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
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
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
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
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
、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
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
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
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
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
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
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
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
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
（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
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
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
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
，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
，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
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
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
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
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
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
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
，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
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
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
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
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
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
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
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
，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
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
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
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
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
。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
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
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别是
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
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
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
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
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
、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
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
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
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
。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
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
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
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
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
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
，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
。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
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
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
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
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
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
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
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
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
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
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
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
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
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
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
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
，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
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
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
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
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
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
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
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
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
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
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
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
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
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
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
。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
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
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
，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
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
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
，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
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
，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
，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
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
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
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
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
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
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
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
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
，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
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
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
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
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
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
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
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
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
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
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
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
，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
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
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
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
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
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
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
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
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
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
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
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
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
，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
。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
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
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
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
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
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
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
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
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
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
：“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
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
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
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
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
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
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
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
。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
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
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
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
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
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
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
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
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
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
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
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
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
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
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
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
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
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
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
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
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
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
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
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
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
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
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
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
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
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
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
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
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
，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
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
、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
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
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
，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
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
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
：‘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
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
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
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
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
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
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
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
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
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
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
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
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
，“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
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
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
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