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意今后要从小处、近处着手，即要切切实实做些事，他也主张刹那主义，但其含义和那位朋友的不同：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牵连是绵延无尽的！①当时，俞平伯任浙江省视学，6月间，朱自清乃邀他夜游西湖，连续三天。山峦淡远，星斗满天，在夜风徐徐，桨声汩汩的静谧氛围中，任一叶扁舟随意飘荡，老友两人相对而坐，促膝谈心，互诉衷肠，讨论了人生的意义和对生活应有的态度。朱自清对俞平伯诉说了自己的懊恼和怅惘，他说自己“因怅惘而感到空虚，在还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以比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②。7月，俞平伯受浙江教育厅之委派，往美国考察教育，朱自清乃于7月初前往上海，出席在一品香召开的文学研究会南方会员大会，讨论会务并为俞平伯饯行。出席宴会的有叶圣陶、郑振绎、沈雁冰、周作人、刘延陵等19人。回杭州后，乃携妻子和儿女回扬州和家人团聚。在扬州他仍苦苦思索人生问题，决意改变思想状况，绝不颓废，要坚决摆脱生活中种种纠缠，立定脚跟，安下心来从事实际工作。夜里，他默坐沉思，诗情奔涌，乃提笔抒写一首长诗，但家中人多事杂，定不下心来，只写了个开头，暑假已经结束了。
因为曾答应台州浙江第六师范学校师生暑假结束后要去，因此在9月间，朱自清带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乘轮船到台州去。一时找不到住处，暂住在新嘉兴旅馆，六师同学听到朱老师来了，欢腾雀跃，连夜赶到旅馆探望。
天气闷热，灯光昏暗，但师生都十分高兴。他们挥扇长谈，竞说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笑谈近来学习的成绩。朱自清从行李袋中摸出一个小皮包，从里头掏出一卷稿子，对同学们说：“这是我在杭州游湖后的感想，我近来觉得生命如浮云如轻烟，颇以诱惑为苦，欲亟求毁灭。这首诗，才写了两节，还有许多，现在没有功夫来写。”同学们拿来一看，题目名曰《毁灭》，开头便是这样几句：踯躅在半路里，
垂头丧气的，
是我，是我！
……
同学们看了才写的两节诗，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悲戚，十分感动，都盼望他赶快写完。
在台州，朱自清很忙，除了教书备课，还要改六师同学们写的文章；同时，杭州一师的同学还不时寄来稿子要他批改。在工作之余，他才整理思绪，继续创作长诗《毁灭》。风也依然，云也依然。
台州还是那样荒漠、冷清。全城只有一条二里长的大街，别的路上大白天都难得能见到行人，到了晚上更是漆黑一片，只有从人家窗口透出一点灯光，偶尔看到过路人拿着的火把。朱自清家住在东山脚下，更是寂寞，山上松涛阵阵，天上飞鸟一只两只，他们的住宅在楼土，书房面临大街，可以清楚地听见路上行人的说话声，但因为太空旷，过路的人也太少，所以听起来就好像是远风送来似的。他们是外地人，也不喜交际，所以没有什么朋友熟人，家里只四个人厮守着。这个小家庭给朱自清带来了极大的温暖。到了冬天，北风怒号，天气寒冷，但在朱自清的感觉中，“家里老是春天”。有一次他上街回来，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武钟谦母子三人并排坐在那里，三张脸天真地笑嘻嘻地望着他。朱自清蓦地感到有一股暖流淌过心头：“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①寂静的环境更适于深思反省，检讨过去，计算未来。是呵，自己过去曾有过追求，有过向往，曾为此而兴奋，而苦恼，而欢乐，而痛楚。但世上又那有笔直而又平坦的路呢？时光虽已流逝，脚步却仍须向前！11月7日，他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明确今后的生活态度：弟虽潦倒，但现在态度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
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转向”。在信中他对自己的刹那主义做了这样通俗的解释：我的意思只是说，写字要一笔不错，一笔不乱，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呷饭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不调整的，总竭力立刻求其调整——无论用积极的手段或消极的手段。每一刹那的事，只是为每一刹那而做，求一刹那心之所安；虽然这一刹那所做与前者刹那，后些刹那有影响，有关联，但这个关联在我是无大关系的。我只顾在那样大关联里的这一刹那中，我应该尽力怎样做便好了。这便是所谓从小处下手。
随后，他又给俞平伯去信，继续探讨生活问题，进一步解悉自己的刹那主义。他说：我的意思只是生活底每一刹那的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用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费心去筹虑。我觉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往往只“惆怅着过去，忧虑着将来”，将功夫都费去了，将眼前应该做的事都丢下了，又添了以后惆怅的资料。这真是自寻烦恼！
