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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从包间里出来时，我对杨大拿说，今天让你破费了。杨大拿说：“没什么，才一千多块钱。”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他还是说一千多块钱。我的汗出来了，想不到我们的一顿饭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我说，你这样花钱工资怎么够？杨大拿说：“民以食为天嘛，先得吃好饭才能有精力干工作嘛。”他避开了我的问题。那天我离开碧云山庄时暗下决心，再也不能让市长这么破费了，人家认识的人多着呢，都这样招待，他还不得月月借钱吃饭。

第二天同一个时间，红旗轿车又停在我家门口。我走进杨大拿住的小楼时他已经沏好了茶。我一拐上楼梯，他就走到门口迎接。他握着我的手老半天都不松开，好像我们是一对久别重逢的兄弟。

一百五十六

“真不愧是名医之后，就是有一些绝招儿。哎，老兄给我讲讲这种治疗方法的原理吧。”我说原理很简单，因为你的热毒郁结在腠理，正往脏腑渗透，这样一打，腠理疏松了，热毒随之发散出来，这是吃药解决不了的症候。如果热毒已经入里，再用这种办法就不管用了。“这么说，我还算幸运啦。”我说是。我看了他的脉和舌苔，他主动解开衣服让我看昨天打过的地方，我伸手触到了一个红紫的瘀块，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我告诉他，什么时候打的地方觉得疼了，病也就差不多快好了。

我又给他开了些活血化瘀的药，防止击打处留下瘀血。他把药方交给一个服务员，让她立刻进城抓药。接下来我又让他脱掉裤子趴在床沿上。虽然我从僧医那里学会治富贵病已经很多年，但真正治这种病还是第一次，这种打法和一般的打人有着本质区别，击打的深浅、用力的大小，全由手腕来掌握，这样打一次比打一次铁还累人。昨天打过一次，到今天胳膊还觉得发酸，他的屁股打了一半我就觉得抬不起胳膊来了，我只好把笤帚交给旁边的服务员，但昨天晚上她也打过了，所以她也没打多久就累得说不行了。这时，杨大拿翻身坐起来，说不如昨天打的好。我说我们都没力气了，歇一会儿再打吧。杨大拿说：“治病可得抢时间。这样吧，叫他们经理多派些服务员来，你在这里看着点儿，别让她们打偏了。”

不一会儿，小楼上来了六七个小姐，她们看着光屁股的杨大拿捂着嘴直笑。昨天打过杨大拿的一个小姐说：“笑什么笑，这是给首长治病，大家严肃点啊，要不我一样打你们的屁股。” 看样子，这个小姐在她们面前还有些地位，至少是个班长什么的。

人多力量大，这话一点也不假，新来的几个小姐模样长得俊俏，看上去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手上的功夫一点不比我差，才换了两个人就把杨大拿打舒服了。他幸福地哼哼着对我说：“哎呀，要不为什么总提倡年轻化，你看人家，下手就是稳、准、狠，咱哪比得了。”七个小姐打完，杨大拿已经精神焕发，他从床上爬起来，还没顾得上穿好衣服就跟站成一排的小姐们一一握手，并鼓励她们今后好好工作，建设现代化的明天全靠你们啦。小姐们鸡啄米般地点头，有一个还激动地热泪盈眶。

这天晚上王秘书领我们去了另一个包间。我跟杨大拿说，千万别再这么破费。杨大拿谦虚地说：“你是我的老朋友，现在也是我的恩人了，吃顿饭还不应该吗？”我说吃饭可以，别整这么多，你哪有那么多钱供我吃饭呀。没等杨大拿说话，王秘书抢着说：“这里的厨师没见过世面，饭菜都很一般，你只要不嫌孬我们市长就满足啦。”杨大拿立刻更正王秘书的话：“老李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哪像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过，现在生活好了嘛，我总不能拿窝窝头招待老朋友吧？”杨大拿和他的两个秘书都看着我，他们的眼睛被脸上的肉挤得只剩一条缝了。我说，这桌饭就算我请了，不过，为了给你治病，我还要再点些菜饭。请饭的话杨大拿以为我是说着玩儿的，再点饭菜他可当真，他以为我相不中桌上的饭菜，他招手叫一个女孩过来：“拿过你们的菜谱来……”我说不用菜谱，你们有没有窝窝头？那个女孩说有。我又问她有没有白菜炖粉皮、清炒萝卜条？她犹豫着说没有。王秘书接上说：“回去叫厨师立刻做，立刻做，越快越好啊！”那个女孩跑着出了包间，杨大拿端起一杯酒说：“老兄，今天我得再敬你一杯酒啦。”我说，等等吧，等我点的菜上来再喝怎么样。杨大拿笑着说，也好，也好。

大约十几分钟，我点的饭菜上来了。杨大拿正要端酒杯，我压住了他的手。我说：“为了尽快治好你的病，从今天开始，你就吃我点的这两个菜和窝窝头，过一阵吃烦了再换换口味，但千万别再吃这些东西。”我指了指桌上的那些鱼肉。他们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说，如果再吃这些东西，你就是天天挨打也不解决问题，最后病情还是往坏处发展。杨大拿慢慢松开了端酒杯的手。我说，这就对啦，酒也不要喝，昨天我就想说，但我不想扫你的兴才没说出来。

