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爷爷没反对。

母亲第一次进城，也是最后一次进城。我们住进了城里惟一一家洋人办的医院———教会医院。

他们把一个锃亮的东西贴在母亲的胸上，又把那个东西放到母亲的脊背上，那个锃亮的东西连着两根胶皮管子，管子又通到那个人的两只耳朵里，他就用那个东西听着母亲身体里的动静，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东西叫听诊器。那个穿一身白衣的人，下巴上留着山羊胡子，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蓝，蓝蓝的眼睛下面是一只鹰钩鼻子。这是哪来的妖怪，凭手上那个锃亮的东西就能治病？他放下听诊器，又把一根针扎进母亲的胳膊腕里，母亲的血顺着针头流进了后面的玻璃管子。他把母亲的血注进一个玻璃瓶里端走了。等他再回来时，他手上捏着一张纸，那上面写的东西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廿六

你们的亲人得了一种不好的病，那个人把我们叫到门外说。什么病？父亲急迫地问。白血病。什么叫白血病？能治吧？山羊胡子沉思了一下，他的蓝眼睛里闪过一丝歉意。怎么跟你们说呢？他的话很不中听，好像他的舌头不够长。怎么说都行。这样说吧。他的脸很温和，你们的亲人，她的血液里长了一种东西，那东西是白色的，像花瓣一样，一天天在长大，最后长满了她的血液，那时她就……下面的话我没听进去。我不想听，我不愿意听，我们跑这么远的路不是来听这个的。

我像掉进了冰窖，寒冷一点点向我逼进，慢慢包裹了我的身体，我的血液，我怦怦跳动的心脏也在它们的包围之中了。我被甩在冰冷的地上爬不起来，连抬手的力量都没有。就像我的母亲，老天把她的一切都剥夺了，都解除了，她没有一点力量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她的孩子。她不能再给她的孩子什么了，她连向她的孩子笑一下都不能。脸上的肌肉投降了，眼睛也投降了，它们顶不住那白色的花瓣，白色的花瓣开始在一个角落里悄悄滋生，时机一到，它就蓬勃发展起来，占领了她的血液，占领了她的五脏六腑。那种白色的花是什么时候兵临城下的？什么时候占领了她的身体？以前？以前我们看不见它，母亲也看不见它。谁都看不见它。但那时它们已经来了，比那更早，更早。它们早就埋伏在母亲的身体里，埋伏在母亲的床上，母亲的衣服里，它们早就用一种看不见的网把母亲罩住了，母亲注定了中它们的埋伏，注定了在劫难逃的命运。爷爷曾经说母亲的病没什么，吃几服药就会好。爷爷那是不叫我们害怕。爷爷开单子，父亲抓药，奶奶把药倒在砂锅里熬，咕嘟，咕嘟……白色的烟雾，黄色的气泡，芥末一样的气味钻进鼻子里。药端到母亲手上，母亲硬撑着坐起来，母亲的手颤抖得厉害。她的身子也在抖，她的脸黄得像一张纸。那碗药太满了，它洒出了一点，母亲看着洒出的那些药眼含歉意，她恨不得弯下腰来把那滴药舔进嘴里。她的衣服里弥漫着药味，那是每次喝药时洒上的。她的胃里盛不了那么多药，药从胃里溢出来，从她的血液里溢出来，在她的头发上，在她的皮肤上弥漫。但那已不是我喜欢的药味，药味里有那种白色花瓣的气味，是的，是白色花瓣的气味，别人闻不出来，就连那个山羊胡子也闻不出来，但我闻出来了，我还闻出了那种气味每天的差别。

一天过去了，母亲没有睁眼。又一天过去了，母亲还是没睁眼。第三天，母亲睁开眼了。这是在哪儿？她的床头上挂着一瓶就要输完的血，那是她儿子的血，那是刚刚从她儿子身上抽出来的血。山羊胡子说你的血里出了毛病，必须用别的血来补充。她的眼睛慢慢睁大了，她看清了她的儿子，看清了她的丈夫，他们都瘦削不堪，他们都为她的身体焦急万分。现在好了，现在她正一点点好起来，她又可以回到那个屋子里，为一家子操持着一天的生计。母亲说话了，她的声音很细很慢，她的力量来自刚刚输进去的血，来自她儿子的身体。可那点血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没说几句她又睡着了。

过了几天，山羊胡子把我们叫出去，说：“看现在的样子病人暂时没事了，过几天你们就回去吧，再治下去也不会比现在更好。”

