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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沁式长马竿，背影佝偻，走向一片前途未卜的黄昏。题为 《太阳下山了》， 作画时间是 1989年6 月下旬。 画时我忘了自我。原来还想在鞍上挂根 “阿拉木伽”（出远门的绊马 绳），鞍后捆条毯子，后来怕琐碎舍弃了。总画不好近景的枯草，恼得我恨 不得拔些草用胶粘上去——摇曳牧草，从来是草海送别的语言呵。画时我听 着冈林信康的两首歌，《两手空空》还有《和幻想的翅膀同逝》。调着油彩， 怅然无依。听着 “和昨天已经切断，如同一个孤儿。把脚迈在哪一步呢，长 夜才刚刚来临”，画几笔；再听 “不，我已经厌烦了，再不愿看这个世界一 眼”，又画几笔。这是我度日的唯一方式：沉默，作画，而且只想用最写实 的笔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忍住。 油画 《太阳下山了》伴我度过了可怕的精神折磨，也使我比较认真地 练习了一遍油画基本功。为了达到 “信”，我暗暗希望在我放开闸门让自己 的风格冲出来以前，一定要练练基本功。我这样完全没有经过油画训练的人， 能够画得 “像”，无论如何是件要紧事。但是更重要的不在于此，《太阳下山 了》里那个背着人的牧人身影勾我快走；20 年前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艰辛自 由部随笔——浮荡着，等着我。 在这个 6 月以前的一个月，我住在西北民族学院招待所。有一天深夜 有人敲门，进来一个不认识的瘸腿青年。我刚要发问，他突然用蒙语开口了。 蒙语于我是法律，我马上沏茶敬客。 他是一个西部蒙旗的青年，对我的作品精熟无遗。聊了一会儿高兴了。 他突然问：“您为什么进军队了呢！”我呆了：我戴着回民的白帽子，刚从宁 夏农村度了斋月出来。 他那口吻里有一种不满，好像我背叛了一种他刚刚好不容易批准了的、 在他看来太贵重的骑手形象。 我画着，心里强烈地想念着他。我的亲爱的蒙古小弟弟，谢谢你为我 寄存我的形象。 我承认你比我深刻，请把你珍藏的还给我吧。哪怕穷愁潦倒，哪怕走 投无路，我永远也不会再放弃一个走马浪人的形象了。读到这篇散文后请通 过 《收获》来一封信，我要寄一张《太阳下山了》的照片给你，愿你的病腿 康复。 ※ ※ ※ 那么，对于我的残生来说，回民的哲合忍耶，便是唯一辉煌灿烂的存 在了。 徘徊的沉默，微甜的孤独，也许是油画导致写实的原因。我画那幅远 离而去的骑手时，久久沉浸在一种茫然的漫想之中。没有结论，没有边际。 画是为了想，而想时便在画。那种画需要时间，那种色彩大概可以说是细致 而柔和的。色彩也茫然无依，听天由命——骑手头上的天空只潦草涂了一遍 底子，便觉得恰到分寸，不敢再改一笔。就色彩——我用油画笔追求的新语 言来说，那幅画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建树。我只是透过它思索；或者说用完成 它的过程来完成自己的抉择。 无疑，对我本人来说——无论抉择、结论、解救都只可能是哲合忍耶。 哲合忍耶，生我如此一腔血的中国回教最英勇最受难的教派！暴政的 挑战者，奴隶传统的破坏者，正统中庸的异端，底层民众的义旗，伊斯兰及 一切真正信仰者的光荣——想到它，我便沉入狂醉痴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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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崇拜。我不是那种永远有理而且好与人争的人，我 也不是自信无度靠自我感觉度日的人。我有我透视自己的能力。我要有支撑 ——如果没有人愿意，那我就在精神世界寻找。哲合忍耶迎我而来，使我如 一条将要干涸的河突然跌入了大海。 时机降临了。用回民的话来说，口唤到了。再也没有留恋疑虑，再也 没有幻想，再也没有一点掺假和轻浮——我决心以全部残生投入为哲合忍 耶、为宗教、为人心最起码和最高尚的自由，为拯救我自身心终旅决战。 这个决心应当有一张油画来记录。 油画 《光复洪乐府礼拜寺》作于1989 年秋，58×52cm，是在板上打乳 胶底子，再用油画笔和调色刀画成的。画时我怒不可遏，心中轰鸣着如雷的 战鼓声，和密集鼓点中激烈穿荡的嘹亮圣乐，大块抹上的橙红晚霞上是湖蓝 涂成的天。天蓝色的礼拜寺 （我曾在这里度过半个斋月）如同圣殿。两棵黑 杨矗立成门旗 （这是礼拜寺恢复时留下来的护路树；原来卑鄙地碾平了寺、 碾平了人心的青铜峡——吴忠公路已经在作孽 10 余年后改道，10 余年里长 大的杨树被回民买下了）——如复活的灵魂。 前景，画到前景时我不能自己，只顾把一切激烈的浓色往上砌抹。这 块土地从清同治年至今，浸过了多少遍哲合忍耶教徒的血啊——我把它画成 了汹涌的红浪。 