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分析在日的朝韩族群,就会发现他们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侨民一样,到日本留学,生活的“新”侨民,他们除了因为朝鲜语语法与日语极其相似而在语言上比较容易适应以外,与其他国家侨民并无二致。另一部分则是类似“朝鲜屯”居民这样的“老”侨民,这是日本侨民中一个独特的人群。
在日的朝韩裔“老”侨民比例远远超过华侨,其原因和他们居留日本的过程有很大关系。二战以前,当日本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比如东京大地震期间,出于当时日本社会普遍的仇外心理和岛国意识,中朝侨民曾多次遭到无端的攻击乃至屠杀,造成大量中朝侨民逃离日本。因此,传统意义上朝韩裔侨民数量并不是很多。他们的数量在二战结束时骤增而达到一个顶峰。这是因为二战中日本劳动力短缺,曾经有组织地大量征集朝韩人作为劳工在日本的矿山,工厂等地进行奴隶式的劳动,为了这个劳工问题,至今朝韩两国还在向日本索赔,索赔对象之一,就是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家族。
二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动荡,而日本的政局陷于半瘫痪状态。当时,在日的中国和朝鲜劳工都比较多,但朝鲜由于曾经被日本“合并”过四十年,很多人接受了日语教育,所以在战后,中国劳工更多地选择了回国,而很多朝鲜劳工则自发地组织起来,留在日本生活了下来,形成今天日本朝韩裔侨民的骨干。
这个过程颇为艰难,以我所在的伊丹市为例。二战中这里的飞机场是日军重要基地,曾征集上万名朝鲜劳工进行修建。日本战败后,这些劳工失去控制,也无人组织他们回国,于是他们自发地占据了这片今天被称为“朝鲜屯”的荒地,搭建简易房屋,依靠出卖劳力和捡拾垃圾等手段生活下来。
这样的开端,给今天“朝鲜屯”这类朝鲜人聚居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方面,“棚户区”的建设方式,使其公共设施不足,整体缺乏规划,道路狭窄,布局凌乱成了先天顽症,另一方面,居民来源造成至今这里朝韩族人大多从事建筑业和类似蓝领工作。
五十年代,朝鲜曾大规模动员在日本的朝韩族人回乡,但仍然有很多朝韩族人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而不愿回国,甚至因男女比例失衡,还进一步从朝鲜偷渡配偶来日。日本政府对擅自占用这片土地的朝韩族人十分头痛,曾多次进行驱逐工作,但遭到朝鲜族裔民众的团结对抗,甚至引发一些暴力事件。由于日朝之间许多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包括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问题等,日本政府底气不足,不敢进行强行的镇压,只好听之任之。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人平时也很少光顾这里,这就是我的邻居提到这里时表情古怪的原因。
不过,这些人当时仍被作为“非法滞留者”看待,没有基本的人权和社会保障。经过朝韩族人长期的斗争,而且他们确实为缺乏劳力的日本社会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资源,才使日本政府最终改变了态度,在三十年后承认他们的居留权利。只是,日本从未实施落地出生国籍法,因此,这些韩朝人的第二,第三代后裔,有些虽然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法与日本人毫无二致,有很多人已经改用了日本姓氏,却依然拿着特殊的外国人证件,而没有日本的公民权。
现在,这里的气氛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剑拔弩张,每到朝鲜的节日,“朝鲜屯”的朝韩裔人也会打起鼓来,穿上民族服装,组成游行队伍穿街过巷,让当地人领略一下异国风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周围居民到他们设在小学校操场上的舞台去观看民族歌舞,购买泡菜等民族产品。日本人看来也接受了“国中之国”的现实。
然而,矛盾依然无所不在。今天“朝鲜屯”的在日朝韩人的年轻一代在两极分化,有很多已经走出了这片地方,在日本的各个领域中工作。他们除了身份证件不同,不能参加选举以外,与普通日本人几乎没有区别,自己也以“日本人”自居。他们往往会找个机会与日本人结婚,或者通过日本法律中“归化”的条款取得日本国籍。对他们来说,血液中的朝鲜成分已经成为一种累赘,对日本人不肯直接让他们“入籍”大有怨意;也有很多朝韩族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形态,通过自己居住区的自治会,朝鲜语学校等机构,体现着出明显的民族特性,这是今日“朝鲜屯”居民的主流态度。这些人尽管很多只会说日语,但对韩国和朝鲜的政府仍有较强的归属感。近来,日本与朝鲜之间矛盾横生,双方相互指责和攻击接连不断,在日的朝鲜方面机构却依然死而不僵,和日本有这样的族群存在有着很大关系.
