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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爷爷的话，我真想立刻就见到那个身居山中的僧医，在我的要求下，爷爷答应带我一起去见见僧医。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和爷爷就上路了。下午，我们找到了山坳里的小庙。那真是个好地方，一条盘山小路走到尽头就看到了山角里的那片红墙绿瓦。小庙四面环山，站在院子里可以看见四面的山峰和山上的绿树，可以闻到新鲜的树脂味。见到我们，僧医笑笑说，还有人想着我这个僧人。

几年后，一些当兵的也想到了小庙，他们来到小庙时身上大都有伤口，有一个已奄奄一息了，僧人用自己从山上采的药治好了他们的伤，救了那人的命，那个死而复生的人就是我哥李诵，那时，他们在平原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哥跟僧医说，等打完了仗一定把他请到山外的医院里当大夫。僧医笑笑说，你们的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哥无言以对。

他把我们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住下。白天我们就跟着僧医看病，僧医看完病，我和爷爷一个人写病案，一个人写处方，没有病人的时候，我和爷爷就给他们干些零活，劈柴、做饭、洗衣服、抬水。有一天，僧医对爷爷说，听你们的口音像是离这儿不远。爷爷随便说了一个离桑榆镇不远的地方。僧医又说，听说那里有一个叫李兰英的医生，你们为什么不跟他学艺？爷爷说，那个人现在关门了。僧医问为什么关门。爷爷告诉他医术不高，常出人命。僧医摇摇头说，他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李盛奎，但决不会常出人命，定有坏人从中散布人家的坏话，我见过他开的药方，这方圆几百里怕是没有比他更好的医生了。爷爷不敢接话。

几天后，僧医让爷爷和我先给病人诊病，然后把我们的看法说给他听，等僧医看完病后，他对爷爷说，你们的医术跟那个李兰英差不多，没必要再在这里跟我学，你们完全可以悬壶问诊了。爷爷说，弟子惟恐和李兰英一样，医术不精，误人性命，不敢轻易挂牌行医，我们要跟您学得万无一失了，才敢接诊救人啊。僧医听了这话，大为高兴，他说，你比那个李兰英高明多了。从此，僧医认真传授，我们也大开眼界。僧医毕竟是从宫廷里来的，他精通各路医法，尤其善治富贵病。我学了治富贵病这一招，许多年都没用上，几十年后，当我们的镇子由镇变成县时，治富贵病的招术才算用上。

我们住进小庙的第六天，我跟爷爷说得回家一趟，爷爷不明白，我说这一天有一个病人要去家里找我。爷爷想了半天突然明白过来，我说的那个病人就是得了阴阳毒的武小姐。

我跟僧医学艺远不如爷爷专心，因为我从住进去的第一天，就想着五天后的这一天，想着那个从我眼前一闪即逝的女人。所以，在我和爷爷最后离开小庙时，僧医给了爷爷极高的评价，而对我则有很多保留，他对爷爷说：这孩子天分不错，日后好好调教方可修成正果。爷爷记下了这句话。回到镇上，身手相传，一刻也不敢放松对我的栽培。

五十一

那一天，我一个人出了僧医的小庙，行走在丛林沟壑中。一股股浓浓的山里植物特有的气味包围着我，由于我对气味的敏感，我知道了我们药柜里那些药的来源了，它们正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山，是我们家药柜气味的总汇。山里很静，树枝摇动发出的声音和各种鸟儿的鸣叫声听得很清。小路左边是一条清澈的山间小溪，小溪在前面不远处汇成了一个水湾，小庙里的生活用水，都要走好几里路到这里来取。我从它边上走过时，看见镜子一样的水面上有我的人影，还有我身前身后的山影，在我和山影的重叠处，有一条指头大的小鱼在游动，眨眼间，那条小鱼变成了武小姐的脸，我停下来，定定地看着她时，她又变成小鱼了。我知道我的脑子出了问题。这也难怪，这样一个仙界般清爽的地方，谁能舍得独自享受。当时，如果武小姐也在那里，天赐美景的魂灵会注入她的眼神里；而她也会给大山注入活力，让大山活动起来，让大山说话，让大山走路，说不定还会让大山伸出柔软的胳膊拥抱你呢。总之，大山和武小姐的美相得益彰，让我陶醉，让我遐想，我的眼睛看着眼前的风景，我的脑子就想着远在城里的武小姐。那一刻，我的心被融化在山间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一生的意义所在：要和武小姐一起住在那个景色怡人的山里，采药，看病，听鸟儿动人的歌声，看红红绿绿的山野，当然，还要生一大帮孩子。最后这一条又一次显示了我和僧医世界观的不同，因此，几十年之后，当有人给我讲改造世界观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时，我跟那人说，你真说了句实话。那人看看我，并不满意：我的话就这句是实话吗？

有了那样的心境，我离开大山时竟有点伤感，好像我把武小姐一个人留在山里了，我一路不停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但还是忍不住掉下泪来。由此看来，武小姐对我的毒害有多深。但我是自找的，我甘愿让她毒害，她天天在我跟前毒害我才好。后来有个年轻人问我什么是恋爱，我脱口就说，什么是恋爱？恋爱就是被毒害的过程。年轻人不解地问我，跟吸毒一样吗？我想了想说，差不多吧。