第三天我们走进包间时，我们没有喝酒，吃了一些家常饭：小米稀饭、馒头、窝窝头、咸菜、香菜拌辣椒、小葱拌豆腐等。看得出杨大拿和他的秘书很不习惯，我说你得挺住，过一两天就会习惯了。

回到小楼上，我又看了他的脉。我给他开了方子，我说这个方子可以吃二十服，吃药的同时，坚持每天打三个小时，还要每天参加两个小时的体力劳动。杨大拿看看他的秘书，又看看我。秘书说：“这好办，咱们的项目已经开工，市长真要每天在工地上劳动两个小时，工程进度还不得和深圳一样快啦。”杨大拿说：“好，这个主意好，明天你们也一起去，都跟我上工地。”

靠河边的工地占地约一千亩，听说这是国家的一个重点项目，国家和地方共投资十二亿人民币。这天一早，杨大拿和他的两个秘书就来到工地搬石头。这消息很快传到县里，传到区里，区委书记领着二三百人也来到了工地。从此，工地上每天都有一些机关干部来劳动了。一个月后，我在工地上见到了杨大拿和他的秘书，又黑又瘦的杨大拿跟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他从一个大暖水桶里给我接一碗茶水，然后自己也接上一碗：“来吧老兄，干一杯。”我慢慢地喝着那碗没滋味的茶水，而他已经喝干了放下碗。我问他吃完药后感觉怎么样？他说好极了，身上再也不痒不紧了，在屋子里待不住了，开会也嫌时间长。我说，还想吃药吧？他凑近了我说：“不想吃药，光想来顿红烧肉吃。”我说，那好办，今天晚上，在碧云山庄我请你吃红烧肉怎么样。他说，好啊，你不会再给我要窝窝头和咸菜吧？

一百五十七

这天上午，一个昏睡不醒的病人被抬进来。病人的家属说他因为吃猪肉而变得嗜睡，一天要睡十六七个小时。他们把在医院里看病的病历和一些化验单给我看，我说不用看。他们收起那些东西，静静地站在一边看我把脉。

病人醒了，我问他生病前后都干过什么。他摇摇头，想不起来干了哪些让他这么害困的事。他只记得吃过一顿红烧猪肉，而且一口咬定就是吃那猪肉以后才害困的。我不大相信他的话，我早就知道猪肉本身绝无嗜睡作用。从他的脉上看，他的脏腑没有什么毛病，气血也算正常，按理，嗜睡应该从肾阴中表现出来，但他的肾阴看不出什么异常。我想再问问他，可他已经歪倒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时，病人家属也开始打起哈欠来。

我给病人开了两服药。这是我行医以来开药最少的一次。这不是说我的药特别灵，两服即可，而是我没有把握，不知道这些药是否对他的症。如果不对症，这两服也是白吃。

两天以后，病人又来了。这一次病人睡得更厉害，家属说，一天要睡上二十几个小时。我重新给病人号脉，但仍然没有收获。他们看出了我的窘迫，家属又一次拿出病历来让我看，我接过病历，认真地看起来。结论是清楚的，是食物中毒性病变，而且中毒食物就是猪肉。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让他们再回医院去治疗。他们说，在医院治了一个多月不见好才来找我。显然，我也让他们失望了。

病人走后，我去了医院化验室，我问值班的大夫记不记得猪肉中毒的那个化验结果，他说记得，那些材料都交到卫生防疫站了。我又去了防疫站，在防疫站的墙报上看到了一份简报，说某某村购买的外商饲料中含有大量催眠药物，其目的是让生猪食后多睡少动，缩短出栏时间，人食这种猪肉后，沉淀在猪肉里的催眠药物会再次起作用，轻者会有头脑昏沉的感觉，重者会嗜睡发胖，极其严重者可能长睡不醒。

我离开防疫站，去了那个病人的村子。

这像一个就要进入冬眠的村庄。一些老人坐在自己的家门口闭着眼睛晒太阳，他们身边卧着的狗也懒洋洋地闭着眼，想必它们也啃过那些含催眠药物的猪骨头。几个小女孩在一个磨盘边上跳绳，绳上只有一个女孩在跳，剩下的孩子都趴在磨盘上睡觉。她们轮流着跳那根麻绳，看样子她们不能停下来，只要一停下来就得睡觉。再往里走，看见一个小伙子在猪圈里往外铲粪，他的身边躺着一头睡着了的肥猪。他每铲几下，就要拄在锨把上眯一会儿。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院子，走近了才看出来那是村委会办公的地方。我走进去，看见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一些人在开会。这些人可能是村里的领导，他们都半闭着眼，我站在他们跟前并没影响他们开会。这样我就有幸旁听了他们的会议。他们研究了嗜睡猪的问题，因为市里已经来过好几回人，责令他们把现有的存栏生猪和剩余的饲料全部销毁。但他们觉得这样做农民损失太大，对村里的经济也很不利，因此，他们要研究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应付上面的追查，又要让村里通得过。会议持续了一个上午也没有结果。

