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夕，国产情人节，要不是咱们年纪相差悬殊，估计会被周围人当成同志。”我说，帮助不懂中文的大佬理解，周围为什么这么多成对的小男女，焰火起时，为什么小男女们都努力伸长脖子变成了游禽。
“噢。”大佬继续看着窗外，“香港的确是个美丽的城市，只是在衰落。”
“看不出啊，这么中看不中吃的餐馆，这么贵，还这么多人，几乎满座了。”
“九十年代初，这家餐馆靠窗的这种位置要提前一个月预订，每天晚上会翻三次台。”
仔细想来，大佬说的不错，香港的确富过，暴富、大富过，城市奢华，精致，高效，有序。
港岛就是南中国海里一座冒出海平面的小山。能拾捣出来的地方，梯田一样，都种上了高楼。能通过环境评估和平息市民反对的时候，都填了海，然后再种上高楼。港岛和九龙之间，已经不是海了，是条不能算很宽的河，坐游船出海，当地不叫出海，叫游船河。再努努力，再填填海，九龙和香港就接上了，河变成地下河，人和车也不用坐船或者通过隧道往来了。从新中国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间，偌大一个中国，只有香港一个对外的通道，即使再挤，热钱游资各方势力也要往这个弹丸之地继续挤过来，在皇后大道上有个撒尿刷牙放把凳子的地方，仿佛一个正青春的少年，只允许在鼻尖一平方厘米的地方长青春痘，鼻尖这一平方厘米，想不珠钻般熟糯灿烂，也难。也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独特性，再加上大英帝国百年殖民造就的法制和说英文的劳动力群体，在三十年间，把香港从一个英国的小兵营和补给站，推挤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口，第三大金融中心，地皮第三昂贵的大都市。
由于地皮难得，所以用心建设。建成的高楼仿佛德国造的万宝龙笔，细细观察，每个细节都在不露声色中被精确地照顾到，每一寸土地都被顶尖的建筑师用当时最好的技术和工艺压榨出最大的功效。由于高楼密集，高楼之间游廊相连，人车全部分流，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下，商务会晤步行可达无需坐车，打雷下雨不用打伞。因为密集，常常能撞见名人，感觉活在沸腾的生活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在机场赶飞机撞到两次周星驰，戴副墨镜，麻布衣衫，身体瘦小如去了毛的柴鸡，表情呈现早期抑郁症面容。我在酒店吃早茶或者中饭两次撞到成龙，就坐在隔壁，和几个老外在谈事儿，白色便西装，米色便西裤，五十男人一枝花。我在汇丰银行总部楼下的自动取款机上取点现金，瞥见何鸿燊车牌是HK 1的罗尔斯罗伊斯在旁边的小路右转，开向皇后大道中，他坐在司机的后面，右手边应该是保镖，保镖戴着金丝眼镜，脸上没有横肉，眉宇间竟然还有些温文。离汇丰银行总部大楼几十米之外，就是东方文华酒店，那里有好吃的蛋糕和巧克力，那年愚人节的那个晚上，我想，一定有不少人看到象落花一样从酒店坠下的张国荣。尽管高楼密不透风，但是供人民舒展身心的保留地不容侵犯。高楼之间，依山就势，是公众免费运动场和盆景一样的街心花园和儿童乐园。坐出租车5分钟，保护完整设施完善的太平山就敞开三四个登山口等人攀爬出汗削减肚腩，山路树大蔽日，偶尔见得到小兽出没。坐地铁三四站，就是铜锣湾的游艇码头，坐游艇出去不到半小时，就是了无人烟的离岛和浩瀚的太平洋。这种密集下的方便，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看到。
人民有了些钱，吃喝嫖赌。温饱之后，再有些钱，买房买车，香港街上的奔驰车和上海街头的桑塔纳一样普遍。一个人有两辆车了，再有些钱，买艺术品买古董。尽管已非盛时，克里斯蒂在港岛会展中心开秋季拍卖会的预展，依旧人流如织，小老头们表情儒雅，稀疏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小老太太们扑点点淡妆，肌肉萎缩了的手腕上，老坑的翡翠镯子，水足色浓，映得那只戴镯子的整个小手都是隐隐的翠色。无需交任何押金或者提供任何证件，每个人都可以对任何一件拍卖品上手，即使是康熙的羊脂白玉国玺，也可以请服务生从玻璃柜中拿出来，然后放自己的手在玉玺的雕龙上面，眼睛微闭，隐约感到康熙的手刚才还放在上面，余温尚在。皇后大道中靠南一点，是荷李活道。两千来米长的小街道，两旁全是古董店，书画瓷器家具玉器。看店的男性居多，年岁不一，三十来岁到七十多岁，同样欺生，同样骗人没商量。古玩这个行当自古不禁骗，于是恍惚间这条街就是两千米的江湖，每个店主其实都是使剑的高手，从柜台里拿出来的每件东西都是一着剑式，等着看你破解或者出血。过过招，挑出几件足以乱真的新工老玉，说，“这些不对”，盘盘道，说，在北京古玩城，我常常和河北小崔、广东阿蔡以及河南大张喝茶，店主的杀气渐渐熄掩，给我泡一杯陈年的普洱，问我是自己做生意还是收藏。店主的眼睛看一样不远处的太平山，说，手上走过太多的好东西啊，去了台湾，去了美国和欧洲，去了这太平山的半山和山顶的豪宅，“有时候觉得对不起祖宗，但是又想，这里面有运命和劫数，留在国内，真的一定比放到大都会博物馆好吗？留在国内，躲得过文革吗？躲得过贪官吗？”我去过一个老收藏家在半山的公寓，殖民政府早期给政府官员盖的房子，一点没有香港盖楼常见的尖酸局促，反而有些北京西城各个部委老房子的气度。公寓的外表破旧，但是高大干净，草木浓密，进屋，老收藏家穿个棉布圆领衫大裤衩子，关上客厅大灯，打开四周射灯，屋子就成了一间博物馆：光顾景舟仿时大彬的紫砂壶就有十几把，光商代圆雕的玉兽和玉人就有四五个，玉种、刀工、沁色都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厅里，这种成色的东西也只有一件。老人说，玩古的最高境界不是拥有，而是暂得，玩古的人都是出纳，经手而已，所以有重宝不如有好眼力，眼睛看到了心里微微醉了就好了。老人还说，缘分未到，还有些好东西存在汇丰银行总部地下室的保险柜里，这次看不到了。
