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创作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明治时期，他创作了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作家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夏目漱石原名金之助，漱石是他的号。他在明治前一年二月九日出生于江户(东京)。他父亲是没落的世袭名主(注：名主就是管理城镇的地方小官吏。)，子女较多。漱石出生后就送到盐田家作养子，他的童年就是在养父家里度过的，很不愉快。他求学时期，深受汉文学的陶冶，十四岁时曾在东京二松学舍学习汉文。此后，他对中国古代诗歌、散文、小说广泛涉猎。1888年夏，他在第一高等中学预科毕业，升入本科英文科学习。这个时期，他用汉文练习写作，写了不少诗文，收在《本屑录》一书里。他在该书序文中写道：“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文章。……遂有意于以文立身。”
1893年夏目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并且积极参加正冈子规(注：正冈子规(1867-1902)日本近代诗人、俳句作家，夏目漱石的好友。)的俳句革新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注意向西方学习。1900年夏目漱石被政府文部省派往英国伦敦官费留学。他由于经济困难、入地生疏备受冷遇和歧视。在冷漠、虚伪、无聊的英国社会里，他感到自己就象“在狼群中一只长毛犬一般”，深深体察到以金钱为主宰的“西方文明”社会的虚饰庸俗、尔虞我诈。他无法进入大学，寄居客舍，用读书和钻研英国文学送走孤独的日子。他喜好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尤其倾心斯威夫特、奥斯汀、梅瑞狄斯等作家的作品。同时，他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和科学、内容和形式等问题。以上研究的成果，后来编成《文学评论》(1909)和《文学论》(1907)两部专著。在伦敦“不愉快的两年”的留学生活，对夏目漱石的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3年夏目漱石回国之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任教授兼帝国大学的英文科讲师，从事教学工作，并进行创作。
夏目漱石是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和评论等方面都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其中以小说成就最佳、影响最大。他在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十多部长篇巨著和为数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以锋利的笔触，广泛地再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文明社会的丑恶，细致地剖视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己主义精神世界的卑劣，倾吐了对现实强烈的不满和深沉的悲愤。
夏目漱石走上文坛时期正值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他一反文坛的趋势，抛弃自然主义消积地、纯客观地对现实的描写，在创作中表达理想，伸明道德、伦理的是非观念，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以巨大的勇气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坛上另辟新径，“用维新志士那种拚个你死我活、虽牺牲生命在所不惜的炽烈精神来从事文学”(《致铃木三重吉书》)。1905年夏目漱石发表的第一部成功作品——长篇小说《我是猫》，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强烈的讽刺精神，揭露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显示出夏目漱石高超的创作才能和艺术造诣，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1906年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哥儿》，它以作者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为基础，描写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哥儿”半年的教学生活，批判了教育界的腐败、恶劣的风气。主人公“哥儿”是个憨厚笃实、颇有正义感的“江户儿”。他妒恶如仇、不同流合污，由于对学校种种腐败现象进行了斗争，遭到奸诈、狡猾的校长、教务长及其一伙的捉弄和欺侮，最后他联合正直教员堀田，痛打可恶的教务长和图画教员，发泄了自己的愤恨。“哥儿”表现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敢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精神。他虽然勇敢、正直，但对社会缺乏认识，所以，他的反抗带有盲目、幼稚的特点，是一种见义勇为的侠义行为。“哥儿”性格鲜明可爱，深得日本广大读者的喜爱。《哥儿》标志着夏目漱石创作的新发展。以后，他又写出了《一百二十天》和《疾风》等佳作，进一步发展了《我是猫》、《哥儿》对现实批判的精神，对明治以来的“文明开化”作了猛烈的抨击。《一百二十天》描写在山色宜人的阿苏山的山麓上漫步而行的圭君和碌君，他们一面欣赏悦目的景色，一面痛击日本近代文明，要“打倒文明野兽，消灭金钱势力”，要在人们头脑中进行一次“文明革命”。《疾风》塑造了一位怀着极大热情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志士白井道也先生。他反对“华族”(贵族)，痛骂财主，认为日本明治文明“是不见血的地狱”；他在社会上提倡尊重人格、尊重知识的社会理想。作品洋溢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情和炽热的改革社会的愿望，表现了夏目漱石大胆干预社会生活的勇敢精神。