我离开村委会，去了那个病号家。屋里只有那个病号，他正在吃饭。我想再跟他谈谈，但我的话他只听了一半就倒下睡起来。我没法跟他谈话，即使能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很显然，他是这个村里中毒最重的一个，这样发展下去，他有可能长睡不起，而那些整天懒洋洋的人实际也丧失了劳动力。这个村子完了。我不知不觉地嘟囔了一句。那个外商不可能把他的饲料只卖给这一个村庄，在其他县市、其他省，甚至别的国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饲料正在投进猪的食槽？会不会也有人正在大口地吃着红烧猪肉？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在未来的世界里，有一些人将在一顿美餐之后把剩下的时光交给梦乡（我不知道他们睡着后是否做梦，如果有梦，证明他们还活在这个世上，否则，他们就跟死了一样）。由此，我又想起了我们的粮食、蔬菜、水果、鸡鸭鱼肉，一切入口的东西，这些是否都已经被类似于催眠饲料的东西污染过，如果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一个个趴下，再也起不来了。

一个寡妇哭着给我讲了她三个孩子生病的经过。开始，老大觉得浑身痒痒，后来老二老三也开始痒痒，过了几天，三个人一起发烧。平时她的三个孩子不大生病，有个头疼脑热也不在乎，可这一次烧得厉害，她就去医院拿了退烧药给他们吃，但烧仍然不退。等她找人把孩子们送到医院，他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寡妇说不下去了，她背过脸去抹眼泪，我一一给她三个面无表情的孩子把脉，又看了他们的舌苔。我从屋子里出来，寡妇立刻跟出来，她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想从我的脸上看出些希望来，但我的脸没给她希望。

我没有给她的孩子开药就离开了她的家。我不想让这个寡妇给她的三个植物人孩子喂那些苦水，那些苦水对她的孩子一点用也没有。

一百五十八

刚进家门，送药的老吴就神色紧张地来了。他说，知道吗，出事啦。我说出什么事？瘟疫。他说出这两个字，两眼就盯着我。我说瘟疫在哪里。他告诉我瘟疫就在离城不远的牛栏村。我急忙穿上刚脱下来的衣服，带上银针和一些药，拉着老吴就朝外走。但老吴挣开了我的手，他说那个村已经被当兵的围起来了，不许任何人进出。我不相信他的话，不让谁进也不能不让医生进。

我一个人来到了牛拦村。村口果然有持枪的士兵守着路口，村边的田地里，隔三四米就有一个持枪的士兵，士兵都戴着防毒面具，从防毒面具里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费劲。我跟那个守在路口的士兵说，我得进村。士兵们转过身来对着我，让我尽快离开这里，否则对我很不利。我说我是大夫，我应该进去。士兵说，你是谁我不管，想进去必须有某某的手令。他说的那个人大概是他们的首长。我说我没法拿到某某的手令。那个士兵隔着防毒面具看我一眼说：我不跟你啰嗦了，你再在这儿纠缠我就对你不客气。隔着防毒面具，我也看出他眼里的愤怒正一点点增加，那双握着枪的手发出咔巴咔巴的声音，似乎他的手里不是一支枪，而是我这个不听话的老头子。我也有些生气，这个不通情理的士兵竟然不知道治病如救火的道理。我只好硬朝前走。我们互相推搡起来，结果可想而知。我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这一拳当然不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纪律，这是对我不听指挥的惩罚。我昏头昏脑地趴在地上，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当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一辆带红十字的车里。我从车窗里看见前面大树底下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正在给一些躺在地上的人打针，我换了个方向朝外看：在面包车周围的墙角和树阴里，到处都有躺在地上的人。我想这里大概就是遭了瘟疫的村子。我跳下车朝最近的那棵大树跑去。几个白大褂被我的跑动惊得扭过头来，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个白大褂，他是我在医院时的同事。我已经猜出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肯定是他把我拉上车的。现在，他顾不得跟我说话，递给我一个很大的口罩就转身忙他的事了。我接过口罩戴在脸上，一股很浓的药味被我吸了进去。我开始给病人号脉，看了他们的舌苔。我对检查的结果很茫然，这跟几十年前的那次瘟疫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我不知道躺在地上的这些人到底被什么病折磨着。我把那个同事拉到一边，问他是不是有了结论。他指指那些白大褂说，这得听听省里专家的意见。我接着问，他们怎么说。同事说，还没最后定。我不能等他们最后的确定，因为躺在地上的这些人等不得他们。