大富之后，香港纵容性灵。六百万人口的香港，写字的有李碧华，单就文字而论，十三亿人口的大陆，有几个比她更灵动妖娆？拍电影的有王晶，累了一天，谁会舍弃大俗大雅的王晶而去看假艺术真媚俗的张艺谋？谁写中国现代文化史能不提周星驰？还有一双小眼睛桃花盈眶的梁朝伟，一身全是戏和绯闻的黄秋生，还有王家卫，他在《2046》一部片子里安排梁朝伟摸到了我所有想摸的女影星。三十年大富，不足以让香港产生大师，王晶们少年时还全是庙街恶男还一点不知道有诗三百，但是足以让香港产生对艺术的大度，对天才少年们的纵容。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香港不再是唯一，开始衰落。
香港实在太挤了，我走在港岛的便道上，如果赶时间，想走得快些，常常有在北京二环以里开了一辆大切诺基的感觉，必须闪转腾挪，左突右冲，口中大声唠叨着“莫该（广东话对不起的意思），莫该” ，碎步急行。有一次，我走过香港的某个便道，便道旁的一家干货海鲜店正支起竹竿脚手架，修葺店面。我拖着一个上飞机不用托运的小拉杆箱，迎面走来一个大汉，我说“莫该”，他或许没听懂，反正没侧身给我让出一点空隙，我只能在运动中闪身，拉杆箱的轮子扫到脚手架的竹竿，头上一个声音忽然狂叫“小心啊，要搞死人啊”，我抬头，一个老头双手双腿死死抱着竹竿，拉杆箱过处，竹竿摇动，老头摇动，仿佛过分成熟的要马上掉下来的人参果。
香港实在太贵了，同样的东来顺，深圳蛇口六十个品种任点任食酒水全包，午餐二十八元一位，香港九龙二百八一个人，勉强吃个八成饱。站在南山上看蛇口港，眼前是一排排崭新的岸基桥吊。距离集装箱生成的珠三角工业腹地近，不用通过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关口，装卸费率低一半，深圳港超过香港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几个香港本地人的父母退休之后，办妥加拿大移民之后，决定移民深圳。加拿大除了冷还是冷，除了春天在自家院子里种点大麻留到冬天慢慢抽，还能有其他什么精神生活啊？在香港买碗粥的钱，在深圳点两菜一汤，在香港按摩一个脚趾的钱，在深圳做足三个钟送生果盘。荷李活道上古玩店老板说，如今，香港收藏家团伙敏求精舍的成员垂暮凋零，又不见新人成长，现在最大的古玩市场在北京，最强的购买力在北京和浙江，不如去北京开家分店，留着香港老店，专卖鬼佬仿制工艺品，和北京新店还能有个照应，偶尔洗洗灰钱。
晚上九点钟，维多利亚港的焰火完毕，我和大佬离开那个叫勺子的法国餐厅，坐轮渡回港岛，我说，尽管衰落，香港还是有完备的法律和秩序，深圳有砍手帮，广州流行飞车党，两个烂仔一辆摩托，一个人负责开车和砍断皮包带子，另一个人负责牵走皮包，警方最近科技创新，推出类似宋代岳家军的勾连枪和清代雍正皇帝的血滴子，不知道能不能制服飞车党。我说，这样吧，老大，你反正也积攒了一些钱财，也不收集古董，也不包养二奶，不如买个太平山顶的豪宅，你去澳洲思考人生的时候，我帮你看房子，不收费用。
桃源古巴
冯唐
从小到大，想不明白的事儿挺多，在不同的时候，为不同的事情，动心忍性。
重要的举例：比如为什么收音机打开后能听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声音？在少年宫，我买了一本《如何组装晶体管收音机》和一袋子预先配好的电子元件，像把萝卜白菜葱姜蒜统统倒进铁锅一样，我按照说明将电子元件全整进翠绿的塑料外壳。然后装上两节二号电池，拧开，塑料盒子里居然响了。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在过程中烫伤了左手，学会了电焊。
再比如为什么姑娘好看？在高中，我坐在后排看新年晚会上的女生日本独舞，她穿了一件大红的日本和服，手里的黄纸伞扭来摆去，那个和服一定是化纤类的劣等货，灯光透过大红，看见里面穿着背心儿的身子。我感觉舞台上的大红塑料花突然全都发出香味，我感觉我的眼睛忽然不近视了，我感觉我黄白色的大脑皮层波澜起伏仿佛一坨酒精炉子上煮着的黄白色的方便面饼。为什么啊，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再比如时间。为什么时间可以如此浅薄？一脚迈过五年，一指捅破十年，一夜之间售票员阿姨管我叫叔叔，一夜之间跳日本舞的女同学有了能走路的孩子有了和街道王大妈接近的慈祥的表情。为什么时间又可以如此顽固？我闭上眼睛，想起那个大红，大脑皮层还能在瞬间记起，如煮开了的方便面一样滋滋作响。
这些没答案的事儿，不管重要不重要，后来都被忘得干净，仿佛怕影响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耽误我利国利民。但是世界上存在像古巴这样的地方，仿佛人世的化石，时间在这些地方或逆转或停滞或流逝的速率极其缓慢，事物的轻重缓急和你以前安排的秩序完全不同，逼你重新思考那些没答案的问题：比如如何对付时间？再比如一生何求？
