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印度的梵语古典文学在十世纪以后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接近人民生活的、用各种地方语言书写的文学。
十世纪左右的印度社会，已经是封建社会的中期。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王朝林立，未能形成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得以从西北边境连续不断地乘虚而入。当老的入侵者还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权时，新的入侵者又来了。这样持续了几百年。早期，外来的入侵曾遭到印度教封建王公们的抵抗，这种矛盾和斗争主要是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当入侵的民族长期定居下来，其统治阶级又与印度统治阶级结合起来共同压迫人民时，民族矛盾就下降到次要地位，而阶级矛盾则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直到十六世纪初，出现了比较统一的莫卧儿王朝。不久，统一王朝的势力又渐削弱，各地封建主的地方势力相继崛起。后来，葡萄牙、英国殖民者相继侵入印度。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整个中世纪或中古、近古(到十九世纪中叶止)的这一段时期内，印度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虽然中期和后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不仅表现在农民、手工业者与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领主之间，而且反映在种姓制度和宗教制度上。种姓制度是印度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与印度教结合在一起，从来就起着加深和激化阶级矛盾的作用。另外，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也产生了矛盾。结果，印度教的低等种姓，不少加入了伊斯兰教。另外一方面，代表两种宗教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也彼此相互渗透和交流。由于种种内外的因素，社会思潮首先从宗教改革方面表现出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自兴起了一些革新的派别，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改革家，他们改革宗教的理想实际上包含着改革社会的要求。印度教的改革家罗摩难陀(1356-1467)提倡消除宗教偏见，不赞成高等种姓对低等种姓的歧视，主张给予“不可接触者”以拜神的权利。他的目的是维护印度教的传统和文化，为此，他倡导了罗摩教派。伊斯兰教内部也出现了苏菲派，这一教派宣传平等和泛爱，主张消除宗教差异，提倡爱最高的神明，反对偶象崇拜。无疑，这些教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宗教改革解决不了社会的根本问题，最多起一些缓和矛盾的作用。后来，由于封建制度进一步腐朽没落，具有社会改革内容的思潮也很少出现。
反映这一时期的文学究竟怎样呢?梵语文学衰落以后，各种地方语言文学相继兴起。其中，除了印地语文学以外，还有乌尔都语文学、孟加拉语文学、阿萨密语文学、奥里萨语文学、古吉拉特语文学、马拉提语文学、旁遮普语文学、克什米尔语文学、信德语文学。在南方，还有泰米尔语文学(它的历史较久，从公元初期就产生了)、泰卢固语文学、马拉雅兰语文学、卡纳尔语文学。这十数种语言的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体都有着共同的背景和特点，特别是都继承了梵语史诗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传统。长时期内，梵语文学中的两部大史诗、神话传说以及其他优秀作品，在各个地方语言中，一再被翻译、改写或再创作；人物一再被重新塑造。总之，它们成了各地方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时的取之不尽的题材来源。
印地语文学是这些语言文学中有代表性的文学，它包括了印度北部、中部广大地区不少方言的文学创作。十世纪左右到十四世纪是印地语文学的英雄史诗时期，出现了一批歌颂封建王公贵族抵御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入侵的长篇叙事诗，主要有金德·伯勒达伊的《地王颂》、德勒伯蒂·维杰耶的《库芒王颂》、纳勒伯蒂·那尔赫的《比斯勒德沃王颂》、夏尔格特尔的《赫米尔王颂》、纳勒辛赫的《维杰耶巴尔王颂》、加格尼格的《伯勒马尔王颂》等。这些长诗的写本当时都未流传下来，是较晚的时候才陆续发现的。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加工、补充，原来的面目已不可辨。这些长诗歌颂抵抗外族的入侵，表达了人民反对异族统治的愿望。不过，由于它们包括了王公贵族相互兼并的许多情节以及其他内容，反侵略的主题已被冲淡。最有名的长篇叙事诗《地王颂》是《摩诃婆罗多》型的作品，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现有十几个传本。最大型的本子是十六世纪末记下来的，分六十九章，有一万几千节双行诗。十三世纪的原始部分已难于分辨。但一般学者认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当时的产物。《地王颂》的主要内容是写一个有名的封建主——地王的世系源流、出生和成长，记述他即位、举行王祭、结婚、抵抗外族入侵和被俘牺牲等事迹。其中，较有意义的是写他在强大的入侵者面前英勇战斗、临危不惧和被俘后继续斗争的章节。十五世纪中叶去世的维德亚伯蒂是有名的抒情诗人，他写过一部长篇叙事诗《吉尔蒂颂歌》。这部诗分四章，一百六十九节，约一千五百行。内容也涉及抵抗外来侵略的问题，歌颂了一个王子向外来民族的侵略者复仇的斗争。但是他影响最大的是抒情诗，描写以黑天和罗陀为男女主角的爱情。这些诗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
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被称为虔诚时期。这是印度文学史家把宗教改革的虔诚运动运用到文学领域的一个说法。的确，这一时期的文学大都和宗教的虔诚运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诗人格比尔达斯(详见本章第二节)是虔诚运动中的激进派，他的诗反对种姓制度、迷信、甚至传统的宗教。与他类似的诗人还有勒维达斯(作品有《勒维达斯之声》和《勒维达斯之歌》)、特尔默达斯(作品有《福地》)、达杜德雅尔(作品有《达杜德雅尔之声》)、松德尔达斯(主要作品有《松德尔达斯之欢乐》、《知识之海》)。诗人加耶西(详见本章第二节)是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与虔诚运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的某些思想是和这一运动相吻合的。他著有长篇叙事诗《伯德马沃德》。与他相近也创作了长篇爱情叙事诗的有古杜本(《默里迦沃蒂》、门钦(《默吐马尔蒂》)、乌斯曼(《吉德拉沃利》)等。苏尔达斯(详见本章第三节)是虔诚运动中崇拜大神毗湿奴的化身黑天的诗人，但他写的关于黑天的诗，主要是歌颂黑天人性的一面，而不是神性的一面。其他以黑天为题材写诗的还有南德达斯(主要作品有《五章乐歌》、《黑蜂歌》)、米拉巴伊、勒斯康(作品有《智慧的勒斯康》、《爱的花坛》)、纳罗德默达斯等。纳罗德默达斯的长诗《苏达马的生平》虽然也写了黑天，但主要是写一个穷苦农民苏达马的经历。诗人杜勒西达斯(详见本章第三节)是虔诚运动的温和派。他努力使虔诚运动符合传统的印度教及其种姓制度，倡导崇拜毗湿奴的另一化身罗摩。他的《罗摩功行录》被当作宗教的经典，他的影响超过了当时的任何诗人。同样写罗摩故事的诗人还有纳帕达斯(《虔诚花环》)、阿格尔达斯(主要作品有《贡德里亚罗摩衍那》、《罗摩花簇》)等。
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被称作法式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很多是庸俗和低级趣味的艳情诗。诗人大都是为封建王公领主服务的宫廷诗人，他们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庇护者提供刺激和消遣的材料。从形式上说，诗人追求词的华丽，比喻的新颖，矫揉造作，陈陈相因，已成为一种法式。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普生即是他们的代表。他歌颂了一个反抗皇帝的起义领袖西瓦吉，写了《西瓦吉五十二首》，反映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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