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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员见我哭了，反而嘿嘿地乐起来：嘿嘿，妈了个疤子，头一回见着当兵还哭哩，想哭谁叫你来着，谁叫你当大夫来着，你看着老蒋的人不硌硬，你还哭，你看着他杀咱的人不挠心，你还哭，妈了个疤子。吱吱嘎嘎的锯声让那个伤员住了嘴，他不骂了，他疼昏过去了。我把他的腿拿起来，现在它已经不是腿，是一截白生生的骨头，骨头上连着一些碎肉，我把它扔进了一个破桶里，过一会儿就得把它埋掉，也许在还没有埋的时候就被狗吃掉了。

仗终于打完了。我们住进了上海。我可以永远留在那里，但我要回家，我挂念我的老婆孩子。

我来晚了一步。我没能让我的孩子见着他的爸爸。

叛匪李诵没有南下，他的腿受了伤，腿伤差点要了他的命，但他的命比腿上的伤硬，他顶住了。他留下来，留在了他的家乡。李诵告诉我，他很快就要到城里去工作。我说，区长不是挺好的工作吗？他笑了，你不觉得你哥当区长太小点吗？什么长才算大呢？县长，专员，还有来看爷爷的那些重要人物。

我打量着哥的这身装束，怎么也没法找到他和那些人的共同点。我说，他们可和你不一样。你是说我不如他们神气吧？其实，他们只知道摆摆当官的臭架子，他们都是些酒囊饭桶，都是些不为民做主的贪官。日本人来了--哥看了一眼栗原小子--那些人只会逃跑，留下来的也是当汉奸的料，他们没有理想，是些政客。

我第一次听说政客这个词，我想问问他，但他说得滔滔不绝，根本没有我插嘴的机会。他谈着他的理想，谈着新中国的未来。他谈得眉飞色舞，他的情绪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过去的出逃、吃苦，他腿上脸上的伤，都没有白费，都是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他不愿意当政客，他为这一天的到来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他还没有老婆，他没有时间找女人。我说，哥，你该有个人了。他嘿嘿笑了一下，脸上现出了一片红润。他害羞了，一个不愿意当政客的人，说到女人还害羞。不急，不急。

他把话题打住。他觉得那些事不值得在那个夜晚议论。他说，我们的镇很快就要改成县，县里打算办一所医院。他劝我还是出来工作，在医院里总比在家里见识多。他还劝栗原小子也出来工作，他说新中国需要人手，大家都得帮一把。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栗原小子。哥走后，栗原小子夸哥，她说你们李家还有这样了不起的人。我说，你夸得他这么好我快受不了啦，要不你嫁给他吧。只要你舍得就行，她笑着说。

新中国是一杯飘香的美酒。新中国让每个人的脸上都绽开了笑容。弯了一辈子的腰直起来，低了一辈子的头抬起来。新中国用一张白纸盖住了一片片战争废墟，新中国要在这张白纸上写最美的文字，画最美的图画。赢家的愉快，胜利者的激情，还有一个天才浪漫大诗人、大军事家毛泽东的鼓动，汉民族处在空前的欢娱中，处在空前的自信中。

八十

那是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那是一种精神至上的虚无境界。无法摆脱、无法替代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情怀成了我们精神的主要内容。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也使我们陷入了自高自大的泥淖。

这时，我成了新中国的一位中医大夫，栗原小子成了一名儿科大夫。她喜欢孩子，她喜欢看着一个个小生命健康成长。

医院建在城北的一片乱岗子上，那里曾是扔死孩子的地方。这约定俗成的习惯让新中国的医院继承了下来，那个乱岗子的一角，紧挨着新中国医院的儿科，那时医院的技术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差不多隔一两天，就有一个婴尸扔在那里。被蒋介石饿得皮包骨的瘦狗和野狼，常常为了争吃尸体在那里厮咬。这让栗原小子值夜班成了问题，窗外的嗥叫声，和着婴儿的哭声，一并送到她的耳朵里，让她心惊胆战，坐立不安。有一次，她刚刚抱起一个孩子，窗外就响起了刺耳的叫声，她紧张得不知所措，手上的孩子也掉在了地上。孩子的头摔破了，流了很多血，为此，她给那孩子付了全部的医疗费。

她的心情很沉重，这跟新中国的精神不相符。她说，她恐怕不能胜任那份工作。我说你想得太多，你忘了当年我们是怎么面对瘟疫病人，怎么听山谷里那些野狼的嗥叫了，那时还有炮弹，我们休息过的那块石板，后来我走过那里时它已经被炸弹炸飞了，我们就是在那里……她的脸露出了红润，这让她更好看了。

我说，你还很年轻。她说，你也不老。是啊，我们才刚到三十岁。你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你的身体也比以前结实了。这是一种好现象。可我们会老的，我们老了怎么办？我们到了父亲的年纪，身边也没有人，该怎么办？她在想我们的孩子。她天天抱着那些肉团团，听着那些稚嫩的哭声，不可能不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如果活着，现在应该十一岁了，他死后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活着的时间，可他的年龄永远固定在她的心里了，从他死的那天起，她再活一年，他是五岁，她再活十年，他还是五岁。

