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担石沟石头多，潺潺泉水挂山坡。
受冤右派来劳动。何惧坡陡荆棘多。
枣甜桃大猪鸡叫，一担石沟笑呵呵。
偏有邪风阵阵起，青山绿水起浑浊。
1958年10月8日怀着前途未卜的心情，我奉命从豆各庄乡转移到西山的北京市委绿化基地：一担石沟。过了门头沟，汽车在两边的悬崖峭壁中爬行。在山脚下，仰望陡峭的高山、狭窄的石路，颇是心惊。经过“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闻名古刹——潭柘寺，就到了一担石沟。入沟处一边一块巨石，传说当年二郎神挑山至此，歇脚撂下的，因此传名“一担石沟”。山泉从坡顶而下、哗啦啦地流淌，时而可闻运山货的驴队颤颤悠悠、叮叮当当的铃声。
核桃树、柿子树、酸枣树漫山遍野、参差不齐、色彩不一。这里的核桃树都比较高大，枝叶茂密。农民说：“核桃是爷爷种孙子吃，这些树都经过好些个爷爷了。”柿子树多为与黑枣枝嫁接而成。此刻正是金秋，黄澄澄的柿子像一个个点燃的小灯笼。美丽的山色使我又升起幻想：要在这里好好劳动，争取早日摘帽，重返正常人的生活。
在这里劳动的有市、区直属机关的右派分子30余人，再加上一些有其他问题的人和轮班来锻炼的机关干部，经常100多人。有在青年作家会议上相识的朋友：东城区委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青年作家王蒙，北京日报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漫画家李滨声等。我们市委机关的右派分子也集中于此。宣传部三个右派：徐宝伦、我和梁湘汉先后来此。组织部的张敦礼、统战部的叶向忠、王志诚，监委会的白祖诚、财经部的薛德顺、办公厅的张万昆、李润华等都来了。
和许多同类在一起，似乎由大家共同分担了心头的压力；不像初到豆各庄，置我一人于众村民监督的压力下。
实际并非如此。这里虽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监督的眼睛，却有以“改造”他人为职业的管理干部，以及以整人为表现自己“革命”的短期来劳动的个别干部和少数几个右派头人。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各显其能地为右派的帽子上再加砝码，真是“无日不风波”。虽然历史的错误，不会也不应由他们来扛，但任何历史背景中也会涌现各种不同人的不同品德。
层层梯田里搭起的帐篷就是我们的栖身处，地上铺上稻草就是床，被子总是潮乎乎的，一场秋雨飘来，连梦都是阴冷的。
市委机关领导拟将一担石沟建成长久的生产基地，于是我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马路、盖房子。
一、“我们愿做一支笔”
来一担石沟不久，在壁报上见到一首名《神笔》的好诗：
我们愿做一支笔，
请党着意染丹青。
巨腕挥毫地易色，
童山尽披绿衣襟。
这首诗真切地反映了赤子改造的虔诚心情和劳动结果。
开始，是整天刨石头，抡镐抡得手臂发酸，但每撬下一块石头，心情都很愉快，仿佛削掉一点沾在心灵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死盯着一片烧石灰用的青灰石石岩，一镐一镐地刨，太阳偏西了，刨下来一大堆青石块，心里也满满的，反觉得一天过得太快了。
1958年11月30日在老农的带领下，我们开始烧石灰。在山边平地上挖一个锅形的坑，挖三条风道，坑底铺上从炼钢厂拉来的焦渣，上铺一层干树枝，再铺一层煤块，再铺上青灰石。一层一层青灰石往上码，一天就码出个一丈多高的大石堡。从小小的窑门进去点着火。
树枝烧红了，焦渣烧红了，煤块烧红了，石头烧红了，我们的心也烧红了。
为了烧第二炉、第三炉我们几个右派又去檀柘寺附近的太平庄取炉渣。山道陡峭，要走40度左右的斜坡，上上下下一个上午要背十几趟。同类薛德顺和张敦礼两人挑两大筐，我背一大筐，不弱于男士。可上下坡时不如他们稳当，摇摇晃晃。最后一趟感到特重，筐总向一边偏斜，只怕一个趔趄翻下山涧。我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终于爬完了这坎坷的山道，可何时爬完这改造的坎坷险道呢？