我们带着那个即将到来的残忍结局回来了，那个结局现在把它的面孔藏起来，我们一时还看不到它，但它终究要露出狰狞面目来。

我不相信母亲就这样完了。我又一次给母亲把了脉，母亲的脉象不好，但不是绝脉，母亲有可能在儿子手上好起来。母亲一定要在儿子手上好起来。母亲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端到她手上的药，她和我都相信那药一定能把她身上的病魔赶走。母亲真的有了可喜的变化，她又像往常一样操持着那个家了，她天天起来给我们做饭，天天在那个院子里忙这忙那，她不知道自己仍然是个病人，她觉得她的病拖累了我们，她不能让奶奶干那些本该属于她的家务，她不能让我穿着脏衣服。她得干。但有一天她干不动了。那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早晨，她起不来了。她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告别了。她没用语言告别，她已经不会说话了，她的身体里还听她使唤的只有泪水。那不断线的泪。那辞别的泪。我们都想不起来再给她擦泪，我们不能阻止它流，我们也阻止不了它。母亲的眼睛看了每个人的脸，最后停在了我的脸上，就在那一刻，她的眼角里涌出了一滴血，接着那血就涌满了她整个眼睛，她的嘴里，鼻子里，耳朵里都有血流出来，巨大的疼痛向她扑来了，她在床上滚动着，叫喊着。那样的叫喊已经不含人类语言的成分。

那是疼痛。

思维停止了，心也要停止博动。一切都得停止。她的叫喊和滚动同时慢下来，像一个撕开口子的气球，气慢慢地撒出来，撒出来。她的胸脯不再鼓动。她七窍上的血凝住了，她的疼痛消逝了。

廿七

母亲躺在了药铺林里。从此，药铺林在我心里不再是一个象征，不再是一个故事，它让我挂念，让我忧伤，让我知道什么是疼痛，什么是叫喊，什么是滚动，什么是死。

死是老天赐给每个人的一次蜕变，死只有一次，是痛苦是幸福都不能重复体验。

但我却有了一次死的体验。那体验是母亲给的，是母亲的死让我提前知道了什么叫死。

这是哥所缺少的，哥不知道什么叫死。他看见的只是倒下，被那种轻轻一扳弹出的弹丸击中后的倒下。他听不到叫喊，听不到呻吟，他听到的只是他手上那个家伙的笑声，那家伙一笑，就得有人倒下。那家伙代替了老天，代替了上帝。那家伙省略了很多程序，不下通知，不给你叫喊和滚动的时间。

几年后，我和哥走进了药铺林，我们跪在母亲的坟前。那是药铺林惟一一座没有立碑的坟。哥的头深深地抵在那片干透的黄土上，他的眼里流着泪，他的泪水洇湿了他头下的黄土，他的脸上糊了泥巴。但我流不出泪来，我的泪已经流干了。我拉起哥，他把糊满黄泥的脸贴到我的脸上，他的身体倚在我的肩膀上，他撑不住了。

他补偿了应有的痛苦。

母亲在教会医院住院期间，父亲常常到那个山羊胡子的办公室去。有时，我也跟着进去听听，我想知道在他们手上母亲的病到底有没有治愈的可能。那个山羊胡子听说我们是中医世家，对我们的治疗很感兴趣，他让我们谈谈我们怎么看母亲的这种怪病，我们当然可以把母亲的病说得头头是道。山羊胡子听了我们的话直点头，有时还笑笑，有时也露出不信任的神色。总之那是个有进取精神的医生，那时，他对母亲的病也没有什么很有效的办法，不过他向父亲讲了不少，包括他对那种病的长远设想。那些话我很难听懂，几十年后，当我再回忆起母亲的那次住院时，才明白了那个山羊胡子有些词的含义，比如化疗、放疗、骨髓移植等等，这些在以后若干年才能慢慢实现的设想却被父亲记在了脑子里。

母亲死后，父亲的精神很恍惚，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会跟一只鸡说上半天话。他也常常进城，爷爷不放心就问他，他吱吱唔唔说不出什么来，爷爷以为他被母亲的死刺激得太深了。他需要放松，进城玩玩儿未尝不可。从那时起，爷爷对父亲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对他不再那么严厉了，失去贤惠儿媳的打击让他觉得每个家庭成员的可贵，他不能再让父亲也从他的身边消失。

有一天，父亲从城里带回些注射用具来，那些东西在山羊胡子手中就让人觉得不顺眼，现在，父亲拿在手里，就更让人觉得别扭。他把针管吸进水，然后把针头竖起来朝天，把针管里的空气推出来，直到针头上出现了一滴滴小水珠，才对着一个南瓜扎进去，针管里的水慢慢注进了南瓜。父亲做这些时很严肃，也很认真，在往南瓜里扎针前先用一个手指摸摸要扎的地方，后来，他又往针管里吸了茶叶水，看着黄澄澄的液体一点点注入南瓜，父亲的脸上有了笑。

几天后，父亲在东墙底下支了口大锅。他把锅里加满水，盖上特制锅盖。那锅盖有上下两层，下层有一些细细的小孔，上层有很多管子，等水烧开，那些管子里就会流出清水来。那水确实跟我们喝的水不一样，透明清亮，没有一点沉滓。父亲把那些管子接到一个盛酒的坛子里，盛不下的就接到碗里，那天吃饭时，他让每个人都尝尝他的水，我喝了一口，觉得比平时喝的水好，没有任何异味。父亲告诉我们那叫蒸馏水。