我告诉栗原小子，你放心，我们还会有孩子。

我不是随便宽她的心，我有一定的根据。我说，你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家对不孕症有一些绝招，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叫你的肚子闲着，我会趁着你年轻，叫你生一大群孩子，到那时，还怕你嫌烦呢。

你忘了我是独生女啦，我这一辈子就怕人少，咱的孩子站满了这个院子我也不嫌烦。我不嫌烦，你来吧，你来吧，现在就来。

她解开了自己的衣服，我也解开了我的衣服，这样，在大白天我们就上了床。我们很愉快也很神圣地做着那件事，我们似乎看见正有一群孩子揉着眼睛站起来，站起来，朝我们喊爹、喊娘。

我们的努力短时间内没有见效，我们都有些急躁。这让我想起了祖爷爷看到的那棵写着我们名字的大树，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到了最后，往后，就没有人名可写，往后，那棵大树就不再长了，它的枝叶会一天天发黄，枯萎，最后腐朽。

　要孩子难道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个问题我们议论过，但谁也说不明白，最后还是栗原小子发现了真理。栗原小子说，那是人的一种本能。一句简单的话，推翻了我所有的假想。

没有孩子，使我们的本能受到了限制，没有孩子，让我们变成了残缺不全的人。这个问题很严重，它让我们食不甘味，夜不成眠。我们好久没做那件事了，因为她的月经五十多天还没来潮，我不敢肯定这是个好兆头，我看过她的脉，还没法判断她是否有孕，几天后，她的月经来潮了。而且这一次很不正常，一来就是十几天。我再给她看脉，她的脉还和以前一样沉细，舌苔淡黄腻，看来，她的病是由肝郁肾虚、寒气凝滞所致。治以疏肝益肾，温经散寒。

当归12克，茯苓12克，青橘皮各6克，制香附6克，旋覆花9克，艾叶6克，狗脊12克，桑寄生12克，牛膝9克，益母草12克。6剂，水煎服。另：艾附暖宫丸20丸,早晚加服一丸。

自此，栗原小子走上了她漫长的服药路。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到她怀孕时，她已经服过各种方剂四百八十多服，外加数不清的药丸和西药片。在我们就要放弃希望时，上帝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还没等落地，又被上帝收回去了。

解放已经好几年了，但县里的人口一直徘徊不前，有不少村庄人口还有下降的趋势。战争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灾难和损失，有一种灾难却是难以修复的，那就是战争让我们县里的女人成片成片地害上了不孕症，一个个脸上有了红润的女人，肚子却像栗原小子一样怎么也大不起来。那时，政府刚刚实行婚姻自主政策，好些女人从医院里走出去，就得哭哭啼啼地去政府领离婚证书。婚姻是自主了，但生不生孩子却由不得女人做主，一个不生孩子的女人照样可以被逐出家门。

有一天，奶奶坐在大门口晒太阳，看见一对青年男女从门口经过，女的在男人后面哭得泪人一般，男人在前面一步一回头。奶奶叫住了他们，问明了情况，原来，他们也是因女人不生孩子要去政府离婚。奶奶说，你们家来吧，让我孙子给你们治治看，治不好再去离婚也不迟。年轻夫妇于是跟着奶奶进了院子。

（小说中所载药方请勿随意使用）

八十一

我看了他们的脉，问了些情况，知道事情出在女人身上。我给她开了养精种育汤六服。六天后，那个女人又来找我看病，我给她开处方时她问我还得吃几服药才能管用。我给她调了几味药，又开了十二服，我告诉她，如果这十二服药吃完还没有结果就不要再来了。一个月后，那个女人又来了，她这次不是来看病，是来给我送大枣的，她有些羞涩地告诉我她怀了孩儿。她要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告诉我奶奶，她说我奶奶积德行善，肯定得活一百岁。奶奶没活到一百岁，奶奶活到八十八岁无病而终，临死的那天晚上，奶奶还吃了两个鸡蛋，喝了一碗小米粥，吃完饭她说要到床上躺一躺，就那样不再起来了。