然而，出身没落的町人家庭的夏目漱石，由于受到东方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受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学的熏陶，他在痛击时弊的同时，又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寻求超脱现世的唯美主义文学倾向。在《幻影之盾》(1905)、《一夜》(1905)等随笔中，表现了一种梦幻、浪漫的美。在1906年所写的《旅宿》里，更描绘了一个超脱世俗的美的世界。一个脱离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画师，来到山青水秀的风景区，寻求没有世俗的“非人情”世界，以“无心和稚心”来尽一个艺术家的“天职”。作品中极力渲染这个风景绮丽的世外桃源，用汉诗、和歌、象征性的警句装点这个美的世界。画师是人生的旅客，他以超然一切的立场写诗作画，用一种“非人情”的感情欣赏一切。这篇作品充分表露了夏目漱石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观点。
现实和梦幻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交织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之中。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他不能无视现实的黑暗，不能停止战斗。他说：“只睡在这种小天地里，毕竟无法撼动这个辽阔的人世。”(《致铃木三重吉书》)
1907年夏目漱石离去教职，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的邀请，成为该报的特约作家。他满怀壮志，开始了他的新的创作时期。这一时期第一部作品就是长篇小说《虞美人草》(1907)。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社会风尚日趋败坏，当时拜金主义风行，利己主义思想澎胀。作品从道义上有力地谴责了女主人公籐尾的思想和行为；她爱慕虚荣，抛弃义理，追求浮世的荣华，失去了纯贞的爱情，最后以失败和自杀而结束。作品还歌颂了以诚实和真挚为立身准则的甲野和宗近，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作者的道德理想。
1908年到1910年，夏目漱石又接连写了长篇之作《三四郎》、《其后》和《门》，构成探索明治时期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的三部曲。《三四郎》描写一个生在山村僻地的青年三四郎，对生活和爱情怀着美丽的幻想来到东京上大学。半年的大学生活，使他领悟到生活的辛酸和不幸，尤其遭到所追逐的女子美弥子的遗弃，使他感到幻想的破灭。通过三四郎从追求到幻灭的过程，细致地、广泛地再现了当时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烦恼，以及他们对日本现实社会的憎恶。《其后》塑造了一个有叛逆精神的代助，他出身于富家，父亲是当时一个政商的典型，思想顽固守旧，封建伦理观念很强。代助虽然生活优裕，但是无所事事，与社会、家庭格格不入。他遇到嫁给朋友平冈的旧日情人三千子，两人的感情又复燃起来。代助为了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婚姻的幸福，不顾社会的压力和家庭的反对，要与三千子结婚。但是他又无力离开家庭自寻生计，他的落落寡合的性格和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不能与当时社会相适应。他觉醒了，却抵抗不了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则。代助的愿望是强烈的，行动是软弱的，他深陷在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他激烈地抨击日本近代社会，挖苦日本是“一只与牛竞争的青蛙”，早晚会“破腹”的；并且指出，日本现实是一片黑暗，“连一寸见方的光明之处都看不到”。《门》描写一个小官吏宗助，他得到朋友妻子御米的爱情，在穷街陋巷居住，过着小市民的生活。宗助并没有感到家庭生活的美满和爱情的幸福，也不觉得自己已是获得个性自由的人，相反家庭生活的困苦和爱情引起的道义上的自责折磨他的精神，使他失望、苦闷、孤独。他寻求精神的解脱，去到镰仓参拜佛门，却遭到寺院方丈的严词拒绝。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站在门旁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三四郎》、《其后》和《门》尽管人物各异、情节不同，但是贯穿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表现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和成长的过程。作品通过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社会的反抗和对立，写出他们的“梦幻”、“追求”和“失败”的三个步骤。三部作品对知识分子内心活动作了细腻、深刻的描写，表现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显示出夏目漱石精于心理刻画的艺术才能。
1910年日本反动政府制造了惊人的“大逆事件”，对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镇压，社会顿时漆黑一片。夏目漱石从1910年开始患有严重的胃病，加之家庭生活的不幸，使他精神抑郁、感情消沉。政府的反动和现实的黑暗，使他感到窒息和失望。1910年他拒绝接受政府授予他的文学博士称号，表现出一个正直作家的骨气。1911年发表了重要的演说《现代日本的开化》，尖锐地揭露了近代日本文明畸形发展的状况，说它是受外界刺激诱发而成的“外发”，而不是深植在日本土壤之中自然生成的“内发”。
