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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讥饿。

　　这都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逊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开进的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1500人。

　　硫黄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

　　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

　　这是沉重的事实，凯米卡兹－－即“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

　　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

　　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蹋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

　　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

　　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这是事实

　　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用于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是事实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

　　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

　　－－－是的。

　　－－－它们是必须的吗？

　　－－－对此存在争议。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和报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行经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

　　事物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答案也许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

　　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史密斯策划的“原子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劣的论调，这种论调造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原子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 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阿登战役的激战。是役，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并冒着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

　　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最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

　　仅46000人，好象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

　　在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黄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　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000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运掌握造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国不是。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

　　而就是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到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

　　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

　　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

　　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　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1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史迪文森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证词结束。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有朋友查询了英文原文，并提供了翻译人，译者是吕广祥先生，还有朋友提供了中英文的部分对比和修订。谢谢Landlord和水葫芦网友。

部分正文：

As in any war, our goal was --as it should be--to win. The stakes were too high to equivocate.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I am often asked if I ever think of the Japanese who died at Hiroshima and Nagasaki.

[我经常被问起是否曾经想到广岛和长崎死难的日本人。]

I do not revel in the idea that so many on both sides died, not only at those two places but around the world, in that horrible conflict. I take no pride or pleasure in the brutality of war, whether suffered by my people or those of another nation. Every life is precious.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But it does seem to me such a question is more appropriately directed to the Japanese warlords who so willingly offered up their people to achieve their visions of greatness. They who started the war and then stubbornly refused to stop it must be called to account. Don't they have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e deaths of their countrymen?

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Perhaps if the Japanese came to grips with their past and their true part in the war they would hold those Japanese military leaders accountable. The Japanese people deserve an answer from those who brought such misery to the nat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ultimately to their own people. Of course, this can never happen if we collaborate with the Japanese in wiping away the truth.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那些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并最后强加给自己人民的人，应该给日本人民一个答复。--中式政治改动 ]当然如果我们与[一些]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没找到出处]

My crew and I flew these missions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y would bring the war to an end. There was no sense of joy. There was a sense of duty and commitment that we wanted to get back to our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Today millions of people in America and in Southeast Asia are alive because the war ended when it did.

I do not stand here celebrating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Quite the contrary.I hope that my mission is the last such mission ever flown.

今天，我战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

We, as a nation, should abhor the existence of nuclear weapons.

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美国大兵？恐惧？原文是厌恶 --美式人文思想 ]。

I certainly do.

我就感到恐惧[厌恶]。

…

The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because German and Japanese fascism failed to conquer. Japan and Germany are better places because we were benevolent in our victory. The youth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pared from further needless slaughter, went on to live and have families and grow old.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由于我们胜利后的友善大度，日本和德国变得更好了。--again]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互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

…

I do not speak for all veterans of that war. But I believe that my sense of pride in having served my country in that great conflict is shared by all veterans. This is why the truth about that war must be preserved. We veterans are not shrinking violets. Our sensibilities will not be shattered in intelligent and controversial debate. We can handle ourselves.

[我并不代表那次战争中所有的老兵。但是我相信，象我自己一样，所有的老兵都以在战争中为祖国服务而骄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存战争的真相。我们老兵们并不畏缩。在充满挑战和争议大论战中，我们保持着敏感，我们可以从容应对。]

But we will not -- we cannot -- allow armchair second-guessers to frame the debate by hiding facts from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the world. I have great faith in the good sense and fair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o consider all the facts and make an informed judgment about the war's end.

[但是，我们不会也决不能允许那些太师椅上的事后诸葛亮们通过隐藏事实来误导美国公众和整个世界。我深信美国人民的判断力和公正，他们会认识所有的事实并对这种战争终结方式作出明达的判断。]

This is an important debate. The soul of our nation - its essence, its history---is at stake.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辩论。我们的国家精神—她的精髓和历史— 面临着严峻的评判!]

