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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栗原武一朗突然来到我们家，他对前几天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事表示歉意，同时他也谴责了八路军和游击队，说他们是叛匪，是制造混乱的罪魁祸首，他说，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再发生，他要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他是在笼络人心。他知道爷爷在镇上的分量，也知道爷爷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他们跟爷爷作对，就等于跟一千个一万个李兰英作对。因此，他们表面上不再追查那些纵火案了。

没几天，被他们烧毁的房子就建好了，他们在大白天里往我们家送粮食和蔬菜，其实那些东西差不多都是栗原武一朗一家的生活用品，他们这样招摇过市显然有险恶的用心。这一招果然厉害，许多人看见我跟过去的表情不一样了，有些人老远就躲开了我。一个时期里，我们家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在我看来，让人难以忍受的不是来自外面的尴尬，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我和栗原小子竟然住在了一个屋檐下。

现在我要重新考虑我和栗原小子的关系了。躲避是不可能的，大家住在一个院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能整天装着看不见，就算你躲过去了，可他们父女时常到屋里来，栗原小子还要借书，栗原武一朗要跟爷爷奶奶拉拉家常，幸亏他在中国的沈阳住过不少时间，知道了不少中国民情，否则，他们的家常就会变成政治论战。事实上，如果各自抛开自己的政治立场，我们两家确实可以成为朋友，天长日久的虚情假意也总有真情显现的时候，栗原武一朗的学识渊博和感情细腻终于部分地打消了爷爷对他的敌意，但要达到互相理解或某种程度的共识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无论栗原武一朗怎么表现，爷爷都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对不请自来的这一家不速之客总是存着戒备。爷爷曾经把这种想法暗示给我，让我小心他们的把戏，尤其把我和栗原小子的关系挑明了说，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就算栗原武一朗愿意，他也不会愿意，我们可不能再当一回杨四郎，到那时，怕没人再给你盗来令箭好出关啦。我不可能像爷爷那样考虑得那么远，我只觉得他们是我哥的敌人，他们曾经对我哥下过毒手，我不能和我哥的敌人好。

可现在，我哥的敌人却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装得跟一家人一样。现在想起来，栗原武一朗住到我们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有我们一家子做人质，哥他们就不会轻易地对他下手了。

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后来我才知道，对栗原小子也同样非常残酷，只是她没让我看出来)。这好比在一个即将饿死的人面前啃鸡腿，好比一个即将淹死的人看见一条船，但那鸡腿和船都不是给你准备的，你只能看着那些让你惊喜的东西慢慢消逝。所以我不可能做得像爷爷要求我的那样心静如水，可以说，从她住进来的那一天起，我的心就悬在了天上，我不知道哪天它会从天下掉下来，摔个粉碎。我不愿意这样继续下去了。

为了表示友好，也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两家合用一个水缸，那是我们镇子里的井水，那水清凉甘甜。在喝了三个月的臭河水之后，终于又喝到它了。我拿起水瓢就喝起来，可我刚喝了两口，就被栗原小子夺下了水瓢。她说这样不卫生。卫生，什么叫卫生？让我们喝发臭的河水就卫生啦？为了卫生，他们还在后院里建了一个只供一个人淋浴的小澡堂，澡堂的墙上挂了一个大铁皮桶，从桶里伸出一根管子，管子的边上接着一个喷头，被烧得跟体温差不多的水就从那里淋下来。

有一天，我到后院去看父亲，一转过墙角就听见澡堂里哗哗的流水声，接着我就闻到一股香味。好久没闻这种气味了，这种气味像药柜里的药味一样吸引我，我站在那里闻了一会儿，竟然不知不觉地朝澡堂走去。滴水声更响了，我看见门缝里有一些热气钻出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正要转身，澡堂的门开了，一股水雾和香味破门而出，把我包围起来，等水雾和香味散尽，我看见了一丝不挂的栗原小子。她正面朝着我，她的头发和身上正往下滴着水珠，那一粒粒水珠把阳光吸住，让她的身体闪闪发亮。她的皮肤像刚脱壳的蛋清，那是会入口消融的，它不由得我多想就把她搂在了怀里，我寻找着她的嘴唇，我们久久地亲吻着，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忘记了各自曾经受到的警告，忘记了门口随时都可能有人走过来，忘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一切。

等我们松开时，我的衣服湿了一大片，我就那样穿着湿衣服离开了澡堂，走进了父亲的小屋。父亲没有注意我的湿裤子，父亲那天异常兴奋，估计是有什么新发现，他一改平时不说话的习惯，跟我和随后进来的栗原小子大讲他的实验。我对他说天书般的叨叨不感兴趣，但栗原小子却一直伸着耳朵听，他的发明引起了栗原小子的极大兴趣。后来，正是她的发现，父亲才从他的黑屋子里走出来，进了东洋人的实验室。但东洋人没有看到他的发明成果，因为在最后的时刻，父亲被他们拿人做实验吓破了胆，他什么也不能做。就在东洋人准备也拿他做实验时，东洋人却败了。