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他最后结论是：“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这在哲学上说，也即他所认定的，“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所谓中和主义其实就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中者，天下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生成也。天德莫大于和，而道正于中”①。实际上是追求内心感情的节制与适中，侧重对立面的调和与统一，安于自我满足，追求安定和谐。这种思想后来曾给他带来无穷烦恼，但他那种不务空想，不甘沦落，执着地“只管一步步走”的务实精神，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坚实风格。在台州斗室中，他将纷乱的思绪幻化为生动形象，借助想明的羽翅，谱写自己的心曲。
寂静的家庭也有热闹的时候，那便是学生的来访，朱自清教学认真，循循善诱，对人和气，同学都喜欢和他亲近。或在夕阳斜睨的傍晚，或在灯光溶溶的良夜，他们时常来到他的书房，向他请教问题，翻阅堆积在案头的新书报，十分融洽。12月的一天，当学生们又来到他家时，朱自清拿出最近写成的长诗《毁灭》的原稿，同学们一看，是分行写的，如果把稿纸粘接起来，足有两丈长。朱自清对他们说，自己因功课忙没有时间抄，同学们立即表示愿意效劳，乃于课余时间帮他将稿子誊清。朱自清看后认为这样很费版面，乃将它改为散文形式，寄给《小说月报》。
长诗一开头便勾勒出诗人的自我形象：白云中有我，
天风的飘飘，
深渊里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不曾印着浅浅的，隐隐约约的，我的足迹！
我流离转徙，
我流离转徙；
脚尖儿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国土！
在风尘里老了，
在风尘里衰了，
仅存的一个懒恹恹的身子，几堆黑簇簇的影子！
幻灭的开场，
我尽思尽想：
“亲亲的，虽渺渺的，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回去！回去！”
这就是朱自清自己长期以来潜伏于心中的“丝毫立不定脚跟”的“空虚”感。他不愿长此以往地飘忽在白云天风之中，沉溺于深渊伏流里头，立志要脚踏实地，埋头走去。这是积极的否定，深刻的反思，也是“专崇实际”的必要步骤。接下去长诗有六个层次，是毁灭的展开，纠缠的摆脱，诗人通过奇妙而独特的想象，使郁积在心灵深处的复杂思绪，得到形象化的表现。那里有“茫茫的淡月，笼着那静悄悄的湖面”，有“雪样的衣裙”，“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双眼”的姑娘，有“互相夸耀着”的“如云的朋友”，有“天花乱坠”的“巧妙玄言”，有“引着我下去”的“灵弱的心”，有象征死神的“黑衣力士”和“白衣的小姑娘”等等。这些景象都是人生、社会、家庭对诗人的种种诱惑和压力的意象表现。在朱自清的意识中，这些都是阻碍他“专崇实际”的纠缠，因此他都要“撇开”，都要“丢去”，他看穿这一切，要挣扎着走“自家的路”。长诗的最后是毁灭的终结，“什么影像都泯灭了，什么光芒都收敛了”，于是，“拨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他庄严宣告：
摆脱掉纠缠，
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对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朱自清的《毁灭》绝非消极地抹杀一切，否定一切，他要“毁灭”是为的不愿毁灭。他要毁灭的只是那些“缠缠绵绵”的情感，“渺渺如轻纱”的憧憬，“迷迷恋恋”的蛊惑，以及“死之国”的威胁。年轻的他不愿“轻轻地速朽”，要用“仅有的力量”，回到“生之原上”。这是对人生积极的肯定，对生活积极的探求，虽然流转在诗里尚有一丝淡淡的哀愁和跋徨苦闷的情绪，但“别耽搁吧，走！走！走！”流贯全诗的是一股在刹那主义指导下，面向实际，力求有所作为的上进精神。“丢去玄言，专崇实际”实在就是这首长诗的主题。在艺术上，朱自清主张“长诗底意境或情调必是复杂而错综，结构必是曼衍，描写必是委曲周至”。①在《毁灭》里，诗人汹涌的情思，便体现在那回环往复的曼衍结构之中，通过复沓、对比、象征、比喻等种种手法，委曲周至地表现出来的。长诗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高度的成就。俞平伯曾和他通信讨论过严肃的人生问题，最了解他创作的动机和意图。在读了这首长诗后，他指出：《毁灭》的作者“把一切的葛藤都斩断了，把宇宙人生之谜都拆穿了，他把那些殊途同归的人生哲学都给调和了。他不求高远只爱平实；他不贵空想，只重行力；他承认无论怎样的伟大都只是在一言一语一饮一食下工夫”。因此“《毁灭》便是生长。《毁灭》正是一首充满了积极意味的诗”。同时认为就技巧而言也有高度成就，它“实在是创作的才智底结晶”，“这诗底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
