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推行其殖民主义政策，在文坛上采取了窒息缅甸民族意识和扼杀缅甸民族文化的办法。西方文化的陡然涌入，使缅甸原有的民族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官场中英语逐步取代了缅甸的民族语言。加之，殖民主义者培养了一代知识分子，不少人因受毒害，重西方轻缅甸，一味追求西方文化。传统的缅甸优良的民族文化竟一度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然而这也使缅甸人民进一步接触到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文学，进而开始探索缅甸文学新的写作形式与方法。
1904年，詹姆斯拉觉(1866-1919)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某些片断改写成了缅甸第一部白话文小说《貌迎貌玛梅玛》。由于它以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为主题，与以前在缅甸早已存在的充满宗教轮回思想的源出于佛本生经的那种“讲道故事”迥然不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于是作家们竞相摹仿，开始根据外国小说改写或独立创作白话文小说。
这一时期，文学方面另一重大变化就是缅甸的反帝文学的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特别是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大大激发了缅甸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缅甸的反帝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也反映在文学上。
缅甸现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德钦哥都迈(详见本章第二节)就是这一时期用文艺武器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先锋和代表。当时著名的作家还有：吴腊、列蒂班蒂达吴貌基、吴波稼、比莫宁、泽耶、仰纳、摩河瑞、瑞林容、达贡钦钦礼和德钦巴当等人。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缅甸当时的社会状况，体现了人们要求反帝、反封建，要求自由、民主、独立的愿望，现实主义作品大大增加。
吴腊(1866-1921)写的小说《瑞卑梭》(1914)深刻地揭露了西方文化的渗透给缅甸社会，特别是对某些青年的不良影响，表达了缅甸人民维护自己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爱国情感。
列蒂班蒂达吴貌基(1878-1939)则以缅甸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写了一些历史小说。如《那信囊》(1919)、《达彬瑞蒂》(1925)等。作家借历史人物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这在当时文坛是创新之举。他用词高雅，描写细腻。小说中还夹杂了一些诗歌，甚至对话中也加了一定韵脚。小说结尾则常加一小段作者议论的文字点明写作本意。对促进缅甸现代小说发展作出了贡献。
比莫宁(1883-1940)曾写过几十部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小说改写而成，但都具有一定社会意义。他的作品揭露、谴责了在殖民统治机构中任职的丧失民族自尊心的镇长，道德败坏的劣绅，欺凌农民的恶棍。他的长篇小说《奈意意》(1920)最为著名。在另一部小说《缅甸人的节日》(1920)中，作者还号召实现各民族团结。他在探索缅甸现代小说的形式，尤其在改变当时文白相杂的文风方面，作过努力。
摩诃瑞(1900-1953)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诸如《咱们的母亲》(1935)、《叛逆者》(1938)、《出征人》(1938)、《叛逆者之家》(1939)等在激发读者爱国主义思想，鼓励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而《比由东冰》(1927)、《泽秋人》(1937)、《土星》(1938)等小说在揭露批判社会不良风气方面起了较好作用，受到读者欢迎。
1930年塞耶山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我缅人协会(即德钦党)(注：缅文“德钦”即主人的意思，表示缅甸人要做缅甸的主人。参加我缅人协会者在名字前皆冠以德钦二字。)的成立，则是这一时期群众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标志。我缅人协会明确地提出了：“缅甸是我们的国家，缅文是我们的文字，缅语是我们的语言；热爱自己的国家，提倡自己的文字，尊重自己的语言”的口号。
在这一激流的推动下，更多的作家投身于反帝反殖的斗争。德钦丁的《我缅人歌》(1930)以激昂高亢的语调回顾了缅甸的光辉历史，鼓舞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斗争，很快成了全缅流行的歌曲。
诚然，缅甸文坛已出现不少爱国作家，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缅甸报刊杂志仍然被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品所充斥。消闲文学的影响很大。正如作家德班貌瓦192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的：“现在杂志中都有诗歌一栏，但在这些诗歌栏里不是郎君赞、少女赞，就是雨颂、天堂颂之类，每份杂志如此，每期如此，使人厌烦极了，无意再看。”另外，一些作家虽已投身于反帝斗争，但仍沿用着封建时期的旧文学形式、手法，语言陈旧，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和接受。本着“试探时代的爱好”的想法，仰光大学的一些青年就在1930年前后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年之久的“实验文学”运动。