这幅面装好镶框，正挂在我的西墙上，与一位我崇敬的老阿訇写下的 阿拉伯文 “束海达依”（殉教之道）并列。让世人因无信仰而生，我宁愿有 信仰而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造成了我的礼拜场所，它使我阴暗过分的 思想里射进了五彩辉煌的光芒。 这幅油画也许将成为我重要的宗教画。面对世纪末的我自己，我总觉 得唯它能解决我的矛盾。也许这幅油画已经帮我跨过了人生的大关。从画成 它以后，我真正获得了坚定的意志。从此我不怕失去廉价的友谊，不怕再忍 受读者的背叛。有人在我的 《金牧场》发表后说，张承志走到了反面；我想 说，从这幅油画开始，我才刚刚走上了人的正道。 在洋鬼子那里，宗教可能是一种传统习惯；而在中国，敢于宣布并守 卫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人性和人道的标志，是心灵敢于自由的宣言。 一个人只有敢作这样的宣言才能打通艺术之路。我痛恨中庸之道，我 否认孔孟中庸的人生形式和艺术。 会有一天，我的油画 《光复洪乐府礼拜寺》将挂上兰州东川拱北或是 银川东寺的墙壁；和遍及 10 省的哲合忍耶献上的锦旗并列，和衣衫褴褛但 为中国提供了脊骨的西海固回民献上的贺帐为伴。无论是我或是我的这幅 画，在那一天在那面墙上，都将只有温暖永不孤单。 那才是够味的一步，那才是我对轻浮的崇拜者和恶毒的批评者的回击。 几十万誓死的哲合忍耶回民将是我的最棒的欣赏者。他们在舍命守卫那些清 真寺的同时，也将守卫我的艺术。对于我 10年前童言无忌喊出的 “为人民” 3 个字来说，那将是一个多么响亮的回音啊，是我使艺术真正和底层人民的 心贴在了一起——这一点任何人都望尘莫及。 画 《光复洪乐府礼拜寺》的时间，使我若触若失地感觉过一种快感— —我猜它就是一个画家或艺术家捕捉到、遭遇到自己的语言时的感觉。我刚 要品味一下，它又悄然消失了。 色彩？笔法？新语言？或者是终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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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必须下决心了。这是我的极限。从油画 《黄泥小屋》开始，我 听凭生命去进行的追求已全部结束。如果还要画，那末，新语言的问题尖锐 地、如同再强求活一次一般地等着我。 ※ ※ ※ 我问自己：你真的想当一名画家吗？ 不应该轻率回答。 我是那样地深爱着大自然。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 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至死不渝的恋人。我心中盛满它们的景象— ——我不用写生就是属于它们的风景画家。那么——我要画吗？ 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 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 10 年功夫磨 炼了自己的文字语言。我已经弃职无业。我今后必须把养活自己的女儿当成 首要目标。在这种时刻——改用油画色彩如同一个巨大的零，它不仅神秘莫 测而且暗藏危险。真的要画吗？ 我没有决定。 我面临的不是一种任性之举；如同苏非主义的宗教，它是一种唯有主 知道的机密。 ※ ※ ※ 在决定之前，我要尽量地画。也正因此我写这篇长散文。我的胸中冲 腾挤撞着无数景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把它们抽象成构图。我要为我 最喜爱的黄巢咏菊诗画，我要为我的最高学府——沙沟庄子画。我要画 《东 乡，三十年后》，我要画 《红石头山和如线的新月》。我要画《外蒙古的白湖： 牧人对海的思考》，我要画 《弥漫苹果花香的伊犁5 月》——我盼着这些绘 画行为变成一种宗教礼仪，为我求未来属于我自己的绘画语言。但我并没有 说：我的祈求能够应验。 我是一个平凡的、出身贫寒的穷人儿子，但我走过了深具意味的道路。 我丝毫不想归功于自己，我只感激前定。伊斯兰和一切一种教都强调前定。 我已经否定了一部分孔孟之道尤其是它的中庸之道，尽管我溅起的浪花渺 小。将来会有人继续溅起浪花，直至埋葬这种人类已经不需要它的东西。未 来的人只需要纯洁的心灵追求，以及相应的真正艺术。 年轻时闯入的乌珠穆沁纵深的汗乌拉，成年后闯入的西海固纵深的沙 沟，都是一些艺术世界。20 岁时成为我亲人的蒙族牧民阿洛华一家，36 岁 时成为我亲人的回族农民马志文一家，都是一些美好的人。我只是他们培育 的一个精灵，有时显现为诗，有时显现为画。 觉悟这一切实在太难，觉悟的刹那便想感叹为时太晚。我真想来世原 样不改地再活一遍，那时我将获得——胜利。 狗的雕像的联想 在大时代里可以怀念人。