这种归属感的原因,也与日本方面的态度有关.说起日本人对在日朝韩人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
初看起来,日本人对待在日朝韩人的态度,要比对待在日中国人远为亲近,常常把朝韩人当作“半个日本人”看待。不过,这种态度,在日韩朝人的反应也是两极分化。一部分是因此也以半个或者大半个日本人自居,产生某种优越感;另一部分,则对此不屑一顾,甚至还有反感。
循之日朝关系史,才明白日本人这种亲近对朝韩人来说并非好意。日本民间曾有一种侮辱性的说法 -- “第三国人”。“第三国人”的含义是日本国,外国以外特殊的人群,主要指的就是朝鲜人,韩国人,意思是他们属于日本曾经屯并和殖民过的,没有资格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换句话说,外国人是客人,“第三国人”呢?近似于清朝的旗奴,无论此后你取得怎样辉煌的地位,总是被日本征服过的。前几年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给自卫队员讲话的时候,提到东京如果出现大灾难,朝鲜侨民可能乘机暴动,还用过这个词,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象石原一样顽固的右翼人物在日本也是少数,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三国人”这个词已经渐渐走进历史。词可以走进历史,观念却难以一下消除,在日本,针对朝鲜韩国的歧视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的国家。
也正是这种歧视一直让朝鲜人耿耿于怀。当初,“日韩合并”时期,日本人曾经勒令朝鲜人说日语,除了皇家李氏一门外全部改日本姓,这种强迫的屈辱让朝鲜人深深不满。1945年日本投降时,朝鲜人第一件去做的事情就是砸掉门上的日本姓氏,今天还有日本政治家说当年朝鲜人改日本姓是自愿的,不知道是不了解历史还是故意颠倒黑白。而战后日本人依然带有这种“故主”的眼光去看朝韩人,比如,在广岛遇难的朝鲜人,不可以和日本人一样享有在一起祭祀的权利。这种眼光,也许是朝鲜和韩国对日态度从民间起就强硬非常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第三国人”,某种含义上也涵盖一部分中国人,包括台湾和东北的中国人。理由是这两处也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并不包括大陆除东北以外的其他地方。原因是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从来不曾被日本征服过。总的来说,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是完全无关的族群,虽然不象朝鲜人那样接近,却是主人客人之分的。得知这种分法,真是让人不知该感谢先人英勇抗战给我们留下的尊严,还是应该感慨少帅东北丢得太不当一回事,影响至今。
其实,到朝鲜屯去买泡菜,就会发现很多在日的朝鲜人也发展得不错,房子盖得很漂亮了,也有很好的汽车。但是,那些纵横弯曲的小巷,依然总让我想起回归前香港的九龙城寨来。
一些“朝鲜屯”的照片,且作本文的收尾吧。
铁皮房和自行车,密集而没有间隔的房子,不由让人猜测是在日本还是在京郊某农村
这里的房子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工地的简易房
所谓乱搭乱盖,在“朝鲜屯”是司空见惯和不受限制的。地震?地震肯定没问题,“朝鲜屯”最骨干的职业就是建筑,估计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家开玩笑。。。
“朝鲜屯”的道路大多如此杂乱狭窄,地面也是水泥,沥青,石子不一而足,真正自由世界
“屯”里面太窄,老年人只好到河边的公路上乘凉,日本的老年人没有这样的习惯,宁可在房间里把空调开足。
韩国烤肉是“朝鲜屯”独特的风味
一个邮箱上三个不同的姓氏,仿佛讲述着一个朝韩裔家庭漫长的故事
这里的朝鲜人也有自己开办企业的,大多数是这种小作坊
竞选广告也不会放过这里,因为很多此地的朝鲜族人已经有了日本国籍,要是二十年前,这里倒是看不到类似广告的。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这个道理朝鲜人似乎很明白
朝鲜小学是这里最为整齐的公共建筑,还有专门的校车接送不住在“朝鲜屯”的朝韩裔儿童来上学。
可以看到汉字的校名。
韩文的校名
朝鲜人的公寓,这种房子在日本有个颇为雅致的名字 – 文化住宅,不过,多是蓝领阶层来住
也有的房子和日本人的住宅相比并无区别,甚至内部相当豪华,这个宅子的主人据说是个独臂的建筑材料回收工场老板,已经七十多岁,他的手臂丢在了哪里,没人知道。
只有户名牌上朝鲜人的名字,提醒我们这里住的人和普通日本人有些差别
[完]
另外,从在日的朝鲜族人处境,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另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在历史问题上,还是在独岛问题上,慰安妇问题上,韩国对于日本的态度都可用强硬形容,但日本无论上下对此似乎都不很在意。部分日本民众对韩国人的历史看法坚如磐石,并未因此多一些尊重。难道日本所谓崇拜强者的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不灵了吗?
我的看法,并不是观念上出了例外,日本人的确是崇拜强者的,不过,这个强字,与“强硬”的关系并不太大,其中的含义乃是“强大”。日本对美国今日的态度,就是源于历史上和现实中美国的强大。
日本人现实得很。
邓公曰:发展才是硬道理。
?