“实验文学”运动的创作特点是简明、清新、朴实，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冲破了传统形式的种种羁绊，一扫消闲文学的不良倾向。主要代表作家有：德班貌瓦、德格多貌丹新、佐基、敏杜温、固达等人。
德班貌瓦(1899-1942)原名吴盛丁。他发表不少文学评论，批判当时殖民统治当局轻视缅甸民族文学的政策。对某些人认为文学只是少数人的事业的错误观点也作了抨击。提倡发扬缅甸文学的优良传统。他还以区长貌鲁埃为主人公，写介于小说与特写之间的一种文体，句子简短，用了大量口语中生动的新词，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或政治内容。如：揭露英国组织投票表决印缅分治与否这一骗局的《投票之前》，暴露殖民主义教育实质的《失业者》等篇都有一定进步意义。
诗人德格多貌丹新(原仰光大学教授吴埃貌)以用词丰富多彩著称，他写过许多描写自然景物和爱情的诗歌。短篇故事《宝刀》(1934)也是一篇代表作。它告诫人们要消灭侵略者，不要认贼作父，伤害百姓。
诗人佐基(1908-)即吴登汉。他的诗音调铿锵，富于幻想，爱国情感浓厚。其中如：《古代蒲甘》、《泼水节》、《我们的国家》和《当你死去的时候》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短篇小说《他的老婆》讽刺逃避劳动的懒汉，语言生动诙谐；《蒲甘集》寓意实践出真知，赞扬爱国思想，都很有名。
另一位诗人敏杜温(1909-)原名吴温。他的诗用词极美，喜欢用婉转的手法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他的诗篇《亲爱的姑娘》和《胜利花》都是人所共知的代表作。他还写过很多朴实、生动、鼓励孩子们上进的儿歌。他写的短篇小说《昂大伯骗人》生动地表现了孩子的天真，谴责了上层社会的依势欺人。《扎耳朵眼仪式》则揭露了上层社会的虚伪。
关于“实验文学”运动，作家达贡达亚有过这样的评论：“它(实验文学运动)虽然没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性质，但实验文学派的作家们扬弃了传统的封建思想和旧的形式，首创了近代缅甸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它是缅甸新文学思想的高涨时期，对新生的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缅甸报刊开始零星介绍和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1936年左右，“我缅人协会”中一部分青年人受到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影响。掀起了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热潮，成立了红龙书社，并宣布其宗旨是为了把缅甸民族从水深火热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缅甸人民过上幸福独立的生活。红龙书社当时的领导人为德钦丹东、德钦努(即吴努)等人。他们翻译或编写了大量进步政治书籍，有德钦丹东的《新缅甸》、吴漆貌的《独立斗争》、德钦梭的《穷人主义》、吴巴概的《缅甸政治史》和吴努译的《资本论》部分章节等。这些书籍曾对指导缅甸当时的革命起过很大作用。
曾蜚声缅甸文坛的吴登佩敏(1914-1978)写的《摩登和尚》(1937)也是红龙书社出版的小说之一。这是一部用生动的笔调和形象尖锐地揭露宗教界黑暗面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者大胆地把一些披着宗教外衣、到处招摇撞骗，过着荒无度生活的衣冠禽兽——花和尚的真象暴露在广大读者面前。作者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摩登和尚”的绰号 。此外，他还写过不少长、短篇小说和回忆录。他写作的特点是语言洗炼，创造了不少生动的新词。他善于描写大场面，如1937年写成的长篇小说《罢课学生》就是描写1936年缅甸大罢课运动的。它直接反映了这场伟大的斗争，批判了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
1942年日本法西斯占领了缅甸。蓬勃发展着的反帝爱国文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被迫暂时中断。但广大作家同人民群众一起经历了一次生活的磨练，丰富了他们的经历，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为他们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4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鄂巴》就是一例。作者貌廷(原名吴廷发，1910-)抱着无限同情描述了纯朴的缅甸农民鄂巴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民族叛徒的丑恶嘴脸，反映了人民群众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时至今日，缅甸人民还常以“鄂巴”这个名字来代表普通农民。貌廷也亲自参加过“实验文学”运动的创作活动。他当时写的几篇以主人公“哥当”(1936-1937)为名的短篇小说就很有名。通过哥当这个形象反映了缅甸农村的畸形怪状，发出了反封建的呼声，也控诉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愚民政策。他还写过独幕剧《什么是最重要的?》(1942)、《英雄的母亲》(1943)。