有了这次澡堂的经历，我和栗原小子都有了不小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被栗原武一朗和爷爷看到了，为此，我们又受到了更严厉的警告。也正是这种警告，促使我对眼前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六十六

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复杂的事情，如果那时碰到一个理论家，他会把我的思考简单地总结为战争和人民的关系，会把这种关系说得头头是道，会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可那时上哪儿找一个理论家去？那时，这个问题可把我难住了。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战争和人民的关系后更糊涂了，就像不明白那些非常幽默而豁达的美国人也喜欢把炸弹扔到人家头上一样不明白战争和人民到底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天生不是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大概栗原小子也是不善于思考这些问题的人，因为大家普遍认可一个道理，就是女人是感情型的动物，而男人对感情这东西好像可有可无，这样，对栗原小子先站出来向我们头上的压力挑战就比较好理解了。当然，让她真正跟她的父亲和她父亲代表的思想决裂那还得有个过程。

她挑战的第一个信号是把一袋子白面提到了我们屋里。奶奶看着那袋子救命的面粉心生感激，爷爷的思想却没这么容易转变，他坐在那里看着栗原小子把面粉提进来，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把洋面搁在那儿吧。”他没好意思让她再提回去，但她一转身爷爷就让我给他们送回去。奶奶有些生气地嘟噜，并挡住了我伸向面袋的手。奶奶第一次违背了爷爷的意志，把白面留下了。奶奶说，长志气也不在这一袋洋面上，人都要饿死了长那个志气还有什么用。奶奶实用主义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让我日后理解“识时务者为俊杰”和“跟上历史潮流”这些话时就不那么费脑筋了。如此想来，奶奶这样一个小脚女人，也得算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不管那袋面粉来自何人之手，它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已经连续三个月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当我捧着白而柔软的馍馍时，我突然觉得很有必要跟栗原小子谈一谈。

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我告诉栗原小子，爷爷说你们跟当年的蒙古人和满人一样是外族入侵。

她说：“这个我也说不清，我们还是不说这个吧。”

“捅到你们的疼处了吧。”

“别说这种话吧！”她的情绪有些急躁，不知不觉地就冒出一句鸟语来。

我听到那种话就想生气。凭什么这样对我大声嚷嚷，谁给她的这个权力？还不是因为她父亲是皇军军官？她父亲手下有很多人，那些人会把我轻而易举地放倒。

我错了。她的急躁是怕我的话被她父亲听到，被墙外那些来来回回的皇军听到。她并不理解她的同胞们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但她不能反对，不能反对父亲，不能反对天皇。

他们有一个新词，“大东亚共荣”。她和她父亲都是为这个词来的，她父亲的任务是要让这个词在这里深入人心。他用了差不多一个晚上来解释这个词，他的态度很和蔼，他说他们的国家是东方最理想的国家，他们要让东方的国家都和他们一样。

我忍不住问他，你们想让人家和你们一样，就非得坐到人家的炕头上吗？

他说，这是为了加快共荣的速度，我们不来，也会有别人来，你可以问问你的爷爷，问问他知道不知道八国联军进北京。与其让八个国家瓜分，还不如让一个国家来改造好。

只要你们变得和我们一样先进了，还怕别人再来吗？

到那时，就怕你们不走啦。

不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老祖宗还是从这边过去的，早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一家嘛。你们现在太落后了，我们不能看着我们的兄弟受穷不管。

可你们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兄弟，你们开来了坦克，你们让我们喝河里又臭又黑的水，你们还……

他把手掌举起来，那意思显然是不让我再说了。我停下来，他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只是个形式问题，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形式，我们可以不开坦克来，可你们会让我们来吗？你们的大刀会把我们挡在门外。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许不用坦克和大炮了，我们会以别的形式走到这里，比如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但现在不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总要有些痛苦，为了美好的未来，这些痛苦还不值得吗？他的话富有激情，好像一个爱国青年正准备奔赴延安。

他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美好未来，我知道村里有人开始闹肚子了，有几个已经趴下起不来了。我把这些告诉他，他听了后看着他的女儿，又嘀咕起他们的鸟语来。

第二天，镇长就传达了皇军的指示，全镇不再到河里吃水，原来的水井由他们统一管理，按时供水，每一个水井上，都有一个他们的人把守，用他们的水桶把水打上来，再倒在我们的桶里。他们和我们一样了，只是比我们在水里多加了些漂白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些大米分给我们，有些孩子还得到了他们的糖果，那是我们从没见过的，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块硬硬的东西，孩子们都不敢把那东西填进嘴里，他们看着大人的脸，后来一个孩子的糖掉到地上，被狗吃掉，过一会儿，那狗还盯着孩子手上的东西，这才有人敢让自己的孩子把糖果填进嘴里，那人趁机舔了一下，味道果然不错。

“大东亚共荣”是以孩子手里味道不错的糖果开始的。不仅如此，栗原小子的父亲用了数倍于给我解释的时间，把给我讲过的话传播到镇子里。他们建立了一些制度，在联络民众上做了许多文章。他们要集会，他们要动员，要动员老百姓，和他们一起奔向那美好的未来。