“它风格底宛转缠绵，意境底沉郁深厚，音调的柔美凄怆，只有屈子底的《离骚》差可仿佛。”②正当《毁灭》于1923年3月在《小说月报》发表时刻，朱自清接受了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的聘请，离开亲爱的台州六师同学，到温州去了。
朱自清传--五、温州踪迹
五、温州踪迹
温州浙江第十中学原系温州府学堂，创办于1902年，校舍是原来的中山书院，辛亥革命后改为省立第十学堂。翌年，“学堂”改称“学校”。第十师范学校前身为温州师范学堂。1923年实行新学制，十中和十师合并，仍称省立第十中学，分中学部和师范部，前者设在仓桥的十中，后者设在道司前的十师。学校研究部部长兼图书馆主任金嵘轩浙江瑞安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章太炎、陶成章等革命党人有过交往，富有民主主义思想，是浙江著名的教育家。朱自清就是由他提议聘请来的。
在春花烂漫的三月，朱自清带着家小来到了这个位于瓯江下游的古城。先在离学校较近的大士门租了一所房子，不久因大士门失火又迁至朔门西营堂34号。这是一座老式的两进平房，前后都有院子，四周有围墙，靠大门有两间厢房，外面一间当住室，后面一间前半为书房，从学校里借来一张学生自修桌，放在前方的门下，靠墙的0．66米许空隙，放了一张旧籐椅。房子的后半便作了厨房。厢房外面有花墙把大院隔开，自成小院落，种了些花木，环境还颇幽静。在十中，朱自清的教学任务相当重，在中学部教国文，又在师范部教公民和科学概论。他教学认真，态度严肃，在课堂上极力向学生传授新知识，播种新文学种子，又讲究教育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当时一个学生有生动的回忆：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面。经常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①
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嗦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久，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作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作文题目，并且要我们自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②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的作文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90分到100分，次格为80到90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便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励了他们学习的进取心。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中学部师范部各年级，都争着要求他上课，朱自清只得奔波于两部之间，尽量满足学生的要求。学生们也常到他家里拜访，向他请教问题，三三两两，络绎不绝，简直是门庭若市了。其中有一个刚从日本回来的学生，他的父亲特地托朱自清指点。这个学生是在日本受的教育，对国文一窍不通，朱自清便告诉他，文字的运用和艺术的境界是国际性的，所不同的，只在使用的符号，即文字的不一。要他在这一原则下去领会自己国家的文字。又选《辛夷集》为他讲解，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并经常和他闲聊，锻炼他的汉语能力。时间一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时老师要他邀集一些同学一起到三角门外，去看妙古寺的“猪头钟”，到江心寺后看古井，渡瓯江去白水，坐河船去探访头陀寺，相处十分欢洽。
十中校景颇佳，学校与雁荡山相对，位处瓯江之滨，校园东南隅，原是一座林木蔚郁，曲径回环的园囿，叫做籀园，在道司前原校址西首，又有一栋朱柱飞檐，庄严典雅的亭院，名曰怀籀亭，这是为纪念清代温州大儒孙治让而筑的，孙治让字仲容，号籀蚌。在十中仓桥分部后面有座小山叫中山，晚清中山书院就设在这里。朱自清对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学很有感情，特地为她写了一首校歌：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
怀籀亭边勤讲诵，
中山精舍坐春风。
