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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原武一朗临走的那几天脸色很难看。一夜之间，栗原武一朗就老了。他不再给我讲大日本帝国了，他说，这里守不住了，他们得集中兵力占据城市。

我说，你们还回来吗？

他不说话了。

栗原小子抱着我们的孩子扑到他的怀里，极快地嘟噜着鸟语。在她和她的父亲之间，是我们的孩子李恒，孩子看看他的母亲，又看看他的外公，他把小手伸到外公的脸上，说了一句很慢的日语，那句日语我听得懂，那是栗原小子教孩子时我听到的：外公。他就那样慢声细语地叫着他的外公。他的外公把挂满泪花的脸紧紧地贴在孩子的脸上。孩子的姥姥，那个穿着木屐的女人，不停地在地上踏着她的脚，从她脚上发出的声音，像表演快板书的前奏，她的话比快板书快得多，说到最后，她竟然呜呜地哭起来，她哭的时候，嘴里仍然咕噜咕噜地说着。虽然听不懂他们的咕噜，但一个母亲的哭还是感染了我。他们在告别。这是他们想不到的结局，还有那个坦克上的黑脸小子，他也想不到，他以为他的笑脸会一直保持到最后。栗原小子哭了，我的孩子也哭了，他是被吓哭的。孩子的哭，把我仅存的一点点幸灾乐祸全抹掉了。

我走过去，接过孩子，我想让他们搂在一起哭个够，但他们却不哭了，他们都很严肃地看着我手上的孩子。我说：

“大，娘。你们放心地走吧，我会保护好他们娘俩。”在最后的时刻，我正式承认了他们岳父岳母的身份。

面对着迟来的半个儿（我们认为一个女婿半个儿，不知大和民族是否也这样认为），他们转悲为喜。他们不停地咕噜着鸟语，他们打开了已经整理好的箱子，把一只手枪和一盒子弹给了我。我说我要这个干什么呢？他说，用得着，用得着。他身上的军装已经让他相信手枪比哲学更管用了。果然，在他们走后的几个月里，那支比一支打火机大不了多少的手枪就起了作用。日本人走后，中国人还没接管的短时间里，镇子里经常有强盗出没，他们盯上了我们的院子。一天早上，我刚刚离开家，就有几个强盗闯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栗原小子，领头的把她赶到屋里，她退到床上，那人以为她顺从了，就极快地脱衣服，但他想不到，一个枪口正对着他的脑门儿，他不以为那是一支真手枪，他继续朝她走着，她的枪打响了，子弹打在他的前面，他慌忙抓起衣服逃出了屋子，带上他的人跑了。

我是不是也该给他们点东西？我站在那里想了半天，这个院子里还有什么东西值得送给他们？除了那些草根树皮，剩下的全是他们带来的。

我终于想起了应该给他们的东西。我把他们拉到堂屋的两把椅子上，我在他们的脚下磕了三个头，这是我们最高的礼仪，也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他们都很激动，也很满足。这是我对自己诺言的最好保证。我要让他们的女儿平平安安。

但我自食了我的诺言，我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女儿，也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也许我的诺言惹怒了老天，惹怒了栗原小子的上帝，他们把她和我的孩子都带走了。

上游在打仗，城里在打仗。听说叛匪李诵领着他的人从山里出来了，他们端了壕沟边上的炮楼，夺了几个村子的据点。听说他们正和南面来的队伍向城里逼进。南面来的队伍也有坦克，他们住在镇子和周围的几个村子里，他们说着不太好懂的话。镇长说，这都是些南蛮子。

南蛮子喜欢吃大米，即使在战时，也不知道爱惜我们都很少吃的白面，伙房里一蒸馒头他们就偷偷地扔到猪圈里，这可把镇子里的猪惯坏了，再给它糠糠菜菜的时候，它们连眼皮也不抬。它们一听见南蛮子的声音就抬起头，把两面蒲扇耳朵扇得啪啦啪啦响，它们还冲着那身黄军装欢喜得直哼哼。有一次队伍从一个矮墙猪圈跟前走，被里面饿了几天的猪看见了，它朝着队伍扇了几下耳朵，就纵身跳出矮墙，冲进队伍，哼哼叽叽地随他们开走了。晚上，那头猪就睡在他们的帐篷里，有一天要杀它的时候，听说它还流眼泪。

南蛮子的馒头不仅让猪喜欢，也让镇子里一些面黄肌瘦的姑娘喜欢，为了那多年不曾见过的好吃物，不少姑娘晚上偷偷钻进队伍的房子里，她们果然拿回了一口袋馒头，当然，那些穿军装的人，也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尝了个够。

他们都怕冷，一听说下雪就浑身打哆嗦。就是这些怕冷的南蛮子，和日本人交上了火。他们本来用不着和他们交火，只等收缴日本人的坦克和大炮就行，可日本人不服，不服就打，别以为我们只会撤退。