司马迁生逢其时，所以总结那雄奇时代时， 他的一部部列传写得笔下生花。愈节省笔墨愈韵味无穷；《刺客列传》只是 用残墨写了几位不能不写的 “恐怖主义者”——20 个世纪后不知为什么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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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电视台也操着一股盎格鲁·撤克逊式的正统秩序维护者的腔凋，念出 恐怖主义者几个字时带着一种判死刑的味儿，——但那 《刺客列传》却是伟 著 《史记》的压卷之笔，永远地发射着难言的、异端的美。 活不在那种时代则容易怀念狗。比如前苏联就制作过一部狗电影 《白 鼻姆黑耳朵》，让人感动不己。近年来狗电影、狗电视、狗文学不用说养狗 之风都常盛不衰，不能不认为其中深藏著人类的时代感和潜意识。 在日本，连狗都知道在东京涩谷车站前面有一只狗的雕像。不用说， 带着一个动人的狗故事；不外是战乱离散，主人一去不返，那狗便“死心眼”， 死死地在那儿等，一直等得死在它与主人约束的地方。日后，日本人为了抒 发忠诚和宣扬这种死而不渝的品质 （日本人非常重视这种“不渝”；侵略战 争过去半个世纪了，而他们有几分 “渝意”呢），——在涩谷为此狗铸了铜 像。至今凡约会在涩谷的人都流行把地点定在狗像前边，以表示自己也那么 忠诚；至少能做到不见不散。 在东京挣扎着的百万外国人对那条铜狗大体上态度淡漠。大约是在那 儿约得多了，发觉只是给那条日本狗做了宣传，而事实上日本人远非那么守 信用，尤其是无利可图的时候。于是，怀念故乡狗的现象就产生了。 狗的回忆，有复杂的动机也有复杂的联想。世上狗文学的主流大致上 是吹嘘；比着吹自己的狗的奇、猛、忠、灵。不节制的例子，有描写狗不仅 跟狼咬而且跟豹子咬的。 而我见过的狗却都很平常，平常得像一堆土。 ※ ※ ※ 那是在乌珠穆沁，我在那儿插队的第三年。不用说，牧人家都有几条 狗；我家的几条狗中，有一条名叫吉里格。这种狗名字其实不算名字，草原 上吉里格这个音类似于狗的通称也类乎一种唤狗的声音。 吉里格可没有那种斗虎斗豹的奇遇记，有没有直接与狼厮咬过，也弄 不清楚了。它只是一只忠实的北方牧羊犬，壮健多毛，脑壳硕大，浑身是黑 色，喜欢卧在包的正南方———监视着一切走近的异己者。那一年它大约是 十七八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眼睛呆滞、瞳孔混浊，嗅觉也已经失敏。 牙齿软了，额吉每天留心给它弄些稀食喂。它搂着一块骨头左啃右啃咬不下 肉来的时候，额吉默默地蹲在地上陪着它。 那一年不仅仅是狗虚弱的一年。我插队住进的这一家牧民，因为说不 清的复杂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正处于一个或者光荣地留在革命阵营、或者危 险地陷进牧主阶级的边缘。 草原不动声色、但是阴沉地把一种薄薄的恐怖气氛送过来，让它弥漫 在我们家那顶灰旧毡包的四周。 — — 不是那时身在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 也无法总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而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 住其中的知识青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 谁都知道、但谁也不说的东西最真实。 那个冬天来我家毡包串营子的人依然很多。我们包里的成员，包括刚 刚4 岁的男孩巴特尔，神色中都有一丝小心翼翼，有那么一点逢迎和胆怯。 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我，刚满 20 岁的我那时虽然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心中不 服，受不了那些趾高气昂地来串营子的牧民。对他们我冷淡而怀着敌视，但 那座毡包不由我作主，说透了我是这个包的缘份更远的客人。一家之主是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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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的独子阿洛华哥；他那陪笑脸说奉承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 还有一个例外是吉里格；它老糊涂了，忘了世态和处境，有时会突然闷头闷 脑窜出来，咬住人的毡靴不放。