父亲发明了蒸馏水后，精神比以前大有好转。他整天乐呵呵地说这说那，亡妻的打击已经看不出来。爷爷和奶奶都不忍心说他，只要他精神好，就任着他的性玩吧，玩够了他就会自动停下。他们还打算再给父亲娶一房媳妇，有了媳妇，父亲就会好好过日子。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父亲的发明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更不能让爷爷忍受的是，父亲竟然把一些上好名贵的中药也倒进了那口大锅。等爷爷发现时，锅里的药已经有一部分变成了蒸馏水。这一次父亲没有把那些蒸馏水接在坛子里，而是把它们接在了一只细颈玻璃瓶里，那种透亮的瓶子有一个玻璃盖子，当那种有颜色的液体流满了瓶子，父亲就把那盖子啪哒一声盖上，那种声音真是好听，那种声音来自西方的发明，在这以前，我从没见过玻璃，更不可能听到玻璃发出的声音。但那东西很不坚实，一不小心就会让它化为乌有。

廿八

不知是为了父亲的发明还是听到了那种声音的原因，我也随之兴奋起来，不知不觉地靠近了那只长颈瓶。这时，爷爷叫我了，我转过身，脚还没迈出第一步，就听到啪嚓一声，那只长颈瓶随着那声脆响化成了一地碎片，由那些名贵中药得来的酱黄色液体眨眼间就渗入地下。

父亲“啊”了一声就趴在地上，看着药液留下的不规则图案和碎玻璃片发呆，直到爷爷把他拉起来。此后，他再不在那口锅上做试验，他把锅搬到了后院，还给锅盖了间小房子，房子门不大，但却有一把相当重的大锁，那把锁的钥匙套在他的脖子上，无论吃饭睡觉都不摘下。父亲的后半生差不多就是在那个不到两平米的小屋里度过的。

这年春天，一个陌生人拿着一封信进了我们的院子。信封上写着父亲的名字。爷爷把那个陌生人让进屋，我就拿着信到后院去了。我敲了半天门，父亲才把门打开一条缝，那时正值中午，一束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闭着眼老半天不敢睁开。他接了信又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他的手上拿着那封开了口的信。他走进堂屋，拉起那个陌生人就要走。来人看着面前这个衣衫不整、满手脏灰的人吸了口冷气，他问爷爷：这是……？爷爷告诉他，这就是他要找的人。后来，奶奶把父亲硬拉到西屋里换了衣服，洗了头，他的样子才好看些。

我去后院时，陌生人告诉爷爷，他是城里一家医院的院长，这个医院是在那个山羊胡子的帮助下新建的洋医院，那个山羊胡子不但帮他建了医院，买了设备，还向他推荐了一些可用的人才，父亲就是被推荐的人之一。

爷爷一听就答应下来，他觉得父亲到那里去要比在家里强，说不定还能治好父亲的精神病。那时，家里人都以为父亲搞发明走火入魔了，换换环境对他大有益处。

那一阵父亲确实像变了个人，他的精神好多了，他甚至敢跟爷爷开玩笑，他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学艺不如当老驴。”

当老驴是什么意思，我不大明白。

父亲说：“怎么这么笨，当老驴就是出力不讨好呗。”

那时，父亲早就过了三十，但他还是努力地当一头老驴，学着他那个年龄不该学的艺。

　父亲学艺开始于十几年前，那时他在城里哥就读的那所中学里读书，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他没读下去，听奶奶说那是爷爷的主意。现在，他的手上又有了生物学、物理、化学、数学的教科书了。我问他，你学这些有什么用？什么用？用处大啦，要想当一个好医生不学这个能行吗？他还悄悄地对我说，像你爷爷这样……他没往下说，只是摇了摇头。虽然他没说下去，但他的摇头已经充满了诋毁的意味。

当然父亲不是第一个诋毁爷爷和他事业的人，这可以以父亲带回来的书为证。

廿九

那时，父亲常往回带书，那些书里除了教科书外还有两本书，一本是余云岫的《医学革命论》(注1 作者生卒于1879～1954年，浙江定海人，1905年赴日本公费留学，原攻读物理学，1908年转入大阪医大学习，1916年回国。《医学革命论》提出了中医的改造设想，余成为国民政府消灭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一本是汪企张的《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注2 作者生卒约1877～1935年，曾赴日本留学，是余云岫的同学，《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废止中医的主张)。我不知道父亲是有意把书丢在家里的，还是忘记带走落下的，它们留在家里的时间足可以让我们全家通读一遍。但我始终没有把它们拿给爷爷看，我知道爷爷看了那两本书后会有什么反应。不久父亲又带回了另外两个人的书，那两个的人名字是陆渊雷和谭次仲(注3 主张改良中医的两个代表人物，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中医的意见)，他们的书我觉得有些道理,但我还是没敢拿给爷爷看。

有一天，父亲拿回来了一张文书，展开后才知道是一张文告：

(一) 处置现有旧医。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底为止。

(二) 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1933年)，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

