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听听你们的意见好，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名词，我懂是懂得一点，不过我新书看得太少，总觉得不大接头。从前在昆明时，听说来了新东西，等我赶去时，早卖完了。到北平来，也很难见到几本。近来我正在看一本旧书，谈到文艺上的“距离”问题，我们十几年前是常谈的，那时我们惯用的名词和你们现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时很多人主张文艺与现实应当有距离，不过刚才提的那本书，倒主张不一定要有距离。目前大家的意见，似乎都主张文艺应当密切地和现实连系起来。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应该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写惯了以前的写法的人，这一来，不是感觉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会场活跃起来了，待安静下来，他又慢慢地接着说：这半年来，在班上，看你们的习作，你们青年人的确与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们对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社会各个方面，大体上看来，还是有进步的，不过也许你们年青性急，总觉得变得太慢，希望快点变。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一切是在变，不过不觉得变得慢就是了。
接着，大家又谈起京派和海派的问题，晚会结束时主席又请他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多写，可以从写通讯练习起，要多多观察，要多听，一位外国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记听到的语言，这种作法对我们很有帮助”。4月9日，为庆祝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清华新诗社举行“诗与歌”晚会。“新诗社”系1944年初由联大学生肖荻、何孝达（即何达）发起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以联大同学为主，吸收部份校外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参加，聘请闻一多为导师。在闻一多的关怀与指导下，新诗社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执行文艺为人民大众，为民族服务的方针，开展各种活动，有很大成绩。晚会特地请朱自清讲演《闻一多先生与诗》，显然是为纪念这位为民主事业而壮烈献身的战士的。在会上，朱自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对诗歌创作的成就和理论主张，及其对青年的热情帮助。他告诉大家：
闻一多在“新月”时期就是爱国诗人，现实的诗人，《死水》诗集就是显明的例子，与徐志摩等飘渺的感触迥然不同。闻先生喜欢杜甫的诗，因为杜甫是对社会怀了很大抱负的现实诗人，闻先生特别赞扬田间和艾青的诗，因为他们二人是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号手。
最后，他沉痛地说：
闻先生晚期虽中断写诗，可是在被暗杀的前三个月，曾开始拿起了笔，写了数篇长诗，可惜没有发表就死去了，这些诗早晚要印出来的。
近来，他对知识分子问题考虑很多，工作之余就到图书馆搜集资料，撰写这方面的文章。4月11日，他进城参加国语推行会，晚上，他应清华通识学社的邀请，在清华文法讲讨室作题为“谈气节”的讲演。他一上来就指出：“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接着他联系历史情况，分析批判，传统知识分子和立身处世之道，即气节的标准，从而论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着重肯定了现代知识青年大无畏的精神。他尖锐地指出：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这是他几年来生活体验的总结，反映了他对斗争在民主运动最前列的青年学生的无限赞赏的心情。
他把这次讲话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于5月1日出版的《知识与生活》上。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还写有《论书生的酸气》和《论不满现状》两篇文章。在《论书生的酸气》里，他严厉地批判了历代知识分子的清高意识。说：“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对他们那种“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的迂腐气，作了尽情的嘲弄，从而肯定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道路：他们看清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在《论不满现状》中，他明确指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并直截了当地阐明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这些话说得多好！30年前，他背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走上了生活的道路，他是那样地偏爱着自己的出身阶级：“我懒惰地躲在自己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①过去，他以自己创作热情地表现“我的阶级”，而现在，却轮到他以锋利的笔锋，来批判“我的阶级”了。这变化表明了他的思想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东风荡荡，湖水粼粼。