那天我奶奶捧着那个女人的大枣说，好好养着身子，有了娃抱来叫我稀罕稀罕，多少年都没见着个娃啦。这消息很快传开了。第二天，那个村里集合了五十多个女人排着队来到了我的诊室，她们都满意地拿着药走了。第三天，门口排队的女人更多了，那一天，我一共看了三百二十个不孕病人，我下班回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门口排队的女人越来越多，排队的秩序也越来越乱，有时，因为有些人加号还闹起了小小的战争，为此，医院里只好请公安局出来帮忙。第一天，公安局派了两个警察，但队伍很快从院子里排到了大街上，最后竟然顺着一条街排出了城。公安局只好又增加了警力，并规定每天我的门诊号不超过一百五十个，这样就有好多远道的滞留在城里。那时城里还没有这么多旅馆，即使有旅馆，乡下女人也舍不得花几块钱住一晚上，她们只好睡在马路边，屋檐下，这给城里的治安又带来了新问题，为此公安局又派人每天在各个路口上检查，发现年轻女人都要严加盘问，只要是进城看不孕病的，就发给一个盖了公章的纸条，那纸条一共一百五十张，发完纸条，就不再放人进城。这个办法短时间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她们很快又想出了一些办法——她们有的化了妆，肚子上捆上些棉花，有的说进城走亲戚，总之，那些求子心切的女人手上没有那张盖了公章的纸条，也一样达到看病的目的。她们堵在我回家的路上，或者干脆就在我们家里等，那一阵，我的院子里就像当年躲避日本人一样天天挤满了女人。奶奶乐呵呵地给大家搬凳子，端水，好些女人都像第一个女人那样说我奶奶得长命百岁。

我的诊室和家门口每天都有一些干瘦如柴的女人排着长队，她们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的椅子后面藏着一群孩子，只要走到我跟前，伸手就能领一个回家。为了共和国的生产，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尽快让自己的肚子发起来，她们像喝蜜一样喝着我的苦药。她们如愿以偿了，她们大都抱上了娃娃。为此，医院里专门给我成立了一个门诊：不孕门诊。为了尽快解决仍不见少的排队问题，还给我配了五个助手。后来，这五个助手里有两个能代替我单独看病了，这让那些排队的女人不用再在城里等好几天。

发展生产，首先要发展人的生产。有一天，我不知不觉地把这句话嘟囔出来，正好被刚刚走进门的院长听见了。院长拍拍我的肩：好啊，有眼力哩，有思想哩，这个建议要马上报上去。这是在那个大家纷纷出谋献策的时候，我为新中国提的惟一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受到了北京一个叫马寅初的反对。有人说，他是个人口学家，但我以为他首先是一个数学家，或哲学家，否则他不会那种算法。多少年来，我一直想见见这位了不起的人口学家，但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机会见到他。

在马寅初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说了话。毛泽东基于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基于当年被蒋介石打得只剩了两万多人的苦楚，基于太平洋对岸那些美国鬼子整天把枪口对着我们，基于逃到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天天嚷嚷着反攻大陆，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一个浪漫主义大诗人就这么简单地概括了他的观点，也把马寅初说得哑口无言了。

我的建议受到了高度重视。为此我受到了专区领导章太雷的接见。章太雷握着我的手，热情洋溢地说，你的建议提得好，全国都像你这样关心新中国的建设，我们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美帝国主义。等章太雷的秘书出去时，我说，你不能光叫人家生产，你也得做个样子。章太雷说，这不成问题，不成问题。

晚上，我们回到了他的住处，一个女中学生给我们开了门。章太雷指着女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嫂子。他又把我介绍给女中学生，这就是我那个宝贝兄弟。女中学生嫂子热情大方地朝我伸出手：欢迎你，人民医生李纯同志。我叫芳草地，是报社记者。

记者嫂子的手又细又长。这双又细又长的手具有很强的征服力，我猜，她就是用这双手把章太雷征服的。当然，她还可能用别的东西征服章太雷，比如那个樱桃小口就极可能帮了她的大忙，那可是一张典型的美人唇。

第二天哥哥一早就上班了，嫂子给报社打了电话，说家里有事，今天不上班了。那电话真是个好东西，在家里说话，隔着那么远还能听见，而且，别人还听不见说话的内容。几年以后，我们的医院里也装了电话，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从这屋子里打过去的，打电话的人正是现在握着话筒的记者嫂子。嫂子放下电话，走进里屋换了件衣服说，今天我陪你出去转转，你还没来过这城市吧。我来过这城市，不过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但我不想出去，不想跟一个女中学生出去，她太年轻了。

我说，我有点累，不想出去。她并不反对，她说，随你的便，反正今天嫂子听你调遣了。我不想调遣她，我调遣不了她，我只是一个医生，如果没有专员章太雷，说不定她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八十二

但我估计错了，她坐到我的身边，和我坐在一条凳子上，谈她的报社，谈这座城市，谈我的建议在这里引起的轰动。我说，我哪有什么建议，那是我随口胡说出来的。

她却不这样认为。她说我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思想的人，当一个中医大夫太屈才了。我说，中医大夫我还当不好，我还有那么多病治不了。我说出了栗原小子的不孕，说出了我们的苦恼。说了这些，我又很后悔，为什么跟她说这些？跟一个刚见面的女学生说这些孕不孕的事，有失体面。

