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从事新的戏剧运动的人，看不起文明戏，便因为文明戏已经是旧的话剧了。不单是文明戏，就是自然主义的新剧运动，到现在也成了旧剧了。
同样，歌剧中也有新旧，拿起我们唱的二黄戏来说，完全承袭前人底死的形式而忘记了他底活的精神，便是旧剧。能够充分理解自己所演的人物底性格与情绪，而加以个性的、自由的解释的便是新剧。这样说起来，程、汪、孙、谭诸前辈先生，真是我们的好模范，因为他们真能创造地演出他们所与的性格，不专做前人的孝子贤孙。
我们也并非主张要做前人的叛徒，我们只觉得真想做前人的孝子顺孙，正应该吸收前人创造的精神，而不从事模仿，更不应该走入魔道，迎合社会之低级趣味。我们应该使我们唱的歌剧，音乐的价值更高，思想的内容更富。
尤其应该使他成为民众全体的东西，不应该成为专供某一阶级的消闲品。这就是我们开始新国剧运动的动机。
为什么叫新国剧呢？因为音乐与戏剧最重国民的传统，而传统的歌剧，到现在实在不是失了生命，便是走入魔道，就是旧了，所以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剧。
潘金莲这个人物，我们在“调叔”，在“裁衣”，在“狮子楼”都曾演过了，但我们对于潘金莲何以调戏武二郎，何以交西门庆，何以杀武大郎的心理经过，何等没有同情啊。我们全然被旧男女观念支配了。现在我们要求公平的、更合理的、更新的解释了。我们把此次《潘金莲》的演出，当作我们新国剧运动的第一步。
《潘金莲》这个戏，是写男女间的争斗的，将来我们还逐次演这一类新的意味的歌剧，我们将制作我们的上演目录，现在先将不日实现的发表于下：
一、《五人义》；二、《讨渔税》；三、《铡美案》；四、《四进士》。
这些戏虽然也经过我们多次的演出，可是因为演者与观客都不曾意识地去分析剧中所含的真义与社会的背景，所以那样有力量的、有生命的戏，都不过一时的消遣品，不成一种运动。这趟的演出，都大大地不然了。虽然在旧式舞台想投射新的曙光不是容易的事，还须望观客们及剧艺的研究家热心的援助。
好了，我们的新剧开场了，希望诸先生诸女士严正的批评吧。
（原载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１１ 日上海《梨园公报》）
《中国舞台协会公演幕前致词》
在这样国难日益严重的时候，为什么还来干戏剧运动？或者会有人这样说：我们的回答是：正因为有严重的国难，所以要干戏剧运动；因为戏剧固然能使民众沉酣在艺术世界里忘记国难，但更能通过艺术世界使民众都注意国难而急求所以突破之道。目前威胁我们最紧迫的莫如外患与天灾——水灾，中国民族呻吟在这两者的压迫下几至毫无办法。虽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成了中国民众的共信，但残余的封建思想使中国一部民众急于自保而未能全体共休戚，以故使帝国主义与洪水皆能得间而入，无所顾忌，常至一方血肉相搏，一方歌舞方酣，这实在是极可痛心的事！
古人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几个戏剧艺术的研究者不敢自忘其责任。乃在这样的时候组织这次的公演：
《械斗》以攻击中国民族“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劣根性；《回春之曲》以唤起大家不要忘记国难而继续四年前奋发的精神；《晚会》写国际风云中青年女性的觉悟；《洪水》则鼓励民众再接再厉，与自然力奋斗。我们希望使戏剧艺术与当前的现实结合得较紧。在戏剧艺术上我们虽也有一些抱负，但仓卒登场又是在比较不充分的条件下，恐怕很难得到理想的演出。但也当尽其最善，不使中国戏剧艺术已挣到的标准因我们而低落。这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想使话剧综合文学、美术、音乐、歌唱，更想使他综合武术。武术的成分被认为中国旧戏最好的成分；为什么不可吸收到新的戏剧里来，使他增加巨大的生命力呢？我们不敢说此次尝试能获得何等的成功，但也不辞大胆的尝试。我们相信在不断的尝试中可以使戏剧艺术渐次达到一种较高的阶段。
（原载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南京《新民报》日刊）
《“音乐底报酬”呢？》
听到聂耳的死信是在出狱那天的早晨。那天素斐来看我，除了一些吃的东西之外，她带来了这个消息，这是多使我震惊和绝望啊。是的，“绝望”！
在激动的生活中有着种种新的感情和意念的我，正期待聂耳把它形象化，听觉艺术化。忽然失去了这样一个有力的、有前途的合作者，怎能不使我一时陷于绝望呢？况且国难严重的中国，这样的革命青年一个个或膏草莽，或逐波臣，怎么不使人悲愤呢？回到号子里，仰望布着铁网的天窗，我的热泪纷纷地落在枕上了。