古巴首都哈瓦那早在1516年就被哥伦布及其后人“发现”，从那以后，一直是西班牙“探索”新世界的枢纽。四五百年间，十六世纪的、十七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式当时时髦的欧洲建筑在城市里自由生长，相互侵占，自然颓败，层层叠叠仿佛河南二里头夏文化层上面有二里岗商文化层。老房子绵延十几平方公里，是几十个上海新天地，但是没有一间房子是新天地一样的假古董，所有的细节除了岁月敲打的痕迹之外，都是原汁原味儿。老城里有几十个博物馆，建议买通票，至少看三天，其中至少十几个不看要后悔，比如一个叫做对敌斗争博物馆，详细教你美帝国主义尝试杀死卡斯特罗的各种手段，听说有个美国人看了一整天，后来学以致用，先后杀了他三任老婆而逍遥法外。还有一个叫做总督府博物馆，贿赂工作人员1/4元外汇券（与美金等价）或一瓶风油精或两盒龙虎牌清凉油，可以让你摸一摸十七世纪西班牙总督用过的抽水马桶：和江浙大款用的类似，夸大舒适，镶金包银，二楼大便，水冲到一楼去。老城区里，除了博物馆就是餐馆，房子都一样古老，窗玻璃都一样的哈瓦那蓝，饭菜都一样难吃，但是小乐队的老人声音如男童般清亮，唱起被《花样年华》抄袭的那首《或许、或许》，街上的姑娘穿着粉色紧身裤和粉色抹胸走过，腿长腰仄，屁股和乳房毫不费力地对抗地球吸引力高高翘起，引导你的灵魂飞升，饭菜的重要性忽然变得很低。
听说在1959年革命之前，当时的腐朽政府计划全部推平这个老城区，然后沿着海岸盖起全新的高层酒店、赌场和妓院，那时候美国还是《美国往事》里描述的时代，还在禁酒，连续几年，全美年度黑帮大会，都在哈瓦那召开，对这个城市有大量的吃喝嫖赌抽的需要。1959年革命之后，新政府不喜欢吃喝嫖赌抽，而且闭关锁国，没钱对老城动手，又对老东西有起码的品味和对时间有起码的敬畏，距离老城一段距离，修了新政府的办公区。这个老城区，1982年联合国被定为人类文化遗产。我在老城区海明威常睡觉的“两世界酒店”喝甘蔗酿的朗姆酒，痴想，这四五百年，相当于中国的晚明和大清，如果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北京不拆城墙，二环路以内不动，在现在望京的所在建新的政府办公区，把中南海、北海、什刹海围成一个像纽约中央公园一样的巨大城中公园，那么我们北京的旧城，该是一种怎样的美丽？和现在哈瓦那的，应该有一拼。
古巴其他的小城比哈瓦那人少很多，但是一样旧旧的，慢慢的，干干净净的。城市中间都有一个广场，中心是花园，野狗晃荡，没人吃狗肉也没多少人有富余的粮食养狗。间或有标语，“不革命毋宁死”，“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五英雄归来”。古巴最近被美国查获了五个间谍，他们在古巴被称为五个英雄，逢年过节人民们就到广场集会、游行、唱歌、跳舞、泡妞，控诉美帝国主义，呼唤五个英雄归来。广场周围是博物馆或是学校和旅游商店，卖给游客切格瓦拉胡须飞扬睫毛修长的妖媚照片、HAVANA CLUB朗姆酒和COHIBA雪茄。一盒COHIBA SIGLO V，五支，60外汇券，是普通古巴人三、四个月的工资。给古巴老百姓开的商店里，货架上基本是空的，货一上就空，用不到库存管理。扫帚和墩布和水桶卖得最快，所有古巴人都爱清洁，都在阳台上养鲜艳的花朵。
小城里，老百姓住的房子一般都几百年了，革命以后就没修葺过，街道一般都有几百年了，革命以后基本就没修葺过，蓝天和阳光和一英里外的海滩也都有好些年了，海蓝得发黑，时常有姑娘在海滩的蓝天下晒太阳，太阳出来，就脱光上衣，太阳落下，就披上上衣，革命前和革命后没什么两样。饭桌上，大家吃得都一样，红豆饭和蔬菜沙拉，过节或是来了客人，有烤猪肉和小龙虾。街上，老人晒太阳，一般都八九十岁了，抽着自己卷的雪茄，混吃等死，一脸幸福。我要是那么大岁数了，守着出产世界上最好烟草的土地，我就试试种植大麻，卷进雪茄，抽不完的卖到加拿大。汽车烧劣质汽油冒黑烟，一般都五六十岁了，三十年代的罗尔斯罗依斯，四十年代的奔驰，五十年代的福特，撞坏一辆，这世界上就少一辆，和中国四川卧龙的大熊猫一样。公共交通不发达，出去办事儿，基本靠当街截车，所以一般一上午只约一件事儿，迟到一两个小时，没人奇怪。脸蛋儿和胳膊腿长得不好的，不容易拦到车，迟到三四个小时，也没人奇怪。而姑娘和小伙子是新鲜的，十五岁行成年礼，十六、七岁，多数已经记不清自己交过多少个异性朋友了，眼睛全都清澈闪亮，听到古巴音乐，随时随地扭起天生的魔鬼身体，跳起SALSA舞，说今天晚上镇上有新年狂欢，同去同去，说除了海边就是舞会好玩了。那个新年晚会我去了，就一个破十字路口，一个破四喇叭手提音响放在路口中央，音乐放到最大，几箱劣质啤酒，早就卖光了，小一千个盛装的漂亮姑娘和小伙儿，堵塞了三四条街，跳到早上四五点。几年前，沿着80号高速公路，我从美国的东部开到西部，再开回来，一个月里，遇到的漂亮姑娘和小伙子，都没我在古巴小镇上，那一个晚上遇见得多。
卡斯特罗今年七十九岁了，早几年就戒了烟，最近还当众晕倒，他的医生说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卡斯特罗至少活到一百三。好些人开始谈论，卡斯特罗身后如何。没人能够万岁，我知道，卡斯特罗之后，一定有更多的古巴人抽得起COHIBA，喝上HAVANA CLUB。但是，我不知道，旧城的博物馆和老房子会不会被改做吃喝嫖赌抽，古巴人开上05年款的宝马7系列一上午完成五个商务会晤是不是会觉得真的很快乐。
择一城而终老
冯唐