2007-07-01 16:54:06
[平面媒体用稿,根据伊丹有个“朝鲜屯”扩写]
朝鲜屯里的政治宣传广告,这里是共产党,社会党的传统选区,因为信奉佛教的多,公明党也来,而日本最大的自民党,就没有市场了。这里的居民支持共产党,并不是因为他们来自北朝鲜,而是因为他们多是蓝领阶层
近来,在日朝鲜人(日语称为“日系朝鲜人”)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焦点。正被媒体越炒越热的“朝总联总部案”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朝总联,即“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是一个有着强烈北朝鲜色彩的在日朝鲜人组织,因为该机构在日本的经营不利负债,应日本“债权整理回收机构”要求,本月26日法院授意批准拍卖该组织总部大楼,是为案件肇端。而后案情不断扩大,连原日本公安调查厅长官绪方重威也因此被捕,整个案子呈现胶着。在媒体大量报道这一案件的同时,在日朝鲜人对此是怎样的态度,他们的生活是否因此而受到影响呢?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今日前往本地被称为“朝鲜屯”的在日朝鲜族人聚居区,希望能够得到第一手材料。
“伊丹有个朝鲜屯。”这是我搬到此地不久知道的事情。当时,作为好吃的中国人,曾向日本邻居打听有没有猪头肉卖。对方点点头,表情却有些古怪,勉强在地图上指了个地方就闭口不言。
当时只以为这样“古怪”的口味令日本人吃惊,而去了一趟,才明白其中缘由。
所谓“朝鲜屯”指的是伊丹市北部郊区,由飞机场,猪名川河和军行桥围起来的三角形地区,对日本人来说是个不愿意涉足的地方。到那里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和任何城市一样,飞机场都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背靠飞机场的“朝鲜屯”自然也比较荒僻。除了朝鲜人上下班用的班车外,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公路狭窄,唯一通往外界的一条公路紧靠河边,有的路段标准较高,有的部分则十分狭窄,只能供一辆车通行。两边都是路沟,错车要其中一方躲到路边专门设置的土台上。每当把车停在这种三面环沟的土台上,总有置身孤岛的错觉。而到达以后,停车永远是一个大问题,还不用说经常被困在狭窄的巷子中进退两难。这里完全没有规划,象我这样的“外人”看来大多数道路只能一人侧身而行,可是走进“屯”的深处,却又不时可以看到路边某个阁楼下面,如同尺子量过一样放着一辆锃亮的宝马或者奔驰,怎样进出的,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听着醺醺的歌声从漂着煮猪大肠味道的小饭馆里传出,以及大声喧哗的朝鲜话,这一切都让人很难相信自己依然在日本。得益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单一的居民,这里俨然是一个独特的国中之国。
朝鲜屯的民居,旁边的大烟囱下面是朝鲜式公共澡堂
在日本的城市里,带有鲜明朝鲜半岛特征的面孔随处可见。今天,在日本的朝鲜族侨民共计六十余万,如果加上加入日本籍的朝韩裔族人,则总数超过三百万之多,相对于一百多万的中国侨民来说,无论总数还是比例,都要高得多。相比于在日华人比较集中的聚居区只有横滨,神户两处唐人街而言,象这样的朝鲜族人聚居区,在日本稍大一点的城市中几乎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堪称星罗棋布,其情况也与伊丹的“朝鲜屯”或多或少相似。至于在日数量排名第三的菲律宾人更不好比,他们几乎没有聚居区,大多数是以国际新娘或歌手的方式分散生活在日本各地。
“外人”走进那里,往往还会引发不友好的目光,意思很明白 – 你到我们朝鲜人的地方来干什么?是啊,这里的居民,大多在市区甚至更远的神户,大阪上班,早晨出发,晚上回来,如果是公务,没有谁会到这里来。买东西么?这里的商店和饭馆,基本是为朝鲜族人服务的,菜单也是韩文,不是朝鲜族人你到这里来能买什么呢?