七十三

他们向大山西面的城里打炮，他们的大炮一点也不比日本人的差，他们的炮队停在西山脚下的一道岭上，大炮每打一发炮弹，我们的镇子就晃荡一下，他们打了一个下午，我们的镇子就晃荡了一个下午。直到傍晚，他们的炮声才停下来。日本人宣布投降。其实，他们几天前就该接到投降的命令，只是看着这些曾经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的军队忍不住手痒，就像被拴住的猫看见老鼠也要捕捉一样，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不放弃一次打斗的机会。一股股焦糊味从西边飘过来。那是树叶、衣服被烧焦的气味，也有烧糊了的肉味，大家觉得那肯定不是烧猪肉的味道，他们顾不上在那儿烧猪肉吃，那气味倒是让人想起两年前烧瘟疫病人的气味。大家伸长耳朵听着那里的动静。点灯的时候，西边传来了歌声，那是一种乡野小调，是典型的南方对歌，什么妹妹呀哥哥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那些南蛮子在那时会唱那种歌。因为很快就听说，西边又有了瘟疫。那天傍晚的焦糊味就是烧尸体时飘出来的。

军营里和村子里都发现了病人。好几个村子已被部队包围，他们不让村里的人出来，也不让外面的人进去。但还是有人从村边的庄稼地里跑了出来。

那个男人敲开我家大门时天还不亮，他扑通一声跪在我跟前哭起来：“快救救乡亲们吧，不能眼看着他们死掉啊！”我把那个人扶起来，问了他一些简单的情况，那是一个只有八九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已经有两个人因瘟疫丧了命，有三个人看来也沾了病，要是不想办法，剩下的人也难逃一死。我犹豫了一下，那个人立刻又跪在地上哀求，还说村里打算变卖家产给我药钱和诊费。我的犹豫当然不是为了钱，我担心我们进不了村就会被那些当兵的发现。可我不能见死不救。我答应了他，那人背起我的药箱开了门，这时，两个骑兵挡在了门口。

他们是奉命来接我到军营里去的。那个自称是王排长的人说，他们的团长染上了瘟疫，他们的军医说情况十万火急，死活就在今天上午，所以请我立刻跟他们去营房。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这下完了，村里的那三个人，还有剩下的那些乡亲们，他们的命只好交给老天爷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身背药箱的老乡脸上的眼泪。王排长的话他全听见了，他知道他的冒险没有意义了，他和我都不可能拗得过王排长他们手里的枪。但我突然有了主意。我指着背药箱的老乡说，你们在这儿稍等，我得到他那儿拿些药，我的药已经用完了。他们不大相信我的话，我就拉开一些无关紧要的空药柜让他们看，王排长还是不大信，但他又没办法揭穿我的谎言，最后，他让另一个士兵跟着我们，他一个人守在我的家里。他说，你可别跟我耍什么花样，家里可有老人和孩子。我们走出院子，我的栗原小子追到大门口，她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我明白，她让我放心，她会应付一切的。

我们出了镇子，天还很黑，七拐八拐地很快就把那个士兵给甩掉了，等我们安全地进了村，才想起来那个士兵回去后会给我们家带来麻烦，但那时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从最后一个病人的身上拔出针来时，天已经大亮。我又给村里留了些药就跟着那个勇敢的人朝村外走，但这时我们出去已经很困难。那个老乡又从村里叫来一些人，装着从不同的方向向村外冲，把那些守在村口的士兵引开，我才出了村。回到家，那个被我们甩掉的士兵也刚刚回去，他迷了路，等到天亮才慢慢找回去。

我什么也不想跟他们解释了，随他们的便吧。反正现在他们还不敢把我解决掉，因为他们的团长还在等着我。那个排长显然很生气，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催我快快上马。我被他扶上马，他接着坐到我的身后，我来不及跟我的妻儿打一声招呼，马就冲出了院子。栗原小子抱着孩子跟到门口，看着我们的马向远处跑去，这时我听见了低低的歌声。

栗原小子在唱歌，唱一首日本民歌，我知道那是一首送别歌，她在祝愿她的男人平安。

上午十点多种，我们到达了军营。我被带到一个门口有四个人站岗的房子跟前。里面出来的人都戴着大口罩，他们的话本来就难懂，这回更是连猜带蒙了。我被领到一个帐子跟前，那里躺着他们的团长。团长已不会说话，他的眼睛盯在我的脸上，从他的眼里我已经看不到希望，我摸了一下他的脉，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个人已经到阎王爷那儿报到了。我给他们说，他们不信，还要让我给他诊治。我给他放了血，他的血黯黑，像掺了墨。我又往他嘴里塞了几粒药丸，但他还是一步步朝着他该去的方向走去。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团长就断了气。

他们都脱下帽子，向那个躺在床上的团长致敬，我趁此退到他们的后面。他们给那个团长鞠完了躬，就用一个白床单盖住了他的尸体。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领我出来，问王排长为什么来得这么晚。他们揭发了我的表现。这让那个当官的很生气，他狠狠地看了我一眼，跟那两个人咕噜一句什么就转身离开了。我等着他们把我送回去，但他们却把我带到了一间房子里，指着一张空床说，你就睡在这里。我说现在回去还来得及。王排长哼了一声说，回去，你想得倒挺好，你在这儿等着惩罚吧。他们把门关上出去了。