她一点也不觉得我的话不得体。她对我的话很感兴趣，她从孩子谈到了家庭，谈到了夫妻关系，谈到性。这是一个缺少语言表达的话题。幸亏我是医生，否则，那样的话题是没法谈下去的。因此，一个医生和他的嫂子，用很生疏很专业的词汇谈着那件无人不晓的事。她很谦虚地向我问一些问题，那问题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谈到最后，我明白了，我哥有了问题，我哥在她身上不能持久。他们结婚两年了，但他们还没有孩子。

我真替她惋惜，这么一片阳光灿烂的芳草地，却长不出庄稼，也结不出果实。我说，没去看看医生？她说，看了，但不管用。

我只有叹息了。虽然我给那么多不孕病人治好了病，但我治不好栗原小子的病，也没有信心治好哥的病。这叫医家不自医。

面对这一问题，我觉得我的医道不够用了。我翻了很多存书，也没解决这个危及我们家子孙的难题。我想到了李盛奎从先人国带来的书，我像小学生一样，一字一句地读起来。而栗原小子则躺在蚊帐里，四肢伸展，像一朵刚刚绽开的莲花。她在等待着，像芳草地一样，等着她的收获。

但栗原小子的肚子仍然瘪着。我劝她换个大夫看看，开始她不同意，她不能不相信自己的男人。后来她还是找了别的大夫，中医，西医，都找了，但都没有结果。她哭了。

晚上，她常常等到我睡着了才躺下，她一个人坐在桌前发愣。她开门走路的声音很轻，像老鼠一样出入我们的家和医院。星期天，她一个人出去，回来的时候，手上握着一把鲜花。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个个星期天，她都在药铺林里度过，她坐在我们孩子的坟前，两手平摊在坟堆下面的黄土上。

她的怀里必须有个孩子，有个孩子占据躺在坟里的那个孩子的位置。没有，她就会想起他，那个永远不再让她抱的李恒。

这天上午我接到了第一个电话。电话装在院长办公室。办公室秘书跑着过来叫我去接电话，我也跑着过去，生怕脚步慢了电话里的声音就会消逝。

喂……？你先喘口气再说，我是芳草地，前天才知道你们那里也装了电话。你好吗？好。你呢？……还好。我哥他好吧？好，他很忙，不大在家。栗原小子有情况吗？没有。你带她来一趟吧。这几天有个专治不孕的教授在专区医院里指导，让他看看，说不定有办法。那你怎么不快让哥去看看。看啦。他说得慢慢调理。

我们约了时间，去了专区医院。大学教授是个南方人，讲一口南蛮子普通话。他给栗原小子做了检查，开了几小瓶药，还给了一张表，让栗原小子每天量体温，每天填写。

晚上哥打电话说不回来了。我说，我们明天得回去了。哥在电话里顿了一下，再等一等吧。栗原小子说，要不我先回去，等你见了哥再回去，省得我们都不能上班。

第二天，栗原小子先走了。那一天，芳草地照样没上班。我说，我可以一个人在家里等，你不要耽误了工作。我的工作在家里也可以做。那你为了我请假也不好。你那么想让我上班？她有点不高兴。为了等你来，我两天前就把工作安排好了，这你该放心了吧。

我放心啦。我没有什么不放心。我觉得有点热，我开开了窗户。芳草地说，你哥的身体不好，怕风，所以就常年关着窗户。听你哥说，你们家有一个很大的林。是。我们家世世代代的人都埋在那里。你们家世世代代都有医生？对。可你们就是治不了自己的病。

她说的对。我们自己的病从来也治不好。我的祖爷爷、爷爷、母亲，现在，又有了栗原小子和李诵，他们也一样不能在我的手上好起来。想到这里，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她拿了毛巾给我擦脸，她的手贴在了我的脸上。不知不觉她的身体也靠在了我身上，我的头被她搂进了怀里，她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这时，我觉得她的手伸进了我的衣服，我突然清醒了。我站起来，转过身去。

我说，别这样，你是我嫂子。我是你嫂子又怎么样？到现在我和你哥的关系只是在这间屋里陪着他睡觉，听他打呼噜。你想怎么样？我想成为你们家的一员。你已经成为我们家一员了。没有，我像你哥的秘书。怎么才能让你成为我们家一员？这你应该知道。你是医生，你知道我怎么才能把心交给你们。你把心只交给我哥就行，别的都不重要。我已经把心交给他了，但我没有得到回报。你想得到什么回报？你不用明知故问，我和栗原小子一样想有个孩子，我们已经结婚四年啦，我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不是晚上光听呼噜的女人。

你喜欢我哥吗？我喜欢过，但现在我喜欢你。不可能，万万不可能。我有栗原小子。这我想过，但我们可以有一个孩子。背着哥和栗原小子，这我们成什么啦？你愿意告诉他们也行，反正我不在乎。我在乎。我不能这样做。