大自然开始给清华园披上新装，草地从苍黄转为嫩绿，干枯的树枝爆出了如珍珠般的新芽，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在春风沐浴下，朱自清身体似乎也好了一些，连日忙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5月1日，他出席了北大文艺社举行的文艺晚会，和冯至、马彦祥诸人分别讲演五四时期、抗战以前、抗战时期及胜利以后中国文艺的进展和演变。
2日，参加北大新诗社主办的文艺晚会，听“黄河大合唱”。
4日，他在《泥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节纪念》的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想。文章写道：五四文艺运动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新文化运动。这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领导的地位。
这文艺运动攻击“吃人的礼教”，从家族的束缚下解放了个人，解放了自我。
这文艺运动打倒了权威的老年代，建立起独立的中心的青年代。
这文艺运动清算了过会，把握着现在，认清了现在，认清了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代。
觉醒的个人，认清了自我——这些知识分子于是开始“向民间去”。
这是他对五四文艺运动的新看法，也是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新认识。
5日，他出席了清华“五四”文艺晚会，作了题为“论严肃”的讲演。他生动地叙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小说诗词等地位的变化过程，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开始就是严肃的，批判了中途出现的“玩世派”，肯定胜利以后文学强调“人民性”是“重行紧绪了‘严肃’那尺度”，指出“目下黄色和粉红色刊物的风起云涌”，“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文艺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们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去。这是运用‘严肃’的尺度时时候值得平心静气算计算计的”。讲话内容切实，态度严肃认真，论证详明，极受听者欢迎。
这时，他开始大量阅读解放区的作品。他从那些文艺创作中去理解解放区的现实，而又从对解放区的理解中去加深对作品的认识。其中，他特别喜欢赵树理的小说。一天，几个同学到他家访问，他很高兴，坐在藤椅上抽时香烟，天南海北闲扯，谈笑风生，愉快非常。谈话间，一个同学提到新近出版的《北方文丛》，征求他的意见。朱自清说：“我看到的不多，但我觉得《李有才板话》很好。我要写一篇文章评论它”。
这篇文章就是《论通俗化》，他认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之所以有那些成就，是因为“有了那种生活，才有那种农民，才有那种快板，才有快板里那种新的语言。赵先生和那些农民共同生活了很久，也才能用新的语言写出书里的那些新的故事”。又说，“书里的快板并不多，是以散文为主。朴素，健康，而不过火。确算得新写实主义的作风。故事简单，有头有尾，有血有肉。描写差不多没有，偶然有，也只就那农村生活里取喻，简截了当，可是新鲜有味”。在文章中他还论及《李家庄变迁》的艺术成就。他认定赵树理的作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结束通俗化而开始了大众化”。
为了斗争需要，当时文艺创作出现了一些标语口号，对这种现象，有些人很反感，认为这是“起哄”、“叫嚣”，是一种“符咒”，“语文的魔术”。朱自清本也讨厌标语口号，现在他感到：“这值得我们想想，为什么会如此呢？是一般人爱起哄吗？还是标语口号的确有用，非用不可呢？”深思结果得出新的见解：“现代标语口号却以集体为主，集体的贴标语喊口号，拿更大的集体来做对象。不但要唤醒集体的人群或民众起来行动，并且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标语口号往往就是这种集体运动的纲要。”因此他坦然宣告：人们要求生存，要求吃饭，怎么能单怪他们起哄或叫嚣呢？“符咒”也罢，“魔术”也罢，只要有效，只要能以达到人们的要求，达到人们的目的，也未尝不好。他认定：“标语口号正是战斗的武器”。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强调标语口号不能“滥”，要有现实性，要诚，不能用来装门面，只图好看好听，而要“发生领导群众的作用，众目所视，众手所指，有一丝一毫的不诚都是遮掩不住的”。①朱自清这样主张并非偶然，而是和当时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连。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把广大人民逼到饥饿线上，为了生存，人民奋起反抗，自今年起，城市贫民掀起了广泛的抢米、“吃大户”等热潮，参加者约17万人。5月19日，上海七个国立大专学校学生7000余人，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20日，北平大中学生3万人也举行了同样的示威游行，喊出了要饭吃、要民主的口号。