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歌词言简意深，既有对学校环境的赞美，又有对教育业绩的歌颂，有对过去贤儒的景仰，又有对当前学界的期望，而茵蕴于中的是朱自清对教育事业的殷殷之情。
在温州，朱自清生活比较平静，一家四口和睦相处，武钟谦朴素娴静，朱自清出去上课，她一定要送到大门口，立在小径上，等到望不见背影才回去。她为人和气，来了客人，总是笑脸相迎，殷勤招待；又很勤劳，烧饭、洗衣、纳鞋底、带儿女，家务活做个不停，把小家庭料理得舒舒服服。
经过一番思想整理，朱自清的心情略趋平定，有时心头竟也浮起一丝愉悦的情绪。
东风里，
掠过我脸边，
星呀星的细雨，
是春天的绒毛呢。
——《细雨》东风荡荡、细雨镑镑，人在和风春雨里，大地充满了生机。这是写景，也是抒情，那东风化雨，生意镑镑的画面，抒发的恰是他有动于衷的喜悦襟怀。这首小诗也明显地表现了朱自清捕捉语言形象的功力，他以“绒毛”来比喻春天的细雨，十分贴切而准确地抓住了具体事物的特征。直诉于人们的视觉、感觉和触觉，把春雨的暖和、纤细、飘忽等特点形容尽了，以清新流丽的语言，勾勒了一幅抒情小画，真切地表露了自己刹那的感兴。
四月间，他给俞平伯信中说：“我们不必谈生之苦闷，只本本份份做一个寻常人吧。”他不无感慨地说：“B！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寻一安心立命的乡土，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所消磨，使烦激的漩涡得以暂时平恬。”又说：“在未有厌弃生活的决心以前，不得不暂时肯定它。这种对于生活暂作肯定观的态度，既没甚理由，尤非不可变更，仅仅表明我们对于生活尚未完全厌倦而已”。这时他只想立定脚跟，老老实实地做些自己所乐意做的事。到了夜里，人们可以望见他小书房窗口射出荧荧的灯光，不到更深不会熄灭。
自从走出校门步入社会以来，生活的担子把朱自清压得喘不过气来，对旧家庭翁姑婆媳间的矛盾，朱自清见过很多，也曾有亲身的经历，为此感到过痛苦，这在他《转眼》、《毁灭》等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露。在台州时，他曾以此素材开始构思作品，这时他把它写成了，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笑的历史》。作品通过一个名叫小招的少妇的凄婉诉说，揭露了旧式家庭对一个青年妇女的精神迫害。小招未嫁时，是个天真活泼很爱笑的姑娘，她的娘说她：“笑得像一朵小白花，开在脸上，看了真受用”。她的笑成了母亲的安慰，“家好像严寒冬天，我便像一个太阳。”可一出嫁，笑便结束了，初到夫家，“满眼都是生人”，像“孤鬼”一样，在翁姑的胁迫和妇道的规范下，她动辄得咎，一笑翁姑便不愉快，说她“没规矩”。她终于懂了，“男人笑是不妨的，女人笑是没规矩”，于是笑便少了。后来，家道中落，丈夫赚钱不多，她便成了家人的眼中钉，婆婆怕她“爬上头去”，便常常挑剔，使她“仿佛上了手铐脚镣，被囚在一间牢狱里”，渐渐由爱笑而不敢笑，进而由不笑到爱哭，甚而讨厌别人笑了，听到笑声，心中就有说不出的难受。《笑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妇人笑的消失代之以哭的悲酸生活史。它通过小招从笑变哭的前后绝然不同的生活道路的描写，为在旧道德、旧家庭的重压下中国青年妇女的痛苦遭遇，发出悲愤的控诉。朱自清对这篇小说并不满意，说它“材料的拥挤，像个大肚皮的掌柜”①。六月，小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反响十分强烈，社会效应极好。一个商人说，他读了《笑的历史》后，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悲哀”，因为作者“把现代女子所受的不平等的，冷酷的，不人道的待遇，用极深刻的描写，涌现于吾人眼前，活现现的，写出一个纯洁烂漫真率而无抵抗的女子；一个柔弱而被征服的女子”。②转眼间暑假到了，朱自清带着又已怀孕的妻子和儿女回到扬州探望父母。
八月初，他和俞平伯到了南京，两人思想都比较苦闷，为了舒畅一下心怀，一个晚上，他们乃一起去秦淮河划船。朱自清以前来过一次，俞平伯则是初游。秦淮河原是茅山西面一条天然水系，是万里长江的自然支流。“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到了明清之际，秦淮河成为王公贵族纸醉金迷之地，“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演出了不少凄艳哀绝的风流韵事。
秦淮河里有两种船，一是大船，舱口阔大，可容30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一是小船，也叫“七板子”，规格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更称心的是舱前甲板上，放着两张藤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景色。这时正是夕阳方下，皎月东升时刻，朱自清和俞平伯乃雇了一条“七板子”，于桨声汩汩之中，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夜幕慢慢下垂，在薄霭和明漪里，两人听着悠然间歇的桨声，坠入历史的梦幻之中。他们谈论明末秦淮河的艳迹，回忆《桃花扇》描写的情节，神往六朝金粉景象，仿佛又重见当年画舫凌波笙歌彻夜的繁华。在漾漾的水波，黯淡的灯光中，七板子飘飘然御风而行，划过利涉桥，从东关头转弯，便到达大中桥。通过大桥拱，河面顿然开阔，淡淡的月，衬着蔚蓝的天，河中纵横着画舫，悠扬的笛韵夹着切切的琴声。这时暑气渐消，清风习习，水静静的冷冷的绿着。船夫将七板子停了下来，河里热闹极了，轻轻的影，曲曲的波，歌声琴声合成别有风味的韵律。朱自清向来枯坐案头，心灵枯涩久了，现在一经大自然的润泽，有点疯狂不能自主了。在他停泊的地方：
