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公元一世纪，高句丽就开始建国，又逐步形成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了高句丽和百济，直至九世纪，又在内外矛盾中分裂为“后三国”。这段历史时期，一般被称为古代朝鲜。
朝鲜的文化史可以上溯到高句丽、新罗、百济建国以前。那时，上古的朝鲜人就在口传中产生了最早的文学作品。《檀君神话》(注：《檀君神话》记载了古代朝鲜建国的神话。相传“天帝之庶子桓雄率徒三千降于太白山”，说中国尧帝时，“其子檀君即位，定都平壤城”，始称“朝鲜”。)是关于古朝鲜建国的神话故事，反映了当时朝鲜人对自然、祖先和图腾的崇拜；《迎神歌》是古代朝鲜人对乌龟唸咒、祈祷的歌词，这是流传下来最早的民间祈祷歌谣；《箜篌引》相传是一个名叫丽玉的朝鲜妇女谱上箜篌曲调咏唱的抒情诗歌。
“三国”时期，朝鲜文学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这时朝鲜民族文学尚未创制，文学作品有的用乡扎标记法(注：乡扎法是朝鲜古代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一种形式。)记载下来，有的直接运用汉文创作。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为统一国家而进行的频繁战争，在生活中，个人的作用比古代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传记文学便应运而生。《朴堤上传》、《温达传》、《乙支文德传》、《金庾信传》、《都弥传》等反映了当时朝鲜人民的爱国斗争和劳动人民的坚贞不屈、勇敢机智的品质。
这时期除传记作品外，还出现了民谣和四、五言汉文诗。百济歌谣《薯童谣》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及其对统治者的蔑视与嘲弄。新罗歌谣《彗星歌》表现了古代朝鲜人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高句丽琉璃王的四言抒情诗《黄鸟歌》及乙支文德将军的五言诗《遣于仲文》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汉文诗。
新罗时期，统一的新罗继承并发展了三国文化传统，达到了更为繁荣的阶段。著名的新罗歌谣(亦称新罗乡歌)在公元八至九世纪已至全盛。这是一种采用乡扎标记法的朝鲜语抒情诗，一般为十句，共分三段，具有童谣与民谣形式的诗韵。它的作者非常广泛，包括帝王、贵族、花郎徒(注：新罗时期将贵族出身的青少年集中进行教育和训练，并从中选拔人才，这种制度叫花郎制度。按花郎制度进行学习、训练的人，叫花郎徒。)、僧侣及一般群众。歌谣的数量也很多。公元888年，魏弘与大矩和尚曾将新罗歌谣汇成歌集《三代目》，可惜已失传。流传至今的只有《献花歌》、《祭亡妹歌》、《处容歌》等二十五首。新罗时期是朝鲜佛教的全盛时代，所以歌谣内容含有宗教因素；新罗又是一个统一的新兴国家，这又使歌谣具有乐天的内容和优雅的形式。
送走留不住的春天，
为永不能见您而悲伤。
我当万事从慎，
不辜负您的关怀。
转瞬间，
也许还能见到您?!
您哪!
思慕之情促我脚步，
啊!
