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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他们都把我拉出去审问，每一次都把我折磨昏了才算完。他们折磨我的办法一次比一次新鲜，后来电影里演的那些，我都受过了，还有一些电影里没演的我也受过，比如拿那种很硬的东西撑着眼皮不让睡觉。

五十八

我只好睁着眼睡觉，这在某种程度上治好了我的失眠症，同时也让我的一对小眼睛变成了一双大眼睛，要是现在，他们会以为我割了双眼皮或做了眼皮整容术。每次不等他们用完刑我就没有感觉了，所以，我记住的只是一小部分，加在我身上的大部分刑具对我都是无效劳动。他们很有耐心，三番五次地提审我，每次得到的口供各不相同，这也就增加了继续审问的必要性。我躺在麦草堆里，听着门外那些东洋人咕噜着“广州话”，但我就是找不到给“广州人”当翻译的武先生，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提审到什么时候结束。就是说，不知什么时候我才能从这间铺满麦草、苍蝇虱子肆虐的黑屋子里出去。当我清醒的时候，不得不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我想着能记起来的每一个人的问话，他们对我的口供大都不感兴趣。他们要什么样的口供呢？我忽然想起了在我被折磨得快昏过去时有个人曾经说过情报什么的，这让我联想到哥当年给人传话的工作。难道他们就是要那样的口供？

第二天，当他们再把我拉出去时，我有声有色地编造了一个把城里的情报传到山里的故事，那个传递情报的人毫无疑问就是我啦。我的故事果然奏效，他们从此不再提审我，而且还答应给我治伤。

这一天，我被转送到一个大院子里，穿过好几个走廊进了一间挂着地图的屋子。一个留小胡子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他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他告诉我我犯有间谍罪，送到军事法庭上就会判我死刑，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可说的，比如你的上级是谁，联络方式，接头地点等等，你要是把这些说出来说不定还能免你一死。

我想这回是死定了。我上哪里找我的上级去，还有什么联络方式接头地点的我更无从编造，即使能编造，也得连累别人。我想了想说，我没什么要补充的了，临死以前只想见一见武小姐。那个中年人立刻兴奋起来：

“好的，你的告诉我武小姐的住在哪里。”

他把武小姐当成我的上级了。我的回答让他失望。

“你的这么年轻，死了死了的可惜。”我说那你们就放我出去，我还得找武小姐呢。他嘿嘿地笑了。他的笑同样让人难受。这时，一个戴壶底帽的军人进来，给中年人敬了个礼说，司令官头疼病又发作，请大佐立刻过去。戴壶底帽的人话音刚落，我就从窗户里看见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一些穿白大褂的抬出一个人来，因为那人的头正朝着我，使我得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看出了那人的病源所在。中年人刚一站起来，我就推开窗户朝那些人大喊：“快抬进来，抬进来。”抬病人的人和病人同时扭过头来，这时，我跟那个病人四目而视了。这一下我差点哭出来，那个躺在担架上的病人就是上一次我治好了高烧的“广州人”。因为我的脸被他们折磨得变了形，他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我来，这样，他们就改变了去医院的打算。

看见病人，我清醒了许多，作为一个医生的心智一点点地回到了我的身上。我先用左手压住了一个止疼的穴位，这样才能让他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了他发病的经过，他告诉我在那次发烧以前就时常头疼，不过那时吃点止疼片也就挺过去了，最近，头疼频繁发作，而且止疼药已不起作用。我看了他的脉和舌苔，他的病该怎么治也就基本有数了。我们的谈话还得要人翻译，不同的是这次的翻译不是武先生，我知道只要找到了这个“广州人”也肯定能找到武先生。因此，整个诊病过程我都显得很自信，而那几个白大褂一直拿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有一会儿他们还扭过头去窃窃私语。他们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相信我有回天之术，让他们的司令官不被死神夺走。

“广州人”司令官这回可能好受些了，他主动跟我说起话来，他说，今天正打算派人去请你，却在这里碰上了你。我也表示了和他邂逅的惊喜，要不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又怎么折磨我呢。他还说医生说他得了脑萎缩病，就算回国也没法治疗。他的脸上露出了悲哀。至此，我明白了，这个“广州人”和镇上的那些东洋人一样，都是来自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当年盛产倭寇的弹丸岛国。我终于知道武先生是给谁干事的了。

他的病确实很重，用我们的说法叫脑髓亏耗，古人喻为不治之症。但也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喝活人的脑子以补髓亏。这在过去只有皇帝做得到，现在他们当然也能做到，他们可以拿我们的人头开脑。所以当他问我有没有办法时，我很犹豫。可我突然想起了爷爷曾经给我讲的傅青主毡笠活人的故事，我何不拿来一试？