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①朱自清尽情地欣赏着这灯月并存，月色与灯光交相辉映的美景，心中不禁欢呼：“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正在这时，一只歌舫划了过来，一个伙计跨上他们的船头，来人年纪不大，神气狡猾，把一本破烂的手折塞了过来，笑说：
“先生，小意思，点几出吧！”
朱自清原以为歌妓早已取缔了，谁知她们仍在秦淮河里挣扎，心中不免张皇。他勉强地将那折子翻了翻，赶紧递还给那汉子，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
伙计把折子塞给俞平伯，洒脱的俞平伯掉过头去，摇手说：“不要！”
那伙计又把折子塞给朱自清。俞平伯要看看他是怎样对付的，心中暗道：“自认已经摆脱了纠缠的他，如今是怎么辩解？”
果然，朱自清的脸红了，十分窘迫地拒绝了那伙计。过了一会儿，他对俞平伯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
理由主要两点：一、接近妓者是一种不正当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康的职业，对她们应有哀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去听她们的歌。他就在这种道德律的压迫下，抑制住自己喜欢听歌的愿望。继后，歌舫又连续两次来纠缠，都被他们拒绝了。朱自清由此心中十分不安，感到这些歌妓的身世值得同情，自己这样做似乎太使她们失望了。为了怕歌舫再来，他对船夫说：
“我们多给你们酒钱，把船摇开，别让他们来。”由是，船在冷清月色的相伴下，慢慢地荡了回去，但朱自清的心情已经不能平静，他起坐不宁，既懊恼、又惆怅，对那仲夏之夜的秦淮美景也无心欣赏了。森森的水影，疏疏的灯火，两人默然相对，听着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船靠岸时，才猛醒过来，在素月凉风相伴下，他们背着秦淮河悄默地走去，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开始时淡淡的喜悦，结束时淡淡的哀愁，这次夜泛真有点高兴而来索兴而归了。本想放形山水，纵览风月，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醉片时，谁知却被妓船的出现而扰乱了恬静的心境，朱自清毕竟未能真正超脱，他的心灵还摆脱不了现实的纠缠。
第二天，两个朋友分手了；这次他们在南京相处了四天。
暑假结束了，朱自清立即回到温州第十中学上课，但秦淮夜泛的感受，却如海潮般不时地拍击着他心灵的防堤，激起强烈的创作冲动。近来他对散文创作颇感兴趣，10月11日夜晚，他就以这次秦淮夜泛为题材，写一篇散文。灵巧地扣住月亮、灯光、河水三者关系的变化，细察其中风味，从而精勾细绘了盛夏之夜秦淮的好景奇观，通过“满船尽是历史重载”，到“船里满载着怅惘”的情感变化过程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无法摆脱现实纠缠的痛苦。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也在这时写了同名的散文，由是两篇同时在《东方杂志》21卷2号上发表了。两篇作品题材相同，所感所思却不一样，各有独自的风格特点，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一桩佳话。王统照说：“文笔的别致，细腻，字句的讲究，妥帖，与平伯的文字各见所长。总之，在那个时期的白话散文中，这两篇都颇动人，流传甚速。”①也在这个时候，朱自清还和俞平伯讨论了关于文艺理论的问题，在俞平伯的“启示”下，他写了一篇论文《文艺的真实性》，以真实为标准，将文艺创作分为数等，认为“自叙性质的作品，比较的最真实，是第一等”，原因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总比知道别人多些，叙述自己的经验，总容易切实而详密些。”以为“近代文学里，自叙传性质的作品一日一日的兴盛，主观的倾向一日一日的浓厚；法郎士甚至说，一切文艺都是些自叙传。这些大约就因为力求逼近真实的缘故。”他把这称之为艺术的“求诚之心”。在文章中，他还强调观察的重要性，追求艺术的“个性”，主张要“仔细下一番推敲的工夫，体贴的工夫，才能写出种种心情和关系”，以为“人性虽有大齐，细端末节，却是千差万殊，这叫做个性。人生的丰富的趣味，正在这细端末节的千差万殊里。能显明这千差万殊的个性的文艺，才是活泼的、真实的文艺。自叙传性质的作品，确能做到一大部分，叙述别人的事，却就难了。”文章结尾写道：“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活，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这种文学见解，反映了朱自清当时的美学思想，决定了他此后的创作倾向和基调，这篇文章不啻为他的文艺创作的宣言书。