1910年以后，他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过了春分节之后》、《行人》和《心》等。他的锐利笔触从对广阔现实的描写转移到对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内心的私心利欲的细致剖析，在事件和人物的描写中，暴露了培植人们丑恶灵魂的封建主义的可怕和资本主义的可憎。作品还希图建立一个有着健全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市民理想社会。1915年所写的自传体小说《道草》暴露了封建家族内部的丑恶，也得出一个绝望宿命的结论：“现世能够料理好的事情几乎没有。只要一件事情发生不知继续到何时，并且以各种形式变成别人或者自己都无法解决的了。”表露了夏目漱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1916年执笔创作《明暗》，但不幸他胃病恶化，不久便去世。作品只写了“暗”的部分，它以津田为主人公，描写他与妻子阿延、情人清子复杂的爱情纠葛，揭示了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阴暗的利己主义思想。作品情节生动、矛盾集中、描写细腻，以戏剧手法一幕一幕地展现了人们灵魂的丑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效果。由于它生动、细致地再现了人物内心活动，被誉为日本近代心理小说的典范。
纵观夏目漱石晚年的创作，揭露和批判现实的锋芒削弱了，而悲观厌世和宗教冥想的情绪却增加了。这时，夏目漱石提出过以“自己为本位”的改革不良社会的见解(《我的个人主义》)，进而又在《明暗》中提出“法天去私”的一种律己责人的宗教、道德净化的主张。无论是这种西方近代人道主义的主张，还是东方禅学宗教思想的说教，对业已腐败的日本资本主义明治末期的社会，都无济于事，所以他感到现实黑暗的沉重和前途的渺茫。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总有一个孤独、愤世、绝望的影子存在。
夏目漱石的创作倾向是复杂的，但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象他这样以真挚的态度、强烈批判精神从事创作的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中是少有的。虽然他的教养、出身限制了他的视野的广度，在作品里只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但是他笔力深刻遒劲、目光犀利锐敏，确实在作品中触及了明治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本质现象，为人们勾画了一幅世相的百丑图，为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
二、《我是猫》
长篇小说《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写于1904年至1906年9月，1905年1月起在《杜鹃》杂志上连载，不久，编成上、中、下三册出版。
夏目漱石为发泄多年郁愤而写成的长篇小说《我是猫》，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日本中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明治“文明开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部作品反映面广，内容丰富复杂。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以猫为故事的叙述者，通过它的感受和见闻，写出它的主人穷教师苦沙弥及其一家的平庸、琐细的生活以及和他的朋友迷亭、寒月、东风、独仙等人经常谈古论今、嘲弄世俗、吟诗作文的故作风雅的无聊世态。作品还巧妙地写进了邻家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纠葛，并把它贯穿在作品始终。资本家金田的妻子为了选择女婿到苦沙弥家里打听理学士寒月的情况。苦沙弥有些傲慢，不大理睬她，于是招来了金田夫妇的肆意迫害：先是指使一伙人污辱谩骂；接着唆使苦沙弥的同事进行报复；以后又买通落云馆的顽皮学生闹得他不得安宁；最后还叫苦沙弥过去的同学对他进行规劝、恐吓。
小说围绕金田小姐的婚事引起的风波，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批判了社会拜金主义风气。金田老爷是靠高利贷起家的、“穷凶极恶，又贪又狠”的大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产。他的“堂皇富丽的公馆”，与苦沙弥的“暗黑的洞窟”恰成鲜明对比。他发财致富的“秘诀”是“要精通三缺”，即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把鼻子、眼睛都盯在钞票上”，“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也干得出来”，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金田依仗自己的财势，成为社会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财大气粗，仗势压人。主人公苦沙弥安贫、正直，教书十年与他素不相识，只是慢待了他的老婆，他便兴师动众三番四次进行打击，致使苦沙弥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买通的落云馆的顽童搞得苦沙弥坐卧不宁，他却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家伙……不久将来，总会投降的呢。”一付奸诈、凶狠可憎的面目暴露无遗了。所以，连“猫”也觉得金田是“最坏的人类”。
作者笔下的小资本家铃木籐十郎，同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丑恶本质。他的人生观是“要做资本家就得做个大的。”铃木与金田不同的个性是“圆转油滑”。“他以为一个人的事业，倘能不经劳神苦思，不经辩驳争论而获得开展的话，那也就是人生达到快乐的极致了”。铃木毕业之后，就是靠这种“极乐主义”获得成功，带上了金表，并成了“金田老爷的股肱”。他虽然是学子出身，但唯财是命，崇拜金钱，甘当金田老爷的走狗，毫无学友之情，两次来到苦沙弥家，作金田的暗探。铃木是典型的视势小人。