那一刻，我甚至希望她把我杀掉，把我吃下去，把我变成她，变成她的一根手指头，一只耳朵，一只鼻子，总之，只要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就行，那样，我就可以天天跟着她，听她说话，看她吃饭，看她把自己的衣服一点点脱掉。想到这里，我又觉得我这个人不怎么样，这种想法是强加给武小姐的，人家可不能动不动就脱衣服，人家是正正经经的良家妇女。但让我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我在这位良家妇女的身上也发现了一只手枪，只是那手枪比哥和金永昌的手枪都小。我叫它坤枪，就跟坤车一样，是专供女人用的东西。当我把那个比打火机大不了多少的东西拿在手中时，可把她吓了一跳，她一下就扑过来，把枪夺过去。其实，她太大惊小怪了，那玩意儿对我并不新鲜，我早已在哥和金永昌那里领教过了。只是我没把这告诉她，我觉得那样不好，那样显得我很不谦虚。因为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把一只手枪别在腰里的。

我就那样悲壮地离开了大山，走进了我们的院子。当时，我奶奶正和我父亲在院子里晒太阳。在以后很长的时期里，奶奶都肩负了陪父亲晒太阳的任务，因为，大家都发现，我父亲天长日久地困在阴暗潮湿的屋里，他的脸都捂得跟白面一样颜色了，再这样下去，他也和白面一样要招虫子啦。为了不让虫子把父亲蛀掉，奶奶每天强迫父亲出来在院子里走走，走完了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奶奶像带一个孩子，把父亲的手放在她的手里，有时，奶奶也像一只母猴子一样在父亲头上找着什么，她担心他会招虱子，但她从来没在他头上找着那种小动物。事实上，父亲搞试验的地方除了他，什么动物也不会存在，他的试验是有毒的，父亲心甘情愿地让那些毒伤害着他，因此，可以说父亲跟他的试验也谈上了恋爱。他的恋爱谈得太长了，一谈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当他最后终于完成了试验时，那毒对他已经不起作用。因此，父亲并没有被试验害了小命，他的命是被一颗炸弹夺走的。我们不知道那是谁的炸弹，它本来应该落在那些当兵的脚下，却落在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的脚下。这样，奶奶就失去了她惟一的儿子，我和哥就失去了我们的父亲，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也就失去了一名优秀的发明家。

好在他的发明留了下来，新一代发明家在他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不久发明了鱼腥草、双黄连等中药注射液。

当时父亲看着我从外面风尘仆仆地走来，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用陌生的眼神打量我。奶奶说，这是你的小儿子，我的小孙子。父亲好像有点明白了，他朝我伸出手来，我赶紧拉住了那只面条一样的手蹲在他和奶奶跟前，他看了我一会儿，就嘿嘿地笑起来。这跟几个月后他看见哥的表情一样。奶奶问我在山里学艺的情况，我简单地给她作了汇报。那几天在山里的感受，本来可以进行一番长篇大论，但我心里装着别的事，也就省略了。我正要进屋，听见了门外有汽车停车的声音，几秒钟后，就有人敲门了。

我开了门，武先生和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他们的身后是一辆吉普车。他们让我上了车，不一会儿，我就进了城。

吉普车进了一个旅馆样的院子，在那里，我不但见到了武小姐，还见到了一个发高烧的病人。那病人已经高烧四五天了，城里有名的中西医也找了不少，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我看了那人的脉，立刻给他开了白虎汤：

石膏100克，知母36克，大米一把约42克，甘草15克。

（小说中所载药方请勿随意使用）

五十二

此药只开一剂，我让他们快快到药店抓药。他们去药店抓药的时间，我就给武小姐看病。在这么多人面前，我没让她再脱衣服，看她的脉象和脸色，我就基本知道了她的病情。我给她开药时，她告诉我半月之内可能脱不开身，没法到我那里看病，让我多给她开几服药。正好她的病处在相持阶段，估计同样的方子还要吃十几服。这样，我将在半个月里见不到武小姐了。

白虎汤煎好后，我看着他们在不到两个时辰里就让病人把药全喝下去。喝药后，病人的体温开始下降，第二天早上，病人的烧完全退下来了。中午，他们请我吃饭。饭前，武小姐一直都在那个屋子里，但一到吃饭她就借故离开了，直到我离开那家旅馆，也没见到她的影子。尽管那顿饭很排场，也引不起我的一点兴趣，尤其是那几个卖唱(其实是日本歌妓)的女人，把脸抹得跟鬼一样，真是难看。卖唱的和那个刚刚退下烧来的人一样，他们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武先生就给我当翻译。武先生说他们是广州人，听不懂他们的话很正常。这样，我和那位刚刚退了烧的广州人进行了一次像国家元首一样的会谈。他问我能不能跟着他干，我问他跟着他干什么？他说跟着他看病。我说我不到广州去，听说那里的人光吃大米，家里还养蛇，去了不习惯。他还问我一年能挣多少钱，我说不一定，这事不归我管，我们家管钱的是我奶奶。他听了哈哈大笑。他笑的声音很难听，就跟要断气一样。后来，他还问了一些问题，我都没兴趣回答。我们每说一句话都得通过武先生翻译，一句话传来传去的很让人难受。跟一个满嘴里跑舌头的广州人说话真是麻烦。我慢慢冷落了那个广州人，跟武先生说起话来，我问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广州话，他说他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后来才去了东北。我很冒失地问了一句：武小姐是不是也是在那里长大的？他说差不多。我的心里暗暗叫苦，这么说武小姐也会那种满嘴里跑舌头的广州话？武先生说，那是当然。