在温州十中，朱自清新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数理及国画教员马孟容和马公愚两兄弟。马家是温州“书画传家二百年”的望族，家在百里坊，离朱自清的四营堂住处很近，宅里种有许多花草，客厅四壁挂满名人字画。一有空闲，朱自清就到马家赏花品画，有时还带妻子和子女一起去，两家相处很熟。朱自清很欣赏马孟容的画艺，遂向他索讨。一天，马孟容画了一幅画送给朱自清，并请他题诗，朱自清十分高兴，拿回家去细细品味，这是一幅尺多宽的小小横幅：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儿……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娇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一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颈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迹。①朱自清看这幅画布局经济，设色柔丽，情韵绵厚，精彩动人，十分喜欢。不禁浮想联翩：为什么在这海棠妩媚、圆月朦胧之夜，枝头好鸟却双栖而各梦？那只高踞枝头的八哥又为何撑着眼儿不肯睡去呢？它到底等待什么？是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还是舍不得那疏疏的帘儿？蓦地他忆起苏东坡咏海棠诗有“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之句，忽然触着，恍然大悟：原来八哥不睡乃是等那没有出现的卷帘人。他以独自丰富的想象来理解画面的内容，以自己深浓的情怀来品味画中意境，激动之余，不能自制，乃将感受写成一文，以志这段赠画的因缘。
过了几天，他来到马宅，对马孟容表示自己对这幅画极为欣赏，说经过细细领略之后才悟出其中韵味，鸟儿之所以在花好月圆之夜不肯睡去，原来是画中还有一个玉人在。他拿出题为《“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的文章绘画家，笑说：“先生嘱题诗，不敢承命，姑以小文塞责，以文换画吧！”温州山水颇佳，名胜古迹很多，罗浮雪影，沙汀渔火，翠微夕照，孟楼潮韵，吸引了历代无数诗人墨客探胜寻幽。朱自清功课繁多，天天忙于编讲义，改作业，还要为文艺青年批阅不成熟的作品，没有时间去游逛山水。在温州东南十多公里处，有座仙岩山，相传是黄帝曾修炼于此，因有仙迹，故有此名，属瑞安县管辖。仙岩有三条爆布：龙须瀑、雷瀑、梅雨瀑。朱自清刚到温州时曾去过梅雨瀑一次。10月的一天，天气薄阴，马公愚和另外两个朋友，陪他一起去玩仙岩，先到仙岩寺，再到梅雨亭，亭在梅雨潭侧，原名观瀑亭，因游人可以在那里坐观飞瀑。老百姓则称它为“梅雨亭”，因瀑布从上面冲下，一经岩石撞击，便丝丝点点，纷纷扬扬，犹如江南四、五月间梅雨。这个亭蹲踞在突出的一角岩石上，上下都是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翼浮在天宇，三面都是山，底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天上有几片流云，岩面与草丛都很润湿，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朱自清坐在亭上观赏着飞花碎玉的瀑布，过了一会，走出亭子立在崖际，附身察看潭水。马公愚立即制止，对他说这太危险了，便领他攀着乱石，附着身子穿过一道石穹门，来到汪汪一碧的潭边。那绿色的潭水像一张极大的荷叶铺展着，朱自清站在水边，为那潭水的绿而惊诧了，他的心随着那绿水面摇荡，诗的灵感突然迸发，无数绚丽而神奇的想象在他的脑际涌动：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①朱自清风趣地对马公愚说：“这潭水太好了！我这几年看过不少好山水，哪儿也没有这潭水绿得这么静，这么有活力。平时见了深潭，总未免有点心悸，偏这个潭越看越爱，掉进去也是痛快的事。”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水是雷潭下来的，那样凶的雷公雷婆，怎么会生出这样温柔文静的女儿？”他表示回去后一定要写一篇梅雨潭的文章。
这就是作于翌年，即1924年2月间的《绿》。朱自清写作力求创新，要写自己“独得的秘密”和“新异的滋味”，山水纪游写瀑布者很多，有关描写梅雨潭的诗篇，前人也多属意于此，如永嘉学派的陈博良《梅雨潭》一诗，就有“怒号悬瀑从天下”之句。朱自清不愿掉进前人窠臼，乃另辟蹊径，着力描绘潭水的“绿”，通过和北京什刹海拂地绿杨，杭州虎跑寺旁深密的绿壁，以及西湖的波、秦淮河的水的对比，利用想象来诱导读者，使他们沿着他所提供的对立形象所规定的线路，去进行联想，从而恰到好处地捕捉到那令人惊诧的奇异的“绿”。以高明的艺术手腕为现代游记散文，提供了令人神醉的艺术范型。