它的牙齿已经没有劲头，齿尖也没有了锐利， 所以一般是能吓人一跳、咬人一疼，而不会咬出血来。 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 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突发事变，并没有戏剧性和什么特殊性，日出日暮， 四野茫茫，积雪平静地随着寒风变厚着，一切都循着秩序。当一天天都是有 苦说不出来时，那苦也就无所谓苦了。 1992 年冬，当我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猛地悟出了我与那一家蒙古牧 民之间情份的缘由。 在东京每当路过涩谷，我都绕过去看看那条铜狗。看着它时心里想起 了吉里格，我变得怀疑一切编造的狗故事，我觉得我这种心情与涩谷聚集的 各国流浪汉们非常相似——因为在他们的神情中也有一丝对那钢狗的隔阂和 蔑视。 在那里能看见各种外国流浪者。最谦恭的表情属于孟加拉人，最自尊 而因为无法施展而显得拘束的是伊朗人，无畏地唱着歌，跳着舞以求掩饰自 己的孤单和慌乱的是拉丁美洲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挣小日本儿的钱， 大家五湖四海地走到一起来了。人群中最隐蔽而一眼便可以发观的是中国 人，当浸泡在歧视的空气中的时候，中国人是不唱歌、脸上也不会出现好斗 的自尊颜色的。 我想着狗的事，趁无事好做和这些流浪汉们寻机攀谈。孟加拉人要攫 住每一口食物，但不涡泯的善良天性使人微微心动。拉丁美洲人跳成一个盾 形，故意不理睬世界，愈没有人扔钱他们唱得愈凶，艺术原来是穷人护心的 盾。我和一个伊朗小伙子偶尔闲谈起来。 凭着伊斯兰教，我们能互相信任地谈。他被一个日本警察奚落了一顿， 原因是他向警察问路，那警察先把他问了个底儿掉。进入日本的伊朗小伙子 大多用旅游签证入境，然后四处寻觅重体力劳动——日本人借他们一臂之力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再随心所欲地收拾他们。我和他聊得很痛快，聊海 湾战争，臭骂美国佬。 这时，有几个醉醺醺的穿西服的日本人围住那群拉美歌手。一个醉鬼 不知为什么亢奋了，搂住那弹吉他的小伙子又蹦又跳，其相丑恶难以形容。 吉他手不知所措，因为那丑恶醉鬼付了钱——我想起一个打工朋友说的话： 日本人真是连男人也要调戏一番的动物。我和那伊朗小伙子停住了闲谈，看 着狗像前那歌摊。我们都有点紧张，都不知那几个拉美歌手会怎样。在这个 无耻的世道，人心很像火药库，爆炸只需非常小的一个火星。 但是，歧视如果有强大的贫富为依据，歧视会被社会接受。爆炸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背叛了的社会太冷了，不给你一个炸的温度。 那拉美吉它手腼腆地、好不容易甩开了穿西服的鬼子他也一样，在这 样的世道里人没法子炸，哪怕让鬼子 “调笑”一通。 我看着这一幕，猜测着换了我会怎么样。伊朗小伙子盯着这一幕的眼 光阴沉，我一时无法判断这 12伊玛目派的青年在想什么。 ※ ※ ※ 那一年我家最怕客。准确地说，是我和额吉两人厌恶客人。那个冬天 的客人中，有不少人有那么一点像涩谷狗前面的西服醉鬼：说他坏似乎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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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坏到该揍他，说他不坏他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欺负你的心。额吉是一切的 原因，因为她的出身问题 （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还是逃不开出身！）弥漫而来 的不祥空气，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整个冬天我心情烦躁。冻硬的牛粪绊着脚，羊群渴盐硝已经急得啃围 毡和车辕了。 天空一连两个月阴霾不开，不下雪，只是白毛风刮得积雪一天比一天 硬。下午 4 点钟羊群回盘，我们忍着冻忙着圈里圈外的活。最后忙碌完了钻 进包门时，冬日的草原已经漆黑了。这种时候人全心全意想着的只是热腾腾 的羊肉面条；而往往在这种时候不速之客报门进来了。 如果是能称之为朋友的客，人谁都不乏好客之心，更不用说牧人。但 是若来一种心理上怀有一分欺主之意的客，那一天唯有的喘息和暖和就算完 了。 70 年代初，草地上很盛行这一套。成群结队到了一家门口，进门后热 热闹闹地扯皮，气氛快活融洽。而主人多是四类分子、牧主富牧——贵客临 门赶紧张罗还唯恐不及，谁还会去计较微乎其微的心理！我曾在一篇小说中 写到过这种天天迎接欺主之客的人，他每个月打发这些来客要用一二百斤粮 食 （《北望长城外》）。