到了平坦一些的路上，还摘了些道旁的黑枣、酸枣慰劳自己。
经过一周，炉火熄灭，青石变成白石，取一块用水一浇，白石头喳喳地酥裂，腾腾地冒着热气，怪不得人们说石灰加水可烧熟鸡蛋呢。我们高兴得蹦起来，欢呼、鼓掌：“我们成功了。”有了石灰，我们可以盖房了。石灰啊！你是实实在在地为人类服务。明朝于谦早就歌颂过你：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我们这些忧国忧民掉入陷阱的赤子不也如同你一样粉身碎骨浑不怕吗？本是一身清白，却偏偏被涂鸦。说是虔诚地接受改造，可委屈情绪永含其中，骨子里不服气是所有右派的特点。
老师傅又带我们去挖坚硬的彩石、麻石。采好石料，就在梯田上挖地基，然后用形状大小不同的彩石麻石拼垒石墙，用自己烧的石灰抹缝。几个月后，类似欧洲中世纪古城堡模样的平房出现在层层梯田上，好壮观啊！我从心眼里佩服农民的智慧，既是设计师，又是施工巧匠。
转年，我们从帐篷里搬到了自盖的新房，
在班会上，我热情地朗诵了《神笔》这首诗，哪知反招来不少批评。正好我们宣传部的那位最突出的“借风者”也来了，他首先发难：“你还想做党的笔？把地位搞错了吧！”我突然为之一惊，这口气多像鲁迅笔下描绘的那个自以为高贵的赵太爷对阿Q藐视地说:“你也配姓赵？”他这么一开场，接着其他来短期劳动的干部也有接踵发言的：“是呀！你们是来改造的，哪那么多的资产阶级情调？”“山景变化也不是你们的功劳。”一盆盆冷水浇来，我那在烧石灰中烧炼出的成就感和信心，顿时被浇了个透心凉，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目瞪口呆，像撒了气的皮球，被踢到了墙脚。这种情况在豆各庄乡劳动时没有遇到，也许农民的人情味多些，也缺少这种踩着人梯向上爬的素质。他们是底层，是泥巴。
二、朴实憨厚的山民
山民朴实、憨厚，由于远离城市，自然经济、自力更生的特点使他们摸索出许多生存技能。我养的猪长了虱子，他们带我去采集‘百步草’，用它熬成水给猪洗澡，还挺管用。‘百步草’伏地而生，一丛丛的，长着宽厚坚挺的扁长绿叶，有毒，误食之，百步致死。教我们用荆条编筐的老汉约60岁开外，穿着长衫，系着腰带，干活时将一边的下衣角别在腰部，头发扎成清朝时代的长长辫子的别在后腰部，看起来真是个老古董，可他编出的荆条筐花样百出。向老农学手艺，我觉得很新鲜，干得也很来劲儿。可一到晚上的班会上那种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批评，把劳动中得到的欢乐顿时化为乌有。
有次我们市委办公厅的右派张万昆在房顶上码瓦，有人劝他小心点，他打趣地说：“干活还怕摔死？该死的也活不了”，为了这两句话，班会对他重点批判：“改造态度不端正”“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太深”，唇枪舌剑，胜过杀进帐篷的风刀霜剑。既已打倒在地，何苦再踩上几脚？
1959年3月，管理干部说要将长期劳动的右派分工固定、实行专业化。我看到满山已是山花烂漫，希望能分到果园干活，没想到薛班长通知我去养猪班。我突然发愣，那难看而肮脏的猪的形象立即出现眼前，我说：“能换换工作吗？”班长说：“改造思想还挑肥拣瘦？把40条生命交给你们，要活的，这是对你的考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猪圈，那里又湿又冷又脏又臭。小猪瘦瘦的可怜模样，不由又引起我对它们的怜惜。养猪班里有我们市委组织部的右派张敦礼，北京日报的右派丁紫等。我们首先动手改善环境，掏猪粪、垒矮的土炕，又搂来许多干树叶垫炕；训练它们在炕外固定地方大小便；把食槽改放在栅栏外，让小猪只能一个个并排地把头伸出栅栏格去吃食，不能再像原来一样争先恐后跳进食槽里又拱又踩，食物不但弄脏了，并且撒得满地都是，谁也吃不好。食槽改进后，看它们吃得香、睡得香，我们都挺高兴。猪病了，我们束手无策，农民李师傅帮我们把猪摁倒地上，用衲鞋底的锥子在猪耳后或脚指头缝（猪全身皮薄之处），狠狠地扎上一针，李师傅说：“放放血就好了”，还真有效。
这些山民，一生不懂求名求利，只是踏踏实实地劳动，默默地创造价值，他们就是“冬小麦”啊！他们让我对“祖国”对“人民”的概念愈来愈鲜明、愈具体了。