在没有确诊以前，他们给躺在地上的人每人都打了一针，有些还挂上了吊瓶。吊瓶里兑了什么药也不得而知。无论西医中医，都懂得一些模糊治疗的方法，但西医和中医模糊治疗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前者应该更讲究准确。我走进一个院子，敲开一个紧闭的房门，屋子里的人惊恐地看着我，一个八十多岁的女人说，要带就把我带走吧，他们没病。我说我不是来叫他们出去的，我是想借一下他们的锅熬些中药。看到我袋子里的中药，他们好像不再害怕了，还主动和我讲起村里发生流行病的经过。村里已经死了十几个人，十几个人里就有她的老头儿，那个当了一辈子村长的老人，我说你是许家……其实五十年前她就不是许家寡妇了，她是村长的媳妇。她认出了我，眼里流出泪来。我说你别着急，政府已经派人来了。正说着话，她的几个儿子和孙子从里间屋里出来围上我，我试着让他们谈谈发病的原因，他们说是村里的一个人得罪了方士，方士念了咒语，让老天降下灾祸。我一无所获，他们怎么能知道为什么生病？

我把熬好的中药给他们留下一些，嘱咐他们务必每人喝一点，然后把锅里的药盛在两只水桶里。我一家一家地敲着门，把药倒进他们的碗里，我希望这些药能阻挡病魔，让病魔离开还没染上病的人，当然也希望那些染上病的人喝了它能起死回生。我又到了村头的大树下，这里停放的是全村的重病号，我看了几个人的脉，他们很难熬过这个漫长的白天。我给几个已经昏迷的病人放了血，还往他们的嘴里倒了些药。几个小时后，他们居然苏醒过来，我因此引起了那个穿白大褂老头的重视。他的年纪比我还大，听医院里的那个同事介绍，他是省里来的西医专家，姓张。张专家已经退休多年，这次不得不又请他出山是因为别人都束手无策。张专家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从化验的结果看，这是一种罕见的细菌性传染病。这种致病菌在目前的任何资料中都没有记载。他希望我谈谈我的用药药理和依据，也想知道我对这次流行病的看法。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跟他遇到的问题一样，在我了解的中医史料里也没有这样的记载，用了几千年的方略，在此也无济于事。这正像巩玉青说的那样，中医如果不研究新问题，总有一天什么病也治不了。这似乎是个先兆，让中医无能为力的事情可能还在后头。

那几个被我放过血的人又活了一天，但我没有留住他们的性命。白大褂们也没留住他们的性命，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人能留住他们。他们还很年轻，那几个人里最大的才二十七岁。省里来的张专家也不再和我商量，他只好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了。这时，我想起了药熨纳热法，我在村里找到了酒、辣椒、干姜，加上我自己带来的桂心，我还需要些棉花和白布。我把它们都浸在酒里，又用被子封住口。过了一个上午，我把白布捞上来晒干，再把它烤热，贴在针刺的穴位上，这样折腾了半天，也不见什么效果，我也支撑不住了，我头疼欲裂，眼前一阵阵发黑，他们把我送出了村。他们怀疑我也染上了病毒，打算把我送到医院里，我说，医院里也没有什么办法，还有可能传给其他病号，还不如让我回家。他们想了想，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在家里躺了几天慢慢好起来。这期间我没吃一口饭，也不喝一口水，我没力气下床做这些事情，更不可能采取什么自救措施，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熬过来的，但我确实熬过来了。我知道这是阴阳自和的作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一百五十九

这天早上我在去那个村子的路上遇见了送药的老吴。老吴说，牛栏村已经全部搬迁，迁到哪里他也不知道。

搬迁这个词带有喜庆色彩，但它却压不住从我心底涌上来的阵阵悲哀。我能想像出这个村子的结局，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离开自己的故土。他们在那儿待不下去了，他们的脚下正源源不断地冒着比他们的生命强大一百倍的病毒，那病毒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消灭干净。

老吴劝我回去，但我还是去了那个并不存在的村子。

那个村子确实不存在了。村子里的房子全夷为平地。那片平地上覆盖了一层白灰，在白灰和黄土交界的地方有一道铁栅栏。那里成了无人区。

据说，这个村子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村里两千多岁的银杏树作为这一带的名物被记载在县志里），现在，他们不得不割断自己村子的历史，跟它道一声再见了。

我回到城里，路过防疫站时，看见门口的墙报上又换了一份新简报。简报说发生在本市牛栏村的传染病已得到控制，但这种病菌还有可能再度传染，希望大家提高警惕。简报提供了一些防止传染病的措施，措施有十几条，我没心思往下看，我觉得那些措施没有一条是有用的。

我站在自己的大门口，看见挂在墙上的诊所牌子，我的眼睛被它刺痛了。当初，挂着牌子是给大家个希望，希望所有到我这里来的病人都能得到好的结果，但现在，这种希望已经落了空，我没有信心了。

病毒是什么？病毒在哪里？

也许病毒就藏在这个招摇的牌子里。我把它摘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我想，我也得和你说声再见了。

这天晚些时候，邮差送来了小雯寄自南方的信：老爸，再有两个星期我就要毕业了，你想我吗？这次回去我再不离开老爸了，你偷偷地乐吧？但可别乐坏了身体，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回去可不饶你……信还没看完，我的眼泪就滴下来，泪水吧哒吧哒地落在信纸上，纸上的字一点点变大，最后变得什么也认不出了。