六十七

可他们不知道，那时一个比李诵高明一万倍的人也在动员，他要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敌人就是他们，就是栗原小子的父亲和他领导的队伍。

那时我们没有听到那个人的动员。李诵也听不到，李诵被困在山里，他和他的上级失去了联系，他的腿受了伤，那是他领着人下山弄盐时被日本人打伤的，还有一个弟兄，倒在了回去的路上。看着那个倒下的兄弟，李诵和那些人都流出了眼泪。李诵把一粒很大的盐放到那个闭上眼的兄弟嘴里，他们把他埋到了山脚下，他们站在他的坟前举起握成拳头的右手，他们的眼睛都变得通红。比他们的眼睛更红的是李诵的血，他的血流到了脚脖子里，流进了鞋里，他们把他背回到山上。

夏天来了，苍蝇蚊子很多。

今年的苍蝇蚊子不比往年：个头大，精神足，不怕人，飞起来嗡嗡有声，一只只绿头苍蝇和带花点的黑蚊子大白天就敢落在人的脸上叮咬。镇里已经有人出现了头疼恶心发烧的症状，有几个人还拉开了肚子，最厉害的就是镇长母亲。开始，她只是有点头疼，过了几天开始间断发烧发冷，发烧时跳进冷水缸，发冷时压上十床被子；过了几天就开始上吐下泻。东洋人也难逃蚊蝇扰害，他们组织人马找蚊蝇滋生地，找来找去竟然找到了澡堂子。他们让人把澡堂子院内院外都撒上石灰，还在窗户上、更衣室里喷洒了灭蚊蝇药，这样澡堂子才得以继续开业。镇长也学着东洋人的办法往自己院子里撒了石灰，还跟东洋人要了些杀虫药，用炊帚蘸着刷了门窗，但他母亲的病还是不见起色。

一天凌晨，天还不亮，大门像敲鼓一样被人擂响了，等我穿上衣服爷爷已经开了大门。一个中年男人托着个七八岁的孩子慌慌张张地进了院子，孩子的身子像根面条，头和脚耷拉着，看上去跟死了一样。我们都看见了那孩子嘴角上的白沫，中年人试图跟爷爷说点什么，但他哆嗦着什么也说不成，爷爷只好拉过孩子的手看他食指的纹线，又扒开孩子的眼皮和嘴，爷爷从孩子的嘴里挑出了一团绿色的东西，放到灯下看过，脸色立刻变了，他把我和奶奶以及后来闻讯进来的栗原小子都赶出了屋。我们站在门外，听到了那个中年人断断续续地跟爷爷说的话：孩子昨儿下晚还好好的，到睡觉时说有点肚子疼，半夜里起来又说头疼，过了一会儿就吐开了，后来就不醒人事了。中年男人说完，爷爷问他，你几个男孩？中年男人说，他们家四代单传。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不说话了。我听见了爷爷倒水的声音，还听爷爷说，撑开孩子的嘴。很显然，他们正在给孩子灌药，又过了一会儿，爷爷拿出一张处方来让我到药柜上抓药，处方上只有甘草和知母两味药。我抓好药，中年男人也托着孩子出来了，那孩子已经睁开了眼，他的眼睛挺大，他就用那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们大家，直到他们走出门去，还朝我们这边扭着脖子。

天亮后，爷爷跟我说他要到镇子东头苏家去看看孩子，我说跟他一起去，他不同意。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过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病症，他都不会放过让我见习的机会。

爷爷到吃早饭时还没回来，快到吃午饭时也没回来，奶奶有些着急，但又不敢让我去叫，因为爷爷临走时留下过话，不用等他吃饭，也不要去叫。可我一想起那个孩子临走时的眼神就忍不住想去看看他，我想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想知道爷爷为什么不让我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留在苏家。下午，我终于忍不住去了镇子东头苏家。一走进院子，我就觉得事情有些严重，好几个年龄不等的女孩都站在院子里哭，早晨托着孩子来过我家的那个中年男人也坐在一块石头上抱着头，他们都没注意我进院子。我进了屋，看见爷爷正背朝着我给那孩子放血，爷爷手里拿着一团纱布，那还是栗原小子给他的。就是因为那团纱布，爷爷对栗原小子的印象有所改变，他曾偷偷地跟奶奶说，那真是个好孩子，可惜是个东洋人。我把这话跟栗原小子说了，栗原小子高兴地亲了我一下，她非常尊重我的爷爷，也知道爷爷在我们家的地位。即使她向她的纪律挑战成功，得不到爷爷的支持，一切还将是一场梦。现在，爷爷正用东洋人的纱布蘸着中国人身上流出的坏血。但爷爷的努力失败了，在我走进院子一个时辰后，那个可爱的孩子，那个苏家几代人的独苗闭上了眼睛。中年男人确认这一事实后呆得都不知道哭，只是一个劲地咕噜着：昨儿还好好的，昨儿还好好的。中年人的媳妇，一把抱起已经停止了呼吸的孩子，再也不放下来，直到大家把孩子从她手里夺下来卷在一个草席里。