我是在胶州路什么里，明月歌舞团的宿舍里认识聂耳的。他在广州当过兵，在上海也参加过反帝运动，没有那些吃歌舞饭的特有的习气。所以我们很快地就成了忠实的朋友。他是精进不懈的，无论音乐技术和一般问题的理解，他的进步都很快。而最可宝贵的是他的革命性情。这样，尽管在技术上超过聂耳的音乐家很多，而象他那样有感动力的却少。这样使他在流行歌曲界划了一个新时期成为国防音乐运动的先驱者。
朋友们都嚷着给聂耳做周年纪念了，要我写文章。我才惊心到聂耳死了一年了，我也出狱一年了。在他死后的这一年中，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是否给了聂耳的寄与以应有的报酬呢？国难是比一年前远为严重了。岂止华北客观上已非我有，连华中、华南也岌岌可危了。正如我们在《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但是我们吼了没有呢？一只看不见的魔手企图掩住每一歌唱者的嘴，连当日他灌的某一些唱片也被禁止了。
自然，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的，聂耳死了，他的唱片被禁卖了，而他的歌声依然活在广大中国革命民众的口里。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我们大家唱着他的进行曲，勇敢地向革命的国防战线前进吧。郭沫若先生悼聂耳的诗曰：
雪莱昔溺死于南欧，聂耳今溺死于东岛，
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吊。
大众都爱尔的新声，大众正赖尔去唤醒，
问海神尔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
聂耳啊我们的乐手！
尔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尔音乐的报酬。
对的，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大家努力争取光明的明天，作为对于我们死去的天才乐手最好的“报酬”吧。
（原载 １９３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南京《新民报》日刊）
《月夜访大场战线》
因为大场之线一时颇为吃紧，为着理解前方实际情形，我们在参加了一个战时风景线之一的结婚宴之后，上了友人××君预备好的车。到前线去视察是朋友们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当时有八人之多，但车子实在无法容纳，结果去的是谢冰莹、熊岳兰、胡萍三女士，刘保罗、蒋先启、范长江诸先生和我。（冰莹在前线服务，以患喉疾暂时到后方休养。）送亚子先生归寓后，车子出了租界就直开战地。沿途从美丽的近代住宅到农民的竹篱茅舍，多被敌机轰炸得梁摧栋折，瓦砾成堆。
××路一带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们驱车纳凉绕过这儿，现在夹路杨柳在战火中也憔悴得可怜了。过某地后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坏了，车子得绕小路，我们都被簸起一两尺高。感谢“名车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们没有演覆车之祸。至某地，战垒相环，皎洁月色中隐约见我守土战士银色的枪尖，和严毅的脸色。遥望东方天空，火柱高数十丈，红碧相映，当是我民房中敌弹燃烧。路上有许多运输兵，匆匆走过。有的没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们的辛苦可想。车子在进行中已可闻更清晰的炮声，先启告诉我们，回头车子得经过一段公路，适在敌人弹火距离以内。这使我们紧张，但也使我们高兴。胡萍女士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同车的人也热烈地应和起来，我们雄壮的歌声冲破了这严冷的沉寂。进行着的增援的弟兄们不免掉转头来注意我们。当日替电通公司写 《风云儿女》
的剧本，丢下了半支《义勇军进行曲》，连《铁蹄下的歌女》也来不及自己作（后来是许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狱了。在金陵狱中读友人送来《电通画报》，才知《风云儿女》已开映，但决没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为全国抗战学生青年和士兵同胞传唱，成为一种“具体的力”。这虽主要的在于聂耳先生优秀的作曲，自己也觉得对于鼓动抗战做了一点小小工作，颇为安慰。冰莹告诉我们，前线士兵极欢喜救亡歌曲，他们每学会了一支歌就非常高兴，希望我们有人到前线去教他们。特别是在他们退下来休息的时候，一支雄壮的歌可以恢复他们的疲劳，鼓起他们再战的勇气。