八十三

这回轮到她流眼泪了，她哭出了声。我把毛巾递给她，她抓起毛巾捂着脸跑进里屋。直到哥回来，她也没从屋里出来。

哥回来了，他的车停在了门口。芳草地低声说，就说我头疼。她打不起精神来迎接她的男人，她的大方和开朗全被她的泪水冲走了。

哥走进屋。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芳草地。怎么啦，不给咱兄弟弄点好吃的。嫂子头疼。头疼？严重吗？受了凉，睡一觉就会好。哥只好自己下手做饭了。

那天晚上，因为嫂子的事，我的心里一直像有块石头压着。哥的情绪也不怎么好。因此我们说的话也不多。哥说，要有一场运动了。我说，什么叫运动？有人对我们党，对我们的政府不满意。我们的党和政府做了什么错事吗？没有，是那些人想跟我们算账。哪些人？都是些有文化的人，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可他们不想想，日本人来的时候，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谁来了听谁的，要不就只会逃跑，顶多调唆学生上街。那就要运动吗？对，要好好治治他们。怎么治法？这个你别问了，你以后不要多说话就是了，也不要再提什么建议。

半年后，运动真的来了。运动在文教卫生领域迅速展开，运动在我们的医院里也见到成绩：几个业务上的尖子，还有近几年来毕业的几个大学生都被揪了出来，他们被勒令在全院的大会上检讨，检讨他们怎样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他们的脸都拉得很长，像打了霜的茄子。从此，他们成了新中国第一批不被信任、不被重用的人。从此，他们成了精神上的麻风病带菌者，被一道无形的栅栏隔离了。从此，他们的头上便有了一顶帽子，那顶帽子像紧箍咒一样让他们低头哈腰，夹紧尾巴做人。

那顶帽子叫右派。那顶帽子让他们戴了二十多年。他们的名字，性别，相貌，声音，技术，成就，品德，都没有了，他们被一个名词异化：右派。他们只是右派。别的什么也不是。

这是新中国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始，大家还有点不习惯。

晚上，栗原小子问我：他们犯了法吗？他们犯了法。他们不就是说说话吗？他们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说的话就犯了法？这叫祸从口出，舌头能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伊索说舌头是最坏的东西。伊索也是右派？伊索是个寓言家，也是哲学家。哲学家最知道该说什么话。哲学家其实是最糊涂的人。那就不要说话。那不成了哑巴。哑巴也会打手势。还是少说话为好。对，少说话为好。

一个月以后，大学教授给栗原小子的药吃完了，她去找他，但他已经不在专区医院了，她问那里的人是不是回了大学。那里的人告诉她，去一个海滩的农场放马了。

栗原小子没怀上孩子，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她的肚子也被清理干净了。

现在再回到1956年的初夏。这天晚上，栗原小子没有和我一起回家，晚下班对她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等我做好饭时还不见她回来我就有些沉不住气，我锁上门又去了医院。

一走进儿科病房，就看见几个大夫和护士神色匆匆地朝一间屋子跑，我跟着他们进去，看见栗原小子正在给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打吊针，看样子那孩子已经不醒人事，他的父母站在几个大夫后边直掉眼泪。看着这孩子红红的脸，还有孩子眼帘下面的颜色和他喘气时鼻子抖动的样子我心里差不多就有数了。我正想给孩子摸脉，儿科主任和一个护士跑进来，大家都给主任让开地方，很显然，主任是被临时请来的。主任掀开孩子的衣服把听诊器放在孩子的胸上，听了一会儿又问身边的大夫做过哪些检查，那大夫把一些检查的单子一一拿给主任看。主任看完那些单子表情严肃地说，赶快把孩子转到一个没人的房间，护士长说已经没有空房间了，主任态度生硬地说，没有房间也得转。最后，孩子被转到护士休息室，主任告诉大家孩子得了乙型脑炎，他说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这时孩子的父母问他,孩子不会有事吧。主任说，这可说不准，过去只是在一些资料上见到过这种病，咱们医院这是第一次接这种病号。话还没说完，主任就转过身去问身边的大夫，他问得很详细，身边的大夫一一作了回答。这孩子是两天前住进来的，来时在家发烧两天，抽风一次，住院后体温曾从40℃退到38℃,但现在体温又升上去了，今天下午体温持续升高，一度达到41℃多,4点钟后开始昏迷。大家都看着主任。主任说了些什么就出了护士休息室。临出门时才看见我，他苦笑着说，你不穿白大褂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是来接媳妇的吧？还没等我说话，他又指指栗原小子，你都看见啦，上下班哪有个点呀，还是你们中医好。

他们走后，我仔细地给孩子诊了脉，又扒开眼皮看了看，还让栗原小子帮着撑开孩子的嘴看了孩子的舌苔。我知道这孩子已经危在旦夕，但还没出现绝脉。我又问了孩子的父母一些情况,这时,护士长拿着新配好的药走进来，她戴了口罩，手上还戴了那种手术手套。她走后，栗原小子低声问我：会传染吗？我摇摇头，我不相信主任的鬼话，就像当年不相信瘟疫会传染一样，我们是医生，什么样的病毒都害怕我们，当年爷爷要不是因为扎破手也不会要了命。我走出病房，来到中药房，但中药房的人早已下班，幸好有一个小青年住在医院的单身宿舍里，我找到他，他正要出门。我说你先给我抓服药。他疑惑地看我一眼说，不能明天吗，也不差这一会儿呀。我给他说了那孩子的事，把处方递给他。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去交钱。小青年还是有些犹豫，我猜他可能怕担什么责任，大概还没有人下班后再到中药房拿药的。