我为什么要挨惩罚，就因为我先给老乡看病？看病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老乡来得早，就该先给老乡看，我不能因为这里有一个团长就先上这儿来，那样，不但医家的道德不允许，也有悖于药铺林的规矩。但这些道理我跟谁说？我除了被他们关起来还能做什么？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们关我的地方，那是一座简易房子，我想逃走还有机会。但我又饿又累，我觉得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他们的团长不是我害死的，就算我早一点来到，他们的团长还是没命。

七十四

他的命不掌握在时间手里，他一上来就走上了一条没有叉道的大路，那条大路直接通向阎王爷的府邸。

过了一会儿，有人给我送来了水和衣服，他们让我洗澡换衣服，他们说我的身上有病菌。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病菌，我只知道他们都害怕我，都不敢跟我说话，好像我的身上长满了麻风疮。既然如此，就该快点放我走，放我回到老婆孩子的身边。

但他们并不放我走，他们送来了饭菜，还有一瓶烧酒。我没喝他们的酒，只把饭菜吃了。他们的饭菜做得不错，比镇子上任何一家的饭菜都好，他们不但会唱歌，还会做这么好的饭菜，还会把猪和姑娘引到他们的帐篷里，当然，也敢和那些不可一世的日本人交火，把他们占的地盘夺回来。可不能小看了这些南蛮子，除了他们不让我回家，我觉得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不急不躁，他们不像镇子里的人那样，动不动就用拳头打人。他们打着大炮还忘不了唱歌。他们那里一定不缺吃穿，要不哪有心情唱歌呢？

下午，又有一个当官的来找我。他戴了雪白的手套和口罩，他的口罩盖住了他的大半个脸，我能看见的只有他的眼睛和眉毛。他就那样捂着半个脸跟我说话，他的话跟那些南蛮子不同，他的话跟我们只是腔调不同，但都能听懂。原来，这队伍里不光是南蛮子，大概想打炮的人都可以到他们这里来。这个人说话时眼睛不停地眨，他的话停下来，眼睛也就不眨了，他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只顾看他的眼睛，他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好让他再说一遍。

他说，这里需要你，你留下来吧。

我说，这不行，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药铺，家里离不了我。

我们可以派人告诉你的老婆，你老婆孩子和你的药铺也可以搬到这里来，你的老人可以让镇上管起来，保证让他们受不了苦。

哪有让女人跟着打仗的，更没有把老人让人养的，除非家里死没了人。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叫我回去不就完啦。

你再想想吧。

军官走了，门又关上了。

我在那间屋子里想着。想着我的家，想着我的孩子，想着栗原小子，想着我的奶奶和父亲。这是非常时期，没有我，他们的生活一定会很困难。如果父亲不那样，他们还能好些，可现在父亲什么也做不了啦，他起床后就知道坐在墙跟里晒太阳，如果奶奶不把他挪到树阴里，他就一直坐在太阳底下。有一次他看见栗原小子怀里的李恒笑了，还朝他伸过手去，栗原小子把孩子递过去，但他抱了一会儿，两个人就一起摔倒了。他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有好几次在镇子里就走丢了，后来，奶奶就不让他一个人出门了。在那个非常时期，大家都异常困难，没有几个人有钱付药费，好些老年人得了病就在家里等死，即使来找我看病，也只好欠着药费，我们家的日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拮据，奶奶和镇子里的农家妇女一样也到地里挖野菜、捡柴火了。就是这样的日子，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又到了吃饭的时候。又有饭菜送进来，还有一瓶烧酒。我没有心思喝酒，我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我把饭推到一边，我说，你们把我带来，你们还得把我送回去，不送，让我自己回去也行。他们直起身，握着挂在脖子上的冲锋枪站到门外去了。跟他们说没用，他们不跟我接话。我说，叫你们当官的来，他们还是站在那里不动，我的话他们像没听见一样。我看出来了，我得听他们的话，就像从镇子上把我带来一样，这是他们安排好了的，那时，我不能不来，现在也一样，我不得不留下来，这由不得我选择。

“叫你们当官的来，告诉他我愿意留下来。”

当官的很快来了。尽管被口罩捂了半个脸，可那脸上的笑容还是能看得见。他说，这就对了，这才叫聪明。

我不想聪明，可我没办法。

他们派人去跟我老婆说了一声。我的老婆在听到那个消息时，急得说出了一句日语，亏了那个报信的是个南蛮子，对北方话本来就连猜加蒙的，否则，她会露了馅。他们并没有真让我老婆孩子来，就算真让他们来我也不会同意，我不会叫他们和我一样整天住在长眼睛的炮弹底下。这话可不是瞎说，在那段时间里，我住的房子曾三次被炮弹炸平，碰巧三次我都不在屋子里。炮弹确实长了眼睛，它专找我不在的时候飞过来。