(三) 旧医研究会等纯属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

文告很长，后面还有营业执照的时限及禁止宣传旧医和禁止开办旧医学校的内容。最后还有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字样。

什么是旧医？旧医大概就是爷爷这种人吧。毫无疑问，父亲和城里那个山羊胡子就是新医了。就是说，国民政府不喜欢爷爷这种抓草药的人，而喜欢山羊胡子那种摆弄刀剪针头和药片的人。后来，我问爷爷，祖爷爷那会儿国民政府是不是也不喜欢你们。爷爷平静地说，那会儿还没有国民政府。

爷爷还没看完，镇长就进了院子。爷爷赶紧把那张纸卷起来，但还是被镇长看见了。镇长笑着说：“什么好东西见了我还藏藏掖掖的？”爷爷只好把文告重新展开给他看，他粗粗地看了一眼就说：“这国民政府闲得没事干啦，放着那么多正事不干，对咱们的先生下什么家伙。”镇长显得有些忿忿不平。我觉得镇长真是了不起，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他就看清了文告的内容，后来我才知道，那份文告镇长早就看过了，不仅如此，那份文告还是他交到父亲手里的。那是上面下达的指令，让这一带的医生限定日期登记上报。镇长知道，这一带最有名的当然是爷爷，如果他不登记怕上面通不过，就想出了让父亲出面的主意。

镇长把那份文告又卷起来，递给爷爷说：“这上面既然写着国民政府，我看怕是躲不过去，不就是登个记吗，不登记咱给人看病，登记咱还给人看病，他政府还能叫你老哥这样的医生停业？再说，孩子现如今在城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洋医生了，不登记怕他面子上过不去吧。”

爷爷想了想说：“我不登记。”

“这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要不还得为难孩子。”镇长仍然好言相劝。

父亲站在一边不说话。

父亲没吃饭就回了城里，父亲走后，爷爷把那张文告撕得粉碎。那天晚上爷爷还喝了酒，酒喝了一半，他给我也倒上一杯，他说：“喝一口吧孩子，喝一口你才知道什么叫酸甜苦辣。”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我觉得我的嗓子里开了一条胡同，一股火苗顺着那条胡同蹿了下去。爷爷看我喝了酒，很是高兴，他说我长大了，懂事了，我不知道那杯酒竟有那么大的作用。爷爷一连干了好几杯，要不是奶奶拉着，他会一气儿把那壶酒都喝下去。爷爷放下酒杯看着我说：“爷爷今儿高兴给你唱出戏吧。”

爷爷怎么会高兴？他当然是在说反话，我敢说，那一天是他最难过的时候，他却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他拿了一根筷子，朝桌上敲了两下，叫板起唱：这是纹银三百两，拿回家去度饥寒。教你儿女把书念，千万读书莫做官，你丈夫倒把高官做，连累你夫妻父子不团圆。带领儿女回家转，唱到此，爷爷换了唱法：接过纹银泪涟涟。只说是包相爷为官清正，他们官官相护有牵连。三百两银子我不要，从今后屈死我也不喊冤。苍天爷呀，带领儿女回家转。

三十

四月份，镇长又送来了一份告示，这告示的内容大体有三项，一是废止中医学校，将原有的中医学校一律改为“中医传习所”；一项是以“中医习惯，向只诊脉开方”为借口，命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或医馆、医社)；还有一项是禁止中医使用西医器械，规定了中药经营的若干限制。最后是一项附录：上海市教育局转发卫生部训令，认为中医报章及著术“不合现代科学，陈腐荒谬，应予取缔”。

这几天我们家一直人来人往。除了镇长外，有一些是从城里来的，有一个还来自省城。他们送来了一些字写得很大的标语，让爷爷贴在我们大门口的墙上。爷爷没贴，等那些人走后，爷爷就把那些标语像收藏字画一样放进了书柜，那些标语一直藏到六七年，后来被一伙革命小将当四旧烧掉了。标语的内容是：“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等。来自省城的那个人，还拿出了一个白布卷，他把布卷展开，竟有十几丈长，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那人让爷爷把他的名字也写在上面。我明白了，那是个万民折。

确实如此，那个白布做成的折子是往南京国民政府送的。爷爷看一眼折子上大小不一字体不同的人名，提笔在一个地方写下了李兰英三个行楷字。爷爷写完他的名字，转过脸来看着我，我知道爷爷在征求我的意见。说实话，我有点犹豫，第一，我觉得我的名字写在上面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拿一个孩子去跟大人讲理，还能讲得赢？另外，那时我还没像爷爷那样对那些告示反感透顶，只要不把我们家里的那些药柜拿走，其他的都无所谓，他们愿意怎么闹就怎么闹。大人的事有时很像小孩子过家家，没有必要太当真。但我希望那个折子能送到南京，最好能送到委员长的手上，那样我就和金永昌一样也有幸被委员长召见了。这样一想我就接过爷爷手里的毛笔，紧挨着爷爷的名字用正楷写上了李纯。我的比爷爷小许多的名字很像一只跟脚狗，“李”字起笔的地方有一线墨汁跟“英”的捺脚连在一起，我把它看作是爷爷牵着我的绳子。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作为一只跟脚狗都得被爷爷牵着进总统府了。可惜，那个万民折从总统府里给扔出来了，委员长没功夫管这些乱七八糟的闲事。