继后，他又在几个朋友相伴下，玩了白水癟，“癟”是闽越方言，即指瀑布。白水癟在瓯江北岸罗浮山的中段，离温州约五里，不大有名，因为水太薄又太细，有时还闪着些须白光，待你定睛看时，却又只剩一片飞烟了。但朱自清却为那似有若无的薄流所吸引，神往其间，幻影叠生，获得与梅雨潭不同的美的享受。
永嘉山水虽然秀丽，但社会现实却相当丑恶，它时时给朱自清以强烈的刺激，使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朱自清住处四营堂靠近瓯江码头，那里没有深宅大院，多是平屋瓦房。住的大都是小贩、搬夫、店员、小手工业者，他们靠自己劳力挣扎活着，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一天，朱自清正和孩子们在吃饭，武钟谦进来叫他看一件奇事：房东家里有人只花了七毛钱就买来了一个五岁的女孩子。朱自清看那孩子端端正正坐在条凳上，面孔黄黑，衣帽却还整齐，看不出她的生命如此低贱的印记，心中十分纳闷。武钟谦告诉他，这孩子没有父母，是她哥嫂将她卖给一家银匠铺里的一个伙计，这伙计没有老婆，手头很窘，而且喜欢喝酒，是个糊涂人。朱自清听了更是难过，唉，人相卖，原是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产生的罪恶，理应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而灭绝，谁知在20世纪的今天，居然堂而皇之的存在着。“干什么得了七个小钱，就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的小妹子捧给人家呢？说等钱用？谁也不信，七毛钱得什么急事！”面对这一罪恶事实，他不由沉入了对现实社会的思索和对民族文明的反省。
朱自清对温州十中有感情，和同事相处也极融洽，可是为了生计，他却不得不于1924年二月下旬，离开温州到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去任教。在温州十中，他每月薪金是30多元，那时物价不高，一担谷子才一元大洋，按理收入不算低。但是学校经常欠薪，二、三个月发一次薪水是常有的事，甚至一个月只给十元以维持生活；而朱自清的家庭负担重，去年11月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五口要维持，同时还要赡养父母，偿还宿债，经济十分掣肘。为了节省开支，他只得一个人去宁波，把家眷留在温州，怕妻子照顾四个儿女忙不过来，只得将老母从扬州老家接来帮忙。
朱自清到达宁波四中时，适值学制改革，中学与师范合并，学校将中学六年分为三段，前二年为初中，中二年为公开高中，后二年为分科高中，分文理二科。朱自清担任文科国文教员。他不用部颁教科书，自编教材，将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编列进去，他教学一贯严谨，备课充分，讲究方法，循循善诱，深受学生的欢迎。学生们常去他住处求教，他每问必答，绝不敷衍了事，因为来访的人多，索性在屋中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们环桌而坐，他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或释疑语义，或阐明语源，或传授方法，往往长达数小时。
在宁波，朱自清没有什么朋友。一天，俞平伯突然来访，他大喜过望，乃邀他到李荣昌酒店小酌，那儿的特色是野味，有竹鸡、鸽、鹌鹑、水鸭、麂肉等，丰腴珍肴，摆了一桌，要了二斤酒，在嘈杂市声，暗黄灯火里，把酒谈心。朱自清足足喝了一斤半，酒罢又吃上虞名点炒年糕，回到宿舍，他已不胜酒力醉倒了。继后，潘漠华也来了，两人结伴玩了一天，在竹州吃茶，登天封塔，游薛福成的后花园，小亭错落，池水一方，满蔽浮萍，颇有雅致。他比较喜欢那里的螺髻亭。在四中教师中，他和夏丐尊交往较多，夏是上虞松厦人，公元1886年生，大朱自清12岁，曾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执教，和鲁迅同过事，后又在浙江一师教书，1921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经刘延陵的介绍而结识朱自清。1924年回家乡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同时在宁波四中兼职，教作文课。他为人正直，学问渊博，和朱自清一样，不用统编教材，自编“文章作法”，朱自清对他的讲义十分赞赏。为了给学生创造练习和写作的机会，他和夏丐尊竭力倡导印行校刊《四中之半月刊》大量发表学生文章，而这些习作大都经过朱自清修改润饰的。当时四中文学社团很多，1923年就成立有“雪花社”，这时他们又编行《大风》刊物，宣传民主思想，抨击封建势力，朱自清曾给予具体指导。除《大风》外，尚有其他刊物，只要他们需要，朱自清都给予大力支持。