这回算正式穿上了军装。我和他们一样了。我像变了一个人，浑身上下被那身军服绷紧了，只有脸还是原来的样子，其实脸也和原先不一样，我的头上多了一顶大盖帽，这是和普通的士兵不一样的帽子。戴上那顶帽子，身边就有些人听你指挥，就有可能离那些长了眼的炮弹远一点。那帽沿遮住了我的大半个额头，只有眼睛以下的脸还是我自己的。自己的东西也作不了主，像这小胡子，好不容易才留起来，也被剃掉了，这里不允许它们生长。我不明白，这标志着一个人的尊严和威仪的胡子到底犯了哪条军规。

他们说，作为一个军医，你应该明白，如果炮弹皮或子弹从你这儿擦过去怎么办？他们在我长胡子的地方狠狠地擦一下，你不得包扎？你那些乱哄哄的黑毛不耽误事？

七十五

原来如此，他们准备着枪弹往我脸上打。打这个谱可不是什么好事，可这里的人都得打这个谱。

按规定，他们还发给了我一把手枪。那把手枪比栗原小子父亲留下的那把大一些，但比不上叛匪李诵的那一把大。

我说，我不会用它，我只会捣鼓草根树皮，用银针放血，在这里顶多再加上三七和云南白药。

送枪的人说，你还知道云南？

我说，我知道云南白药，不知道云南。

送枪的人说，在我们云南，谁都会止血治伤，可惜你没去过。

学止血治伤用不着到云南，在我们这里一样学，再说，止血治伤只是治病的一种，有时还得放血。

你放血的速度太慢了，这东西可是急性子，一下就完。他给我比划着那把手枪。

他和我说的是两码事，我没必要跟他争论。我说你把枪放在那里吧。他说，那可不行。我的任务是教你使它。他把我领到房子外面，教我怎么瞄准，怎么打开保险，怎么连发，怎么单发。说完了又让我给他做一遍。我按着他说的做了。他很满意地连说了几个好。他把枪装进枪套，挂在我的腰带上。

一个出白药、人人会止血治伤的地方，自然也就出舞枪弄炮的人。我对云南有了新的认识。

手枪跟着我走过很多地方，但它一直静静地别在我的腰里，还有弹夹里的子弹，它们一直没有机会从枪膛里冲出去。因为，我也没有机会把枪从腰上摘下来，握在手里。我没有时间，我的时间都被那些伤病员占去了，我是一个郎中，现在我又是一个军医，我不但会摆弄草根树皮，我还会包扎伤口，还会打针。我能熟练地把炮弹打出来的肠子塞进肚子，再用针给他们缝上，我能拿锯子像锯木头一样把他们的胳膊腿锯掉一截。当然，这不是我拿手的活儿，我拿手的活儿还是摆弄那些草根树皮，还是给人放血，把那些被瘟疫折磨得两手掐着自己脖子的人救过来。

又有炮声。还有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声。炸声一片。喊叫声，呻吟声，都从外面传进来。我们的诊所一再跟着枪炮声西移，已经看见了西边高高的城墙，城墙上的垛口，还有影影绰绰的头盔和枪口。我们的诊所不停地有人进进出出，他们抬进一个个伤员，也抬出一具具死尸，我暂时用不着银针和草药了，现在只用针和线，用云南白药，用纱布，用锯子。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我的鼻子里充满了腥味。我看到一个个汉子怎么不声不响地闭上了眼，看到一个个结实完整的身体怎么被枪弹打得七零八落，不成样子，我终于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让我剔掉胡子和头发，因为枪弹并不选择地方。一个伤员的头皮被炮弹削去了一半，一个伤员的嘴巴被炸得露出了牙齿，一个伤员的眼睛被子弹穿透了，但他的命没有丢，子弹从他的耳朵里飞出去了。从此，他就只用一只耳朵一只眼睛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了。

从诊所抬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被抬到一个山谷里，一时埋不掉的就引来了狼和野狗，还有秃鹫，它们吃着那些已经发臭的尸体，不时发出厮咬声。我们顾不上他们，没人顾得上他们，我们两天没睡觉了，我们连坐一会儿的时间也没有。