市场经济，更要规划。国家每五年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做一个长期规划，企业每年滚动做下个五年的规划。战略要人力资源配合，所以经理们要求员工思考职业生涯，一眼看到生涯的尽头。隔着空啤酒瓶子排成的篱笆，遥望酒桌对面，最近常常听到三十岁的人遥想如何在四十岁退休，说从小习惯了“饶天下一先”早别人一步原来是早恋早泄早孕早产现在想早些退隐江湖，说人生苦短不能每小时都跑百米眼也花了脊椎也僵硬了小鸡鸡也渐渐温柔清秀了，说要赶在父母的牙齿只能啃面糊脑袋只剩浆糊之前有大把时间和他们打棋谱喝夜老酒炖五花肉教孙子背“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说要选个城市盖个房子混吃等死终老残生。
如果腰缠大把的时间，让我选择一个城市终老，这个城市一定要丰富。生命太短，最没有意义的就是不情愿的重复，所以人生第一要义不是天天幸福，而是不烦，就像伟大的小鸡鸡不是永远硬邦，而是象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喜怒哀思悲恐惊，酸甜苦辣咸麻涩鲜，都是人生经验，整天笑的是傻强，傻强们长得都一样，他们的18号染色体比常人多一根。生物教授说，衡量一个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是物种多样性。如果天下只有一种水稻，这种水稻的天敌一出现，全人类就没食儿吃了。如果天下的姑娘全是苏小小，小鸟依人，小奶迎风，湖南卫视说杨门不男不女的女将才是超级美女，全人类就绝种了。
一个城市的丰富程度，有四个衡量角度。第一是时间，时间上的丰富是指建筑的历史跨度，同一个城市里，方圆十几里，有六世达赖几百年前坐看美女如月的酒馆，有昨天才为青藏线建成的火车站和洗手间。第二是空间，空间的丰富是指建筑的多态性。一个城市，形式上，古今中外，不要全部大屋顶建筑外墙上贴石膏花瓶，也不要全是后现代极简主义，一门一窗一墙。功能上，吃喝嫖赌，不要全是食街水煮鱼，也不要全是天上人间洗浴桑拿。第三是时间上空间的集中度，要有细密的城市路网，让人能在最短的时间到达最丰富的空间，小便大酒，寄情人卡买猪头肉，敲寡妇门挖绝后坟，五讲四美三热爱，走路十几分钟或者最多骑车半个小时内全都解决。第四是人，人的丰富是指五胡杂处，万邦来朝，伊丽莎白对默罕默德说，大哥，我不在中石油当前台了，让我和你混吧。劳模和人渣，清华理科生和地铁歌手，刘胡兰和刘亦菲，刘翔和刘罗锅，百花齐放，万紫千红。
如果按这样的标准筛选城市，上海不理想。虽然路网密集，生活精致方便，新长出的建筑也算有品味，金茂凯悦象个宝塔，上海博物馆象个铜镜，外滩中心象朵莲花，但是年头太短，外滩就像纽约几百条街道中的半条，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初的东西，清中期都够不上。人也太一样，一样上班勤勤恳恳为老板打工，一样下班勤勤恳恳陪老婆，价值体系完整稳定，芙蓉姐姐之类，三秒钟就会被全体上海人归类为脑子坏掉了，然后不再提起，所以即使再闹几次文革，三周之后，上海人民还是毛蟹年糕梧桐旗袍。
香港不理想。殖民地时候的妓寮西港城就在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百米之外，英国无赖小伙子们带着洋枪在这里遇见苏丝黄，现在不做旧用，职业妇女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等因素，转移到深圳东莞去了，每晚楼上有小乐队伴奏吃西餐跳拉丁舞，楼下卖电车模型和各种甜品，楼下学生仔吃“榴莲忘返”，楼上跳拉丁舞的型男型女能闻到。西港城西十五米，招商局华泰餐厅，每周四有水饺，皮薄馅大，华南第一，二十五块港纸管够。东五十米，港澳码头，一个小时快船到澳门，赌场强过拉斯维加斯，美金港纸换成塑料圆片片，圆片片扔给红桃方片钩疙瘩K叉。百米外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初看象电动鼻毛刀，二看象玉米，那里坐上地铁，三十分钟到机场，不到两个小时飞到吴哥窟，四百八十寺，莲花粉白，僧衣赭黄。但是，还是人，我不认识王晶，周星驰，不认识黄秋生，李碧华，不知道他们最早见到少年时代的邱淑贞，心里是什么感觉。
纽约不错。也够老，NYSE最早开盘的时候，满族人才刚刚在北京城站稳脚跟，还没有见过纸质钞票。那么多那么好的博物馆，让我对不再痛心疾首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在这里，先人祭天的礼器至少不会担心被文革灭顶，不再担心被国家博物馆脑子坏掉的管理干部同国产美人豹跑车陈列在一起。纽约绝对五胡杂处，除了Harlem的黑人是当地人，其他都是外地的。道德宽泛，人不和鱼或者海藻乱搞，就不是新闻。但是，吃得太差了，一个“五粮液”川菜馆，一道不麻不辣的鱼就算纽约的头牌了。
古巴不错。够老，十六世纪初，就是海盗巢穴，到二十世纪中还是美国黑帮年度工作大会的长期地点。解放之后，古巴革命党们内心纯净，内心没邪恶能量口袋里没钱破四旧，十几平方公里的老城，从东走到西，三十分钟走过五百年。烟有COHIBA，酒有HAVANA CLUB，绕岛一周，都是深蓝色的加勒比海，在岛上晃悠，到处都是腿长腰细的漂亮姑娘。但是，土地公有，住房公有，想买房子也没人卖给你，而且，卡斯特罗在欧洲医药和中国针灸辅佐下，身体真的还很好。