不用说，这一套是轮不到我家的，因此那时和以后很 久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人性的这一面。 我住的阿洛华哥家轮上的，是近似歧视的一种交往。我当时只是极端 地反感，但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像那个在涩谷卖唱的拉美小伙子一样。然 而，老狗吉里格可是不管有刺无刺，该下嘴就下嘴。它老透了，老得失去一 切判断和分析的能力，老得鼻头眼睛粘糊糊分辨不清，它只凭一个大致的好 恶，并且本能地行动。 那一天是个晴天，羊群疲惫地走不远便大嚼起来。中午我哥来换我回 家喝茶，我就离开了羊群。 拴马时看见牧民 A 的马，配着他漂壳的银鞍。我进了包，看见额吉正 在招待A 喝茶。 我端起茶碗顺便坐在门坎上，和A 问答了几句。 这一天的 A 和往常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喝着茶，扯扯天气膘情， 草场营盘，半个时辰后他告辞了。 吉里格突然一口咬住了他的腿。 A 惨叫 （该说是惊叫）时，我们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向蹲踞 在毡包南线面对辽阔原野的吉里格，不知什么时候守候在门口，而且似乎等 侯一般把大黑脑袋紧凑着门槛。很久以来，它不吠叫了，有时无缘无故地低 吼几声，嗓音浓浊，分辨不清它的心情。它闷声闷气就是一口，咬住了A 刚 刚迈出门槛的靴子。 我反应过来以后马上想到的是：A 不会受伤。吉里格的牙齿已经全坏了， 以前我也曾被它咬过一次，毡靴筒上只被它的牙床嵌出几个小坑。但是，A 似乎受了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巨大惊吓和摧残，他好像被咬漏了脑壳，那 藏着已经很久的邪恶一下子泄了出来。 他抡起马棒打狗时，我的嘴角还残留着一点笑；额吉甚至还带着歉意 地替他呵斥吉里格。“滚开！……你这疯狗！……打，狠狠地打！”额吉喊着。 但是，打狗的客一旦动了手，就不仅仅只想出一下气或挽回一点面子 了。A 打了几棒以后，发生了一个倏忽间的变化；他动怒了，决心要打个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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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打出威风来。 我特别记牢了这个瞬间闪过的变化。这就是那种谁都知道、但谁也不 说出来的真实。 A 与我家住得太近了，他和我哥的往来太频繁了，草原上今冬阶级复查 的风刮得太紧了，四下里议论我们这个包的时候那敌意太明显了。A 并不是 自动与我们住得这么近，草场是官们划分的；他和我哥并不是朋友，接触多 只是因为住得近；他是无可争辩的贫牧成分，他犯不着让那股蔓延的敌意也 沾上自己的身。我牢牢看清了他要抓住这个碴口与我家来一场矛盾纠纷；尤 其今天是晴天，家里只有老太婆一个人。 一两分钟之后，A 怒吼的词汇已经变成 “杀”，他咆哮着：—定要杀了 老狗吉里格。 他抡圆了马棒 （乌珠穆沁的鞭子都有一截圆木棒，有些人则用长马棒 当鞭子），疯狂地打狗了。吉里格看不清楚，所以躲闪很慢。棒子重重打在 老狗的肉体上，发出噗噗的钝声，狗看不见，便不躲闪，我听见它喉咙里咕 噜噜地低声吼着，声音又粗又重。 ※ ※ ※ 第二次我遇见那位伊朗小伙子时，他是单独一个人。涩谷狗像前人很 多，日本学生们正等着黄昏降临，然后去寻欢作乐。我和他谈到 12伊玛目， 谈到中国境内的塔吉克。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完成了朝觐的哈智，他对此很自豪。我问他是住 在城里还是乡下，他说现在住在德黑兰，小时候在乡下放羊。 说着放羊的时候，我们都瞟了一眼那条铜狗，谁也没有说什么。 还扯到女人，伊朗人在日本都是单身打工，不带家属。不管合法的工 或是黑工，他们的目标是挣上一笔钱就走，谁也不与这个国家过多纠缠。这 一点与中国人非常不同。 伊朗人只要日本人的钱，他们要做伊朗人；而中国人没有这么简单的 原则。他反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女人在日本，“她们都坐上出租车了 吧？”他问。 我们都笑了。这是个挺惟妙惟肖的描写，虽然有点尖刻。但是笑了一 下就作罢了，我和他都心神不定。半晌，他说，他要回伊朗去。 我问：工作没有了？ 他凝视着我，点点头，接着又说道：“没有房子住。” 我无法回答一个字。劳动力缺乏的东京，自由租赁房子的东京，我们 实在是太熟悉了。谁也不说、谁都清楚的是人对人的歧视。一个岛国居然歧 视诸如波斯、中华那样大的古国，我们也曾奇怪和不解，但世界就是这样。 — —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位伊朗青年。我俩没有去说不愉快的事， 我不愿追问他怎样被不动产商人拒绝租房，也没有追问他怎么找不到工。我 俩能找着快乐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在彼时彼刻，在那群男女包括那条铜狗 中间，我们俩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是真挚的，没有染上一星肮脏的歧视病。 那天分手时，我觉得钢狗是虚伪的，狗的雕像不应该如此，因为忠实 的狗遵循的是一种人类学不会的原则。但是关于怎样塑立一个狗的塑像，那 天我没有想清楚。 身躯高大魁伟的伊朗——波斯小伙子消失了。我和他的邂逅已经结束。 在灯光闪烁的涩谷，他的背影非常俊美。这美消失了，但是没有被歧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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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道玷污。回到他动荡而贫穷的故乡以后，他要负起沉重的生活。但那生活 毕竟不会这么压迫心灵，我想着不禁为他松了一口气。 伊朗人的思想是正确的。忍受妻儿分离的苦楚，挣它一笔钱便一去不 回。不留下一丝一毫的情感和企望给他们，一切都寄托给自己的、像人一样 的生活。高原的牧羊犬和美丽纯洁的波斯女人在等待着，在离开之前确实无 需回顾。 他根本没有再看那铜狗一眼。他住在都市但生于牧羊人之家，我猜他 一定也曾养过几条出色的好狗。在我和他之间这种似有似无的交往中，他从 来没有提起铜狗一个字。 或许，他只是视那条狗为一块铜，一个装饰，一个符号，一个形状， 他内心深处根本没有认为那也算一条狗。 ※ ※ ※ 勃然大怒、复苏了体内对我家的蔑视的 A，可能不再认为吉里格是一条 狗。衰弱的吉里格已经不会躲了，一动不动地立直身子，低垂着黑毛茸茸的 大脑袋。马棒打在它的背上，打得它一晃一晃，但是它不会躲，不逃开。它 浊哑地呼呼吼着，那声音——后来我久久回味过，但至今我不能讲明那声音 里充斥着的，究竟是愤怒、是绝望、是抗议、还是轻蔑。而A 愈打愈轻狂、 愈打愈滋长了欺负人侮辱人的快意。“杀了它！杀！杀！”他单调地骂着，充 血的眼里闪着罕见的凶光。 不知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和转变的。A 从吃惊 （也可能还有疼痛）到发 怒打狗，再到决心杀狗欺主——其实是杀狗斗主，他要制造与我家决裂的斗 争——，仅在一两分钟之间就完成了。同时，在同样的瞬间里，额吉也从吃 惊、道歉、呵斥吉里格，而突然地转变为要救吉里格的命。 白发苍苍的额吉死死扑在吉里格身上，把狗压倒，用身体护住了狗。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简直不能想象，她居然会有这样的举动。 A 无法下手了。他举着马棒，围着额吉转着，寻找能下手打到狗的缝隙。 但额吉拼死地伏在地上，掩护着吉里格，A 被瓦解了，虽然他还在骂骂咧咧 ——这是他这一类蒙古人的伎俩。他显然被震惊了，但他还要掩饰，他不知 如何收场才好，所以只好尽着一张臭嘴唇不停地动。 我看见，侧面山岗上，笔直地冲下来一骑马。阿洛华哥发现了家门口 的动静，他赶回来了。那匹马笔直地冲下陡坡，溅着一条垂直的雪雾。 这就是我，刚满 20 岁时的我目击的一次打狗欺主。这也是我第一次面 对面地看到对人的欺侮。那时我没有懂得这种罪恶源于歧视，我更不可能想 象当时我认为已经被压迫得气闷的牧民，在未来也可能去歧视别人。 这件事刀刻一般留在了我的心上。不论岁月怎样淘涮，直至今天我无 法忘记它。也许，连我自己也感到古怪的、关于我和那位蒙古老人之间的感 情，全是因为这个基础。 有朝一日，倘若她的后代远离了那种立场和地位，或者说倘若他们也 朝着更低浅、更穷的人举起马棒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将断绝干 净。 阿洛华哥马到门前，为 A 造成了下台阶的机会。他不用尴尬地对着一 个褴褛的老太婆举着马棒了，但是他可以同儿子继续斗。 我没有介入。我哥的囊脾性早叫我烦透了。他是绝不敢一斧子、哪怕 是一鞭子抡向A 的。隐隐伴随了他多年的低下地位造成的软弱，使他也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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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副嘴皮子。他只敢说，决不敢动——两个汉子吵了个天翻地覆，吵到太 阳下山，A 累得回了家，但是不仅没有惩罚也没有决裂，一个月后A 又恬不 知耻地常来常往了。 