌双全，文武兼备，是我们的主力军，决心“肥水不流外人田”。对方以庞德海为首，都是三十来岁的已婚老屯，决心不放过这“包二奶”的大好机会，就算是过过干瘾也行。

这件事，经过几十年后再去想，双方都做的是无用功。对男知青来说，真正的谈婚论嫁，还得十年后。女人老得快，十年后，正是我们二十六、七酷毙了的年纪，女生们已成了残花谢柳，怎么可能让我们瞧得起眼儿？对少壮男社员来说，即便当时女生们愿意随了他们这些土老冒儿，他们又怎敢休妻别子？不要说大队干部会出面干预，就是村里人的吐沫星子，还不得把他们都淹死？

明明是没用的事，双方却天天都在使暗劲儿。

关美玲有一条黑底带红白点的围脖儿，天天都戴着出工。散散地往肩上一搭，美得没法形容。种玉米的时候，有一天，老龚也戴了这么一条围脖儿。小迷糊指给我看，我吓了一跳：难道关美人给老龚送定情物了？那年月，男女要是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花前柳下，肯定是早就越过界线了。再回头看看关美玲，那标志性的围脖仍在。原来是老龚痴迷，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条，一模一样。

男人动了情，也是很细腻的啊。我大为感慨。

小迷糊冲我挤挤眼，故意大声对老龚说：“哥们儿，你那围脖儿，谁的搞？”

集体户男生都明白这典故，一起哄笑。老龚纵是脸皮厚，也闹了个大红脸。男社员反应比较迟钝，不大明白。老庞还直夸呢：“真挺带劲啊！赶明儿上敦滑，咱也买一条。”

老庞活儿好，总是最先刨到地头。返过身就帮老龚他们这一组刨坑。实际就是有意往关美玲身边凑乎。老龚感觉没面子，就说：“老庞啊，你有劲没处使，去跟老牛练练摔跤，我们这儿不用你掺合。”老庞这句话倒听懂了，他嘻皮笑脸地说：“革命同志嘛，互相帮忙，算个啥？”

李家轩听不下去了，就说：“老庞，你昨晚没搞‘运动’，今儿劲头这么大？帮谁不是帮呢，你咋不帮帮咱爷们儿？”

小迷糊就说：“帮你，你有围脖吗？”

家轩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间劳动中的争风吃醋，具有娱乐性，无形中降低了劳动强度。女生们都明白自己是争夺对象，洋洋得意，却故意做娇羞状。听到涉及黄色内容的戏谑，还要红着脸骂一声“缺德”。在心里头，却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员为他们打破头。

我们青年时代的“再教育”，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进行。所谓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教育城里娃，都是当时的文人在扯蛋。

我们的青春期启蒙，我们的性启蒙，都是在老屯们干活时津津有味地谈牲口交配时得来的。

老屯们没有“性爱”的概念，也没有“水乳交融”的遐想，关于男女之事，只有一个字可表述——“干”！

我们当然不承认事情只有那么简单。可苦的是我们那时谁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瞎想。

春天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最后是漫山遍野云雾一样的梨花。我们各自钟情着或怀念着某个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边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那年头，报纸、书刊上的词汇味同嚼蜡，这歌里，仅仅是“梨花”、“天涯”、“柔曼”、“轻纱”几个词，就激起了我们无限联想。

我们将来的“喀秋莎”，当然是纯洁，美貌，温柔。可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何时才能属于我？

就在这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期待中，浪漫的“春惊”终于结束了。最后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块很偏僻的地块上种玉米。下午五点多钟，彻底完活儿。老庞长出一口气，把镐头一扛，吼了一声：“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饭（碎玉米饭）喽！”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饭，什么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两两往回走。斜阳照在葱绿的山凹里，落叶松林优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树干上窜来窜去。这东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种，脊背上有五条黑色条纹。

春风拂面，人生的这一刻很惬意。

在当时的农村，除了春节能放五天假，其余时间，只要人睁着眼睛、脑袋顶上有日头，那就要干活儿，一分钟也停不了。本来，老农的生活完全不必这样紧张，一年的闲日子应该有三分之一。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集体劳动，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劳多得。那时候，农民不大聪明，以为工分越多，钱就越多，结果都拼命延长工时，没活儿也得找出活儿来干。工分总额一多，就不值钱，大伙就又拼命延长工时，多挣工分。恶性循环，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

春耕最后一天，早收工一个小时，人人都觉得占了大便宜，乐从心头起。

老龚说：“听说山后有咱们校一个集体户，咱们今天去看看？”

“好勒——”大伙儿一阵欢呼，返过身，就去翻山。

从小路翻过山顶，一群城里打扮的青涩少年扛着镐头、挎着种子篓，鱼贯而下，穿过碧绿的落叶松林，直奔山凹里的小村而去。

这样的少年，只有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景象，也只有那个时候有。我们前途莫测，却傻掂掂地乐，在春日的黄昏里，劳累了一天，还有心思翻山去串门。