还是北京。最近三次回北京，没有一次见到蓝天。沙尘暴里，坐在啤酒杯子里，我问一个老哥哥，会迁都吗？老哥哥说，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性不大吧。我问，北京会变成沙漠吗？他说，我们有生之年，可能性不大吧。所以，还是回北京。后海附近整个四合院，不太现实。中等规模的四合院，占地五六百平米，基本住了八九户人，不找三四个打手，没上千万，请不走。砖木结构，两小孩儿墙根撒泡尿就塌了，抹平了重盖，周围二三十个老头老太太找你麻烦。还是在城乡结合部找一块农民宅基地，自己人设计，自己人当工头，自己人画画补墙，我自己住。我问，只租二十年，二十年之后怎么办？老哥哥说，活这么大，我明白一件事，十年之外的事情，不想。
北京虽然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但是还适合我思考，还能让我混吃等死，灵魂不太烦闷。
浩荡北京
冯唐
我第一次感到北京浩浩荡荡、了无际涯是在小学二年级。我生在北京东郊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棵飘拂着魏晋风度和晚唐诗意的垂柳，杨树爬满一种叫洋剌子的虫子，槐树坠满一种叫吊死鬼的虫子，满街游走着工人阶级，衣着灰暗眼大漏光，怎么看怎么不像这个国家的主人。苦夏夜，男的工人阶级赤裸上身，女的工人阶级大背心不戴奶罩，为了省电，关掉家里噪音巨大的风扇，或坐或站在杨树槐树周围，毫不在意洋剌子和吊死鬼的存在。我每天走354步到垂杨柳中心小学上学，走354步回家吃饭。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学校组织去人民印刷机械厂礼堂看《哪吒闹海》，从垂杨柳中街一直走到垂杨柳南街的最东端，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俩俩手拉手走，整整1003步，真是遥远，我的手被拉得酸痛。电影散场，我站在垂杨柳南街上看旁边的东三环南路，当时还没有任何立交桥，好大一条河流啊，一辆辆飞奔而过的212吉普、130卡车都是一团团的河水，河的对面是人民印刷机械厂的厂房，像个遥远的另外的城市。海要比这大河更凶猛，我想，龙王真是可恶，哪吒的脑子也一定被驴后蹄子踢了，怎么能闹得过海。我长大了，仰面躺下，成为一条木船，阳具竖起，内裤就是风帆，西风吹起，我就扬帆而去，横渡这大河，脱离北京。
1．此城何城？
地理书上说：“距今1亿多年前的中生代晚期，在中国东部发生了一场强烈的造山运动，火山喷发、地壳变动、山地隆起，这就是著名的‘燕山运动’。”运动之后的北京地区，三面环山，中间是平原，向东南开敞，如同一个海湾，北京及其周围可以形象地称为“北京湾”。漠北的野蛮民族打到这里，冬天的时候，觉得北风还能如刀，残阳还能如血，认定这里是他们可以用一定形式定居下来，而又不会渐渐失去彪悍兽性和简强判断力的最南端。再往南，过了淮河，杨柳岸的暖风就会吹融刀剑，醉泥螺和黄鱼鲞就会催生骑兵肚皮的赘肉，口小如樱桃奶小如核桃的女人就会柔软各个部落首领的身心。江南的汉人也逐渐悟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北京东南的所谓中原无险可守，北方异族入侵，一失北京、中原难保，江山难保，不在北方建立都城，就是自行加速政权的灭亡。于是平安险中求，明成祖朱棣不贪恋江南的暖风、醉泥螺以及小奶美人，迁都北京，在沙尘暴中真切感受塞北的威胁，在威胁中时刻警惕着。
北京的雏形是蒙古人在元朝奠定的，至今不变，三点突出：
一，四四方方。确立中轴线的设计，“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大城之内，一条大马路与中轴线垂直相交，马路以北是中央部分，中央部分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场，左面是太庙，右面是社稷坛，清清楚楚。这条大马路，经过历代自大狂和虚无的民族主义者反复修建和拓展，形成了现今毫无人性的长安街。最宽处近百米，基本就是给坦克行驶和战斗机起落用的，心脏不好的小老太太小老大爷横过马路，先舌下含一片硝酸甘油。在上海或者香港等等依海而建的城市里，一百米的距离，已经做了头修了脚洗了衣吃了饭买了菜钉了鞋寄了信会了朋友。城市规划院的一任老院长跟我说，别笑，为了阅兵的首长们站在天安门上，一抬头就能舒服地看到新式的战斗机从天空飞过，长安街两边，即使是在东三环附近，建筑物也要限高200米。2000年左右，开发商开始一起炒CBD的概念，朴实的大北窑桥，也更名为国贸桥，所有附近的楼盘都夸耀长安街和东三环形成的“金十字”，我认识的一个法国设计师也被请来做CBD的整体规划和功能定位，他老实跟我说，这哪里是什么金十字，简直就是他妈的天堑，你们扒了美丽的城墙，修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在飞机上看就是城市的一道道紧箍。
二，正南正北。四方的元大都，街道笔直，正南正北，正西正东。最近，花市斜街等唯一几条歪道也因为城市建设被消灭了，只剩后海附近的烟袋斜街，依湖成形，还在。蒙古人数学不好，如果打到北京的是哥伦布，建完这个四四方方正南正北的城池，南北走向的，都叫街，东西走向的，都叫道，街道统统编号，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戊。如果那样，到了现在，打车赴局，和出租师傅就省了很多口舌。蒙古人不是哥伦布，所以现在去个没去过的地方，要先问清楚附近的地标建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手机还基本用于军事，装固定电话还要贿赂电信局员工要排队等待要交5000元押金，我的一个大哥开始做生意，和杨树下槐树下的工人阶级说，要不要钢材，要不要火车车皮，要不要苏联造的客运飞机。在现在看，大哥当时的名片依旧实用：办公住址，102中学西南五十米垂杨柳西区二楼，电话，6787864让小玲子妈妈叫一下。