A 来串营子时，不敢用头往包门里钻，而是用屁股拱开门，倒着进包。 我看见他就恶心，不过，这种人太多了，我后来也就司空见惯。 其实吉里格睬也不睬他。吉里格对 A 如鲁迅所说，采取的是最彻底的 蔑视。A 以后每次来串包，都换不来一声狗叫。吉里格远远蹲在包正南方的 草地上，正襟危坐，凝视着茫茫的草原。 吉里格终于衰老得到了那一天。 那是后来，有一次，它摇摇晃晃地觅食。那天太阳照得很暖。后来它 晃荡回南面那片草地上，卧了下来。吉里格晚年的日子大致天天如此，在阳 光下昏睡，因此谁也没有留心。 次日，它还卧在那儿。 再过了一天，它仍然卧着不动。我询问地望望额吉，额吉没有说什么。 它那身漆黑的毛被风吹拂得掀动，我无法猜测它在做什么。 吉里格就这样，渐渐地溶化在我们家南方的草地上。黑毛皮溶蚀了， 变得浅谈模糊。 我们仍然不去惊动它。最后，应该说它消失了，那正南方草地上只剩 下一个架影，像一丛芨芨草，像一个黑黝黝的土包。 翌年那儿真地出现了一个土堆，上面密集地长着意草。那一丛草比平 地高出一具狗身，永远地留在了我驻过青春的营盘上。 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我骑马走过那里，眺望旧营盘时，总是能清 清楚楚地望见那一丛草。 写这么一个平淡的狗故事当然不合时宜。不过我早就决心写写这件事。 时宜是否引人堕落我不关心；但是一个新秩序正在这个世界上形成，流行的 时宜也许使人忘记这秩序可能压迫自己，因为它公开打着歧视的旗帜。 这一切方兴末艾。再写下去人会说这是故作危言。共鸣的消失，再次 证明着人的变与不变。离开那条铜狗的伊朗小伙子，离开那条铜狗的我，都 迎着生存、孤立、正义几个壁立的巨大质问。但是我们失去了人的参照却仍 拥有狗的参照；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制造出有美的生存方式。 无论处在怎样的时代，人类中的美从没有中绝。狗通人性，正因此狗 才那样动人地追随，那样始终不渝。 1992·12 听人读书 有两件杯水末梢的小事，总想把它们记下备忘。其实备忘是不必的， 因为已经顽固不弃地把它们忆了这么久，记之纸笔毕竞还是因为感动——哪 怕周围写大潮大势的多么热闹，我还是更重视自己这种真实的小小感情。 都是听孩子念书。 地隔千里：一处是北国边界乌珠穆沁草地，一处是贫瘠之冠的宁夏山 区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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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内蒙插队到了那个年头，知识青年们的心已经散了。走后门当兵的 第一般浪头打散了知识青年的决心，人的本质 20 年一次地、突兀地出现在 我们中间。 那时候，我们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心气尚未磨褪，我们激烈地争论了 几天，一个口号出现了：“在根本利益上为牧民服务”。在这个口号之下，具 有永久性利益的一些公益事业，比如小学的创办，中草药房及诊所的创办， 还有原先也一直干着的盖定居点房屋、打深水井，就都落到了我们知识青年 手里。 我因为这么一个不通顺的口号，懵懵懂懂地被安上民办汗乌拉小学教 师的名字，给塞进了一群孩子当中。 不再重复那些艰难的故事了。 总之，不是讲给别人和历史，只是应该告诉自己的唯一一句话是：我 和一群衣衫褴褛的蒙古娃娃一起，给自己生涯筑起了最重大的基础。 亘古以来，这片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朗朗书声。 那天的我 21 岁。经过一冬的折磨后，我的皮袍子烂得满是翻出羊毛的 洞。被一些老太婆啧啧叹息时，那时的我懂过穷人的害羞是怎么回事。这和 日后我见过的一位要人公子 （当然他们是应该当第×梯队再当部长省长的） 下乡前忙着借一件旧衣服以求不脱离群众——完全不像一个人世的事。那天 我费了半天劲总算把蒙文字母的第一行 “查干讨勒盖”讲完，然后我下令齐 读。在我用拆下套马竿梢尖充当的教鞭指点下，感人肺腑的奇迹出现了。那 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此刻——20 年后的此刻我写到此处， 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在心里升起了。 那就叫 “朗朗书声”。20 来个蒙古儿童大睁着清澈惊异的眼睛，竭尽全 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 “啊！哦！咿！噢！喔！