后来，当我和武小姐已经很熟时，我求她给我说一句广州话。她听了我的话一愣，接着笑起来，她说，那不是广州话，那是另一个民族的话，那叫日语。至此我才知道，那回谈话我享受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而且，和我谈话的那个人确实到了带翻译的级别，那时他都已经管着我们好几个省了。不过，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当时只是想着日后怎么学会那种节奏极快的“广州话”，那样，我和武小姐就可以不分场合地说一些很私密的话，包括让她把裤子脱了那种话。大家看出来了吧，我想学那种话的目的不纯，因此，我不可能学好。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一直都不能用那种语言同武小姐交流。

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假想的和武小姐一起生活过的地方，这样，我才能经受得了那十五天的折磨。

晚上，我坐在小庙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天上水银一样的月亮想武小姐。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怜，古人管我那样子叫千里共婵娟，只是不知道武小姐此时是否也在望月。我在石头旁边的一棵树上做了记号，每过一天，我都在树上划上一道，这样，我得在树上划满十五道。可是有一天我却害怕起来：我怕再也见不到武小姐；即使十五天后能见到她，相见也是短暂的，我更害怕她从我身边走开的时刻。这叫相见时难别亦难。一想到这里，我就流下泪来。为此，我在后来的学艺中，常常心不在焉，这让那个清心寡欲的老和尚打一个不怎么样的结业评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一天，一伙人用担架抬来了一个垂危病人，病人的肚子像怀了崽的老母猪一样摊在担架一边。跟来的人说，病人肚子痛了多年，只是过去没见有这么大的肚子，今年，肚子一天一天见长，肚子疼得也越来越厉害。僧医和爷爷都诊断完了，各自开了药方，拿在一起看，见药方上第一味药都是白信，只是剂量不同，僧医的剂量是一钱，而爷爷的只有三分。僧医笑着说：“真巧啊，咱俩都用了白信，只是这个病人需用一钱才能起死回生，永除后患。”

爷爷惊慌地说：“患者得的虫膨病，用白信三分足能杀死腹中虫子，用量大了，人怎么受得了呢？”

僧医说：“你虽知病在虫，却不知道虫的大小，此虫已长到二尺有余，白信三分只能暂时麻醉，等虫子苏醒过来，痛必复发，到那时虫子已经有了耐药性，再用白信就不起作用，病人也就无药可医了，我用白信一钱，正好可以把虫子杀死，根除虫病，又不伤病人，你说哪一个更好呢？”

病人按僧医的嘱咐服下白信一钱，第二天，他们果然用棍挑着一条二尺长的红虫送来，来人说，病人服白信后，拉了一个时辰的虫子，条条都如这般大小，现在病人已经下床要东西吃啦。

僧医又嘱咐他们，先让病人喝些粥，粥里要放些人参和茯苓，连喝十天，病能痊愈。送走来人，爷爷扑通一下给僧医跪下了，他真心实意地给他磕了三个头。僧医把他扶起来，看着爷爷的脸说，现在，你该跟我说你是谁了吧。爷爷笑着说，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僧医也笑了：“你是瞒不了我的，你就是那个李盛奎的后人李兰英。”

爷爷问他怎么知道的。僧医说，我研究过李盛奎的处方，连他的字体我都了如指掌，不是他的后人，不可能开出跟他那么相近的处方来，更不会写出这一手字来。

五十三

从那天开始，僧医断不再让我们学徒，他说：“你们确实在我这里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如果想学，可以从这些书里学。”说完他从一个油漆木箱里拿出一些书送给爷爷，爷爷接过来，知道那是一些难得的典籍，很少在外面见到。爷爷想给他留下些钱，但被他拒绝了，他说：

“我要钱何用？”

桑榆镇的城门换了守门人。守门人一个在城墙上，一个在城门口，在城墙上的那个跟下面的不大一样，上面的那个头上扣着个小铁锅，下面的这一位头上扣着把白铁壶。再走近些，我就看出了他们更多的差别，服装、个头还有手里的那杆大枪……他们最明显的差别是他们的口音不同：守在门口头顶壶底帽的伙计说一口浓重的方言，方言虽然不受听，但能听懂；上面的那一位说的话就难懂了，幸亏我前一阵刚去了城里，知道了那种话是广州话。那家伙朝我们卷着舌头哇啦哇啦乱叫，弄得爷爷和我一愣一愣地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出爷爷有点紧张，因为那家伙的目光很不友好，尤其是他手里的大枪总是朝着我和爷爷比划。我觉得这家伙应该让金永昌训训，他怎么连枪口不能对人的道理都不懂？爷爷还在那里发愣，我拉他一把说：“别理他，到我们家门口了还说广州话，谁听得懂。”我的话被下面的守门人听见了，他把大枪一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你敢污蔑太君说广州话，不想要命啦。”那人气势汹汹地朝我嚷嚷，爷爷赶紧把我拉到他的身后，还没等爷爷开口，那人又嚷嚷起来：“记住，以后见了他要叫太君。知道怎么称呼我吗，要叫我老总。”爷爷慢慢地朝他点头。我们正要朝里走，又被他挡住了：“这样就走吗？”我们停下，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以后从这里走要给太君和我鞠躬，现在就鞠一个吧。”