三，亲水建城。弃金中都的小家子气的莲花池水系，以上通下达的高粱河水系为设计中心，挖了通达江南的大运河，运河北边的终点就是什刹海。于是北京有了水喝，有了水景，水路运来的醉泥螺还基本新鲜，吃了不会闹肚子，运来的小奶美人依旧眼神忧郁，从头发看到脚尖，耳边就响起《声声慢》。什刹海、北海、中南海连接成片，对一个城市而言，极其奢侈。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旧金山金门大桥公园的设计都是由此产生灵感，所以华尔街上的银行家今天才有舒展水景看，不至于大批量疯掉，旧金山的同性恋才能在光天化日下在公园的大草地上手拉手，走啊走，心平气和仿佛魏晋时候号称BAMBOO SEVEN的七个男人。那个法国设计师跟我说，新中国后，北京城最大的遗憾不是拆了城墙，而是没把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合在一起，建个开放式的大公园，给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颐养心灵。
这个法国人回国之前的一天，北京来了沙尘暴，宇宙洪荒，天地间一片混沌赤黄，法国人兴奋地在长安街上行走，问我说，这里是不是传说中的火星？我想起很久远的一天，我陪我的初恋在中山音乐堂听管风琴，出来的时候也是沙尘暴，所有的星星都没了，所有的路灯看上去都像星星。我们沿着长安街一直走到国贸，然后再沿着东三环一直走到团结湖，我的初恋表情坚定头发飞扬，她笑了，我看到街边的玉兰花开了，她唱《晚霞中的红蜻蜓》，我觉得比鸟叫好听多了。我问她，你是不是来自火星？我的初恋说：“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北京孩子，要夸我长得像天仙，就眼睛看着我，舌头伸直，直截了当地说，不用转弯抹角地说什么月亮，什么火星。”
2．今夕何夕？
北京最不缺的是历史，2000年前联合国评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一共19个，北京占了6个。而且不像西安等等过早辉煌过的城市，北京所有的历史都是鲜活的或者根本没有死过。我飞快地去过一次西安，秦始皇陵远看像景山，但是不是公园，不让攀爬，华清池仿佛某个民营企业在后院自己凑合挖的澡堂子。十年前，爬黄花城野长城，农民兄弟一块钱卖我一根玉米，十块钱卖我一块五百年历史的明代长城城砖。春天的时候，和姑娘去天坛，在墙根下拣荠菜，摘嫩枸杞叶子，中午配着鸡蛋炒，煮清汤。风吹过来，没有尘土，也没有杨花柳絮，我眼看着，一根枯死的枝叉从巨大的柏树上摇落，柏树腰长得那么粗，也应该是三四百年的生命了。和所谓艺术家们吃饭，某个饭局上，某个姑娘扎眼，五官嚣张，两眼一抹兽光，似乎非我族类。听熟悉情况的人介绍，这个姑娘有几分之几的满人血统，几分之几的蒙古人血统，妈的妈的妈的妈使用下半身和咸丰皇帝战斗过，如果大清不亡，她会是个格格。2005年，陕西周原发现四墓道的西周王侯级大墓，打开空空如也。我和几个古董老大开玩笑，拉两车武警封锁东三环北京古玩城的所有出入口，撬开大小所有保险柜和暗门暗锁，脱光古董老大们所有的衣服，搜查所有可以藏东西的所在（包括古董老大身体上的各个孔穴，难保里面没有西汉上等白玉做的整套含蝉鼻塞耳塞肛塞），就会呈现中国2005年最大的考古发现。
历史长当然好，民族可以自豪，可以冲淡眼下很多问题。北京的悠久历史中，最夸张的是周口店北京猿人。五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啊，意义重大。几乎所有的新物种都产生于非洲，比如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西方学术界认为，除了中国，所有其它原始人类都起源于非洲。这种认可极为难得，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都挖了那么多年，西方还是一直不承认夏朝的存在，更不要说三皇五帝，在他们眼里，中华文明凑不到5000年。唯一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来在协和医院神秘地消失，一定是日本人干的，仿佛六十年代的人没有学好任何一门功课，都是四人帮害的。之后好像又找到一些碎骨和牙齿，据见过那个丢了的头盖骨的专家说，一定是同一批人身上的，证据确凿。六十年代美国登上月球也一定是真的。我做肿瘤研究的时候，也偶尔听说同道做出了非常喜人的科研成果，然后传出动物模型意外跑失或者被游荡的民工杀了吃了，所以需要追加科研经费，重新培养兔子和老鼠，这些应该也是真的。
已经死了的或者快要死了的历史集中起来，活在博物馆。人家送我一本北京博物馆套票，80元，可以逛上百个博物馆。我心里流淌着口水，幻想着有时间休个无比悠长的假期，和懂明清家具的老大逛紫檀博物馆，和懂书画的老大逛故宫博物院，和懂青铜瓷器玉器的老大逛国家博物馆。一个上海人问，总说北京有文化，这些博物馆，多数北京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别说去过了，你一辈子也不一定都会去一遍。我说道理很简单，最奢侈的不是实际享受了多少，而是有享受的权力和自由，所以手机才具备摄像和看电影的功能，所以中年男人才会羡慕皇帝的三宫六院。