爷爷收拾东西时发现了我，他有些生气地瞪我一眼。

回到家，爷爷洗了手脸，又换下身上所有的衣服，让奶奶放到锅里用开水煮，然后就一个人坐在一边发呆，奶奶把饭端过来他也不吃，其实，他已经两顿饭没吃了。后来，他竟然掉起眼泪来。一边掉眼泪，一边嘟囔：“死了，孩子死了。”在我的印象里，这是死在爷爷手里的第一个孩子，我当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始，后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镇子和镇子周围的村子里有一百多个孩子没熬过那场劫难，那劫难就是大家多年不曾听说的瘟疫。但那时爷爷还不敢肯定那个孩子就是得了瘟疫，或者说他不愿相信那孩子是被瘟疫夺走了生命。孩子的死对爷爷的打击很大，这打击不仅是为自己的医术，更多的是为那个家庭。奶奶过来劝他：你已经尽力了。可他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那孩子本来可以活过来的，可以活过来的。这是爷爷的美好愿望，在那场瘟疫中，许多人的命爷爷说了都不算啦。作为一个医生，他不敢须臾忘记自己的天职，但他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些活蹦乱跳的人被瘟疫拉进了坟墓。

六十八

孩子死后，我和栗原小子问那孩子得了什么病，爷爷吱唔着说不清楚，但从那孩子的表现，我觉得像书上说的瘟疫，我问爷爷是不是那种病。爷爷立刻翻了脸，爷爷从没对我那样说过话，我觉得我的判断没错，所以还想跟爷爷争辩，但被爷爷制止了。等栗原小子不在跟前时，爷爷压低了声音说，千万不要把这说出去。我问，为什么。爷爷朝栗原武一朗的屋子指了指。但爷爷的话说得太晚了，当天，栗原武一朗就过来问爷爷，死了的那个孩子得的什么病。爷爷当然不可能把真话告诉他。后来，院子里来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东洋人，他们好像把什么东西丢在我们家一样，找遍了我们家的各个角落，包括栗原武一朗住的屋子。他们拿着一个能在太阳底下照出火来的东西在我们的屋子里照来照去，还戴着薄胶皮手套用镊子夹走了地上的两根头发。这都是我那句瘟疫的话惹的祸，栗原小子把我的发现在她的医院说了，这立刻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因为在此之前，大河上游和离镇子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已经发现了一例这样的病。听说他们先到了镇子东头的苏家，把他们家的院子里喷上了一些东西，又在每人身上抽了一管血。他们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还是对接触过那个孩子的人不放心。

　东洋人在院子里和每个屋子里都喷了药，临走还给我们留下了些药片，栗原武一朗一家遵嘱按时吃下了那些药，而我们家则把那些药全扔进了茅坑，爷爷不相信那些白片片能治病，更不相信它能把强大的瘟疫挡在门外。当栗原小子发现了茅坑里的那些药时，她把我叫到一边说，那些药片是预防瘟疫的，怎么可以扔掉呢？我说我们家不相信那玩意儿。她说这是科学，你们怎么不相信科学？科学是个多么新鲜的词，在此之前我还没听说过，现在，我听到了，我还听到了科学所包含的内容。因为栗原小子要说服我们一家，得首先说服我，这样她才能有同盟军，但那时我对科学无异于现在的洋人对我们的《易经》，觉得它是玄而又玄的东西。