据说，那年的十二月，四百多名中医云集在上海开会，会后他们组成请愿团，向国民政府递交了提案和万民折，载有我和爷爷名字的那卷白布，大概又进了总统府，但委员长还是没功夫看那些提案和人名。政府文官处接下呈子和万民折，六天后给了答复。

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

迳启者，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生一案。

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以资维护，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至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张梅庵等

国民政府文官处启 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个月后，爷爷也看到了这份公函。来送公函的还是上回那个从省城来让爷爷签万民折的人，他说这份公函得来不易，里面也有你孙子的功劳呀。

至此，我足不出户就干预了一件国家大事，这给我在几十年后关心国家的人口生育开了个好头。因此，当了大官的章太雷说我不关心政治时，我也就有了不服气的理由。

这年春天，麦子扬花的时候，父亲被人送回来了，原因是，他给一肺炎病人注射盘尼西林后病人当场死亡。病人家属怀疑他没给病人做试验，但调查结果证明他做了试验，就是说，那个病人的死基本跟父亲无关，但病人家属仍不肯放过他，后来这事闹到了衙门里，衙门让医院赔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银元，事情才算了结。因为父亲给那家刚刚兴建不久的医院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院长就辞退了他。父亲一年的洋医生涯就此结束。

三十一

父亲从城里回来后，天天坐在西屋里看书，那都是陆渊雷和谭次仲的书，等我稍微大些时，我知道了这是两个什么人。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两个最早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人。走向世界，可不是一句空话，那要做许多工作，那时，我的父亲就做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实践工作。

具体地说就是，他要把中药汤剂提取后变成针剂。为此，他仍然常常进城，他除了买一些医药器械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山羊胡子那里。那家伙和父亲一样，是个发明狂，两人一拍即合。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山羊胡子家，竟然看见他屋子里养着白老鼠。那只老鼠不怕人，我们一走进山羊胡子的屋，它就用滴溜转的眼睛盯着我，还把湿乎乎的嘴唇拱过来朝我抽鼻子，它一边抽鼻子一边摆动那根蛔虫一样的尾巴，那样子真叫人恶心。就是这样一只叫人恶心的东西，山羊胡子竟然把它养在笼子里，有时还把它放到床头上，甚至吃饭时也摆在桌子边上看着它。那只白老鼠大概已经通了人性，常常撮着嘴朝他吱吱怪叫。山羊胡子肯定听懂了他的叫声，因为它发出不同叫声时他就往笼子里送进不同的东西。

白老鼠终于在我们家出现了。那天我一走进后院就有好几只白老鼠从我脚上窜过，跑进了父亲的实验室，等我推开门时，看见那些白老鼠正围着父亲吱吱乱叫，它们看见我，停了叫，一起拿黑豆眼睛打量我，那种眼神多少有点敌意。和山羊胡子不同的是，父亲对老鼠很宽大，很少拿笼子关它们，即使拿它们做试验，往它们身上打自制的针药时他也不关它们。父亲给它们起了名字，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跑到他跟前趴下等待注射。父亲自制的针药大概有一定兴奋作用，打了针的老鼠在他跟前撒着欢儿地蹦跳，跳一会儿就乖乖地躺在地上睡觉。他们睡觉的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像吸足了毒的瘾君子。它们对打针上瘾，如果有一阵哪只老鼠没捞着打针，它就会叼起父亲的注射器送到父亲手上，父亲拿过注射器就给它打一针。父亲只有在离开实验室进城时才把它们关到笼子里。他怕老鼠窜到前院，那样它们就是死路一条了。因为我们家有药柜，绝不允许一只老鼠存活，为此，爷爷准备了完善的灭鼠设施。

这是一个冬日里难得的有太阳的早晨，父亲把他的老鼠装进一个笼子里锁上门准备进城，可他走了两步抬头看看天又回来了，他开了门，把鼠笼拿出来挂在了一面阳光充足的墙上，然后才一步三回头地出了院子。他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他的老鼠了。那一天我们全体出动，把他的老鼠一网打尽。

这次惨痛的教训，让父亲从此再也不关老鼠了，那些训练有素的老鼠即使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消灭老鼠的计划一直不能实现，直到几年后镇子里闹鼠疫，那些享受了父亲百般照料的老鼠才自行灭亡。

鼠疫对父亲的打击很大，连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大街上横窜竖跳的老鼠肆虐时，那些白鼠一个个都倒下了？这是一个谜。如果放到现在，那个谜说不定能解开，但那时他无法解开那个谜，连城里的山羊胡子也没法解开。父亲恋恋不舍地把那些老鼠的尸体埋掉，为此他伤心得好几天不吃饭。