和我们同乡宋军长握见的时候，前线的炮火正是非常紧密。地面是那样震动着，檐灰是那样落着，但在黄昏的烛影中，我们这青年将军却真是孙武子说的“其静如林，不动如山”。我问大场的情势如何，他微笑着对我们说：
“你听，今晚我们全线反攻了。”
宋将军是我们湖南湘乡人，承受着曾涤生以来沉毅的传统。但他却并非木讷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诚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首先说敌人的战略在北方企图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华北的计划，在上海是攻下大场，压迫闸北各线我军后撤，他可以对国际宣传“占领了上海”，然后和我们讲条件。但很抱歉的，我们不能使他如愿。某路军在山西已经立了许多战绩了。我们以地势不同，虽不便于运用游击战术，却是用全力堵住敌人的进攻，决不轻易放弃一寸土。他非常正确的说：“打仗不决定在地形而决定在战斗意志，有斗志则任何地方都可战可守，无斗志则天脸也不能守。”
因此他坚决否认我军会轻易上海另觅更坚固阵地的谣传。
不过他也做了一个强有力的警告。他以为若不迅速动员广大民众，上海战线能支持到何时却是一个问题。最具体的是战斗员补充的问题。照他的估计，八一二以来敌人死数当在三万以上，最近十日间的恶战，敌人伤亡至少有一万六七千。但因火力关系，我们当然也有壮烈的牺牲。我们希望的是各地壮丁不断的来，经我们三两月的训练，可以使他们迅速地成为民族战士。
他也希望全国文化人能多多帮助这一动员民众的工作。
因为战事是那样的紧张，我们不敢多谈，就匆匆地辞出了。因为要送先启回××处，我们绕道××，在月光中看见了那破碎了的学府××大学，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国防联系得更紧的。漂亮的黉舍徒然做了敌机轰炸的目标，我们应迅速建立并开展不可轰炸、不可击败的精神教育！
我们的车子所经，有时虽在敌人大炮射程以内，却没有遭受射击。沿途看见许多由火线上抬回的伤兵，有的血还从抬架上流着。我们恨不得去招呼我们战士的创伤。最使人血肉飞舞的却是那整千万络绎于途的援兵，他们那种英勇沉毅的姿态使我们忍不住向他们欢呼，女士们甚至从车子里站起来，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从车窗里扬着巾子叫着：“祝你们胜利！”
冰莹说：“祝胜利他们或者不大懂。你该说打胜仗。”于是胡小姐说叫着：
“弟兄们，我们全线反攻了，祝你们打胜仗！打胜仗！”他们有的也扬手回答：“打胜仗！”但大部分都给一种“神圣的森严”压住了。一个个的“衔枚疾走”。这使我们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里说：“抗敌救亡真不是儿戏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死活斗争！
长江约我们去看××，我们因为时间不够，婉谢了。回到租界，但罗唆一通也通过了。下车后我忽忆××君之约，赴××饭店去会他。那时舞厅的霓虹灯还没有熄，舞场内正奏着醉人的音乐，一些青年男女们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劲。使我深深地感觉得租界的寓公生活与“民族的感觉”不并立！
（原载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海《救亡日报》）
《鲁迅翁逝世二周年》
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称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神州今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迅翁。
鲁迅逝世第一周年忌作于上海去年的今天，在上海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在隆隆的炮声中，上海的革命文化人没有忘记用他们最真诚的泪纪念一伟大的民族作家之死。在沪西一个教会学校的礼堂里，拥挤着千百的革命青年，祭坛上金黄的菊花至今还灿烂在我的心眼中。那天我去得稍迟，没有进门就听得一阵热烈的掌声，沫若兄的演词正达到最高潮：
“鲁迅以前，前无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