那里是蓬草丛生的幽巷。
哪个夜晚，我也不曾入梦乡。
这首歌谣，是七世纪末花郎得乌谷所作。诗中思念故去的新罗元勋、花郎竹旨郎，追慕他的高尚品质和刚强性格，并表示自己为国尽忠的决心。
除乡歌外，新罗时期还出现了薛聪的寓言故事《花王戒》和慧超的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但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作家还是崔致远(857-?)。新罗时期中、朝文化的频繁交流，使十二岁的崔致远能有机会赴唐留学。他在唐应试中举，为官多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诗文曾受到中国学者的赞赏。回国后不受重用，隐居伽倻山。他的《桂苑笔耕》文集共二十卷，辑录在我国《四库全书》中。他最有名的诗歌是五言讽刺诗《古意》、《寓兴》、《江南女》、《蜀葵花》等。诗人在《古意》中写道：
狐能化美女，狸亦作书生，
谁知异类物，幻惑同人形。
变化尚非艰，操心良独难，
欲辨真与伪，愿磨心镜看。
在《寓兴》中，他又写道：
愿言扃利门，不使损遗体，
争奈探珠者，轻生入海底。
身荣尘易染，心垢正难洗，
澹泊与谁论，世路嗜甘醴。
《古意》与《寓兴》都是诗人体察社会生活的结果，前者嘲讽虚伪，后者讽刺贪婪，但却同时显示了诗人高洁的品格。除短诗外，崔致远还创作了抒情长诗《双女坟》。诗歌叙写了诗人与一对青年女子的交往，大胆地歌颂了自由奔放的爱情，表现了内心世界喜怒哀乐的丰富情感，给古代汉诗的创作添上了一层新意。
高丽时期是从公元918年开始的。这时高丽始祖王建推翻了“后三国”的泰封王朝，并先后灭了新罗和后百济，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高丽国。自此，直至十九世纪李朝末期，是朝鲜历史的中古时期。
高丽建国初期，部分地调整了土地关系，又实行了“田柴科”(注：“田柴科”制度，是976年高丽王朝为了确立国家对土地的支配权而公布的一项制度，它统一规定了封建官僚和其他吏役的收租权，这是高丽国家借以发展中央集权制的重要基础。)俸给制度，封建经济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自十二世纪下半叶起，王权就日趋腐败，农民不断举行起义。十三世纪蒙古入侵，战争持续四十余年，十四世纪又三度抵御日本和红头军的侵略，王朝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动荡不安。
高丽时期的文学各种体裁都有所发展，汉文诗的兴盛尤为突出，出现了郑知常、金富轼、崔承志、李奎报、李谷、李齐贤等著名诗人。
郑知常(?-1135)是高丽社会上升时期的诗人。出生于平壤，《大同江诗》是他的代表作：
雨歇长堤草色多，
送君南浦动悲歌，
大同江水何时尽，
别泪年年添绿波。
诗歌写景抒情，落笔淡雅，表达了十分细腻的感情。
李奎报(1168-1241)是高丽社会极其动荡不安时期出现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爱国诗人。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幼年时有“奇童”之称。二十三岁中进士，入朝为官，但由于性格耿直，不满官场丑恶现象，宦途中曾屡遭免官、降职、甚至流放。晚年任较高官职，做到宰相。七十岁时辞官返乡，七十二岁逝世。
诗人热切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他的长篇五言叙事汉文诗《东明王篇》是在高丽长期抗击外族侵略，又面临蒙古、契丹、女真战争威胁的严重情况下创作的爱国诗篇。诗歌以神话传说为题材，运用了日趋湮灭的历史资料，通过主人公朱蒙(东明王)的形象，赞扬了高句丽第一个国王东明王的开国业绩。虽然作品过分神圣化了封建君主的形象，但在外族入侵的战乱年代，它能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抵御外侮；同时，作者又借助对历史上昏愦君王的批判，暗示了对高丽王朝统治者的不满。他说，“自古帝王兴，征瑞纷蔚蔚，末流多怠荒，共绝帝王祀”。诗歌结尾，诗人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当权者应“守位以宽仁，化民由礼义”，这样才能“永永传子孙，御国多年纪”。实际上，这正是诗人对现实中不施仁政的高丽王权的指责与抨击。同时，作家亦希望朝廷以此为戒，使国家永远兴盛，表现了诗人深沉的爱国感情。
除《东明王篇》外，诗人的作品流传至今的还有二千首左右的古诗、律诗。这些诗歌用五言或七言诗的形式，表达了热爱祖国、憎恨敌人、同情贫苦、关心农民、揭露嘲讽统治阶级，以及自守清廉、安于贫困的思想与主题。在《闻达旦入江南》一诗中，诗人愤恨地写道：“安得天上剑，一时堕胡头”，“不然大海水，倾注使漂流；他为鱼与鳖，作脍我民喉”。诗人希望借得天上宝剑，尽斩敌人头颅，或倾大海之水，使侵略者化为鱼鳖供人享用，流露了深沉的憎敌爱国之情。《雨中观耕者赠书记》一诗中，诗人提出：“一国瘠肥民力内，万人生死稻芽中。他时玉粒堆千廪，请记今朝汗滴功”，表达了“农为国基、民为邦本”的思想。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观察了当时朝鲜农民的生活，在《代农夫吟》中写道：
新谷青青犹在亩，县胥官吏已征租。
力耕富国关吾辈，何苦相侵剥及肤?