不管对科学有什么样的态度，但对瘟疫我们却有很深的见地，趁那个可怕的东西还没闯进来，我给栗原小子描述了瘟疫的一种：

瘟疫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有许多种，阴阳交是其中的一种。

症状：病人高热出汗后身体仍然发热，脉躁动，病情不因出汗而稍减，并伴有言语狂乱，不能饮食。腹痛时会上吐下泻。

病理：热邪入里与正气交争而出汗，这是邪气退精气胜的表现，但出汗而体热不退，说明邪气已经胜过正气，不思饮食精气缺乏，则导致热邪更盛，病人的生命就危在旦夕。

治法：清热，祛邪扶正。配以针刺法。

看着栗原小子木木的眼神，不知道我的话她听进去了多少。

后楼戏台下的广场里站着很多人，台上坐着栗原武一朗和镇长金玉钏，十几个拿枪的皇军站在戏台两侧，戏台后面架着一挺机关枪。我们不知道，栗原武一朗今天又要训什么话，他的“大东亚共荣”已经讲过多少遍了，没人觉得新鲜。大家彼此点点头，就算打过招呼。我看了一眼我周围的人，我的眼光落在一个人的脸上，那个人离我只有两步远。他的嘴唇黯乌，脸上锈色如铁。我吸了一口冷气——这个人毁了。栗原小子前几天说，下游发现了瘟疫。如果发现这种病人，必须把他们烧掉。不知过了多久，戏台上换了镇长说话，这时，我听到有人哎哟一声，我看见那个铁黑脸色的人，正歪歪扭扭地朝地上倒去。好几个人过去扶他，他的嘴里涌出了一股黄色的泡沫，爷爷像被火烧着了一样喊道：“别扶他。”那喊声把大家惊呆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站在那里看我，爷爷猛地冲过去，把那些人推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两手抓着自己的脖子，盯着爷爷的脸，嗓子里咕噜着什么，我能听清的就只有一句话，救救我，救救我。爷爷说，我会救你。爷爷的话还没说完，他就合上了眼。爷爷拿起他的手，他的寸口脉没有了，爷爷又把手放到他的鼻子上，完了，他死啦。一阵骚动从爷爷身边涌起。这时，我才看见戏台上那挺机枪，已经把枪口瞄准了我们。很显然，我身边发生的一切，台上全看到了，尤其是栗原小子的父亲，他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逃到广场边上的人被士兵挡了回来，戏台上又多了一挺机枪，台下广场边上的士兵也哗啦哗啦地拉着枪栓，一眨眼的功夫，戏台上的人都躲到那两挺机枪后面。台下有了哭声，爷爷松开了那个倒在地上的人，朝大家喊着：“不用怕，都在这里等着，我给大家配药。”哭声停了，场里一片寂静，我们都听到了戏台上两挺机枪发出的哗啦声，那是子弹上膛的声音，爷爷的话没能阻挡日本人的机枪，日本人要对我们下毒手了，这时，栗原小子一下从戏台后面跳出来，堵在了枪口上，她的鸟语说得很快，她对她的父亲说，也对那些持枪的士兵说，那声音近似争吵，她的声音被她父亲打断了，有两个士兵把她拉到机枪后面，她挣脱了跳到台下，她朝枪口的方向跑，朝我站的地方跑。她站在我的前面，她的胸口对着台上的机枪。

那些枪收起来时，她才转过身来问爷爷，你能配药，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爷爷摇摇头，又点点头。

到现在爷爷也不想承认倒下的人肯定得了瘟疫，但他不能说不知道，那样不但让她失望，也会把在场的人又都推到枪口下。台上的人正在看着我们。栗原小子转过身去，对着台上的人咕噜咕噜地说起了鸟语。几年后我问她那时她跟那些人说了什么，她告诉我，她说她是军医，有权决定这些人的生死，还有她要让父亲请示司令官，她知道司令官不会下令枪杀给他治好病的人，事实跟栗原小子预料的一样，司令官果然下令让李氏祖孙治疗，这件事也成了司令官“亲善敌国”的一项罪名，使他很快离开了中国。

六十九

当时我和爷爷并不知道栗原小子跟她父亲说了什么，也不知道栗原武一朗会请示司令官，只知道乡亲们正站在日本人的枪口上。我和爷爷飞快地回到家里，焦急地站在药柜跟前。那人的脉没摸着，这是个很大的损失。瘟疫，这个令人恐怖的字眼，像一头出没无常的猛兽，正一点点接近我们，而我们从来就没有对付它的良策。我记得爷爷曾经说过他小时候山后一个村子闹过瘟疫，结果那个村一个人也没剩下。爷爷说对付瘟疫只有预防，救治要以针刺为主配以草药。现在那些还没有倒下的人正需要预防，但什么药可以预防呢？爷爷把自认为有用的药抓到大锅里，烧好后让人抬到广场上，让大家都喝一些，但日本人都不敢喝，我和栗原小子先拿起碗喝了，他们才慢慢地朝大桶走来。

我对栗原小子说，谢谢你，是你救了乡亲们。她说，救他们的是你和爷爷，上帝应该感谢你们才是。她问，我们会不会染上瘟疫。我说不一定，这你得问问你的上帝了。她背过身去，祈祷了，等她转过身来时，她的眼里已经盈满了泪水。她说让灾难离开我们吧，我们会报答您。

但灾难还是如期而至了。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镇子里有两个人死了，毫无疑问，他们也是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又过了几天，他们的人里也发现了这种病，他们从远处调来了好几个医生，他们每个人都吃了预防的药，但瘟疫仍像穿墙而过的子弹一样射中了他们。这种病发病迅速，一旦发作，就会让人措手不及，但我从那些人身上还是总结了些经验：发病前至少有三天的时间，病人开始觉得浑身无力，进而身热，进而才无可救药。

爷爷搬出了李盛奎从先人国里带回的书，找到了写着瘟疫的那章，按着那上面的治法，试着配了一些药，给一些已经见了苗头的人吃上，有一些人真的好了，但仍有不少人送了命。爷爷又调整了几回方子，最后，爷爷真的把瘟疫挡在镇子外面了。在那一两个月瘟疫发病的高峰期，我们的镇子上竟然再没有一例瘟疫病人。为了让更多的人吃上爷爷的药，爷爷还把方子上的药配成药丸，爷爷首先让我把药丸送到了牛栏村，许家寡妇和村长又把药发到大家手里，结果，牛栏村就躲过了那场瘟疫。