改革后的四中，学生有较多课外活动及自习时间，朱自清乃建议校方聘请校内外名师、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方光焘、刘延陵、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都应邀作了讲演。9月19日，他也作了《我们对于文学态度》的演讲，主张文学要表现“时代的要求与理想”，作者要有“深厚的同情”和“积极的态度”，认为“觉得感情无谓者，宜节产”。宁波文学研究会成员不少，且多为四中教员，朱自清和夏丐尊等筹划成立宁波分会，以四中为阵地，约请会员聚会，研究“文学与人生”的问题。在他们活动下，宁波的文化生活大为丰富了。
但是，朱自清对宁波的生活不大习惯，常常怀念温州山水和友人，家眷又不在身边，十分孤独。烦闷之余，开始喝酒、抽烟，时时想念妻子和儿女。在三月间写的《别后》一诗，对当时的生活和心情有真实的反映：成日坐在有刺的椅上，老想起来走；
空空的房子，
冷的开水，
冷的被窝——
峭厉的春寒呀！
我怀中的人呢？
你们总是我的，
我却将你们冷冷的丢在那地方，没有依靠的地方！
我是你唯一的依靠，
但我又是靠不住的；
我悬悬的
便是这个。
1923年春，叶圣陶经朱经农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编辑。1924年4月，朱自清与叶圣陶、俞平伯等商议再度合作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学。第一期由俞平伯负责，大家分头撰文、约稿。由是朱自清乃埋头创作，对温州的生活他已写了两篇，到宁波后他又抽闲写了一篇300来字短文《白水癟》，透过想像的光圈，以简洁笔墨捕捉白水癟既薄又细，闪着白光渺如飞烟的瀑流的神韵。但时刻萦绕在他心头，引起他灵魂震颤的，还是那一幕五岁女孩价值只有七毛钱的惨景。夜里，万籁俱寂，空气清凉，思维流畅，他凭着一盏孤灯，伏案沉思，运用自己思辨的利刃，剖析他亲眼目睹的这件“奇事”。他紧扣住那人货交易的“第一幕”，联想追索这一悲剧的结局，他断定这女孩将来必定被不断卖给“新屠户”，或做婢妾，或当妓女，挨打骂，受凌辱，被残酷地拶榨，在痛苦中打发日子。每日承欢卖笑，任人蹂躏，在惨无人道的迫害中以眼泪消磨一生。他从心中发出如此痛苦的呼告：唉！七毛钱竟买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躯竟抵不上区区七个小银元么？生命真太贱了！生命真太贱了！
这幕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呢？他尖锐指出，就在于金钱世界里存在着“生命市场”，所以“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在文章的结尾，他愤怒地写道：“这是谁之罪？这是谁之责？”答案似乎没有，矛头所向却是十分清楚的。
思路一经打开，无数感受如海潮般不断涌来，他不禁想起有一次从绍兴府桥到西兴渡口，乘夜航船的情景。那里的船家有“男女分座”的文明规定。朱自清亲眼看到，一个乡下女人对这样精神文明表示抗议，理由是“男人女人都是人”，而船家却答说：“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错。做称钩的是铁，做称锤的也是铁，做铁锚的也是铁，都是铁呀！”于是在这样名教大防的压力下，她只好服从了。另有一个带有城市气的妇女比前一位更勇敢，她硬要和自己一起来的男人同坐，说：“我们是‘一堆生’的！”。“一堆生”？“一堆生”！结果是引起了周围乘客的惊奇和嘲讽，由是在这四面楚歌声中，她也只好屈服了。朱自清是个极善于扣住生活细微进行反复审察的作家，他主张“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①这一航船文明现象，引起了他对古国文明的深刻反思。他感到航船男女分坐的规矩之所以得以实行，绝非偶然，在它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他透过船上的陋习，于航船一隅，揭发了社会的积弊，原来所谓礼义之邦，实是一个黑暗愚昧的国度。他在这篇题为《航船的文明》文章里，忿怒地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
四月初，他在写完《温州踪迹》中两篇文章后，心里松了一口气。但一桩往事却无端地如巨石一样在他心中击起了汹涌的波澜。这是由邓中夏的几篇文章引起的。邓中夏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洪流，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被军阀政府通缉，这年三月在组织安排下，秘密从北京来到上海，经李大钊介绍，改名邓安石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同时还兼《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他十分关心当前诗坛情况，不时发表文章进行评论。还在温州时候，朱自清就在《中国青年》上看到他写的《新诗人的棒喝》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希望诗人不要“坐在暖阁中做新诗”，要“注意社会问题”，在文章最后他高呼：青年们！醒来哟，谁在你们的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