在《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中，诗人又写：
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
舂粒莹如珠，或饲马与狗。
前一首中，诗人揭露了统治者掠夺农民的残酷性，后一首又指责了官吏贵族生活的穷奢极欲，两相对照，可以看出社会贫富悬殊，诗人的笔尖已触及到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李奎报并不是封建制度彻底的叛逆者，他思想的出发点是儒家“国以民为本”和佛家“悲天悯人”思想的结合，他只希望进行一些适当的改革。在美学思想上，诗人反对形式主义的诗风。“外饰假丹青，求中一时嗜”、“揽华遗真实，所以失诗旨”是他对当时某些封建文人脱离现实生活以华丽的辞藻哗众取宠的不正诗风的痛切批判。在艺术上，李奎报的汉文诗“不蹈袭古人”。他的叙事长诗脉络清晰，突出人物形象，具有现实感。他还善于在诗歌中夹叙夹议，写景抒情，运用多种体裁表达主题思想。他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高丽爱国汉文诗人。
李谷(1298-1351)是高丽王朝临近崩溃时期的诗人。他的叙事长诗《橡栗歌》也是高丽时代汉诗中优秀作品之一。诗歌叙写高丽末期，在封建统治残酷剥削下的农民无以为生，纷纷离乡背井，年老体弱的农民不得不攀山越岭拾取橡栗：
壮者散之知几千，老弱独守悬罄室，
未忍将身转沟壑，空巷登山拾橡栗。
他们露宿空谷，以溪水充饥，生活极为悲惨。
天寒日暮宿空谷，烧桂燃松煮溪簌，
夜深霜露满皎肌，男呻女吟苦凄咽。
面对贫困悬殊的社会现实，作者以对比手法，满含愤怒地写道：
君不见侯家一日食万钱，珍馐星罗五鼎列，
驭吏沉酒吐锦茵，肥马厌谷鸣金埒，
焉知彼美盘上餐，尽是村翁眼底血!
诗歌真实地暴露了高丽社会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透露了腐朽的高丽王朝已临近崩溃的边缘。
这一时期高丽人民歌谣在新罗乡歌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谣《沙里花》原文已失传，其主要内容被高丽诗人李齐贤译成汉文诗：“黄雀何方来去飞，一年农事不曾知，鳏翁独自耕耘了，耗尽田中禾黍为”，真实地表达了深受剥削的老农的悲愤心情。歌谣《青山别曲》唱出流民的悲哀。《动动》、《西京别曲》等爱情歌谣，表现了年轻妇女对所爱者的深切情思和担心被遗弃的苦闷哀愁。《思母曲》以小锄、镰刀为比拟，表现出劳动人民热爱和怀念生身之母的深厚感情，语言淳朴动人。这些人民歌谣对后世的诗歌——时调、歌辞等朝鲜国语诗歌的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
1392年，长期陷于混乱状态的高丽王朝终于为新兴势力、中小地主的代表人物李成桂所推翻，自此开始了封建李氏王朝的统治。李氏王朝掌权后立即进行土地丈量、辨正奴婢、兵制改革。并改变高丽王朝对儒、佛两教并重的态度，竭力排佛崇儒，引进中国朱熹理学，以巩固王朝的思想统治。十五、十六世纪李朝社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
1444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创制完成，这对朝鲜国语文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十五世纪初，李朝“颂歌”文学一度盛行。《龙飞御天歌》赞颂了李成桂建国功绩，反映了李朝开国的新兴景象，但此时期普遍流行的朝鲜国语诗歌形式是“时调”和“歌辞”。
时调是由高丽十句体乡歌演变发展而成的朝鲜格律诗，是一种短歌，具有多种形式。它产生于高丽末期，盛行于十六世纪。这种诗歌的内容相当广泛：十五世纪爱国军人金宗瑞(1390-1453)的时调“朔风掠枝头，明月寒雪地，边陲遥万里，昂首持剑立”，表现了他坚守边防的英雄豪迈气概；著名的爱国将军李舜臣(1545-1598)的时调“闲山岛明月夜，只身独坐戍楼、大刀插在腰间，正为国事忧伤，忽地一声胡笳，怎不叫人断肠”，反映了他憎恨侵略者、忧心国事的思想感情。此外，女诗人黄真伊(1516-?)也创作了若干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时调。在这些时调里，她歌唱爱情，能委婉而细腻地表达备受封建社会歧视的妇女渴望争取幸福爱情的内心世界。她的汉文诗《送友》也写的情真意切、意境清新：
月下庭语尽，霜中野菊黄，
楼高天一尺，人醉酒千觞。
流水和琴冷，梅花入笛香，
明朝相别后，情与碧波长。