近代日本社会是金钱统治一切，金田老爷就是社会的“无冕之王”，他有叫人“生就生死就死的本领”。“猫”一针见血地说：“我现在明白了使得世间一切事物运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能够充分认识金钱的功用，并且能够灵活发挥金钱的威力的，除了资本家诸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人物了。”表现作者对金钱势力和资本家的深恶痛绝。
作品还有力地批判了明治政府的暴力工具——警察制度。作者笔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警察和侦察极为鄙视。苦沙弥骂“侦探是和小偷、强盗一个族类的东西，其臭无比”。作者通过他们的议论，揭露了警察制度镇压人民、剥夺人民言论思想自由、草菅人命的反动本质。侦探“为了搜索证据，什么都做得出来”，“他们甚至罗织虚构，陷害良民”。作者通过他们指出，真正的罪人是警察，真正的疯子是侦探。苦沙弥质问：“良民出了钱雇用的人，倒把雇主陷罪，不是十足的疯子是什么呢?”迷亭用推想未来的滑稽趣谈，进一步对警察制度作了抨击：“到了那个时候，警察要提了棍棒在街上巡逻，和打野狗一样扑杀天下的公民了。”日本近代国家是一个军国主义气味很浓的国家，它广布密探和警察，钳制人民的行动，禁锢人民的思想。政府的反动统治是极其黑暗的。小说把矛头指向维护地主、资本家剥削制度的专政工具——警察制度，深刻地批判了它残杀人民的反动性，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作品还用众多的篇幅描写了以主人公苦沙弥为首的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正直、善良，鄙视世俗、不与败坏的社会时尚同流合污。穷教师苦沙弥“从当学生起就讨厌资本家”。他大骂金田“算什么东西!”他把铃木的名片扔“在那个臭地方(厕所)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对金钱、资本家的仇恨甚至到“顽固不化”的程度。美学家迷亭机敏多智，锋芒毕露，一有机会便嘲讽金田、铃木，使他们陷入窘态。理学士寒月不慕时尚，没作财主金田家的乘龙快婿。他们不满现实，揭露时弊，挖苦世俗，在他们尖刻、讥讽的语言中，却也表达了处在黑暗之中的人民愤懑的情绪。然而，他们又有着种种弱点，甚至不良的倾向。苦沙弥愚拙、软弱、无能，不谙“世道”，他与金田斗争中，虽有“雄壮”的“架势”，但“一交锋就成了银样的 枪”了。迷亭轻浮说谎，玩世不恭，还往往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哲学家独仙宣扬“心的修行”，用“大彻大悟”教诲大家，实则是一种戮害人们身心的毒剂。他们最大的弱点是胸无大志、无所事事；虽然自命清高，但是过着无聊、庸俗的生活。他们为了寻求精神刺激、填补生活的空虚，卖弄知识，故作风雅，嘲笑世俗。他们这种矛盾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特点，正是当时一种既不满上层统治者又不与人民为伍的处在社会中间状态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作者来自这个阶层，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性和心理特征，因而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有力地鞭挞和嘲笑了他们的弱点。在这种辛辣的讽刺背后，也隐藏着作者的苦闷和悲哀，作者说过：“比嘲笑他们我更嘲笑我自己，象我这样嘻笑怒骂是带有一种苦艾的余韵的。”
作品除了上面所揭露和描写的之外，对当时的官吏、教育制度也有所抨击，尤其对当时追逐金钱、损人利己的时尚更是予以深刻的揭露；另外也写到了这样污浊的社会所造成的一般劳动人民朝不保夕、卖儿鬻女的生活惨景。可以说，《我是猫》是日本近代文学中一部视野广阔、描写深刻，贯穿着批判精神的讽刺小说。
但是也应当看到，作品在思想上还存在着许多的局限性。“猫”的形象，集中表明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武器和东方儒学、禅学的思想意识，对日本近代文明展开揭露和批判。作品指责资本家、警察、侦探卑鄙可耻，是因为他们缺乏教养、职业卑下，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观点。作品还散布了悲观厌世的思想，苦沙弥为友人写的墓志铭曰：“生于空间，研究空间，死于空间。空也，间也，呜呼天然居士!”这是禅学的虚无思想。作品对劳动人民的描写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偏见，在苦沙弥、“猫”的眼里，普通车夫与金田、铃木、侦探一样的下贱可卑，是趋炎附势的小人。尤其在对日本妇女的讥笑、讽刺上，更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落后思想。
《我是猫》是一部具有独特形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中的“我”——“猫”是虚构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不仅具有动物的习性，而且具有人的思想意识。在这部小说里，“猫”是叙述者、评判者，又是一个完整的形象，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小说以“我”(猫)为叙述方式，以“我”的见闻和评论构成内容。“我”的出生为开头；“我”因喝了啤酒掉进水缸淹死，小说随即结束。作品没有完整曲折的情节，也没有一般小说那样严谨的结构。正如作品初版序言里所说：“《我是猫》象海参一样，不易分辨哪是它的头，哪是它的尾，因此随时随地都可把它截断，进行结束。”
《我是猫》又是以讽刺小说著称的。作者继承了日本俳谐文学和西欧讽刺文学的传统，善于运用风趣幽默、辛辣讽刺的手法进行揭露和批判。他的描写既夸张、又细腻，语言诙谐有趣。对金田夫妇的面容的描写用夸张的手法，达到讽刺的效果。金田夫人的鼻子“大得出奇，好象是硬把别人的鼻子抢来安置在自己的面孔正中似的”；而金田则不同，不仅“鼻梁很低”，而且“整个面庞也很扁平”。这种夸大、对照突出了他们面容的丑陋，也收到令人发笑的效果。作者还善于用突兀的滑稽手法收到批判的效果。它是一种“一顿胡说八道，竟会叫人信以为真”，“激起滑稽的美感”。迷亭信口吹嘘意大利某画家如何画自然从写生做起。苦沙弥信以为真，照章做起。后来迷亭又说这是他胡诌捏造出来的。结果是一场笑话。这在让人发笑的同时，也使人感到迷亭的玩世不恭、戏弄别人的不良作风和苦沙弥的愚拙、迟钝的性格特点，更使人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空虚、无聊。全部作品语言幽默戏谑，处处闪烁出作者的机智诙谐的风趣。