Maj Gen Charles W. Sweeney, USAF (Ret)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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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3 04:35:59

“六十多岁的人了，还又养猫又养狗的，你说该怎么评价他呢？”伊藤老先生回答我应该怎样评价现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其人这个问题时，第一句话就把我逗笑了，他同时还作了个手势，表示麻生家的猫狗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

养成群结队的猫和狗，麻生太郎的爱好确实有点另类，不好评价。

日本网民在红毛猩猩的照片旁边加上麻生的口头禅：“哈。。。”，同时放上麻生的照片，那居心就昭然若揭了。

谈起日本右翼的政治领袖来，麻生太郎可算是与石原慎太郎相提并论的风头人物。这位麻生太郎屡屡狮子大张口，开口“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内政，别国无权干涉”，闭口“日本在台湾统治期间颇多德政”，“失言”不断，连中国大使王毅这样沉稳的人物都出面抗议，要他管住自己的嘴。

听到麻生的名字就反感的中国人不在少数，但是，这样一个异常活跃的人物，其生活中真实的形象是怎样的呢？却是很少有人了解的。所以，当听到伊藤英雄先生（化名）无意中说起自己是麻生太郎的中学同学，就忍不住向他作进一步的了解。

伊藤英雄先生也是日本政界中人物，曾随同池田大作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访问中国，他有自己的一个企业需要经营，在政治上就少了些进取心，所以职位一直不高，现在只在一个市里作议员而已。不过此人生性诙谐，说起此事来并不避讳，讲自己搬到了自古商人众多而富庶的关西来住，于是被传染了不思进取，若是留在福冈，闹不好也当上了大臣了，那边穷，只好拼命去当政治家。

从政治立场上说，他所在的创价学会力主对华友好，这一点上与鹰派的麻生太郎相左，双方经常针锋相对。可因为都是福冈人，还是同学，他又对麻生个人颇多支持，用他自己的话说 – 我一直让家里人投他的票呢，都投了二十年了。内子的一个亲戚在他手下任职，多受照顾，感觉伊藤先生也有拉他做自己助手的意思。这样我们有机会认识。发现我是中国人伊藤先生感觉甚是亲切，曾拿出七十年代在北京看京剧的照片来给我看。

伊藤先生透露出和麻生是同学，说无意也未必真的无意。当时是在一个社交活动上，到吃自助餐的时候，旁边的电视正好出现麻生太郎在国会演讲的镜头，萨看了不由一笑 – 为什么笑呢？这日本右翼人物的形象实在百里挑一 – 石原慎太郎是不断的眨巴眼睛，这位麻生呢？居然嘴是歪的，而且越激动越严肃就越歪得厉害，一时让我想起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来 – “经都是好的，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坏了”。麻生作外相难怪日本的外交一团糟阿。笑完之后，还忍不住学了一下麻生的形象，一抬头，见到伊藤先生站在对面，正看看我，又看看电视里的麻生。

歪嘴的日本外长 – 麻生太郎

不管怎样，笑话对方一国的外交部长，总有些失礼，萨一时有点尴尬。不料老先生走上前来，却一手遮住了麻生的下半张脸，问我：“看到什么？”

“噢，不仅是嘴巴，眉毛居然也是一高一低呢。”萨恍然大悟，索性也就实话实说。

有时候一激动眉毛也是斜的

“而且脑袋还老往一边歪，很少正着的时候。”伊藤先生笑着补充。

“怎么回事？天生的缺陷么？”萨得寸进尺地追问一步，暗中纳闷 – 你说日本也一亿多人呢，挑不出高仓健还挑不出木村拓哉么？怎么选了这样一个“歪瓜裂枣型”的外相？外相可是一国的门面阿。

“那倒不是，”伊藤先生摇摇头，道：“年轻的时候他长得算英俊呢，在同学里面是很受女孩子喜欢的。”说完指指自己的鼻子 – “比我还受喜欢。”

从麻生后来的照片看，这个评价不算过分，但喜欢麻生的女子水准如何，那就难说了。。。

“那，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后来得了什么疾病？面瘫？”萨问道，隐隐约约又觉得好象发现了什么要抓住的东西。