我告诉他，办法只有一个，如果能起作用算你命大，如果不起作用，你也别怪我无能。他说不管能不能治好，我都不怪你，请你快快讲出来。我告诉他要十五顶青年人的毡帽。旁边的人愣愣地望着我，这大热的天，往哪儿弄毡帽去，再说，毡帽也不是哪一家都可以有的东西。我说必须用毡帽，而且还必须是戴过的，越脏越好。几十年后一位同行问我其中的道理，我说，少健之人脑髓丰满，神气溢蒸充足，久戴毡帽，必留精髓于帽，此法虽不如人脑见效快，但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

那天下午，十五顶旧毡帽果然弄来了，我叫他们用水煎成浓汤最后收膏，早晚各服一次。服完第一次，他的头疼就见轻，服了第二次头就差不多不疼了。司令官高兴异常，晚上又要设宴请我吃饭。我告诉他，先不要高兴得太早，按此法连服十天，如果十天后不再疼，那才算真好了，如果还疼，我也就没办法了。

五十九

折腾到这里，我也撑不住了。我觉得浑身酸胀，一点力气也没有。我身上的伤这时也钻心地疼起来。司令官问那个中年人，这是怎么回事。中年人跟他嘀咕了一会儿，司令官看着我嘿嘿笑了笑说：“误会的大大的，误会的大大的。”他转过头对中年人说，“这是桑榆镇的中医专家，治病的干活。”

这样，我的案子就算了结了，当天晚上，我就被送到他们的医院里疗伤。等他们给我脱去衣服时，我才知道，我身上一点好地方也没有了，有些地方已经溃烂。他们用酒精给我消毒，毒还没消完，我就疼昏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已是深夜，我躺在一张铺了雪白床单的铁床上，我的身上裹了很多白纱布，我听见床头后边有两个女人在嘀嘀咕咕地说话，她们的声音太低，我不知道她们说什么，我想抬头看看，还想喝点水，我觉得一天都没喝水了。我刚要张嘴说话，就有两团白乎乎的东西闯进了我的视线。我看见了她们的脖子，看见了脖子上面的口罩和口罩上面忽闪着的睫毛。隔着口罩我也听出了她们的“广州话”，虽然我听不懂，但我可以从她们的语气里猜出来那是对我醒来的感叹。我说，能不能给点水喝，一个女人说：“你等着，这就来。”这声音很熟，可我就是想不起她是谁了。另一个白大褂把我扶起来，端水的白大褂就把一只透明的玻璃杯放到我嘴上。我喝了水，觉得好受了些。我看看给我端水的白大褂说：“大姐哎，俺想求你个事儿？”我从没求过人，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口气跟人家说话，所以说出话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她跟扶着我的白大褂咕噜了一句“广州话”，这么说，她也是翻译。咕噜完了才对我说：“你说吧。”“俺想让你给桑榆镇捎个信，告诉俺爷爷奶奶，就说俺还活着。”她把我的话又翻译给另一个白大褂听，那个白大褂听了她的话咕噜了一句，她又对我说：“已经派人去了。你安心养伤吧。”另一个白大褂慢慢把我放下就出去了。

我躺在床上想睡一会儿，但我睡不着，我的身体一好受点就想起了我此次进城的目的。我何不跟眼前的这位白大褂翻译说说，说不定她能帮我出些主意。我说：“你听说这城里有个得过病的武小姐吗？”她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慢慢地脱去头上的白帽，又摘掉捂在脸上的大口罩。我差一点喊出声来，幸亏她的手及时放在了我的嘴上。我忽地坐起来，一下搂住了她。我强忍着哭说：“我可找到你了！”几十年后，这句话原封不动地从李铁梅的嘴里说出来，说完这句话，她又跟北山的共产党游击队说：“我爹和奶奶……”游击队长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这仇我们一定要报……”而我面前的白大褂说：“你什么也别说了，我都知道了。”

我面前的白大褂没说报仇不报仇的事，她不可能把大刀砍在自己兄弟的头上。

我们又搂在了一起，我觉出了她剧烈的心跳。

她怕我的身体吃不住，没有多大会儿就松开了我。她显得瘦了，也比我以前见她时显得高。事实上她真的瘦了，自从那次离开桑榆镇，她一天也没停止过思念，好几次她都想去镇上看我，可她还是忍住了。当然这不是那天她说的话，这话在几个月以后她才说出来，那时，她和她的父母已经搬到了桑榆镇上。我们说了会儿话，她就出去给我弄饭吃。那天，她用小勺一点点喂我。我的嘴里让他们插过东西，嗓子受了很重的伤，每咽一口都得伸长脖子，看着我受罪的样子，她满眼泪花。后来，我问她是不是不该来找她。她说不该来。她的态度没变，但这并没影响她细心地照料我。

三天后，我的伤已经大有好转，至少可以不用人照顾了。这天早晨，她来告诉我可以出院了。我跟着她出了那个院子，上了停在门外的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左拐右拐穿过几条胡同，停在了一个四合院门口。我跟她进了院子。屋里，她的父亲武先生和她的母亲正在等我。