朱自清十分同情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
抗战胜利的曙光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光明？带来了多少温暖？他日日夜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本来对抗战寄予着那么殷切的希望，蛮以为狼烟熄灭之后，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将壮伟地屹立于世界之林，谁知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与他主观愿望绝对相反的景象：法币贬值，物价暴涨，市场萧条，农村破产，老百姓依然鹑衣百结，一脸菜色，真是哀鸣遍野，饿饣孚成行。他不由发出如此痛苦的喟叹：胜利突然到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
他从成都看到的“吃大户”情况想到现在，心中感到非常吃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6月24日，他签名呼吁和平宣言，反对内战，又到新林院北院访问同事，请他们参加签名。接着，写了一篇《论吃饭》的文章，为千百万饥民呼吁，向反动当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文章抓住当时“吃大户”这一典型事件，针对吃饭问题，抒发议论，支持广大民众为求生存的正义行动，从而揭露了“更其动乱”的黑暗现实。文章中心命题主要论述“吃饭第一”的道理，维护人民的“吃饭权”，他说，吃饭是人情，是为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广大饥民“吃大户”的举动，正是合理的行为，这是“天赋人权”。文章尖锐指出：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
这篇文章的深刻处在于它通过“吃大户”事件，透见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本质，把握住整个时代潮流，配合了当时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求解放的斗争。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呢？文章从具体事实出发，深刻指出，是统治者“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民众，”人民吃大户的原因是“被迫得无路可走”。朱自清在文章里，热烈赞扬了人民的觉醒和伟大的集体力量，他直言宣告，人民这种为维护吃饭权的革命行动，是“法律”和“官儿”压不下的，这因为“群众就是力量！谁怕谁！”他激情地歌颂人民“不能再安贫乐道”，也“不能再安分守己”的集体斗争精神。他对群众斗争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这种声音，这种精神，是他前所未有的，他终于在斗争中发现了力量的源泉。在这篇文章中，朱自清运用了自己丰富的知识，为现实斗争服务，他时而说古，时而论今，从远古一直谈到抗战“吃饭更难”的现实，从历史角度论证民与士对吃饭问题认识的变化，洋洋洒洒，顺理成章，有力地阐明了“吃饭第一”的道理。他绝非为说古而说古，而是从现实出发，由今而想古，说古而涉今，他广采古今事例，把论古与说今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从大量历史事实中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论吃饭》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反映了朱自清后期杂文的风格特色。
当时，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朗诵诗创作十分流行，清华学生也经常召开诗歌朗诵会。朱自清对朗诵诗有点怀疑，觉得它不是诗，至少不像诗。但在参加了几次朗诵会后，渐渐感到它和有些诗比起来不觉得好，但听起来却不错。这使他想起1945年昆明西南联大的一次晚会上听闻一多朗诵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他从闻一多的抑扬顿挫的声调里，切实地领会到这首诗的深刻的情调，晚会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个朗诵变成当晚最精彩的节目。从此，他逐渐改变看法，认为有些诗是在朗诵里才能显现出好处来的，“这种朗诵诗大多数只活在听觉里，群众的听觉里；独自看起来或在沙龙思念起来，就觉得不是过火，就是散慢，平淡，没味儿。对的，看起来不是诗，至少不像诗，可是在集会的群众里朗诵出来，就确乎是诗。这是一种听的诗，是新诗中的新诗。”它的特点是，“说出大家要说的话，听的是有话要说的一群人”。①他自己也开始实践，在课堂上朗诵何达的诗给同学们听，效果很好。