年轻时代的麻生太郎，嘴的确不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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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3 11:08:40

“不是，说起来这还应该讲是他为日本作贡献的结果呢。”伊藤先生作了个举枪瞄准的姿势，“你知道麻生曾经是日本奥林匹克射击选手么？哦，不知道？其实他的确是当过射击选手的，项目是射击飞碟。打飞碟需要把枪贴在右边脸上‘发炮’（射击），以便让枪稳定，一天几百发嘭嘭嘭打下来，成年累月，枪不断地磕一侧的脸，很多打这个项目的选手都会变得象他这样。”伊藤先生也作了个歪嘴的样子。

萨忍不住跟着笑，但心中始终没法断定老先生是不是在忽悠我 – 麻生太郎好象家世很显赫，一路搞政治的怎么会去当射击运动员？再说，张山我见过，那可是在巴塞罗那打下飞碟射击男女总冠军的，也不见人家嘴歪阿。

打飞碟可以让人歪嘴？我始终抱怀疑态度。那打手机呢？

回忆一下伊藤先生的话，“同学？您。。。和麻生外相是同学？”萨忽然捕捉到了刚才那一丝灵感。

“对阿，我和他是中学同学。”

改容相向，俗话说家贼难防，同学不算家贼，至少也是知情人，如果他愿意开口，或许，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这位在亚洲不太受欢迎的日本外相的八卦消息吧？

何况这位显然没有闭口的意思！

麻生自己对当外相曾经很不自信，小泉给了他很坚定的鼓励 -- 在政见上面。不过，麻生的不自信是不是仅仅在于政见上呢？会不会也涉及到相貌什么的？

萨于是倒上两杯咖啡，殷勤邀请伊藤先生到一旁的桌上，请他谈谈麻生。我请伊藤先生说明一下和麻生太郎是什么时候的同学。伊藤先生说是在学习院时代的同窗。这让我有点儿疑惑 – 我记得麻生太郎的简历里提到自己是学习院大学出身的，这是一所日本的贵族大学，而伊藤先生讲到自己和麻生是中学同学。。。经过伊藤先生解释才明白，学习院大学下设从小学到高中的附属机构，分别称作初等科，中等科，高等科，甚至还有幼儿园。麻生太郎因为家世的原因，从小学就进了学习院大学，一直念到大学毕业，所以要填简历的时候，麻生太郎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这一段极其简单，一句话就写完了。这让我想起了上学时人民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是从人大（北大）附小上到人大（北大）附中，然后再上人大（北大）的，经历和麻生挺相似。伊藤先生和麻生一样出自福冈世家，所以也得机会到学习院上学，不过高中毕业，就考到东京大学去了。

按伊藤先生的说法，麻生太郎在学校期间十分活跃，略有些精力过剩，但学习成绩不佳，在班上勉强算是中等。麻生太郎的妈妈曾经来学校，他记得麻生的妈妈是个烫了短发，脸部线条略有些英挺，但心地很温和的人。

而萨就把话题转到政治方面，想听听他对麻生太郎的评价，不料引出他一段关于猫和狗的论调。

于是，我只好不再绕圈子，直接讲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看法 – 对于麻生，因为他对中国的敌视，对台湾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屡屡大放厥词，很多中国人都不喜欢他，认为他是一个强硬的右翼分子。

那么，您作为他的同学，也是很熟悉中国的人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伊藤先生沉吟了一下，但我这个尖锐的问题显然没有难到他，他回答说，麻生屡屡以强硬右派的姿态失言，他的看法是“親ゆづり”，翻译成中文就是“遗传”。