小村里的集体户，果然是我们校初二的一帮同学。

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连个平道都没有，跟东甸子那样的大屯不能比。集体户也很寒酸，模样就是一简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劳动去了，不在家。在家的两三个人，神情很寞落，无精打采混日子的样子。我们跟他们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钱，劳动累不累，最近回长春了没有，双方一时都觉得挺亲。坐在他们凋敝的小院子里，闻闻空气里弥漫的柴烟味儿，还真是有陶渊明的感觉。

呆了一会儿，我们就要走。主人盛情挽留，老龚就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家里都做了饭。再说这十几口子，饿狼似的，哪能让你们招待？”

一声唿哨，我们便告别了山沟里的校友，往回返。此时，夕阳已经衔山，金光万道。翻上山顶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只见下面东甸子的原野郁郁葱葱，公路如细线，村庄如棋盘，千树梨花，正漫扬轻纱。江山是如此多娇，生活是这么地好，叫人怎能不想起“喀秋莎”？

老龚带头，我们又唱起了苏联歌：“歌声轻轻地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那种深情与惆怅，正与眼前景色相合。有关、梁两大美人在，我们的歌，就越发婉转，多出了不少的内容。暮色中，两美人明眸皓齿，极目远方，恰是两尊穿军装的“维纳斯”

多年以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忍不住要想：幸福跟钱有关吗？幸福跟成功有关吗？或者，幸福跟发达有关吗？不，都不是。幸福，只与青春有关。

这是一个人有了阅历，才能领会的。

15

我们万没有想到，春耕结束，刘队长和集体户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他的位置，早就巩固，用不着一帮小毛孩儿来帮助摇旗呐喊了。那么，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用了。

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惭愧。我们确实没用。农村里用不着多少书本知识，要的是力气和干活儿技巧，外加一点儿狡诈。这几样，我们都没有，不是就等于废物了？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东甸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大拉锁儿”所迷惑，为了利益，变脸了。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开会，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当时农村的男劳力，每干一天挣10分，妇女比较受歧视，一天挣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与妇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还不算男人。有极少数力气大，农活儿好的人，每天可记12分。而生产队长，是最特殊的，一天什么都不干，照拿12分。在那个“革命年代”，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还有，每个人工分的评定，都是民主通过的，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大致还比较公平。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突然冷了场。

过了好一会儿，刘队长说：“提嘛，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这句话，简直阴险之极。只听老庞接上就说：“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给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干活儿水裆尿裤，给10分太高了点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高，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强大。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道来。我们目瞪口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干间谍的出身。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眼里，东甸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体户，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译文》杂志，闷闷地乱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当年，我们把它看得太重，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做对。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我们的活计，确实干得不怎么样。你想啊，一帮城里的少爷秧子，能出什么好活儿？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说啥，不会哄着来，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

这次社员大会，把我们集体户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

当时，老房、王亚奎、冯长骏也很颓唐，毕竟他们只比妇女高一分，仍然是个半残废。所以那几天，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贫下中能”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就更有水平啦。相比之下，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乳期。我们不明白，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

终于有小道消息传来，说集体户最丑的女生曹凤兰，和老庞搞到一块儿了。某一天，老庞趁老婆不在家，把曹凤兰放到自己膝盖上坐着，被人当场撞见！

男生们乐不可支，心想你们也有出大丑的时候。可是，这两人就跟没事儿一样，脸不变色心不跳。村里人传是传，都还不能确定。集体户开会学习时，家轩就阴阳怪气儿地拿话敲打：“那坐大腿的滋味儿，是个啥滋味儿呀？”

男生们捂着嘴直乐。那边厢曹凤兰听明白了，脸一下涨红，起身说了一句：“你们真肮脏！”

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男生们面面相觑。那年头，自由恋爱是许可的，但还没开放到可以搞“第三者”。我们要是嘲笑自由恋爱倒也罢了，嘲笑嘲笑“第三者”现象，又怎么肮脏了？

这里，我要给年轻一点儿的读者们介绍一下，那年头所谓的“肮脏”，就是指“色情”的意思。哦，合着坐男人大腿上不色情，我们嘲笑一下就色情了？再说，如果没发生这桩事儿，那恐龙曹凤兰又怎么能听得懂？

正义，就是这样被嘲弄。批判者反而被人家批判了。郁闷啊！

学习完毕后，看看外面，正是月白风清。男生们回到自己屋里就议论：“妈的，还干什么活儿？坐大腿也能拿满分，什么世道？”

老龚就说：“这天气这么好，明天还干个鸟活儿，咱们玩吧，今晚就出发，上水库抓鱼！”

老龚说的这个水库，离我们这里有十多里地，是我们早就神往的地方。他一说，大伙儿兴头儿就来了，说走就走。三更半夜走夜路，防身的家伙不可少，众人分头找了烧火棍、小铁锹和菜刀，装备起来。