父亲不再养老鼠了。后来父亲喂过一只山鸡，还喂过一只兔子，但时间不长都死掉了，后来，他就什么也不养了，但他的试验并没停止，我在窗户上经常看见他把针头插在自己的胳膊上，有一次还见他从自己身上抽出了满满一管子血。我把这些告诉了爷爷，爷爷觉得再也不能让他放任自流，便叫人砸了那把大锁，拆了他的实验室，让他重新住进了西堂屋。

爷爷觉得，父亲的问题可能出在身边没有女人上。不久，爷爷就给他娶了个女人，那是个三十岁出头因为一直没娃被休掉的女人。那女人很勤快，脾气也好，知冷知热地照顾着我们一家人的日子，但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就来找奶奶，羞答答地说父亲不和她做那事儿。奶奶说他不大习惯你，你想办法哄着他点。

几天后，她又找奶奶，说什么办法都用过了，还是不管用。她怕我听懂，故意说得很含蓄，但我仍能听懂她的意思，她是说在父亲的身子上没少下功夫。奶奶说，不做就不做吧，咱女人又不是指望那个过日子。女人红着脸回屋了。又过了一个月，她哭着跟奶奶说，父亲常常拿纳鞋底的针往肉里扎，还想扎她。奶奶说，当时没跟你说清楚，这也不是什么毛病，他是被试验害着了。什么是试验？这么一个现代意味十足的词，从一个老太太嘴里蹦出来确实很难让人明白。后来那女人就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了我们家，临走时她跟奶奶说，父亲夜里还拿剪子剪自己的胳膊，再等下去怕是连她也被剪了。

用女人给父亲治病的计划失败了。但爷爷并不罢休，他怀疑父亲得了百合病，他给父亲抓了药，好歹哄着他吃了几服，可越吃越厉害。父亲在爷爷给他把脉时，竟用另一只手找爷爷手上的血管。

三十二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父亲的精神仍不见起色，到那年深秋，爷爷不得不放弃了治疗。爷爷眉头皱得老高，踏着满院子里的枯叶一圈一圈地走，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我过去拉他，看见他的眼里正有两颗泪珠落下来。我用手擦他的眼泪，他竟把我的手捂在他脸上呜呜地哭起来。

爷爷放弃治疗并没放弃希望，他知道他的力量无法使父亲康复，他就求神来帮忙。那天晚上，他在神龛里烧了纸和香，他把头抵在神龛下面的地上足足有一顿饭的功夫，当然我和奶奶也跟着给那个不会说话的菩萨跪下了。

第二天，爷爷又带我去了药铺林，我们在那些曾经做过医生的祖先坟前烧了香纸，磕了头，最后，我们停在了我祖爷爷李盛奎的坟前。爷爷先点了香和纸，然后就在他父亲跟前长跪不起。

爷爷从药铺林回来就病了，他一病就是半年，在这半年里，他的病人转到了我手上，因此，我的手艺在那半年里迅速提高，如果爷爷再病下去，大家很可能就会把他忘掉，后来，他的病慢慢好了。那天他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我跟前。当时，我正在给一个病人诊脉，我以为他要来接替我了，但他朝我摆摆手，让我继续给病人看病，他就那样静静地坐在一边，直到我把那个病人送走。

送走那个病人，我问爷爷：该你坐在这里了吧？他笑笑说：不急，还有一件事没做呢。

一件什么事呢？

他说：你长大了，我们家的事也该让你知道了。

几十年后，爷爷的话变成了李奶奶的台词，她给李铁梅讲了一段英勇悲壮的革命家史，而爷爷却给我讲了另一种家史，那是一段可以世代相传的故事，那故事和李奶奶给铁梅讲的家史一样，都让我永志不忘。

这故事离现在已经很远了，远得都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

这故事的主角是山西人。他的祖先是不是山西人不得而知，也许他的祖先是西安人，或是洛阳人，因为他的家谱上总是沾着皇族的边，一千多年的事了，谁也无法考证那个李世民或李渊是不是他们的老祖宗。但他们坚信那是他们的先人，他们的血管里依然流着高贵的血。这些流着皇族血的人就是我们的祖先。据说，我们的祖先还认识朱元璋，说朱元璋在山西的时候也喜欢吃闷面，闷面里还要倒很多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那个喜吃闷面加醋的人，日后竟当上了大明王朝的天子。

朱元璋坐在北京城里，听说山东那边人烟稀少，很多耕地闲置，便下了一道诏书，从山西选一些人去种地，王土岂有闲置之理。我们的祖先在移民之列。他们托人给朱元璋捎信，但还没等到天子的回信，他们就起程了。那个用白绢写成的信估计是让捎信人缝了衣服。同行的有一个富贾，那是一个靠卖药起家的人，他是外省到山西卖药的。大家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听说大批移民开往山东，也动了去山东做生意的心思。他把药都换成了银子，但就是一批细药一时不好处理。谁能一下子拿出足够的银子买下那么多细药？行期逼近，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那些药打点装车上路。