在劳动中发现的美，安慰了我受伤的心灵。
三、鸡猪为友长歌相伴
平常我们爱说：“笨猪”“笨猪”，其实猪一点也不笨。有次见一头猪不爱吃食，想必病了，我们就按老乡的办法，把它摁倒在地，用锥子扎它脚指头缝放血出火。可能我们的动作没有老农利落，让它感觉到了这种野蛮的治疗，猛地一下蹿跳而起，倏地蹦出栅栏跑了。我们四、五个人追，哪里追得上呀！没想到它笨重的身躯竟像兔子一样跑得飞快，最后由当地老乡送回。
很有趣的是一头小垫窝猪（母猪一胎七八个，最后产下的那一只）由于它在兄弟姐妹里最小，常抢不上奶头吮吸，三个月大，还是瘦骨嶙嶙的。它常去邻舍含猪婶婶的奶头。不久猪婶婶产下一窝猪崽，猪婶婶有奶水了，这个小垫窝猪可逮着机会了，和那些比它小三分之二的小猪崽一起吸吮它猪婶婶的奶水，混熟了的猪婶婶也不轰它，我这猪倌可不干了，它吃饱了，初生的猪崽可就吃不饱了，我开始轰它。可它背着我照吃不误，只是远远地瞄见我走来，就飞也似地逃回它亲娘家，真是个淘气机灵的小猪娃。
在一担石沟，我还养了一年鸡。我的鸡圈像山凹里的一个小操场。周围扎着高高的竹篱笆，篱笆内有排鸡舍，有活动场地。鸡舍里有供鸡栖息的排排木架和一格格垫了草的下蛋窝。这就算很不错的居住环境了，可对于鸡来说，并非都如此感觉。
我常带着鸡群上山跑步，我吹着哨子，它们随我在山坡上转着圈子跑，跑啊！跑啊！它们快乐，我也快乐。有的小鸡居然乘机逃跑，在山坡上找个小洞建立了自己的小家。
有天，我在食堂吃饭，王蒙喊我：“钟鸿！你看你的鸡带着娃娃和我们共进午餐了。”我低头扫看，可不？一只肥胖的黑白花母鸡带着五六个小鸡在饭桌下啄食呢。假如在鸡圈里，她是不可能孵化小鸡的，因为每天我都把鸡蛋收走了，积累起来送机关食堂。可哪里是小花母鸡的产房？哪里是她的小家？我到山坡上寻找，果然发现了几个浅山洞里有一窝窝鸡蛋。看来偷跑出来的鸡，还不是她一个。小鸡啊！你也爱自由，你也要争取当母亲的权利。
春去秋来，小鸡长大，可惜只剩下一只小母鸡了，其他小鸡相继夭亡。小母鸡亭亭玉立，老母鸡仍然一步不离。据说老母鸡若不继续带小鸡就又可以下蛋了，于是我把小母鸡关在圈内，没想到老母鸡围着鸡圈转，咕咕、咕咕地叫着，找到了她亲爱的女儿，鼓动女儿飞出圈外，母女依然过着形影不离的自由生活。我的计划挫败，又想一招，把老母鸡关到鸡舍里，可每当我开门进去拣鸡蛋，她就乘机往外跑，我干脆拿个大筐扣住她。哪知，她不吃食了，以为她生了病，给她吃感冒药，还是耷拉着脑袋，不吃不喝，给她注射营养针，四五天了，毫无起色，待我再一天掀开大筐，只见她已倒地死去，我真纳闷，不久，我想明白了，是我隔断了她们的母女情，使思念女儿的妈妈郁闷而死。是我害了她，我好内疚啊！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又看见了那只小母鸡，她越长越水灵，像个芳华正茂的少女。挺着胸，袅袅娜娜，快快活活地到处游荡。恐怕她早已忘记因苦思她而去世的慈母。
我养的鸡群是美国莱亨鸡种，一水白色。偏偏里面夹带一只小黄母鸡。她成了众矢之的，她吃食，别的鸡就来啄她；她去喝水，又被撵走。想和别的小白鸡玩，大白雄鸡过来轰她。她被挤兑得躜出了栅栏，跑到山坡上自由自在地寻食去了，但每天天黑后仍回鸡舍栖息。日复一日，她长大了。充足的阳光，新鲜的昆虫、野菜滋润了她，比圈里吃现成饭菜的鸡壮实多啦。它们也不敢欺负她了，但她已离不开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对饭来张口的生活不屑一顾。到产蛋时期，她却没有像那只黑白花母鸡那样浪漫，没有自己去找个山洞窝窝，她总是提前回来，每当她咕咕地叫着走到圈边的高台阶上时，我便张开双臂迎着她，她就乖乖地跳进我的怀里。我抱她进了鸡房，放在一个特为她准备的蛋窝。1962年我离开了一担石沟，仍常怀念那只蒙受“种族歧视”、却又活得潇洒和我很友好的小黄鸡。
白天同类都上山干活去了，我喂完鸡，一人独坐鸡场旁引颈高歌。我最爱唱：《嘉陵江上》、《牧羊姑娘》、《拉兹之歌》、《三套车》、《夜半歌声》、《秋水伊人》等。
我唱：“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家乡，我便失去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