这一警句无疑地引起了这一群文学青年的热狂，接着我们听了冯雪峰、周建人、郑振铎诸先生的高论。我也被介绍着很兴奋地述了我的感想，并回顾了一下我所知道的鲁迅翁的生平。但我以为鲁迅翁是那样重视文学界的组织的。在抗战已在壮烈进行之际，文学界的救亡组织远落在其他文化部门之后，应该是我们的耻辱。我以为应以加紧文学界之救亡组织来纪念鲁迅。
这提议大体上是实现了。没有几天之后，鲁迅纪念会在浦东大楼盛大地举行。当场发起了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甚至推举了负责人，成立了协会的组织。这一组织的成功可以说颇足以慰鲁迅翁“在天之灵”的。但正在工作开展中，我们的战争是那样的日益紧张。尤可痛心的是，在那样紧张的局面中，无原则的政治摩擦也依然激烈地进行，直到上海陷落为止。对此现实，甚至使一般中间作家也痛心疾首。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在这样内部矛盾中告一结束了。
——每因鲁迅而谈到此会的经过，当不能不为之黯然。
后来，抗战到了第二期，人们都来到了武汉，从动摇悲观中透露了光明的希望，也巩固了文艺界内部的团结，改正了上下对于文艺政策的认识。这样，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终于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成立，真正包含文艺界的各流各派，各流各派又毫无保留地统一溶汇在为抗战建国而奋斗的总的旗帜之下，并且提出了“文章入伍”和“文章下乡”的有趣的口号，表示了她的战斗化大众化的新精神。鲁迅翁当年爱护革命的文艺组织的心，好象在抗战的巨潮中终得实现，真是使人快意的事。
抗战是一个大的铁锤，它把许多青年锻炼成钢铁般的战士，也把许多似是而非的人打落在铁砧下面了。至少它使每一个人获得了应有的醒觉。从前在文坛如象在“政海”一样蠕动着一些专闹小的意气斗争的，现在大体上也成了狂风后的落叶了。有些假的面孔在这一巨潮的冲刷之下也都露出了真形，拿日本方面说，我们知道鲁迅翁在日本也有许多崇拜者。尾崎咢堂翁最近在《改造》上这样说：
品评人物很不易，品评民族自更难。
平心而论，日本不是世界第一的民族。
日本来曾遗下世界的事业，亦无世界的巨着，在中国方面反有惊天的大事业，亦有伟大的着作。
鲁迅翁的《阿Q》等等在日本也被列入“世界的巨着”中，而且经其“第一流作家”之手翻译出版，获得广大的读者。然而这许多名作家，甚至名 “左翼作家”，在当时虽号称深受鲁迅翁的人与作品的感召，象他一样的至死不屈，拥护正义，象他一样的与压迫、侵略者为敌。及至八一三以后，除极少数坚贞之士外，他们有的公然做军事法西斯的应声虫，无耻地称此次侵华战争为“义战”。有的，更积极地到侵略的前线，找他们的所谓文“种”。最近以前，由菊池宽及鲁迅翻译者佐藤春夫们秉承日军之意组织所谓“钢笔报国会”，参加者“左”右翼名作家三十余人，由日海陆军当局予以便利，参加所谓“武汉攻略战”，到田家镇以后，以不堪前方危险困苦，鼠窜而归，便是好例。鲁迅翁的作品被介绍于此辈之手，肥此辈之口腹，真乃不幸之事。
象鹿地亘君这样勇敢地站在真理前面，为和平与正义而战，真是凤毛磷角，也真不愧为鲁迅翁在日本方面最好的弟子了。
鲁迅作品的戏剧化以《阿Q 正传》为最早，也以它为最多。我也曾步大家之后做过小小的尝试。而且已于今年春由“中旅”的朋友们在汉口天声舞台上演过了。我虽曾竭力使之现代化，但因成于抗战以前，无论如何总有不合式的地方。鲁迅翁的阿Q 写的是辛亥革命。我的阿Q 写的是抗战以前。那中间有一些问题现在显然不存在了。正象夏衍否定他自己的《赛金花》一样，今日的确已经没有磕头外交了。我们可以说自从抗战开始，中国农民的阿Q时代就告终了。然而阿Q 性既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我疑心就在今日它还要出来作祟，因此肃清国民心中阿Q 性的残余依然是很必要的事。记得《阿Q正传》在天声上演时曾替他们写过这几句话：
敌人疯狂进攻未有已，我们岂肯作虫豸？亡我国家灭我种，岂是“儿子打老子”？
寇深矣，事急矣！枪毙人人心中阿Q 性，誓与敌人抗到底。
在武汉危迫的今日，纪念爵迅翁去世第二周年，我觉得这几句话有重写出来的必要。同时希望我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加强团结，开展工作，使我们的抗敌文艺深入人民间，特别是我们前线和敌人后方，使中国大陆成为压迫者侵略者的“坟”，这样才是鲁迅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十月十八日于武汉
（原载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汉口《新华日报》）
《孩子的“行路难”——岩下纵谈之三》