这倒是个新鲜的看法，愿闻其详。

伊藤先生的解释，让我颇开眼界。

原来，这里面有两个含义。

首先，日本政界的所谓“失言”越来越成为一种有意的政治手段，颇有些人只是为了获得选票故意乱放大炮，吸引偏右选民，反正无论怎么胡说八道，只要讲的是空话其他国家也不会当场打过来，至于损害了日本的外交利益对选举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一时半会儿民众也看不出来，这种“失言”对他们的政治生涯来说没有什么代价可言。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就是这样一个“失言”老大，比如曾经狂言“美国和日本没法比，满街都是放枪的暴徒”差点儿把后台大老板给惹毛了。这种“失言”多了老百姓也不再当回事，森喜朗的支持率跌到惨不忍睹的5%。

而麻生的“失言”并非如此，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右派，他之所以为右派，则起因于他的家族历史，萨理解要照反右时候的定义，麻生会被算进“历史反革命”。中国人不喜欢麻生，认为他是一个地道的反华派，实际上麻生反韩反朝还胜过反中。这是因为麻生的家族祖上就是大财阀，富有矿山，其起家致富，是依靠剥削日军从朝鲜掠来的上十万劳工。麻生家族的开矿和发迹，堪称朝鲜劳工的血泪史。这些劳工在战后活着的被几乎赤手空拳赶回朝鲜，死了的也全无赔偿。这笔帐至今未清。

在日本，麻生太郎的支持率还挺高，这倒不全是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而是泡沫经济以后二十年日本不进反退，让日本老百姓对循规蹈矩的政治家失去了信心，更愿意投票给个性强，“変（怪异）”的人物，小泉的狮子头就不知道给他弄来了多少选票

韩国朝鲜方面屡屡要状告麻生，而麻生家族方面态度强硬，因此，麻生太郎对朝鲜韩国的态度自然十分恶劣 – 从家族的看点上，他才不会追求改善日本与韩国朝鲜关系呢，越是关系紧张，他的家族越安全么。

麻生家族还有一个人对他的右翼思想影响很大，那就是供在靖国神社中的神风敢死队员，他的堂叔麻生直郎(一译麻生摄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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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3 13:13:51

麻生直郎是他那一代麻生家族寄予厚望的才子，早稻田大学生，曾担任麻生家族的“御曹司”，相当于家族内干事长的职务，这是该家族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位置.麻生太郎本人就是先担任家族“御曹司”，而后继承家业的。

本来日本大学生是很少参战的,因为日本意图保留这批人无论战争结果如何都可做复兴资本.事实上日本战后迅速恢复,和它的这个政策很有关系.但是麻生直郎是个典型的日本FQ，在学校期间就经常对政治大发议论，对打仗十分热心，于是投笔从戎（日本叫“学徒出阵”），做了一名少尉神风敢死队员。其实这些神风敢死队员训练根本不足，勉强会飞而已，往往只给单程油料，第一次任务就是最后一次任务，完全是消耗品。1945年5月，麻生直郎奉命出击去撞美国军舰，没等靠近就被经验丰富的美军战斗机打了下来。但是，经过宣传，日本方面还是把他变成了一个“英雄”。

不过，正是由于麻生直郎去参军并且战死，麻生太郎的父亲麻生太贺吉才可以成为麻生家族的掌门人，可以说如果麻生直郎不死，麻生太郎根本没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地位。因此，麻生太郎一家一直对这个堂叔感激并且心怀歉疚，于是，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麻生也就表现得特别强硬。

神风敢死队的照片。。。哦，错了，这个是阿拉伯恐怖分子

要这样说，讲麻生是一个祖传的右派，并不过分。不过，伊藤先生的话还有一个意思，是说右派也有含蓄的，麻生太郎愣头青般乱说话的特点，也是祖传。

伊藤先生说，麻生说话出格，并不仅仅在外交方面，他是随时说话出格的。比如，曾经依仗自己出身门阀大家，骂同一党的政治家野中广务为“穷棒子还想当日本首相门也没有（野中のような部落出身者を日本の総理にはできないわなあ）”，甚至连自己的爸爸也不放过，骂他对自己“养而不教” – 当然这似乎说明麻生太郎对自己的评价也很耐人寻味。

