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革交中的两大动力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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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对改良派的失望，同时又明确地划分了革命和改良两个阵
营的界线。章太炎在同一年发表的产生过很大影响的《驳康有为
论革命书》一文，则用更加尖刻的语言说明了二者的对立;从而揭
开了革命与改良大论战的序幕。
1905年至1907年之间以《民报》和喂新民丛报，各为一方的两派
大论战，已远远超出了单篇文章和个别人物的范围，在《民很》与
‘新民丛报》之外，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其他很刊也是唇枪舌战，互不
相让犷就是局外旁观的报刊对双方的论旨也不能不曲折地、隐晦地
表示自己的意见。这固然体现论战的规模，同时也麦明此时的革
命派与改良派己由原来的互不干预走向了全面对峙，前此的革新
与守旧两种思想的冲突一变而为在革新的道路上革命与改良的冲
突。这场大论战所涉问腼至广，其论旨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为核心，波及到与此相关联的各种理论和实践。要乎言之，论战主
要围绕三个基本间题展开:一、要不要推翻满清政府;二、要不要建
立共和政体;三、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在这三个间题上，革命既
是那时的趋势，自然也就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在很多实际间
题上改良派的议论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
在革命派手中。曾是章太炎“莫逆之交，的孙宝追说过:
“今日海内，觉涯有四:日变法党，日革命党，曰保皇党，日
逐满觉。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
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
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
皆有理。性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交
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①.
口孙宝盆.d忘山庐日记，(上).上浴古.出版社1二公年版，第‘”觅‘
书十五章变革中约两大动力2&$
群众白发性斗争也有利于革命派的武装起义，革命的声势已大于
立宪，它代表了时代的大方向。但立宪派在晚清社会政治格局中
能够成为站在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口，作为一个颇
有声势的社会群体而存在本身，说明了他们仍有其依以生存的社
会基础，他们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比照革命派，
立宪派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也有优势。在经济领域，立宪派直接
从事工商业的人不少，与工商界有较广泛的联系，革命派直接从事
工商业的人却罕见，与工商界联系不密切。所以，与工商界利益ulk
关的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多为立宪派发动，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立宪派基于保护和发展工商
业的要求，敢与帝国主义进行挽回利权的斗争，却害怕革命带来破
坏，他们更要坚持立宪以抵制革命。在文化领域，在那时的学堂、
报刊、著译等资产阶级新文化事业中，革命派固然已很活跃，但立
宪派和倾向立宪的人数却要大得多。如从戊戌时期创办起来的作
为新文化教育事业重镇的京师大学堂和商务印书馆，大抵仍以立
宪人士为核心。如梁启超的论著，严复的译书，尽管他们的影响已
大大地超越了立宪的政治界线，然而梁1严的立论毕竟是为立宪说
法的。由于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在1900年至1911年间，武装
起义和群众斗争虽已如火如茶，但立宪思想在知识群及其他领或
仍很流行，为许多人所接受。这里且以1911年2月23日黄尊三的
一段记述为例:
“晚，(熊)芷吝来谈，多为处世之言。余询其对国事之主
张，则不能明白答复，只云立宪即足救亡。余谓立宪不过一种
制度，制度之运用在人，今之政府，能运用立宪之制度乎?吾
殊未之敢言。况立宪之空名，政府亦未敢驻与。以余拙见，简
直说非革命不可。熊君听予言革命二宇，勃然变色曰:宋肠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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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e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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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称革命巨子.今日尚不言革命，汝辈何幼稚乃尔，可谓不知
时务。余日:末之言革命与否，非余所敢知，不能以宋某个人
不言革命，使天下人均不言革命，足下未免大迷信质初;而轻
视天下人，况捷初未必真不言革命也.足下盖中立光之毒而
于国情为昧味也。熊君闻余言愤甚，钦继与余辩，下女报客
来，而余二人之谈判遂中止。口0
黄尊三、熊芷斋当时同在日本留学。20世纪初期的留学生是中例
政坛的晴雨表。过去有关辛亥革命著作大都强调了留日学生的革
命化，其实那十年前后留学日本的两三万人中，待熊芷斋这种态
度、坚主立宪的人比比皆是。前此，胡汉民所说“其学业将成而自
命前辈者，辄畏言革命且信仰至日本维新立宪而止.②，就是指的
熊芷斋这类留日学生。
20世纪初年，革命与改良之由纵向的递嫂变为横向的对峙，除
了上述所说的情况外，还有外来和内在两个原因。
就外来因素而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都不外采取君主立
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构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
两种基本政治模式。对于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两者都是现
成的榜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各自择取一种榜样以打例另一种榜
样。康有为曾经作过统计，得出了君主立宪比民主共和多的比数，
借以阐发他的主张。但因为两者的成功都已被过去的实践所证明，
所vi就理论论争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打
倒另一种。这种情况又决定了两者都能用自己的逻辑来说服一部
分爱国的中国人。那时来自西方的外部条件有极大发言权，日俄
战争的胜败既是那样令人信服，何况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在西方
①《兰十年日记》留学，第sls页。
.am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M1889年版，绍22直。
238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景，还有一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从旧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
害怕革命的人们。其一，日俄战争之后，公使孙宝琦和总督周馥、张
之洞、岑春煊、袁世凯在统治集团内部先后吁请.变更政体”，推行
立宪，主张“内而依顺舆情，外而跟上时代潮流，，这种事实说明了
洋务派向改良派的大步接近。尽管他们各有用意，但1t种时局逼
迫下的变化毕竟能够容纳比洋务运动更大的改革。其二，立宪派
于1910年1月、6月、10月相继举行的“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曾
遍及了16个省，牵动过数十万人，光是参与签名者，就达20万人
它显示了拥护立宪的社会基础。其三，在20世纪初期的风云变幻
中，国内出现了一批改良派的后劲人物，其中尤以张李为最著名。
他没有康有为那么多理论，但他比康有为更富子策略，作为众多实
际运动的领袖，他的才干又高子康有为。他以状元的身份而毅然
辞官南归，创办实业，休现了由一个中世纪的儒生到近代中国人的
转变.①但他片不能从封建的束缚中完全脱颖而出，仍只能把戊
戌提出来的立宪作为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标，并把各项新政集中到
立宪这个总目标上来。就这一点来说，立宪运动是戊戌维新的继
续和发展，而康有为是立宪的前驱，张春则是立宪的后劲。前驻和
后劲既体现了改良派自身的代谢，又表现为立宪的社会接力。以上
三者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的安排。“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
有晴，。它们为立宪派的目标提供了可能实现的条件。然而，可能
实现的东西最终并没有实现，革命以先声夺人之势推翻了帝制造
成这一结果除了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势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契机:
(一)立宪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变革，
立宪派要求限制君权，推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要的是真立宪，
③考见张孝着.《甫通张季基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传记，第“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