“鞠躬？”

爷爷不明白地望着他：“过去可从来没这规矩。”

“规矩不是人定的吗，从今儿起，这规距改啦。”

爷爷有些生气，转过身仰起头看着城墙上的太君，太君好像不耐烦，指着爷爷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

爷爷又转过身来看一眼老总：“年轻人，你今年多大啦？”

老总嘿嘿一笑说：“头一回碰上你这么个不懂规距的人，你问大爷多大年纪，大爷这就告诉你，”那人把大枪放在一只手里，伸出另一只手，先伸出大拇指，接着把拇指和食指一起伸出来，“明白了吧，大爷我今年刚十八。”

我觉得爷爷没必要跟那个小子费话，那是孔子说的那种不可教也的小人，给他鞠个躬就省了这些罗嗦。但爷爷非要跟他理论理论。

爷爷说：“要是在你家，你得叫我爷爷，你说我该给你鞠躬吗？”

“臭老头你想找死，你敢冒充我爷爷。”老总走到爷爷背后一手卡住他的脖子，一手摁住他的头，给城墙上的太君鞠了三个躬。之后，又过来用同样的方法让我给太君鞠躬。城墙上的太君看着我和爷爷被老总捏得跟小鸡一样乐得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像老鸹叫，令人毛骨悚然。

折腾了这么一阵，我觉得该让我们过去了，但倒扣壶底帽的老总又把我们拦住了。他要让爷爷打开包袱检查，爷爷告诉他里面只有几本书。老总说，书更得检查，说不定你是一个老赤色分子。

没办法，包袱打开了，老总拿着僧医送给爷爷的书翻来翻去，有好几次书都拿倒了，可见，老总不识字。他把书还给爷爷又要让爷爷脱衣服搜身。

“我活这么大，还没有给人搜过身。我犯了什么罪？就算我犯了罪，也得由衙门来查办。”老总过来推搡爷爷，我实在看不下去，就从后面拉那个老总的衣服，这时，只听得城墙上又响起了哇啦哇啦的叫声，还有拉枪栓的声音，我抬头看时，太君的枪已经瞄准了爷爷。我松开老总，大声喊道：

“枪口不准对人。”

我的话把他们逗乐了，太君从城墙上下来走到我跟前，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我也看着他那张脸，那张脸确实不怎么样，脸盘扁平，颧骨高凸，眼睛细眯，有一对黄眼珠，那眼珠看谁谁发毛。

“你的八路的干活？”这是个冒牌的广州人。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军的干活？”老总这回当上了翻译，不过他的翻译跟冒牌广州人的话也差不多。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什么八路九路的什么的干活。

“你的国军的干活？”

“太君问你是不是国军的干活。”

这个人明知故问。我要是国军不也和你一样穿这身制服啦？我又摇摇头。

太君皱了皱眉，把大枪背到肩上解开了我的上衣，这样，他那双充满了枪油味、汗毛极长的大手就无法无天地伸进了我的内衣，那只大手好像钻进衣服里的一条蛇，让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过了一会儿，我觉得那条蛇钻进了裤裆，最后，那条蛇一点点缠紧了我的小鸡，直到把它弄得反抗为止。太君嘿嘿地笑着从我的裤裆里抽出手来，示意老总对爷爷也检查一下。爷爷捂住自己的衣服不让他动手。

五十四

爷爷说：“你去叫镇长金玉钏来，几天不见，他怎么招了你们来胡作非为？”

老总不以为然地说：“镇长算个屁，镇长还不如我们排长的一根手指头，他不也得听我们招呼？”

完了。爷爷知道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镇子遭了匪。

爷爷让老总那双指甲黢黑的手搜了身。

我们刚一进家，镇长金玉钏就跟着进来了。他一进来就拉着爷爷的手说：“老哥你可回来了。不得了啦，镇子叫人家占啦。”爷爷问哪里的匪帮这么大胆，报告县里了吗？镇长说，这不是土匪，是东洋人。镇长说已经派人到县上去过了，说县长和县党部的人早就跑了，新上来的县长咱不认识，都穿着军装。爷爷不说话了，过了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外族入侵，跟当年的蒙古人和满人一样。”

事实上，他们和蒙古人、满人都不一样，他们既不如蒙古人善于骑马射箭，也不如满人谦虚谨慎，学习汉民族文化。他们一来，就嫌我们不讲卫生，说我们的井水里有多种细菌。他们往一些井里上一种白面子，派人在井边站岗，不再让我们到井里打水。他们还说我们身上有虱子，往我们的炕上衣服上喷一种什么什么药，结果让我们很多人的身上都起了斑疹。