我曾写过艺人的“行路难”，现在我记记我的大孩子和他的朋友们的行路难。我的大孩子海男现在印度我们的远征军中服着军役。这是我常常系念的事，但也是我很引为夸耀的事。孩子做着一个中国青年人在今日应该做的事情。
他是今年春从重庆动身的。他和他的几位至好的军校同学一道随郑洞国将军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两万尺的高峰。同行的许多人都吐了，而他却颇能支持。在印度的这些日子他也过得颇为活耀。他原擅骑马游泳之类的技术，近又学会了开车。时常在东方盟友的都市里风驰着三轮卡。他到过佛教圣地的Ｂｕｄｈａ Ｇａｌａ，在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拍过照。后来的一张除许多战友外，还有法印法师和西藏的青年女尼妙莲少师。他还寄过几片颜色澄艳，纤微异常细致的菩提叶来。这给了他的妹妹极大的欢喜。我们还预备把这送给巨赞法师，慰他在西山深处的寂寞。
海男是在上海麦伦书院念中学的，他和黄仁宇君都可以说英语。在今年七七纪念我们远征军招待盟军的时候，他们便做了招待员。他们也认识了好一些盟国的朋友。照信上看，他们的兴致是很高的。他说这个新环境虽然也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已经使他把在国内的沉闷暂时忘记了。
这使我记起抗战以来他所经过的一些事情。
上海战争爆发，麦伦首先沦在火线。他和朋友们保护着祖母从战火中到达了南京，由这儿搭江船回到长沙。祖母让他转入长沙明德中学，修毕了高中课程。在那时候他也学着写了一些文字，领导了一个儿童剧团，上演过他自作的“中华儿童血”，很有些使他兴奋的效果。
当我在武汉的时候，在一股抗战情绪高涨中他考入了军校。因为怕祖母不许他去，他留了一封信在我的桌上就随大队入川了。后来又知道他由重庆步行到铜梁，又由铜梁步行到成都总校。
我到重庆的那年刚巧他由军校毕业。他和他的几位同学回到陪都，我们父子重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英挺的少年军人了。军校学生毕业后有的是留校教练入伍生的。但他们考军校的初志原是为的参加神圣的民族战争。他们怕的是留校。要求我事前拜托相识的部队长致电到校方请求分发。为着这我曾拜托过当时任五十四军军长的陈烈将军。我和这位陈将军在鸡公山时代熟识，他号石经，柳城人。粤北会战中曾到英德军次访问过他，又陪他一道由韶关直到桂南昆仑关接防。在车上我曾对他提起海男们的事，他很欢迎他们，并且乐意给他们应有的指导和援助。我到重庆的时候他已经率部到了滇越边的富川。他有电报来说，“将与敌人周旋于国境之上”，意气甚盛。为着海男们他曾有电到军校请求。并且给他预备了旅费。我看了他的亲笔信非常高兴，觉得这事算可以放心了。海男们报国的志愿算有了发挥的机会了。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正当这时候我得了陈将军的噩耗，原来石经兄因牙病不得医药忽然变成了败血症，“星陨边城”。他的弟弟希贤兄同朱夫人由渝奔丧，我除致深深的哀悼之外也替海男们着急；他们的毕业期已近而出路又成问题了。我又曾去电陈长官和当时第二师的李延年将军，但海男们，因五十四军继任者系军校前教育处长，分发该军的人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数十人。再加该军十四师师长阙汉蹇将军在粤北桂南也有一日之雅，因此，我又曾替海男们专托阙将军，得了他的回电之后，海男和他的几位至友，便决入十四师工作。
那时川桂间的交通已经非常困难。海男们得了郑应时兄的帮助，又带了他的妹妹玛琍由海棠溪顺利南归，想趁报到以前，省问他多年不见面衰年多病的祖母。及至我自己也经六战区回乡，为使老母稍得静养机会，便移家南岳，在百子街的菩提园住了七阅月之久。那时海男和他的几位同学为着邀他赴十四师报到也做了菩提园的客，我们时常一道去看祝融峰的云海，听磨镜台的松涛，也曾一道读毛奇等名将的传记，作世界形势的默绘，竞赛。各人报告对当时国际战争的军事政治的看法，有时甚至请南岳的青年智识僧
人暮笳法师谈佛法大要。海男们学过测量，他们与仁宇们各测南岳地图，非常准确而有趣，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行箧。我觉得在南岳的
那些日子过得是颇有意义的。曾允许指导他们的陈石经将军的遗骨，那时已由富川运到南岳，葬在络丝潭上。我曾在他的墓畔写过一首诗：
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岂因烟瘴回锋锐，常为光
明作斗争。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我和海男们几次爬到他的墓上，低徊凭吊。我默祷石经将军的英灵。仍旧能领导这些年轻的战士们达成与“敌人周旋于国境”的夙愿。