我们院子里的人都吃了爷爷配的药。爷爷的药被送到东洋人的队伍里，发病的人明显减少了，为此，我和爷爷也成了最忙的人。我们没法完成我们的工作，有那么多人等着我们的药，有那么多人等着爷爷和我去给他们针刺放血。这些栗原小子全看到了，现在她成了我和爷爷的助手，她帮我和爷爷配药，还要和我们一起出诊，到东洋人的营房里她又成了翻译。即使这样，我们也难以应付越来越多的瘟疫病人，栗原小子跟她父亲商量后，从他们的队伍里调来了一个班的士兵，帮着配药、碾药，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出诊了。开始，只有到东洋人的营房出诊时，栗原小子作为翻译才跟着我们，后来，我们到各个村镇出诊她也跟着了，这遭到了她父亲和我爷爷的坚决反对。我说，你会把命搭上。她说，你呢，你不怕你的命吗？是啊，我怎么不怕，我为什么不怕？我是药铺林的子孙，我怕什么也不会怕病人，这是我们骨子里早就有的秉性。病人身上的病像一个个野兽，而我就是那个专门对付野兽的猎人，我要用我手里的银针，用我柜子里的草根树皮，把那些野兽除掉。我说，它们怕我，我是专门对付它们的医生。那它们也怕我，我是医生的助手。我没能阻止她，她的父亲也没能阻止她。

这一天，栗原小子领着我和爷爷又一次进了军营，有十几个已经发现苗头的士兵集合在一间屋子里等着我们去救治。爷爷把针刺的穴位和放血的要领告诉了我和栗原小子，这样，我们一齐下手，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栗原小子很顺利地给第一个病人实施了针刺，但第二个就遇上了麻烦，一连下了四五针也不见血出来，爷爷只好过来帮她，可能是爷爷太疲劳，也可能是那个病人的穴位有些怪，爷爷也没能一针见血，这让一向沉稳的爷爷有些急躁，他的手哆嗦了，进到第三针时才把病人的血扎出来，但针也把自己的手扎破了，病人的血流进了他的伤口，尽管我们都帮他清洗了伤口，栗原小子把酒精一遍一遍地擦在爷爷的手指上，但没到离开军营，爷爷就觉得不对劲。回到家，他就躺在床上睡了。第二天，爷爷起不来了，他的身上热得烫人，下午还吐了一次，我赶紧把药丸给他吃，但病情还是越来越重，晚饭前，他已经出现了两次昏迷。半夜里，爷爷又一次昏了过去，栗原小子给他打了一针，他才睁开眼，他把我们都叫到床前，栗原小子看着他虚弱的样子哭起来，她说，都是她害了爷爷，爷爷宽容地看着她说，害我的不是你，是瘟疫。可瘟疫又是怎么来的，至此，栗原小子好像一下子清醒了，她拉着爷爷的手放到自己的脸上：“是我害了你，是我，是我们的军队害了你。”爷爷断断续续地说：“不要难过，你们都作不了主，你是个好孩子，我的孙子也是个好孩子，我虽然看不到你们成亲啦，可我愿意你们一起过日子。”说到这里，爷爷拉住了我的手，他把目光停在我的脸上看了很长时间。我被他看得有些心酸，我的眼泪慢慢地涌出眼眶，我知道等着爷爷的是什么，但我还是忍着给他说宽心话，我说：“你放心吧爷爷，你什么事也没有，过一天咱还得一起出诊呢。”爷爷说：“爷爷真想再和你一起出诊，可爷爷要走了。你长大了，爷爷还是不放心你，你要好好活着，你活着不光是为自己，你活着可以让很多人不死。”

在最需要爷爷的时候，爷爷死了。

爷爷的死把一付重担压在了我的肩上，爷爷的死擦亮了栗原小子的眼睛，让她永远和我站在了一起。

七十

几天后，我们又出诊了。

我们出了镇子。上午，我们到了一个军营，那里发现了两例病人，我们赶到时，一例已经奄奄一息，我先给那奄奄一息的放了血。我看着他们把我配的药吃下去，又把带去预防的药分到士兵的手里，等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两个病人已经大有好转，那些士兵第一次显出了热情和礼貌，他们对我呜哩哇啦地讲着鸟语。栗原小子一句一句地给我翻译。他们说应该给我颁发奖章，应该让大日本帝国的天皇诏见我。在离开军营去另一个村子的路上，我问她，你们日本帝国有多大。她不解地望着我。她说没有中国大，顶多相当于中国的三个省，要是跟新疆比还不如新疆大。我笑起来，她说笑什么。我说，你们才有中国三个省那么大，就叫大日本帝国，那我们得叫什么帝国呢。我的话一下问住了她，接着她大笑起来。她说，就叫你们大大中国帝国吧。我说我们不是帝国，我们是民国。她说我们干吗总说帝国民国的，还是说说我们自己吧。说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什么可说的呢？她的脸对着我，黑黑的眼睛望得我浑身发热。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敢做敢当的女人，她可以为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挺身而出，可以面对黑黑的枪口跟我谈话。从那一刻开始，她在我心里已经不是入侵者了，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她吸引我的也不再仅仅是美丽的外表，还有她的勇敢。这种勇敢正是我没有的。我也情不自禁地看着她了。