那天晚上，我吃了一顿真正的日本饭，同时，我也知道了武先生和他女儿的真实身份和真名。他们是日本人，他们和那些日本人不同的是他们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她的父亲叫栗原武一朗，她叫栗原小子。她的父亲是一名不小的文官，而她则是一名军医。那天我还知道了她的出生地和出生年月。她就生在我们的黑土地上，她比我小一岁，但她不是我的同胞，她也是那个盛产倭寇的弹丸岛国的子民。

日本人这个词对我很陌生。为了证实日本人就是东洋人，我还问了桑榆镇上的那些人是不是和他们一起来的。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的心凉了。这事实很难让人接受，因为无论看他们的外表还是看他们的举止，他们和镇上的那些野蛮人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我不愿相信他们的话，我宁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开玩笑。

但那不是玩笑。他们父女立刻穿起军装让我看，他们身上都有一只小手枪。那个同样闪着幽光的东西，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那感觉和原先见过手枪的感觉完全不同，它让我反感，让我厌恶。因为他们正是靠了这玩意儿才敲开了桑榆镇的大门。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比他们折磨我的时候更让人难熬。我的身上脸上出了汗，栗原小子问我是不是不好受。可不好受的还在后头。

栗原武一朗告诉我，我此行的目的他都知道了。他说我们两个国家正在打仗，这事传出去对我对他都不利，幸亏这事只有司令官知道底细，否则麻烦就大了。他要我对此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有纪律，他和栗原小子都不能违背那纪律。说到这里，栗原小子当着我的面，第一次跟她父亲说起了日语，他的父亲也用日语回答了她。

六十

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他们都显得有些激动。争论很快就停止了，栗原武一朗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说还有些事要出去一下，让栗原小子陪我吃饭。可我哪还有心思吃饭？我的心上好像插了万把钢刀，心口疼得厉害。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只走了几步就觉得两眼发黑，还没来得及抓住栗原小子伸过来的手就摔倒了。

等我醒来时，栗原小子正用听诊器听着我的心脏，她说再去医院吧，你病得很厉害。我摇摇头说：送我回桑榆镇，我要去药铺林。我知道自己是急火攻心，伤了元气，没有什么药可治。

十天后，当我在爷爷的手里一点点恢复了健康时，栗原武一朗和他的司令官来到了我们家。司令官满面春风，很显然他的头疼病好了。为此，他给我带来了三件东西：一枚钻石戒指，一顶崭新的呢子毡帽，还有由他亲手签名的特别通行证。爷爷只留下了毡帽，爷爷说：“我们虽不算穷人，但也到不了戴这东西的地步。”爷爷把那枚钻戒放到司令官的手里：“至于这通行证就更不能收了，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想上哪儿就上哪儿，用不着这玩意儿。”

栗原武一朗一再解释通行证日后的重要性，但爷爷还是拒绝了。

司令官对礼物被拒绝并不生气，仍然和颜悦色地跟爷爷说话，他说，虽然我们是交战国，我们还是可以像朋友那样建立友谊的。栗原武一朗把他的话翻译给爷爷听，爷爷说；“我们当然希望成为朋友，只是担心阁下做不了这个主。”

我躺在床上听他们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那真像一场敌我代表的谈判。

爷爷说得没错，司令官确实做不了这个主。因为毡帽治好了司令官要命的头疼病，日后他见了戴毡帽的中国人都远远地跑过去敬礼，这让那一带的毡帽盛行一时，好些人确实因为头上的毡帽避免了一些灾祸和损失。为此，几年后他以亲善敌国的罪名受到了处分，被调到马来西亚去了。

哥终于回家了。其实，回家以前他早就出了监狱。出狱后他去了一趟西北，现在他又被派回了家乡。

哥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回来的，和他一起进家的还有多年不见的金永亮。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这么巧碰在了一起，而且，那天晚上他还在我们家吃了饭，睡了觉。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经过城门严格的检查，竟然每人还带进了一只手枪。第二天，金永亮还是不急着回家，这引起了爷爷的怀疑。为了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他和哥把他们回来的目的说了。他们要和镇子里的日伪军较量较量。爷爷上下打量着哥和金永亮，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闹着玩儿吧，就凭你们两个毛孩子，什么兵法也不懂还能闹过东洋人？”

“这不是闹着玩儿，爷爷，这是战争。”

那确实是一场战争，他们为那战争作了很多准备，那些准备，我和爷爷不知道，镇上的人和东洋人也不知道。等战斗一打响，我们才知道哥和金永亮再不是爷爷心目中的孩子，是那场战争的指挥者，是共产党正规军的营长和连长，他们不但懂兵法，还熟悉镇上的地形，因此，那场战争必胜无疑。

那天下午，哥让我把好汉王老二叫来了。他们在西屋里嘀咕了好一阵子，王老二临走时，哥让我给他随便包些草药提上，省得引起别人的怀疑。听说他们要真刀真枪地跟那些不懂礼貌的东洋人干一仗，我也有些兴奋，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他们手里的家伙真的开火，还有，我也想看看那些曾经折磨过我的东西被收拾了是个什么样子。这样，在哥和金永亮就要离开院子时，我跟哥说了我的想法。哥听了我的话很高兴，但他说你不会使枪，这很危险。我说我会使枪，你忘了你教过我。