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寿康送这几位青年战士出发。他祖母也扶着杖，洒着老泪送到庙前街的尽头。但因等车的困难，他们的旅费又不太多，他们又从柳州一度回南岳来，海男随即又同仁宇兄等回长沙乡下，住了一些时候。从数度成为战场的上杉市的农村孩子曾寄回这样的信：
爹：
匆匆地看见了您，又匆匆的离开了您。从柳州赶回家来，只在家住了一夜就走，不但是祖母、妹妹和您感觉得留恋，就是我自己也惆怅。在和三妹渡江去搭火车的时候，我望着那苍茫的江景，就想到您们，我简直想撇开三妹不去了。刚长途跋涉从远处而来而现在又要向那远处而去，这是为什么呢？在南岳安静的陪着您读读书不好吗？可是从这里您会看出一个青年人的心理来，他是好动，时时希望有新的活力，而时局需要我们又如此急迫。
我们在这山明水秀的乡下，又在暮春时节，过得甚为愉快。我们一早拿着枪去打靶。天气热了跳到塘里河里去游泳。我们遨游于山林之间。置国事于脑后，尽情的玩着。我们几个原很合式，再加上仁宇的妹妹游伴更齐了。但是于今毕竟玩得够了。即算环境容许我们玩下去我们也会厌烦。因为这种生活毕竟不是今日青年人的标准生活，我们应当再前进了。
二十日以前我一定要赶回南岳来，他们能否同来我都不管。总之滇南再怎么苦我也要去的。
在这里下雨的日子多，闷在家里更觉乏味。朋友之乐在别后重逢，久了也就没有什么希罕了。您等着我回来吧。
儿 海男五月十四日
后来，他们毕竟又回到南岳来了。这次我由南岳直送他们到衡阳。看他们坐上湘桂路的车。但他们到了柳州之后依然等车，车子纵有也不可能三人同行，于是他们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经过好一些困难终于到了贵阳。这儿他遇了我表弟王新元先生，他正在贵州企业公司给了他们一些物质援助，尤其难得的替他们找了到昆明的车子。他们本来可以顺利抵达了，可又因铁索桥被水冲断在曲靖停了几天。
爹：
照理，应该是早到昆明了。然而我们还滞留在曲靖。在茶馆里等着明晨八时到昆明的车。
从贵阳到曲靖若按汽油车的速度本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这次却走了整整一个星期——从七月十三到十九日下午——除了煤汽车速度慢，更因在滇黔间交通孔道的铁索桥边静候了三天，直等到水退了，浮桥搭好了，才得缓缓通过。（俄国大使的车子也耐心地等了两日。）
不过我们虽在这四无人烟的僻壤过了儿日汽车顶上的生活，甚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但也饱览了贵州山水的特色。那北盘江汹涌的急流以及两岸高耸云外的峻岭，和此地特有风云急剧的变化，都给了我们许多奇幻的感觉。我们差不多忘了饥饿和苦恼。
的确，在这一段路上是比从柳州到贵阳有趣得多了。黔西的县份都相当富庶，而且都幽静有古风。每县都有小小的城墙。城里都有一个相当美丽的公园。城的四周都是一切碧绿的田野。这里雨水充裕，没有干旱之处，物价也很便宜。在盘县米只卖十几块钱一斗。一斗有三十几斤。较之贵阳要低四倍。缺乏的是没有好的建设和管理。市面是简陋萧条，人民也比较散漫无纪律。
从安顺西行约三十余公里。我们看到中国第二大瀑布——黄桷树。当车抵那儿时我正睡着，但立刻被那急猛如雷鸣的水声所惊醒。从车厢探出头来一望，只见从岩上悬着两匹白练！
——啊！是黄桷树了！
我急忙跳下车仔细欣赏。瀑布就在公路的一侧，上面是高高的峭壁，下面是一个深涧。山泉从峭壁上倒泻下来，水花四溅，不住的冒着气，好像是沸水一样。附近的风景也很秀丽，林木葱郁。好好的培植起来不难成为世界的奇景之一。……（七月二十日于曲靖旅次）
到了昆明后他的报告是这样：
“于曲靖所发之信不知可曾收到。儿于昨晨至昆明。大雨中遍索旅馆不得。而身上早已不名一文。自曲靖搭车，迄今一日未进饮食。幸于午前即遇周孝芬小姐和他的丈夫鲍先生，他们招待甚为周到。午后往见王晋笙先生，他因早知道我要来而且候望甚久，所以见了我们很欢喜。晚上承他请我们吃西餐，冰淇淋，并看电影。与昨日车上饥饿窘困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途中经过尚称顺利，儿身体甚好。从未病过。惜承露兄沿途时患痧症，有时用针戮手指亦不觉痛，且出黑血。实可忧虑。因为到芷村后还要步行两天。
我们约一二日后始可成行。近日越南风云紧急，实极称吾等心意，若一至边境即能参加此伟大之战争，亦平生一大乐事。
王先生极想您能来滇一游，他可以尽地主之谊，并陪您一访仰光？……”
儿 海男（七月二十三日于昆明）
他信里说的王晋笙先生系三厅旧同事，在昆明经营戏剧交通等事业甚为成功，娶了一位昆明小姐，有“云南驸马”之称。他几次邀我游滇以人事牵掣，未能成行。其后不久滇缅战事起，仰光之游一时更无法实现了。