东洋人确实讲卫生，初冬时节还用井里的水洗澡。为了推广洗冷水澡，那年冬天，他们把镇上的人集合到镇政府前面的小广场上，那里摆了十口大缸，每个缸里都盛满了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十个东洋人从镇政府的院子里走出来，一字排开站在大缸后面，一个拿着手枪的东洋人站在边上哇啦哇啦喊了句什么，那十个东洋人就开始脱他们的衣服，直到脱得一丝不挂，才一个个跳进大缸。后来，他们从缸里出来穿上衣服，就走到人群里拉人，他们第一次拉了十个男人，后来，当那十个男人从缸里出来，他们又拉了十个女人，女人脱衣服时比较麻烦，到最后，那十个东洋人只好代劳，替她们把最里边的衣服扯掉。

后来，这个办法实行不下去了，因为天气越来越冷，好多洗了冷水澡的人都得了伤寒，东洋人虽不懂中医，但也听说过伤寒的厉害，因此，他们下令停止洗冷水澡，不久，镇上就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澡堂。澡堂比三间屋还大，里面有一个凹下地面的长方形池子，池子里的水热气腾腾飘着水雾，至此，镇长金玉钏除了给他们催要公粮外又增加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每天到各家各户催人到新建的澡堂洗澡。一说洗澡，大家就想起已经被冻在广场上的那十口大缸。

镇长说，澡堂的水是热的，还冒着热气呢。

大家一听冒着热气，更觉着恐怖，那还了得，不是想把我们煺了吃肉吧？

镇长说，想到哪里去了，去试试就知道了。

大家跟镇长进了澡堂，脱去衣服，站在那个冒着热气的水池边上互相看着，谁也不敢下去，最后，还是镇长带头跳下去大家才下饺子一样跟着下去了。大家从水里爬上来，都说比大缸好。

在澡堂建好的第一个月里，镇上的男人差不多都洗过热水澡了，后来，镇长又来传达东洋人的指示，叫镇上的女人也去洗澡，因为大部分家里的男人都进过澡堂，所以，镇长并没费多大事就动员了一些女人。

她们没有人引导就自觉地下了水。不一会儿，她们就听见了整齐的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消逝在澡堂外面的更衣室里。几分钟后，澡堂的门开了，十几个东洋人站在了水池边上，他们裸着身子朝水里看了一会儿，就纷纷跳下水，女人们在水里像躲水蛇一样尖叫着挤在一起，但还是被那些大兵拉开了，等她们平静下来，头顶上的闪光灯亮了，一张男女同浴的照片也就拍好了。这张照片被送到了冈村宁次手里，冈村宁次又把照片送到东条英机手里，东条英机就拿着照片去见天皇，他对天皇说：陛下，如今您的臣民再也不是一万万了。天皇说：多少？东条英机扳着手指头算了算说：七万万，陛下。说完，东条英机递上照片。天皇接过照片看了哈哈大笑，他拍着东条英机的头说：干得好，朕要嘉奖你。后来这张照片就登在了日本的报纸上，说支那人在天皇的教谕下日趋文明，学大和民族男女同浴。后来就有好多家报纸转载。

这是小道消息，是一个专搞情报的人说的，这个人后来去了台湾。那些被拍了照的年轻女人当然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她们和东洋人泡在一个水池里的照片，将来有一天可以作为控告日军侵略罪行的重要证据。当然她们可以控告日本人在她们身上犯下的更严重的罪行，只是缺少像照片那样的证据。

五十五

所以，五十年后她们联名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当年那些日本兵犯有集体强奸罪至今没有胜诉。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黄花闺女，现在都成了缺牙少口的老太婆，她们因为少牙嘴上兜不住风，只好用一只手捂着嘴唇在法庭上陈述：“那该是银(人)吗，一个个排着队进来，就西(是)些畜驴！”法庭的翻译告诉她们要说事实。“什么叫湿湿(事实)？一回二十来个人谁修(受)得了，下边肿了、烂了，路都不能走，俺大用车把俺拉回去，学(说)机(治)好了病再送回来人家还不羊(让)，非得让俺大交二十块银元哩。俺大哪有那些银元，扒房子卖家什才走(凑)够……”老人说不下去了，呜呜地哭起来。

现在，我也出来说句公道话，那个老人说的全是事实，因为我也得算个目击者。当时，也就是男女同浴一个月后的一天早上，镇长和一个东洋翻译进了我们家，翻译说澡堂子那里有些病人需要医生。爷爷问他什么病？翻译说他也说不上来是什么病，大概带些治外伤的药就差不多。爷爷找了些云南白药和三七粉装进药褡里就要跟他们走，那个翻译说，这位年轻人也是医生吧。爷爷说是。那就一起去吧。