在日的朝鲜族人中,成功者很多,教授,学者,实业家,艺术家层出不穷,如赵治勋成为连续十二届的本因坊,受到很多日本人的敬仰。但是大多数在日的朝鲜族人仍然主要从事蓝领工作,他们中,男性多从事3K职业(指“脏,重,险”,这三个词日文都以K开头),女性中从事“水商贩”,按摩等准色情行业的也较多。同时,艰难的生活也使部分朝鲜人走进涉黑行业。比如日本赌博业“扒金库”的老板多是朝鲜裔,山口组第六代副组长高山清司供认组员中朝裔占30%,黑社会组织会津小铁干脆几代会长都是在日朝鲜人。因为这些因素,这种不友好的目光足以让普通日本人对“朝鲜屯”望而却步。不过象萨这样偶尔跑来买猪耳朵猪蹄子的中国人还比较好理解,他们作为在日的侨民,很明白日本的超市里,是买不着这些东西的,这一点,中国人和朝鲜人并无二致。在买东西的时候,在日朝鲜人精明而实际的特点表现无遗 – 只要发现你是来买东西的,马上换掉怀疑的面孔,表现出极为殷勤和诚恳的样子来,其态度之好,若不是刚刚看过他们如刀似剑的目光,你很容易为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尧舜之民而感动。他们绝不会缺斤短两 – 但也绝不会在价钱上吃半分亏,艰难的环境,使他们成为极精明的生意人。也有人说此处有毒品交易,不过我从未看到过。
不过,正是到这里买东西,引起了我对在日朝鲜人群的兴趣。如果仔细分析在日的朝韩族群,就会发现他们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侨民一样,到日本留学,生活的“新”侨民,他们除了因为朝鲜语语法与日语极其相似而在语言上比较容易适应以外,与其他国家侨民并无二致。另一部分则是类似“朝鲜屯”居民这样的“老”侨民,这是日本侨民中一个独特的人群。
在日的朝韩裔“老”侨民比例远远超过华侨,其原因和他们居留日本的过程有很大关系。二战以前,当日本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出于当时日本社会普遍的仇外心理和岛国意识,中朝侨民曾多次遭到无端的攻击乃至屠杀。例如,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日本“自警团”因为“朝鲜人向井里投毒”的谣言而大肆虐杀朝鲜侨民,事后,日方司法省“公正地”进行了审判,统计共有233名朝鲜人被杀,并因此对数名“自警团”团员判处了最高4年的徒刑。日本社会活动家吉野作造对这个判决有疑惑而进行了调查,很快就证实了两千人以上的遇害者名单,而当他的调查结果达到6433人时,调查被中止了。这些黑暗的事件,使大量朝鲜传统侨民出逃,因此,传统意义上朝韩裔侨民数量有限。他们的数量在二战结束时骤增而达到一个顶峰。这是因为二战中日本劳动力短缺,曾经有组织地大量征集朝韩人作为劳工在日本的矿山,工厂等地进行奴隶式的劳动,更有一部分朝鲜劳工被送到南洋半岛为日军修建工事,九死一生。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最先接触的“敌人”,就是一群骨瘦如柴,衣着半裸的朝鲜劳工。为了这个劳工问题,至今朝韩两国还在向日本索赔,索赔对象之一,就是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家族。
二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动荡,而日本的政局陷于半瘫痪状态。当时,在日的中国和朝鲜劳工都比较多,但朝鲜由于曾经被日本“合并”过四十年,很多人接受了日语教育,所以在战后,中国劳工更多地选择了回国,而很多朝鲜劳工则自发地组织起来,留在日本生活了下来,形成今天日本朝韩裔侨民的骨干。
这个过程颇为艰难,以我所在的伊丹市为例。二战中这里的飞机场是日军重要基地,曾征集上万名朝鲜劳工进行修建。日本战败后,这些劳工失去控制,也无人组织他们回国,于是他们自发地占据了这片今天被称为“朝鲜屯”的荒地,搭建简易房屋,依靠出卖劳力和捡拾垃圾等手段生活下来。日本政府对擅自占用这片土地的朝韩族人十分头痛,曾多次进行驱逐工作,但遭到朝鲜族裔民众的团结对抗,甚至引发一些暴力事件。由于日朝之间许多历史问题悬而未决,包括慰安妇问题,劳工赔偿问题等,日本政府底气不足,不敢进行强行的镇压,只好听之任之。因为有这些冲突在前,日本人更少光顾这里,这也是我的邻居提到这里时表情古怪的原因。
五十年代,朝鲜曾发动“千里马运动”,大规模动员在日本的朝韩族人回乡,但仍然有很多朝韩族人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而不愿回国,甚至因男女比例失衡,还进一步从朝鲜偷渡配偶来日,朝鲜屯更加壮大了,今天,这里有大约三千名居民。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朝鲜人中南方人比北方人多,但“千里马”运动之后,北方人的比例反而有所上升。这中间的原因是朝鲜发动的“千里马运动”主要对象为在日的朝鲜南方人,以便为将来的统一打基础(韩国当时采取了“弃民政策)。这次出事的朝总联,就是“千里马运动”的骨干力量之一,在日本,它和南朝鲜背景的“大韩民团”是在日朝鲜人最大的两个组织。两组织一度宣布和解,但这次朝总联案件爆发后,“大韩民团”的态度则是迅速划清界限,以免殃及池鱼。