八十四

我只猜对了一半，他说：人家儿科不是正在抢救吗，你掺进去孩子要是有个好歹，到时可就说不清啦。我说，说得清，说得清。我连拉带拖地把他弄进药房，拿完药，出门时他还嘟噜，你可要想清楚啊。我想清楚啦。我已经争取到了时间，我算了算泡药和煎药的时间，如果在一个小时之内那孩子不出意外，那我就差不多赢定了。

一个小时后，当我再回到医院时，儿科病房的走廊里挤满了人，有医务人员，也有一些病号家属，从嘈杂的声音里我能听出一个女人的哭声。我三步两步挤进病房，几个大夫正在抢救那个孩子，主任站在边上指挥，很显然他们的药没能把孩子的体温降下来，孩子正一点点松开抓着这个世界的手，主任走到孩子的父亲跟前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那个健壮的男人一下子跪在地上拉住主任的手说：救救孩子，求你救救他吧。这孩子的病变比我预想的要快，本来还指望我回来后孩子能睁开眼，能自己把我的药喝下去，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几个护士端着东西向外走，主任也要离开，他看见我手里的中药，不解地皱了下眉，他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算了吧老李，别给自己找麻烦啦。他的意思我明白，这个孩子如果现在死了，我们医院没有任何责任，因为西医有明确的结论，那结论拿到哪里也没有人怀疑，可如果我再插上一杠子，真就说不明白了。我说，试试吧，总比看着他死好受。

你可要想清楚啊。

想清楚啦。我嘴上这样说，其实我什么也没想，我只想着这孩子。这孩子的嘴角有点像我那死去的李恒。想到这里我的心口一阵发热，眼里也一阵阵发酸。几天后，当我冷静下来，我才一点点想明白了主任的话。他和那个药房里小青年的话完全一样，都是让我往后站的意思。我往哪站？多少年啦，从我们老祖宗时候就是这样给人治病，也没有人敢这样拿咱不当回事，有了你们这些假洋医生，我得往后站啦，什么都得你们说了算，你们可以宣布一个病人可不可治，可以宣布一个病人的死刑，而中医不行，中医和西医比起来还……我不愿意往下想了，这都是些没意思的念头，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管怎么说，看着一个病人慢慢死去而不想法救治可不是医生的品性。

除了栗原小子以外，穿白大褂的都退出去了。栗原小子相信她的男人。我把煎好的药放在床头柜上，想把孩子扶起来，但孩子的身体已经变软，用不了多久又会变硬，我只好让栗原小子把孩子的嘴巴撬开，拿小勺往里灌，但灌进嘴里的药接着流了出来。本来孩子的父母已停止了哭泣，可看到药喂不进去又哭了起来。我放下药碗，又一次摸了孩子的脉，这个孩子正一路小跑着朝他不该去的地方去了，只有在我的手搭上他的寸口时他才偶尔驻足，回过头来远远地朝我招一招手。我松开他的手。我的头上出了汗。我看了一眼栗原小子，她的眼睛突然一亮，拿起一支注射器插进药里，她把注射器吸满药，又在注射器上接了一根软管，她让我拿好吸满药的注射器，自己把软管一点点插进孩子的食道里。她为我和孩子赢得了时间。几分钟后，中药全部送进了孩子的胃里，半个小时后，孩子的呼吸加快了，一个小时后，孩子的体温下降到39℃，到天亮时，孩子睁开了眼，体温也降到38℃。我又看了孩子的脉，我告诉他的父母，孩子没事了，不过还要吃几服药。那个黑塔一样的汉子又一下子跪下来，他的女人也跪下了，他们的头扑通扑通地磕在地上，我把他们扶起来，我说孩子不必住院了，拿些中药回去吃就行。我给他们开了三服药，我说吃完这三服回来让我再看看，他们千恩万谢地说了很多话，才让我离开，我正要走出病房，他们又想起了昨天晚上的药钱，那男人一下子把口袋里的钱都塞到我手上。我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不知道那服药多少钱，等我跟药房结了账再和你要吧。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他们一家找到了我的家里，当时我和栗原小子正在吃午饭，他们看见栗原小子都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那天夜里救他们孩子的两个人竟是一家。他们带来了药钱，还带来了一袋子小米，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一个活蹦乱跳的男孩儿，那孩子跟我三天前见到时已判若两人。栗原小子拉着那个孩子要他和我们一块吃饭，看得出，栗原小子也很喜欢那个孩子，孩子的母亲对栗原小子说，你要是不嫌弃就让他当你的干儿子吧。栗原小子当然不嫌弃，再有十个孩子她也不嫌多。当下，孩子的母亲就让他跪下给栗原小子磕了三个头，他抬起头来时，叫了一声娘，栗原小子含着眼泪答应了。不用说，我自然就成了那孩子的干大，这样，在我的众多干儿子里又多了一个，不过，得这个干儿子可不全是我的功劳，所以日后当我端起小米粥说真香时栗原小子总是很得意，她笑眯眯地问我，要是没我这个干妈你还喝不上这么好的粥吧？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几十年前，我和爷爷也曾经要过人家的小米，那些小米给爷爷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因此几天前当我看见那些金黄的小米时，我跟他们说，小米我们收下，药钱就算了吧。栗原小子却说小米也不能留，这几年乡下的粮食也很紧，孩子正吃长饭，可不能缺了粮食。孩子的父亲伸手抓起一把米说，这米全村只有一块地里有，听老辈人讲当年还当过贡品，您两个活菩萨还不该尝尝？争执了半天，栗原小子留下了一半。