我唱：“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群羊？泪水湿透了衣裳，你为什么还不回还”
我唱：“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我唱：“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狌，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在这漫漫的黑夜里，谁同我等待着天明，谁同我等待着天明？我形儿是鬼似的狰狞，心是铁似的坚贞”
我唱：“望断云山，不见妈妈的慈颜，漏尽更残，难耐锦衾寒；往日的欢乐，只映出眼前的孤单，梦魂无所依，空有泪阑干”
四、我的白夜
自被戴上右派帽子，我夜夜失眠，仅在黎明时分打个盹。凭着年轻，凭着盼早日摘帽的愿望，虽然无眠，白天仍然奋力干活。刚摘帽后踏踏实实睡了一段，以后又因为各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又随之失眠。
2001年夏天我去北欧旅游，时为白夜季节，躺在床上望着窗外亮堂堂的夜空，不由回想起我那些不眠之夜，往事萦绕，故填词几阕：
调笑令（白夜感）
白夜白夜北欧夏来无夜晴空透亮光洁映往事白昼黑黑昼黑昼昼夜难分黑白
一页一页历史凶残一页五七年恶风斜划异类圆月缺缺月缺月子散夫离悲嗟
难解难解语无罪闻足戒何为纸上口诀仰望天空怨嗟嗟怨嗟怨夜夜难眠怨谁
一夜一夜夜不眠日作业砍荆背粪不歇谁管你将晕厥厥晕厥晕人性化为烟灭
明月明月一片光芒明彻迎来历史转折除浩劫良善归归善归善长夜醒来民悦
为了早日摘下右派帽子，劳动决不含糊。我每天从山下厨房两次挑泔水上山喂猪，一挑水重约70斤左右，换肩不撂挑，颤悠颤悠地从沟底挑到猪圈，老农赞曰：“真展样！”。除了喂猪，还要加班：早起拾羊粪蛋给果园做肥料；上山打荆条给编筐组。晨雾弥漫，朝露如雨，草丛湿滑，山路难行。长夜不眠，头晕目眩，有次不慎，摔下荆坡；幸而树丛浓密，阻我滑落悬崖，只是双手扎刺，皮破血流，腰扭腿瘸。但这些皮肉之苦比压在头上的右派帽子带给我的心灵创伤，就微乎其微了。
我成了好猪倌，不仅会给猪治病，也会给猪接生了，猪圈干干净净，大猪、小猪肥肥胖胖，我不再嫌其臭了，但别人嫌我臭了。我身上的猪圈味，熏走了班会上邻坐的一位女士。养鸡后，我又成了养鸡能手，猪有个伤风感冒的，还找我去治疗。我认为自己虔诚的劳动蛮有成果，还诌了顺口溜：“一担石沟美，果香猪又肥。伴此山和水，忘却愁和悲。”这次没敢在班会上念，免遭批判。回城休息时，给继父黎锦熙看了，他幽默地说：“学生变成了农民，得道成龙了。”我觉得不像赞扬。
继父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当老师时，教过毛主席，又是乡亲，二人来往较多，毛主席在1915年至1920年，他从长沙常写信给在北京任教的黎锦熙讨论问题，其信件如今尚留有六封存在国家档案馆。1949年毛主席进了北京，曾在中南海宴请了身为学者的继父，并赠继父人参、鹿茸，如今还在，还敦请继父出任教育部长，继父婉言谢绝，要全力搞学术研究，仍然负责他的大词典编纂处和文字改革。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继父也被烧了一把火。戴上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帽子，以至殃及他的女婿李金铠。李金铠是北师大讲师，又是黎锦熙的助教和女婿。有关领导人一次报告中说：北京师大有个年轻共产党员做了资产阶级教授的女婿，投降了资产阶级教授因此学校党支部组织了对他的严厉的批判，并因此开除了李金铠的中共党员党籍。从而使李金铠离开了黎家。改革开放后，他发明的“汉字笔形编码法”通过香港申请了国际专利。