1948年缅甸获得独立以后，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努力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赞助下，整理重版了大量古典名著，开展了缅甸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缅甸翻译协会(又称文学宫，现为官方机构)自1948年1月成立以来，出版了数量甚多的各种丛刊、读物，并编纂出版了一套十五卷本的《缅甸百科全书》。自1949年起缅甸设立了文学奖，奖励每年出现的各类优秀文学新作。
著名作家达贡达亚(1919-)、八莫丁昂(1920-1978)、昂林(1928-)、妙丹丁(1929-)等在独立前夕和独立初期出版的《星》、《新文学》等杂志上，公开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口号。他们认为“新文学就是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学，应该忠实地反映人民的活动和斗争生活”。他们提出，新文学应该是“站在劳动阶级一边的，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反映群众革命斗争和群众生活的，不满足于目前社会制度而向前看的”。总之，新文学是“革命的文学，反映现实的文学，人民的文学，教育的文学，进步的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观点。
在进步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五十年代缅甸的文坛比较活动，比起四十年代在作品的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创作形式主要仍是小说。
这时小说中的主要一类是按照“新文学”的主张，要把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斗争推向更高潮，以维护民族独立的果实。写这类作品的作家当时比较突出的有达贡达亚、加尼觉玛玛礼(1917-1982)等人。达贡达亚在五十年代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如描写石油工人贫困、向往彻底解放的《偷石油的人》和收录在《早开的茉莉》短篇小说集中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他善于描写，笔触清新，创造了许多新词。女作家加尼觉玛玛礼也写过不少这类作品，如短篇小说《咖啡》就描写了工人的悲惨生活并揭露了富人的吝啬和虚伪。长篇小说《大地上》(1952)，描绘了地主压迫农民的情景，《不是恨》(1955)叙述了一个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女青年的不幸结局。这些都是她的代表作。她写作的特点是描写细腻，尤其善长于心理刻画。吴登佩敏的长篇小说《旭日冉冉》(1958)，描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缅甸大学生参加祖国民族独立斗争的史实，生动地刻画了学生领袖和德钦党领导人为了民族独立而团结斗争和敢于牺牲的崇高精神。林勇迪伦的《公仆》(1954)用一个雇农达拉自述的形式，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迫害。还有貌尼温在这个时期主编的《缅甸短篇小说集》，小说集中包括二十二个作家的二十二篇小说，大都是五十年代的名作，这也可反映出这一时期作家创作的主要特色。
有些作家则认为当时政府反殖民主义不力。对政府的内外政策，尤其对刚刚独立就又同室操戈进行内战很不满意。他们写了不少作品抨击当时的政府。写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人物，首先要推八莫丁昂。他写过许多长篇和短篇作品，著名的长篇小说有：描写农民运动的《叛逆者》(1952)，号召停止内战共同反帝的《内战》，歌颂献身于缅甸独立运动的一位普通妇女的《母亲》(1953)，讽刺政府发展计划全系不切实际空谈的《繁荣小姐钦钦妩》(1957)等。小说发表后，因触怒当局而两次被捕入狱。但他在狱中仍坚持写作，体现了一个追求真理决不屈服的进步作家的傲骨，深受人们的尊重。他的创作特点是感情奔放，不拘泥于文章格局，直言不讳地写出了人民的心声。
当时不少进步作家因为写作的内容与当时政府的政策抵触而被投身囹圄。但是他们仍坚持利用笔杆这一锋利的武器描写狱中生活，描写因种种原因坐牢的一些下层人民的生活经历。这就是五十年代后期在缅甸文坛兴起的“监牢文学”的客观原由。缅甸《人民报》的主编吴拉(1910-1982)就是一位以“监牢文学”作品闻名的代表人物。他的短篇小说集《监狱与人》(1957)获得了1957年缅甸文学奖；写城市流浪儿犯罪问题的《笼中小鸟》(1958)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学奖；此外，还著有描写被损害被侮辱的女罪犯的《飘》(1957)和爱情悲剧故事《战争、爱情和监狱》(1960)等。他主张用生动的口语写作，提倡质朴简洁的文风。妙丹丁也有一些这类的代表作，如以狱中难友觉貌苦难一生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在黑幕下》(1960)等。
这一时期的诗歌也有不少反映现实的佳作。但比起小说来则数量较少，而且不甚流行。主要诗人有：内达意、八莫纽内、当内瑞等人。达项达亚也有不少诗作。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也有若干代表作，如剧作、回忆录、访问游记和人物特写等。文学评论方面仍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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