我们的诊所搬进了城里。这座大山脚下的城市可不是过去我来时的样子了，它的街道到处都是弹坑，隔不远就有一片被炸成废墟的房子，墙上、路上随处可见已经变黑的血迹。我们在一所学校里住下，这里的条件比野外好不了多少，枪弹把院子里的树头和房顶都掀了去，房子只有四面的围墙。就在这样的地方，我迎来了一个特殊的伤员。他脸上包着一圈纱布，只露着一对眼睛，他的腿被炸伤了，伤口已经感染，必须把他的腿锯掉，否则，他的命就没了。几个医生在另一个屋子里作着准备，我先给他看看脉，这样就能知道他的身体能否承受手术的酷刑。他还在昏迷，看上去像睡着了，但我的手一搭上他的手腕，他就睁开了眼，他盯着我的脸，一直到我把完脉。我说，你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就给你做手术。这时，他抬了抬头，他说，你是李纯。是我，你是谁。我很吃惊，在这里还能有人认识我。他接着说了一句日语，那是他的名字栗原武一朗。我立刻伏下身去，是他，栗原小子的父亲。我的手哆嗦起来，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我想不到那个体面的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怎么会……他让我把他扶起来，又指指床沿叫我坐到他的身边。他问我，栗原小子和孩子好吗？我说你放心，他们会很好的，他们的身体都没毛病，他们不会挨饿，也不会受惊吓。他说，我多想见见他们。我说等你好了我把你送回镇子。他摇摇头，他说，这办不到，办不到。看得出，他对我的建议一点也不抱希望。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这里，谁也不会对你怎么样。他不再和我争了，他让我给他端点水。我给他端了水，递到他的手上，他喝了一口放在一边，他说你先忙去吧。我离开了他，等我再回到他身边时，他已经死了。他自杀了，他的身上藏着毒药，他随时可以解决自己的性命，他死在了自己女婿的“手术室”里。

一个月后，我听说栗原小子的母亲也死了，她是被炮弹炸倒的墙砸死的。她死在寻找她丈夫的路上。

七十六

又回到了小镇。远远地看见了那片碑林，看见了那片坟冢，那是我们的家，那是我们永久的家。走到这里，我的腿才觉得累，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想歇一歇再走。我看见了母亲的坟，看见了母亲旁边的那座新坟。我拔腿跑过去，两手扑在坟土上，我下意识地扒拉着还不踏实的坟土，直到手被坟上的蒺藜扎出了血，我才站起来。我抓起背包窜出药铺林，朝家里跑去。

院子里竖着一人多高的枯草，堂屋和东屋的房顶都露了天，没被炸碎的东西还搭拉在山墙上。没有被毁的西屋虚掩着门，我撞开门。栗原小子和孩子脸对脸躺在床上，栗原小子的一只手搂着孩子，孩子的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我的背包从手里掉下来，我跌跌撞撞地扑到床上，栗原小子睁开了眼，她看着我，老半天都没认出我来。

我是李纯，我是李纯。她认出我来了，可她不会说话了。她在等我，她的眼睛告诉我了，但她没有流泪，她连泪也没有了，只有一口气还让心口那儿有些轻微的跳动。她搂着的孩子已经死了。

她的手已经僵在孩子的身上，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的手从孩子身上拉下来。我看了她的脉，又看了她的眼睛，我没有把握能把她救活，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阎罗殿，另一只脚也已经抬起来了。我来不及为那可怜的孩子悲伤，我用最快的速度给了她一些治疗。我拿出路上买的一点干粮，在我的牙缸里碾成末，倒上些凉水，送到她的嘴上。她吃得太急了，第一口就呛住了，好不容易才停下咳嗽，我又把牙缸送上去，可她闭上了嘴巴，她想说话，但她说不出声来，她的眼珠朝一个方向转着，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我放下牙缸，进了西屋。西屋的一个墙角开了缝，听到我的脚步声，一群老鼠争着逃向那个墙缝。我定了定神，看见了床上躺着的奶奶。她和栗原小子一样都穿得整整齐齐，很显然，她们在剩下最后一点力气时，都为即将来到的死亡作好了准备，她们要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罪恶的战争。这个识文断字的女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因为没有饭吃而躺在床上等死。我看了她的脉，她除了肚子里缺少食物，没有别的毛病。我回到栗原小子的身边，把牙缸里的那点东西端过来，倒进奶奶嘴里一些，她的嘴立刻张得老大，这一口干粮又唤醒了她沉睡的生命，我接连往她的嘴里倒了些糊糊，她都极快地咽下去了。看她吞咽的样子，我知道她没什么危险了。我又回到栗原小子身边，我告诉她奶奶没事了，她才重新张开嘴，可咽下一口又闭上了，这一回她的眼睛是朝躺在她身边的李恒转的，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想让我把干粮给孩子些，但他已经永远不再需要我的干粮了。我不忍心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为了让她吃进点东西，我只好装着往我那安安静静的孩子嘴里喂东西。那张干巴的小脸，那张只剩了骨头的小脸，紧紧地闭着嘴巴，那是一种忍受饥饿的表情，也是食物即到嘴边的表情，但食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远离了他。

下午，栗原小子和奶奶都有了好转，栗原小子的眼睛比先前眨得快了，她的嘴张了几次，但仍然说不出话来。她有好多话要说，我也有好多话要说，但我们没法沟通，她的那只脚还没有从阎罗殿里拉回来。晚上，她的眼里有了泪。我才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她有救了。

这时，我才抱起她身边的李恒。他闭着眼，头发贴在头皮上，嘴角上有一滴血。他长大了，长得很像栗原小子。

第二天，栗原小子告诉我，李恒说等爸爸回来，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嘟囔着等爸爸回来，他就那样在等待中闭上了眼。