《我是猫》艺术精熟，叙述流畅，舒展自若，表现出作者的高超的艺术造诣。但是，它也有结构松散、内容庞杂、议论较多，描写有油滑低俗之弊。尽管有这些不足，究竟是瑕不掩瑜。《我是猫》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中讽刺文学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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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现代亚非文学
现代亚非文学，指二十世纪初到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亚洲和非洲的文学。
当人类历史跨入二十世纪时，被奴役、被剥削的亚非人民，开始掀起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浪潮。二十世纪初埃及维新派的宗教改革运动，1905-1911年的波斯革命，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起义和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等，既是亚非觉醒的标志，又为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亚非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主义制度开始进入总危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朝鲜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印度发生了反帝四月民族起义，印度尼西亚也于1926年爆发了民族大起义。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先后登上了自己国家的政治舞台。
1929年前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解救危机，利用西方国家陷于经济危机，无力东顾的时机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战争，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亚洲许多国家，开展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武装斗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加速了亚非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进程，一大批国家在战后和五、六十年代先后获得独立。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是亚非和世界历史深刻变化的标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复杂激烈的民族和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代亚非文学，不言而喻，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倾向和流派，但其主流则是以反帝反殖，反对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文学。它包括了反帝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无产阶级文学是最彻底的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文学，是民族民主革命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用共产主义精神鼓舞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亚非两大洲，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各有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就一些主要国家的文学创作看，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大致相同，一般可以划为三个历史阶段：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战后及五十年代。
一、二十世纪初至二十年代的文学。这是现代亚非文学诞生时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革命斗争的深入，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在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影响下，亚非一些国家的现代文学迅速成长和发展。这时的亚非文学，大都是在同旧的文化作激烈的斗争中，以一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为各国的新文学，奠定了基础。这时创作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的觉醒和对自己民族运动的探索。在一些国家中，作家开始有了一些松散的文学社团，或者围绕在一个刊物周围，形成一种风格相似、倾向相近的文学流派。