前面所述的开端,给今天“朝鲜屯”这类朝鲜人聚居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方面,“棚户区”的建设方式,使其公共设施不足,整体缺乏规划,道路狭窄,布局凌乱成了先天顽症,另一方面,尽管今天在朝鲜屯居住的朝鲜人很多已经发家致富,但依然不肯离开这里,其原因也于此有关 – 通过“圈地运动”他们占据的土地都获得了所有权,在寸土寸金的日本,这绝对是一笔财富。然而,“朝鲜屯”的地理位置,又使这笔财富不容易卖给日本人兑现,于是,他们只好按照惯性继续居住下去了。
尽管和日本警察的对峙取得了胜利,朝鲜屯的居民很长时间仍被作为“非法滞留者”看待,没有基本的人权和社会保障,而日本政府也很难有效管辖此地。经过朝韩族人长期的斗争,而且他们确实为缺乏劳力的日本社会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资源,才使日本政府最终改变了态度,在三十年后承认他们的居留权利。只是,日本从未实施落地出生国籍法,因此,这些韩朝人的第二,第三代后裔,有些虽然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法与日本人毫无二致,有很多人已经改用了日本姓氏,却依然拿着特殊的外国人证件,而没有日本的公民权。
现在,这里的气氛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剑拔弩张,每到朝鲜的节日,“朝鲜屯”的朝韩裔人也会打起鼓来,穿上民族服装,组成游行队伍穿街过巷,让当地人领略一下异国风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周围居民到他们设在小学校操场上的舞台去观看民族歌舞,购买泡菜等民族产品。日本人看来也接受了“国中之国”的现实。
然而,矛盾依然无所不在。今天“朝鲜屯”的在日朝韩人的年轻一代在两极分化,有很多已经走出了这片地方,在日本的各个领域中工作。他们除了身份证件不同,不能参加选举以外,与普通日本人几乎没有区别,自己也以“日本人”自居。他们往往会找个机会与日本人结婚,或者通过日本法律中“归化”的条款取得日本国籍。对他们来说,血液中的朝鲜成分已经成为一种累赘,对日本人不肯直接让他们“入籍”大有怨意;也有很多朝韩族人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形态,通过自己居住区的自治会进行自治管理。朝鲜屯的最高机构就是居民自治会,表面看,它和日本居民区的自治会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的负责人尽管是日本名字,但都是金泽,白原一类。明白人都知道,这金泽,可能原来就是姓金,白原呢?就是姓白,他们不过是按照日本移民法归化入了日本籍而已。他们也通过朝鲜语学校等机构,保持着明显的民族特性,这是今日“朝鲜屯”居民的主流态度。这些人尽管很多只会说日语,但对韩国和朝鲜的政府仍有较强的归属感。近来,日本与朝鲜之间矛盾横生,双方相互指责和攻击接连不断,在日的朝鲜方面机构却依然死而不僵,和日本有这样的族群存在有着很大关系.
这种归属感的原因,也与日本方面的态度有关.说起日本人对在日朝韩人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
初看起来,日本人对待在日朝韩人的态度,要比对待在日中国人远为亲近,常常把朝韩人当作“半个日本人”看待。不过,这种态度,在日韩朝人的反应也是两极分化。一部分是因此也以半个或者大半个日本人自居,产生某种优越感;另一部分,则对此不屑一顾,甚至还有反感。
循之日朝关系史,才明白日本人这种亲近对朝韩人来说并非好意。日本民间曾有一种侮辱性的说法 -- 第三国人”。“第三国人”的含义是日本国,外国以外特殊的人群,主要指的就是朝鲜人,韩国人,也含我国台湾省等地意思是他们属于日本曾经屯并和殖民过的,没有资格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与日本人平起平坐。换句话说,外国人是客人,“第三国人”呢?近似于清朝的旗奴,无论此后你取得怎样辉煌的地位,总是被日本征服过的。前几年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给自卫队员讲话的时候,提到东京如果出现大灾难,朝鲜侨民可能乘机暴动,还用过这个词,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象石原一样顽固的右翼人物在日本也是少数,随着时代的发展,“第三国人”这个词已经渐渐走进历史。词可以走进历史,观念却难以一下消除,在日本,针对朝鲜韩国的歧视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针对整个的国家。