我又给孩子看了脉，我觉得孩子还该再吃几服药，虽然孩子现在看上去跟好人一样，但湿热邪毒还藏在孩子的身体里,外面只要有个风吹草动,里面的邪毒就会应和。我想了想，觉得苍术白虎汤比较适合他现在的状况。我开了六服，嘱咐他们不管怎样都要让孩子吃上。

八十五

孩子的康复在我们医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新中国的医院第一次领教了我起死回生的能耐，大家见到我都满脸谦虚，尤其是那些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假洋医生，也不敢小看我了，因为他们除了用大量的抗生素外，对那病也就束手无策了，可新中国的医院哪有那么多钱买人家的抗生素，就算医院里买得起，又有谁用得起呢？有一次我到一个诊室里办事，老远就听见了他们的议论：这家伙还真有一套……我岂止是有一套，要说治病救人我有个十套八套的不成问题。在大家都对我谦虚的时候我反而变得不够谦虚了。院长试探地问我：这个病不是不治之症吧？我说那是当然，在我们祖宗那里属于湿温伏暑病，治疗及时不会有大事儿，比起早时候的瘟疫来，这病简直算不得什么。院长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他可能觉得我有点吹，因为大家都把这种病传得挺吓人。我就把其中的道理给他摆活了一阵，到最后，院长直说了不起。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当年闹瘟疫的时候，我爷爷那才叫了不起，不知道他老人家从阎王爷手上抢回了多少人口，当然很多人不光记得爷爷，还记得我，记得栗原小子，因为在那场旷日持久的病灾中，我们祖孙三人跑了一场接力赛，只是接力棒到了我们手里就不知道再传给谁了。

那孩子有幸逃过鬼门关，还得感谢栗原小子，要是没有她用针管把药注射进去，我的药再好又管什么用呢？这大概就叫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只是谁长谁短的问题。

那时没时间比较谁长谁短。那孩子出院不久，越来越多的乙脑病人就涌进了医院，好几个科室的病房都被这种病人占满了，而且病人每天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挂号室挂出了病床已满的告示，但病人还是被抬进来了。开始，院长还跟我商量治疗的对策，后来院长就顾不上治疗了，他得应付医院里越来越混乱的局面：大门口，走廊上，院子里，病房区后面的那片树林里，甚至锅炉房和厕所门口也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病人。院长去了卫生局，卫生局长说刚接到上级指示，说全国有好几个省正在流行这种病，要我们全力以赴，像打解放战争一样打好这一仗，绝不允许对劳动人民的生命掉以轻心。院长耷拉着脸回到了医院，他前脚刚刚迈进大门，县委书记的吉普车就跟进来了。县委书记问院长有什么困难吗？院长说多派些公安来维持秩序吧，要不医院就乱套啦。

县委书记进了办公室，拨通了驻地部队的电话，请他们送些帐篷和床垫来。一个小时后，一个连的官兵开进了医院，不到一顿饭的功夫，500顶草绿色的帐篷就整齐地支在了病房区后的树林里和花房边的空地上。县委书记指着那一顶顶帐篷对院长和身边的人说，没想到帐篷支到家里来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啊。

我正在给一个病人开处方，县委书记和院长走进来。院长指着县委书记对我说，这是咱们的杨书记。县委书记朝我伸出手来，一边跟我握手，一边说，杨大拿，叫我老杨就行，看样子咱们的年纪差不多嘛。院长又指着我对县委书记说，这就是咱们治乙脑的专家李纯大夫。杨大拿握着我的手问：有信心吗？我说有。那就好，那就好，为党和人民立功的时候到啦。他转过身去，仍然握着我的手对院长说，我们有这样好的同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他嘱咐院长多给我派些助手，一定不能把我累倒了。