海男们离开昆明后就搭滇越路的火车到了芷村，芷村又名拉地。是现在铁路的终点。从芷村到他们的目的地平坝要经过阿穆里，老街子，小街。这里他们开始和前所未有的困难作艰苦的斗争。这二百五十公里的行路难，我让海男自己来描写。我在谈到他们抵平坝以后的情形。
他们到参谋处报到，会见了他们的许多同学。他们现在都是道地的排长了。穿着短裤，背着斗笠，一身都是泥浆。见之后大家悲喜交杂。感情特别融洽。使刚来的他们免去许多寂寞。八月四日他去见了师长和参谋长，对他们也很欢迎。并且特别免去见习的阶段，叫他们即刻下团工作。汉蹇将军对海男也问及我的情形，因为他家也住在南岳而且距百子街极近，他说我们没有米吃可能问他家里去要。海男代我笑谢了他的关心。他的信末说：
——大概再有几天就可以到安南边境去了，我希望最近能有战事。然而这一线却并无战事。这不能不使这些热情的青年感到焦燥。
爹：
……这里虽美其名曰：“滇南前线”，但实在却沉寂得像千年的古刹。所谓训练也只是奉行故事。
仁宇在四连，他的连长到贵州接新兵了。剩他一个人在连里独当一面。照理，他可以乘这时做一点事。把部队的陈习改革一下。但是他只要加重一点压力，不是上面不高兴，就是下面不愿意。前几天他一个下士班长因为受不了他的“新政”就开小差跑了，使他愁了好一些时候。 “本为圣朝除弊政”不想所得结果却是如此，使人怎不心冷？
我在二连的环境可说比他好一点。也可说是比较舒服点。因为在上有连长。闲事可以不必多管。除了好好的带兵，有时训练他们唱唱歌以外，其他的时间我都拿来看书、写字，闷时唱唱歌哼哼戏，或者到后面花园里散散步。当然这里也说有“良辰美景奈何天”，有的只是数棵鲜花和几株碧树而已。不过有时天老爷也实在有令人无可奈何之感。不是雨，雨，雨，就是愁云惨雾，终朝不见天日。此间气候又萧森如深秋。夜间，闻雨打屋瓦声，辗转反侧使人愁不成眠。
在这样国防前线而有如许时间可供读书亦深为我自己所诧异。儿读书颇勤，孙子兵法已能背诵。外国文亦习之未歇。闲时常以诗文消遣。在此种环境中细细体味也有许多心得。
因我自己持之有恒，同事间被我同化的也不少。向学风气已逐渐养成。将来若能使大家以读书代赌博，未尝不是改良部队之一策。
近日儿患疟疾达周余，愈后又染得一身疥疮。昨日又被人窃去六十余元。不如意事接踵而来，增加痛苦不少。但有时想起确费去偌大代价能换得此种宝贵的人生经验，稍知处事的艰难，未尝不值得。
无战事！在此殊觉无聊。请再设法，使儿等得遂初志。……
儿 海男（八月三十日雨中灯下于八寨）
其后有好一些时候，我得不到海男的来信。他的老祖母很不放心。我只得打一个电报去问他的师长。回电说是平安无恙。及得海男来信才知他和仁宇们在苦闷之余请求师长让他们几个人深入安南去侦探敌情，竟蒙允许。半月之间他们由八寨经半厂，古林箐，马革，到河口，谷柳，老街；又由桥头，新甸到猛康；由老街子到花龙，三处都深入越境，接触了敌人和法军官，获得必要的情报。他们的判断当时情势虽相当紧张而敌人的目标似在泰国；在滇南方面还不致有十分重大的行动。
这样增加了他们的焦燥。
爹爹：
刚和仁宇，世吉，承露等从法属猛康归来就接到您十一月十五日由桂林寄出的信。在饱尝兴奋，艰苦，而富于刺激性的生活后又能得到您谆谆的训教真使我更觉得愉快。
读过您的信以后我们都有极大的感触，觉得理想与现实实在相差得颇远。我们原以为滇南一定会发生战争，带兵生活一定是很饶兴趣。……然而当我们亲历其境后，又不免失望。
您要我们在滇南小住，好好的训练部下以准备来日的战争，未尝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不能忍耐太久了。这种急燥与不安也是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所造成的。中国不是没有好兵，部队的改造也不是绝望，但你得花很多的时间很大的耐性和许多黑暗的习气，死硬的头脑相周旋。而对于这些我们似乎还太年轻了。再加我们若是处在靠近都市的部队，或是近交通线的，至少我们还可以时常得到一点新知识，新教训，而我们所在的恰又是一个文化学术极闭塞的地方，如果老这样下去我们很可能变成一个二十世纪世界中的原始人。不但得不到新的知识连旧的也保不住。
爹，您想，您为我们想一想。我们应该怎样呢？
我们希望得一个更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力量的地方。
您送我的那杆手枪还在吗？现在真后悔那时为什么没有带来，做国境的侦察工作太需要那个了。
儿 海男（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八寨）
当我正要替他们设法解决这焦燥不安的问题的时候，海男又来了这样的信：
爹：