也正是这种歧视一直让朝鲜人耿耿于怀。当初,“日韩合并”时期,日本人曾经勒令朝鲜人说日语,除了皇家李氏一门外全部改日本姓,这种强迫的屈辱让朝鲜人深深不满。1945年日本投降时,朝鲜人第一件去做的事情就是砸掉门上的日本姓氏,今天还有日本政治家说当年朝鲜人改日本姓是自愿的,不知道是不了解历史还是故意颠倒黑白。而战后日本人依然带有这种“故主”的眼光去看朝韩人,比如,在广岛遇难的朝鲜人,不可以和日本人一样享有在一起祭祀的权利。这种眼光,也许是朝鲜和韩国对日态度从民间起就强硬非常的原因之一。
今天,要去采访朝鲜屯,却受到了妻的阻拦。在日本人中间,朝鲜人的形象这两年颇被妖魔化,绑架,贩毒,勒索,除了没有吃小孩以外,在日本的媒体中不断发酵朝鲜的种种“恶行”,使若干日本人对朝鲜族人心怀疑虑 – 谁知道多少年的朝鲜邻居会不会是派来的间谍呢?会不会明天把我家的孩子绑架走呢?连在日的韩国人也往往被牵连,因为日本人也分不请他们来自朝鲜的哪里。特别是这次日方对朝总联案件的处置,引发了在日朝鲜人一定程度的动荡。若干朝鲜人集会游行,对朝总联进行声援,认为日本方面的做法是为了赶走朝鲜在日的民间机构,而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这都使日本民间一些人担心朝鲜人会进行“暴乱”等极端举动。
以我的经验,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大多已经适应了在日的生活,着重于自己的利益,关心政治的根本就是少数。朝鲜侨民中“民团”和“朝总联”的拥趸不过各占10%左右,这还是两个最大的组织呢以今天的社会形态,朝鲜人根本不可能发动什么“暴乱”。
但是,担心总是有的,妻很担心我这时候去她一直视为畏途的“朝鲜屯”带来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让她带着信用卡去赎人之类的事情可要不得。达成的妥协是先去市中心的朝鲜人会馆看看风色再说。
伊丹的朝鲜人会馆在市中心黄金地段,据说这个组织和朝总联关系密切。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片略带萧条的平静。往日车水马龙的会馆门前,今天十分安静,会馆照旧开门,但看不到工作人员,也看不到来访的朝鲜留学生或者工人。门前停放有几辆朝鲜人喜欢骑的彩色小摩托,让人猜测是不是里面正在开会。
路左边灰色的建筑就是朝鲜会馆,如朝总联总部一样,这些朝鲜的在日机构,多在繁华的黄金地段(早年共产党里面有人才阿)。也可以看到普通日本街道与朝鲜屯的区别。
门卫很坚决地拒绝了我的采访,称最近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都到东京去了。虽然知道这是托词,但也只好失望而归。敏感时期新闻的管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离开的时候,我还是注意到两点与平日不同的地方。第一,门前最上面的标牌,本是一幅带有金日成头像的浮雕徽标,今日却不见了;第二,门前侧面的公告栏,往日总有很多活动,会见之类的广告招贴,今日却空空荡荡。或许,这是一个收缩活动,以静致动的标志?
朝鲜会馆前冷落的景象,可以看到有朝鲜人喜欢骑的小摩托,带有金氏父子头像的标牌和广告栏里的内容都已经撤掉
看着朝鲜会馆门前无声走过的行人,妻大概觉得自己也有些过敏,总算同意了我的采访计划,只不过,限制了范围。她知道我和那里一家“高丽屋”小酒馆老板金泽关系不错(他的真正名字是金XX)就,和我商量只去和金泽谈谈,不要走得太深。好吧,这时候,萨就只好通情达理了,结婚以后,你就不是属于自己一个人了。
到“朝鲜屯”的路依旧有惊无险,看到金泽老板高丽屋门上“豚足”(猪蹄子)的广告,感到这里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金泽老板的“高丽都”小饭馆的幌子,边上破损的部分是去年台风时候撕坏的。
饭馆的大门,在朝鲜屯,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遗憾的是,金泽老板今天不在,到大阪进货去了,照顾生意的是他在延边生的女儿顺子,前几年才办到日本来,看样子是准备靠这闺女后半辈子养老了。朝鲜族人敬老的风气极盛,顺子姑娘人如其名,倒是见过几次的,不过没法交流,很多延边的朝鲜族人不会汉语,顺子也在其中,而我对朝鲜语也一窍不通。没办法,老的不在,就找小的问问吧。拿出报社李编辑帮忙辛苦准备的一串问题,想着点两个菜,和顺子姑娘打听打听。
谁知道我还没有开口,顺子已经走过来了,一边递过菜单来,一边用磕磕绊绊的日语迫不及待地问起来 – “您知道外面有什么消息么?朝总联那件事会不会闹大影响我们?那个绪方长官被捕您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一愣,难道顺子要采访我?
看到我的表情,顺子大概也明白自己太急了,赶紧表白 – “很多人都说这件事,电视也看不太懂,我正在申请永住签证。。。”
原来是这样,大概理解了。于是我就尽量用简单的日语,把所知道的情况给顺子介绍了一下。
当然,也不是白介绍的,说完,问顺子 – “怎么,准备在日本常住?会找个日本人结婚么?”