十六世纪下半叶，李朝社会开始动荡，王朝内部党争激化。一些士大夫产生了消极退隐的情绪；有些诗人在时调中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消极抗议，出现了一批隐居江湖的山水时调作者，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尹善道。尹善道(1587-1671)长于歌颂大自然，创作有江湖时调《渔夫四时歌》、《山中五友歌》等。他的时调语言极美，在朝鲜国语文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歌辞是在时调(三四和四四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朝鲜国语诗歌，它保持了时调中的三四、四四音节，但形式更为自由，可以无限延长。与前期的时调相比，它带有较强的叙事性，是朝鲜国语长歌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产生于十五世纪李朝初年，盛行于十六世纪。最有名的歌辞作家是郑澈(1537-1594)，他的《松江歌辞》是最早用“训民正音”写成的诗集。其中《关东别曲》以丰富的辞藻歌颂了朝鲜名胜金刚山的绝景；《思美人曲》、《续美人曲》原为作者在政治上失意时思念君主所作，但因作品语言的优美和情意的深挚、纤细被当做一般的男女恋歌诵传。诗人在《思美人曲》中唱道：“嗟此身之禀生兮，从美人以降之……余身兮幼艾，美人兮宠余，维斯情兮斯爱，欲比方兮无所，平生兮愿意，与颠覆兮一处”，诗歌文情并茂，它对后来朝鲜国语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
十五、十六世纪，新的文学形式——小说开始在朝鲜文坛出现。
金时习(1435-1493)是李朝初年的诗人、小说家。出身于没落两班贵族家庭，一生是在流浪和隐遁生活中度过的。他的《金鳌新话》是受中国明朝瞿佑《剪灯新话》的影响而创作的朝鲜最早的短篇幻想小说集。书中共收录五篇恋爱传奇小说。《李生窥墙传》描写年轻的太学生和闺阁姑娘结奇缘的故事，反映了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要求婚姻自主的思想感情。《南炎浮州记》描写了不信佛的儒生朴某梦入阴曹地府与阎罗王谈论宗教政治问题，结果使阎罗王让位于朴某的故事。作者借朴某之口，痛烈批判了佛教的弊端，把“设斋荐魂，祀王烧钱”以使得有罪之灵魂得以超度的做法比拟为“以王者之尊而受人贿赂”，暗示出对李朝封建政治腐败现象的不满。其中的“国者民之国”、“有国者不可以暴民”等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十六世纪，继金时习之后，林悌(1549-1587)又创作了寓言小说《花史》和《鼠狱说》。他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讽刺、揭露日益腐败的李朝君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由于封建土地关系的发展，十六世纪中叶，李朝社会阶级矛盾开始激化，京畿、全罗、江原道一带农民不断举行起义；统治阶级内部“党争”(注：“士祸”、“党争”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李朝中小地主出身的士林派官僚同旧派官僚激烈的斗争。士林派起事几次被镇压，称为“士祸”；后来士林派掌权他们内部又发生无原则的争权斗争，简称为“党争”。)也更趋复杂。在此情况下，1592年日本侵略军乘虚入侵，战争持续七年之久，史称“壬辰战争”(注：1592年壬辰年，故称此次战争为壬辰战争。)。
壬辰战争以后，许多作家都以这次战争为题材进行创作，其中最有影响的小说是《壬辰录》，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歌辞作者)是朴仁老。
《壬辰录》是以朝鲜的民间传说为基础而形成的朝鲜国语小说。作品描写了李舜臣将军的爱国热忱和他在海上指挥战船战胜入侵者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功勋；是描写了郭再铭等人组织义兵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它不仅记载了许多朝鲜将士和人民英勇、爱国、忘我牺牲的故事，还热情地描写和歌颂了中国明朝派兵援助朝鲜抗击倭寇的正义行动。《壬辰录》在内容上虽有一些忠君、忠义思想，但也包含着揭露与谴责国王的昏聩无能和朝政腐败的富于人民性的思想，艺术手法上着重夸张，富有神话与传奇色彩，可称得上是一部反映壬辰卫国战争的英雄史诗。