……”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读书，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着我 的心。后来听说过当今练气功的有一手灌丹田气，用体育手榴弹八方击小腹 并且憋出怪声。我想我的丹田气是由一群童男童女相围，以春季雪水浸泡大 地百草生出清香之气，再由万里扫荡的长风挟幼童初声和草原初绿，徐徐汇 集，猛然击入，进入我的身心丹田的。确实常常有非份的、对于自己生命的 奇怪体会——我总是觉得万事只遗憾于时间太少和时机不适；至于原力，至 于我这条生命的可能性，在此我能找到合适的比喻了：至今为止我全部劳作 消耗的生命原力，顶多只相当那天孩子们3 次喊声击入的能量。 然而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我木然端坐，襟前是蜿蜒不尽的乃林戈壁， 背枕是雄视草海的汗乌拉峰。齐齐发出的一声声喊，清脆炸响的一声声雷， 在那一天久久持续着，直至水草苍茫，大漠日沉。 ※ ※ ※ 那样的事我以为此生不会再有了，谁想到今年在西海固又发生了一次。 晚饭后，下了土炕无所事事。尔撒儿正在掏炉炖耀罐，我随口问： 尔撒儿，今天书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了，他紧张又稍显惊惶地眨着一对话脱一个漂亮小姑娘的大眼。 来唦！我一屁股坐下，心里懒懒地把二郎腿一支：今夜晚就给巴巴念！ 尔撒儿迟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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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笔随心写着，我忽然猜想当时尔撒儿也许是要随他们回民小学 的哪条规矩吧，不然迟疑着等什么。汗乌拉小学的往事太远了，我实在猜不 出一位考学生的老师该怎样摆个架式。 念唦，我命令道，心里像门外的裸秃野山一样茫茫然地，说不出有个 什么一定的意思。 ※ ※ ※ 1984 年冬天我第一次结识这家回民。由于对清政府等官家的仇恨 （鬼 话？），我们的感情急剧深了起来。贫瘠的不毛荒山默默地永恒地挑拨着反 抗的欲望，他们的穷苦生活使我每天都觉得刷新着对世界的认识。 我偏激起来。这在高中一年级入团时支部鉴定 （也许那是我接受的最 后一次鉴定了）上缺点栏中写道：思想方法偏激。我不明白当时团支部的哈 红星 （他后来也是饱经沧桑）如何有这样的透视力——其实我以全身心偏激 地爱憎的时刻，只是在 1984 年的这个岁末才到来。从那以后，我猜我这个 人是永远不会和显贵达官、永远不会和侮辱底层民众的势力妥协了。 我怒冲冲地吼着骂着，在这间穷乡僻壤的黄泥庄户里发号施令，满足 着自己关于一名义军将领的幻想： 娘的给老子念书！不许等碎的长大再念，老子要这个大的立时就念！ 我母亲当年穷都穷死了也供老子念到硕士！叫尔撒儿念！叫海称儿念！你一 辈子就后悔着没读个书？那你还挡着娃们不叫念！…… 乱吼一通，今天静静回味也许并没有真地动真格的。城里人，笔杆人， 说上几句当然很便宜。 第二年我来时，碎娃娃们仍然在门口混耍。大儿子尔撤儿和大女儿海 称儿，却都不见了真念了书。那时听腻了的是两个娃怎么怎么笨，怎么 “怕 是念不成哩。” 我没有太关心。 我那时仍然为一些重大的秘密事激动着，沉身那些深潭里，每天不厌 其烦地朝农民们打听细节琐碎。 说到孩子，尽管尔撒儿美得赛过漂亮姑娘，尽管海称儿白嫩得气死一 切化妆品的卖主买主，我那时比较喜欢的是小女儿桃花。桃花使我联想自己 的孩子。她可爱的画中娃一般的苹果脸蛋，总使我沉耽于一些小天使、令人 激动的图画之类。我曾精心拍过小桃花的肖像；也曾多少带着表演的严肃， 拍过一张把桃花紧抱在肩头的自己的像——拍那张时，我心里想的是苏联纪 念卫国战争的一座雕塑：一个披斗篷握长剑的红军战土屹立着，把一个小女 孩紧搂在肩头。 至于上学，两三年里我接受了农民的观点——宁无文化，也不能无伊 玛尼。中国回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们有一种口头禅，就像前述的我自己一样， 喜欢廉价地议论回民教育。 而广大回民区的老人们却多是笑而不答。 后来我听到了这种绝对非 20 世纪的落后观点：书嘛念上些好是好哩， 怕的是念得不认得主哩。念书走给的不是没见过哩：念得狠的坐了个帆布棚， 念得日囊的骑着个钉铃铃——可有哪一个里里外外是个穆民呢？哪一位你敢 指望他维护住祖祖辈辈的教门哩？咱家没下场唦，不求那些个虚光的事情。 咱家养下的娃，哪怕他大字不识一个，但若他守住个念想不坏了伊玛尼，到 了末日，拉上那些帆布棚坐下的、钉铃铃骑下的比给一比——谁在那时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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