那是一个酷热的暑季，他们沿着驿道前进，但路上还是有些担心。听说从山西到山东的路途上，要经过很多红胡子的地盘，那些红胡子可都是杀人越货的好手，一旦让他们盯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我们的祖先和那个药商日夜兼程，不管风天雨地，一刻也不敢耽误。套在车上的小毛驴很快就累死了。他们完全可以再买几头驴，甚至几匹马，但他们没买，他们自己拉车了。那是怎样的苦力哟，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但一代代人都记住了这次艰难的长旅，并用这次长旅的精神持家创业。

皇族的后代毕竟没有生活在皇宫里，他们的体质比那个细皮嫩肉的药商好得多。开始的几天，他们也有些不适应，但很快他们就不觉得难以承受了。而那个药商却一天不如一天。他们只好帮他拉车，到最后他就坐在车上了，尽管这样，等到了地方，药商还是一头从车上栽下来。他躺在刚刚铺上麦草的土炕上，头枕着装满银子的褡链，两眼死死地盯着我们的先人，直到咽气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我们的先人叫来了村里的头人，头人看了看药商的脸吸了一口冷气，他从屋子里退出来，像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这是得的什么病呢？怕是得找个人看看吧。”

这是一种威胁，找什么人看，还不是找法医看。当然，那时不叫法医。

三十三

头人走后不久，就有一伙官人拥进院子。一个体面的老人揭开药商脸上的布看了半天，又让人把他的衣服解开，药商的胸上和脸上一样，布满了大片的红赤斑纹，两步之外看去像织锦上的纹彩。老人盖上药商的脸和胸，走到我们的先人跟前：“他临死的时候哪里不好受？”

我的先人想了想说：“看不出来。他最后的几天一直坐在车上，只是有一天见他吐过血。”

“是浓血还是淡血？”

“那血像豆腐脑儿。”

老人转过身去，与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说：“死者为阴阳毒所害。”

“阴阳毒是谁？”

“阴阳毒是一种病，旅途劳顿得不到救治就是这样的结果。”

他们又嘀咕了一阵，那个当官模样的人走到我们的先人跟前，拍拍先人的肩，“这是个误会，一路上你照顾了他，现在再照顾他一回怎么样？你给他办办后事吧。”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想，当时他们肯定没看见药商头底下的那个褡链，或者看见了也没在意，他们想不到移民里还有商人，他们也不可能看见为避雨而放在草棚里的那车细药。这样，那些钱财就归我的先人了。这是我们祖先的一个重大污点，每当我问起这个细节时，我的爷爷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他们用那些钱财安了家，还用它开了一个挺像样的药铺。那个药铺的出现很快吸引了四乡人的视线，无论什么稀奇的药，都能从那个一面墙那么长的药柜里抓出来。这都得归功于那车细药，就是它把那些达官贵人也引到了药铺。

这都是后话，当时可不是这么简单。当时他们面对的问题很多，那个身上像裹了织锦缎的药商不能总躺在炕上。那是个非常热的天，他像吹气一样慢慢地膨胀，他的嘴里已经有一个水疱鼓出来，水疱像一朵灰白色的牵牛花，一个上午就长得跟小汤碗那么大了。老鼠在他的身子底下窜来窜去，苍蝇从草席的缝里钻进来，落在他的有些异味的身体上。还有一只秃鹫在天上盘旋，它的两只眼睛正恶狠狠地瞪着我的先人。

我的祖先没法跟他的家人联系，他们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他们得为这个无亲无故的人披麻戴孝。

他们给他选了一些很厚的棺木，那棺材用了八个人才抬起来，从村子到墓地的路途上，八个人歇息了四五次才算把他抬到地方。他有那么多人给他披麻戴孝（大部分人是花钱请来的），还有人给他摔老盆子。这样看来，药商的福份不浅。那是个雨天，低洼的地方积水很深，他们用褡链里的一部分钱买了块高岗地把他埋了，那块高岗地就是我们祖先的林地（林，方言用法相当于陵，一个姓氏或一个家族的人死后都要葬在那里，农村的林不像中山陵、十三陵那样命名，他们的林地只用姓氏命名，比如张家林、李家林、王家林等），那个药商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祖先。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山西的林地叫什么，很显然，那块高岗地不能再用山西林地的名字。

命名一向是个艰难的事情，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存亡。我们的先人，那些一直以为是李世民后代的人，不可能像乡民那样随便叫个李家林张家林什么的，但取一个好名字又谈何容易。事情过去了二十几年，李家的药铺也兴旺发达了，第一代从山西过来的人眼看就要入土，给林地起名字已迫在眉睫。他们想起了药铺林。

那块高岗地从此有了名字，而且那名字一天天向周边扩展。那是一块依山傍水的开阔地，每年的正月十五，当明月初上、星星闪烁时，药铺林的子孙就会提上面灯去上坟。那里的坟头太多，他们不能在每个坟头上都点上一盏面灯，但有一座无碑的坟前每年都有面灯照耀，药铺林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铭记着他。他就是那个让我们走上与草药打交道的药商。