朴仁老(号芦溪，又号无何翁，1561-1642)朝鲜十七世纪伟大的爱国者和诗人。少年时代就善作汉诗，有“奇童”之称。壬辰战争爆发后，朴仁老便投笔从戎，赴前线参加战斗，建立了许多功勋。战争结束后，朴仁老写下了著名的壬辰战争诗篇——歌辞《太平词》。歌辞开头，诗人痛切地描写了祖国江山横遭蹂躏的凄惨景象：平原上遍地“白骨”，“雄都巨邑”变成“豺狼窟”，“烟尘弥漫”，“日月无光”。接着，他以欢快的心情描绘了朝、中军队配合战斗，日本侵略军狼狈逃窜的情景：
猛将如虎，勇士如云。
旌旗蔽空，逶迤万里。
兵声大振，震撼山岳。
兵房御营大将(注：兵房御营大将是壬辰战争中中国明军的官职。)，率之冲锋陷阵。
如暴风骤雨，如雷电霹雳。
清正小竖头(注：清正小竖头指壬辰战争中的日将加藤清正。)，已陷我掌中。
最后，诗人歌唱了经过七年奋战，赢得太平岁月的人民的生活，士兵们“扬弓举矢”，高唱“凯歌”，“争唱欢声”响彻“碧空”。流落在“处处沟壑”的老弱难民象“东风新燕”一样回到“旧巢”，到处呈现一派“太平景象”。
1598年战争结束，朴仁老为了保卫祖国参加了武科考试，以后，官任罗浦万户和统舟师。1605年，朝鲜南海岸战争气氛又趋紧张，朴仁老抱病赴舟山指挥战船。他遥望对马岛，忆昔抚今，展望未来，又写下了著名歌辞《船上叹》。他想到自己的祖国遭受倭寇欺凌，自身虽年迈体弱，但却有杀敌的凌云壮志。最后，他唱出了对和平生活无限向往之情：
愿我邦国万岁无疆，
共享太平盛世，
于斯万年息兵革，
耕田凿井高唱击壤歌。
十七世纪初的战争危机刚刚过去，李朝统治者便忘却战争教训，他们只顾争权夺利，排斥武人。朴仁老便愤而辞官归里。还乡后，他对腐败的朝政和黑暗现实不满，同情人民疾苦，又写下了《陋巷词》、《岭南歌》等歌辞。诗人在耕田、作诗的清贫生活中度过他的晚年。
朴仁老的一生，除歌辞外，还著有许多汉文诗和六十余首时调，他的主要作品收集在诗集《芦溪集》中。特别是他的歌辞，思想上刚健纯朴，艺术上臻于完善，在朝鲜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壬辰战争以后，朝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但是，李朝两班统治者却无意医治战争创伤，反而乘机加速土地兼并，强制实行“田政”、“军政”、“还政”(注：“田政”指土地税，“军政”指军保税，“还政”指高利贷；这是李朝对农民的三种剥削形式。)，进一步搜刮农民；他们还运用已经成为教条的朱子学维护封建政权的思想统治。长期战争虽使农民贫困、破产，但却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不满于对外无能、对内残暴的腐朽两班(注：“两班”原指朝鲜封建王朝的文、武两班官僚，后将“两班”作为封建官僚阶级的通称。)的黑暗统治，纷纷举行起义。随着农民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高涨，两班阶级中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看到社会的痼疾。他们反对儒学者的空谈，提出学问应该为实际的社会民生服务，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探求真理。他们要求解放农民，使国家繁荣富强。后来人们称这派人为“实学派”。至十八、十九世纪，朝鲜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市民阶层不断成长，这就更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瓦解，李氏王朝摇摇欲坠，濒于崩溃。
由于民族意识的增涨和先进实学思想的渗透，使这时期的朝鲜文学达到了中古朝鲜文学最兴盛、最繁荣的阶段。散文、小说、时调、歌辞、汉文诗各放异彩，获得了新的发展。
小说是这一时期发展较快的一种文学形式。先后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过去幻想和寓言小说的基础上，创作了富有现实意义和浪漫精神的长篇小说。