“你看我做什么？”

“你不也在看着我吗？”

她低下了头。

“你为什么救我们的老乡？”

“老乡里有我的人。”

“谁？”

“你。”她黑黑的眼睛又盯着我了。她在等着我说话，但我不知道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看我们俩没事吧？”

“没事，我们已经挺过来了，现在那些野兽真的怕你了。”我让她把手伸过来，我按在她的寸口上，她的脉象不错，她是一个健康的人，但为了万无一失，我们都可以用针刺一个穴位来预防。这是一个月来我的发明，我觉得这比草药预防还有道理。我指了指前面的一块大石头。我们走过去坐下来，她问我穴位在哪里，我说在乳房左边，她的脸红了一下，但很快就开始解衣服。那是个无风的午后，天气有些热，她把衣服解开，脱下来，又脱下一件，直到脱得我不敢看了，她才说，来吧我的大夫。看着那个白玉般的身体，我的手有些哆嗦，好半天才找着那个并不难找的穴位。她的血顺着银针冒出来。我拔出针来让她穿上衣服，但她没穿，她接过我手上的针，用酒精棉擦一下，刺到我身上相应的穴位里。针起出来了，我伸手拿衣服，但衣服却被她抢过去了，她把我的衣服和她的衣服都铺在石头下面的一片草地上，然后躺了上去。太阳隔着前面的山角在她躺着的地方投下一大片阴凉，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上有两只小鸟勾着脖子叽叽喳喳，不时抬起头来朝我们这边看看，我转过身朝远处望去，无际的山野异常寂静，微风习习，树梢和高处的草轻轻地摇晃着，一股股树脂味和草香送进我的鼻子。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这地方一点不比那个僧医住的地方差，那时，我幻想着跟栗原小子一起住在山里，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单独和大山、旷野在一起了。几个月来的烦恼，失去爷爷的悲伤，山下和军营里的瘟疫、战事，这一切的一切都离我而去了，我们脱离了人世，脱离了苦海，进入了只有我们两个存在的世界，这世界是为我们两个准备的，这世界将伴着我们的爱走过今生今世。我回过头来，看着这个跟眼前的自然一样美的女人，她的身体压在那片草地上，看上去像一幅画，有些不大真实，我一步步朝着这个不太真实的女人走去，我要跟她变成一个人，再融化在这片山野里。我刚一坐下，她就紧紧地抱住了我，她的手和她的嘴唇并用，迅速点燃了两个身体，我们彼此寻找着，抚摸着，两个不分你我的身体终于拧在了一起。这样，一个大大中国帝国的医生，和一个大日本帝国的医生不顾两国的仇视先期讲和了。

我们讲和的过程比较长，直到十个月后才发表和平宣言，那宣言就是我们的儿子呱呱坠地时放肆而嘹亮的哭声。在这以前，为了发表这份宣言，我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阻力。

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得跟栗原武一朗和她的母亲说实话了，她的父母义愤填膺。栗原武一朗哗啦一下就把他的小手枪推上了子弹。她沉着地走到父亲跟前，把自己凸起的肚子挡在了那个小手枪的前面。她的父亲用极其粗暴的声音朝她咕噜着鸟语，她站在那里，也朝他咕噜鸟语，只是她的鸟语出奇地慢，像教孩子学说话。我一直不知道，在她用身体挡着应该对着我的枪口时她跟父亲说了什么。二十年以后，她用了比那天更慢的速度说了一遍：他是个英雄，我爱他。

当然，二十年后，我们的同胞可不这样评价我。他们不但不说我是英雄，就连我良民的资格也开除了，他们说我是个变节的汉奸。这是一顶恰如其分的帽子。我没有争辩，他们不可能让我争辩。

七十一

争辩只能说给自己听，我既没出卖什么，也没投靠谁。我只是干了我应该干的事，我不能看着他们一个个倒下，我给中国人治病，也给日本人治病，就像我的妻子栗原小子，她跟着我去日本人的军营，也去我们的村子，瘟疫不管大日本帝国和大大中国帝国，不管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不管猪狗牛马，它都喜欢，它都想在他们身上试试它的厉害。对待瘟疫就该像对待从洞里爬出来的老鼠，不管跑到哪里都应该把它消灭。这个道理，当时恐怕没人不懂。但过了二十年，我的同胞反而不懂了。