我把我们的孩子埋在了药铺林里，埋在了我母亲和那个新坟之间。那个新坟里是我的父亲，他是被炸死的。他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在困难的时候，父亲突然清醒了，他要出去弄些粮食，他说镇子里总还有有存粮的人家，他找到了镇长，镇长只给他拿出了些银元，但银元有什么用呢，那时有多少钱也换不成粮食。他又到别人家去找，但都空手而归，他就那样找啊找，一个上午过去了，一个下午也快过去了，他的手里还是一粒粮食也没有。他想起了牛栏村，想起了我们常说的村长。他果然找到了村长，找到了许家寡妇，他极其羞涩地跟他们说了家里的拮据。村长和许家寡妇都露出了为难之色，但他们还是出去给父亲找了二斤多小米。父亲提着那二斤多救命的小米飞快地朝镇子跑着，他听见了呜隆呜隆的声音，也看见了一股股黑烟从镇子里飘出来，黑烟边上还有冲天的火苗，没人出来救火，也没人在街上吆喝，大家的肚子都空着，对什么也不在意了。父亲一边往镇里走，一边嘟囔着没人救火的事，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跟前，他的头立刻和脖子分了家，他身上的小米沾着他的血飞上了天。

父亲的死对奶奶的打击很大，她的头发没几天就全白了，有一天，她倒在了挖野菜的路上再也起不来了。栗原小子带着我们可怜的孩子把她一步步背回家，不到二里路的距离，她们竟然走了一个下午。那天下午，李恒一声不吭地跟在母亲身后，母亲停下来，他就安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她们。有一次他竟然逮住了一只蚂蚱，他把它扣到碗里，好几天都舍不得吃掉它。

栗原小子好了，但失子的痛苦让她久久沉浸在悲哀中。她天天念叨着四年来跟她相依为命的孩子。李恒没有见到爸爸。他曾经害怕见到爸爸，他多次问妈妈爸爸什么样，栗原小子跟他说爸爸什么样，但过几天他又问一遍，他说见了爸爸要是不认识怎么办？她说，那你就听我的招呼，我让你叫爸爸你就叫，这总不会有错吧。

七十七

孩子安心了，他安心地等着，一天，两天，三天，爸爸还没有回来，一年，两年，爸爸还没有回来，他吃饭的时候，看着那碗稀稀拉拉的饭说，爸爸回来就有好饭吃了。因此他更迫切地等待着爸爸的归来。他等着他的爸爸给他带回大米和馒头，等着爸爸给他带回猪肉和咸鱼，还有粉条子，还有豆腐，还有……他等啊等，他用了一生等着他的爸爸，但他的爸爸没有回来。他的爸爸等到仗全打完了才回来。他的爸爸回来晚了。

我把裹了小被子的孩子，放进我亲手给他挖的坑里，我的泪和土一起撒在他的身上。而他的妈妈，这时还躺在床上。

几个月以后，栗原小子问我，听说父亲四年前在城里打过仗，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我摇摇头。我把事实隐瞒下来，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把真相告诉她。她学了她的父亲，也自杀了。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话语，那时常挂在我们嘴边的词是修复。

修复被炮火损毁的房屋和街道可比说说那个词困难得多。大家用了几年的时间对镇子进行了修复，想让战前的镇子重新回到眼前，但后来大家明白了，战前的镇子回不来了，大家修复的只是战前的秩序，修复的只是大家的记忆。

我和栗原小子也开始了修复工作，动手给那两座被炸弹掀掉屋脊的房子盖上顶。这是一项没大指望的工作。靠我们两人的力量，那两座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盖上顶，可我们不打算找人，那时也找不到人。到处都在盖房子，还有人修路。一些年轻人被抽走了，有的留在了区里，有的去了部队。听说，美国人对他的朋友蒋介石被赶到一个小岛上很不满意，他们的飞机像老鹰一样在天上盯着我们。美国人的飞机可是厉害，掉在地上的一根葱叶子都能看见，他们的炮弹可以从美国打到北京。

我们在不在美国大炮的射程之内，没有人确定。后来有人说，中国的地面太大，美国人没有那么多炮弹，他们不可能把炮弹打到这么一个边远的小镇上。因此，一度动摇了的生产和建设又展开了。

我们渐渐忘记了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我们必须忘掉它。我们还得活下去，我们都还年轻，我们还会有孩子，还会有新的生活。

但我们再没有生孩子，那场险些丧命的大病让栗原小子失去了孕育能力。这让她痛苦万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怎么办？怎么办？

我说，好办，我们俩过，就我们俩。

你会后悔的，你可以再找一个，找一个能为你生孩子的，药铺林不能没有孩子。

药铺林里有一个孩子了，他只是提前住进去了。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她不说了，她知道这时我是多么悲伤。

