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界，那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世界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意”而存在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叙永
（选自《日边随笔》，１９４８ 年 ５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哀念朱自清先生》
佩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天了。在这七天之内，时时听到有人在谈
论佩弦先生，也看到不少纪念佩弦先生的文字。至于我自己呢，却一直在沉
默中，漫说要我自己提笔说话，即使有人向我问起佩弦先生的事，我也几乎
无话可说。我在沉默中充满了伤痛。假如说话可以解除伤痛，我是应当说话
的，然而我的话竟不知从何说起！
在别人的谈话中，以及在别人的文字中，大都提到佩弦先生是一个最完
整的人。我觉得这话很对，但可惜说得太笼统。我愿意抑制自己的感情，试
论佩弦先生的为人。
佩弦先生对人处事，无时无地不见出他那坦白而诚挚的天性，对一般人
如是，对朋友如是，对晚辈，对青年人，尤其如此。凡是和朱先生相识，发
生过较深关系的，没有不为他的至情所感的。你越同他交情深，你就越感到
他的毫无保留的诚挚与坦白。你总感觉到他在处处为你打算，有很多事，仿
佛你自己还没有想到，他却早已在替你安排好了。他是这样的：既象一个良
师，又象一个知友，既象一个父亲，又象一个兄长。他对于任何人都毫无虚
伪，他也不对任何人在表面上表示热情，然而他是充满了热情的，他的热情
就包含在他的温厚与谦恭里面。
正由于他这样的至情，才产生了他的至文。《背影》一书，出版于一九
二八年，二十年来，一直是一般青年人所最爱读的作品。其中《背影》一篇，
论行数不满五十行，论字数不过千五百言，它之所以能够历久传诵而有感人
至深的力量者，当然并不是凭藉了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赡的文字，而只是凭
了它的老实，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简单朴素，而实际
上却能发生极大的感动力的文章，最可以作为朱先生的代表作品，因为这样
的作品，也正好代表了作者之为人。由于这篇短文被选为中学国文教材，在
中学生心目中，朱自清三个字已经和《背影》成为不可分的一体。当朱先生
逝世之后的第三天，我得到天津的来信，那写信人是一个中学的国文教师，
他说：“其初，传言说朱先生去世了，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在最近离平之前
还看见朱先生，而且还听了先生很多勉励的话；及至跑到外边，看见一群小
学生，在争着抢着地看一张当天的报纸，其中有一个并且惊叹着对我说：‘老
师，作《背影》的朱自清先生死了！’我这才相信消息是真的，而且，看了
小孩子们那种仓惶悲戚的神情，自己竟无言地落下泪来。”《背影》一文的
影响于此可见，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有上千上万的幼稚心灵都将为这个
《背影》的作者而暗自哀伤的吧！在另一本散丈集《你我》中，有《给亡妇》
一文，那文字与《背影》自然迥异，然而它作为朱先生的至情表现则与《背
影》相同。据一位教过女子中学的朋友说，她每次给学生讲这篇文字，讲到
最后，总听到学生中间一片欷嘘声，有多少女孩子且已暗暗把眼睛揉搓得通
红了。在《给亡妇》的最后，他低低地呼唤着那亡妇的名字，写道：
我们想告诉你，五个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让他们对得起
死了的母亲你！谦，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你。
我们的心立时就沉了下来，立时就感到黯然，而我们也就很自然地想到
朱先生身后的陈夫人和三个幼小的弟妹，以朱先生之至情，我们若干遍万遍
地祝祷他“好好儿放心安睡罢”，不知道他可能紧紧地闭上眼睛？
凡是认识朱先生的，同朱先生同过事的，都承认朱先生是最“认真”的
人。他大事认真，小事也认真，自己的私事认真，别人或公众的事他更认真。
他有客必见，有信必回，他开会上课绝不迟到早退。凡是公家的东西，他绝
不许别人乱用，即便是一张信笺，一个信封。学校里在他大门前存了几车沙
土，大概是为修墙或铺路用的，他的小女儿要取一点儿去玩玩，他说不许，
因为那是公家的。闻一多先生遗著的编辑，自始至终，他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主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凡比较重要的事项都要
征询同人的意见，或用开会方式尽情讨论，如无开会机会，他一定个别访问，
把不同的意见汇集起来，然后作为定案，即便不必讨论的事情，拟办的或已
办的，他大都告诉一声。这一切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认真精神，也正是他的
热爱真理的一方面。没有一个爱真理的人而不是在处理日常事情上十分认真
的。在朱先生，由于他的至情，由于他一贯的认真精神，他就自然地接近真
理，拥抱真理。从抗战末期，以至最近，朱先生在思想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
的，虽然由于体弱多病，象他自己所说的，他不能象年轻人那样迅速的进步，
他说愿意给他较多的时间，他可以慢慢地赶上去，然而事实上他比青年人的
道路走得更其踏实。因为他的变化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趑趄不前，走三步退
二步，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去的。他并没有参加什么暴风雨
一样的行动，然而他对于这类行动总是全力支持的，最少也是在不知不觉中
发生力量的，除了担心青年人有所牺牲外，他可以说并无什么顾虑。他也没
有什么激昂慷慨的言论，然而就在他那些老老实实的讲演与文字中，真理已
一再地放了光，而且将一直发光下去。
复员以来，佩弦先生出版了很多新书，如《新诗杂话》、《语文零拾》、
《诗言志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其中固然有些旧作，
但新写的实在更多。他在《标准与尺度》的自序里说：
复员以来，事情忙了，心情也变了，我得多写些，写得快些，随便些，
容易懂些。……经过这一年来的训练，我的笔也许放开了些。不久以前，一
位青年向我说，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不过不难懂。训练大概是有
效验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就在这简单的说明里，我们也可以窥见朱先生的若干方面。他是谦虚的，
他承认自己在受训练。他觉得自己有对大家说话的责任，而且要多说，快说，
说得浅显，因为他热爱真理，他把握了真理，他愿意从各方面解释这些真理，
发扬这些真理。凡是真心有话说的当然愿意说话，而因此他的笔自然也就放
开了；凡是思想得到解放的，文字也就自然得到解放。不过这里也还藏着一
个可哀的事实，朱先生以一身而负着一个很重的家累，职业上的薪俸不足以
维持一家的生活，为了升斗所需，于是也就不得不快写，不得不多写了。但
无论怎样多写，快写，却从没有乱写，因为他是认真的，因为他所写的是真
理。他是作家、批评家、学者，然而他最近一两年来所发表的意见却不限于
文学或所谓纯学术一方面的，这只要翻翻《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
就可以知道。在《标准与尺度》中有一篇叫做《论气节》，其中有一段说：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
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
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
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
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
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吧；也
想缓缓地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是偏于中年一代。青
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
“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
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
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吧？
在这里，朱先生不但阐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之变迁，尤其可贵的，是指
出并肯定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新气节，新的做人尺度。这些话自然可以鼓励青
年群，但他的话却不只是为了鼓励别人而说的，这里有他自己的实感，而且
有他自己对于现阶段历史性质及现代人的时代任务之确认。而在同书的《论
吃饭》中就提出了更明快的论点，他说：
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
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
量：谁怕谁！
“谁怕谁！”一点也不错，温柔敦厚的朱先生竟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
他在《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中，曾
引用闻先生自己的话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其实，朱
先生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关于中国当前的情形，他在《论吃饭》中接着说：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
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
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
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
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