一天，他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晚会，听到朗诵《米啊，你在哪里？》感到很好，虽然有点标语口号似的，但短小精悍很有劲儿。散场之后，和一位朋友边走边讨论，朋友承认朗诵诗的效用，但觉得这只是为时代所需要的，不能永久存在下去。朱自清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集体化似乎不会限于这个动乱的时代，这趋势将要延续下去，发展下去，虽然在各时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许不一样。那么朗诵诗也会跟着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存在下去，——正和杂文一样。”他从实践观察中认识到朗诵诗的价值：朗诵诗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又说：
朗诵诗要能够表达出来大家的憎恨，喜爱，需要和愿望；它表达这些情感，不是在平静的回忆之中，而是在紧张的集中的现场，它给群众打气，强调那现场。①为了支持朗诵诗，他托人设法在“星群出版社”出版何达诗集《我们开会》，还特地写了一篇《今天的诗》，热情地做了评介：“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又说，“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诗。”这些都真切地表明他的文艺观在实际斗争中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为人生的诗人，进而成为大众的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他也输进新观点和新内容。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①以这种进步观点和态度从事教学，使古文学和现代不脱节，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时，有件事使朱自清特别高兴，那就是经过几个月的奋斗，闻一多全集整理已近竣工。5月25日下午，朱自清邀请了中文系同人12位，集体校对遗稿，重新编排全集次序。对闻一多全集的编辑，他花费了很多精力，他总感到闻一多“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他还记得，在云南蒙自的时候，闻一多住在楼上，终日做研究工作，一刻也不放松，除上课外，绝少下楼，所以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朱自清认为就因为闻一多“能这么集中，才能成就这么多”，这半年来，他细读闻一多手稿，越发感佩不已，觉得他“见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广，不折不扣超人一等”。对于这样丰富的手稿，他简直不知从何下手了。整理过程也极艰苦，第一批稿子从昆明运来时，箱子进了水，有些霉得揭不开，编委会赶紧请专门的人来揭，有的揭破了些，有的幸而未破，也斑斑点点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完整，不致妨碍编辑工作的进展。开头，朱自清拟了一个目，全集由家属和开明书店接洽出版，委员会则集中整编几部未完成的遗著上，因而决定分工负责，他自己总其成。计分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诗与批评、散文、演讲录、书信、诗选与校笺等八个项目，将古代与现代打成一片，成为“诗的史”。全集拟目由天津文汇报发表，征求读者意见，希望他们能够钞寄闻一多遗文，结果来信员然不多，而增加的文篇却不少。
朱自清对闻一多遗稿十分珍惜，保管很严。7月中旬，北大学生要举办闻一多遗著展览，他们要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提供资料，闻一多遗稿全部存在清华，由朱自清亲自保管。闻家驷到清华找朱自清商量，朱自清将一部份手稿检出来，写好目录，郑重地在后面写道：“家驷先生经手借给北大同学主办的一多先生周年纪念遗著展览用。”递给闻家驷请他签字。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使闻家驷十分感动。
编辑工作一竣工，朱自清立即浸沉于对闻一多道路的思索之中，他要为全集写一篇“序”，总结闻一多辉煌战斗的一生。八月酷暑，热浪滔滔，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他要通过这篇序言，把闻一多的革命精神和风格传播于世。一起笔，他便写道：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间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到学者的时期，他也如终不失为一个斗士。
。
他沿着这样的思路，返顾闻一多的生活思想轨迹，阐明他“斗士存在诗人里”，“学者中有着诗人，也存着斗士”的独特风格。最后，他指出闻一多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甘心的！”