那天深夜，整个镇子都进入梦乡时，我们开始行动了。我们先去了西城门，守门的伪军还没明白过来就被金永亮卡住了脖子，城墙上的日本人听见了动静，吆喝了一声，声音还没落地，好汉王老二的飞刀就刺进了他的喉咙。这样西城门顺利地打开了，早已埋伏在城门外面的部队悄悄地进了镇子。哥让金永亮和王老二再去解决东城门，哥嘱咐他们打开城门后要留一些人在门口，防止万一战斗一时拿不下来，东边另一个镇上的敌人增援。约好了会合地点我们就出发了。我和哥这一股先到了会合点，不一会儿，金永亮和好汉王老二也领着另一股过来了，两股人马挤满了老槐树前面的大街，我粗略地数了数，光从城门里进来的人就有二百多。哥一声令下，这二百多人就摸进了镇政府大院。一站在那个院子里，我就闻出了前面房子里的枪械味，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那可不是一两只枪能有的气味。我拉拉哥的衣服，指着前面的房子说那里有枪。大家都停下来，哥让几个人先过去打探，不一会儿，那些人就抱着枪出来了，等房子里的伪军懵懵懂懂地睁开眼，他们的武器早就在我们手里了，他们束手就擒当了俘虏。这样，我没动一刀一枪就为那场战斗立了头功。本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决后面的日本人，但偏偏这时有个日本人起来尿尿，那人只尿了一半，就看见了院子里的人，他来不及尿完，捏着小鸡跑回去了。我们只好开火，他们躲在窗户后面拼命还击。双方打了一阵不见有什么结果，哥下令扔手榴弹，这样，又打了一顿饭的功夫战斗才结束。等房子里没有动静时，哥让人进去检查，好汉王老二第一个进了屋，他看见一个受了伤的日本人，一下扯下他的裤子，从腰里拔出刀子抬手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他一边走一边嘟囔：叫你们建澡堂子糟踏人，叫你们……他举着那团血乎乎的东西走到已经缴了枪的伪军跟前，两眼盯着他们的裤裆问道：“知道这是什么？”那些伪军哪敢言语。“下回让大爷我逮住了，你们的卵子也得这样。”那些伪军吓得啊啊乱叫，有的还给他磕头，要求宽大处理。

六十一

这次战斗打死日军六十五人，打伤一人，后因王老二割了他的生殖器不一会儿也死了，俘虏伪军一百一十五人，缴获各种武器三百多件，包括一门迫击炮，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箱手榴，十箱步枪子弹，八箱机枪子弹，军用物资若干。那些武器装备，一部分让部队带走了，一部分留下给了好汉王老二，这样，他组织的桑榆镇第一支四十多人的武装个个都扛上了钢枪。

看着好多庄稼人都兴高采烈地跟了王老二去扛枪，爷爷对哥说：“你们胡闹得过分啦。”

“这不是胡闹，爷爷，这是一场革命。”

革命的当天夜里，哥就和金永亮带着部队离开了镇子，如果晚走一步，他们的队伍就可能被赶来的日军吃掉。第二天傍晚，四五百日伪军从东西两个城门开进了镇子，他们对桑榆镇进行了血腥报复，不到十天，桑榆镇就有四十多个手无寸铁的人死在了他们的屠刀下，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和镇长家作为共党家属却免遭劫难。

日本人吸收了挨打的教训，把部队分散到镇子和周围的各个村里，镇上除了一个营的兵力，还留了一个医院和一些指挥机关。栗原小子和她的父亲就是那时住进桑榆镇的。

那时，镇上澡堂的名声早已经远播四乡，镇子周围凡有日本驻军的村子也都相继建起了澡堂。在各村的澡堂还没建起来以前，大家纷纷把闺女送进了山里的亲戚家，山里没有亲戚的就临时给闺女找个婆家，只要闺女住到婆家，出什么事娘家人就不担责任了。过去因家里穷没人跟的男人现在全有了媳妇，甚至一些老光棍也有了女人，有些有钱的人家，花很少的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弄几个黄花闺女做小老婆，大家觉得，再怎么不好，也比白送给日本人糟踏了强。就在那时，我们家一下来了十六个女人，她们的父母事先都作了调查，知道我们家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我们以什么名义收留这十六个女人呢？她们说你们家四个男人，一个男人四个女人不算多。我们家在册的男人只有三个，她们这是连哥也算在内了。这样，我们家的人口一下子增加到了二十人，而日本人来我们家登记户籍后，爷爷真的在他名下办了二十张良民证。