一路上我都在想象着澡堂子里的那些“伤兵”。虽然行医有几年了，治外伤我还是头一回，我担心自己受不了外伤的血腥，这不是因为我的胆子小，是因为我闻不了血腥味，可既然做一个医生，总要过这一关，这大概也是爷爷允许我来的原因。一走进那个院子，我就看见澡堂门口一些东洋人排着很长的队，那些排队的人大都解开了上衣和腰带。我不明白，他们要是来洗澡为什么不一起进澡堂，澡堂里一次可以容下比那多的人。我正在琢磨，爷爷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回去吧，家里这会儿有一个重病人要来。爷爷的声音很高，那声音当然是让那个翻译听的，但翻译只是朝前摆摆手，拒绝了爷爷的要求。因此，一个少年就这样看到了他一生都不该看的场面。那场面灼伤了少年的眼睛，让他为天下的男人感到羞耻。当他从那个院子里走出来时，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小鸡割下来，他第一次觉得那是个多么丑陋的东西啊。

镇长和那个翻译说了句什么就走了，我和爷爷被领到里面，穿过一个挺长的走廊，我和爷爷就分开了，他进了西头的屋子，我进了东头的屋子，屋子门口都有东洋人在排队。我一推门，差点被里面的气味熏倒。我说过，我对气味特别敏感，那气味让我翻肠倒肚，两眼发黑，我使劲捂着嘴才没让胃里的东西吐上来，过了一会儿，我才慢慢好受点，这时，我看见靠墙的一张床上，一个日本兵正压在一个女孩身上干那事。我知道这种人跟镇上的种猪一样，必须把他们的两个蛋劁了才能安稳。但当时我没刀，即使有刀我也对付不了他。这让我想起了哥的枪，那真是个好玩意儿，如果现在手上有一只手枪，我会让他的蛋淌出来。那个日本人穿衣服出去了，领我进来的日本人指着床上的女孩说：“她的下面的有病，你的给她治的干活。”说完他也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躺在床上的女孩，我朝她走过去。我的脚上沾满了米汤一样黏乎乎的东西，我发现，那东西正从她的两腿之间伴着她的血淌出来，淌到床上，然后再从床上淌到地上。我恐惧地转过身去。这时，我听见了一声蚊子般的哼哼，我转过身来，看见她朝我吃力地比划着什么，我用了好大的劲才听明白她是说下面疼，叫我给她上药。我像摸一只刺猬一样把手放在她隆起的小腹下面，只轻轻一压，一股白色的液体就像喷泉一样喷了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两天来，她已经让一百多个东洋人蹂躏过了。我从来没接过这样的病人，可我知道仅给她上点外伤药是不行的，看她隆起如碗的小腹，我知道她的里面也受了伤。我跟她说，你不能再在这里了，你得出去治疗。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淌开了眼泪。她艰难地告诉我，她没了父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母亲没有钱来赎她。

我站起来开开门出去了，我到西边的屋子叫出了爷爷，把刚才看见听见的跟爷爷说了，爷爷皱了下眉，用极低的声音说：传染病。我明白了爷爷的意思，找到了领我进来的那个日本人，我告诉她屋里的这个女人马上就要死了，她害了传染病。这样才得以让那个奄奄一息的女人离开澡堂。

以后，爷爷用同样的方法，共从澡堂里救出了三十三个女人，直到东洋人发现了爷爷的阴谋。第一个被我救出的女人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才恢复健康。后来，当我们准备让她回家时，她哭了，她要留下来，一辈子给我们当牛做马。

　瘟疫是个谈虎色变的字眼。它总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将人致于死地。它发病快，传播速度也快，那是老天对人的惩罚，让我们永远对它心存敬意。

这天早上，一大早爷爷就被镇长叫走了。爷爷刚走，门外就响起了汽车的马达声。不一会儿，武小姐进了院子。我看着她，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我心跳得没法说话，幸亏她不用请就自己走进了屋子。

武小姐说药全吃完了，不过这次作用不大。听她说病的事，我才镇静下来。我问她吃药后的情况，她就把脸转过来让我看。其实，她不转过脸来我也看到了，从她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了她左腮上的那两块银元大小的锦纹斑。

五十六

我问她别的地方还有吗。她说你看看吧。说着她自己先走进了里间。她又一次把自己的衣服脱光，我忍着剧烈的心跳查看了她的全身。她身上的斑纹全部消退了，她的身体变成了一尊透明的乳白色瓷雕，我真想摸摸这尊瓷雕，我还想把它搂在怀里，但又怕它在我怀里化掉、碎掉。她听到了我粗重的喘息声，也看见了我超出医生望诊边界的眼神，这才不慌不忙地穿上衣服。

我们一起从里间出来。我又看了她的脉，还看了她的舌苔，问了些别的情况，最后，我告诉她不用再吃药了。她愣了一下，问脸上的斑怎么办。我说脸上的斑再吃药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倒是有一个针灸的办法不知你敢不敢用。大概是因为那个针字，她很快就放松下来。我拿出银针盒，示意她再到里间去。我让她把上衣脱掉平躺在床上，我在她每个乳房上各下了九针。她想不到针会下到那里，她有点紧张，脸也红了，过了一会儿她平静下来，看着那些随着她的呼吸而微微晃动的银针笑起来。她说真是不可思议，这怎么能去掉脸上的斑？她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不一会儿，她就觉出了乳房的涨热感，那是有一定痛苦的感觉，为了减轻这种痛苦，我让她按摩一下紧靠银针的地方，她的两手谨慎地放在了自己的乳房上。她的手刚一动作，我就转过脸去。那实在不是可以观看的动作，尤其对一个还没长全胡子的少年。后来，她告诉我乳房上的涨痛消逝了，涨痛涌到了脸上，我才转过身来。她的脸通红，像雄鸡的鸡冠。我说这就对了。