我想，就像一把茶壶，茶叶在茶壶里泡过一段时间，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叶被倒出来，茶气还是在的。北京是个大茶壶。太多有权的有钱的有性情的人象茶叶似的在北京泡过，即使权没了钱没了性情被耗没了，即使人死了，但是人气还在，仿佛茶气。鬼是没有重量的，我想，死人的人气也不会很沉吧，沙尘暴一样，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飘浮在这座城市上空。复杂丰富的城市里，活人也变成鬼，熟悉过的老大，喜欢过的姑娘，我对他们的记忆如同可吸入颗粒物，天空灰蒙蒙的，载我的出租车开过华威桥，一个恍惚，我听见一个老大的声音：仔细看看这个白玉鸡心珮，拉丝对不对，游丝纹对不对，是西汉的还是宋朝仿造的？你再仔细看看。我听见一个女声在唱：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啊，少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3．彼何人哉？
判断对于一个城市熟悉程度，我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比较熟悉就是我知道这个城市里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酒又好又便宜。很熟悉就是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老板或者老板娘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有人送我回家或者去医院。极其熟悉：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我去了，老板或者老板娘会自己下厨房，炒菜上桌子，老板和我干第一碗酒或者老板娘看着我夹第一口菜，喝到极高，送进医院，急诊室门口有四个以上的医生弟兄等着看我的熊样。
如果这样分类，我极其熟悉的城市，只有北京。
一个上海人较真，在上海成为经济首都之后，说，有了经济实力才能谈得上文化，问，北京是文化首都，凭什么。如果逛一下北京的夜店，听听聊天，了解一下夜店里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北京集中了全中国50%以上顶尖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歌手、地下乐队、演员、摄影师、建筑设计师，走进一个这些人常聚集的去处，随便就看到一个横断面，有的已经成名了，有的还在混，成名的，不一定有才气，但是的确努力，在混的，有的才气浓重，在眼睛里忽明忽暗缭绕盘旋。我看着那些刚出道的才情浓重的人，我知道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朽，尽管这些人现在可能还汗味浓重鼻毛悠长，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还没用过信用卡还不会说纯正的普通话，就像我在斯坦佛大学的棕榈大街上，听那些话都说不利落的毛头小伙子聊他们的创业计划，什么血管生长素抑制因子治疗肿瘤，什么DNA芯片，我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创造出下一个辉瑞和惠普。在北京的一个桑拿天里，我蹭票在工体听了许巍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他唱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嗓子就劈了，声音锉刀一样割耳朵，唱到最后，他终于撑不住，哭了，他一定想起他来到北京城这十几年，多少人没有混出来啊。坐我前排一个女孩，浑身打了无数的洞，穿了无数的金属环，挥舞着荧光棒，喊，许巍，我爱你。我心里想，又一个小混混，混出来了。
有个美国知识分子说，北京最像纽约，上海不像，太不像了，有股票交易市场又怎样。在北京和纽约，一个人必须非主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out to be in），而在上海，这个人必须入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in to be in）。我们在东三环靠近农展馆附近有个食堂，没有名字，没有霓虹灯招牌，水泥地，水泥墙，金华土菜。艾未未的设计，招牌式的冷静干燥，没有多余的一点零碎。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影响了我的上半生，艾未未说，人不应该追求快乐生活，快乐就像糖一样，只是人生的一种味道，这句话我时常想起，或许会影响我后半生。在食堂里，我见到各种非主流的人：有自闭症嫌疑的小提琴手，说话从不看人眼睛，从脸上看不出年龄，酒喝到老高才放开些，死活让我叫她舅妈，她出的唱片上全是外文，据说她是国内第一把小提琴，男的女的都算上。