算着日子过的滋味真不好受，可以说，这两个星期是我过的最长的两个星期，它比两年，二十年还要长。是啊，二十年眨眼就过来了，到了我这个年龄，时间就是射出去的箭，任你有多大的本事也赶不上它的脚步。但时间突然停住了，停在了小雯规定的两个星期之间，我不知道怎么打发掉这短短的两个星期。

当然这两个星期也并非无事可做。虽然我早已摘掉了挂在门口的牌子，但上门求医的人仍然不少。光给那些上门求医的人做些解释就费去了我不少精力。我的手艺退化了？我不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更无从下手。西医可以给种种过去不曾有过的病命名，中医不行，中医面对自己不曾遇到的病一言不发。我得缄默了，我得背过身去，不看病人的脸，不听病人的呻吟，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必须狠下心来。我在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示：本人已经无力行医，请勿再上门相扰。这告示真起了作用，上门求医的人慢慢少了，我可以专心为迎接小雯做些事情了。我把院子打扫了一遍，我还买了涂料把所有的房子刷新了。我干这些的时候看见了那个厚本子，本子是用条绒布包起来的，上面已经落了一层很厚的尘土，看见这个本子，就想起了栗原小子。这个本子是她住到家里不久送给我的礼物，她要我把行医的经验和感想记下来，她说如果积累多了将来可以出一本书。现在，它除了让我想起栗原小子，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还能有什么用呢？

老吴来过两次，看样子他不会再来了，他对我失去了信心。他说我这个人越活越不明白，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哪有什么病都能治的医生？能治好头疼脑热也得算你的医术高明，何况你还有一些拿手绝活。他说，你到街上看看那些人是怎么开诊所的，明明六服药能好的病，不让你吃十二服不算完。我不能跟街上那些人比，我不能让一个也许还有希望的病人毁在我的手上。我怕爷爷李兰英那张紧绷着的脸，他不会答应的，他不允许我糟蹋药铺林的名声。我更不相信我的那些绝活现在还灵。我不干了，真的不能再干了，不管谁来劝说，我都不会改变主意。

　没有人来往的日子第一次让我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我把日历牌上最后这个星期全打上了红钩，然后又把它们一张张撕掉，撕到只剩一张的时候，我去了市场。我买了一只鸡、一条鱼，还买了些猪肉和新鲜蔬菜，如果不是天热，我还会买更多东西。我知道南方的饭菜她吃不惯，我要让回来的小雯吃个痛快。回到家我就把鸡放到院子里，给它撒些大米，这样到小雯回来，它也不会变瘦。

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了火车站，和几十年前一样，这条铁路每天还是只有一趟下行的火车经过。因此，小雯从南方无论坐哪趟火车回来，都必须换乘这趟蒸汽机拉的慢车。从市区到京沪线接口八十多公里的路这趟火车要走三个多小时，小雯说，这是全世界最慢的火车，早晚有一天它得爬不动了。她说得没错，这趟火车在它跑了五十年后的一天终于不跑了，因为这趟火车所属的铁路局已经承担不了连年的亏损。我坐在候车室门外的石凳上，已经不觉得枕木上被太阳晒化了的沥青味难闻了，现在我倒觉得它的气味挺好闻，它给我带来喜庆的感觉。还有那个庞大的蒸汽机车头，那是一个英武的家伙，我喜欢它的粗门大嗓，过一会儿，它就会突然闯进站来，把小雯带到我跟前。

一百六十

站台上的人慢慢多起来，这说明火车就要进站。这个四等小站的站台和候车室之间没有任何隔离设施，站台是开放的，谁想在站台上溜达都可以，只有火车进站的那两三分钟才有一个打小旗的人过来把站台上的人赶到白线以外。我一点也不慌，等那个打小旗的过来也不晚。不一会儿，那个头戴大盖帽的工作人员就出来了，她吹响了哨子，这是她的语言，她的语言还有手里的红绿两色小旗，赶走了站在白线以内的人。

火车进了道叉，铁轨上发出节奏鲜明的轰隆声，大家都扭过头去，用热情的目光迎接着那个庞然大物。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管是乘车的还是接站的，都有相同的心情，那个缓缓停下来的火车让每个人都得到了践约的满足，它不会让迎接它的人失望。

但它却让我失望了。小雯没从车上下来。火车停了一会儿又老气横秋地朝前走了，出道叉的时候，黑色的身躯爬走了，很像一条面目狰狞的巨蟒，它给我带来的好心情荡然无存了。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许她没赶上今天的火车，也许她记错了时间，也许……我一连猜了六七种可能，我把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差不多都猜到了，就是有一种可能我没猜着，她生病了，她不能按时回来了。这是我去了三趟火车站后收到她学校的电报才知道的。电报很短，只说小雯病了，需要人照顾，希望我去。

放下电报，我就去了邮局，我给她系主任拍了电报，告诉他我立刻动身，希望他们能到站上接一接，以免我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花时间问路。我一刻也不想耽误，我要立刻见到我的女儿。