但我还是被累倒了。开始的那几天我差不多没有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两天后，我的两眼红肿，嘴唇起疱，声音嘶哑，第三天早上，我才朝那些帐篷走了几步就摇摇晃晃地摔倒了，没办法，院长只好摇着头叫我回家休息。下午，栗原小子回来，我问她医院的情况，她吞吞吐吐地老半天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我估计情况不好，西医没什么有效的办法，那几个中医大夫也不善于治这种病。下午，我和栗原小子一起来到了医院，院长把中医科的几名大夫全交给我，还把一些多少学过一点中医的西医也派到我身边，院长说，你给他们说说怎么个治法不就省得让你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啦。我说，一句两句话怎么说得清楚？怎么还说不清楚，你把处方告诉他们不就行啦？院长的话叫我哭笑不得，他还以为这是打青霉素，按体重兑上药每个人都能打，几天来，我已经开了八个汤头，而且每一个汤头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也有加减，可以肯定，现在躺在医院里的这些人如果让我开处方，每一个人的都不会一样。

不管怎么说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我把他们分了组，每个组里都有一个中医领着，中医负责号脉望诊口授处方，西医负责问诊和写处方，遇到拿不准的地方再来问我，虽然他们的处方常有问题，但毕竟比我一个人的效率高多了，十几天下来，那几个中医也都掌握了治病的原则，等我们把最后一个病人送出医院时，院长说，再有这种病流行，我们医院就不只有一个专家啦。

我们的专家没等到这种病再流行就派上了用场，我们的经验很快传到了邻县，传到了邻省，我和那几个中医马不停蹄地在平原和山区奔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走过了67个县,414个乡,1358个村,还去过邻近的江苏、河南和河北三个省。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为此我们的医院和中医科受到了上级的嘉奖，我们几个中医的胸前都挂上了大红花，还给我记了一次大功。那年秋天,县里召开了一次非常隆重的表彰大会，县委书记杨大拿把一朵大红花别在我的胸前，还把一个烫金的写着我名字的证书递到我手里，他说，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我对他的夸奖不大在乎，对那个证书也不感兴趣，十几年前我就站在台子上受过一些人的夸奖。我只做了该做的事，正如我爷爷说的,你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不死。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八十六

但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新中国的主席毛泽东。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注: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作的指示。见祝世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11月版)毛泽东可不是个闲人，他能抽功夫关心中医的事就等于他关心老百姓的生命，这个人不是很了不起吗？他的了不起还在于他不想让中医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希望中医像新中国一样朝气蓬勃地向前跑，在说上面这些话的前一年他就说：“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注: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对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提出对中医药的看法。见祝世讷《中西医学差异与交融》，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从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话里看出，毛泽东真有大学问。当时我比毛泽东年轻得多，我的学问自然不如他多，即使到了几十年后，我的年龄和那时的他年龄差不多的时候，我的学问还是不如毛泽东多，因此，我那时不能理解他的道理，我们的医学已经完美无缺了还要跟谁结合？等我真正明白了这些话时，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和新中国都已走过不少弯路，都需要一次深刻的拨乱反正。但我却没有新中国那么幸运，新中国还有足够的时间,而老天爷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天下午，院长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他神秘地朝我点头，示意让我跟他去他的办公室。我刚一进门，院长就说：“闹大啦，闹大啦……”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以为我可能给他捅了娄子，我说，怎么啦？他说：“怎么啦？你的名字都进了北京城啦！”他拿过一张《人民日报》，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让我看，那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章夸奖了前一阵我治乙脑的事。说实话，从小到大还没人这么夸奖过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那些词用在我身上有点过，那些词用在爷爷身上还差不多，爷爷的事要是搁到现在，他的墓碑上还不得刻上人民英雄几个字？

想着爷爷我就走了神，我不知道自己走神后的表情，但我看了那篇文章后的表情显然不在院长的预料之内，他张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他把我手上的报纸拿过去翻到头版，指着头题让我看，那是一篇社论。我对社论两个字也没在意，因为我早就给大家说过，我这个人常犯悲观的毛病，不会为了一点小事就兴奋起来，我常想，我这个人的脑子里可能装上了一个叫悲观的弹簧，稍有触动就会悲性大发。那时，我已经快跨进中年的门坎了，勉强算一个青年的话也得属于后进青年，否则，面对那篇社论时的表现就不是那个样子。那样子肯定引起了院长的好奇，也引起了他的不满，他相信任何一个人面对那篇社论的表情都不该是我那个样儿。那篇社论的题目是：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运动。(注：见195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社论)院长说，这是一场运动啊！运动也不是没经历过，不就是大家挤在一起开会吗？你这个人可别糊涂，说话难听点，别看你今天上了报纸，弄不好哪天还能栽下来，这是我的经验，咱是多年的老伙计了，我可得给你提个醒，混到这份上不易，全国五亿多人口呢，谁想上人民日报就能上吗？你以为你是毛主席呢，可以天天把名字挂在报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