可能听了我的话觉得还算放心,顺子摆摆手,俏皮地说:“那有什么不可以?可以养我和爸爸就嫁呗。”其实我知道她和金泽有些烦恼,顺子想继续读书,在日本朝鲜人找工作几乎没有限制,如果有足够的学问,成就自然也高。而金泽期望她专心继承饭馆。也许,这就是新一代朝鲜族人和他们父辈思维不同的地方。
不过,当我想请她照张相的时候,顺子马上拒绝了 – “不,不,不要照相。。。”在朝鲜屯,照相是个很敏感的事情,很多人即便你只是照了他家的房子也会来质问,不知道是他们过于敏感还是我们难以理解他们的苦衷。总之,刚才还谈笑风生的顺子惊慌地逃开,只留下一张离去的背影。
高丽都匆匆逃去的女招待员顺子
转过身来,顺手给一旁喝啤酒的两个老人照了一张。
放下相机,自以为得计的时候,却看到对着我的那个朝鲜老人在摆手,意思是不要照。不过他的表情让我知道他不是很认真的拦阻。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说了一句中国话 – “你好吗?”
吃惊之余我回了一下礼,看老头喝得两颊发红,又表现主动,看来这几个问题不妨找他问问。
采访的对象安田先生,他原来姓安,我猜闹不好和安贞焕或者安宰亨是亲戚。对面的老头是他的哥哥
走过去,问他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老者说 – 你的口音啊。
原来,这位老者是生在日本的朝鲜族裔,已经入了日籍,工作的地方就有不少中国人,对中国人说日语时发音的特点很了解。而对我的采访要求,老者也很大度地表示愿意回答一下。
以下就是几个采访的题目和老者的回答。
你愿意回朝鲜半岛的老家看看吗?有落叶归根的情结吗?
答:我经常去汉城的,不过,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在这里,我是主人,回去,是客人了。
您对麻生家族和朝鲜方面就劳工问题的官司怎样看?
答:我不了解这件事,是二战时候的事情吗?(笔者:是)那太早了,恐怕不能打赢,过了追溯期吧(这个案子法律上追溯期前就起诉了)。我确实不知道。
您怎样看安倍首相在慰安妇问题上道歉一事?
答:这是好事情,不过我不支持报纸上总说这件事,那些人(慰安妇)已经很可怜,(在报纸上讨论这件事)对她们很伤害的。她们受到的伤害应该被赔偿,不管她们是不是朝鲜人。我在日本生活了四十年没有身份(没有入籍?)现在也给我了,他们只能越来越讲理,我们里面也有律师,可以和他们打官司。
您怎样看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答:我们朝鲜人反对这个(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反对,是吧。我们一样的。
您怎么看日本要拍卖朝总联大楼的事情
答:这是没有道理的。拍卖是说朝总联破产了,实际上前面几十个官司日本法院都判朝总联败诉,它才破产的。怎么会所有的官司都输?而且提赔多少法院完全按照提出的数目判决。(安倍)首相的支持率现在太低了,他要想办法,你们中国人现在他惹不起,所以就找我们朝鲜人。这样,就没有人关心其他的事情了。
您退休了吗?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答:和金泽一样开一个餐馆,在大阪,现在二儿子在干。大儿子博士毕业,是建筑师,三儿子还在上大学,他们都不愿意干这个了。
老者也算知而不言,最后,我道谢告别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个额外的问题 – 您看,顺子这样的紧张担心,有道理么?
老者微微一笑 – “她太小呢。这么多年我们朝鲜人总是碰到麻烦,最后也没有怎么样,这次,也不会怎样的。”
朝鲜屯街头的涂鸦,含义不明
从“高丽屋”出来,天已经黑了。看着“屯子”入口墙上年轻人的涂鸦,还有路边无所事事目光不善的摩托少年们,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危机感。然而,这些人和涂鸦始终存在,而不是现在刚刚冒出来的现实,让我想到 – 也许如那位老者所说,这次真的“也不会怎样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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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02 18:38:55
如果和外国人多做一些交流,有时候会发现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事情。
在一次旅游中认识了个法国人叫范儒当,谈得十分投机。过了不久利用回国的时机带老范游了一次长城 – 老范在北大留学过,还用萨带他游长城么?这就是“本地人”的好处了。这一回我请了朋友开车,带老范去金山岭从没有修缮过的那一段。
回来老范说 – 震撼。
震撼?那是当然的。
几百年的沧桑,在风蚀刀刻的砖缝中沉淀。在我的心中,只有这里,才是真正的长城。
金山岭长城的照片,这并不是范儒当的作品,但是,韵味很是相似
什么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山风鸟鸣中,每一段残垣断壁都展现着中国古人桀骜不驯而又惟我独尊的想象力和工程技术,连我这中国人都仿佛听到从沟壑山岭间,传来祖先灵魂们苍凉的声音。残缺怎样?厮杀汉面上的刀疤不需要遮拦。
八达岭那样用现代化工具复制出来的地方也叫长城么?越是规整,越显得拘谨,越是庞然,越显得粗糙。崭新的砖墙处处散发出青涩的羞怯 – 在八达岭,我不仅一次听气喘吁吁的老外抗议过 – 嘿,这就是Great Wall(长城)?这是Long Wall(长墙)啊!