起针后，她脸上的红润慢慢退下去了，随之退下去的还有在她脸上待了近两个月的锦纹斑。我把一面铜镜举到她的脸前，她看着自己的脸差一点高兴得跳起来。她一把夺过镜子，前后左右仔细地看着那张好看的脸，还没把镜子放下，就在我的腮上亲了一口。她自然而洒脱地表达了对我的感激之情，但这却给已经平静的少年带来了灾难。他觉得自己的胸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漩涡立刻把他眼前的少女吸了进去，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两手像两条蛇一样迅速而准确地把那个易碎的瓷雕牢牢地箍起来。她被漩涡吞噬了，瓷雕正一点点化成碎片，再由碎片化成烟雾。那是一个极短的过程，在那个过程里，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只觉得自己胸口上的窟窿越来越大，再多的东西也无法填满。在一片浑沌中他觉出了贴在自己脸上的那张滚烫的脸，他们的嘴唇都在寻找，最终合在了一起。

那一刻，我的身体酥软了，我觉得我们正一点点向地下瘫去。在即将瘫下去的最后时刻，我们踉跄着朝里间走去。我们站在那张她躺了好几回的床边，互相解着衣服。那是我第一次为自己解一个女孩的衣服，我的笨拙超出了她的想象，她都把我脱得干干净净了，我才解开她连衣裙上的两个扣子。我的手哆嗦得一点也不听话，她衣服上的扣子也实在太多，衣服的正面从脖子到下摆用一排扣子连起了两片前襟。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那排主要起装饰作用的扣子上下的功夫太多了，真正的机关在她腰的两侧，可她并不告诉我，只是笑盈盈地看着我，故意让那双哆嗦成一团的手在她身上丢人现眼。我出了一身大汗，好歹才把她的裙子脱下来。时间凝固了，空气也凝固了，这凝固的空气里似乎有一枚定时炸弹在啪哒啪哒地响，再过一会儿，定时炸弹就会轰地一声把我们炸上天。就在这时，她的有些凉的手压在了我的手上，我的手就随着它放到了她的乳房上，我们很快就要变成一个整体。在即将溶化的时刻，我只觉得身体悬空了，我极想把自己放在结实的地方，这时，她却松开了我，接着，极快地把衣服披在身上。正在我不知所措时，她又抱住我吻了一下，然后松开我说：“真对不起，我不能这样做……”

不管事前我对她做过怎样的想象，按理说事情就该到此结束。可那时我被她毒害得太深了，我已经执迷不悟啦。我比较露骨地表达了对她的愿望，当然那愿望主要不是肉体上的。现在想来，那时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怎么能把那些话说出口？可我就是说了，那时我管不了自己的嘴，我甚至觉得嘴里的话是替另一个人说的。我的话把她说哭了，开始她还趴在桌子上哭，后来干脆搂着我哭。本来，我也差点让她给拐带哭了，可我挺过来了，我甚至卑鄙地想，哭吧，哭吧，你多哭两回就会改变主意，但我这种卑鄙的想法除了把一直躲在外面的奶奶招进了屋，没起到任何作用。“好孩子，好孩子哩，哭得叫人凄惶……”奶奶用一块雪白的毛巾擦着那张刚刚退去红斑的脸。奶奶是个聪明人，很快又丢下我们出去了。时间一点点过去，我们面临着一次最痛苦的分别。我问她，你还来我家吗？她说不来了。我真不知道往下再说什么。可我又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我说我可以到城里找你吗？她一边摇头一边说不，不。那不字听起来真让人心寒，那不字像一只只利箭，射穿了我的心。我的心碎了，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被她拉起来，又怎样被她抱在怀里的，我睁开眼时，我的脸贴在她的胸上，我的头上、脸上都是从她脸上流下的泪水。

武小姐走了，她把我的魂也带走了。我第一次觉得一个男人的生命是多么不完整，他坚硬的身体必须注入柔弱的魂灵才能立于尘世。这也是阴阳的一个缩影，它们互为对方存在，互为对方显示存在的价值。我不知道没有武小姐以后的日子还有什么意义。我想到了山里的那个小庙，那本是一片一个人无法消受的美景，而那几个僧人、那个从繁华喧阗的京城里来的僧医，却能长年累月地伴着晨钟暮鼓吟经诵卷、研读医书，心安理得地过着不声不响的日子。我想知道这其中的诀窍，可我知道即使再在那里待一个月，也仍然会一无所知。那个小庙藏着玄机和奥妙，那玄机和奥妙不是一个正陷入情网的少年所能破解的。