这是个星期六，下午去北京小学接大儿子小强。别的孩子都在院里玩耍，可是他一人冷清清地伏在自己的床上，见我去了欢笑着迎起来，可是眼睛有些湿润，有什么心事？性格为什么如此孤僻？自从我和他父亲离婚后，他由他父亲和继母照料。他离开了妈妈和弟弟，离开了他敬佩的黎爷爷和慈祥的外婆，离开了他熟悉的成方街35号，也许他想着今天又不能回妈妈家了。见我突然出现，意外地高兴。他给我表演了玩高双杠，几下就上去了，又轻轻地跳了下来。他是个胆大，心细，爱思虑的孩子。他弟弟小鸿比他活泼，可没有他踏实。兄弟感情很好，在一起可以谈论不休。晚上他俩要求我给他们朗诵，我为他们读了段《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去看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出的《蝴蝶夫人》，剧本情节简单，细节丰富生动。一个名巧巧桑号称蝴蝶夫人的日本歌妓爱上了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又遭抛弃，因而自杀。第一场第二幕最好，美国领事馆来人告诉蝴蝶夫人，平克尔顿来信了，并且准备把那封离弃她的信念给她听，但送信人被巧巧桑得到音信而产生的热泪盈眶打动，不忍读信。表达巧巧桑深厚的爱情，热烈的幻想，天真的信赖的咏叹调占了大半场戏。闭幕前的音乐更是动人，她梳洗打扮好，站在窗口了望海面，等待她幻想中的平克尔顿乘军舰驶来。夕阳红了，又淡了，暗了，夜色染黑了大地，女仆和孩子困倦地睡了，巧巧桑仍倚窗凝望。这时的音乐是那样凄凉、孤独、无望又充满渴望、惆怅，让你的心欲哭无泪，我的心随着旋律的起伏阵阵发痛。那音乐啊！是巧巧桑可怜的心，唤起了我的共鸣。
五、为何欲置我于死地
从右派分子中产生的头人，整起同类来不逊于管理者。这种人所以能受管理者利用，也正是看到了他们人性中恶的种子可以培植、利用。作家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一书中已刻画了陷他夫妇于监狱的那位头人。而我在这美好的一担石沟也遭受了同类头人给予的精神上的粗暴摧残。
就在我认真、积极、热情地做个好猪倌时，6月某天，头人薛某忽然通知我下工后去管理办公室开会。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有管理处王主任、石副主任，有右派头人薛某、李某等几人，他们板着脸围着一张小会议桌坐着。看来气氛不对，我就站在门口等待他们的发话。王主任指着会议桌前，单摆浮搁的一张椅子对我说：“你坐下来！”我刚坐下，副主任绷着脸、命令地指着我说：“你老实地交代你的男女关系问题。”我反问道：“我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头人李某说：“不要装蒜，你自己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薛某说：“你怎么不明白，你和任尧都干了什么坏事？”哦！原来是问我和尧的事？这也算问题吗？我坦率地说：“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干，忙于劳动，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但批判者不讲道理，而是你一句、他一句地：“你不老实”“你们臭味相投，对抗改造！”“你必须彻底交代！”
怎么又无事生非，我非常困惑。不仅如此，竟追究起我在大学时交过多少男朋友？真是荒诞无聊，大学时代我在全校年龄最小，十六岁左右，同学们都把我当小妹妹看，虽然也有人对我好，但感情纯洁。而且我心中早已有圣洁的爱情，那是远在上海商船学校的高才生张守诚。头头们一连几天穷追不舍，还抛出在中国人听来最下流、最肮脏、作践女性的话。我感到这是比反右批判还难过的关，那是政治批判，是几十万人都遭诬陷的运动，而现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我道德败坏，企图彻底毁灭我。其实只有自己心理肮脏的人才会以己之心量他人之心。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满肚子男盗女娼，满嘴的臭气，他们总想将自己的污浊喷上别人圣洁的灵魂，以掩藏他们的肮脏。我遇到了这股邪气，遭到了无人性地侮辱与损害！