要是这没有了魂魄的玩意儿能被列入世界第八大奇迹,我说,大伙儿真给咱们面子。
那一天老范把相机里装好的胶卷拉出来曝了,临时换上了黑白卷,他说只有黑白照片,才能记录长城的感觉。他扯出胶卷的一瞬,我知道他找到了真正的长城 – 真正的长城充满了雄性的威严和刚烈,花哨和绚丽与它无关。你不敢傲然地踩在它的身上,因为它会让你感到敬畏。
记得第一次到这里来,是随着我的历史老师来的,这之前我们讨论过长城。当时,萨说长城是个保守畏缩的象征,明朝修长城,是不思进取。先生没说什么,一直到我们走在这段长城上。她说:你不懂历史阿,明朝不是你想的那样没血性,建都北京是什么意思? -- 那叫“大明天子守国门”。明朝的皇帝们,包括崇祯你可以说他没能耐,却不能说他没骨气。
那一次过后,每当有国外的朋友请我向导去长城,我都不带他们去八达岭,我想,我带他们去的地方,可以让他们了解一个真正的中国。
从长城回来之后,老范要回法国了,为了表示感谢,说,我送您 -- 嗯 – 您太太点儿东西吧,法国的特产。
什么东西呢?萨问道。香水么?
不,丝巾。
给我们这个被称作“赛里丝国”的人送丝巾?萨道了谢,心里实际有点儿不以为然 – 我们玩丝巾的时候,你们还是吃生肉的高卢蛮子呢。
这高卢蛮子却似看出了我的想法,拍拍萨的肩膀安慰道:哥们儿,我可是你们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来的,我明白中国。。。
萨苦笑之后,也就把这事儿抛在脑后了。
不料,半个月以后,却接到老范发来一个很小的邮包,打开一看,是一个火柴盒。
花了这么大功夫给我寄盒火柴来?
打开火柴盒的时候,仿佛一团雾从里面飘出来,才发现,那是一张一米见方的丝巾。
一米见方的丝巾可以塞在一个火柴盒里,可能被老外看作奇迹。这却蒙不了中国人,我们苏州或者杭州的丝巾,有很多都可以装在火柴盒里的。
而弹开的丝巾毫无皱褶,就让人暗暗赞叹了 – 有些指标,是不可能作弊的,看来,法国的确也有很好的丝绸呢。
不过,这个时候,我的感觉,也是一种震撼 -- 原来,在丝绸这种东西上表现自己的艺术,不是我们中国人独有。
这种震撼的来源,是这条丝巾给我在审美方面的冲击。我国的丝巾在图案上绚丽精美,而这条丝巾,却完全与东方的艺术无关。它的图案上没有任何装饰,不过是看来随意变化的几种曲线条纹组成,胭脂红,玫瑰红,淡红,烟红,桔红,暗红。。。色与色之间过渡流畅,让你完全无从捕捉它的底色究竟是什么。萨对艺术不在行,不能理解它的构思,但那飘忽的色调,让我觉得和它轻烟一般的材质浑然一体,一揉,一抖,就仿佛感到朝霞在一团云雾后跳动。
妻看到这条丝巾的时候,也不禁一声轻呼。
我问她喜欢么?她说好像看到了塞纳河上的晨雾,很感动。
也许,让没有学过艺术的人都能感动的,才是真的艺术吧。
里昂的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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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仿佛看到高卢蛮子范儒当在晨雾后面微笑,也许,当我对他老家的丝绸不经意露出那么一丝不屑的时候,法国人那种独有的自尊心已经让他一定要找到这样一条丝巾寄来了。
在这条丝巾面前,又有一丝默然。
丝绸,是我们的骄傲,可是,这条丝巾却是如此异样,让我无法把它和我们的文明联系起来。它的意境是完全西方的,丝绸,只是一个材料而已,而法国人对这种材料的灵感,那种对颤抖和波动的捕捉,确实是他们独有的。
这种默然不是遗憾,而是一种想要叹息的感觉。我曾经很多次笑话过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可是我自己,对其它的民族和文化,又到底了解多少呢?
范儒当的老家是里昂,我是在收到这条丝巾以后,才到网上查了一下,并且惊讶地发现,里昂的丝绸艺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里昂的丝绸织工,曾经用二十年的时间,为法国国王编制一条丝绸的挂毯。这时候,我们当然依然可以坚持说 – 里昂的丝绸,最早还是来自中国。但是,仔细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 – 美丽的里昂丝绸完全是一种不同的艺术 – 法国人的艺术。
并不是他们的更好,和我们的刺绣相比,这两种艺术根本就不是同类。
假如世界都是一种色调,即便它再美,只怕也会让人乏味。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 如果是十年以前,我也许很难用这种平和的态度看待另外一种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