小雯一看见我就哭了，她想不到我会来，而且来得这么快。她倚在我怀里不停地抽动。她很瘦，也很虚弱。跟上次回家时已判若两人。我忍住眼泪，让她重新躺下。我擦掉她脸上的泪水，可我刚一拿开手帕，她的泪又流出来。她把早该流的眼泪都攒下来，攒到见到我时才流。我说，别哭了孩子，你这就会好起来，过几天咱就回家。她不哭了，她问这问那，好像多少年没有回家一样，其实她上次回家到现在还不到半年。

那天晚些时候系主任领我见了小雯的主治大夫。主治大夫说小雯得了心脏病，他用一套专业用语描述小雯的心脏。虽然我也是个大夫，但我对他的描述还是不明不白。最后他只好给我通俗地讲，小雯的心脏上有两根管子出了问题，如果不做手术，她的心脏一两年就会不工作了，但手术也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何去何从让我拿主意。我能有什么主意？我说，她的心脏真是这样，我希望手术，不过成功率能不能再提高点？主治大夫说，不能，我们这里就是这个水平。北京、上海的一些医院可能好些，但也不会好多少。没有别的办法啦……主治大夫笑了笑说，也许可能有奇迹出现，你试试吧。

我当然要试试。我面无表情地站在主治大夫和系主任面前，而我脑子里却极快地翻着祖宗的医书，敲着一个个医家的大门，只要有一个先人说治好过这种病我就立刻领着孩子回家，可他们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有些沮丧地叹了口气。这时主治大夫说，不要着急，过两天想好了再说。

两天后，主治大夫又问我想好没有，想好了就在这上面签字。我把那张什么手术协议推开说，想好了，回家。

我不能在那个只有一半把握的协议上签字，因为我一签字就等于把小雯的一只脚交给阎王爷了。我要试试祖宗的办法，不管怎样小雯现在还能跟我回家。

奇迹没有出现，两个月后，小雯的病没有要好的迹象。中药先停停吧，看来还得去看西医。我带她去了地区医院。在地区医院，我们见到了巩玉青，几年没见了，她老了许多。她拿着小雯的那些检查结果看了一会儿说，还是手术吧，这个病中医治不了，她指着一张片子说，你能把这个地方接起来吗？不能，我确实做不到。她说，这种病先天性的比较多，像小雯这么大啦再得这种病的确很罕见。她还说，手术是有一定危险，哪种手术都有危险，但不像那个大夫说的那样吓人，我们医院也做过这种手术。我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还是在宽我的心。为了保险，咱可以去北京做手术，她说北京某大医院里有她大学的一个同学。

两天后，我们去了北京，因为事先巩玉青给她的同学通了电话，到北京的当天小雯就住进了医院。第二天，医院开始给小雯做各种检查，因为巩玉青同学的关系，每项检查都可以让我陪着，这让我大开眼界。虽然我的下半辈子都是在医院里过的，可我想不到大医院的西医竟有如此完备的检测手段，比起中医的诊断，西医确实有很大的优势，他们既可以看人的整体，也可以看人的局部，尤其是人体内脏，一根头发丝大小的东西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中医是只看森林不见树木。

小雯的手术用了八个多小时，主刀的医生一出来就告诉我，手术很成功。我的心才踏实些。两天后，小雯能坐起来了，巩玉青端来水，给她洗脸梳头，看着她们母女般地说话，我的眼框湿了，为了不让她们看见，我赶紧转过身去，直到巩玉青又扶小雯躺下。

又过了两天，巩玉青看小雯已经稳定了就要先回去，她说出院后一定要先到她那里住两天，她要观察观察再说。我不敢不听她的话，她毕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内科大夫。

一百六十一

又过了一个星期，小雯出院了。我按巩玉青的吩咐在那个站上下了车，巩玉青已经在出站口等着了。我们在她的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这期间小雯在地区医院做过两次检查，检查的结果一次比一次好。临走的那天，巩玉青做了很多菜，说给我们饯行。我说又不是出远门饯什么行？见了这一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她说的有道理。我们虽然相距不远，但好像并没有太多的理由见面。那天晚上，小雯吃完饭就回屋看电视去了，过了一会巩玉青拿听诊器给她听了听就催她睡觉。巩玉青说她半年之内都要注意休息。巩玉青从小雯屋里回来，我已经把酒杯拿起来，她说这才喝几杯就不喝了，我知道你的酒量，再喝点吧。想想明天的火车是九点多种，我又把杯子递给她。那天我们都喝了不少酒，我真想喝个一醉方休，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觉得那天巩玉青的情绪并不适宜喝酒。果然，没过一会儿她就说出要回老家的事。她说她的父母都有病，需要人照顾，她说一个高中同学现在苏州市委工作，已经帮她办好了一切手续。虽然我们并不常见面，但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竟然不知所措。我忽地站起来，说：“你一定要回去吗？”她看着我没有回答。我猛醒过来，意识到我的失态，我没权力那样问她，我没理由不让她回去。我赶紧坐下来，纠正自己的话。我说，“是啊，你该回去，在这里一个人总不是办法。”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在走以前，我想听听你的心里话，我想知道你对我……”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第一次见你的那天我以为栗原小子又回来了。”我把藏了多年的话说出来了，也算了了一桩心事，反正以后彼此再也不可能见面了。可这句话差点改变了她的主意。她两眼盯着我，脸涨得通红。我看见了她眼里的火苗，那是可以把人烧成灰的火，我低下了头。她抓住我的一只手。