“遭恶辱兮当告谁？”我躲在被窝里哭，喂猪时背着脸哭。就在这次人格又遭侮辱的第四天，我为小猪崽去挑井水，低着头将水桶放在水井里时，水纹皱裂了。我的脸变形了，他们就是这样地扭曲我啊！“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我闭上含泪的双眼，想一头栽进井里，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凶狠、鄙视、邪恶的眼光，贱民的身份，屈辱的淌血的心一切的一切不都结束了吗？就在我要跨进地狱门槛的刹那，我听见亲人的呼唤：
妈妈慈祥的声音：“江静！挑水记着带上我给你缝的棉垫肩”
父亲平静地对我说：“江静你是个好孩子。”
儿子小强、小鸿稚嫩的哀求：“妈妈！回来吧，我们想你！”
我猛然一惊：“啊！我不能往下跳呀！”亲人需要我！我忙定了定神，两桶水马上就灌满、提了上来。我想：“我为什么要死？我爱生活，我爱祖国，我爱善良的人民，我爱我的亲人。他们也都爱我，我不能让爱我的人更痛苦。1947年我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参加了学运，因为我爱即将到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新中国。1950年号召抗美援朝时，我还豪不犹豫地报名要去前线，去保卫新中国。
我没有错误，如果我自尽了，那些被兽性吃掉人性的家伙就会对着他们的牺牲品狂吼又狂笑：“她是个生活糜烂、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以此来掩盖他们的罪恶，以此来显示他们是“革命者”，是“正人君子”，啊！我决不能给他们这种机会。
如果我自尽了，谁来为我洗清诬蔑？我的亲人将背上更沉重的政治包袱；承受感情、思念的长久折磨。不！我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对抗的情绪油然而生，精神陡然振作，桀犬吠尧，管它呢！我挺起腰，挑起双桶，一步步爬坡回到我工作的猪圈。猪也是兽类，可比具有兽性的“人”善良多了。那些家伙以后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直到30多年后，我才闹清当时突然整我的真相。
1997年夏季，偶然遇见当年同时在一担石沟劳动的“右派”漫画家李滨声，谈起往事，才知道那次批判我的起因是有个低级趣味的“人”在山坡上拾到一只避孕套，如获至宝，马上向管理者汇报，于是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逆不道的事。管理者和头人们胡乱猜想，认为我既和尧相好，就怀疑是我们，于是就出现了那侮辱人格、置人死地的批判。但最后调查出遗弃避孕套的是某报社来此改造的一对男女“右派”，于是将女的调到另一个劳动基地；男的则不堪凌辱在批判中上吊自尽。具有兽性心理者最善凭猜想、乱咬人，以后找到新的目标，也不向我说一声道歉，当然在那毫无法制的时代，起码的人性都被扫荡，野兽横行，它们怎么会向被其残害的羔羊道歉呢？幸亏我经过一番冷静的思索后，理智地不理采他们那一阵鬼啸狼嚎，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我自然要坚强地活着，为祖国为人民为亲人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唉！一担石沟啊！你山好，水好，老乡好；来这里改造的所谓右派，大多数是诚心诚意的，在老乡的技术指导下将你修理得绘制得更美。可偏有人制造了污浊的气氛，玷污了你，羞辱了你。一担石沟哦！本来你是以清泉美景迎接来劳动的知识分子，没想到被残酷的阶级斗争利用来作为戕害知识分子人性的基地。逐渐我再听不见清泉欢乐的歌唱，只闻它夜夜呜咽地哭泣。
文艺复兴送走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与野蛮，为什么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送不走中国的黑暗与野蛮？‘路漫漫其修远兮’
六、徐宝伦之死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经出现的被杀死、打死、逼死的坚持真理的布鲁诺，何其多也，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是典型的代表。