不过，那十六个女人里还真有一个是来投奔婆家的，她就是哥从人贩子手里解救的张月蛾。她说她跟着哥去过好多地方，但终因带着女人行动不便把她留在了一个村里，临走时，哥告诉她，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到我的老家去。她把这些话说给爷爷奶奶听，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在那个年代，编这么个瞎话不算费事，所以他们并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仍然把她看成避难的人，和那十五个女人一样对待。张月蛾却觉得受了委屈，她据理力争，说出了很多哥的特征，她描绘的哥的音容笑貌一点不差，但这也不能说服爷爷奶奶，因为哥出去这么多年，认识他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跟他待几天就可以说出个一二三来，这样，张月蛾只好把最要紧的说出来了，她说她跟哥生过一个孩子，不过那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说到这里，她哭起来，这时爷爷奶奶才半信半疑地向她问起哥的事。她说哥的腿上受过伤，他们就是在哥养伤时认识的，后来他们一起去了胶东，在那里她怀了哥的孩子。爷爷说，这么说你是从胶东回来的？她说是。爷爷又说，你真的和我孙子在一起？她说是。奶奶说，你没和我孙子那个也行，只要是我孙子认下的人我们就拿你当自家人。我们那个了，真的那个啦，他的小鸡上有个黑痣，肚脐眼上面有个痦子……奶奶不让她说下去了，她已经把她当成我的嫂子了。

张月蛾作为我的嫂子在我们家一住就是七八年，从那年我家被烧了房子到她病死，她再也没见过她的丈夫。

街上有人在走，在跑。神色匆匆，好像眼睛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现在我看见那些穿黄衣服的人了，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弄不好他们的腿也得化脓，甚至烂掉。那些人越来越近，但他们被后面的车超过了，他们被车卷起的尘土蒙住，像被蒙在一张扣眼很细的大网里。那车有两个很宽的链条，碾在石板路上，发着吱吖吱吖的怪声，那声音很刺耳，像刀子刮在瓷碗上。它走过的路上留下了两行细密的辙印。眨眼间，街上除了那些穿黄衣服的人，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仍然站在门口，看那怪模怪样的车朝前开，车开到我跟前停住了，那是一个通体坚硬的铁家伙，咔吧一声天窗打开了，接着一个人头露出来，那是一张很黑的脸，那张脸上有一对很小的眼睛，小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露出一口雪白的牙。他合上了嘴，又把手举起来，朝我伸着大拇指，他在夸奖我，他的头还一点一点的，他头上的帽子，还有帽子后面的那块布，都随着他的大脑袋一扇一扇地乱动。他的嘴里嘟噜着什么，但我听不懂，他的话说得很快，没有停顿，听起来很让人受罪。我闻到了一股呛人的气味，看见了那个铁家伙屁股后面冒出来的黑烟。

我走进院子，关上大门，我听见一种像老鸹一样的叫声。可以断定，这是那个黑脸小眼睛的笑声。接着就响起了那个铁家伙的嗡嗡声，我觉得地都让它震得抖起来了。

那是个不祥之物。它的声音响到哪里，哪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不久，我就知道了那个铁家伙的名字——坦克。

硝烟又起，枪炮声不断地在桑榆镇周围炸响。一块黑布笼罩了天地。那块黑布又大又厚，撕不开，裂不断。黑布挡住了太阳，挡住了光明，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大家担惊受怕，不敢出门，不敢说话。

六十二

桑榆镇变了，变得让我们不认识了，变得不属于我们了，我们在这里没法生活，没有粮食，没有蔬菜，没有水。粮食蔬菜都让镇长派人征走了，牲畜都进了那些不通人语的行军锅，水井也都给他们占了，他们日夜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在井台边站岗。我们只得到南边的大河里挑水。

那条哺育了我们的大河，那条洗净一切尘埃、明镜般的大河，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清澈见底了，河水已经变黑，黑水有时又变成红水，水上时常漂着一些让人害怕的东西：一只脚，一条胳膊，半个身子，或一具没有脸的尸体。听说那些不通人语的家伙在上游开了煤矿，黑水就是洗煤的水灌进河里造成的。

上游发生了什么事？镇上的人很快就明白了。镇长和日本人站在后楼的戏台上，镇长脸上堆满了笑。镇长说，一些叛匪偷袭了皇军，被皇军赶到山里去了，为了彻底消灭那些叛匪，保卫我们的家乡，我们要在山脚下挖一道宽五丈、深三丈的壕沟，要把叛匪困在山里。后来镇长还说了些具体的事，谁家出几个人，谁家出多少石料，谁家出多少木头，这些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只想着那些叛匪，想着他们的偷袭，想着漂在水面上的尸体。那是叛匪的尸体，也有皇军的尸体，有人从那些尸体上扒下过皮靴，那皮靴上有一些古怪的符号，据说那就是戏台上这些日本人的鸟语。

镇长的动员报告完了，接着是一个皇军讲话，他说一句停一下让他身边一个戴眼镜的人翻译。

纷纷扬扬的人离开了广场，我站起来正打算回家，一只手落在我肩上。我回过头来，一看是镇长，又赶紧扭过头去。他装得若无其事，大声地跟我说话，但有几句话却压低了声音，他说，过一会儿给我留着门我过去有话说。为了防止意外，那一阵家家户户大白天也把大门关得紧紧的。回家后，我把大门的插管抽开，把镇长要来的事跟爷爷说了。爷爷说，他可有一阵子没来了。正说着，镇长像猫一样轻地推开门进了院子。