“你和你哥一样，都是这个世上最优秀的人。只是你们不该生在一个时代，这对女人是一个浪费……”

“别这么说……别这么……”她绕过桌子过来，我把她拥在怀里。这时我看见了墙上笑嘻嘻的李诵，我松开了她。

第二天，她含着泪送我们上了去桑榆的火车。两天后，她自己上了另一趟火车，那趟火车把她送回她的故乡。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苏州来信。这是巩玉青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最后一次写信。

李纯：

你好！

你哥去世后，我用了十年时间来考虑你我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们走到一起的希望是多么渺茫，但我并没放弃。我原以为那天我离开桑榆、离开药铺林，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终结了。但事实并没这么简单，我天天等着你，盼着你哪天突然来到我身边，可我等到的是你和小雯，等到的是父母一封封催我回去的信。他们都老了，身体不好，确实需要人照顾，他们盼着我这个当大夫的女儿回去。我在父母和你之间犹豫，那天只要你说一声你愿意留下来，我就可以说服父母到北方来，但你却松开了我，你离不开药铺林，你不能从你哥跟前转过身去。现在我回到了苏州，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苏州已不再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在北方，在你的身边。我依然期待着我们的重逢。……

我没有给巩玉青回信，我不知道给她说什么。

那所大学重新给小雯分配了工作，他们想把她留在那个大城市里，但小雯去了陈淑华毕业的那所大学，这里离家毕竟近多了。一年后，她又被派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学习，在那里进修了几个月就开始了她的研究生之路。她来信说如果我的身体没问题，她念完了硕士还想念博士。我回信告诉她，你老爸的身体好着呢，等你把美国的尖端科技都装在脑子里老爸也不会趴下。

一天，我刚接完小雯的越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听筒，一种浑厚而古怪的声音就送过来：“你西(是)里春(李纯)先星(生)吗？”我愣了半天才听明白他的话。我说我是李纯，你是谁？“我西(西)你的梯(弟)子，我交(叫)纳尔逊。”我哪有叫纳尔逊的梯子，这纳尔逊是不是南非的那个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我正这样犹豫着，纳尔逊又说话了：“我现在在火吃(车)站，带一灰(会)我就见到你了。”

放下电话十来分钟，我就见到了自称是我梯子的纳尔逊。他不是南非的总统，南非的总统是个黑人，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可这个人才四十多岁，是个蓝眼睛的白人。我把这个不远万里来的梯子让进屋，拿出平时很少用的南泥茶壶，沏上一壶铁观音，滤掉头遍水，再给他倒上一杯。纳尔逊端起杯子闻一会，才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品茶。我说你挺会喝茶嘛。“这西(是)闻华(文化)，好多中国人也不懂。”洋鬼子天生不会谦虚，但他的话并不让人讨厌。慢慢地我就适应了他这种别扭的中国话，交谈起来也就不像他刚进门时那么费劲了。他就是那年在中医学院吃我药有了孩子的英籍教师，约瑟夫是他的名，而他的全名叫约瑟夫·纳尔逊。我说这么长的名字太难记。他说没办法，祖上的名字不能随便改。我说你们也有家法呀，他说这不是家法，这是一种骄傲，在英国，没有不尊重纳尔逊家族的。我说，你们家族能赶上药铺林家族那么受尊重？跟一个不知道谦虚的人倒是可以随便说话。

一百六十二

他说药铺林家族我知道一点，在中国应该受到尊重，纳尔逊家族你知道吗？我摇摇头。他问我知道不知道1805年的那场特拉法尔加战役，我还是摇头。他说你总知道拿破仑吧。拿破仑？倒是有点耳熟，噢，我想起来了，慈禧时候改革科举曾出过一道题，叫《项羽拿破轮论》(轮为当时译字)，你说的拿破仑是不是此公。对，正是他，师傅是不是对这个人有研究？研究谈不上，过去只知道他是个轮子，后来才知道……轮子？纳尔逊有些不解。对呀，有当年应试进士的文章为证：“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拿破轮也哉？”（注：见舒芜《项羽拿破轮论》文汇读书周报1994,4,30）

师傅真幽默,他说，这个人的轮子好厉害，差一点滚过整个欧洲大地。但他的法西(法国和西班牙)舰队却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败给了英国。他给我讲了那场近200年前的海战，那场战役挽救了英国，使拿破仑吞并英国的梦想化为泡影，那场战役也牺牲了一名最优秀的英国海军战士，他就是指挥那场战役的伟大英雄纳尔逊中将，而那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就是我这个梯子的祖爷爷。他讲得绘声绘色，鼻子尖都快朝天了。我说，你祖爷爷的部下和那些坚船利炮没准还到过我们广州吧？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他说他这次来可不是卖鸦片的，是来给我当徒弟的。