亲眼目睹的是我们市委宣传部里的徐宝伦被逼自杀了。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宣传部划了三个右派，其中之一就是23岁的徐宝伦。他是马列主义理论讲师团里年轻的讲师，东北人，原是河北高中团支部书记、优秀生，解放初期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人很聪明，马列主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像个爱表现的大男孩。反右中有人揭发他曾经赞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从而他也被揪出来，定为右派批斗。
1959年冬，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被叫回市委机关作思想检查。
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查汝强，与徐宝伦同在办公楼的第六层书库里反省，我与市委其他几位右派，在第五层图书阅览室写思想检查，要求我们交代“错误思想的‘一闪念’”和劳动改造的日记。
负责这次“改造“的是宣传部讲师团的那位在房山下放干部劳动中任组长的王某。检查至第四天，。王某把徐宝伦叫到五楼他的办公桌前对徐说：“你的日记本今天带来了吗？”徐答：“没有！”王某对他说：“那就把你的读书笔记本拿来吧！”徐答：“没有！”王某挖空心思地出了一招：“那就将你读过的书拿来吧！”他想从眉批上找问题。哪知小徐更绝，他回答：“没有！”这一连串的“没有”，可真惹恼了王某，只见他甩着如杂草般的乱发；瞪圆了他那狼一样冒着凶光的眼睛；腾的一下从坐位上立起他那中粗的身躯；红了一脸横肉，对小徐一拍桌子：“你必须今天下午把你读过的书全给我拿来！”，小徐无表情地无语地看着他。
这位王某在自个家里咒骂他老妈是地主婆，对同在讲师团朝夕相处的哥们儿更是相煎过急。怎么这种人倒成了至高无上的共产党的代言人呢？王对徐说：“打批判开始，你就对抗，什么材料都不交，一年啦，你再不交，死路一条。”说完甩手而去，小徐木然地走出阅览室。
时至中午，检查者纷纷下楼入食堂，我是最后一个从五楼阅览室出来的。我刚走下第四层楼梯，见徐宝伦从下面往上走，双手来回转着毛围巾，已转成一个圆筒。我问他：“小徐！怎么不去吃饭！”他没有理我，两眼直不楞瞪的。
午后两点，我们都回到自己检查的座位，刚坐下，就听见室外乱纷纷的声音，王某也被叫了出去。于是有人借上厕所去探听。不幸的消息很快传来：“小徐自杀了！查汝强午后回书库，怎么也敲不开门，找到大楼管理员，管理员撬开了书库的门，只见小徐用围巾套上脖子，挂在两个书架间。”一阵惊悸掠过了每个检查者的肺腑，面容也顿时闻之失色。我回想在楼梯上遇见他的木然之态，那时他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到了，除了黄泉路上一片昏黑，就是那一声高似一声的“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王某立即召集我们开会，他声音毫无颤栗地冷酷地对我们宣布：“徐宝伦顽固不化，至死与人民完敌，地球少了他照样转动，这次你们先检查到这里吧，明天回改造基地去。”
这位王某没有活到现在，再也听不到他的忏悔了。假如他活着，也不会忏悔，因为如他那样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没有忏悔，只是把责任推到错误路线。其实，在任何错误路线下，也有良心好的人，市委高校党委内部，在宋硕的领导下，就没有划任何人为右派。
刚硬的小徐，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就消失了，北京没有亲属，连女朋友也还没有，没有人向他的遗体告别，他成了京都的孤魂野鬼。1978年全国改正右派时，也没有人给他补开追悼会，一颗晶亮的小星就这样被陨落了。