这篇题为《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的“闻一多全集序”完稿时，已是八月将尽了。
在整理遗稿时，朱自清发现闻一多有些关于办中国文学系的意见，见解精辟，很有参考价值，由是将它联缀成篇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闻一多方案是“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系改为文学系与语言学系”，他认为文学不能分中外，语言学应该独立成系。朱自清也写了篇《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补充并肯定了闻一多的意见。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学期结束时，中文系为毕业生召开了欢送会。朱自清在讲话中勉励同学说：“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是很好的事，但一个人无论做中学教员或其他职工，一定要先把应该做的本份工作做好，这样人家才会相信你。”这就是他常讲的实干精神。
时光悠忽，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新学年开始了。10月24日晚上，中文系举办一个迎新大会，文娱节目中最为热闹的是扭秧歌，师生一起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其中一个瘦小的老头子，迈着不自然的步子起劲地扭着，惹得青年学生们哈哈大笑。这个瘦弱的老人就是朱自清。
散会后，他还兴奋异常，回到家里即在“日记”上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学扭秧歌，颇有趣。
扭秧歌这件事在当时是十分新鲜而时髦的，因此他的参加很引起一些闲言碎语，有些人认为偌大年纪还和男女青年一起扭秧歌，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法明了”的事，但学生们对此却十分感佩，认为是一种“向一个新时代学习的态度”，是“对人生负责的严肃态度”。①11月22日，是朱自清50大寿，晚上陈竹隐烧几碗菜，阖家为他祝寿，他非常高兴。
翌日，他的学生王瑶等来他家里，提议为他举办50诞辰庆祝会，他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婉言推辞了，说：“明年再说吧，明年才是50足岁”！王瑶等只好答应了。
谁能料到？明年迎来的却是一个令人哀伤的日子。
朱自清传--二十一、“何须惆怅近黄昏”
二十一、“何须惆怅近黄昏”
1948年元旦上午，朱自清到工字厅参加新年团拜，晚上又出席中文系师生在余冠英住宅门前举行的新年同乐晚会。晚会主要节目又是扭秧歌，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一件红红绿绿的衣裳，头上戴一朵大红花，他虽然身体不好，却兴奋地和同学们一起扭着，而且扭得最认真。散会后回到家里，他又在《日记》上记下一笔：“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他的这种和青年学生打成一片的精神，使许多人感动。闻家驷写道：
他不但在功课方面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且热心诚意地去参加同学们的许多课外活动。座谈会，讲演会，游艺会，他是每次都到的，他甚至在今年的新年同乐会上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儿。我当时听了有这么一种感想，觉得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青年人担起了一个最前进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在中年知识分子和人氏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一个人如能放下师长的架子而去加入青年的行列，他将来一定会脱下知识分子这件衣服，加入人民行列，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①扭秧歌这一举动，确是反映了朱自清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二天，由于过于劳累，胃病复发，尽吐酸水，不能进食，身子非常疲倦，只好呆在家中静养。
闲居无事，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不能工作，闷时只有翻翻闲书。一天，邮差忽然送来一个邮件，扯开来一看，心中大喜，原来是作家书屋寄来的自己的新书《新诗杂话》，是去年12月出版的。这本书共收文章15篇，另有一篇译文，多作于抗战期间。关于书的特色，他在“序”中说：“我们的‘诗话’向来是信笔所至，片片段段的，甚至琐琐屑屑的，成系统极少。本书里虽然每篇可以自成一个单元，但就全篇而论，也不是系统的著作。因为原来只打算写些随笔。”文章讨论范围极广，有诗的动向，诗素种种，爱国诗，歌谣和译诗，以及诗的声律等等，多半是在“解诗”，其原因就如他自己说的，“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而“分析一首诗的意义，得一层层挨着剥起去，一个不留心便逗不拢来，甚至于驴头不对马嘴。”集子于1945年10月编就，书稿寄出后便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后又听说书稿被书店失落了。每提及此事，朱自清就伤心异常，以为这本书永无问世之日了，不料隔了三年多竟然出版了。他喜出望外，不断摩挲，翻阅不已，乃提笔在目录后的空页上写道：盼望了三年了，担心了三年了，今天总算见了这本书！辛辛苦苦写出这些随笔，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真是高兴！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改了一些错字。我不讳言我“爱不释手”。“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说是“敞帚自珍”也罢，“舐犊情深”也罢，我认了。1948年1月23日晚记。