五十七

那一阵，我闻着药味也不香，听着捣筒清脆的声音也觉得心烦。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跟爷爷说我要进城。爷爷问我进城干什么，我说找武小姐。爷爷看一眼奶奶说，你知道她住在城里什么地方？我说知道，我在一个旅馆里见过她和武先生。出乎我的预料，爷爷痛快地答应了，只是奶奶担心路上不安全，她担心我会让东洋人找上麻烦。最后，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地送我出了城门。

我又去了吉普车带我去的那家旅馆，但问遍了所有管事的也没打听到武小姐的下落。我从旅馆里出来，站在马路上发开了愁，如果没有一点目标乱找，结果就得像几年前父亲来寻哥一样白费功夫。我坐在一条大街边的马路牙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几年没进城，城里大变样了，尤其是那些女人的服装变得奇怪，她们的脚上拖着一双木头鞋，身后背着个小包袱，走起路来呱哒呱哒满街都响。她们一边走，一边咕噜，我离得远，听不清她们咕噜什么，听那声音很像武先生跟我说的那种“广州话”。我不知道那些女人是广州人还是东洋人，反正他们都说“广州话”。这时一队巡逻兵走过来，有个人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就跟身边的人比划着笑起来。他们的笑声跟那个发高烧的“广州人”一样难听，但他们的笑却让我想起了武先生，既然他能给发高烧的广州人当翻译，自然也能给这些扛枪的东洋人当翻译，这样看来，跟着这些扛枪的，就有可能找着武先生，找着武先生也就等于找着了武小姐。我为自己的这一发现欣喜若狂，从地上跳起来朝已经走远的巡逻兵追去。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很多人都扭过头来看我，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有些过火，赶紧恢复了常态。

我跟前面的巡逻兵保持着一定距离，走过了大半个城。走得脚脖子一阵阵发胀，口也觉得渴了，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到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但我别无选择，只有这一条路可以找着武小姐。我跟着他们离开了大街，穿过几个路口，朝一个胡同里走去，胡同的尽头是一片树林，在树林的边上有个很宽的大门，门口有两个戴头盔的人站岗，想必那就是他们的军营。这时，队伍里有个人停下来弯腰系鞋带，他系鞋带的时间太长了，直到我走到他跟前他才直起腰来，我正看着无望进入的大门就被他捏住了脖子。我没反抗，也没法反抗，他把我的脖子捏得很疼。我就那样伸着脖子像只鸭子一样被他提进了院子。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屋子里，先搜查了我的全身，他们的搜查比在桑榆镇城门下的搜查更彻底。他们扒光了我的衣服，还让我张开嘴，拿一根筷子压住我的舌头朝我的喉咙里看，我怀疑他们把我当成病人了，可他们都不像医生。看完嗓子又让我撅起腚来趴在床上，一个人戴着很薄的橡胶手套把手指头伸进了我的屁股眼儿，我被那人的手指搅得直想拉屎，好歹熬到那人抽出了手，还没等我穿好衣服，又把我带到一间阴森可怖的黑屋子里。过了半天，我才适应了那里的光线，我看见五六步以外桌子后面有一双蓝幽幽的眼睛。

那双眼睛慢慢地升起来，突然一声脆响，一根藤条样的东西抽在桌子上。

“你说不说？”

对面的人声嘶力竭地朝我嚷嚷。我觉得这些人太不懂礼貌，刚才对我的搜查我已经够难以忍受了，现在又把我带到这里来吓唬我。

“我说，我当然要说……让我说什么？”

“谁派你来的，来这里干什么？”

谁派我来的？我自觉自愿来的，不过这样回答恐怕过不了关。还有我来干什么的问题，也得琢磨个好答案。我想了想说：

“我爷爷派我来的，派我来找我表妹。”

找表妹的差使是我临时想出来的，既然城里有个表姑，当然也就可能有个表妹啦。

“你表妹叫什么名字，干什么，住在哪里？”

因为关着门窗，屋子里很热，我的身上出了不少汗，我觉得口渴得很，我说能不能先给点水喝。站在我旁边的人用瓷缸给我端来了水，我喝下水去，觉得好受多了。我说：

“我表妹姓武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武小姐，她干什么……？”我想不起来她应该干什么，她父亲给广州人当翻译，估计她也会干这一行吧。“她给广州人当翻译……她住在哪里……来时爷爷跟我说了，到了城里又忘了。”

看来，我的答案不怎么好，他们都在凶狠地看着我。我正打算对刚才的话进行修正和补充，身上就挨了一顿藤条，那东西打人可真疼，每抽一下，都像把身上撕下一块肉来。我怕那东西把我的肉皮撕烂了没法见武小姐，就赶紧朝他们声明刚才说的不对。他们停下来，让我重新说。我忍着痛，又给他们说了武小姐的长相，我甚至把她脖子左边的那颗痣也说了，还说了她曾经得过阴阳毒病，总之，我说了很多跟武小姐相关的细节。这一次他们嘀咕了半天，我想只要这样慢慢地拖下去，我就可以不挨打了。但我想得太乐观了，他们嘀咕完了，一个人走过来把我绑在前面的柱子上。这样打起我来可就方便啦，我再也不能左闪右躲啦，我就这样被他们打得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睁开眼时，我躺在一堆麦草上，一群苍蝇正在贪婪地叮食我身上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