许筠(1569-1618)，虽出身于两班家庭，但有一定叛逆思想，对儒家思想抱有反感，因此不见容于当时的统治者。他与一些怀才不遇的文人结成了文学团体，最后密谋推翻李氏王朝事洩被判处死刑。许筠十分欣赏中国的《水浒传》，有“百读《水浒》”的记载。他的《洪吉童传》在题材、结构、情节上都与《水浒》有相似之处。《洪吉童传》是一部无情揭露李朝光海君(1609-1623)虐政、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洪吉童原是宰相庶子，因不满封建家庭的勾心斗角逃至森林成为绿林好汉，当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他在全国组织活贫党，惩办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抢夺财主和寺院的钱粮，把它散发给饥寒交迫的人民。最后因国王追捕而离开朝鲜去硉岛，推翻了那里的王制，自己执政。作品中的硉岛理想国”实际上只不过是当时起义农民对未来生活的一个模糊的幻想。作品把洪吉童描绘成一个具有超人智慧与神奇法术的非凡人物，颇富于传奇色彩。
金万重(1637-1692)是十七世纪朝鲜国语小说家。他出身两班家庭，汉文和国语文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朝鲜国语小说有《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谢氏南征记》是一部“劝善惩恶”的小说，作者以生动的笔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贵族家庭内部的肮脏丑恶现象。作品结构严密，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画都比较成功。另一部小说《九云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冲击封建礼教束缚的倾向，但过于宣扬了贵族在爱情上的享乐主义态度，最后却又把贵族的富贵淫乐比作一场空虚的幻梦以训诫世人，警告两班贵族。
十八世纪，朝鲜文坛上出现了杰出的实学思想家和现实主义作家朴趾源(详见本章第二节)，他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体现他实学思想的小说，在中古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在农民和市民反封建斗争和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反映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的小说及说唱台词，如《蔷花红莲传》、《孔菊与潘菊》、《兴夫传》、《兔子传》、《春香传》、《沈清传》等。这些作品塑造了当时社会不同阶级、阶层人物的典型形象，并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对李朝封建制度的黑暗、宗教的伪善、商人的欺诈、金钱势力的腐化进行揭露与批判；肯定了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坚毅不屈、勤劳朴素的高尚品质。它们对朝鲜近代长篇小说和戏剧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但这些作品在内容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封建观念，同时也未能摆脱中古文学的梦幻形式和“大团圆”结局。《春香传》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详见本章第三节)。《沈清传》是仅次于《春香传》的古典国语小说的代表作。它写孝女沈清，为了让双目失明的父亲重见光明，决心把自己卖给商船做祭品，生祭水神。沈清入海得救，最终成了皇后，并与双目复明的父亲团聚。《沈清传》反映了封建统治下人民的凄苦生活，揭露了僧侣的虚伪及商人的贪婪。表现了人民群众高尚的道德风貌及其对光明未来的幻想与追求。
中古末期，在长篇小说向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同时，各体诗歌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时时调的内容多为歌颂商业、货币和男女爱情，反映了新兴市民的思想感情。十八世纪，作家金天泽和金寿长诗长期流传的时调辑编成《青丘永言》和《海东歌谣》，保存了时调文学遗产。歌辞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反映农村生活的月令歌辞，记叙外国见闻的纪行歌辞和表现妇女生活的闺房歌辞。这时的汉文诗也因实学思想的振兴而冲破了诗坛吟风弄月的陋习，确立了新的诗风。朴趾源的《田家》诗朴素而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他们的贫困。著名浪游诗人金炳渊(又名金笠，1807-1864)的讽刺汉文诗，始终贯穿着对统治阶级的嘲弄和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他的《青山倒水来》、《嘲两班儿》等诗都深为群众所喜爱。