他在第一行上边盖了一个“邂逅斋”闲印，最后一行下边盖了个“佩弦藏书之钤”，太高兴了，手忙脚乱，第二个图章竟然倒置了。
身体不好，心境也不妙，无端地变得多愁善感了。去年12月7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上看到一篇业雅写的《老境》散文。业雅姓龚，湖南人，系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的夫人，也住在清华园，和朱自清熟悉，常写些散文前来就教。业雅当时只有45岁，不知何故竟在文章里发起暮年的感慨。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我是刚迈进老境的人。脸上刻出很多皱纹，鬓边添了不少华发，走起路来，脚底下没有弹力，像拖把似地就地擦，看起书来，像戏台上关公看左传一般要把书放得远远的。记忆力衰退，思想迟缓，高兴时不会笑得前仰后合，更不会捧腹地笑出眼泪来，坐久了腰酸，劳累了背痛。睡眠时间缩短，天还没亮就会醒来。这些现象，都是使人苦恼的。
人到了老境，心情很难活跃，尤其当孩子的翅膀硬了，一个个飞离自己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寂寞。
接着，文章便详细地叙说自己子女的情况，描述当他们长大后如乳燕般离巢远飞时，自己凄哀酸楚的心境。这篇文章引起了朱自清强烈的共鸣。1月29日夜里，他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又忆起《老境》这篇文章，联想到自己状况，千情万绪浮上心来，乃披衣而起，写诗一首：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
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
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
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梁实秋系《益世报》副刊《星期小品》的主编，因此他将这首诗抄寄给他，又抄了两份分别寄给俞平伯和叶圣陶。俞平伯看后感到诗固佳，但太萧瑟了，乃寄和一首：暂阻城阴视索居，偶闻爆竹岁云除。
拣技南鹊迷今我，题叶西园感昔吾。
世味诚如鲁酒薄，天风不与海桑枯。
冷红阑角知何恋，褪尽红花赋雨都。
诗里蕴蓄着宽慰之意，但气韵也很萧瑟，只不过比朱自清稍好一点。朱自清领会老友的情意，十分欣慰，这是他们两人最后的唱和。朱自清去世之后，叶圣陶将他的诗公诸于世，并联系朱自清当时思想，逐句加以解悉。他认为朱自清诗里说的“何当计短长”的意思是：“苦一点，委曲一些，与世无闻，草木同腐，都无所谓，这就是所谓不计短长。可是，这些事合属于个己方面。如果是公众方面也包括个己方面的事儿，就决不容不计短长，因为这不以个人的生命为限，个己的生命虽然有与世远离的一天，社会的生命可永远延续下去。至少佩弦是这么想的”。①确如叶圣陶所说，朱自清对个人荣辱得失，确是并不计较，但对社会现实问题，却是很“计短长”的。就在一月间，他写有一篇《论且顾眼前》的杂文，尖锐地指出，“惨胜了，战祸起在自己家里，动乱比抗战时期更甚，并且好像没个完似的”。他扣住这样现实，猛烈地抨击了“只顾享乐的人”，说这些人是大发国难财、接收财和胜利财的人，“他们巧取豪夺得到财富，得来的快，花去的也就快”。他把矛头直指豪门贵族，他们“凭藉特殊的权位，浑水里摸鱼，越来越富，越花越有。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享乐也集中在他们手里。于是富的富到三十三天之上，贫的贫到十八层地狱之下。现在贫富悬殊是史无前例的，现在的享用娱乐也是史无前例的”。文章还剖析“苟安旦夕的人”，他们特点是“见风使舵，凡事一混了之”，什么都是“马马虎虎，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不能拖就来个偷工减料，只要门面敷衍得过就成，管它好坏，管它久长不久长，不好不要紧，只要自己不吃亏”。他指出，“老是这么混着混着，有朝一日垮台完事”。他同情那些“穷困无告的人”，因为他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只能顾到眼前的衣食住，再不能顾到别的”，但对他们“害怕破坏和改变的态度”，表示不满。他最赞赏“顾眼前而又不顾眼前的人”，说他们是“及时把握现在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努力认识现在，暴露现在，批评现在”，向着“破坏与改变的路上去”。这是他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是他对人生所采取的态度。文章观点明确，语气尖锐，分析犀利，爱憎分明，内容之深刻为以往所未有。这时，他再次重申立场问题：所谓现代的立场，按我了解，可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人民的立场。