二、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这时是亚非文学蓬勃发展时期。在一些国家中，开展了有组织的文学运动，如印度于1936年4月成立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缅甸于三十年代兴起了“实验文学”运动，印度尼西亚出现“新作家派”；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蓬勃开展。在亚非地区，为自己民族的现代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作家，大都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们的重要作品。这时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反帝反殖和反封建的革命内容，突出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并塑造了一批先进人物的艺术典型，从而使亚非文学在世界进步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战后及五十年代文学。1956年12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和1958年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对这个阶段亚非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亚非文学得以飞跃发展。作家队伍不断扩大，创作技巧不断提高，形成一个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反帝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潮流。许多优秀作品，不只是对殖民者统治的控诉和对民族苦难命运的悲叹，也不止于对民族解放道路的探索，而是满怀激情地描绘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烽火。不少作品，通过现实主义的艺术描绘，反映了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和本质特征，对自己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文学还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内容。
由于现代亚非文学是亚非民族觉醒中诞生的，是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因此在内容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是突出地表现了反帝的主题，反映了民族的觉醒。许多作家的作品直接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罪恶本质，描绘了民族的深重灾难，表达了殖民地人民改变自己民族命运的强烈愿望。阿拉伯的邵基、伊朗的赫达亚特、印度的普列姆昌德、印度尼西亚的马尔戈、缅甸的德钦哥都迈、朝鲜的李箕永等都是这方面的早期杰出代表。其次是表现反封建的主题。亚非地区，曾经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封建意识和封建礼教是亚非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而入侵的殖民者则利用并扶持正在解体的封建势力，作为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除了反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反对强迫婚姻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一般主题外，不少作家把反封建的主题同反帝反殖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第三，无产阶级在亚非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使亚非的革命文学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出现“纳普”，朝鲜出现“卡普”，印度尼西亚出现无产阶级的反帝文学，缅甸出现红龙书社等，这都标志着无产阶级在现代亚非文学中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的烽火燃遍了亚非大陆。反映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战斗，歌颂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战的英雄，成了现代亚非文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许多作家本身就是独立战士。第五，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歌颂新时代，描写新生活和新人，在现代亚非文学中也是很突出的，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作家越来越自觉地用革命的文艺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
现代亚非文学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主要文艺思潮，如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在亚非一些主要国家，几乎同时交替出现，欧洲近代文学的一些主要形式，如新诗、小说、戏剧等都同时被介绍到亚非来，使亚非文学的形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同欧洲比较，亚非每一个国家文化的民族特点都更为鲜明。它是在保存和继承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接受西方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文学。这种新文学已开始对人类的文化和世界文学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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