你还是找一个吧。过了几天，她又这样说。我不找，我一辈子都不会再找人。我笑嘻嘻地看着她，我找了人你怎么办呢，别忘了现在可不兴找两个老婆。她立刻睁大了眼：我可以走，回日本去，到我父母的身边去。在这以前，她有一次回日本的机会，那是政府第一次遣返日本战俘和失散人员，以后这样的遣返还有几次，但她都放弃了，她不可能离开我，除非我不要她了，现在，为了我，为了药铺林的传人，她愿意离开我了。我躲开她的目光。你愿意啦？我不愿意。你爱我吗？我说不出口，我从来没说过那个词，那个词从来没出现在我的词汇里。说出那个词，跟当着众人脱光衣服差不多。你呢？我说过了。什么时候？我有些不解地望着她。就是父亲用枪对着你的时候。她不说她把枪口挡住的时候。

她咕噜咕噜地说了句日语，这一下提醒了我。

她当时跟她的父亲说，我爱他。她爱那个中国郎中，这就是她为什么怀他孩子的理由，也是让她的父亲不能对他开枪的理由。她用爱挡住了父亲的手枪，挡住了射向他的子弹。我爱他。我跟着她说了一遍。不对，应该是我爱你。

我爱你。

栗原小子没有回日本。可她的日本人身份不可能隐瞒下来，这早已引起了有些人的注意，我们也没打算隐瞒，我们没觉得这件事对谁有害。这让我也上了一种花名册，引起了他们的重视。

那年秋天，我们刚刚修复的院子里来了第一个调查者。那人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腿上裹着绑腿，脚上是一双黑布鞋，这是叛匪李诵和他队伍的装束，只是他的腰里少了一把盒子枪。

你是李纯？是。她是你老婆？是。她是日本人？是。你为什么找个日本女人做老婆？她爱我。什么什么……？那人抬起头。我也爱她。什么什么？你们说明白点，咱这大老粗可不明白你们的洋话。这不是洋话。这是中国话。她叫什么名字？栗原小子。你当过兵？当过，是被他们拉去的。当时……慢着慢着，你说得太快我记不下来。

调查持续了一天，中午，那人和我们一起吃了饭。

七十八

那人吃完饭把我拉到一边，猛地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小子真有福啊，找这么个美人儿，还能做这么一手好饭。饭不好，你不嫌孬就是啦。还给我谦虚。我早就看出来啦，你不是个一般的人。我不是个一般的人，我是什么人呢？你们家过去放粮放钱吧？我愣了一下。你们家过去是大财主吧？算不上财主，可不缺吃穿。怪不得你长得细皮嫩肉的。不拉闲篇子啦，接上调查吧。

他又拿出放到挎包里的纸和笔，正襟危坐。但他的态度已经好多了。他记录的速度也比上午快，他不再在那些不会写的字上打艮，他把笔递给我让我给他写上，他不会写的字太多了，后来的记录差不多是我给他写的，这让他的调查节省了不少时间。

他看着我给他写在纸上的字说，你这手好字，要在我们那里至少也得当个文化教员。我说，承蒙你夸奖。他愣了一下，站起来走了。

过了几天，那人又来调查。他来调查镇长的情况。

区长看了材料，想跟你了解镇长的情况。你们区长是谁？我们区长叫章太雷。我不再问什么，轮到他问我了。听说镇长和你们家很熟？是。他是我爷爷的朋友。是治病交的朋友？是。我爷爷给他家里人治过病。听说他把你家变成了穷光蛋？那不是他，那是他的父亲，也就是老镇长，他不是有意的，只是碰巧了。我们家变穷不怪他，怪我们家出了内奸。你们家早就有人投了日本人？我们家没有人投日本人。听说他帮着日本人把镇子里的井占了，他还把人赶到山上给日本人挖壕沟，还勾结日本人把平时跟他有仇的老乡用石头砸死？日本人占了井是怕我们在井里下毒，那时他也到河里挑水吃。山上的老乡不是他害的，那是日本人害的，日本人的哑炮害的。你怎么总替镇长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听说镇长让日本人在后楼广场上架起机枪扫射？你都听说了就不用我说了。你是当事人，你的话很有价值。

那人收起本子，站起来要走，可又想起了什么。你和镇长都是有问题的人，不要以为上回在你家里吃了饭就没事了，这事得等区长研究过了再做结论。他迈出屋门，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说，在你家吃饭的事别说出去，那样显得我们有了私情。不说出去，我们家没给你饭吃。

两天以后，镇长就被押起来了。他的罪名很简单：汉奸。

这跟内奸差不多，都是我大姑奶奶那样的人。我大姑奶奶扒了我们的三缸银子，害死了他的亲兄弟，却安然无恙，而镇长则被押上了断头台。他的身上插了一个令箭模样的东西，那东西上有一个红叉。区长章太雷坐在戏台的后面，庄严地念着一份布告。每念一段就抬一抬头，那张脸很熟悉，但镇子里怕是没人还认得出来，因为那张脸瘦了，脸上还多了一个疤。但我认得，他脸上再多一道疤我也认得，他就是我的哥哥、曾经被镇长称作叛匪的李诵。他的声音很洪亮，整个广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要把政府的声音送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他目光如炬。他要把政府的威严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代表了新政府的形象。这个镇从此不再是镇长说了算，而是区长章太雷说了算。