有二十年没写东西了的作家，对古玉和旧家具的见识远远在对文字的见识之上，从小到大，唯一做过的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在作协当他爸的秘书，他爸早就仙去了，他还一直是他爸的秘书，每月从作协领一份工资。有满头白发的老诗人，没有工作，娶了80后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比他小两岁，叫他大哥，他还贷款买了房子，还生了胖儿子。老诗人常劝我，别眼馋，80后的嫁给了他和杨振宁，再过两年，90后的就会看上我，一拨一拨的，耐心等待，别着急。总之，除了我，基本没有见过一个需要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上班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税务局处长，快五十了吧，一天喝多了，反复念叨，他应该快升副局长了，他辛辛苦苦啊，副局长牛啊，没完没了。一个姐姐平常总是微笑着，喝很少的酒，吃青菜，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完没完？我老爸进政治局那年你中学还没毕业呢，又怎么样啊，现在还是天天傻子似地看新闻联播，测血糖看糖尿病好点没有，雍正皇帝用的第二任宰相是谁啊，有人记得吗，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一次喝多了一点，借着酒劲拨我初恋的手机，问她在不在食堂的附近，有没有开着车，可以接我回家。她的车开得又快又稳，我说北京开始没劲儿了，出国的出国，去上海的去上海，生孩子的生孩子，一桌麻将都凑不够手了。她说，哪儿那么多要求，北京至少还有人驮你回家去。她还说，给我带了明前的新茶，今年雨水大，是小年，让我将就喝，如果敢先喝别人送的，就腐刑伺候。
二十七岁之前，我没出过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就飞到了旧金山。之后四年间，飞国航，积累了三十五万公里里程，我想，我算是脱离北京了吧。但是偶尔在南方遇到风沙，摸到腰里拴的红山青玉鹰，见到白发的诗人或者收到我初恋的短信，问，最近如何？我楼下的马路就恍惚变成东三环，天边就隐隐压来沙尘暴。我想，我无处可逃，就象孙悟空飞不出如来那双肥厚的手掌。
红灯青烟里的阿姆斯特丹
冯唐
传说中，坏人们坑蒙拐骗偷，为的是吃喝嫖赌抽。现在，全球化了，吃喝到处都有，麦当劳、星巴克。赌博合法也不新鲜，2006年澳门博彩收入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边境上，赌场到处都是，吸引中国赌徒，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边防军。中国西部的口号是，给我一张博彩牌照，还祖国三个浦东。但是毕竟时代进步，不是万恶的封建社会了，合法嫖抽的地方，世界上还是少有，所以在去阿姆斯特丹之前，周围的坏人们再三叮嘱，要逛红灯区、咖啡馆（COFFEE SHOP）、凡高和伦勃朗的博物馆，要吃意境仿佛臭豆腐的当地奶酪。红灯区就在中国城西边儿，官方地图上清晰标注个大红圈，说是充满餐饮和夜生活。咖啡馆主营大麻，临街窗户上各国文字，基本意思是“恍如 天堂”，最好的几家里，有尼泊尔、云南和加拿大当年最好的大麻。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三点就提早散了，从酒店蹿出去看荷兰人民。
阿姆斯特丹古城运河纵横，据说不是象通惠河、什刹海那样为了漕运而是为了排水。绝大部分城市在海平面以下，房子建在石木支柱上。排水需要极其精细，台风来了，排少了，地下室和一楼进水，台风过去，排多了，石木支柱曝露于空气，氧化膨毁。沿着运河，两岸联排三四层小楼，细方红砖，密不容针地争夺向水的面积，同时形成街道。向水的一面统一开长方大窗，大窗又被细木窗棂切成小的正方形，窗户的面积几乎占了总面积的80%。楼顶都尖，雕花，狮子绵羊之类，都嵌个牌子，“1668”，“1781”等等，表示楼的竣工年份。牌子上面都有一个憨实的挂钩，据说两个用途，一个用途是吊运大件家具电器。楼梯太窄小，百年前也没有能塞两个金喜善的韩国双开门冰箱，另一个用途是吊运八十岁以上腿脚不灵便的老头老太太。楼里没有电梯，百年前也没有几个八十岁还赖着不进天堂的老人。小楼和河岸之间，树木划分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多银杏和香樟。机动车基本开不起来，自行车更加得意。荷兰姑娘身高平均一米七，皮白刺青，乳阔腰仄，骑在老式二八车上，比机动车还快，金黄的头顶几乎和路旁的银杏树一样高。运河里多游船，小的装三两俊男美女老流氓，大的载满各地游客。大型游船一定是定制的，满客后，船高刚好矮过运河上砖石桥半寸，船长刚好能在最宽的河面上掉头。河边有长木椅，坐着看对面的楼房，楼房里的窗，窗里隐约的姑娘。虽然河面只有二十米，但是毕竟是山水相隔，觉得对面的姑娘竟然有些遥远。北京城里基本没河，也没河边木椅，但是年少时候一样在三四层的板楼下，坐看楼里的窗，窗里的姑娘，平静的时候带着一包前门烟，不平静的时候带着一瓶北京啤酒。她知道我在吗？她不知道我在吧？知道又怎么样呢？楼周围没有银杏和香樟，槐树上有叫吊死鬼的虫子，杨树上有知了。半包烟之后，一瓶啤酒之后，楼顶的姑娘，头顶的星星，还有共产主义，当时觉得这辈子都想不明白，现在还是这样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