栗原小子的身子越来越笨，我只好把她留在家里。她有些不情愿，她喜欢和我一起出诊，她想看见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在我手上好起来。那是她最兴奋的时刻，她的兴奋远远超过我，因为我对每一个病人都没有把握，死了是他们命不好，活着也是他们命该如此。我尽心做了，活不活可不是我说了算。但她不觉得谁该死，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活，都应该活得好好的。她除了帮我给病人诊治，总要抽时间面壁祈祷，她看见一个个瘟疫病人的尸体被架在干柴上焚烧时，总是泪流满面。我不明白，这样一个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女人怎么会生在一个军官的家庭，怎么会有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父亲。她告诉我，领兵打仗本不是她父亲的职业，她的父亲是一个哲学教授，他的一生都应该用在精神世界，研究人生的意义和出路，但那只是纸上谈兵，他的纸上谈兵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因此，他的方法天皇没有采纳，天皇采纳了东条英机的方法。哲学教授的研究被两个字取代：服从，这是他长期研究得不到答案的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大和民族的咒语，没有哪个人不在它面前服服帖帖。他的研究停止了，他得研究另一种方法：大东亚共荣。这一次不是纸上谈兵，他穿上了军装，背上了那把小得可怜的手枪。她随她的父亲来到了中国，她看到了我们的贫穷和落后，看到了他们的坦克轧过一片平原和村庄，看到了他们的机枪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我们的人打倒在地上。她不愿意看到这些，她希望这些快快过去，她希望他们的“大东亚共荣”早日到来。她相信那都是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而不得不为之的事，就像拆掉旧房子建新房子一样，拆房子总得毁坏些东西，也可能砸着脚。房子和人都有损失，房子是我们的，脚是他们的，他们付出了砸脚的代价，却给我们建了一座新房子。

但她想不到瘟疫，想不到她的父亲会把两架机枪对准广场上的人，那是些手无寸铁的人，那是些还没有染上病魔的人，他们完全可能活下来，为了一个病人，把全场的人都杀死，这是伤天害理的。她看见了那个小伙子的态度，看见了他的爷爷把人推到一边握着死人的手；她也听见了他的话，那话像专门说给她听的；她也是个医生，她也有见病人就救的秉性。他要配药，他要救治。他们祖孙在那个广场上的形象照亮了她，她的心从此不再属于那个盛产倭寇的岛国，不再属于她的大和民族，不再属于那个哲学教授，她的心只属于那个郎中，一个已经家徒四壁的穷小子。

“你必须留在家里，要不我也不出去了。”她服从了我，她站在大门口，看着我走下那个高高的台阶，看着我走过那条石板路，看着我消逝在石板路的拐弯处。我知道她的目光一直跟着我，我就那样背着她的目光朝前走，背着她的目光给人家诊病。这目光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也充满了挂念，我挂念着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那个未得谋面的小东西让我忘记了家里的不幸，忘记了眼前的艰难处境。我必须把村里兵营里全部的病人治好，把瘟疫的贼火扑灭，一点火星，一点灰烬也不留，留一点也会重新蔓延起来。我要让我们的孩子落在一片干净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叫李恒，他真的落在了干净的地方。他出生时瘟疫已经逃走了，他们的人不再为瘟疫死亡，那些被赶出镇子集中在一起的“带菌者”也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为此，日本人还真给我送来了一枚勋章。栗原小子的父亲亲手把那枚勋章别到我的胸前，他还让我给乡亲们说几句话。我站在后楼的戏台上，面对广场上一双双眼睛，想起了不久前在这里倒下的那个人，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救救我，但我们没能让他活过来。我还想起了我的爷爷，想起了我熟悉的、不能再站在这个广场上的一些人。有一个对着药只会说苦的孩子，咽着我的苦药，就闭上了眼睛。我的手拉不住他们。

想到这些，我把那枚勋章摘下来，放到了那张铺了布的桌子上。我不能戴这东西，这东西不能叫那些倒下的人再站起来。我说：

“我们的镇上从来没有过瘟疫，你们来了，才把瘟疫带到我们的镇上。这回死了二百二十三个人，我们镇十年也死不了这些人。你们走吧，你们走了瘟疫就不会再来了。”

广场上一下子静下来，接着是一片唏嘘声。翻译把我的话说给他们听。其实栗原小子的父亲是不用翻译的，但他还是听完了翻译的鸟语，他的脸色有些变，他朝我挥挥手，咕噜了一声，那翻译说不要讲了。

我从台上走下来，和大家一起走出了广场。

那天晚上，栗原小子的父亲走进我的屋子，他说，你是我女儿的丈夫，我不能不保护你，但你说那样的话我真不能原谅你。我把你的事跟陆军总部报告了，他们打算让你到我们大日本帝国去当大夫。

你们大日本帝国还不如我们三个省大，为什么我放着大大中国帝国的大夫不当，跑到你们那里去呢？

七十二

你这话说得可就不对了，大日本帝国现在大得很，你还不知道吧，现在连太平洋都归我们大日本帝国了。

那在这儿和到你们大日本帝国不一样吗？

你这样不听劝是要吃亏的。我不会让栗原小子留下跟你受罪。

他们果然走了，他们的人都进了城。栗原小子没有走，她不会扔下我和孩子，她的孩子在哪里，她就得在哪里。她的孩子姓李，她的孩子是药铺林的子孙，她的孩子不能离开药铺林。为此，栗原武一朗受到了上级的严厉警告，命令他无论如何也得把栗原小子找回来。幸好那时他们的形势已经很严峻，他们顾不上一个女人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