这十多天以来一切情形都有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我们今后是要转守为攻。近来进军安南的空气极为浓厚。民气士气也都兴奋鼓舞，似乎胜利就在目前。可是偏偏在好机会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又有了意外的事。仁宇得电，他父病垂危，已匆匆乞假返湘。而我呢奉令随本营到贵州训练新兵。从前因无情况天天嚷着要到别处去，而今就是想不离开这里都不可能。这真是从何说起？我们在这里过了年就要出发。我虽自怨机会太坏，但一想到隔我年高的祖母究竟近些了，也觉得高兴，许能抽暇赶回家来庆祝祖母的 ７０ 寿辰吧。
儿 海男（十二月二十五日军校毕业一年纪念日）
果然在第二年抵达安顺之后，他得了司令官的允许赶回桂林。参与了他祖母的寿辰。因为仁宇送母归到重庆顺便想到重庆找机会，有信来邀海男去，这样在去年的年末我从花桥到南站又送他离了桂林。碰巧在昆仑关战役的名将郑洞国将军抵渝组织他的×××军，“有志者事竟成”，他们终于还了远征的宏愿。这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
海男离开桂林的时候留下了“边塞英雄”，“孩子军”两个剧本和一篇散文的纪行文，要我代他整理发表。“边塞英雄”写的正是他和朋友，深入越境侦察敌情的经验。虽则不免青年人常有的浪漫主义的气份，但题材的积极和热情的奔放是颇有足多的。海男小时候和廖楚容兄最要好，他们自比为浆糊和纸，就是分不开的意思。楚容在桂曾鼓励海男写他的纪行文，将刊载他的杂志上。不料后来楚容的杂志竟成流产，海男的文章也不曾写完。这里存下的仅仅是途中的几段，许是我们从东灵街搬施家园又有些散失吧。昨晚我偶然细读了一遍。觉得这个从他有生以来常常跟着我们四出流转的子于今在他独立奋斗中更吃了苦了。海男的生母漱渝是在这孩子刚两岁时死去的。海男从小靠他老祖母抚育。飘泊不定的生活使我不能给他满足的教养与关心，这是常常使我难过的事。但我对读者这样不惮耐的叙述这孩子的事却也不是由于单纯个人的感伤。今日神圣的民族战争不能不要求一个做父母的贡献他们最爱的儿女，实际上也有无数的父母这样贡献了。我们知道青年人决不怕打仗，也决不怕死。怕的到是没有真和敌人拚命的机会，或是没有看到敌人以前倒在一些可能补救的困难或无谓的磨折之下。我看了孩子的纪录曾经流泪。看到他在泥泞的峭壁上一步步的膝盖与胸脯抵在土石上爬着，尖石头刺着他那已经伤痛的脚板，饥饿使他的肚子几乎瘪的合拢来，眼睛起着晕眩，躺在地下一步也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他叫“父亲”叫“祖母”的声音，而我那时很可能是在桂林安舒地观着剧，或是高枕而卧。我真是那样的难过，我恨不得那时候在他身旁抱他起来，设法给他一杯开水喝。这也是天下做父母的心，况且他又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但海男所受的痛苦比起广大抗战官兵最不幸的一层来，是几乎不足道的。第一海男们的苦痛毕竟是暂时的。从芷村到小街还这样困难而到了八坝以后毕竟又得到上下的爱护，过得不算太坏。再者海男们虽然感着工作学习上的苦闷，但毕竟我们还可以请他们的长官设法调动，务使他们得更适合的发展。而广大士兵同志呢？痛苦生活常常对他们有着半宿命的支配，他们也根本没有变更工作和地区的自由。据海男们谈起新兵训练与长途补充行军中的困苦是超过想像的。我们在各战区见闻中也曾目瞥过许多惨溃的场面。那些拖着沉重脚步的落伍者或倒在路边张着无力的嘴等着一口水喝的人们这不都是人家的儿女吗？我虽每每也尽过我一点可能的力，但是，啊，这样的现象是太多了啊。我真不能不要求我们每一中国人对于这样的在艰难的旅途中挣扎的军人以父母兄弟的心给他们应有的迫切的扶持，那样将不仅救了他们，也救了我们主要的战斗力，救了抗战，救了中国。同时以我的理解每一个兵也必然像我的孩子一样有他的特性、能力和要求，如若在更好的组织与配合下都得到适当愉快的发挥那将是何等伟大的力量？我们的官长们为什么不可以像自己子女一样更宝爱这些力量呢？“爱惜东西有东西用，爱惜人有人用”，然而，在今天物力不用说，人力的浪费与糟塌也实在太大了。
海男留下的纪行的文稿是从坐滇越车到开远写起的。以下是他自己的话：
一 天无绝人之路
昨晚我们都睡得很甜，只是旅馆床上的臭虫有点骚扰！颇觉美中不足。清晨四时许。么师就来叫门，（这里的茶房也和四川一样称“么师”）急忙起来匆匆地收拾了行李赶到车站，仅候了几分钟，火车又大吼了数声继续南开。
从开远坐车到芷村，只要三小时的行程了，这一线沿途的风景极美，向蒙自的方向，都是一望无际的青葱的大平原，许多碧色的湖泊，蜿蜒的小河，间杂其中，一阵微风，吹皱了静静的湖水也吹醒了垂着头的绿草，远处大湖中小舟上洁白的风帆在青草堤下微微的移动着，近铁路边的小河中一群群的野鸭见火车驰过后都发出杂乱的噪声，抖着它们的翅膀，扑赤扑赤的向天飞去，在青草地上晃着一连片长长的黑影子。想不到在中国数千里外的西南边疆还有这么一块美丽的地方，伟大的祖国啊！你怎不令我们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