老龚说：“冷兵器，还不行。看我的。”

他打开自己的牛皮提箱，拿出一件红布包的东西。打开一看，哇噻，是一把手枪！

这是当年瞎折腾时自制的小口径手枪，虽然粗糙，但功能都全。武斗结束后，老龚藏下来没有上缴，现在派上了用场。

一支奇怪的队伍，就这样出了集体户。初夏夜，蛙鸣四起，田野的风带着青草的芳香。

老龚在队伍前面把手枪一举：“走！同志们，向莫斯科进军！”

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表，老房心细，特地带了集体户的小闹钟。栓了个绳儿，挂在裤腰带上，这样，随时都可看时间。

因为有月亮，这一路，就走得顺。月光下的旷野，比白天好看，很神奇。初夏的晚上不冷不热，正好赶路。一伙儿穿绿色仿军夹克衫的异装少年，不停地唱着苏联歌儿，在大路上大步行进。这一路，没见到狼群的绿眼睛，也没见到苏联特务的信号弹。

他们怎么敢来？就算是妖魔鬼怪，也要被我们狂热的气势所吓倒。我们要挣脱！我们要自由！我们不想再劳动了！

走到兴头上，老龚说：“操，咱们就这么走到苏联去得了！”

我说：“对，去苏联！”

小迷糊和家轩也直喊：“走啊，去他娘的东甸子！”

苏联，在现实中，当时是我国的大敌，百万大军就在边境上虎视眈眈。但是，在我们虚拟的世界里，它就是人间天堂，是共产主义。苏联文学，多少滋养了我们一点点。白桦树、小别墅、伏特加，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点。国界那边，没有“贫下中能”，没有狗日的“工人民兵”，可以男女手拉手跳舞，可以喝牛奶吃面包，那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

不知道别人如何，我那时真是动了心，就他娘的跑吧，跑到国界那边，就有自由和幸福。

就这样连唱带喊，走了一个多小时，喊不动了，就默默地走。山野里的蛙声虫鸣，开了锅一样的欢畅。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

月下的水库，白雾弥漫，胜似天鹅湖。这样宽广的一片水域，静静躺在山凹里，简直就是睡美人。我们都被这美景镇住了，屏住呼吸看。

地方到了，困乏也突然袭上来。草上全是露水，坐都没法坐。走夜路，裤脚早就被露水湿透了，风一吹，人直打哆嗦。我们四下里看，想找个露宿的地方，总不能就这么站到天亮呀。

寻寻觅觅，总算找到了一个小窝棚，是附近村子的人来打鱼，搭起来临时过夜的，这时候正好没人。窝棚里边堆着不少谷草，一捆捆堆到天棚。我们拽出来两捆，点着了，好好烤了一通火。

火光照亮黑夜的一角，我们又想起了抗日联军。抗联苦，但是人家幸福，有日本鬼子可打。我们白白穿了一身仿军夹克，想当英雄都当不成，天天被“贫下中能”欺负，真是丧气丧气！

烤着火，老龚就给我们侃苏联。他看过的苏联小说不少，说起来一串一串的，瓦西里、喀秋莎、斯大林、冬妮亚、列宁在1918……虚幻的世界就像这眼前篝火，明亮、温暖，驱散了黑暗。

烤完火进屋，拿电筒照照，墙上还挂着鱼网。行了，明早上抓鱼，连家伙什儿都有了。看看闹种，我的天，已经两点了！大家赶忙把谷草在地上铺好，倒头就睡。

这一夜，可真是“黑甜乡”，我们啥梦也没做，一觉到天亮。

早上，我被人狠命地搡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原来是老龚先醒了，发现老房不在，鱼网也拿走了。显然老房是先去了湖边。看看小闹钟，已经七点半，这在夏天的北方农村，就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上午十点钟，一上午都快过半了。老龚一急，就把大家全叫醒了。众人揉揉眼睛，出门就往湖边跑。跑到一半，看见老房背着鱼网正往回走，裤子湿了大半截。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却沉着脸没答腔，只顾垂头丧气地继续走。

大伙儿纳闷，就拽着他问：“嗨嗨！怎么啦？”

老房瞟我们一眼，蹦出来两句话：“起来晚了！鱼早没啦！”

原来，在这水库里打鱼，要趁黎明时分。天大亮后，鱼就吃饱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东北纬度高，到五月底，3点半天就亮了，我们睡到7点半，日上三竿，还能捞什么鱼，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场，沮丧得无以复加。他鞋里灌满了水，走路咕叽咕叽的，到了小窝棚，把鱼网一扔，叹口气说：“唉，白来，白来啦。”

大伙儿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

小迷糊说：“咋办？”

老龚说：“玩玩儿，看看风景再走。”

王亚奎不同意：“咱们赶紧回去吧，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这一天，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

如果抓到了鱼，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现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说走就走，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东甸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0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0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