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
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
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
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
、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
“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
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
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
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
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
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
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
，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
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
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
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
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
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
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
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
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
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
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
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
：‘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
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
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
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
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
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
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
（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
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
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
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
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
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
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
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
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
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
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
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
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
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
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
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
，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
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
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
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
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
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
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
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
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
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
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
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
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
，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
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
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
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
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
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
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
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
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
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
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
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
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
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
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
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
。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
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
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
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
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
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
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
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
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
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
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
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
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
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
、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
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
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
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
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
，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
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
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
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
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
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
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
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
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
《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
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
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
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
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
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
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
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
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
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
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
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
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
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
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
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
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
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
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
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
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
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
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
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
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
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
。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
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
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
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
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
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
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
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
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
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
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
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
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
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
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
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
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
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
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
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
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
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
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
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
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
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
。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
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
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
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
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
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
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
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
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
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
，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
，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
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
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
，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
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
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
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
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
、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
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
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
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
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
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
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
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
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
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
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
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
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补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
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
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
他饰黄天霸的《虮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
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
。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
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
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
，筱翠花、王福山《丑荣归》。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
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
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
“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
，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
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
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
岩病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用张伯驹自己的话来说
：“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⑦”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
宣布：“中国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
容。欣赏的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戏曲提高为一门整体
性艺术。”
在理论上我的老师，当然是正确无比。但五十年的戏剧现像似乎又在为
张伯驹的见解，做着反复的印证。
张伯驹爱好戏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而
这个爱好的负面作用，是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这八字方针是毛泽东定下的。而针对中国戏曲的具体文化政策是：“三并
举”（即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者并重）。我就读期间，文化管理
部门贯彻“三并举”方针，特别强调大编大演新戏。不用说一向对新文艺抱
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鱼得水地推出了《义责王魁》《海瑞罢官》，就是一贯
主张移步不换形的梅兰芳，也以豫剧作底本，调动自己与他人的智慧，上演
了《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听旧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
的，或是赵燕侠演的，都好。这么一个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戏，居然能让
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
舞台细节，共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它正如张伯驹
所言：“这些角儿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欢看新戏，尤其爱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戏，如《野猪林》。
可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
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
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
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
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
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如此判定，也恰当，也不恰当。他的确
保守，保守到顽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
是艺术的。他的保守顽固，是来自长期的艺术熏染和高度的鉴赏水准。要知
道，中国戏曲是以远离生活之法去表现生活的。这种表现性质注定它将形式
美、高级的美，置放于艺术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于此。而魅力产生的本
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趋势。张伯驹要抗拒和阻止这个趋势。故尔，他的
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也正是这种
维护的态度和痴迷的精神，让张伯驹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
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
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
“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
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
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开讨
论，这样它可以成为提高群众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题材。他还强调戏曲
干部应当刻苦钻研，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会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
草为有用之花的本领。
“刘芝明在报告中主张挖掘戏曲传统的范围要更广泛、更深入；在戏曲
之外，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这样做。
“周扬对国内目前形势和变化作了分析。他揭发了戏曲工作中的官僚主
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
止的26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
“在戏曲剧目工作方面，周扬归纳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
结合演出、重点加工’。他说，这些工作一定要紧密依靠艺人和群众，坚决
反对用行政命令和压服的工作作风。
“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
主义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
还没有整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
务了。⑧”
周扬等人的这番话，在别人听来不过是领导发出的新指示、文艺政策的
新调整。但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那就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因为早
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父亲
、罗隆基、张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书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
鄙视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中共
意识形态主管那里听到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张伯驹
欣喜若狂。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
，他要主动工作，自觉承担。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
，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
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
戏曲讲座，举行义演。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
巧。而这些高度技艺的东西，只存活在具体的剧目中。它实在不像西方的舞
台艺术能够拆解为元素或提炼为一种成分，并独立出来。张伯驹眼瞅着一些
包藏着高招绝技的传统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反动或被查禁、或被淘洗，
而忧心如焚。张伯驹目睹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因从事教学不再演出，而愤
愤不平。现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遗产”的政策精神下，技术含金量高的传
统剧目有了重见天日之机。张伯驹在这个时刻推出了老戏《宁武关》⑨《祥
梅寺》⑩。他的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
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
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
行政官员，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
，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
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
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毛泽东是怎样打下的江山？这两出
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
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
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派
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⑾
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
。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
筱翠花⑿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
》。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
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
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
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
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
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
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
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
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
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
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
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
，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
，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
，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
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
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
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
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
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
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
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
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
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
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