①恰在此时，北平一些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个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成员多半是朱自清的老朋友。所谓中间路线，即意在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一条所谓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他们派吴景超来邀请朱自清加入，被他断然拒绝了。吴晗回忆道：当时教授阶层生活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朱自清先生不但因为人口多，特别穷困，还带着一身病。为了补助生活，这时期他写了很多文章。《新路》为了纠合“民主个人主义者”进行反人民的活动，用利诱的方式，出的稿费特别高。在这种情况下，朱自清不为利诱，坚决不走中间路线，并且和他们划清了界限。①3月间，国民党为了垂死挣扎，推出了“行宪国大”的闹剧，一时间，选伪国大的活动密锣紧鼓地上场了，清华有个别教授参加竞选，他们跑来要朱自清帮忙投他一票，朱自清十分厌恶，坦白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的票，别的人我也不投！”
有一个竞选立委的，也找上门来请他签名赞助，朱自清也直截地对他说：
“我不能签名，但并不是反对您。”
有些达官贵人请他吃饭也被拒绝，有一个“名流”出高价要他写篇“寿序”，他虽然穷但不屑于做这种轻骨头的事，轻蔑地对人说：
“那些人有什么功德可歌颂的？”
他持己极严，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私事认真，公事更认真。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凡公家东西，绝不许别人乱用，即使一张便笺，一个信封，也绝不往家里拿。学校在他家门口堆了些细沙，为铺路用的，小女儿拿一点玩，他也不许，因为这是公家的东西。
3月19日，李广田来访，告诉他今天是杨晦的50寿辰。杨晦原名兴栋，是朱自清北大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在抗战前三四年，有人向他介绍了杨晦的情况，朱自清才知道，“杨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现在从李广田处得知这个消息，连忙给杨晦寄去一信，对他说，“这是您的一个同班老同学在给您写信，庆祝您的五十寿辰，庆祝你的创作和批评的成绩，庆祝你的进步！”同时热情地说：“我喜欢你的创作，恬静而深刻，喜欢你的批评，明确而精细，早就想向你表示我的欣慰和敬佩，只可惜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动笔”。
第二天，他进城参加杨晦五十寿辰纪念会，多吃了一点东西，回来后胃病复发，呕吐甚烈，痛苦非常。身体比以前更衰弱，只得在家休养。但他却静不下心来，略觉好些，就起床做事，把多年来写的有关语言和人情世态的短文收集起来，编成一书曰《语文影及其他》，内分两辑，一为“语文影之辑”，收文章10篇，一为“人生的一角之辑”，收文章9篇。本来这是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想写些关于语言文字意义的文章，除编成“语文影”之外，还要出“语文续影”、“语文三影”，这些文章多少带点玩世气味，谁知写了几篇之后，就渐渐不喜欢再做下去了，于是又想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短文，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写，书名叫作“话的话”，可写了两篇又觉得不满意，也不再写下去了。至于“人生的一角”也是计划了而没有完成的一部书，他本打算写一本“世情书”，“世情”即“世故人情”的意思，后来怕人误解“世情”为“炎凉”的“世态”，而且“世情书”名字也太大，故改为“人生的一角”。在“序”中他写道：“‘一角’就是‘一斑’，我说的种种话只算是‘管见’；一方面，我只是站在‘一角’上冷眼看人生，并不曾跑到人生的中心去。这个冷眼，又玩世的味儿”。在翻阅这十多年来写的这些短文时，他感触颇多，在“序”的最后他写道：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承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玩世主义盛行的时候，也正是作者的青年时代，作者大概很受了些《语丝》影响。但是三十年代渐渐的变了，四十年代更大变了，时代越来越沉重，简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那里还会再有什么闲情逸致呢！我计划的两部书终于都在半路上“打住”了。这儿这本拼凑起来的小书，只算是留下的一段“路影子”罢了。
这本书是他手订的最后一个集子，没来得及出版便去世了，至1985年才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印行。他还带病编辑《高级国文读本》，这是他和叶圣陶、吕叔湘合作的。前不久，他也是和他们俩合作编写了《文言读本》，他认为学文言该从基本学起，现代青年学文言，目的在阅读文言书籍，不在练习文言写作。因此，选文以内容与形式的难易及篇幅长短为序，由易到难，从短到长，先是小说短篇，渐及专书名著，使学生养成阅读文字的能力，每篇后附有“篇题”、“音义”、“讨论”、“练习”等四个项目，并叙作者略历及其风格，以供学生自学参考。这项工作花了他很多时间，以至逝世还没有完成。