我曾到海淀区冷泉公社劳动过，在那里又认识许多大学生“右派”，有位名顾根涛的男孩，1958年，20岁左右在北大学习时，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年轻的他心比天高，哪忍受得了“莫须有”的罪名，跑到天安门城楼上往下跳，偏偏命运之神托住了他，没死成。后来他是牡丹电视机厂的优秀工程师。如果小徐活着，在改革开放中肯定是个有用的人才。
七、希望的破灭
1959年9月28日，难忘的一天，羞耻的一天，痛苦的一天。
机关党委张书记乘小吉普来到了一担石沟，宣布第一批摘右派帽子的名单。在灸热的秋阳下，我们排队等候宣判。我心跳得好急啊！好热啊！脱了罩褂，又脱了毛衣，脸仍然烫得像团火。下放干部吴群在指挥我们唱歌，可是我一句也唱不下去，眼睛总离不开进场的拐角处，命运之神就要在那里出现。一点四十分了，一点五十分了，还差五分钟就两点了，到了，到了，来了报告开始了，怎么还不宣布呢？我低着头绞着手绢，压着心头的希望。不要希望，不要希望，否则失望会更痛苦。不够？真的不够吗？最近遭受无辜地批判，自己也没有满足批判者愿望，硬顶！但我是真正的一心一意地在改造啊！劳动出色，猪、鸡养得茁壮我仍在希望、幻想开始宣布了：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总想着下一个该是我了，可是，结束了。念完了，没有，没有。一刹那，脑子是空白和麻木。为什么？与被宣布摘帽子的每一个人相比一点不差？散会了，对我进行诬蔑性批判的两位头人倒是先摘帽了。白祖诚的劳动和人品比他强多了，为什么不在摘帽中？难道就因为他戴帽后，仍在写材料为自己辩护？我不向任何人道喜，也不愿再停留会场，我怕泪珠滚下来。匆匆地返回鸡场。黄昏了，我站在栅栏旁看鸡群在圈内安静地啄食，它们比我快乐，无忧无虑。
10月3日：我进城购买科学养鸡的书，还没跨上汽车，心情就开始沮丧，愈来愈沉重。上次回家，继父就传达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近日要摘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家人也许都在想这次可能有我，本来可得到的欢乐又成泡影。“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不公的处理几乎使我失去改造的信心。
10月6日：去看杨述部长，我谈了批判我和尧的关系，以致影响了我这次摘帽，但为什么要批判？那不是违反人情、人性吗？杨述又为我解决思想问题：“改造期间谈个人生活问题，至少说明你没有全心全意接受改造，批判你，对抗情绪那么大，当然这次不会摘帽的，继续好好锻炼，不要灰心，不要辜负党的希望。”他亲切和蔼的态度又鼓起我继续改造的勇气。
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陆续被调走，头人薛某被调到某农场当了个小干部，算是回到人民中去了，文化大革命时，在前门大栅栏街上我遇见他，他说农场里的造反派又在斗他，批他是老右加新走资派，他说：“他们有什么资格斗争我，我是解放区儿童团出身的。”不久就听说他自杀了。
没摘帽子的右派仍然回一担石沟，一路上我看着两边巍峨的高山，心情逐渐开阔，我爱祖国的大自然，我爱北京沉淀着浓厚文化的古建筑。不论我走到哪里，祖国啊！你都以你无比的瑰丽展示给我。我仍然带着一颗纯洁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心劳动、等待。每天我带着白色的美国品种来亨鸡群到山上跑步，鸡公、鸡婆、鸡崽又跳又叫地随着我的哨音奔跑，这样倒很开心。我将同类在山上劳动时打死的菜蛇要过来，撕掉蛇皮，煮熟，剁碎和在鸡食里，给鸡增加蛋白质。我参照养鸡书上提供的促使鸡多下蛋的方法搞起试验：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将鸡轰进鸡舍，将窗子关闭，遮上报纸，使鸡房进入黑夜状态，四点左右打开电灯，鸡群以为又一个白天来临，公鸡开始打鸣，母鸡开始下蛋。开始我很高兴试验成功，但第二天再实验时，我看见一只母鸡一边走，一边下蛋，是个软皮蛋。我觉得这实验干不得了，简直和我在豆各庄夜战一样，只顾跃进，不顾自然规律，反而不出成绩。唉！我也未逃脱那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思想影响。
