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25-)是印度尼西亚独立以后最重要和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是在“八月革命”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坎坷的人生道路，峥嵘的狱中岁月，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的作品具有他所处的动乱时代的气息和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走过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遇到过急流险滩，经历过苦闷彷徨，最后走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康庄大道。
普拉姆迪亚生于中爪哇的一个小城镇布洛拉。父亲是二、三十年代对荷印殖民政府持不合作态度的民族主义者，宁愿放弃官办学校优厚的待遇而去当薪金菲薄的私立民族学校的校长。母亲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对孩子管教甚严。父母对他心灵的成长和日后的创作都有很深的影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普拉姆迪亚在青少年时期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逆境。父亲因遭到荷印殖民政府的一再打击和迫害而灰心丧气，后来成为自暴自弃的赌徒，一家生活全靠母亲干活维持，母亲生病时，重担便落在他的身上，普拉姆迪亚念完小学后进泗水无线电技校学习，毕业时正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普拉姆迪亚到雅加达，在日本新闻机构同盟社找到了工作，并开始对文艺发生兴趣。1945年6月他辞去同盟社的工作，到东爪哇一带游历。8月底，他在柬义里听到了独立宣言，立即返回雅加达参加人民保安队(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的前身)，驻扎在芝甘北前线。1946年他担任战地新闻军官，并参加了著名的克拉旺-勿加西的战斗。普拉姆迪亚在军队里呆的时间不长，1947年回到雅加达，开始致力于创作。不久，荷兰殖民侵略者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发动第一次“警察行动”，普拉姆迪亚被捕入狱，直到1949年“移交主权”的前夕才获释。1953年他应邀赴荷进行文化考察，荷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使他大失所望。回国后思想开始转变，逐渐接近进步的文艺组织。1956年到中国参加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五十年代末参加人民文化协会，兼任人民文协的文学协会中央理事会副理事长。1956年“九·三○事件”后又被捕，在布鲁岛拘留营关押到1979年底才获释。
普拉姆迪亚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的曲折经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他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他生活道路上遇到过的熟悉的人物，因此写得真实亲切，富有生活气息。他的整个创作活动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八月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移交主权”之后到参加人民文协之前；第三阶段是参加人民文协以后。
“八月革命”时期是普拉姆迪亚思想充满矛盾、创作十分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写了这个时期。他的小说反映了“八月革命”的起落，描写了这个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从独立战士到时代渣滓，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时代画面。《勿加西河畔》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八月革命”初期著名的克拉旺-勿加西的战斗。这部小说写得比较散，象一篇篇的报导和速写，通过主人公法雷特把它们串联起来。《勿加西河畔》据说是一部更大的长篇小说的一个部分，1947年发表的《克兰基和勿加西陷落》为其另一部分。作者被捕时，小说全稿被荷兰特务机关没收，后来没有下落。1957年再版的《勿加西河畔》实际上是上述两个部分的合并，不是全书。因此故事情节没有充分展开。普拉姆迪亚被捕前还写了好些短篇小说，描写独立战士的英勇斗争，对他们的命运给以极大的关注。《往何处去》描写一个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牺牲双腿的青年战士，残废复员后好象被社会遗忘，他个人的美好理想也全部破灭。他应往何处去?作者要求社会予以回答。
普拉姆迪亚的创作旺季是在被捕以后。狱中两年多，他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创作，小说象泉涌似的一部接一部地写出来。获得图书编译局1950年最佳小说奖的《追捕》就是狱中之作。小说以日本占领末期保卫乡土义勇军的暴动为背景，那次暴动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失败，领导暴动的小队长哈尔托被迫逃亡，遭日本宪兵的追捕。正当哈尔托被抓住时，传来日本投降和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的消息。叛徒也醒悟了，前来请罪。群众要求把叛徒处死，但哈尔托却给以宽恕。他说：“人是不会永远和在所有方面都叛变的。”作者显然受到“普遍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叛徒的变节行为予以原谅，使小说主题的积极意义受到损害。
普拉姆迪亚在狱中的代表作是《游击队之家》(1950)。这部长篇小说集中地反映了作者民族主义思想和“普遍人道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战争的残酷性和普遍的人性是绝不相容的。小说的主人公萨阿曼是个城市游击队员，他为了民族独立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性”，去从事杀人。他先后杀死了五十多个敌人，还亲手杀死当荷兰雇佣兵的父亲。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但为了民族独立，他没有别的选择。被捕后，他反而感到心中坦然，如释重负，因为只有死才能摆脱精神矛盾的痛苦，赎回失去的“人性”。所以当宣判他死刑时，他拒绝上诉请求赦免，甚至为他所感化的敌监狱长要放他逃跑时，他也予以拒绝。小说从萨阿曼被捕后展开情节，描写他的家庭在三天三夜里遭到毁灭的经过，从而向我们展示上述的矛盾和冲突。作者在小说里想要着重表现的是战争的残酷性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民族独立付出的重大牺牲。他在序言中说，“有多少家庭毁于战争呀?不管是什么样的战争，包括由民族革命引起的战争在内”，但作者终究还是认为这是争取民族独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还是站在民族独立的一边，把民族独立置于人道主义之上。
《被摧残的人们》(1951)是普拉姆迪亚狱中写的最长的小说，分上下集，描写狱中各色各样的囚犯以及作者在狱中的经历。小说结构比较松散，缺乏典型概括。
普拉姆迪亚在狱中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部分已收进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革命随笔》(1950)、《黎明》(1950)和《布洛拉的故事》(1952)。他的短篇小说主题和人物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童年的回忆，写童年时代家乡小人物的可悲命运；一是狱中见闻，写各种囚徒的经历。作者的同情总是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一边。
“移交主权”后，普拉姆迪亚对现实感到失望和不满，对前途感到茫然和忧虑。这时他的作品更多地描写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暴露和鞭挞社会的丑恶现实，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表。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不是夜市》(1953)、《镶金牙的美人米达》(1953)、《贪污》(1954)和短篇小说集《雅加达的故事》(1957)。后两部可说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贪污》是对当时官场的腐化之风的深刻揭露。奉公守法者穷困潦倒，贪污枉法者飞黄腾达，这就是当时的官场写照。但作者还是相信贪污者最后要毁于贪污，人们是会觉醒过来的。《雅加达的故事》共收入从1950年到1956年所写的十二篇短篇小说。作品主要描写挣扎在雅加达社会底层的可怜的小人物，如女佣、三轮车夫、娼妓、小贩等。小说情调阴郁低沉，可以感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愤懑和谴责。
参加人民文化协会后，普拉姆迪亚开始尝试写革命题材和工农形象，直接反映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南万登发生的故事》(1958)以反对“伊斯兰教国”的叛乱为背景，直接描写了农民反对恶霸地主的抗暴斗争。《铁锤大叔》(1965)则描写了1926年第一次民族大起义工人斗争的英雄事迹。但这个时期普拉姆迪亚的作品不多，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反映时代足迹的长篇著作来(注：普拉姆迪亚后来在被拘留的十五年中又写了十来部作品。1980年10月他发表获释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世间》，轰动了整个文坛。《人世间》是他在拘留营里写的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余三部是《万国之子》(已于1980年底出版)、《足迹》和《玻璃屋》。这四部曲描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过程，受到国内外普遍好评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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