在四、五两个月中，他接连出版了三本书，《语文零拾》由名山书局印行，都是一些书评和译文共14篇。《标准与尺度》由文光书店出版，收集了抗战胜利后写的一些文章共22篇，内容很杂，有评论、杂记、书评、序跋等，其中谈文学与语言的占多数。《论雅俗共赏》由上海观察社出版，收关于文艺的论文14篇。这些文章都写得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古今融会，观点新颖，有独到的见解，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在病中，这些成果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
树欲静而风不止，局势又日渐紧张起来了。三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布《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在“戡乱”名义下，大批逮捕杀害进步学生，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抗。4月6日，清华30位教授、讲师、助教、职员、工警和同学一道，为抗议暴政，举行罢教、罢职、罢工、罢课三天。翌日，北平行政当局公然要北大交出12位同学。8日深夜，国民党特务明火执仗，持枪棒冲入师范学院，捣毁自治会办公室，捕走8位学生。9日，师大、北大、清华等校学生，向北平行辕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但反动当局无动于衷，又于11日，派遣大批军警特务包围北大红楼，搜查、捣毁东斋教授眷属宿舍，并在街头阻击北大学生。北大师生员工愤怒异常，再度宣布罢教、罢课、罢工。12日，清华教授会开会，决定发表宣言，再罢课一日以为声援，朱自清被推为宣言起草人之一。22日，他又签名抗议国民党北平党部吴铸人谈话宣言。25日星期天，是俞平伯父亲的生日，他特地进城到俞家祝贺，饭后至公园观赏牡丹，晚上又被朋友约去东兴楼聚餐，夜里胃病复发，疼痛不止，又只好卧床休息。
一天，王瑶和李广田、范叔平两人来探望，谈话间又提到今年要为他祝寿，主张由北平文艺界开茶会，并出一特刊，纪念他30年来在创作方面的成就，并不惊动清华同人。朱自清谦逊地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成绩，而且生日在11月，还是到时由他请客小聚为好。由朱家出来后，王瑶和李广田商议，等到11月事先不通知他，按原议安排。胃病越来越严重，吃下东西就吐。5月15日，他在陈竹隐陪同下，进城至中和医院检查，诊断为胃梗阻，须手术治疗。由于费用昂贵，又只好作罢。
身体已因长时期超负荷运转，招致严重的损伤。连续几日，胃疼不止，呕吐不已，体重不断下降，但他的精神却不萎靡，仍然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局大事。他很喜欢近人吴兆江将唐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而用之，曰：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他将这两句诗抄下来，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用以自策。有一个同学看后对它的意思不甚了解，问他这是否是感到自己老了。朱自清摇摇头，微笑道：“这两句诗只是表示积极，乐观，执著于现实的意思。”
这时，历史车轮正按着自己必然的规律急速运转：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而蒋介石则由“全国防御”转为“分区防御”。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它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动向：数十年腥风血雨，波诡云谲，大起大落，惊心动魄的历史，已到大幕行将降落时刻；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将要结束，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出现于亚洲地平线上。胜利曙光已经在望！朱自清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他虽然感到自己生命已濒临黄昏，夕阳残照，为时无多了，但他已从大江南北隆隆的炮声中，窥见祖国“无限好”的前景，因此他并不落寞，他要以乐观的心情，去迎接美好的未来，以有限的生命去作最后的斗争。
健康状况每况愈下。6月1日，他去参加一个会议，感到极度疲劳，几乎走不回来了，返家后立即卧床。翌日，开始大量呕吐，连续几天，连起床走动一下都感到费劲，体重从45公斤降至38．8公斤。但他仍然坚持上课，结果在课堂上大吐，同学们连忙把他扶回家来。王瑶闻讯前来探望，朱自清疲惫地躺在床上，还一门心思记挂着上课的书，用细弱的声音说：
“如果过三四天还不能起床，就请你代上‘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这两门课。”
可是，休息两天后，身体稍有康复，他又勉强去上课了。每周四小时的“中国文学史”，他已接连讲授了三年，最近他才把缺着的一部分关于戏曲小说的书籍买好，准备以新史观写一部深入浅出的《中国文学史》。材料虽已齐备，因身体不好，不能动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