遭到麻生嘲讽的野中，是个反战分子,中日友好协会理事

慢来，既然是连自己爸爸都骂，这所谓遗传一说从何而来呢？

说的是遗传了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的风格。日本的大臣在天皇面前一向拘谨老实，只有他是个例外。有一次天皇召见这位首相，谈完公事，天皇顺便说了句首相气色不错，吉田马上回答：“老夫人都能吃得下，当然气色好。”还好是在战后，日本天皇已经成了摆设象征，否则这和天皇讨论吃人的“大不敬罪” 大约可以送他上断头台。这位“大嘴首相”说起话来让人很容易感到麻生与他一脉相承。

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和家庭背景，麻生说话毫无顾忌，不断引发麻烦，也就不奇怪了。伊藤笑着说麻生开始当外相的时候，很多人都想看如果中日两国外相会谈，将是怎样戏剧性的场面。

当时中国的外相李肇星，把陈水扁称作省级干部，也是以口无遮拦著称的。

谈到这儿，伊藤先生打了个顿。

我想他是想起了后来李肇星和麻生太郎的见面 – 那次双方都客客气气，很平淡的一次会见，让某些人极为失望。那一次麻生太郎自始至终都很专业，双方连擦枪走火的机会都没有，李外长自然也点到为止。不知道是麻生对李外长遇佛杀佛遇鬼杀鬼的风格有点儿怵头呢，还是对李外长引为大嘴同类，惺惺相惜，无心挑战呢。

这就只能问麻生自己了。

北大出身，绰号“中国农民”的李肇星外长，素以强硬著称，本以为他碰上麻生，会发生火星撞地球，没想到双方却是握手言欢，一副背后插朋友两刀的友好姿态，让观察家们大跌眼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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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4 00:07:53

顿了以后伊藤先生转过来介绍了一下麻生的家族。

麻生太郎的家族在日本的确堪称门阀，要往上算能拉上明治维新时候的名臣大久保利通。麻生的妹妹嫁入皇家，他除了有个外祖父首相，还有个作首相的岳父，就是日本的一代名相铃木善幸。而略作追溯可以发现，麻生太郎与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是亲戚。日本的政治，基本都掌握在这种门阀手中，至今如此。小泉虽说三代议员，却依然在这些门阀眼中属于“弱势群体”，因此他支持率再高，也只能雷声大雨点小，改革难见成效。

以萨的看法，说日本“封建残余严重”并不是一句套话，比如这个门阀就是如此，别看日本是搞选举的，但选举上的，最终都是这种门阀子弟，别人要想上去，法律上，逻辑上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就是上去了他还会把你弄下来，比如有个相声演员曾经选上大阪市长，没几天就因为“在选举车里猥亵女助手”声名狼藉下台了 -- 其实这种事情就算是真的，比中川昭一那种色鬼如何？还不是你没后台。弄不下来也让你什么也干不成，小泉就是一例，别看他嘴上硬，实际上他的改革根本改不下去，原因就是他没有后台，只靠选票撑着，门阀们根本就不听他的。小泉政府到后期根本无意改善日中关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泉没有实力承担这样做日本政府内部的义务，所以干脆来个冻结。

麻生少爷

而麻生显然就是那种叼着银勺子生下来的了。伊藤讲年轻的时候，麻生太郎就有一个外号，叫做“筑丰的少爷”。筑丰，是麻生的故乡，也是他的选举区，在两大首相家族的影响下，想不选上都难，别说歪嘴了，就算是痴呆也能当上议员的。其他政界人士对麻生这种垂手而得的好命嫉妒得不得了，于是给了他“筑丰的少爷”的称呼。

不过，要是认为“筑丰的少爷”仅仅是游手好闲的少爷，那也是不客观的。伊藤先生回忆，说麻生当年在学校十分活跃，尤其是能作一口流利的演讲，可算有本领，讨论问题也慷慨激昂，善于同别人辩论。这本领他保留下来了，但还有一个毛病他也保留下来了，那就是演讲情绪化很厉害，论据却往往很成问题，当时就经常被指强词夺理，但麻生自己并不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