李家祠堂是个不可忽略的地方。它是药铺林家族的重要象征，它是方圆几个县里最好的建筑。它比我们家的宅院好得多。凭我们家的那些银子，修建十座那样的祠堂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们的家一直都不能跟祠堂比。那是全族人出钱建的，有钱的多出，钱少的少出，没钱的出力。听奶奶说，修建祠堂时，我们家差不多出了一半的钱。但我们家依然保持着它的简朴，这是一代代药铺林传人定下的规矩。祖爷爷李盛奎说，那是个大家，咱是小家，小家怎么能跟大家比呢？祖爷爷说这话时一点都没有虚假的成分，祖爷爷如果活到现在，想必一定是全党全国学习的廉洁典型。

三十四

李家祠堂始建于1789年，两年后完工。这记载在祠堂的房梁上。那时，欧洲的法兰西正发生革命，那个路易十六的地位和人头岌岌可危。法兰西的事他们全然不知。许多事情都不会在发生的时刻传到我们耳朵里，有些事情也许最终也不会被我们知道，世界太大，发生的事情也太多，而我们的生命和时间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要想让人记住那些应该记住的事，就得把那些事放到足以对抗时间消磨的地方妥善保管起来，修建祠堂就是出于那样的目的。那时还没有我的爷爷奶奶，也没有我的祖爷爷。可见，我们家出一半钱修祠堂的事也是听别人说的。但这话却一代代传下来了。直到祠堂被拆毁的时候，我们的近亲中还有人记得这事，但那时记得它只有一个用意--多分一些变卖祠堂的钱财。他们把比别人高出数倍的钱拿到我的屋子里时，我说，这钱我不能要，我没为建它出过一分钱。他们不解地看着我，以为我出了毛病。

到我出入李家祠堂时，那院子里的松柏树一人已不能合抱。那是不能在院子里栽的树，那是跟死亡连在一起的树，它们只能种在林地和祠堂里。因为那种树的寿命长，它知道我们的前生和来世，它是通鬼神的，它的一只脚踩在人间，另一只脚则踩在阴界里。每年祭祖时，大家都不会忘记用黑纸写上些纪念的话贴在它的身上。那是一个阴森可怖的院子。院子里的阴气，大都来源于那些松柏。它们的躯干高出了房顶，它们的蓬盖遮住了大半个院子，除了烧香烧纸，那个院子里常年没有人间烟火。潮湿和霉味从祠堂的各个角落溢出来，让人想起刚刚挖开的墓穴。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吸引着药铺林的子孙每年都来聚会，也吸引了李盛奎，他最后的半年，差不多天天都呆在那里。他往一张永远没有尽头的纸上写着人名，那张纸是他用一张张纸连起来的，他可以根据人名的多少一直连下去。他把连好的纸卷在一根上了黑漆的桃木棍上，后来那根桃木卷成了一个很大的纸锭。从门口看上去像一只碾砣。这么大的纸砣从此就趴在那里，好多年都不能打开一次，只有举行大的祭祖活动时，才可能有时间把它一圈圈打开。那时，李盛奎早已不在人世。

几十年后的一个春天，一伙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把那个纸碇抬到公路上，他们拉着纸碇走了四五公里还没有全部展开。最后青年学生失去了耐心，一把火烧掉了。一股焦糊味从公路上飘起来，十里之内都能闻得到。那是纸上的面糊烧焦的气味，好多人都说，那东西上有那么多面糊，放了那么多年，怎么没招虫子，也没发霉变质？他们忘了，李盛奎是个医生，他懂得怎样让那些虫子和霉变离开他的杰作。

那确实是他的杰作。那上面有李世民、李渊的名字，那上面有李盛奎、李兰英、李兰香(爷爷的兄弟)的名字，也有父亲的名字，那是我以前一百三十多代人的族谱，还有一些人物的生卒年月和出生地及官职成就等有关资料。我不知道那些名字和有关资料是从哪里查到的，更不知道那些名字和资料的可信度有多少，就算是他的凭空杜撰，那也是一部杰作，那是一部家族史，他差不多把李氏家族的历史追溯到文字记载的初始。这令中国那个最久远最受人尊敬的孔氏家族也望尘莫及。

但我相信这不是他的凭空杜撰。如果那样他就用不着用两年六个月的时间在外游荡了。在他伏案疾书的间隙里，他常给爷爷讲他的远行。当爷爷再给我讲这些故事时，我很难把它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耐心听那些冗长的先人故事，只有极其精彩的才会留在我的脑子里。多少年之后，那故事也走了样，它添上了我的想象和补充，但我还是舍不得把它们丢弃。有了那些故事，我就能把他从药铺林里、从那块石碑底下唤回来。让他带着我，他懦弱的重孙，一起回到过去，回到那些神秘的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