镇长说，上回那两个孽种偷袭皇军的事，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领头干的。最近皇军在北面又吃了大亏，听说是从胶东过来的人干的，知道领头的是谁吗？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希望他快把那个首领说出来，他走到门口，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压低了声音说：“就是你们家的大相公，还有我那个不争气的小孽种，他们这样在家门口捣鼓人家，也不想想咱这一家老小可怎么过噢。”镇长说着竟然流下泪来。其实我们大家听了他的话都不轻松，我们知道日本人怎么对待和他对抗的人，怎么对待对抗者的家属。爷爷沉吟片刻，拍拍镇长的手说：“老弟，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孩子几百号人都领得起，还能听咱这些老朽的话吗？”其实哥那时何止领几百号人，他已经建立了一片不小的根据地。“再说，也不能全怪孩子。这些日子我一直想着孩子们的事，他们放着书不好好念，干嘛非得去舞枪弄刀？火气大哩。咱受得了人家的欺负，孩子们受不了，当年让咱割大辫子时咱们不也闹腾一阵子，一辈一辈的人呀。”

“老哥说得轻巧，东洋人真把刀架在脖子上你不害怕？”

“害怕？东洋人真把刀架在脖子上就不用害怕啦，他不通人性！你看看他们在镇子里干下的这些事吧，哪一样是人干的？”

“老哥，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这会儿咱还有功夫评说人家的不是，想想应付人家的办法吧，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晚得传到东洋人的耳朵眼儿里。”

“听天由命吧。”

镇长预料得不错，几天后，日本人果然找上门来了。他们把我们两家请进了营房。想不到，接待我们的正是栗原武一朗。开始，他很客气，说我们是镇上有威望的人，希望我们为新秩序多出力，皇军不会亏待我们，他给我们提出了很多要求，比如帮助催交军粮，维持治安等等。说完这些，就说到了北面的战争，说到了我哥和金永亮。他问我爷爷我哥的名字叫什么，做什么，现在在哪里。我爷爷告诉他叫李诵，在城里念书，这年头兵荒马乱地念不成书就做工了。栗原武一朗又问做什么工，爷爷说，说不上来。问到这里，他又给镇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听了爷爷和镇长的回答，栗原武一朗回过头跟另一个日本人嘀咕了一阵，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多心，我问这些是对你们好。我知道你们对皇军是不会有二心的，可有情报说你们的孩子有对抗皇军的嫌疑，看来是他们搞错了，那两个领头的人不叫李诵，也不叫金永亮。如果见了你们的孩子，要好好地教育他们，不要跟皇军作对，那没有什么好处，用你们的话说，叫鸡蛋碰石头。虽然我们是朋友，但他们真犯在皇军的手里，我也帮不上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爷爷说：“谢谢你的抬举，草泽医人从没有行武朋友，不敢高攀你。孩子真要和你们过不去，逮住了也由不得你处置，你说是不是武先生。”

爷爷故意还叫他武先生，我觉得爷爷真是不简单，也该给这个人点难堪，谁让他不让我和栗原小子好来着。

后来镇长陪着笑脸说了什么我差不多没听进去，我正看着栗原武一朗的脸高兴呢。我见过他多次，可从没见过他现在这种脸，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我估计他大概还没碰上过爷爷这样的中国老头吧。

六十三

从那里一出来，镇长的脸就跌下来了，他说：“知道这样我才不跟你一起来呢，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

爷爷说：“既然这样，以后遇到这种事就别再找我了。”

我记忆里，他们第一次红了脸，从此，他们再也没和过好。

镇长以后真的秉公办事了，根据我们家男人的数量，我们家该出一个劳力，镇长没和我们家商量就把我的名字写进了进山挖壕沟的名单里。

我又一次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药味扑鼻的院子。我们扛了镢头和锨，一步步朝着越来越高的山里走。我们的身边是那些不通人语的家伙，他们手里端着放黑光的大枪。

我们被带到指定的地方，那是大山和岭地之间的一片开阔地，地上长满了荆柯和藤萝，两道石灰白线就打在那些荆柯和藤萝上，一个穿着皇军军服却说一口汉语的人告诉我们，白线内就是壕沟。我们必须在十天之内把白线内的地挖到三丈深，还要把壕沟边上的一个个炮楼建好，否则我们这些人谁也别想回家。我的锨狠狠地往地下插了插，但锨头只插进了一半，下面是石头，是那种我们称作石光梁的大块石板，用我们手里的工具，十天，二十天，一年也挖不到三丈深，这些不通人语的皇军，可能没研究过我们的长城和运河，该挖的地方才能挖，不该挖的地方就得往上垒，像这样的地方，就该像秦始皇一样建一道小长城。我把这个意思给那个说一口汉语的人说了，那人看我一眼，你少管闲事，好好干你的活，小心你的脑袋。