丁若镛(字美庸、颂甫，号茶山、与犹堂，1762-1836)，是李朝末期的一位杰出的汉文诗人、思想家和学者。出身于两班家庭，少年时代就好学多才，有“少年诗人”的美誉。青年时代广读经书，精通汉诗汉文，与实学家交往，立下了发展实学思想的大志。二十二岁中进士，进入宦途，本想借此伸展改造社会的抱负，却反遭诬陷，被贬流放长达十八年之久。1818年被释回乡，专事写作直至逝世。
丁若镛是朝鲜实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实学先驱的优秀治学传统，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语言、历史、地理、物理、医学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丁若镛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特别强调文学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他在《寄渊儿》的一封信中说：“不忧君爱国，非诗也。不伤时愤俗，非诗也。非有美刺劝惩之义，非诗也。故志不立，学不醇，不闻不道，不能有致君泽民之心者，不能作诗。”由此可见，他是将文学创作看作是变革现实的一种手段。
丁若镛流传下来的诗共有二十三卷，两千五百多首。这些诗歌，有的直接抒发他忧国忧民的情思和他振兴国家、改革现实的宏图大志。如《述志》：
嗟哉我邦人，辟如处囊中，
三方绕圆海，北方绉高蒿。
四体常拳曲，气志何由充，
圣贤在万里，谁能豁此蒙。
有的诗歌着力描写现实，反映了朝鲜农民的悲惨处境，表现了作家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一诗中，诗人用简朴的诗句叙写了积城村一家农户的凄惨生活：他们的“临溪破屋”是“旧灰和雪灶口冷，坏壁透星筛眼豁”；他们的衣着是“青绵敝衾只一领，……儿穉穿襦露肩肘，生来不著袴与袜”。生活如此惨淡，还得为幼子交纳军税，无可奈何中，父母只得诅咒孩子速死来摆脱朝廷的勒索。诗中写道：“大儿五岁骑马答，小儿三岁军官括，两儿岁贡钱五百，愿渠速死况衣褐”。诗歌写得真切感人。丁若镛还在一些诗歌中，揭露和嘲讽了贪官污吏的暴虐和腐败，揭示了朝鲜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三吏》中诗人写道：
吏打龙山村，搜牛付官人。
驱牛远远去，家家倚门看。
勉塞官长怒，谁知细民苦。
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
德音竟不至，万命相枕死。
穷生尽可哀，死者宁哿矣。
妇寡无良人，翁老无儿孙。
泫然望牛泣，泪落沾衣裙。
诗人满含激愤地揭露了封建官僚掠夺人民的罪行，指出他们是朝鲜人民不幸命运的制造者，这是对封建制度有力的鞭挞。
除上述作品外，诗人的代表作还有《饥民诗》、《夏日对酒》、《狸奴行》、《哀绝阳》等。
丁若镛的诗歌形式多样，有四言、五言、七言古诗、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绝句等。他善于在诗歌中塑造不同人物的形象：贫苦的、受剥削的，满含愤怒的农民和农妇；特别是他运用“拟人化”手法，用昆虫走兽来象征反面形象，揭露和批判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在抒情诗中，诗人善于运用传统的“托物寓意”手法表达内心的感情，使主客观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十至十九世纪的朝鲜中古文学，继承和发扬了朝鲜古代优秀文学传统，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深刻反映了中古朝鲜社会的真实面貌，表面了当时朝鲜人民的思想和愿望，是朝鲜人民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它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朝鲜近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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