镇长的头低得很低，他没办法抬起来，他身上的绳子勒得他抬不起头来。他不能看广场上的人，也不能看戏台上的人。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他想看看自己死在谁的手里，他用力抬头，抬头，还是只看见了章太雷的两条小腿，两条裹了白布的腿，还看见了一双脚，一双穿着布鞋的脚。

镇长被一辆马车拉到河边的沙滩上，和他一起被拉去的还有几个。他们跪在沙滩上，面对平静的河水，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这时，镇长又回过头来，但他的身后不是区长，他身后是四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他们的枪已经举了起来，他们的眼睛正从枪上的准星和缺口里找着汉奸的脑袋。而区长正背着手站在离他们很远的岸边，威严地看着他们。镇长回过头去，他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河水，就像一堵墙一样倒下了。

一个漆黑的夜晚，大门被轻轻地扣了两声。栗原小子去开门，一个黑影闪进来。黑影站在院子里，不往前走，也不进屋。他看着院子，一声接一声地叹息。

请问先生有什么事？栗原小子说。

我找先生看病。

“病人”一进屋就抱住了我。是叛匪李诵。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慢慢平静下来，看着满脸疑虑的栗原小子：“这是我哥，当年的叛匪李诵，现在的区长章太雷。”我拍着李诵的脊梁对栗原小子说。哥抱在我身后的手掐了我一下，我知道他不让我说出他的身份，可只要承认是我哥，栗原小子就什么都知道了。她知道我哥曾经跟她的父亲作对，她知道我哥和那些南蛮子把她的父亲逼到城里，又把他们赶回日本。但她不恨他，不恨他的部队，也不恨那些南蛮子，她不恨中国人，因为她爱我，她是我的老婆，她有一个中国孩子李恒，那是唐穆宗的名字。她把根扎到了药铺林里，扎到了中国。她是药铺林的一员了。她给哥倒上茶，就到后院里叫来了奶奶，奶奶看着他哭起来。我们快十年没见着哥了，哥的到来，让她想起了往事，想起了家里一个个死去的人。那天晚上，奶奶问了哥好多事，她以为哥还在外面打仗。哥告诉她他现在是这里的区长。奶奶问区长是什么官，哥告诉她跟县长差不多大。

七十九

奶奶有点高兴了：“过去你舅老爷做过知县，现在我们家里也有知县啦。”哥告诉她不叫知县叫县长，知县是封建社会的叫法。奶奶说都一样，都一样。哥一开始跟我说话，奶奶就不插话了，她以为我们在说公事，她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我们。

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话，栗原小子还给我们做了几个菜，让我们兄弟喝一杯。我们都不觉得困，我们只觉得那一夜太短了。

是太短了。这些年，我们的变化都很大，社会的变化更大。我们都参加了那场战争，只是身份不同。我穿着白大褂，任务是和阎王爷抢夺人口；而我的哥，他穿着粗布衣衫，任务正好和我相反，他要把他们的敌人赶到阎王爷那里，他们的敌人有日本人，也有我们这些人。开始，我们的枪口都对着日本人，开始，他们也没有飞机大炮，他们的飞机大炮都是南蛮子的。南蛮子的飞机大炮让镇子上的日本人害怕，他们逃到城里，他们的地面一天天缩小。日本人仍然不想就此罢休，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守城，但他们渐渐守不住了。南蛮子攻势很猛，他们哼着小曲打炮，这倒没让日本人害怕，日本人知道他们的底细，他们只有一股劲，一股劲用完了就开溜。日本人害怕北边的炮声。北边，很远的地方。一些长头发的外国人,正是这些长头发的外国人的飞机大炮让龟缩在城里的日本人慢慢老实了。他们把坦克和枪炮交给了我们。我以为我也可以把手里的枪放下回家了，但没过多久枪声又起。半年后，在一次战斗中我就被俘了。他们看见我的白大褂，接着给我换了身军装，我又当上了解放军的军医。我又给那些说一口东北话的人锯胳膊锯腿了，我把云南白药洒在那些流血的伤口上，听着他们呼天喊地地叫唤。他们骂蒋介石，骂他是蒋匪帮；骂战争，骂南方（我是在长江以南被俘的）恶劣的霉雨天气，也骂军医，他们说，给我一枪多省事，省得让你们像杀猪一样开膛破肚。妈了个疤子。

妈了个疤子。我也学会骂人了。这能怪我吗？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个，这又不是锯木头，我连木头都没锯过，你的腿和石头一样硬，一天下来胳膊都不知道交给谁了。我还有一肚子委屈，我离开家都四年了，也见不上我的老婆孩子，见不到奶奶和父亲，我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饭吃，还有没有衣穿，有没有木头烤火，我们那里也有人打炮，还有瘟疫。我说不下去了，我的眼泪流到了我的锯子上，流到伤员锯了一半的残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