我站在那里望着大山，那些龇牙咧嘴的大石头后面和石头后面的树林里，可能就有我哥的队伍，说不定这回哥正躲在树后看着我们，看着这些愚蠢的不通人语的东西。

我哥的队伍果然被围在了山里，他们没逃出来，他们不能出来，他们没地方去。到处都是那些不通人语的东西，还有他们的坦克。开始，哥他们晚上出来，把白天我们挖的沟填上，他们从填过的地方回到村里。皇军很快发现了，他们加紧了炮楼的建设。他们用炸药开石头，跟刀子一样锋利的石头划破了我们的手脚。壕沟越来越深，往上运石头也就越来越难，我们在地面和沟底之间架了一块很窄的木板，踩着板子往上运。有一次两个人抬着一块大石头快到顶了，后边的人失足跌下壕沟，前面的也被肩上的棍子拉了下去，大石头从后面人的身上滚过去，那人当场就死了，另一个跌断了双腿。从此，那个断了双腿的人就像个侏儒一样活在镇上。因为行动不便，有一次来不及躲闪，被日本人的马踢瞎了双眼，战争没结束，他就饿死了。

我们拚命干活，可日本人还是嫌我们干得慢，他们要赶在冬季到来之前把壕沟和炮楼建好，因为到那时山里就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这样被困在山里的八路军就会不战自灭。

想想这些我就不想干了，我不能用我的手把自己的亲兄弟困死饿死。可明晃晃的刺刀在屁股后面顶着你，不由得你乱想。我不知道换了哥和金永亮他们会怎么应付面前的局势。事实上，那时他们比我还难过。他们正靠草根树皮度日，连一点盐也吃不上。我真后悔那回跟着哥进日本人的营房一枪没放，就算打死一个人，现在再给他们下这样的苦力也不冤得慌。

为了赶进度，日本人从各村调来了更多的民工，民工里有不少老人和孩子。日本人还让我们加夜班。壕沟边上挂起了不少汽灯，那是日本人带来的玩意儿，一盏汽灯就能照半里路远，在雪亮的灯光下，谁也别想偷懒，只要你的动作一慢，立刻就有鞭子落到你身上。

这天晚上，我们好歹坚持到放收工炮的时间，大部分人都已经上去了，沟底留了十几个腿脚麻利的小伙子准备点炮，当大家撤到危险区以外，他们就点着了导火线。他们跑进人群，炮也接连炸响，但四十多炮只想了不到十炮，过了一会儿，仍听不见剩下的那些炮响，日本人就让他们回去看。他们刚刚走到沟沿，剩下的三十多炮排着响起来。黑烟和大小石头冲天而起，几个小伙子一句话也来不及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各村挖的壕沟连在了一起，壕沟像卧在地下的一条长龙，紧紧地盘在大山脚下。在挖好壕沟的前一天，又下了一场大雨，山上、岭上、沟里的水都流到壕沟里，壕沟又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水蛇。太阳出来，蓝幽幽的水波晃在人的眼上，像蛇吐出的信子。皇军站在炮楼上，哼着小调，那曲子古里古怪，老半天哼不出一个词来，也许那是他们睡着了打的呼噜。

这条用了十几万人挖掘的壕沟，留在了三个县的县志上，这是日本人在这一带留下的第二大工程。第一大工程是铁路。日本人在三年的时间里，修建了三百多公里铁路，他们把开挖的一百多个煤矿都修上铁路，把挖出的煤都运到了日本。据说，他们的国土太小，找不到地方搁那些煤，就把船上的煤直接倒进海里，以后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就从海里捞上一些来。

那年的冬天真是难熬。日本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加紧了对我们的敲诈勒索，我们的粮仓和米缸一次次被他们弄得见了底。他们还禁止买卖粮食和一切生活用品，多余的粮食只能卖给他们。他们还发行了一种金元券，他们就用那种纸片片，把我们手里的东西都拿走了。

那年秋天，有眼光的人家早就挖好了地窖，准备了足够的粮食，到了年底，大家快揭不开锅时，再偷偷地拿出来做黑市买卖，这种买卖不要金元券，只收银元。虽然担着一定风险，可有着惊人的暴利，许多人为此发了大财，但也有为此把命送掉的。

六十四

日本人不允许这种买卖存在，一是不利于“治安区”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怕那些东西流进山里。这样，在那个冬天里我们家要养活二十个人就相当困难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常常给困在山里的李诵准备些粮食，他们常在夜深人静时摸进镇子，再由镇子里的王老二接应，趁天不亮把他们送出去。为此，王老二终于被日本人抓住了，他游了十天街后，被日本人押到壕沟边枪毙了。后来，他被挂在了城墙上，大家都不忍心看那个一丝不挂的尸体，因为他的生殖器被割掉了。