纳尔逊的话让我很吃惊，我上下打量着这个外国人，我说别开玩笑啦，我们自己的西医现在都不想学中医，你一个洋……哎，你是学医的吗？他说他学过医，他原来学的专业是哲学，现在又专攻中医学啦，他说他相信在我这儿能拿到中医药学的博士。我说，这玩笑可开大啦，你要想拿中医药学博士可以到中医药大学去，在我这儿怕是连学士也拿不到，因为我什么士也不是，只是一个大夫，现在也洗手不干了。他说，你太谦虚了，你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学问的中国医生，中医药大学教的东西我在哪里都能学，可你的学问不是哪一个中医都有的，喝龙井茶要喝杭州西湖边上的，换了地方就不是龙井啦。这个洋徒弟还真有一套，他把我当成西湖的龙井了，但我确实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给他讲了前一阵我治不了的那些病症。他说师傅别灰心，那些治不了的病不是你的错。那是谁的错？

我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光这个问题就让他说了快一个小时，他的意思是毛病出在现代科技上，具体地说是出在化学和医学上，是它们把我们的空气和环境毒化了，一切入口的东西都受到了污染，他说西方现在正流行疯什么病什么疫，也是很拗口的名字，他还预言用不了多久将有疯牛病、疯羊病，还有各种无法控制的疫病，而这些都不是西医能解决的问题。这话如果放到头几年我信，可现在我不大信了，我给他讲了小雯动手术的事，我说但凡有一线希望我也不会让西医给她做手术，可就是西医救了她的命。他说这不奇怪，哪种医学也不可能包治百病，用你们的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

他的话让我有点高兴了，我高兴的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没过时。他说完那些话我也就更不敢给他当什么师傅了，看着他说得口干舌燥的样子，我倒真想叫他一声师傅。不管怎么说，跟这样一个洋徒弟相处是愉快的。我端起茶壶给他倒茶。他笑嘻嘻地说：“师傅能给馍馍先填填弟子的肚子吗？弟子还没吃午饭。”

馍馍是有，哪能用凉馍馍招待不远万里来的客人。我出去到门口的饭店里要了六个菜，还要了一瓶白酒，不管纳尔逊懂不懂我们的规矩，我还得有点老礼。纳尔逊对我要的饭菜都很满意，他说西方一些人总说中国人吃不上饭，我看这比我们的生活还好，哪天我叫媳妇和孩子也来住一阵。

饭后，他把自己的行李放到一个空房间里。他说，我就住在这里啦，接着就开始打扫起卫生来。等一切收拾利落，我说，跑了这么远的路一定累了，你先休息一会吧。他说路是火车跑的，他不累。他跟我又回到了堂屋，商量具体的学习事宜。我说你在我这里玩几天可以，你想在这里学什么中医不大可能，我真的教不了你什么。他说我跑这么远的路可不是来玩的，我早就研究过你的资料，你的医德和你的医术一样有名，你真是李纯先生吗，你要是李纯先生你就不会对我保密，要知道你我从事的职业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的身上一阵阵发热，我的脸可能红了。我说，让我想想吧。

晚上能给我回话吗？

洋人的性子就是急。

这个海军中将的孙子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说服他？他是不是在英国混不出饭来了，但学了中医回去就能混饭吃啦？听说，在国外中医是巫术，跟堕胎一样是犯法的差事，我正这样想着，纳尔逊就走进来，没等我张口他就说师傅想好了吗？我招招手让他坐下，我说，你怎么想起来要学中医的，在你们英国学中医有什么用吗？他说中医是一门科学，在哪里都能用得上。我说你对中医认识多少？他说，这就是入学考试了吧。那我就给师傅说说。

他说，二十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医在世界医学史上一直遥遥领先，我们国家有个叫李约瑟的科学家说：“如果我们用严格的临床观点来判断，那么在二十世纪以前，欧洲病人的境遇并不比中国病人更好些。”

一百六十三

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孕育了五种医学,除中医外的其他四种医学只有古希腊的医学后经古罗马时期的兴盛和中世纪“黑暗一千年”的衰落，到16世纪以后才建立起了新的医学体系,从欧洲走向世界,形成了现代医学,而经过几千年不间断连续发展起来的中医不但没有被统一的现代医学淹没,反而持久地显示了它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欧洲以神学代替科学的时代更为突出。文艺复兴以后，一系列科学技术革命大都发生在西方，西医学从此开始了革命，成功地走上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来解决医学难题的道路，吸收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和技术，形成了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趋势。而中医学的发展，至今还运用着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和相关的技术成果，因此看上去好像不如西医发展速度快。但西医的快速发展却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要我说是一条死胡同。由“机械医学”模式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发展，导致了现代医学的见树不见林，甚至有人说生理学不过是“胶体物理学和蛋白质化学”的一种特殊情况，因此他们的名词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法解释的“综合征”，这些问题的病根都出在他们原子论和还原论的思想方法上，而这时，我们发现了中医，发现它可以回答许多西医无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