王老二真是条好汉，据里面的一个伪军说，日本人让他交代镇子里的同伙，是谁给他提供了粮食，他始终一字不说，只是骂个不停：“大爷的事，用不着你们这些小儿管……”日本人把他的生殖器割下来时，他一边在地上翻滚一边大骂：“我操你们的祖宗，大爷我再也生不出打鬼子的好汉来了。”

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事情，减少镇子里的伤亡，哥只好亲自出马了。第一次哥从我们家里带走了一些盐，这是山里最需要的东西；第二次哥带走了一些小米，第三次什么也没带走，还差点把小命留下。

那天后半夜，哥翻过城墙，朝我们街上走来，可没走几步就被巡逻的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开了枪，把全镇的日伪军都惊动了，他们迅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那条街。哥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家门口，早已等在门口的爷爷一把把他拉进了门。哥和爷爷刚一进屋，日本人就撞开了大门，他们把我们全家从屋里赶出来站到院子里，对前后院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他们甚至找着了山墙底下的地窖，但里面并没有哥的影子。他们打着火把折腾了一个时辰，也没找着进来的人，后来，栗原武一朗也带着几个人进了院子，他把爷爷和我拉到一边：

“咱们是朋友，千万别为了感情用事沾上个窝藏八路的罪名。”

爷爷说：“我没看见家里有人进来，你们非要给我那个罪名我没办法。”

栗原武一朗有些不高兴：“那你可别怪我不够朋友。”

爷爷听后笑了笑说：“我们本来就不是朋友。”

爷爷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为了保护他的共产党孙子，做得跟个共产党一样好了。

爷爷的情绪传染了我，我第一次觉得做哥的兄弟挺自豪，如果那天他们真的从我面前抓走李诵，我会拼死相救，尽管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我觉得一个人的骨头有时是慢慢硬起来的，再软弱的人也不要轻易招惹他。

时间一点点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收获，几个看上去像小头目的人走过来跟栗原武一朗嘀咕了一阵什么，栗原武一朗就走了。过了一会儿，院子里的一个小头目就下令点着了房子。火光映亮了院子，映红了天空，也映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上。奶奶一下子搂紧我闭上眼，爷爷看着越来越高的火苗，眼里滚下泪来。

我不知道哥用什么办法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但他躲过那场毁灭一切的大火的办法真是出人意料。日本人离开院子后，我们全家人走进已经不成样子的屋子，我们都以为哥肯定被大火烧焦了，这时，水缸里的瓢自己飞起来，接着一个黑色水柱哗啦一声从缸里弹出，落在墙角里，大家一齐转过身去，只见那个水柱早已把枪口对着我们的脑袋。这就是藏在水缸里，头上顶着水瓢躲过大火的叛匪李诵。当张月蛾看清了哥时扑过去，张嘴就哭，但只啊了一声，就闭了嘴，那些禽兽可能就在附近。大家冷静下来。哥无法在家里藏身，日本人肯定还会回来查找八路的下落，哥必须连夜离开镇子。哥在全家人的注视下从后院走了，当他的身影消逝在黑暗里时，我的眼泪也掉下来了，我知道哥此去凶多吉少。一想到他要穿过那么多街，走过那么多岗哨才能接近城墙，我的心就发紧。在那一刻，大家除了求老天爷保佑他平安出去，别的什么也帮不上。

值得庆幸的是，哥平安离开了镇子。

日本人一把火把我们家烧了个精光，幸亏大火没烧着西屋以前爷爷让人把药柜抢下来了，就是那些当时看起来没什么用的草药，日后却让桑榆镇和桑榆镇周围的许多村民免于一死。但那时草药不能当饭吃，那时也没有人来我们家看病抓药了，谁家也没有看病抓药的钱，所有的钱都用在糊口上还不能填饱越来越空的肚皮。那十六个为了躲避“澡堂子”而来到我们家的女人走了十五个，在肚皮和贞节面前，她们选择了前者，只有张月蛾留了下来，奶奶说：“孩子，你也自己找条活路吧。”

张月蛾说：“我今生活着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只要你们不赶我，是死是活我们都在一起。”从那一天起，她和我们一起吃糠咽菜，直到她病死，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我们家被烧的事很快传到牛栏村，不久，村长就领着几个人来收拾被日本人烧坏的房子，他们打算砍了院子里外的树再把房顶建起来，爷爷谢绝了，爷爷说，我们就和药住在一起吧，我们家没人受不了它。村长他们走时，都解开衣服，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把粮食，那天晚上，我又有稀饭喝了。

有一天夜里，我起来解手时，听见院子里有扑通扑通的声音，天亮后，我们就发现院子里有两小口袋粮食。爷爷说，王老二死了，镇子里还有他们的人。爷爷说的不错，在我们的房子被烧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镇上和镇子外面日本人的营房有十一处被人点着了。为此他们有三十八个人被烧死，还有一些军用物资也一起化为灰烬。这让日本人大为恼火，但出乎预料的是日本人并没有马上报复。

六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